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后果：从主体性哲学到主体性资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体性论文,现代性论文,后果论文,哲学论文,资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现代性后果的反思，一个十分重要的路径不可忽视：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契合，即对主体性哲学和主体性资本的双向追问。笔者以为，现代性后果不仅指向主体性哲学，更涉及到主体性资本。主体性哲学是现代性思辨逻辑的核心程式，而主体性资本则是现代性社会生存本体论的重要根基。透视资本社会的历史流转过程，我们只有从货币化生活世界的资本逻辑中才能找到理解现代性后果的深刻答案。
一、主体性资本的概念诠释
资本在原本意义上无主体、主体性可言。从技术层面上说，资本是一种生产要素，亦称“可变的物质实体”。在新古典资本与生产理论中，克拉克较早提出资本是一种物质实体的观点。奈特继承了这种思路，并在此基础上作了进一步阐述和区分。庇古不仅明确提出资本是“可变的物质实体”的概念，而且还把此概念严格地公式化起来。(《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第359-360页)但从社会层面上说，资本是一定组合的社会关系，资本与社会的链接体现在物与物交换关系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为个别的社会关系的资本，是最早流行的资本化身，它往往是零散的高利贷者或商人通过简单的资本循环，从M到M′，以追求高额利润为目的的敛财工具，体现了社会的寄生关系；作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的资本，它是原始资本与工业资本相融合并形成一种特有的社会结构的产物，本质上是一种占有剩余劳动、剩余时间、剩余产品、剩余价值的生产关系或劳动关系。如马克思所言，“资本本质上是生产资本的，但只有生产剩余价值，它才生产资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83页)在马克思的时代，资本概念更多地指向一种对劳动者进行剥夺的畸形劳动关系，而在今天，劳动关系所表现的形式和内容比马克思的时代要复杂得多。《资本论》第三卷所诠释的资本概念更有现实意义，马克思强调了资本的变化趋势：资本的所有者与资本的经营者逐渐分离；个别资本愈来愈难以建立企业，资本之间的联合成为势所必然；个人资本的联合在股份制的粘合下往往采取社会资本的形式，它直接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加之投资主体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资本已成为多样性主体利益的组合体。在当代，马克思的判断已得到证实，作为劳动尺度和剩余劳动凝结的资本，其与劳动的关系似乎变得愈来愈复杂：外在的缓和和实质性的紧张有之，试图用和平的手段处理畸形关系也有之，劳方与资方的边界界定十分模糊更有之。尽管如此，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的禀性、资本与资本的“他者”之间的对立和资本永不遏止追求扩张的本能，并不因时代的变化而改变。
资本为什么会有主体性？第一，商品社会内生着资本的“主体化性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在商品中，尤其是在作为资本产品的商品中，已经包含着作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的生产的社会规定的物化和生产的物质基础的主体化。”(同上)这里的“主体化性质”意指资本对商品社会的一切对象性形式以及与此相关的生产关系、财产关系和思想关系有着主体性支配作用。资本反客为主的深层原因来自两个颠倒：商品交换的动机由人性颠倒为物性；劳动者由质的个体颠倒为纯粹的交换价值。于是，人的主体性从对抗一个异己客体世界的生命活动中被取代了，资本以目的和工具合理性的符咒窃取了主体的地位。用泰勒的“无限的绝对主体和有限的人类主体”的话语表达，资本乃是一个绝对主体的存在，“主体”代表现象化、表象、幻觉、分裂、有限、知性等非实体的执行者，而真正意义上的主体被降为一个实体的绝对的事件(载体)。实际上，资本的主体性是人对资本的幻觉和意志的反映，它既是人格化资本和资本人格化的显现，又是对人类的主体性的消解。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的生命就是资本；经济规律盲目地支配着世界。在李嘉图看来，人是不足道的，而产品则是一切”(马克思，1979年，第27页)。第二，资本是一种权力，对权力的崇拜必然产生对资本的崇拜。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指出：“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支配的力量在于“资本的那种无可抗拒的购买力”(同上，第18页)。从形式上看，资本所拥有的权力是一种拒绝的权力、否定形式的权力，而不是一种坚持要求承认自己权利的权力。因为资本拥有者可以拒绝他人使用他的资源，但不能强制任何人与他一道工作。资本的权力直接表现为对他人使用资本拥有者资源的拒绝权力，资本拥有者可以索取准许使用其资源所应付的报酬。从本质上说，资本的权力核心地体现在它与政治权力的互通方面，并以民主、公正和自由的意识形态为明证，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经济预期。两种权力的互通主要表现为：无论是私人资本家还是政府的官僚都是执行资本指令的被控制物。资本的再生产微观控制者们，其主体的决策权力与再生产体系的连贯性本身，都被整个社会资本的循环系统所控制、所编目。此时，资本的拥有者便拥有着社会控制的权力系统，同时也就拥有着对权力合法性予以解释的意识形态话语权。第三，异化是主体性资本产生的重要根据。作为社会关系的资本，它对劳动的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劳动异化本质地反映了在畸形的劳资关系中，劳动者的社会关系由人与人的关系变为物与物的关系，并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且成为主导人的思想与行为的社会力量。资本的异化是社会权力同人相异化的显现：社会财富一旦集中到少数人手里，便成为左右和支配多数人的社会权力。当然，物化和异化产生的文化根源主要来自启蒙时代所提倡的一种抽象同一性的价值观的绵延，这种价值观认为“任何不符合计算和功利原则的东西都是可疑的”。
至此，可以简单地说，主体性资本就是资本作为主体所具有的性质、功能或状态。从形式上看，它是资本在对象性活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能动性和超越性。从实质上说，它是人的主体异化的结果，它是虚假的主体性。应当指出，主体性资本就其积极意义而言，它曾推进了西方的现代化历史进程，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是，主体性资本的深层本质还有另一景观：在现代性中，资本的现实性确认乃是资本自身日益增长的精神化过程。它构成了从多样性生存世界中实现统一的精神活动的本质。在生活世界的深处，我们可以看到，主体性资本已成为当代社会各种弊端的罪魁祸首。它对人性、自然或他者的摧残，不可遏止地引发并激化了不同文化观、价值观的民族或国家之间的矛盾、对抗和战争。资本由客体属性逆转为客体对主体的控制，并直接变为主体性存在，其严重后果还在于：在物质品流动领域，资本通过交换价值和等价原则的市场交易制度，把世界编目为一个定量价值的同一性存在，有了资本似乎就可以兑换一切、占有一切、改变一切和创造一切。在精神现象领域，资本通过对日常生活的不断抽象，把人性的贪婪和占有欲，通过人的精神想象、虚无化、符号化的运作，在权力张力与资本张力的驱动下，直接变为资本的意志，资本成为最高级别的绝对精神和神圣主体。它激活了人的天性，但同时也剥夺了人类的天性和权力，把人类变成了疯狂的财富追逐者。令人始料未及的是，连后现代性也难以摈弃和超越现代性这一后果。人类遭遇主体性资本的命运，反映了人类当下历史进化的过程性及局限性。
二、主体性哲学与主体性资本的双向追问
主体性哲学的启蒙与发展，离不开主体性资本的发育和生成。西方建构主体性的方式离不开人的欲望的驱动。近代货币向资本的转化，最集中地显示了人类由欲望驱动着从“神性的主体性”向“俗性的主体性”过渡的事实。货币向资本的转化客观上促进了近代西方传统的宗教和形而上学的解体，从一神教和价值绝对主义过渡到多神教和价值相对主义。毋庸置疑，任何重大的经济变迁本质上都是重要的精神文化事件。它对人的内在生活、精神品格有着直接性影响。货币向资本的转化离不开三个方面的转变：一是货币交易的性质和规模从零散的私人借贷转向具有社会性质的金融交易和产业投资行为，货币被作为生产的预付或生产要素，并且成为循环生产的首要条件；二是“乡土不二”的农民大量进入城市并成为产业工人，使货币购买劳动力商品成为可能；三是中世纪的神性故事直接或间接地返回指向生活。日常生活的核心内容由神性体验转向俗性劳作，蒙昧的无欲时代过去了；按照人的自然权利，每个人都可以欲求自己应该有的东西。社会被一种“合理化”的制度体系和责任伦理标准所定义，个人追求自利行为的最大化乃是理性的行为。货币向资本的转化带来了如此后果：人类被抛入一个经济目的论的序列中，人的本能驱使和有目的的努力两极相通——一方面，在单纯的机械程序和本能中，资本作为被强化的工具手段激活了人性所拥有的贪婪和疯狂的占有欲。有了资本，人的心理就会涌动巨大的能量并尽力要求把它释放出来，在经验的世界里表现为行为的冲动或资本的扩张欲。没有资本，也会带来人的心理能量的沸腾，对资本的想象会加剧心理渴望和行为的冒险，以及积累欲的膨胀。另一方面，在有意识目的引导的过程中，资本作为主客体之间有意识互动的目的性行动，显示了人的生命的形而上的努力。货币的发明和运用只是证明作为一个主体而存在的意识已经变为一种客观化的东西了：尽管它是作为主观价值统一体的标准化而存在着，但它代表了人类精神劳作的一种尺度和水平——对异质性世界的整合，货币至少能起到“平均化、量化和客观化”的作用。而资本的生成和发展却证明了，在中世纪货币的放债取利违背教会的训诫，“世俗的东西”被认为只是恶；由资本建造的近代实业和工艺则诱发了精神在读写“世俗的东西”的同时发现了其内在的真理的东西：人类的贪婪、情欲、欲望是历史发展的真正杠杆；欲望的主体是精神反思的真正前提，“我欲故我在”，故“我思故我在”。
应当看到，主体性哲学只有通过主体性资本的解读，才能触及该哲学的真正历史空间——个性化的自由人性和多样化的自由市场需要自由精神哲学的启蒙；才能破译绝对哲学的理性与绝对市场的公理两极相通的内秘——“绝对”意味着对理性经济人预设前提不加批判的默认，意味着把资本和资本制度动态的、有条件的分析系统还原为始基的、无条件的逻辑符号和逻辑运算，意味着哲学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与资本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有着彼此契合的关系；才能领悟绝对精神为什么从异化自然扬弃又永不返回自然的原因——资本原始积累和非理性扩张离不开对对象化自然的野蛮征服和掠夺；才能理解绝对精神为什么要消解人的主体性、把人变成精神“玩偶”的目的因——主体性资本要无限量地使之为其服务和受其奴役的社会“他者”，他们只有自然的生命节律，却失去主体性存在的神髓；才能发现强势的精神主体只有被指认为是现存的、可感的、可量度的和可通约的，才具有真正时代精神的感召力这一道理。
三、主体性资本的四个特征
1.资本的“自因”说它主要反映了感知资本的某种幻象：终极存在、反客为主。梅扎罗斯在《超越资本》一书中指出：“资本在结构上不能把原因作为原因来表述的理由——与把所有新产生的挑战和复杂因素当作多少可以成功地操作的结果相对照——是因为它恰好是其自身的原因基础：一种真正不合理的‘自因’。”(梅扎罗斯，第155页)在笔者看来，这种不合理的“自因”包括三层意思：一是资本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无须资本以外的证明，资本就是它自身存在的根据；二是资本是世界上惟一存在的真实话语源头，它拥有着对一切存在加以解释和定义的特殊权利；三是资本与道德伦理价值无涉，任何善与恶、美与丑、正义与邪恶、真理与谬误的判断在它面前都是可通约的、可诠释的。资本的“自因”说首先来自资本有着辉煌历史的事实；资本的神力带来了人对资本的迷信，带来了意识形态化的资本教条。其次来自如此铁律：作为社会关系的资本，除了它与权力产生互动外，多数与创造利润有关，马克思把它称为由“剩余时间”而兑换出的“剩余价值”。此外还来自人们对资本神奇的社会功能的心理崇拜和认知幻觉：资本似乎能够为所有者挣得收入并实现其难以实现的目标；资本似乎可以通过对人的意志、欲望和需要的满足，改变所有者的原有生存观念和价值观念；资本似乎可以通过经济对政治的渗透与兑换、还原政治的利益本质，来改变利益集团的政治主张和意识形态倾向。当代西方学者提出的“帝国资本”、“资本帝国”的概念或学说，说明在一些人的眼里，世界似乎已完全资本化，资本对世界的通约已经把世界完全物化和异化。资本已成为斯宾诺莎式的“实体”，资本世界的一切都处于错综复杂、无穷无尽的因果联系中，它们存在和变化的原因都在资本本身之中。资本既是世界的惟一真实存在，又是资本自身存在的原因。
资本的“自因”说在深层次上暴露出主体性资本产生的认识论根源：人类所拥有的一种狭隘的资本世界观——把资本偶像化，编造资本是自我创造的主体的神话；把从资本中提出来的“功能”偶像化，编造资本是“非历史的”、自外于时间的东西的玄学。由此断言，在货币化生存世界的群体无意识中，资本仍然处在遮蔽自身的状态之中。即使有关澄明资本存在的真理，在马克思的《资本论》、西美尔的《货币哲学》和梅扎罗斯的《超越资本》中有过深刻揭示，但思想家们的诊断意识是一回事，而世界范围内至今所持有的资本幻觉的集体无意识却是另一回事。这说明了如此事实：人类进化的历史至今是不充分的。现代性造成的最大幻象莫过于资本幻象。如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编写的《波德里亚：批判性的读本》中所言：“这个年代对符号的喜爱胜过了对所指物的喜爱，对复件的喜爱胜过了对原件的喜爱，对幻想的喜爱胜过了对现实的喜爱，对表象的喜爱胜过了对本质的喜爱，……只有幻象是神圣的，而真实是亵渎神明的。”(凯尔纳，第57页)在资本的幻象中，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全部现代性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通过这一轴心，可以“把现代社会关系的全部领域看得明白而且一览无遗，就像一个观察者站在最高的山巅观赏下面的山景那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89页)。
2.资本的“脱域性”它主要反映了资本追求扩张别无选择的禀性。这里的“脱域”意指发展的内在规定性向外部空间的延伸或突破。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谈及货币的脱域(disembeding)问题。在他看来，脱域是指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脱域内在地包含于现代社会制度的发展之中。货币的脱域正在于“货币是时-空伸延的工具，它使在时间和空间中分离开来的商人之间的交易成为现实。”(吉登斯，第21页)“现代社会最具特色的脱域形式之一是资本主义市场(包括货币市场)的扩张，从其早期形式向现代国际性规模的发展。‘货币’是这些脱域形式卷入的空间伸延的整体部分所不可缺的。”(同上，第23页)。笔者以为，资本脱域性与货币脱域性有着某些类似之处：在市场价格的驱动下，两者的流向和流速似乎都不背离理性最大化的原则。所不同的是：资本脱域性受制于资本内部动力的压力，受制于从根本上来自扩张性的M-C-M′进程施加的压力。
资本脱域性概括起来主要有四个特点：一是它集中地表现在资本的力量能够根除并摧毁以地方为限的地域忠诚和纽带。换言之，资本不知道国家界限的存在，它总是从周围吮吸着剩余，而使周围变得衰弱。资本在通过雇佣劳动和全面同质化的市场交换的过程中，能够使历史时空坐标的原有排序成为多余，并且通过对异质性空间进行再改变与再转换，使作为意志的资本与作为物质的资本彼此结合起来。二是资本能以抽象符号的形式从单纯的物质运动领域脱域到精神意识领域，从屈服现实的经济规律脱域到按心的规律读写的范畴形式。资本对人的内心世界以及个人生命力的影响是巨大的。在私有制社会，经济规律中的资本由于存在着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对立，即私有财产的主体的本质(劳动者无偿的劳动)和作为劳动之排除的资本即客观化了的劳动之间的矛盾，必然带来资本在心的规律中的反映；占有资本和丧失资本都会引起心理事件的发生。三是资本构造了以资本为中轴的特定社会制度；激活资本的绝对界限，资本便成为绝对的存在。在资本的等级制命令结构中，所有人的生活机会均按照他们所属的社会群体的实际地位来决定。由于资本首先是一种先于自身存在的为私人资本家操纵的控制方式，因此，资本所生成的制度不仅规定了在全社会范围内资本是安排生产或分配剩余的手段，而且也是保护特定私人权利的盾牌；规定了由商人变为资产阶级意味着原有的社会经济力量已扩展为社会政治力量，在社会经济和政治之间建立起一种历史上无法想像的资本与政治相契合的制度。应当说，资本的“脱域性”主要源自资本的内部动力的压力：个体资本必须防备为其他资本家夺得这种持续存在的危险。由于社会制度结构方面的变化(如公共部门的扩大)，由于市场机制愈来愈不稳定，由于科技新发展导致的生产技术、设备、工艺乃至产品研发不断更新的节奏，由于市场需求和偏好的变化速率愈来愈快，资本被强制分解而重新夺回的前景非常难以确定，它必然导致资本主体间竞争的加剧，必然引发惨烈的外部扩张运动。
3.“普遍永恒资本”的教条它主要反映了资本的时间意义和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理论教条的资本解读之信念。主体性资本在时间的绵延上显示了它的张力。从近代启蒙运动到现在，不少西方学者在理解资本的时间意义上持有“永恒资本”的观点。其认识的幻觉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把利己主义个人存在的行为根据作为解决世界历史进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矛盾的动力因，相信一种在经济上高效率的系统就已经是一个好的或有道德的永恒理想社会了，而经济就是社会的全部内容。在黑格尔看来，资本、资本制度的逻辑抽象过程和历史发展过程，与世界精神自我实现的普遍性保持绝对的和谐。资本的永恒性来自绝对哲学的如此证明：(1)自我意识不应当是原子式的个人，而应当是具有“交互性确认”的能动式个人，这种交互性确认结构是通过一个整体性契约和交换体系来实现的。黑格尔在正确理解资本主义这个十分重要的经济范畴方面显示了智慧，但遗憾的是，在他眼中，一切社会关系不是被视为生产过程中的关系，而是被看作交换过程中的关系、买卖关系。交换关系成为社会全部关系的灵魂，资本的永恒观念的存在也就不难理解了。(2)客观精神的辩证运动离不开普遍性与特殊性的互动。资本实存着历史进化的普遍性与利己主义的特殊性之间的矛盾。资本的颠覆性在于，它的运动可以直接导致理性本身多元异质性的价值分化，使理性逐渐失去自身的普遍性。黑格尔批评柏拉图企图用单纯的普遍性原则来泯灭特殊性及个别性存在的意义，使普遍性变成“抽象思想的幻想”，实际上“特殊性的原则，正是随着它自为地发展为整体而推移到普遍性”。(黑格尔，1961年，第201页)这里的“特殊性”意指没有节制的、没有尺度的个人欲望及由欲望所导入的恶的无限；所谓“自为地发展为整体”就是“每一个特殊的人都是通过他人的中介，同时也无条件地通过普遍性的形式的中介，而肯定自己并得到满足”(同上，第197页)。实际上，市场经济的交换本质只不过是两种或两种以上产权的相互让渡。交换的成功意味着不同个体通过社会普遍形式的转换而得到自我价值的确认和实现。黑格尔的上述理念只不过是对一种建立在私有制市场、生产契约和交换自由的基础上，以及建立在个人自由和自利基础之上的自发经济制度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逻辑证明。“整体”的概念意指资本及其资本的制度。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黑格尔指出：“通过辩证的运动，主观的利己主义借助普遍转化为特殊的中介，因此，每个人在为自己获取、生产和享受时，实际上是在为任何其他人的享受而获取和生产。造成这种精神的强制根源于每个人对全体的复杂的相互依赖，它现在将自身向每个人展示为普遍永恒资本。”(梅扎罗斯，第32页)可见，黑格尔绝对哲学的历史逻辑与观念中最有价值的思想在于，他在近代哲学中把人类的主体自由从实质性共同体的奴役下或者自然的野蛮的给定性下解放了出来，又进一步揭示了历史进化的动力因：恶的历史作用。(3)从资本的经验类推来说，“普遍永恒资本”的教条只是规定性的绝对哲学原理，它涉及到实体性、因果性和相互作用的范畴，这些类推相应于三种时间样式，即绵延、持续和共存。在一些人看来，永恒性的资本实体是一个在时间中可感知的不变者、一个时间中的某物。如康德所言，永恒者是时间自身的经验表象的基体。时间的任何规定只有在这个基体中才成为可能。资本的永恒性是生活世界的一切存在、一切变易、一切并存的相应的住所。对资本永恒性的感知只有通过在我之外的一物才可能，而非仅通过在我之外的一物的表象所知晓。
二是资本不是人为设计的结果，它是自然秩序的市场经济的产物，自然秩序的永恒性决定了资本的永恒性。一些国民经济学家认为，市场的特点是“秩序”，这种秩序比之用经过慎重考虑在各个个人的活动之间取得协调一致的努力所能够解释的更为错综复杂。经济学正是将这种秩序作为研究的主题。它所遵循的规则系统是进化而非设计的产物，而且这种进化的过程乃是一种竞争和试错过程，因此任何市场中盛行的传统和规则系统以及各种制度都是这一进化过程的结果。正是在这样一种经济哲学抽象教条的示导下，资本的永恒性有了先验逻辑的脚注：资本也不例外，人们不是先设计了资本才有资本制度的产生，而是在市场的天然秩序中形成了资本和资本的制度。它也是无数按自己的计划追求各自之目标的个人的集体无意识的结果。当然，经济学家们也承认，把“交往、物品交换和交易”的倾向与“思考和言语”的天赋联系起来很有必要。资本既是客观的无意识行为，也包含着主观的评价过程。有不少经济学家在论断中采用的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世界上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本制度是天然的。马克思为此指出：“经济学家所以说现存的关系(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说明，这些关系正是使生产财富和发展生产力得以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那些关系。因此，这些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54页)该错误的实质正在于：“把社会的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物质规律看成是同样支配一切社会形式的抽象规律。”(马克思，1975年，第15页)“把表现在物中的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当作这些物本身的物质自然属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第56页)应当指出，马克思第一个打破了永恒资本的符咒，成为超越古典经济学形而上学传统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他的历史哲学的分析视角，使得他所运用的一切经济范畴都被注入了过程性、流变性、历史性的“时空坐标”，永恒的货币、永恒的资本、永恒的资本制度都被视为将在“凡是现存的一切都是注定灭亡的”历史必然性中消解和融化。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的社会功能只是在抽象状态中才处于历史之外、与过程相对立，而在资本的现实运动中，则是历史过程本身的不同方面、不同形式和不同结果。资本在其历史必然性的范围内展现着功能，同时又以自身的历史实践不断生成着必然更替的种子。
4.资本的“他者”设定在后结构主义的语汇中，“他者”(英文为Other；法文为autre)包含有两层意思：一是认识论中的客体，二是被主体所排斥和压抑的异质。资本在其自身内就包含自身的区别，包含对立物。资本的一般规律表明：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社会关系从根本上是矛盾的，甚至是对抗的，它决定了资本有着自身的内在否定性。资本的社会运动产生了资本与“他者”的关系，资本的“他者”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就劳资关系而言，意指作为人格化的资本——资本家所雇佣的劳动者；就资本的个别性而言，意指构成与某一特定资本相竞争的他人资本。本文所涉及的“他者”主要指“劳动者”。
资本的存在只有通过它同他者的关系，才对它说来成为对象性的、现实的关系。劳动者既是资本主观性的显现，更是资本的异质者。劳动者只有当他对自己说来是资本演化过程中的一个“零件”的时候，他才作为劳动者而存在；而只有当某种资本因“他者”的劳作而获得存在的时候，它才是资本。资本的他者有着双重的自我意识：第一，他丧失了他自身，因为他发现自身的存在被指向另一个东西，他必须扬弃这个东西，才能确立和确信他自己的存在；第二，扬弃对方同时也扬弃了他自己在对方中的存在，使对方获得了满足。因此，他者的运动就是资本的运动，资本只有通过不断地操纵“他者”才能获得自身生命的存在。资本的“他者”是资本的对象化存在，通过资本与其“他者”关系的思考，可以发现通常情况下资本有着血腥的征服、阴毒的怀柔或貌似入情入理的整合“他者”的本性。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的“他者”设定，实际上规定了资本内在逻辑中的主宰与被主宰、剥削与被剥削、占有与被占有的劳资关系。
在笔者看来，现代性通过资本与其“他者”的矛盾运动，显现出四个方面的特征：一是现代性将资本与他者共同注入利益最大化的市场运算的程序中，两者均被格式化为抽象的实体，并降格为一种单纯的数字符号表达形式。对资本而言，它不断促逼着资产者以投资意志和利润指标把现实当作经济持存物来解蔽；对他者而言，一切劳作都被视作一个可计算的力之关联体来加以追逐，而资本的本质性的东西到处都最为长久地保持着遮蔽。资本已使现实的生活世界越来越趋于形式化、公式化和计量化。二是在货币化生存世界中，他者的地位和角色处于深刻的二元对立状态。一方面，他者在努力消除劳资关系、雇佣关系所带来的不合理的处境，在生理上通过集体行为的拒斥或消极怠惰，在精神上通过冷漠或非理性的情绪发动，尽可能地将否定性心理倾向投射到一种选定的目标上；另一方面，他者又本能地卑躬屈膝、趋炎附势地甘为资本奉献“剩余时间、剩余劳动”，有的甚至成为压迫同类的某种程序化的工具。这种自觉自愿的劳作来自一种企图：惟有当下的顺从和勤劳才能改变当下的命运。实际上，正如他们的不确定是不可避免的一样，这种努力注定是没完没了的。三是“异化”通常在现代性进程中作为资本的他者的命运而经验。其特点是，异化的某种不在场支配着他者的异化经验。马克思曾指出，异化既表现为劳动者的生活资料属于别人，劳动者所希望的东西是劳动者自己不能得到的，是别人的所有物；也表现为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异化。异化还表现在他者的对立面——资本家自身的异化上：一方面，把别人的奴隶劳动、人的血汗看作自己的贪欲的虏获物，因而把人本身——因而也把他本身——看作毫无价值的牺牲品，把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仅仅看作自己放纵的欲望、古怪的癖好和离奇的念头的实现；另一方面，财富又被仅仅看作手段，看作应当加以消灭的东西。因而，资本家既是自己的财富的奴隶，同时又是它的主人；既是慷慨大方的，同时又是卑鄙的、傲慢的和好幻想的。四是当代资本对“他者”的控制出现了新形式：利用高科技的手段和心理实验规律，针对不同“他者”的差异，有效地实施权力监控和约束，其目的是为了用不可言明的方式使“他者”默默无闻地为资本服务。它表明，当代他者的异化通常以退隐的方式存在着。福柯曾用“规训”概念来表示理性对作为他者的非理性所实施的权力关系的新特质。在他看来，当代资本对他者的权力行使，更多的是多维意义上监视，而不是某种制度仪式。如全景敞视建筑是一种分解观看和被观看二元统一体的机制。该机制在安排空间单位时，运用电子设备和各种窥视手段，使控制对象可以被随时观看和一眼辨认。它使权力自动化和非个性化：权力不再体现在某个人身上，而是体现在对于肉体、表面、光线、目光的某种统一分配上；它使权力抛弃外在的物理压力，而趋于非肉体性。如边沁提出一个原则：权力应该是可见的，但又是无法确知的。所谓“可见的”，即被监视者应能够不断地目睹着窥视他的中心了望塔的高大轮廓；所谓“无法确知的”，即被监视者应该在任何时候都不知道自己是否被窥视。现代社会往往根据某种有效的策略，把种种异质性的暴烈力量，把理性的他者转换成维护理性地位和权威的温驯而有用的工具。在资本的早期发育时期，资本的绝对标准、资本的制度形式尚未完全确立，他者被约束、被控制的感觉形式表现为：一种非人性的压迫力量和一种麻木顺从的行为惯性互为交织。随着资本时代的到来，资本与他者的关系被定义为：理性的专断；排斥与沉默的他者。透过一整套技术方法的采用，现代的他者被控制度虽然有着重心理方面的倾向，但心理的突出、肉体的缓和只不过是更具有“狡计”的肉体控制技术，它服从一种新的“关于肉体的政治经济学”：权力触及个体的细胞，通达他们的肉体，并将寓于他们的姿势、他们的态度、他们的话语、他们的培训、他们的日常生活之中。(福柯语)惩罚的心灵化、人性化和宽容只不过是一种更精致的权力技巧，它丝毫也不意味着资本与他者的内在矛盾已得到了人道主义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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