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状元别集文体分布情形考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别集论文,明代论文,状元论文,文体论文,情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与唐宋相比，明代科举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例如状元的身份不再是一种俗称，而是得到了官方的正式认可；明代状元，可以直接进入翰林院。由于翰林院既是一个综理人文的机构，也是一个储养朝廷大员的场所，这就使明代状元具有了双重特殊性：他们既是联系官方文化政策与整个文坛的纽带，又极有可能成为朝廷大员。这种特殊性必然导致明代状元的写作不同于一般作者。而由于生活本身的复杂性，其间也会出现若干特例。这两个方面都在我们关注的范围之内。
一、明代状元别集存佚考
明代共有89名状元，经初步调查，其别集现存者不下45人。其存佚可大致分为三种情况：
(一)别集不存者。有些状元的别集现已不存，且未见文献著录，而以明初和晚明居多。这些状元包括：张信、陈
、韩克忠、李骐、邢宽、林震、曹鼐、施槃、朱希周、杨维聪、韩应龙、沈坤、丁士美、范应期、张懋修、翁正春、黄士俊、韩敬、周延儒、余煌、刘若宰、陈于泰、魏藻德等，共计23人。这些状元无别集存世，原因主要有：1.政治原因，包括战乱。如张信、陈都是洪武朝状元，在洪武朝科场大案——“南北榜”事件中，惨遭杀害。韩敬是万历三十八年(1610)庚戌科状元，因科场案罢官归乡。曾编《东林点将录》，对东林党人进行攻击，后不知所终。周延儒、魏藻德位至首辅，周延儒被《明史》列入《奸臣传》，魏藻德卖国求荣，其别集俱不传。余煌曾率兵坚持抗清，殉国前叮嘱仆人，死后“不刻文集”①。2.早逝。李骐、邢宽、林震、施槃、沈坤、范应期等状元，都去世很早。如施槃是正统四年(1439)己未科状元，二十三岁中状元，二十四岁就去世了。不排除这些状元中的个别作者曾有别集行世、甚至有流传至今的可能性，但迄今尚未发现。
(二)别集仅见于文献著录者。根据《千顷堂书目》、《明史·艺文志》以及状元的碑传志铭等有关文献的确切记载，有些状元生前或者死后曾经有别集行世，但是否仍存于世，需要作进一步的调查。这些状元包括：丁显、黄观、萧时中、马铎、曾鹤龄、刘俨、孙贤、曾彦、王华、李旻、伦文叙、唐皋、姚涞、茅瓒、秦鸣雷、陈谨、诸大绶、朱国祚、庄际昌、刘同升、杨廷鉴等，共21人。《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禁毁书丛刊》、《续修四库丛书》、《四库未收书辑刊》、《丛书集成(初编、新编、续编、三编)》中都没有这些状元的别集。《明别集版本志》等亦未著录这些状元的别集。
(三)别集现存者。明代状元别集存世者共计45人，约占明代状元总数的50％。有些状元，其存世的别集可能只是残本。如吴伯宗曾有《南宫集》、《使交集》、《成均集》共二十卷，以及《玉堂集》四卷，现仅存《荣进集》。从《荣进集》中的作品看，内容颇为混杂，大概是原集散佚后，后人掇拾残篇，合为一编。又如罗万化的《世泽编》，原本或应为十六卷，现仅残存文部的五、六两卷。有些状元存世的别集有多种，如《千顷堂书目》卷二二著录的杨慎别集有：“杨慎《升庵文集》八十一卷，又《升庵合并集》二十卷，又《升庵遗集》二十六卷，又《升庵诗》五卷，又《南中集》七卷，又《七十行戍稿》一卷，又《归田集》，又《晚秀集》，又《升庵长短句》四卷，又《升庵外集》一百卷(焦竑辑)，又《读升庵集》二十卷(李贽)，又《升庵诗选》二卷(林兆珂辑)。”②杨慎著作之丰，在明代首屈一指。他的这些别集，大部分仍存于世。明代状元别集存世的数量还是非常丰富的。
大部分现存的状元别集，可以从一些大型丛书中找到。有6位状元的别集被收入《四库全书》，分别是：吴伯宗《荣进集》，柯潜《竹岩集》，罗伦《一峰文集》，吴宽《家藏集》，谢迁《归田稿》，康海《对山集》，杨慎《升庵集》，罗洪先《念庵文集》。有8位状元的别集被收入《续修四库全书》，分别是：陈循《芳洲文集、诗集》，陈循《芳洲文集续编》，柯潜《竹岩集》，黎淳《黎文僖公集》，费宏《太保费文宪公摘稿》，康海《康对山先生集》，康海《沜东乐府》，吕柟《泾野先生文集》，杨慎《升庵长短句续集》，焦竑《焦氏澹园集》，焦竑《焦氏澹园续集》。有22位状元的别集被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分别是：胡广《胡文穆公文集》，曾棨《曾西墅先生集》，陈循《芳洲文集》，陈循《东行百咏集句》，马愉《马学士文集》，周旋《畏庵周先生文集》，商辂《商文毅公集》，彭时《彭文宪公集》，彭教《东泷遗稿》，张昇《张文僖公文集诗集》，费宏《明太保费文宪公文集选要》，费宏《宸章集录》，钱福《钱太史鹤滩稿》，毛澄《三江遗稿》，顾鼎臣《顾文康公文草、诗草、续稿、三集》，龚用卿《云岗选稿》，罗洪先《念庵罗先生集》，李春芳《李文定公贻安堂集》，唐汝楫《小渔先生遗稿》，申时行《赐闲堂集》，张元忭《张阳和先生不二斋文选》，沈懋学《郊居遗稿》，唐文献《唐文恪公文集》，朱之蕃《奉使朝鲜稿》。有6位状元的别集被收入《四库禁毁书丛刊》，分别是：顾鼎臣《顾文康公续稿》，申时行《纶扉简牍》，焦竑《焦氏澹园集》、《焦氏澹园续集》，杨守勤《宁澹斋全集》，钱士升《赐余堂集》，刘理顺《刘文烈公全集》。收入《丛书集成初编》的有1种：张元忭《张阳和文选》。收入《丛书集成续编》的有2种：张元忭《张阳和文选》，焦竑《澹园集正续集》。
有7位明代状元的别集未被上述丛书收入，分别是：林环《
斋先生集》(中科院图书馆有藏)，谢一夔《谢文庄公集》(江西省图书馆有藏)，舒芬《梓溪文集》(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图书馆有藏)、《舒梓溪先生全集》(江苏省扬州市图书馆有藏)，林大钦《东莆先生文集》(广东中山图书馆有藏)，赵秉忠《
山集》，张以诚《张宫谕集》、《酌春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有藏)，文震孟《药园文集》(辽宁省图书馆有藏)。
二、明代状元别集中的文体分布情形
从现存明代状元别集中，本文选择了37位明代状元(吴伯宗、胡广、曾棨、陈循、马愉、周旋、商辂、彭时、柯潜、黎淳、彭教、罗伦、张升、吴宽、谢迁、费宏、钱福、毛澄、康海、顾鼎臣、吕柟、杨慎、龚用卿、罗洪先、林大钦、李春芳、唐汝楫、申时行、张元忭、孙继皋、沈懋学、唐文献、焦竑、朱之蕃、杨守勤、钱士升、刘理顺)的别集，对其文体分布情形做调查统计，虽未达到竭泽而渔的程度，但已可大体说明问题。如果一位状元的别集存在多种版本，则选择作品较全的版本。这37种明代状元别集，基本上是按文体分类。所包含的文体有：策、论、判、制义、诏、敕、诰、告文、祝文、致语、箴、经筵讲章、说、解、训、偈、述、颂、赞、像赞、赋、碑(阡碑、庙碑、学田碑)、铭、表、奏疏、启、记、序、叙、引、赠序、典序、谱序、图序、寿序、贺序、别序、墓志铭(墓碣铭、寿塔铭、寿藏铭、生坟志、埋铭、墓表、墓记)、行状、传、哀辞、祭文、诔文、题跋、杂著、书、上梁文、帐词，五古、七古、乐府、五律、五绝、六律、六绝、七律、七绝、词、曲、谣等，近70种。不同的状元别集，文体命名、分类方法不尽一致。本文采取的方法是：删繁就简，先将上述状元别集中的文体分为文和诗两门，再将“文”门中的细目合并为13个大类，将“诗”门中的细目合并为古体、近体、词曲三大类。在此基础上，对37位明代状元别集中各文体的分布情形进行了全面统计。结果如下：
三、“最重要”的文体和“最不重要”的文体
明代状元作为科举制度下的一个特殊群体，其别集也具有相应的特殊性，值得我们予以充分重视。从前述统计数据看，就“文”而言，赠序、书牍、碑传是数量最多的几类文体，辞赋、箴铭较少。在“诗”的三个大类中，近体远远超过古体，而词曲的数量最少。在近体中，七律又是数量最多的。以上数据，传递给我们怎样的文化信息呢？
(一)赠序、碑传、书牍——“文”中的“三鼎甲”。就“文”这一大类来看，状元别集中的“赠序”在数量上占有明显优势，达1922篇，甚至超过了日常生活中应用广泛的“书牍”(1489篇)。而“碑传”的数量也相当可观(1406篇)。考虑到“书牍”有不少是信笔写成，篇幅短小，而“碑传”则较为庄重，篇幅也长，因此“碑传”应列在“书牍”之前。这样，“文”中的“三鼎甲”依次为赠序、碑传、书牍。
赠序、碑传、书牍都是应用性文体。书牍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数量偏多乃题中应有之义。需要提出的问题是：赠序、碑传何以占有如此大的比重？
先讨论赠序。古代以序名篇的文章，范围广泛，不限于为书作序。朋友聚会时相互酬唱，有诗序；请画工将聚会的场面画下来，有图序；升迁时，有贺序；送行时，有别序；贺寿时，有寿序；吊唁时，有挽诗序……明人的社交几乎离不开序。其中包含了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
“赠序可以说是由诗序演变而来”③。直至明代，赠序和诗之间仍有非常密切的联系。诗在唐代之后日益繁荣，诗的社交功能也越来越明显。一个不宜忽略的事实是：文人的聚会，人人有诗，但不一定人人有序，有时候只推出一个人作序。所作的诗，一部分是泛泛应酬之作，就随作随弃了。所以在古人的别集中，有时候只见到序，未必能找到对应的原诗。因被推举出来作序是一种荣耀，这些赠序如不收入别集，反倒是不正常的。
明代状元身份特殊，在社交中常常处于光环的笼罩之下，其作序的几率因而远较其他进士为多。这是其别集中赠序之作比重偏大的主要原因。
再讨论碑传。本文所说的碑传，主要指墓志铭、墓碣铭、寿塔铭、寿藏铭、生坟志、埋铭、墓表、墓记、行状、传等。古代的碑还包括纪功碑文、宫室庙宇碑文等，但在明代状元别集中，这一类的碑文数量相对较少。
碑传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魏晋时期，这一类文体就受到高度重视。如曹丕《典论·论文》将文体分为四类，其中一类即“铭诔”。铭诔的铭，也包括墓志铭在内。陆机《文赋》提及十种文体，其中第三种文体即“碑”。古代的碑传文，往往是史官修史的重要依据。而碑传文作者的身份地位，直接关系到传主能否“名垂青史”。可以说，明代状元之所以常被约请撰写碑传，也同他们常被约请撰写赠序一样，首先是因为其身份地位异常重要。
(二)状元策与八股文——科举文体的不同待遇。明代与科举有关的文体，包括《四书》义、经义、论、判、诏、诰、章、表、策等。就别集的编选而言，策是最受重视的文体，八股文(《四书》义和经义)则是最不受重视的文体。在我们考察的状元诗文别集中，有22种收有状元的殿试策，且置于突出位置。有些别集未收状元策，是因别集不全，乃后人搜辑遗篇编订而成，并非有意不收状元策。而八股文则是被有意识地排斥在别集之外的。同样是科举文体，何以有如此不同的待遇？
八股文源于宋代的经义，是在明代成熟并盛行的一种考试文体。明以前的别集，无八股文可收，可以不去讨论。明人的别集，也通常不收八股文，则主要是由于三种原因：1.八股文资历太浅。一种文体如果没有悠久的历史，就难以获得高贵的身份。八股文尽管作为考试文体非常重要，但只是敲门砖意义上的重要，而并没有为它赢得尊贵的身份。2.古人的文章，重在表达个人关于社会人生的见解，而“代圣贤立言”的八股文却是揣摩他人的语气说话。尽管所揣摩的多是“圣贤”的口气，但毕竟不是个人的见解。3.八股文因过多承担作为一种考试文体的功能，在形式方面有太多的限制，在表达见解方面反不如散体的古文来得舒展，它也因此而受到轻视。如，状元吴宽就提倡古文，反对仅仅“以举子业为事”。他称“今之号为时文者，拘之以格律，限之以对偶，率腐烂浅陋可厌之言”④，说的就是这种情形。
比较而言，策的资历就深多了。汉代即有董仲舒著名的“天人三策”。《文心雕龙》将策归为“议对”，视其为“议之别体”，“对策揄扬，大明治道”，“对策所选，实属通才”⑤。《文选》把策问列入严格的“文”的范围。直到清代，策问和对策依然备受选家或作家的重视。明代状元中，殿试策最著名的，有曾棨、罗伦、林大钦等。他们也因殿试策而获得了殊荣。
策之所以受重视，不只是因为其资历深，更因为它属于“经济之文”。明代于慎行曾将“文体”分为三类：
今之文体当正者三，其一，科场经义为制举之文；其一，士人纂述为著作之文；其一，朝廷方国上下所用为经济之文。制举、著作之文，士风所关；至于经济之文，则政体污隆出焉，不可不亟图也。然三者亦自相因，经济之文由著作而弊，著作之文由制举而弊，同条共贯则一物也。何者？士方其横经请业、操觚为文，所为殚精毕力、守为腹笥金籯者，固此物也。及其志业已酬，思以文采自见，而平时所沉酣濡胾入骨已深，即欲极力模拟，而格固不出此矣；至于当官奉职，从事筐箧之间，亦惟其素所服习以资黼黻，而质固不出此矣。雅则俱雅，弊则俱弊，己亦不知，人亦不知也。⑥
于慎行将当时的文体分为制举之文、著作之文、经济之文，其地位依次上升。八股文属于“制举之文”，地位不高；策论虽也是“制举之文”，但人们又习惯性地视之为“经济之文”，其地位非八股文所能同日而语。状元别集通常收策论而不收八股文，这是根本的原因。
(三)七律受青睐，词曲被冷落。从数量看，诗中各体的排列顺序依次是近体(11332首)、古体(2375首)、词曲(716首)；在近体中，依次是七律(4899首)、五律(2721首)、七绝(2643首)。近体占了绝对优势，是古体的五倍，而在近体诗中，七律又占据了将近半壁江山。个中原因何在？
就古体和近体而言，其原因在于，近体尤其是七律用于社交较为方便。古体与近体在形式上存在显著差异。近体诗主要指律诗。律诗是在两晋至南北朝逐渐形成，而在初唐确立下来的。其特征是格律严密。以八句四韵为定格，其中第三句和第四句、第五句和第六句必须对仗，每句之内、句与句之间必须按固定格式调配平仄，第二、四、六、八句必须押韵，首句可押可不押，通常只押平声韵，而且必须一韵到底，不能邻韵通押。分五言、七言两体，每句五言者称为五律，每句七言者称为七律。与律诗相比，古体诗则自由得多。比如：每篇的句数长短不拘；每句的字数无严格限制；押韵的方式灵活多样；于对偶没有特殊要求；音节纯任自然，没有固定的规律和限制。由于这种形式上的差异，古体诗易学而难工，近体诗难学而易工。古体诗侧重于情感的自然流露，不宜用于应酬。而近体诗有一套成熟的写作规范，只要能够熟练运用基本的格律和对偶知识，就能够写得音韵铿锵、形式工稳，足以应付场面。所以，一般的文人，在社交中需要酬唱的时候，更倾向于选择近体诗。
近体诗又可分为律诗和绝句。在考察律诗与绝句之异的过程中，明人较多地注意到杜甫。原因在于，杜甫作为律诗大家，其绝句的成就却相当有限。这极有说服力地表明，律诗与绝句的创作有着很不相同的路数。大体说来，绝句重在暗示，重在启迪，宜于凭直觉领悟；它如一道美丽的风景，“直下便是，动念即乖”，着意求之，殊悖本旨。杜甫偏爱对偶和典故，刻意雕琢，语意分明，用在律诗上见其长，用在绝句上却成为短处。比照律诗和绝句的这种差异，我们可以说，就社交场合而言，律诗是较为方便的。在律诗中，功力和技巧有较大的用武之地。换句话说，律诗的难处，是可以凭借知识和经验来补救的，对于从小受到训练的古代文人而言，并不是什么难事。而绝句的难处，却是不能凭知识和经验来补救的。律诗尤其是七言律诗，用于社交场合，具有绝句所无法比拟的综合优势。
就词曲而言，其原因在于，词曲被认为体格卑下，不受上流文人的重视。从状元别集中的文体数量来看，词曲有716首，包括34首套曲，数量虽然也不算少，但应该注意，这些词曲的作者主要集中于少数状元，特别是康海和杨慎。明代状元大多只有诗文别集，没有词曲别集。有词曲别集的，只有康、杨二人。康海《沜东乐府》(二卷)有小令(散曲、南曲)239首，带过曲2首，套数34首。杨慎《升庵长短句》(三卷)收197首，《升庵长短句续集》(三卷)收108首。不仅在明代状元中，即使是在明代进士中，康海和杨慎的词曲创作都是引人注目的。
明代状元的诗文别集中，收入的词曲更是寥寥无几。在我们选的37位明代状元的别集中，吴宽《匏翁家藏集》有“诗余”34首，谢迁《归田稿》有词2首，费宏《明太保费文宪公文集选要》有祝寿词2首，康海《康对山先生集》未收其词曲，顾鼎臣《顾文康公文草、诗草、续稿、三集》共收词26首，杨慎《升庵全集》有词13首(皆收入《升庵长短句续集》中)，龚用卿《云岗选稿》有词26首，李春芳《贻安堂集》有词1首，焦竑《焦氏澹园集》卷四六收“诗余”36首，焦竑《澹园续集》卷二七收“诗余”9首。在上述9名状元中，谢迁、费宏、李春芳集中只有一、两首词，可忽略不计。这样，除去康海和杨慎，只有4名状元曾留意于词的创作。有些状元的词曲或有可能散见于其他文献，但已无足轻重。
康海和杨慎之所以在词曲创作方面取得了较高成就，与他们在仕途上遭受重大挫折直接相关，可以说是脱离状元正常生活轨道的结果。
康海的家乡陕西是“关学”的发祥地。关学创始人张载有句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⑦这句话激励着无数关中后学奋发图强，康海亦是其中之一。康海中状元后，积极倡导秦汉文风，成为“前七子”之一，表现出志在“兼济”的豪情。正德年间，太监刘瑾乱政。康海为了拯救下狱的好友李梦阳，向刘瑾求情。后来刘瑾垮台，康海受刘瑾案牵连，退出政治舞台，同时也主动从复古运动中隐退。他后半生隐居乡里，大部分时间以词曲消磨时光。焦竑《玉堂丛语》记载：“康海罢官，自隐声酒……时鄠杜王敏夫名位差减，而才情胜之，倡和词章布人间，遂为关西风流领袖。浸淫汴洛间，遂以成俗……康海答寇子惇云：‘放逐后，流连声伎，不复拘检，虽乡党自好者，莫不耻之，又安可与士大夫同日语者！阮籍之志，在日获酩酊耳。三公、万户，非所愿也。’”⑧康海说得明白，他的词曲创作，是其仕途绝望之后的一种选择，是在被逐出上流社会后的无奈选择。
杨慎的经历与康海有相似之处。武宗没有子嗣，他去世后，其堂弟朱厚熜以外藩的身份继位，是为世宗。在嘉靖初年发生的“大礼议”风波中，以杨慎的父亲大学士杨廷和为代表的护礼派落败，杨慎也因为不肯改变政治立场，被世宗流戍云南，宣告了其政治生命的终结。杨慎后半生埋首治学，诗酒自放：“尝醉，胡粉傅面，作双丫髻插花，门生舁之，诸伎捧觞，游行城市，了不为怍。”⑨“至若陶情艳辞，寄意声伎，落魄不羁，又慎所以用晦行权，匪恒情所测。”⑩杨慎钟情于词曲写作，也是明知不能重返政坛而做出的无奈选择。一个有志用世，有才用世，而又被堵塞了用世之途的人，如果不用词曲来消磨壮心，他又怎能承受住这种心理的痛苦？反过来说，如果康海、杨慎仕途顺遂，他们又怎么会用如此多的精力来写体格较卑的词曲？
四、文学史视野下的明代状元文学
在文学史视野下考察明代状元文学，有两个不同的视角。
一是纯文学视角。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者大规模地采用纯文学观衡估古代文学，在文学史的撰写中表现出两个倾向：其一，强调诗、文、小说、戏曲为文学所特有的样式，文学史要以这四种文体为主要的叙述对象。符合现代文学观念的古代文体被划分到相应的领域，如诗、词、散曲属诗歌，古文、骈文、小品文属散文，等等。并按照“一代有一代之所胜”的思路，格外突出《诗经》、楚辞、汉魏乐府、唐诗、宋词、元杂剧、明清小说在文学史中的位置。其二，在著述方式上，强调文学史规律，大量采用现代文学理论的术语对古代作家作品进行分析评价，论述注重条理化和逻辑化。有一个现象值得一提，即20世纪初年的文学史不太看重绪论、导论之类，20世纪30年代以降，绪论、导论越来越受重视，对文学史的统领作用也越来越强。注重绪论和导论，是注重条理化和逻辑化的表现。从纯文学视角看明代状元文学，我们很容易得出结论：明代状元文学很少文学史意义。理由是，其一，他们在小说领域基本上没有建树，他们的戏曲创作不成规模，他们的诗多为应酬之具，他们的文章多是实用的产物。其二，从进化论的角度看，唐代是诗的时代，宋代是词的时代，元代是曲的时代，明代是小说的时代，而明代状元恰好在小说领域留下了一片空白(11)。这些理由，说来头头是道，但却是用一种理论强行裁剪文学史事实的结果。
二是杂文学视角。明代状元别集的主体部分，以实用性的文体和应酬功能较强的文体(如七律)为主，这似乎就注定了这些作品没有文学史意义。其实不然。清代的沈德潜在编选《清诗别裁集》时，曾致力于区分在酬赠时写诗和将诗作为酬赠之具这两种不同的情况。在沈德潜看来，应酬宴饮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对于诗人来说，关键问题不是拒绝在诗中涉及酬酢宴饮等内容，而是如何做到在创作中不流于应酬，使酬赠之作具有超出应酬的价值。因此，沈德潜在《清诗别裁集》的作家作品评议中特别强调赠答、送别诗的“体”、“格”：“时送行诗汇成卷轴，剧多名作，然颂扬得体，无逾此章。”(评吴襄《送徐澂斋先辈奉使琉球》)(12)“极乱后宜以宽严相济处之，文翁、武侯其前事也。赠言之体如是。”(评严允肇《送宋荔裳按察四川》)(13)“此言抚吴大臣，推周文襄忱、王端毅恕、海忠介瑞，而冀公之追步前哲也。此种立言，得吉甫赠人之体，诗亦穆如清风。”(评韩菼《赠江南巡抚汤潜庵先生》)(14)“入山修炼，非儒者事，况有慈亲在耶？送之即以招之，得赠人以言之体。”(评濮淙《赠方望子入黄山修炼》)(15)所谓“体”、“格”，就是身份，就是品格。没有品格即流于应酬，超越了应酬即是得“体”，即是有“格”。沈德潜认为，那些发自内心的酬唱诗与登临凭吊之作一样，是受外物激发而内心有所感触的产物，这类诗作同样具有打动人的力量，能发挥化导人心的作用；只有那些疲于应酬，随口赠答，并无真情实感的应酬之作，才是不可取的。因此，在对酬酢之作进行取舍时，沈德潜并不只从题材着眼，一概加以排斥，而是着眼于内涵加以选择。
由沈德潜对“体”、“格”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明代状元别集中，许多作品的确具有实用和应酬的功能；但实用和应酬不是这些作品的全部价值，在文学史视野下考察这些作品，实用和应酬甚至不是这些作品的主要价值，其中颇有一些杰作。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指出：对明代状元别集的研究还有另一层文学史意义，即有助于我们把握明代的文学生态。20世纪流行的纯文学观，仅以小说、戏曲和少量的诗文流派来建构明代文学史，难免留下很多断层。大量的文学史信息和文学史景观被忽略掉了，或视而不见。要想填补这些文学史的断层，仅凭推断和想象是不够的，而应尽可能地走近历史，尽可能地还原历史。重返文学史现场也许只是一种愿望，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对大量丰富的文学史细节和文学史景观，置之不理。认真研究明代状元别集，可以对明代文学获得更多的现场感。在明代这个科举社会的鼎盛时期，不深入考察明代状元别集，对文学生态的了解就可能是残缺不全的。
注释：
①查继佐：《礼、兵二部尚书余煌传》，《国寿录》卷三，周骏富辑《明代传记丛刊》第107册，台湾明文书局1991年版，第98页。
②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二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550页。
③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83页。
④吴宽：《送周仲瞻应举诗序》，《家藏集》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杨明照等：《增订文心雕龙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33、334页。
⑥于慎行：《谷山笔麈》卷八《诗文》，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4页。
⑦张载：《近思录拾遗》，《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376页。通常引用张载此段名言作：“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⑧焦竑：《玉堂丛语》卷七《任达》，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44—245页。
⑨李绍文：《皇明世说新语》卷六《任诞》，周骏富辑《明代传记丛刊》第088册，第429页。
⑩傅维麟：《明书》卷一四七《杨慎传》，周骏富辑《明代传记丛刊》第022册，第396、397页。
(11)笔记是状元较为偏爱的一种文学体裁，许多状元都曾涉足这一文体。如商辂《蔗山笔麈》、彭时《彭文宪公笔记》、焦竑《焦氏笔乘》、《玉堂丛语》、《焦氏类林》、秦鸣雷《谈资》、张懋修《墨卿谈乘》、文震孟《姑苏名贤小记》等。这种笔记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小说。杨慎的《仓庚传》及假托汉人之名写的《杂事秘辛》，略具传奇小说意味。除此之外，状元很少涉及小说(特别是白话小说)的创作。明代书商为了牟利，往往假托状元之名来推销小说，如假冒杨慎批点的《隋唐两朝志传》等，皆不可信，兹不一一讨论。
(12)(13)(14)(15)沈德潜：《清诗别裁集》，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08页，第94页，第174页，第3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