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化嬗变中的青年道德人格的边缘化倾向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文化论文,人格论文,倾向论文,道德论文,青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快速变迁的文化：边缘人格滋长的外在动因
大量的青春期行为是习得的而非生物因素诱发的，除了生物学因素之外，影响和制约人格的形成、变化、发展的更为重要的因素是人生存于其间的整个社会文化环境。流传甚广的“青春期危机”理论认为青春期的心理冲突及人格障碍是由遗传决定的生理因素引起的特定心理反应，是每个人都必须经历的、无法回避的调整阶段，具有生物学上的普遍性，现在人们对此不再偏听偏信。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1925年专门风尘仆仆奔赴南太平洋玻利尼西亚群岛实地探究萨摩亚人青春期问题，得出的结论证实了青春期人格等原先我们“归诸于人类本性的东西，绝大多数不过是我们对于生活于其中的文明施加给我们的种种限制的反应”。边缘人格就是在社会文化变迁过程中产生的一种转型人格，它是在新旧文化或本族文化与他族文化的碰撞、选择、冲突下导致人格分裂呈多变双重化的产物。具体表征为：在自我评价、价值观念、生活目标上没有固定的概念，反复无常；在人与人、个人和集体、人与社会关系的处理态度上易走极端，时而觉得对方完美无缺，倾心结交，时而态度急剧转变，化友为敌，肆意诋毁攻击；情感意志容易冲动，经常出现不可控制的盛怒，甚至有冲动性的自暴自弃行为，如挥霍金钱、参加赌博、滥交异性等，具有反社会行为倾向。
从文化的层面来审视，青年不仅是特定社会文化的创造主体，而且是既定社会文化的必然接受者和传播者，不仅是特定的亚文化主体群，而且是社会文化特定过渡阶段的负荷者。开放的社会、快节奏的生活、多元的传播媒介已经使得今天的青年思想行为处于极为活跃的状态。青年无疑是社会群体中最富有理想和激情、敢于探索和追求、具有开拓和创新精神的群体，其文化嗅觉比一般社会群体更为灵敏。应当说在文化震荡的时代，青年群体中进取型人格占据主流，他们在社会化过程中逐渐形成自己的人格，并随着外界事物的发展变化不断调整，具有较强的再社会化能力，能较快地接受新思想、新事物，他们的生活态度积极并能随时迎接新的挑战。但即便是进取型人格也存在滑向边缘人格的危险。从历史的观点看，人格并非与生俱来、一成不变，人的某种能力的提高或降低、道德境界的升华下降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围内标志着人格存在的“量”的变化，当这种变化在总体上达到一定的“度”，即会引起人格存在的“质”的跃迁。因此健全人格与异常人格没有不可逾越的严格界线，两者之间存在一个灰色地带，正是这个灰色地带在物质的、文化的因素作用下变成滋育边缘人格的温床，造成青年精神流浪者般的心理状态。社会文化的传播和扩散是文化的本质特性之一，而且因为文化本身及其运行的复杂性，社会价值观念整合程度较低，再加上青年文化鉴别力、洞察力、判断力的不足以及教育观念的缺失，已经使得青年成为边缘人格的易感人群。
社会变革速度的急剧上升，使日常生活节奏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促进社会文化变迁的加速度越来越大，从根本上影响我们与他人、与外界事物以及整个思想、艺术、价值观念的关系，不断扰乱我们精神的安宁，改变我们感受生活的方式，正如演奏一首葬礼进行曲，如果速度太快就会变成一曲清脆的快活小调一样。在整个地球变得越来越小、各种文化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的情况下，相伴而生的文化嬗变和文化交融迫使我们的心灵面对和体验这个被压缩了的文化情境，油然而生茫然、失范、冲突、生疏的感受，频频出现的诸如漂泊的心灵、价值真空、行为无序、心理疲惫、精神焦虑、寻找精神家园等充分反映了现代人精神状态的边缘性。
置身于“传统—现代”连续体上的青年既处在传统之中，又置身于传统之外；既跨进了现代的门槛，又未完全投身于现代的怀抱。与此相应，他的行为也受着双重价值系统的支配，他渴望现代的刺激，但又摆脱不了传统的制肘。在文化变迁如此迅猛、文化冲突日趋惨烈的情形下，部分青年的价值支点、人生坐标发生倾斜，对客观存在的道德关系及如何处理这种的原则和规范缺乏历史的辩证的认识，使青年难以理解社会的道德要求并转化为个人的道德需要，理智与情感产生分裂，道德判断能力、推理能力受到损害，在道德两难的尴尬境地中痛苦徘徊。他们在追求个人利益时对图利害义的不道德现象感到迷惘，在竞争中对人际关系的紧张和变化感到难以适从，他们身上体现着新旧观念、中外文化的矛盾与冲突，体验着由此而来的失落与困惑。这种矛盾冲突的处理结果是崇高理想和科学信念对有的青年来说已经变得异常陌生，要么疏而远之、敬而远之，要么就是把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奉行“前途前途有钱就图、理想理想有利就想”的信条。青年群体中出现了令人担忧的非理性思潮，如游戏人间的玩世不恭思潮、跟着感觉走的趋风媚俗思潮、我拿青春赌明天的人生赌博思潮。价值观念的分崩离析、生活目标的漂移不定、自我评价的模棱两可、情感发展的严重失衡正是边缘人格的生动写照。
二、宽容的文化：边缘人格发展的强劲催化剂
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带来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为人的文化生活需要的不断满足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在文化生活中，选择都是首要的必然现象，……且莫说人类创造力之丰富，单是生活的历程和环境的逼迫就为人们提供了数量大得难以置信的可能的生活之路”。现代社会人们的确有了更多的选择自由，各种嗜好、各种趣味、各种欲望——从精神的到物质的，从心理的到生理的，从低级的到高级的，从卑琐的到高尚的一一都被人们宽容地承认并接纳，形形色色的文化消费需求都能从现代市场上得到满足。然而伴随文化选择自由度的扩大，社会文化变迁的时间差日益缩小，这就加大了文化冲击的力量。和一个变化不那么剧烈的社会相比，现在在一段特定的时间里人们所遭受到的文化情境增多了，我们必须扮演的角色和我们非作不可的选择成倍增长。社会文化及其文化因素之间的联系的被缩短、甚至被割裂，造成了一种几乎可以捕捉到的感觉：作为文化触角异常敏锐的青年一代感到自己是一批生活在不停移动的沙丘中的无根无源、漂泊不定的人，反过来这又说明文化的复杂变化性造成窒息感的原因。
借助于商业化的技术化的包装，社会文化正快速变迁和再生，文化厚重感日益弱化，大众文化风起云涌，人们发现“经典”消失了，“快餐文化”大行其道。以前社会公认的价值观核心越来越小，家庭、学校、社团、社会地位相同的人，宣传工具和不计其数的亚文化群，抢着在兜售形形色色的文化价值观念。落后的乃至腐朽的文化也粉墨登场，一些邪教理念、邪教组织乘机兴风作浪，混淆视听，造成极大的社会危害性。我们看到在整个社会日益商业化的氛围中，有些青年表现出来的生活上的物欲宣泄、金钱膜拜，艺术上的玩世不恭、躲避崇高，道德上的良心遮蔽、伦理悬置，行为上的放浪形骸、荒诞不羁其实是他们的心灵被挤兑到边缘地带的结果。
因此，在一个快速变化的文化氛围中，在一个文化倾向、利益表达日趋复杂的现代社会中，文化价值观念体系的整合难度显著加大，寻求某种一元化的统一价值体系几乎成为不可能，各种文化之间的冲突已不能为世人所回避。尤其是建立在计算机网络技术基础之上的网络文化打破了金字塔式的等级制社会结构，呈现出开放型，使得任何人在任何地方可以同任何人建立联系，使得各种各样的文化形态方便从容地粉墨登场，展现其特有的“魅力”。
应当承认，社会包容性的提高，尤其是文化宽容程度日益加深，有助于打破教条主义的独断论和过去那种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促进自主意识的觉醒和创新精神的弘扬。但这其中也潜含着一种危险，即宽容的被滥用。诚然，当代中国青年享受着从前任何时候都不曾给青年的、最大程度的道德指责“豁免权”，但是有些青年将人生的坐标定位在道德的最底层次，将青春的美好日子挥霍在“道德底线”上，也将人生的小舞台搭在“道德底线”上，而且自认为是最现代最潇洒最自由的活法。没有原则、没有底线的人生，其乐趣究竟在哪里？还有些青年认为既然有那么多的文化快餐可供选择，并且选择的结果因为受到宽容而变得无足轻重，那么关键是必须快速行动，即刻满足，即刻享受，用完就扔。这种即刻满足、用完即扔的“易拉罐”生活方式传递的是人与物的一次性关系，忽略对事物曲折过程的追求，不仅容易使青年贪图享受、害怕艰苦，而且还会磨掉他们的意志和持久耐力，显得异常浮躁和功利，从而放弃对未来理想和永久完美的孜孜以求。更令人感到不安的是不少青年连对人际间的友谊情感，也采取易拉罐式的一次性处理方式，待人接物中大量表现出强烈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和追逐一次性即刻满足的急不可耐。情绪态度由于受到功利的左右而变幻莫测，反复无常，相交为获取，过后不思量，很少再信奉友情的天长地久、相濡以沫。因此简单认为青年们正逢种种幸运，正浸泡在充满幸福液的时代浴缸里，恐怕还不一定准确。因为他们所面临的困境已不再是“有无选择”，而是“如何选择”。然而，他们并没有走出选择的危机，如果说这种危机在过去主要表现为选择机会的匮乏，那么现在却是选择尺度的遗失，结果就只能跟着感觉走，但是文化选择仅仅依赖于感觉时，也就没有选择了。因为这种所谓的选择已无法体现人的意志及其自由，它不过是一种任性，表面上很自由，其实恰恰是一种身不由己。当文化选择自由度扩大，一切文化禁忌被解除之后，人们便陷入了“价值真空”，从而进入一个“怎么都行”的时代，结果人们反倒变得手足无措。
三、青年文化创造：警惕自由主义宽容的陷阱
当代青年在进行文化享受时，容易堕入滥用宽容的陷阱，造成青年道德人格的边缘化倾向和生活意义感的普遍丧失，抑或最多是抓住了几个微不足道的生活碎片；当他们在进行文化创造时，也必须警惕掉入另一个陷阱——自由主义的陷阱。以市场经济为主题的中国社会转型内在地需要一种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精神，宽容精神无疑占有十分重要地位置，甚至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市场经济是一种宽容经济，市场社会是一种宽容社会。特别是作为社会经济和文化创造力主体的青年群体尤其是大学生们，主体自由意志的发挥较为充分，也就对自由、民主、宽容有着更大的亲近感，因为他们“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他们的意识能够“摆脱世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很显然，如果青年的道德思想体系把自由看作唯一的、绝对的普世价值而顶礼膜拜时，就会坚定地认为只要阻碍了个体当下的自由，不论出于什么理由，总归是错误的。然而，人的自由可能是出自“高级”的自我或真实的自我，但也可能出自他的低级的自我或虚假的自我，来自某种非理性的冲动或不受控制的欲望即“消极的自由”。在这种情况下，要使他获得真正的自由，就必须进行必要的强迫，即实现伯林所说的“积极自由”。哈耶克还认为，“主张个人自由的依据，主要在于承认所有的人对于实现目的及福利所倚赖以为基础的众多因素，都存在不可避免的无知”。事实上，由于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人们往往很难确定自己的特殊利益，因此，自由和宽容需要规则和秩序，以使人们服从普遍利益。甚至作为一个著名的自由主义论者伯林也承认，一个自由的公民社会要想保持稳定和使人民忠诚，不能单单依靠抽象的原则，还需要一个共同的民族文化。构成群体的个人的特性是由群体的个性所塑造的，群体的风俗、法律、记忆、信仰、语言、艺术和宗教表达方式、生活方式等因素，塑造了人及他们的目标和价值观。社会适当发展所需要的东西构成了它的共同目标，这些目标最为高级，在与其他价值观发生冲突的时候，这些最高目标就应该占据上风，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这个民族免于堕落和毁灭。由此可见，并不存在绝对的宽容和绝对的自由，倘若依照绝对的自由行事，就必然要求社会和他人对自己绝对的宽容，而一旦要求社会和他人对自己绝对的宽容，就必然导致对社会和他人的绝对不宽容。值得警醒的是，一旦青年以其自身的荒诞同现实发生对抗就直接将左右摇摆的边缘人格推向反社会人格，特定条件下这种反社会力量可能以其不可思议的破坏性而令人侧目。
因此，青年的文化创造过程，即促进自身完整全面发展、避免成为单向度人的人格社会化过程，不是随心所欲的任意拼凑，其发展道路也不是一马平川的阳光大道，可怕的不是文化危机本身，因为我们无法不面对文化废墟，关键在于如何在这个废墟上崛起，而不是一味地、病态地玩弄这个废墟，并从中获得自慰式的快感。因而一方面必须尊重文化创造的历史规律性，因为文化创造的本质力量，既源于人作为一种生物而具有的生命本能，更源于人在实践中所不断增强的心智能力、语言能力、行为能力，它映现在人对于包括自身在内的事物发展的认识、掌握、运用上，映现在预期目标的产生、修正和实现上，因此作为人的情智、思维、行为的符号化、规范化、物化等的文化具有鲜明的科学性，充满实践理性的光辉；另一方面要遵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我们的社会既需要宽容，又需要不宽容。在一个没有正义、没有规则、没有法律的社会中，是不会有真正的宽容的。袭警的罪犯不被击毙，倒下的就是善良的被害者或警察；剽窃的学者得到了宽容，就是对严肃学者的嘲弄；作弊的学生不受处分，实际上惩罚了勤奋学习的好学生。因而必须辩证看待宽容，拒绝以现实主义的名义放弃一切理念，不能以反对“积极自由”的名义来反对进一步的社会改革，批判对待自由主义的一切言说，彻底抛弃消闲遣兴式的物质放纵主义，坚持实践批判精神，坚持演明真相，坚持人文关怀，坚持担当历史语境，那么，青年在创造代表社会进步的先进文化的同时，也就能不断丰富和完善自身人格，不断推陈出新，从而造就出一个崭新的、完整的、真正的自我。
四、边缘化道德人格的纠正：大有可为的道德教育
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被卷入全球化的浪潮中，这不仅表现在经济上的相互关系，政治上的相互影响，更重要的是不同文化形式之间的激烈交锋。当代中国青年群体的“文化保健”和对不良文化“免疫力”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道德人格教育迫在眉睫，它既是教育工作者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更是一个需要终身不断修补、调整和强化，使之更加容易被时代进步所认可的社会系统工程。
由于边缘人格是一种过渡性的人格，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尚未完全定型和固化，其心理和行为处在一种失范状态，既有希望又常怀失望；既急需选择又无所适从；既要为适应新环境进行冒险，又要为承受旧传统付出忍耐。在边缘人身上痛苦和憧憬并存，颓废和发奋同在。正如刘易斯·科瑟描述的那样：“他在两种文化圈之间小心地保持平衡，就象杂技演员那样，一边走钢丝，一边耍着手中的球。他在形形色色的相关角色面前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有时使人感到在那张假面具后面，隐藏着内心的悲凉。”就是说，既存在着向真、向善、向美的可能性，也存在着向假、向恶、向丑的可能性，面对这两种可能性，我们的道德教育可以袖手旁观吗？不但不能袖手旁观，实际上大有可为。因为心理学理论告诉我们，边缘人格在对反社会心理屈服之前，有一个相当长的等待和求助时期，即他们在人格冲突时不甘心屈服，焦急地等待援助和关心，自杀倾向便是强烈而极端的信号。如果在此期间进行挽救，哪怕是极为微小的开导与劝告，也会使他们恢复信心和意志。
道德教育在跨越了文化宽容和自由主义的陷阱之后，紧接着自然而然必须跨越第三个陷阱——价值中立的陷阱。道德教育作为一种精神性载体，担负着人类文化精神存续、再现、传播和创造的历史使命。“在当今这个只追求器物的时代，我们决不能忽略了思想价值，在给年轻一代传播知识信息的同时，决不应该忘记：还应当教育他们成为有高贵思想的、诚实而敢说真话的男女，在培养他们能力的同时，决不应该忘记：还要培养他们高贵的人格品性。”这些年我们在道德教育问题上，多少受到了美国“价值澄清”学说的消极影响，价值中立主义、反对道德教育中的“应当”教育等观点，都有一定的市场。其实，绝对的价值中立是不存在的，不是选择这样的价值立场，就会选择那样的价值立场。同时，放弃对学生（特别是中小学生）进行价值应当的教育，既是把严肃的道德价值的选择权，不负责任地交给了并无恰当的选择能力的受教育者，也是实际生活中无法真正实现的一厢情感。因为教师虽然放弃了学校的道德教育课堂，而其他教育渠道，例如媒体、特别是电视，却无时无刻不在对青少年一代进行潜移默化的价值观的教育。我们能保证青少年一代从令人眼花缭乱的电视节目中，选择正确的道德价值立场吗？因此道德教育中任何模棱两可、左右摇摆、冷眼旁观的态度都是促成边缘人格滑向反社会人格的重要诱因。
总之，人格问题从来都不是孤立于社会之外的纯粹“人”的问题，人性弱处问题的实质是社会问题。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对此早有深刻洞察。他指出：人性的缺陷似乎责任在于人，但实质上根本的在社会。有缺陷的社会产生了有缺陷的个人，有缺陷的个人构成了有缺陷的社会。英国19世纪的道德学家塞缪尔·斯迈尔基对此亦有深刻透析：“即使把一个心灵最为高尚的哲学家放在一个日常生活极不方便、道德沧丧的恶劣环境之中，他也会变得麻木不仁，凶残无耻，……在一个野蛮、贫困和肮脏的环境中，要想培养一个心地善良、纯洁和品德高尚的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全社会应当着力创造一个青年人格社会化的良好的文化环境，校园、社区、企业等各种社会机构和组织应该在为模铸进取型人格的实验场，成为新世纪青年人格健康发展的策源地。事实上当代中国青年正努力成为全面发展的、符合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前行者。只要我们大力加强社会文化的良性整合，加倍学习外域文化的精华，剔除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和腐朽的西方文化，建立和健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倡导科学的教育观念和教育方法，坚持文化建设中的人性关怀，那么，我们有理由期待青年成为先进文化的开拓者、传播者、弘扬者，21世纪的中国青年必将成为社会生活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