女权主义批评的反思（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权主义论文,批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迈娜·杰海伦
看来，迈娜·杰海伦的《阿基米德与女权主义批评的悖论》一文已经引起美国众多女权主义批评家的极大兴趣。该文发表于1981年夏，两次被收入选集中。杰海伦在这篇论文里固然讨论了有关重大问题，但实际上她却致力于讨论“鉴赏性阅读和政治性阅读”之间的矛盾关系。杰海伦不仅在女权主义批评领域碰到了这种基本问题，而且把它称作整个女权主义研究中的“激进的比较主义（r-adical comparativism）”。在她看来，由斯帕克斯、莫尔斯、肖沃尔特、吉尔伯特和古芭等人所写的以妇女为中心的批评著作由于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妇女文学传统上而遭到损害。杰海伦说，竟然有人想建立“一个女子语境（contaxt），亦即建立一个远离男人主观臆想的女子语言王国”，对此她感到痛惜。她希望妇女文学的研究应当拓宽视野“从妇女自身的观点出发去研究一切事物”，杰海伦的这张蓝图不仅显得雄心勃勃，而且也显得力度不凡。事实上，女权主义批评是以考察占统治地位的男性文化（埃尔曼，米勒特）而开其端的，因此，今天的妇女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拒绝女权主义作品的这一方面。不止于此，杰海伦又向前迈出了一步，她建立运用比较的方法以确定“妇女文学和男人文学之间的差异性，如果只研究妇女文学就很难描述出这种差异性”。她认为，凯特·米勒特的《性政治》一书“就是运用比较的方法写成的”，然而，她的这种看法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我们知道，米勒特的《性政治》主要是讨论男人文学的。
杰海伦的观点中有一处危险的滑坡，因为她先是过分强调有关的性特征，进而又提出建议说，女权主义应该重新研究父权主义传统的文学原则。这种模棱两可的论点正好说明了她深信她自己观点的正确性，即“从一个立足点出发可以看到我们全部的概念宇宙，但这个立足点却牢固地站在男人的大地之上；而这个立足点正是女权主义者真正需要的东西”。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模棱两可的观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阿基米德的形象及其支点周围有许多严重混乱的花言巧语。杰海伦争辩说，女权主义思想是一种“激进的怀疑主义思想”，这就给它的实践者带来了不同寻常的困难，杰海伦写道：
阿基米德一方面要用杠杆移地球，另一方面他必须在地面的某个地方确定自己身体及其支点的位置。女权主义者就有点类似于阿基米德。她们怀疑自然和历史的假定秩序——于是提出把地球从她们的脚下移开——看来这得需要一个选择的基础。
在这里，杰海伦暗示道，女权主义已陷入悖论的处境：在父权主义领域之外如果没有妇女说话的立足点，那么对于女权主义者的存在和反父权主义的演说，我们又如何从根本上加以解释呢？杰海伦对支点形象的强调（“阿基米德真正需要的东西是一个地面支点”）有一种不幸的后果，它暗示了这种努力注定是要失败的（一个地面支点永远也不会移动地球的）。杰海伦告诫人们不要企图移动地球，相反倒应该让女权主义的双脚移到“男人的大地上”——换句话说，这正是女权主义，无论是坚持妇女中心观的女权主义还是坚持其他观点的女权主义——始终坚持的观点。如果仍然没有一块未被父权主义沾染过的空间供妇女说话，随之而来的结果必然是，我们根本就用不着选择支点，因为我们简直别无选择，无路可走。
肖沃尔特在评杰海伦的文章中反对她关于“激进的比较主义”转向的建议，因为在肖沃尔特看来，“这种转向可能意味着要丢掉女权主义的冒险精神，而我们至今仍然为这种冒险精神所震慑”。肖沃尔特为妇女文学传统的研究而辩护，认为这种研究是“一种方法论的选择而绝非是一种信仰。”肖沃尔特声称：
我们知道，任何一位妇女从来都没有真正与男人的世界割断联系，但是在理想的世界中，我们不妨画出几条开辟思想新视野的分界线来，使我们可以从一个新角度去观察问题。
虽然没有必要在男人的世界中去创建“一个女人的王国”，但是毫无疑问，对妇女文学传统的研究却超越了方法论的选择：这是十分紧迫的一种政治必要性。如果父权主义把妇女当作女人来压迫，不顾其中的个性差异就认为我们一律带有“女子气”，那么女权主义者就应该努力识破父权主义关于“女子气”是女人天生的生物属性的诡计，同时还应该把女人真正看作女人，努力为女人的权益而辩护。在父权主义社会里，女作家因为是女人而遭到歧视，所以往往很容易被当作一个单独的群体而给予合法的讨论。当前，较为迫切的问题是如何避免父权主义的美学概念、历史概念和传统概念影响我们决定建构的“女性传统”。在《她们自己的文学》里，肖沃尔特本人并没有抵抗住父权主义的诱惑，而杰海伦对这个问题似乎一点也没有意识到。这位自称是女权主义者的批评家却大量接受了父权主义的传统美学范畴，这简直让人惊诧万分。
杰海伦还讨论了与“政治性阅读”相对的“批评性鉴赏”问题，她声称：
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之所以存在着明显的矛盾性，是文学的特有本质所使然。文学研究的对象既不同于自然科学，也有别于社会科学；与这些学科不同，文学本身就是一种阐释，批评家的任务就是对它进行破译。文学作品带有偏见性，这的确已成为老僧常谈，但偏见性正是文学作品的价值之所在。批评的客观性只能进入第二个层次，为我们提供一种可靠的阅读，尽管许多人争辩说，阅读也是创造性阐释的一种操练。杰海伦认为，文学文本是破译的对象。然而，正如罗兰·巴特所指出的，“一旦取消了作者，破译文本的主张就会变得徒劳无益”。在杰海伦看来，文本是作者心声的密码信息，而“批评的客观性”可能在于以较易理解的一种形式去如实复制这种密码信息。作者和文本的地位一开始就未能在杰海伦的文里得到清晰地描述。她一方面正确指出，女权主义作为“他者的哲学”已经摈弃了浪漫主义的信仰，即“做一名伟大的诗人，就是昭示绝对真理，就是要充当全人类的预言家”；但同时她却接着指出，批评的目的就是要公平而又准确地对待作家，以再现文学主体的“独特风采”。用她的话来说就是：
所以，我们应当首先承认文学主体具有独特的整体性，尔后再开始我们的研究。文学的独特风采并不需要我们的风采——形式主义者告诉我们文学具有整体性。我们还应当承认，尊重文学的整体性，不要去问文本自身所没有的问题，要问文本自身所具有的问题，这样一来，我们就会对文本获得完满的理解。
这种观点的必然结论是：杰海伦应当斥责凯特·米勒特，因为米勒特在探讨享利·米勒的作品时“故意远离主题，粗暴地对待他的作品”，“损害了作品的整体结构”。杰海伦认为，米勒特的批评不仅是不适当的，而且也是粗暴的。她的这种批评玷污了享利·米勒作品纯洁的完整性。就正在探讨的作品而言，任何人似乎只要用足够的努力就能发现一系列的客观事实；而这些客观事实无论如何必然会左右着批评家——一切批评家的探索。杰海伦强调指出，女权主义者必须遵从合适的阅读原则，否则就会变成“错误的”或“不诚实”的批评家。这一主张无疑是安耐特·克劳蒂妮观点的重复。休·沃里克·多伊德莱恩正确的辩论说：
毫无疑问，语言学和人类学的新见解已经揭穿了任何关于艺术作品具有自主性看法的荒谬性。什么我们不要亵渎艺术品的圣洁性，什么我们只有进入（以我们卑贱的客观性的方式）艺术品的殿堂才能“提供一种可靠的阅读”，统统是假话。女权主义批评家可以（小心谨慎地）拿来某些流行的父权主义的基本原则，因为这些原则能够使我们不再为“误读”或“误释”文本而抱歉。
帕特希妮娜·施苇卡特也曾就这一问题与杰海伦展开过辩论，她论证了杰海伦的理论与“新批评”学说之间的背后联系。她说：
值得注意的是，杰海伦的观点是以形式主义为基础的——她的关于艺术具有自身目的性的见解以及为了把文学作为文学来阅读（毋宁说是作为一种社会文献来阅读），必须受到文本的内在限制（亦即为文本所认可）的相关主张都是建立在形式主义基础之上的。这些观点已经引起了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和某些读者反应理论的激烈争议。当然，我并不是说我们应当盲目地去赶批评的时髦。我只是想借此说明，新批评的基本原则至少已经受到了人们的怀疑，所以，我们不应该把它视为公理而机械照搬。
然而，如果说杰海伦对“批评性鉴赏”和“政治性阅读”所作的区别是建立在传统定义的基础之上的话，那么从女权主义观点来看，她希望首先强调政治问题这种绝对的划分，认为这可以提出较为复杂的政治问题。因为女权主义批评和非女权主义批评之间的差异性并不在于，正如杰海伦所认为的，前者是政治批评，而后者则非然；它们的差异性在于，女权主义批评公开宣称自己的政治主张，而非女权主义批评要么意识不到自身的价值体系，要么试图把自己规定为一般化的“非政治批评”。杰海伦认为，创作，就象她在美国女权主义批评15年之后所做的那样，显然应该毫无疑虑地摈弃女权主义批评最为基本的政治观点，这种做法尤其显得异乎寻常。
杰海伦坚决主张应当把政治和艺术分离开来，以便解决激进的批评家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即如何评价一部具有较高艺术价值但却具有令人厌恶政治内容的艺术作品。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如果她放弃任何公认的女权主义观点去结束争论，那是因为她不仅拒绝承认艺术价值的判断与历史有关，而且拒绝承认，艺术价值判断深深地浸润着政治价值判断。人们常常说，某某诗歌结构达到了有机的统一，它的各个部分相互作用，协调一致，并以此作为艺术的典范向人们推荐；但即使这样的艺术，也并非没有一点政治痕迹。女权主义者或许会感到困惑，为什么人们总想把“秩序”和“总体”这样的概念放在十分突出位置上而大加强调呢？这是否与女权主义批评理论的倡导者所拥有的社会理想和政治理想有关呢？诚然，认为一切艺术范畴都带有自主的政治含义，那是一种绝对的简单化倾向；但是，象杰海伦那样，认为艺术结构在政治上始终不变地是中立的或“非政治的”，却更是简单化倾向。当然，问题在于，同样的艺术方法可能是政治上的多价染色体（polyvalent），它随着它产生的历史、政治和文学等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杰海伦认为，“意识形态批评”（在她看来，这种批评与“政治批评”或“偏见批评”完全相同）是一种简单化批评。如果所有的阅读活动在某种程度上都还带有政治性，那我们就很难坚持“新批评”的二元对立主张，即一方面是简单化的政治阅读，另一方面则是丰富性的审美欣赏。如果艺术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文本是否（和如何）对读者有效地发生作用，那么，艺术显然就与政治发生了不可分割的关系：没有艺术效应也就不会有政治效应。当然，如果女权主义政治中蕴含着“经验”，那么，它也就与艺术休戚相关了。到目前为止，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这本书的一个主要论点就是，女权主义批评是关于解构政治和艺术对立的批评：作为一种政治批评，女权主义不仅应该意识到政治观点中蕴含着艺术性，而且还应该意识到艺术范畴中同样包括着政治性。正是从这个观点出发，我认为，杰海伦的观点削弱了女权主义批评的某些最为基本的原则。如果女权主义把反抗作为“价值自由”实习的文化批评中的父权主义思想，那么它就会处在政治上名誉扫地的紧急危险之中。
(青诤译)（中华女子学院基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