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生智[1]2014年在《邓小平国际战略和国家安全思想研究》文中认为时代观即对时代内涵、时代特征、时代主题的认识、判断,是最高层次的战略问题,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内外政策制定的正确与否。从马克思、恩格斯到毛泽东,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时代观发展时期。其中,马克思、恩格斯是奠基人,列宁是继往开来的重要发展者,斯大林肯定和否定方面参半,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自1940年代到1960年代中期,认为战争与和平两种可能同时并存,但此后直到改革开放前,认为战争与革命仍是时代主题,产生了判断上的偏差。应全面、辩证、历史地评价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时代观。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时代观的理论成果,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基础,坚持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指导,唯物辩证地认识1980年代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作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新判断。邓小平的时代观以对世界战争趋势和世界和平前景的准确把握以及发展对全人类的高度重要性为科学依据。邓小平以严谨的态度对美苏竞争态势进行跟踪观察,不断地调整、更新战争观：从战争不可避免,但五年内打不起来,到战争危险虽然存在,但可能争取延缓发生,再到世界大战可以避免,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由此,邓小平驱走了笼罩在人们头顶的战争阴霾,为我们指明了和平的光明前景。邓小平从全人类的高度认识发展的重要性,指出发达国家的再发展要以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为前提,发达国家要义不容辞地承担起支持、援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国际责任。邓小平在与外宾的多次会谈中深刻揭示了和平与发展时代观的内涵。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苏东剧变、冷战结束时,思想理论战线陷入迷茫困惑之际,邓小平仍然坚信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社会主义仍有前途。邓小平这些观点,坚定了人们对时代主题的认识。邓小平新的时代主题观的提出,在理论上继承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时代观；在实践上,为党和国家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转变及实行改革开放提供了科学决策依据,推动了联美反苏的“一条线”战略向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调整转变,促进了传统国际竞争方式和国家安全观的更新,以追求军事优势为目标的传统国际竞争向以增强经济、科技实力为中心的综合国力转变；相应地,由追求政治、军事安全为主的传统安全观向包括经济、科技、军事、政治、文化安全在内的综合安全观转变,形成了邓小平国家综合安全思想体系。邓小平从世界和平和中国国家安全、发展大局高度重视发展中美关系。新中国成立后二十多年里,中美关系紧张敌对,中国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改革开放后,中国国内发展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客观上要求中美关系健康发展,促使邓小平努力推动中美建交。邓小平领导中国与美国进行安全合作的重要行动之一就是双方就中国发起对越自卫反击战达成默契,美国警告苏联不要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这次军事行动教训了苏联、越南两个大、小霸权主义国家,巩固了中美战略合作关系,加强了两国高层军事交流。中美合作共同对付苏联霸权主义的同时也存在着国家利益冲突,突出地体现在美国利用台湾问题、人权问题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上。邓小平坚持把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同美国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行为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美国在中美关系上对中国实行既拉又压的两面政策,邓小平将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以两手策略对付美国的两面政策,适度灵活处理中美两国分歧,使中美关系斗而不破,争而不裂。白1950年代末期起开始恶化对抗的中苏关系,在1980年代初出现了缓和的迹象,中苏两国互相谋求改善关系,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这种变化是苏、中、美三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苏联在与美国争霸中处于被动,在阿富汗战争中陷入泥潭,国内经济长期处于畸形发展和低速增长状态。内外交困的现实迫使苏联谋求缓解同中国关系。中美关系因台湾问题上存在的根本利益冲突而起伏动荡,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目标需要长期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的保障,美苏之间爆发世界大战和苏联对中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都较1970年代降低。国际上的不利和有利因素以及国内发展的要求促使中国对美拉开距离,对苏松动关系。在中苏关系正常化过程中,邓小平倾力促使苏联消除对中国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的“三大障碍”,打消苏联回避国际责任的种种企图。鉴于国际形势进一步变化和中国南部周边安全环境趋于严峻的状况,邓小平调整了渐进式、分步骤消除“三大障碍”的思路,将坚持苏联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作为“三大障碍”中优先解决的热点问题,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取得实质性突破。邓小平总结、吸取中苏关系结盟和意识形态争论留下的教训,以史为鉴,为新型中苏关系准确定位：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发展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睦邻友好的正常的国家关系；立足国家利益,超越意识形态分歧。对中苏关系科学、合理的再定位,为中苏关系向中俄关系平稳过渡奠定了牢实基础。1980年代初至1990年代初“一条线”战略向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转变是必要性和可能性相统一的产物。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后国内建设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1970年代初以来实行的“一条线”战略的局限性亟待克服,中美关系因台湾问题跌宕起伏,彼此都在审视对方并准备调整对对方的政策,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需要中国奉行独立自主政策保持国际战略力量平衡。在调整中国对外政策必要性凸显的过程中,实现这种转变的条件也基本具备：1980年代初美苏争霸开始呈现互有攻守、僵持不下的态势,世界战争的危险下降,长期紧张对抗的中苏关系出现松动迹象。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经过了酝酿、提出和成熟三个阶段。在十二大之前的酝酿阶段,邓小平勤于观察,深入思考,大胆预见,同时广聚战友和外交、战略研究领域有识之士的智慧,考虑对美拉开距离、不结盟、不打牌,对苏松动关系。1982年9月十二大开幕词和政治报告中正式提出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并阐述了其基本内涵。十二大后到1990年代初,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走向成熟阶段。不仅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的概念不断明晰、具体化,而且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内容得到全面、深入阐发,形成完整体系。由“一条线”战略向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转变成效显著,意义深远。由于转型的成功,中国为避免世界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的安全环境大大改善,经济稳步增长；促进了全方位外交,拓展了中国的国际空间：中国对外开放的广度、深度、幅度得到提升,在国际社会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使中国成功应对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的国内政治风波和国际形势的动荡,迅速适应冷战结束带来的世界格局变化。
钟赟[2]2013年在《邓小平国家文化安全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当今时代,经济全球化不仅促进了各国经济、政治、文化等多领域的交流,而且使“非传统安全”日益凸显出来。国家文化安全作为非传统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邓小平在领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形成了国家文化安全思想。本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了国家文化安全理论的基本内容。着重对国家文化安全的内涵、国家文化安全的特征、国家文化安全的地位以及我国目前所面临的国家文化安全问题进行了分析。第二部分：分析了邓小平国家文化安全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邓小平国家文化安全思想是在面对世界不同文化激荡带来挑战以及文化霸权和文化帝国主义挑战的时代背景下,在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被弱化,中国传统文化遭到质疑的国内背景下,在对毛泽东国家文化安全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以及在对其他国家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启示的条件下形成起来的。第三部分：揭示了邓小平国家文化安全思想的主要内容。第一,指出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增强社会主义国家文化软实力。主要包括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出总体要求,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强调坚持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第二,大力发展经济,构筑国家文化安全的经济基础。主要包括增强经济实力为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提供坚实后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提供根本的经济手段。第三,齐抓共管,运用多种手段共同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主要包括加强教育和法制建设,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和流派进行坚决的斗争,借鉴历史经验教训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等。第四部分：分析了邓小平国家文化安全思想的特点。邓小平国家文化安全的思想具有科学性、战略性、民族性和开放性。第五部分：揭示了邓小平国家文化安全思想的重要意义。邓小平国家文化安全思想的理论意义主要体现为发展了毛泽东国家文化安全理论,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安全理论,丰富了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邓小平国家文化安全思想的实践意义体现为有利于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有地处理好文化的一元主导与多样并存的关系,有利于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软实力。
崔羽[3]2001年在《邓小平国家安全思想研究》文中指出国家安全，是一个国家全部活动的重要基础和前提；它是指重大的国家利益不受威胁，没有现实的或潜在的危险；是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特别关注与重视的问题。进入80年代，虽然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但世界并不太平。我国的国家安全仍面临诸多现实或可能的威胁。邓小平国家安全思想，就是在我国安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产生的。本文比较系统地对邓小平国家安全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和重大意义、国家安全的理论依据和指导原则、国家安全的实现途径和指导国家安全的策略方针等进行了论述。
李洪芳[4]2012年在《邓小平国家文化安全思想研究》文中认为“国家文化安全”是指一个国家内部具有鲜明的民族、国家和制度烙印的文化(主要包括意识形态和民族文化)不受外来文化和思想威胁的状态。在全球化时代,以文化为核心内容的软实力备受推崇,抵御外来文化渗透、维护本国文化特性和建设国家文化软实力,正成为许多国家的重要议程。随着中国融入全球化进程的逐渐加深,中国面临的文化安全形势日趋严峻,建设文化强国的任务也日益紧迫。因此,学界需要加强对文化安全的研究,以解决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实践中遇到的种种难题。从国家决策的层面来说,领导人不仅多次强调要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而且还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文化安全和文化发展问题提升到关系全局的战略层次,足见文化安全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不仅提出了中国总体道路的战略性设计和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而且还论述了国家文化安全的形势及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基本思路等,为维护当今的国家文化安全提供了战略指导和现实启示。不过,邓小平的国家文化安全思想虽然较为丰富,但他本人并没有提出“国家文化安全”概念,他的国家文化安全思想也是分散在他的诸多论述当中,并非一目了然地展示出来。所以,需要对邓小平的国家文化安全思想进行详细、系统的研究,梳理和挖掘邓小平关于国家文化安全的表述,总结出邓小平国家文化安全思想的渊源、特征、内容及其发展,提炼出邓小平国家文化安全思想的现实启示。而本文所要论证和解决的问题正是这些。本文共分为六大部分,分别是：“导论”、“邓小平国家文化安全思想及其直接的思想来源”、“邓小平国家文化安全思想的主要特征”、“邓小平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基本思路”、“邓小平国家文化安全思想的发展”和“邓小平国家文化安全思想的现实启示”。在“导论”部分,文章将对选题的背景和意义、与本选题相关的文献综述、本研究的理论工具及方法、本研究的基本思路及逻辑结构以及本文的创新与不足等进行详细描述,以为本文研究作出前期理论铺垫和总体框架设计。在“邓小平国家文化安全思想及其直接的思想来源”部分,文章将首先界定“国家文化安全”的涵义,视之为“意识形态”和“民族文化”这两个维度上的国家个性文化的安全；接着论述邓小平国家文化安全思想的涵义及其基本内容,认为邓小平国家文化安全思想主要体现为“防”和“建”这两项内容,这两项内容都分别表现在意识形态安全和民族文化安全的维度上；然后论述邓小平国家文化安全思想直接的思想来源,认为邓小平的国家文化安全思想直接源于毛泽东关于高度重视中国新文化建设、新文化建设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要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文化建设要采取教育等方式、对待文化要采取“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态度等国家文化安全的基本理念。在“邓小平国家文化安全思想的主要特征”这一部分,文章将根据邓小平的相关表述及预先设定的逻辑体系,归纳出邓小平国家文化安全思想的5个主要特征,分别是：坚定的原则性、长远的战略性、明确的针对性、鲜明的时代性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性。归纳这些特征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邓小平国家文化安全思想的主要内容与本质精神。“邓小平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基本思路”这一部分是本文的中心内容,文章将遵循前文设计的逻辑体系,从意识形态和民族文化这两个维度论述邓小平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基本思路,即：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组织保障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主要方针是“双百”方针；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有效途径是进行思想文化教育和提高人的思想政治素质；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基本前提是维护国家主权；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战略基础是发展经济；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核心是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文章同时对这些思路所表现出来的“防”或“建”的基本内容作出概括。在“邓小平国家文化安全思想的发展”这一部分,文章将着重描述党的第三代和第四代领导人如何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的国家文化安全思想,认为他们对邓小平国家文化安全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从战略角度看待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坚持“双百”方针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强调发展教育、培育“四有新人”。文章将侧重于江泽民和胡锦涛对邓小平国家文化安全思想的创新与发展的分析。在最后一个部分“邓小平国家文化安全思想的现实启示”中,文章将概括出邓小平国家文化安全思想对维护当今国家文化安全的现实启示,主要有：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高度重视文化安全的物质基础；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一定要有针对性；要将文化安全当作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概括过程中尽量凸显“防”和“建”这两项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内容以及意识形态安全和民族文化安全这两个维度。综合来看,本文运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文献分析法、比较研究法和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基本思路是对邓小平国家文化安全思想的思想来源、内容、特征和发展等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提炼,力求通过线性的历史主义论述方式,逻辑性地展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与胡锦涛这四代领导人国家文化安全思想之间依次的思想继承关系,并有意识地突出党的四代领导人在国家文化安全思想方面的一脉相承性。本文的创新主要表现在逻辑结构的安排、对邓小平国家文化安全思想的系统描述以及将“实事求是”精神贯穿于领导人国家文化安全思想的分析这一做法上。本文的不足主要是资料性的描述过多,而理论性阐述不够；同时对邓小平国家文化安全思想的其它渊源(如传统文化渊源、马克思主义渊源)的“有意”忽视,也是本文的一个不足。学界对国家文化安全的研究方兴未艾,对邓小平思想的研究也持久不衰。本文将“邓小平国家文化安全思想”作为研究对象,既深化了邓小平理论的学术研究,也是对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研究的细化。本文的作者将继续关注这一研究领域,希冀能够提炼出更多的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理念与思想,为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实践作出贡献。
顾永俊[5]2007年在《论毛泽东、邓小平的国权思想》文中提出国权是指在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耦合基础上的国家权利。国家主权是国权的基础和前提，没有国家主权就无所谓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是国权的核心。本文分三章来探讨毛泽东、邓小平的国权思想。第一章主要论述了毛泽东国权思想的主要内容：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专政；捍卫国家的领土完整，促进祖国的统一；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把争取和维护国家利益作为外交决策的主要依据；首先争取国家的主权和独立，在此基础上发展和保障人权。第二章主要论述了邓小平国权思想的主要内容：国权高于人权，反对西方国家干涉中国内政；促进国家统一和维护领土完整；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发展经济，增强国力；加强国防的现代化建设；以国家根本利益为最高准则来处理国际关系。第三章主要对毛泽东、邓小平的国权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并探讨历史启示。毛泽东、邓小平的国权思想的共性：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都将国家的主权和独立放在第一位；都强调要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都把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作为维护国权的手段，并且都强调要正确处理两者的关系；都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指导和推动作用。毛泽东、邓小平国权思想的差异：毛泽东重视维护中国的安全利益，邓小平重视维护中国的经济利益；毛泽东多以斗争和结盟的方式维护国权，邓小平则以和平和不结盟的方式捍卫国权；毛泽东主张国强民富，邓小平强调民富国强。通过对毛泽东、邓小平国权思想的比较研究，笔者得出四点启示：在发展对外关系时，要把国家的主权和利益放在首位；在全球化的大潮中，积极探索并实践国权原则的新方法；在调节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利益关系时，应采用法制化的手段；在人权问题上，要在坚持国权的前提下推进人权建设。
路伟华[6]2016年在《习近平国家安全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党的十八大以来,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的主题。但国际安全形势极为错综复杂,国家安全领域受到的威胁令人担忧。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向纵深发展,习近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用马克思主义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在正确把握新世纪新阶段世界安全形势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国家安全思想。习近平国家安全思想着眼于从总体上辩证地思考国家安全问题,谋划国家安全战略。从国际看,美国的插手导致我国东海南海主权领土纷争,周边安全形势日趋严峻；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无处不在,国际恐怖主义日益猖獗；金融危机影响深远,贸易壁垒随处可见；文化霸权主义潜移默化,西方文化产业垄断严重；国际战略资源争夺日益白热化,局部冲突有进一步升级的趋向。从国内看,我国社会矛盾重重,社会发展不平衡；经济增速换挡、结构调整阵痛、动能转换困难交织；国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有待提高；资源约束趋紧,生态环境恶化。习近平国家安全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深刻把握了国内国际安全形势的新特点新变化,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国家安全思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国家安全思想和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集体国家安全思想。习近平国家安全思想内容丰富,博大精深,涵盖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生态安全、军事安全、科技安全、国际安全等方面。习近平国家安全思想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的大政方针和战略调整,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生态、科技、核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安全道路。习近平国家安全思想在形成过程中体现了人民性、总体性、务实性、创新性、协调性等一系列基本特征。习近平国家安全思想在理论上传承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利益理论的研究,发展了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集体的国家安全理论,是十八大以来中国国家安全战略谋划的指南；从实践上解决了目前我国国家安全面临的困境,促进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展开,有利于我国“十三五”规划的顺利进行；在国际上有助于提升我国国家形象,为构建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和谐世界提供新路子,实现世界持久和平、人类共同进步。
张安[7]2013年在《邓小平国家文化安全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主要标志。历史证明,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沉沦,往往始于文化上的沉沦；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文化安全,从根本上关系到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生存安全。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邓小平同志,在领导全党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对维护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化安全有着积极有益的思考与探索。邓小平在其著作和讲话中虽然没有直接使用“文化安全”这一概念,但是却一直在深入地思考文化安全这一紧迫而长期的历史性课题,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积极维护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化安全,形成了丰富的思想理论成果。邓小平国家文化安全思想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和国际政治风波的考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本文首先阐述了邓小平国家文化安全思想相关的一些基本概念,当前研究邓小平国家文化安全的现状以及它的研究价值、研究方法和本文的基本框架。其次,分析了邓小平国家文化安全思想的形成：(?)是从阐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国家文化安全思想出发,揭示了邓小平国家文化安全思想的理论渊源；二是从近代中国遭受的深层文化危机与教训以及建国后中国共产党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实践总结出发,揭示了邓小平国家文化安全思想形成的历史依据；三是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现实背景出发,分析了邓小平国家文化安全思想产生的现实要求。再次,归纳总结了邓小平国家文化安全思想的主要内容：一是要确保文化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二是必须重视文化安全的经济基础,三是提升社会主义文化的竞争力；四是坚持社会主义文化为人民服务的优越性；五是确保党对文化工作的正确引导；六是建立平等合作的文化新秩序。在此基础上,本文结合当前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实际,探究了邓小平国家文化安全思想的现实启示：一是必须巩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二是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三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四是努力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
曹素芳[8]2004年在《邓小平国家安全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国家安全主要表现为一个国家面对某种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积极主动的竞争力和相对被动的抗风险的能力。国家安全思想，是指对国家安全问题所持有的看法、态度和观点，包括对安全利益与安全性质的认定、安全环境与安全关系的判断、安全目标与安全秩序的追求、安全途径与安全手段的选择等。国家安全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邓小平国家安全思想是在国际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局势发生了一系列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大国之间关系处于深刻调整之中，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与此同时，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国家发展战略发生重大调整，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 邓小平国家安全思想的内容十分丰富。笔者在查阅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理解，认为其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维护国家利益和主权安全，即坚持国家主权高于一切；坚决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从国家利益出发处理国际关系和国际事务；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第二个方面是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即反对任何外国势力干涉中国内政；中国不同任何国家结盟以及尊重世界其他各国的独立自主。第三个方面是全面提高综合国力，即大力加强经济建设；加强国内安定团结；大力发展科学技术；积极实施对外开放。第四个方面是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即明确国防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任务；正确处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以及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化的国防常备军。 邓小平国家安全思想具有如下主要特点：鲜明的时代性，高瞻远瞩的预见性，审时度势的务实性，立足现实的创新性以及中国安全和世界安全的统一性。澎石页士学位论文MA凡1一日之’S『件砚别S 邓小平国家安全思想是对毛泽东的国家安全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思想的理论宝库，为第三代领导集体确立新的国家安全观提供了宝贵的理论遗产。邓小平国家安全思想是我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理论指南，对维护我国国家安全和利益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并极大地促进了世界和平与发展。关键词:邓小平国家安全思想
吕国辉[9]2005年在《毛泽东与邓小平国家安全思想比较研究》文中提出国家安全作为一种客观的社会存在,是一个古老而又崭新的历史话题,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世界各国十分重视国家安全问题研究。而长期以来,我国对国家安全缺乏完整的理论研究,在中国共产党党史、政治学理论中,国家安全思想作为一个不可缺少的理论,还有待进一步加强。本文紧紧抓住毛泽东与邓小平在谋划国家安全事物中始终贯穿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对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比较研究中,着力研究和探讨毛泽东与邓小平对“国家安全是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条件”这一中心主题所作的思考和努力,并较系统地归纳出毛泽东与邓小平国家安全思想的基本内容。使毛泽东与邓小平国家安全思想形成较为完成的科学理论体系。以军事安全为核心的毛泽东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国家安全思想突出体现了传统国家安全思想。主要包括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维护国家主权的思想、关于发展强大的国防力量,保卫新政权的思想、关于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增强国力的思想、关于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创建良好国内环境的思想、关于建立国际统一战线,争取有利国际环境的思想、关于加强思想教育,反对“和平演变”的思想、关于解决港澳台问题,实现祖国统一的思想。带有显著的忧患性和军事性特征。在毛泽东国家安全思想指导下,新中国捍卫了国家主权,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恢复了联合国席位,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以为经济发展为特征的邓小平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国家安全思想突出体现了综合安全思想。主要包括关于国家安全必须放在第一位的国家思想、关于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关于稳定压倒一切的思想、关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关于建设现代化正规化军队的思想、关于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思想、关于加强执政党建设,反对“和平演变”的思想、关于实行“一国两制”,实现祖国统一的思想。带有显著的发展性和综合性特征。在邓小平新时期国家安全思想指导下,中国综合国力迅速增长,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使中国成为多极化趋势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毛泽东和邓小平国家安全的比较研究,不难看出两者的共同性主要表现为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是国家安全的最高准则、坚持独立自主与和平共处原则是国家安全的基本原则、发展经济和增强国力是国家安全的物质基础、加强军队建设和实现国防现代化是国家安全的重要条件、维护世界和平是国家安全的外部环境、坚持党的领导是国家安全的关键所在。差异性主要表现为历史的时段和影响不同、侧重点不同、实现方式不同、外交策略思想不同、防止演变做法不同。可见,国家安全思想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我们要继续坚持和发扬毛泽东与邓小平的国家安全思想,与时俱进,把握好国家安全问题。因此,毛泽东与邓小平国家安全思想对今天我们维护国家安全仍具有重大指导作用,再次敲响了社会主义国家安全的警钟,为树立新时期国家安全观起到一定借鉴作用。
朱永彪[10]2012年在《中国国家安全观研究（1949-2011）》文中提出国家安全观是指国家的执政者、参政者等对国家安全的认识、观点,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理论体系,它包括执政者、参政者等对国家所处的安全环境和威胁的评估、判断,以及选择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策略和手段。国家安全观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一旦形成就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它又是一个动态的观念,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随着时间、环境、主要国家领导人等的变化而有所变化。国家安全观对于一个国家具有重要作用,科学的国家安全观可以使国家以最小成本维护国家安全,而不科学的国家安全观则可能使得维护国家安全的成本大大提高,甚至会危害国家安全。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认为世界正处于新的伟大时代,世界大战不能避免,而美国正在对中国实施战争威胁、和平演变。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中国被迫“两个拳头打人”。后来,中国主动调整了对美关系,联合美国对抗苏联。影响毛泽东时期中国国家安全观的主要因素有：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早期以意识形态论亲疏,苏共及中苏关系的影响,遭破坏的民主集中制,对中国国情国力的误判,以及毛泽东的个人特质等等。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建国初,中国在外交上采取了“一边倒”政策,后来被迫“反帝反修”同时进行,最终采取了联美抗苏,“一条线”、“一大片”的政策。在军事上,毛泽东时期的中国参加了抗美援朝、爆发了中印边界冲突。为了预防苏联的进攻,中国还进行了积极的备战。但是,在这一时期,中国也曾力主以政治方式解决印度支那问题,这表明中国对待战争问题的态度是非常理性的。此外,中国还曾积极尝试以武力的方式解放台湾,但无果而终。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还提出了“中间地带”理论,后发展为“三个世界”理论。在邓小平时期,中国对国家安全的认识更加科学。邓小平认为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并且最终认为世界大战可以避免。但随着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邓小平认为国内有着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国外则有敌对势力对中国搞“和平演变”。邓小平时期,中国认为威胁国家安全的其它因素还有霸权主义与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等。而影响这一时期中国国家安全观的主要因素有：国际格局与国际形势的新变化,邓小平的个人特质,对中国国力的客观判断等等。这一时期,中国维护国家安全的主要设想与措施有：在对外关系上以国家利益为重,不以意识形态论亲疏,逐渐从联美抗苏(不结盟)到开展独立自主的全方位外交。在世界局势风云突变的背景下,提出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决不当头,提倡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积极裁军并加强军队现代化建设；在对待周边领土争端问题上邓小平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寻求共同利益；针对台湾、香港等问题,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此外,中国还被迫发起对越自卫反击战。当然,邓小平对中国自身的发展及国家实力有着深刻的认识,一再强调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江泽民时期,中国认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而且世界正走向多极化；世界大战可以避免,但有爆发局部战争的威胁。这一时期,中国认为威胁国家安全的主要因素是霸权主义,但非传统安全问题突显。影响江泽民时期中国国家安全观的主要因素有：国际国内局势急剧变化,如苏联解体；海湾战争、9·11事件等,也在很大程度上对中国有刺激；而这一时期,中国认为自身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将在较长时期内处于这一阶段。江泽民时期维护国家安全的设想与措施有：内功上坚持改革开放,在对外关系上提出睦邻友好政策,提出新安全观,积极裁军,实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反霸、努力推动多极化,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加入世贸组织并签订、加入众多国际条约；此外,还积极尝试解决台湾问题。胡锦涛时期,中国认为“要和平、促发展、谋合作是时代的主旋律”,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这一时期中国认为威胁国家安全的来源多维度、多层次,非传统安全问题进一步突显。影响胡锦涛时期中国国家安全观的主要因素有：国际国内局势复杂多变,中国自身的实力发生了较大变化。在胡锦涛时期,中国还首次对外宣布了自己的核心利益。胡锦涛时期中国维护国家安全的设想与措施有：坚持并扩大改革开放,提出“和平崛起”这一概念并对其舍弃,转而提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中国还积极实施裁军与军控,积极参加维和行动,扩大对外援助规模,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此外,中国还积极对台湾问题予以应对。随着“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等理念的提出及实践,中国的国家安全观日趋成熟、科学,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它主要体现为总原则,但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并不能给中国的大多数安全问题的解决提供指导,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指导维护国家安全而采取措施的意义。因此,有必要学习借鉴他国的安全观,积极在可操作层面有所改进。
参考文献：
[1]. 邓小平国际战略和国家安全思想研究[D]. 廖生智. 武汉大学. 2014
[2]. 邓小平国家文化安全思想研究[D]. 钟赟. 扬州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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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习近平国家安全思想研究[D]. 路伟华. 扬州大学. 2016
[7]. 邓小平国家文化安全思想研究[D]. 张安. 湖南师范大学. 2013
[8]. 邓小平国家安全思想研究[D]. 曹素芳. 华中师范大学. 2004
[9]. 毛泽东与邓小平国家安全思想比较研究[D]. 吕国辉. 东北师范大学. 2005
[10]. 中国国家安全观研究（1949-2011）[D]. 朱永彪. 兰州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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