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中国哲学中“文”的精神内涵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精神论文,中国论文,人文精神论文,内涵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中的“人文”与“科学”
“人文”意义，一直是人文学者所关注的。首先“文”这个辞，殷商甲骨文已出现，《说文》：“错画也，象交文。”西周时，“文”已结合“德”作为重要的哲学观念，《周书·谧法》曾经对“文”作一定义式的说明：“经天纬地曰文；道德博厚曰文；勤学好问曰文；慈惠爱民曰文；愍民惠礼曰文，锡民爵位曰文。”至春秋战国时，更是哲学探究的主要论题之一，就道家哲学的发展而言，我们可以从郭店《老子》、竹简《文子》与《黄帝四经》中，找出这一探究的发展线索（注：参考拙著《先秦老子后学之学术流派发展与哲学问题探究——从出土简帛道家资料谈起》，发表于师大国文系举办先秦儒道会议，2002.5.25-26。）。这样一种“文”的探究，更多的是关注“文”本源意义与人文制度之规画的哲学探究，“文”并不完全以“人”为中心主体，“文”更多的是建立在作为存在物的存在，及其所确立的互动与关系上，换言之，“人”是“物”中的类别之一，“人”最终，也在于能够与“物”通，如此才是与“道”、“自然”合而为一。但是就儒家的发展趋向而言，“文”所指的是《诗·大雅·江汉》之“文德”，“文”与礼乐之制有一种联系。“人文”一辞也在这一脉络下，与“天文”对举，《周易·贲卦·彖传》：“《彖》曰：贲，亨，柔来而文刚，故亨；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住，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但是“人文”一辞，并未因此得到更多的关注，原因可能在于儒者之“文”自是一种“人文”，因此无须多举出一“人文”。
就中国古典哲学而言，我们可以发现“人文”并没有与“科学”对举，如果我们回归“文”的出现，则“文”包含所谓的人文与自然。“科学”若就它在中国的发展而言，它所指的是天文历数，乃至道教所发展的丹药，及其后发展的火药，但这一类的发展在整个中国哲学的发展，实际上为原始意义之“文”所涵括。
“科学”这一辞的出现，对中国而言，应是晚近的事。但是它在西方的起源，却是相当的早。Science一辞所指的，最早就与系统性的学科探究有关，它包含对于人、社会、政治、道德、数学、修辞等的探究。西方近代哲学的兴起，有一主轴即是探索哲学的精确而且稳固之基础，希望哲学如同数学般精确，甚至将伦理学以几何学的方式处理。但也几乎在稍后，已然兴起非数学、科学式的思考，“哲学”已然以一种反本质优先论、非理性探究之方式兴起，以一种相对于“自然科学”的“人文科学”方式，崛起一种不同于传统逻辑思维的探究方式。但是这样的一种探究，直至20世纪中叶，终究是摆脱不了纪元前希腊哲学所立下的典范思考——Logos中心论，只不过在这一思维中，尝试加入了时间的变动与持续。
对于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精神内涵，在历史发展中，确实存在着“文”与“科学”的差异，这一种差异不在于探讨的对象所涵括的种类，而在于思维的方式，即“Logos”与“文”的差异。Logos关注的是“存在”与“存在物”的问题，“文”关注的是呈现“关系”的图象，是“物之运行”或“伦常之行”的问题。
“文”之为中国哲学表征及其内涵
“文”，就文字的意义而言，是表现一种“交错之画”，若就其作为一种文彩、纹饰而言，它赋予素材一种丰富性；在文化的使用意义上，它作为“天文”——“人文”对举而言，“文”其实质是表现为一种“图象性”，这种图象性，并不以显示单一个体的方式呈现，而是个体之间所形成的关系结构之图谱。这种图谱、图象，从其实质内涵而言，它是关系结构的图象，个体是在这图象中被定位、被安置，或者说个体彼此之关系，构作了这一图象。“文”作为“图象”，实质上是“关系”之表达，或说显现“关系”之结构，这从《周书·谧法》对于“文”的定义使用，除了“文”具有周人的时代意义——“德”之外，从其形式结构中，可以发现就是“关系”之表达。
“文”作为“关系”之表达，或者可以说就是“行”的表达，是一种涵括时间中之变化的整体表现，在“天文”与“人文”对举的《周易·贲卦·彖传》中，“文”的实质内涵，就是涵括“变、化”的时间因素，或说“行”。“行”包含自然物或天体之“运行”与作为“实践”之“行”，这在老子、孔子所确立的哲学典范中，可以找到诠释与说明。
《老子》19章提出“文不足”的问题，以此而开展关于“道”与“德”的论述，并赋予新的诠释，在这一新的诠释，“自然”成为新的哲学观念，开启了魏晋“自然”与“名教”，及当代“人文”与“自然”的对话。“自然”作为老子哲学精神的表征，即在于阐释“道”之周行而不殆的“运行”，这种“运行”的确立，展现了老子对于“文”的诠释，主张真正的“文”不是特别突出“人”的问题之哲学说明，而是将“人”视为“物”的方式，这在竹简《文子》对于“德”、“仁”、“义”、“礼”的诠释中可以发现。
相应于老子，孔子在《论语·八佾》中，明确说出“从周文”的方向，对于“文”的理解、诠释，周初即确立为“德”，“德”作为“文”的实质内容，其展现是藉由礼乐制度，与宗法制度中大宗、小宗的完善所确立，这种确立，实际上就是对于人所处之境的“伦常关系”之规范，以及因此规范应有的行为、态度。“文”在孔子的诠释中，是作为“伦常之行”的关系图象，这种关系图象的核心在《论语》中并没有清楚开展出“人”与“天”之关系图象的论述，而是罕言“性”与“天道”。虽则如此，但是确也曾透露蛛丝马迹，即：人之“伦常之行”不脱离“天命”之旨。《论语·为政》记载着孔子生命历程的自述，可以发现“文”作为伦常之行的关系图象，是有周折的，是涵括对于“自然”的领会。“知天命”这种领会，若穷究其本质，其实保留了《尚书·周书·泰誓》中“天必矜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及“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思维之路，这一种思路是将“天”的关系图象内容，诠释为“民”的关系图象的表征，说为“天”，其实就是“群体之人”为其实质内容。“人”因此在生命中被赋予“自然”的精神，对于“人之伦常之行”的图象确立，即领会了“自然”，展现了“文”。
老子、孔子之后，战国儒、道哲学的探究，也分别依循其各自的哲学典范，开展出对于图象基质的不同诠释，《老子》中已指出“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至《庄子》内篇，则更是指出“气”是让“人”与“物”可化为一、通于“道”的基质，但是其“物之运行”的关系图象也转化为“情”。换言之，作为“物之运行”的关系图象，在基质中已然存在这一图象的因子——“气”，但是对于“物之运行”的关系结构图象则是以“情”作为说明。儒家则是提出一组观念——“性—心”作为“伦常之行”的基质，而对于关系结构的图象内涵则以“情”作说明。换言之，“情”才是这一“伦常之行”之为关系结构图象的实质内涵。（注：参考拙著《〈性情论〉与〈性自命出〉中关于情的哲学探索》，发表于上海大学与台湾楚文化共同举办“新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2002.7.27-30。）
老子之后学的传承，不论是文子、或庄子，不可避免的必然关心“人”的问题，因此对于“人”的进一步哲学处理，是必然而且必要的。《庄子》内篇中除了指出“气”之为“物”与“人”的共同存在基质，也是“人”与“道”可通为一的可能。对于人间世的不可逃脱，庄子也是明确体认到的，因此对于人间世不可免的伦常之行，庄子指出“情”，但是这一种“情”是回应“物之运行”的“情”，而不是人之为个体的情绪、情感之“情”，《德充符》中惠子与庄子的一段对话，即明确指出“情”的实质内涵，是指向其作为关系图象的内涵的必要，是就结构去说的关系内涵，而不是就个体而言的关系内涵。这一关系结构之内涵，也就是“道”的展现，《齐物论》、《大宗师》中即明确指出“道”是“有情”的。“情”其实就是“关系之实”的呈显。
孔子后学，在传世文献中最为人所关注的是孟子、荀子，其对于“心”、“性”的哲学说明，已为后代哲学研究者所知悉，但是对于“情”的关注，虽然在传世文献中已有，但是却因后世对于善、恶之价值的关注，以及“情”作为喜、怒、哀、乐之“情”的表达，忽略了“情”在“伦常之行”的关系结构图象中的重要性。换言之，“情”由于被划归为个体人基质的一部分，而忽略了“情”最本源的存在方式是在关系中呈现，或说关系之德行的呈现，其实质内涵即是：以“情”作为此一关系结构之实质内涵。从出土文献论述“性”、“情”的哲学作品——郭店简《性自命出》或题为《性情论》的上博简，“情”有其喜、怒、哀、乐之“气”，此“情”是一类似基质的方式蕴涵在“性”中，即“喜怒哀乐之气，性也”。“性”与“情”的关系是“情”出于“性”，另外在“伦常之行”的图象中，“情”也是礼、乐的兴作的本源，所谓“礼作于情”，关于“乐”，《礼记·乐记》：“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礼、乐在先秦就是一种文化、制度的体现。“情”作为伦常之行的图象结构之内涵，事实上也将“人”与“自然”的关系联系起来，《大戴礼记·礼三本第四十二》：‘凡礼始于脱，成于文，终于隆。故至备，情文俱尽；其次，情文佚兴；其下，复情以归太一。”虽然这是论述“礼”在“人情”与“节文”关系互动中的呈显，但也关涉到“情”在关系结构图象中的重要性，及其在关系结构图象中，作为“人”与“自然”联系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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