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地环境风险对中国旅游突发事件的影响及其区域分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旅游地论文,突发事件论文,中国旅游论文,区域论文,风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旅游业是一个与突发风险并存的行业。国外对旅游安全与旅游突发事件的关注兴起于20世纪70、80年代，早期的探索主要集中于旅游突发事件的特定风险因素、表现及其分布等方面，如犯罪(Nichols，1976；Pizam et al.，1996)、恐怖主义(Richter,1986；Ryan，1993)、战争(Smith，1998)等方面。有部分学者对旅游突发危机应急处理时的影响干预(Gonzalez-Herrero et al.，1998)、利益相关者的战略合作(Ritchie，2004)等问题进行了理论建构。研究发现，在影响旅游安全的众多因素中，环境风险因素是其中的重要因素，学界对此展开了一系列的早期探索。从既有的文献成果来看，对旅游安全造成影响的环境因素既具有分布的广泛性、也具有来源的多样性。
多变的气候和独特的地理环境是极具价值的旅游资源，但同时也是给旅游业和游客带来安全风险的限制性因素，它容易诱发各种类型的自然灾害，也容易导致对旅游者的伤害(Faulkner,2001：Cioccio et al.，2007；Scott et al.，2010；Tsai et al.，2010，2011)。Du和Tian(2007)以量子免疫克隆算法对解码后的旅游突发事件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天气条件、道路情况、拥挤程度和旅游地地形地貌都与旅游突发事件的发生密切相关。有研究表明，不可预知的、多变的天气因素，是引发探险旅游伤害事故的首要原因之一(Bentley et al.，2008)。许多旅游者热衷于高原旅游地的优美风光，但3000米以上的高海拔环境使旅游者的心脏处于氧合状态，未受高海拔活动训练的旅游者急性暴露于高海拔地区可能诱发生理突变、引发高海拔疾病(Nishihara et al.，1998)。
一些著名的旅游胜地屡遭灾害侵袭、并影响到旅游地的安全基础。Krishnamoorthy等(2005)的研究发现，印度安达曼和尼科巴群岛因其独特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其海啸灾害十分频繁，海啸灾害引发土地沉降、导致沿岸长期遭受海水侵蚀，从而使其成为疟疾传染病的温床。Calgaro和Lloyd(2008)针对泰国南攀牙省蔻立旅游社区的研究发现，沿海地形、不合理的建筑结构和人类对旅游地的过度开发加剧了旅游地环境的脆弱性，而风险增加的旅游地又更易发生灾难事件，这些潜在的安全威胁影响着旅游者的安全。
探险旅游、火山旅游和地热旅游等特种旅游项目因其风险程度高、事故灾难频发而广受社会与学界的关注。Bentley和Page等(2001)构建了探险旅游事故风险因素的概念模型，该模型将环境因素与管理组织因素、游客自身因素、设备因素等并列为重要的风险因素。其中，环境因素又包括未预料到的不利天气、天气突变、光照水平等天气环境因素，包括河流、极端气温、水浪规模等水环境因素，并包括行走时可能导致的滑倒、绊倒等脚下地形地貌环境因素。Loewenstein(1999)对登山探险旅游者的环境伤害作了更深入的探讨，他发现置身于恶劣登山环境中的极限登山者常遭受高山病、雪盲症、冻伤和疲劳等风险问题的困扰。火山和地热旅游目的地也存在潜在的健康危害，火山气体及火山灰、熔岩流、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在火山和地热活动中常发生的灾害因素可能对旅游者的健康与安全产生负面影响(Heggie，2009)。
游客在旅游过程中的游程环境往往是多种自然因素的复合体，其潜藏的风险因素也因此具有多样性。许多研究表明，在陌生的道路环境和海洋环境下开展旅游活动是海外游客伤亡的重要背景和原因(Hartung et al.，1990；Wilks et al.，1994；Wilks，1999；Rosman，2001)。受污染的空气环境同样威胁着旅游者的生命安全。Baker和Genty(1998)指出，长期暴露于0.5％以上CO2浓度的洞穴旅游地中， CO2毒性将影响旅游者的健康，其影响程度取决于个人的新陈代谢和暴露时间。
综上所述，国外学者已对旅游地的环境风险因素展开了持续而有效的探索。而在国内，不论是基于旅游地的个案实证、还是基于规模性案例的统计分析，对旅游地环境风险的相关研究都还较为缺乏。从概念来看，广义的环境因素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因素，但宽泛的社会环境因素常有复杂的来源渠道和结构，难以对其进行明确界定。因此，本文的环境风险主要是指狭义视角下的自然环境风险，即指可能对旅游活动或旅游者造成伤害、并引发旅游突发事件的自然环境隐患或者包含了自然因素的综合性环境隐患。系统地探索和分析我围环境条件下的旅游环境风险因素，对于促进国内旅游业的安全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6-2010年我国各省市旅游局上报国家旅游局并列入信息公开目录的旅游突发事件案例作为数据基础，期间共收录具有较为完整信息的国内旅游突发事件案例269起，港澳台和出境旅游突发事件案例数据33起。在总计302起案例中，有215起案例是由环境风险因素引发或者其发生过程及结果存在环境风险因素的影响。本研究基于这215起案例构建了具有环境影响特征的旅游突发事件案例信息数据库。
2.2 数据编码与信度
本文对案例数据进行了信息分解和编码转换，信息分解所涉及的变量包括事件类型、事件级别、发生区域、伤亡规模、环境风险因素等主要的变量类型。其中，事件类型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分为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等4类；事件级别是根据国家旅游局《旅游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分为重大、较大和一般3个级别；发生区域是根据地理因素并结合我国旅游业的区域产品结构，将各省份和地区归为华东(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福建、上海)、华南(广东、广西、海南)、华中(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华北(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西北(宁夏、新疆、青海、陕西、甘肃)、西南(四川、云南、贵州、西藏、重庆)、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和港澳台及出境旅游地等8个区域；伤亡规模则是以旅游突发事件所造成的受伤和死亡人次的合并数作为计量方式。
在编码过程中，组成了由研究者和2位从事旅游安全研究的硕士以上学历人员所构成的编码组，编码过程经过了初编和德尔菲式复编的往复过程，一直到编码人员不再对编码信息提出修改意见后，案例编码方案才予以最终确定。由于编码分类明确，研究者与编码人员的初编信息相同度均在88％以上。编码信度的计算公示为“信度=(N×平均相互同意度)/[1+(N-1)×平均相互同意度]”(Holsti，1969)。根据这一公式，事件类型、事件级别、区域归类、伤亡规模等变量的初始编码信度分别为0.99、0.99、0.99和1。此外，环境风险因素则采用了先进行初始类型描述、再进行结构归类的方式，环境风险因素的编码信度为0.96。
2.3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了列联表卡方检验和最优尺度回归来开展研究。其中，列联表卡方检验是以卡方(
)分布作为基础的一种非参数检验方法，它常用于检验一定显著水平上多个样本之间的差异度。其中，当行因子R与列因子C的属性类别数量大于2时，两者即构成R×C列联表，其的计算公式为(Groebner et al.2001)：
最优尺度回归(Categorical Regression，CATREG)是处理自变量为分类变量的回归方法，该过程以与处理数值变量相同的方式处理量化的分类变量，使用非线性转换允许在各种级别分析变量以查找最佳拟合模型(Meulman et al.，2009)。由于环境风险元素属于定类变量，因此本研究拟使用最优尺度回归分析环境风险因素对事件伤亡规模的影响。本文中环境风险对伤亡规模的影响模型设为：
Y=βX+ε (2)
式中：Y代表伤亡规模，X代表解释变量环境风险因素，β为待估计的标准化系数，ε为随机误差项。
本文主要使用SPSS 18.0软件来进行数据处理，分析过程具体调用了列联表卡方检验模块、列联表(R×C)精确检验模块和最优尺度回归模块(CATREG)来进行数据分析。
3 环境风险因素与中国旅游突发事件的类型分布
3.1 我国旅游突发事件的环境风险因素类型
旅游环境要素并没有明确的分类结构，它既包含了水环境、大气环境、生态环境、阳光环境、土壤环境、岩石环境等自然环境要素，也包含着融合了人力与自然双因素的综合游览环境等环境要素。在我国2006-2010年发生的215起具有环境风险特征的旅游突发事件中，既涉及雨、冰、雪、雾、雷电和高原气候等大气环境风险，也涉及地质、地貌、水体、高空等在景观游览中作为核心观赏要素形态存在的游览环境风险，同时还涉及由人力因素和自然因素综合而成、并融合了多种地理环境风险要素的道路环境风险。
因此，根据既有的统计数据，将旅游环境风险归纳为游览环境风险、大气环境风险和道路环境风险等3种主要的风险结构要素①。如表2所示，游览环境风险占比37.2％，大气环境风险占比32.1％，道路环境风险占比30.7％。在游览环境风险中，水体环境风险占比最高，达到23.3％；由悬崖、深沟、深洞、铁索桥等特殊景观风险所构成的游览环境风险占比较高，达到6％；相比之下，泥石流等地质环境风险、高空环境风险和沙漠、雪地等探险背景下的极端环境风险发生率较低，占比分别为3.3％、2.8％和1.9％。在大气环境风险中，因高原气候风险而导致事件的占比最高，达到15.8％；雨环境风险占比较高，达到10.7％；此外，冰、雪环境风险的联合占比达到了4.6％，因雾环境和雷电环境风险的占比则为0.5％。在道路环境风险中，因为路况差、紧邻深沟等因素导致的普通道路风险占比最高，达到16.7％；因为道路崎岖等引起的盘山公路和景区公路风险分别为7.4％和2.8％；高速公路风险和桥梁隧道风险导致事件的占比较低，分别为2.3％和1.4％。
3.2 环境因素诱因下的我国旅游突发事件类型分布
2006-2010年中，我国具有环境因素诱因的旅游突发事件主要由事故灾难、自然灾害和公共卫生事件等3种突发事件类型构成，三者占比分别为79％、5.2％和15.8％(表3)。在事故灾难中，旅游交通安全事故占比最高，达到44.1％；各类涉水事故居次，达到21.8％；坠落事故和探险事故的占比较低，分别为7.4％和2.8％；设备事故、动物袭击等事故类型占比则为0.5％。自然灾害的整体占比较低，其中地址灾害和冰雪灾害稍高，占比为2.3％和1.4％；地质灾害、海洋灾害和其他类自然灾害占比很低，为0.5％。因环境因素引发的公共卫生事件主要是因为高原气候所导致的突发疾病猝死和高原反应猝死，其联合占比为15.8％。
4 环境风险因素与中国旅游突发事件发生特征的关系
4.1 环境风险因素与旅游突发事件发生类型的相关性检定
本研究拟采用卡方检定来检验环境风险因素与旅游突发事件发生类型之间的相关性。由于列联表中T＜5的格子数超过了25％，因此本研究使用了Fisher精确检验方法来确定相关性的确切概率。如表4所示，Fisher精确检验值=94.207(精确检验P=0.000)，对称度量Cramer’s V=0.467(精确检验 P值=0.000)，这表明环境风险因素与我国旅游突发事件发生类型间的相关性在P＜0.001的水平达到显著程度。因此，在环境风险条件下，事故灾难(78.6％)、公共卫生事件(15.8％)和自然灾害(5.6％)的分布水平存在显著的组间差异。
在残差检验中，残差值(AR)＞1.96表明该分类显著偏高，残差值(AR)＜1.96表明该分类显著偏低。残差检验的结果表明，在游览环境风险条件下，事故灾难的发生率(34％，AR=3.5)显著高于公共卫生事件(0％，AR=-4.9)和自然灾害(3.3％，AR=1.6)，其中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率显著低于期望水平；在大气环境风险条件下，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率(15.8％，AR=9.2)显著高于事故灾难(14％，AR=-8.6)和自然灾害(2.3％，AR=0.7)，其中事故灾难的发生率显著低于期望水平；在道路环境风险条件下，事故灾难的发生率(30.7％，AR=5.1)显著高于公共卫生事件(0％，AR=-4.2)和自然灾害(0％，AR=-2.4)，后两者的发生率显著低于期望水平。
4.2 环境风险因素与旅游突发事件严重程度的相关性检定
旅游突发事件的风险级别是根据突发事件所造成的伤亡人数、财产损失等结果因素综合确定的，因此用突发事件级别(根据国家旅游局《旅游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的分级标准来代表突发事件的严重程度(表5)。本文采用了列联表卡方检定来进行数据分析。检验结果表明，Pearson卡方值为28.265(P=0.000)，对称度量Cramer’s V值为0.256(P=0.000)，这说明环境风险因素与我国旅游突发事件严重程度的相关性在P＜0.00 1的水平上达到显著程度。因此，在环境风险条件下，旅游突发事件的发生级别在分布上具有显著差异，其中较大旅游突发事件(79.1％)要远高于重大旅游突发事件(14％)和一般旅游突发事件(7％)的分布水平。可见，环境风险所造成的旅游突发事件通常比较严重。
残差检验的结果表明，在游览环境风险条件下，较大旅游突发事件(33.5％，AR=3.0)的发生率显著高于一般旅游突发事件(2.8％，AR=0.2)和重大旅游突发事件(0.9％，AR=-3.7)，其中重大旅游突发事件的发生率显著偏低；在大气环境风险条件下，较大旅游突发事件(27.4％，AR=1.6)、重大旅游突发事件(3.7％，AR=-0.7)和一般旅游突发事件(0.9％，AR=-1.6)不存在显著偏高或偏低的情形；在道路环境风险条件下，重大旅游突发事件(9.3％，AR=4.61的发生率显著高于一般旅游突发事件(3.3％，AR=1.4)，其中较大旅游突发事件(18.1％，AR=-4.8)的发生率显著低于期望水平。此外，游览环境风险导致的较大旅游突发事件显著高于大气环境风险和道路环境风险。而道路环境风险导致的重大旅游突发事件则显著高于大气环境风险和游览环境风险。
4.3 环境风险因素对旅游突发事件伤亡规模影响的回归检定
不同的环境风险条件下，可能发生的旅游突发事件类型是存在差异的，环境条件不仅会影响旅游突发事件的初始严重程度，也有可能影响旅游突发事件后的应急处置和旅游者及从业人员救援过程，从而影响旅游突发事件所造成的最终的人员伤亡规模。如表6所示，道路环境风险条件下的旅游突发事件人员伤亡规模最大，为17.8人次。大气环境风险条件下的旅游突发事件人员伤亡规模居次，为9人次。游览环境风险条件下的旅游突发事件人员伤亡规模为也达到了5人次。在计入统计的环境风险案例中，存在造成旅游者和从业人员大规模伤亡的极端个案，这主要表现为地震灾害个案以及由大气风险与道路风险造成的重大旅游交通事故个案。总体上，环境风险条件下旅游突发事件的伤亡规模是比较大的。
本文使用最优尺度回归(CATREG)来验证环境风险因素对旅游突发事件伤亡规模的影响。将代表大气环境风险、游览环境风险和道路环境风险的环境风险因素作为自变量，将旅游突发事件伤亡规模作为因变量进行最优尺度回归检验。如表7所示，回归模型的方差F为88.808，其P值为0.000，说明回归方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回归模型的修正后决定系数为0.294，说明环境风险因素对旅游突发事件的伤亡规模具有29.4％的解释力。其中，环境风险因素的标准回归系数为0.545，回归系数的F值为124.66(P=0.000)，这表明大气环境风险、游览环境风险和道路环境风险对旅游突发事件的伤亡规模具有主体性的影响力。
5 中国旅游突发事件环境风险因素的区域分布
将2006-2010年我国31个省份和港澳台及境外地区由环境风险因素引发的215起旅游突发事件案例进行了区域分布的统计分析(图1)。如表8所示，在环境风险因素与区域分布所形成的列联表中，理论频数小于5的格式并未超过25％，因此数据适合采用卡方统计来进行相关性检定。检验结果表明，Pearson卡方值为3 1.009(P=0.002)，对称度量 Cramer’s V值为0.269(P=0.002)，这说明环境风险因素与其区域分布的相关性在P＜0.01的水平上达到显著。因此，在不同的区域，大气环境风险、游览环境风险和道路环境风险存在显著的分布差异。从总体的分布水平来看，西南地区的环境风险分布率最高，达到35.3％；华北、华中、华东和华南地区的分布居于中游水平，其分布率分别为12.6％、12.1％、11.2％和10.2％；东北和两北地区居于下游水平，分布率为5.6％和4.7％。此外，港澳台及出境地涵盖范围广泛，其环境风险总体分布率也到了8.4％。
图1 2006-2010年我国旅游突发事件环境风险因素的区域分布
残差检验的结果表明，华东片区的游览环境风险(4.7％，AR=0.5)、大气环境风险(3.3％，AR=-0.3)和道路环境风险(3.3％，AR=-0.2)的发生率较为平均，不存在显著偏高或偏低的情形；在华南片区，游览环境风险(6.5％，AR=2.7)的发生率显著高于大气环境风险(1.9％，AR=-1.5)和道路环境风险(1.9％，AR=-1.3)；华北片区的游览环境风险(3.7％， AR=-0.9)、大气环境风险(3.7％，AR=-0.3)和道路环境风险(5.1％，AR=1.2)的发生率较为平均，不存在显著偏高或偏低的情形；西北地区游览环境风险(0.5％，AR=-1.8)、大气环境风险(1.9％，AR=0.5)和道路环境风险(2.3％，AR=1.4)的发生率较低，不存在显著偏高或偏低的情形；东北地区的游览环境风险(2.3％，AR=0.3)、大气环境风险(0.5％，AR=-1.8)和道路环境风险(2.8％，AR=1.5)的发生率较低，不存在显著偏高或偏低的情形；西南地区的大气环境风险(17.2％，AR=3.9)发生率较高，并显著高于游览环境风险(8.4％，AR=-3.0)和道路环境风险(9.8％，AR=-0.7)，其中游览环境风险的发生率显著低于期望水平；在华中地区，游览环境风险(6.5％，AR=1.9)、大气环境风险(1.9％，AR=-1.9)和道路环境风险(3.7％，AR=0.0)的发生率差异较大，但三者并不存在显著偏高或偏低的情形；港澳台及出境地区的环境风险发生率较低，不存在风险水平显著偏高或偏低的情形。显然，环境风险因素在区域分布上的差异性是由各片区的具体环境条件所决定的。比如，西南地区的高海拔因素使高原气候对旅游者的风险影响较大，同时其总体的游览环境、道路环境也具有较多的风险因素，这使西南地区环境风险的总体水平要高于其他地区。
6 结论与讨论
环境风险因素是影响旅游突发事件发生和发展的重要背景因素。厘清我国旅游突发事件中的环境风险结构，并了解环境风险因素对我国旅游突发事件的影响层面及其区域表现特征，对于科学地预防和处置旅游突发事件、减少我国旅游业发展中因突发事件而导致的损失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本文以我国2006-2010年间发生的215起旅游突发事件案例作为数据基础，对环境风险因素与旅游突发事件发生特征的关系进行了统计检验。研究发现：影响旅游突发事件发生发展的环境风险因素主要包括游览环境风险、大气环境风险和道路环境风险，环境风险因素所引致和影响的旅游突发事件主要包括事故灾难、自然灾害和公共卫生事件，其中事故灾难的发生水平最高。同时，环境风险因素与旅游突发事件的发生类型、严重程度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对旅游突发事件的伤亡规模具有主体性的影响力。旅游突发事件的环境风险在区域分布上也具有差异性。
因此，要预防和减少旅游突发事件，我国旅游地应该致力于环境风险因素的防控与管理，应该注重以下措施的采取：①旅游地应致力于环境风险因素的防控与管理，要识别本区域的主要环境风险源，建立环境风险源的档案库，并据此建立旅游地环境风险的安全管理体系。②对于游览环境和道路环境，应该强调事故灾难的安全防控，其中道路安全事故应成为防控的重中之重。对于大气环境，应该强调因环境因素猝死等公共卫生事件的安全防控，要面向旅游者建立风险教育和引导并重的预防阻隔机制。③西南地区的环境风险分布水平最高，应该特别强调大气环境风险的调控；华北、华中、华东和华南地区的环境风险分布水平较高，应该建立均衡性地旅游环境风险管理体系，其中华南地区需要强调游览环境风险的管控；东北和西北地区的环境风险水平虽然较低，但是其道路环境风险也不容忽视，应该成为区域旅游环境风险管理的重点。
注释：
①本文对旅游环境因素的分类是基于现有统计数据的归纳性分类，这种分类并不代表所有潜在可能的环境风险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