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话语中国化进程的政治化转向与学理性回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话语论文,进程论文,理性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批判”话语无疑是20世纪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话语之一，而它在百年中国的命运跌宕起伏、一波三折，总是在学理性与政治性两极之间像钟摆一样摆动，导致了实践中种种特有的表现。但它无论摆向哪一极，无论是何种情况，都受制于当时社会历史语境和权力关系的规约和限定，并从而形成特定的内涵和特征。学理性与政治性两极之间既悖离又牵制的张力，使得“批判”话语的演化虽有顿挫有迂回，但其与时偕行、趋于优化的前景则是可以期待的。 一、“批判”话语中国化进程的初澜 “批判”话语原本不属于中国的知识谱系和话语谱系。在中国的传统话语中并无“批判”的概念，即便古文中偶有使用，也不是后来的意思。①据考证，该词在汉语中出现是在19世纪晚期，是从日语中借来的。当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受到西方式的教育，接受了当时的先进思想，自发组织编译日本书籍。经他们之手，将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方面的书籍迻译到中国来，与此同时，也就将大批现代日语词借用过来，其中就有“批判”一词(王立达90-94)。也有学者认为，现代汉语中，来源于日语词汇的外来词有多种，其中之一是“先由日本人以汉字的配合去‘意译’(或部分的‘音译’)欧美语言的词，再由汉族人民搬进现代汉语里面来，加以改造而成的现代汉语外来词。”“批判”一词即属此类(高名凯刘正琰88，91)。 “批判”一词在中国的最早使用与哲学、美学不无关系。梁启超1903年在《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一文中最早将康德“三大批判”加以介绍，译为《纯理性批判》《实理性批判》《判定批判》。②王国维在1904年到1906年间系统译述了汗德(康德)的“三大批判”，③同期将康德其人其书向国内介绍的还有章太炎、蔡元培等。以上诸位对于“批判”概念均未作详解，不过梁启超将康德称为“检点学派”，认为康德在调和理性派(论定派)与经验派(怀疑派)两派之争时，主张“必当先审求智慧之为物其体何若，其用何若，然后得凭借以定其所能及之界，于是有所谓检点派之哲学出焉”(《梁启超全集》第4卷1056)。可知在他那里，“批判”与“检点”相当。王国维将康德的三书译为“批判”，同时也译作“批评”。他对于康德“批评哲学”的特色作了如下解释：“必先检此等原则发现之形式，及其于经验上所有之普遍性及必然性，此汗德哲学之特色也。汗德于是就理性之作用，为系统的研究，以立其原则，而检其效力。”④可见中国人最早接受的“批判”概念与康德有关，而且是在知识探究、学理检点的本义上使用的。可以认为，梁启超、王国维在康德意义上最早开启了“批判”话语的中国化进程。此后梁启超较多在自己的著述中使用“批判”一词，而王国维恰恰相反，几乎不用该词，相近的意思主要用“批评”一词。其他时哲情况也与王国维差不多。因此要寻绎“批判”话语后来的嬗变，当自梁启超始。 据检索，《梁启超全集》使用“批判”一词除作书名引用之外凡13处，如果细绎之则不难见出其中发生嬗变的蛛丝马迹。其中也有在康德意义上使用的“批判”一词，但是并不多，在其学术研究的文字中可以找到少数个案，如《中国历史研究法》(1922年)： 今日史家之最大责任，乃在搜集本章所言之诸项特别史料。此类史料，在欧洲诸国史，经彼中先辈搜出者已什而七八，故今之史家，贵能善因其成而运独到之史识以批判之耳。中国则未曾经过此阶段，尚无正当充实之资料，何所凭借以行批判？漫然批判，恐开口便错矣。(《梁启超全集》第14卷4124) 这里所说“批判”即学理探究之义，基本上赓续了康德的本义。但更为主导的是，梁启超所用“批判”一词的意涵在逐渐发生变化，从康德意义上中性的、学理性的研究、考察转向否定性的、政治性的排斥、抨击之意了，这在其政论性文章中尤其突出。当然这种转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有一个过渡阶段。梁启超《开明专制论》(1905年)一文称：“凡议院政治，恒以议院之多助寡助，黜陟政府，故议院大多数人，有批判政治得失之常识，此第一要件也”(《梁启超全集》第5卷1477)。此处使用的“批判”概念是指对于议院政治的是非得失两面进行议论、评判之意，并无明显偏向。但到《社会主义论序》(1907年)一文，该词的使用就有倾向性了，其中一段写道：“吴君仲遥鉴此缺点，乃广搜群藉，覃精匝月，成此论以见示。非直名家学说，采择毕包，且往往能以研究所心得者，推补而批判之。东籍中关于此主义之述著，犹罕其比。信哉!”(《梁启超全集》第5卷1701)。此处“批判”一词仍有推敲、补充、研判之意，但已是指称时人吴仲遥对于那种未知社会主义为何物便妄加评论的“缺点”加以鉴戒和改进了。 如果说上述“批判”概念仍属向否定性意味过渡的中介状态、两栖性质的话，那么以下“批判”概念的运用便不同了。在《外交失败之原因及今后国民之觉悟》(1919年)中，梁启超将在巴黎和会上民国政府在外交上招致惨败的原因归诸六个方面，“其六则国民批判力薄弱后援无力也”(《梁启超全集》第10卷3051)。在《清代学术概论》(1920年)中，梁启超推介自己抨击康有为大倡孔教会的言论：“此诸论者，虽专为一问题而发，然启超对于我国旧思想之总批判，及其所认为今后新思想发展应遵之途径，皆略见焉”(《梁启超全集》第10卷3101)。《〈晨报〉增刊〈经济界〉序》(1923年)则针对当时中国经济危机深重、百业凋敝的困局提出疗治良方：“欲间接救济中国经济界，在先使社会多数人确知现在经济社会之实况，复有相当之常识以批判之”(《梁启超全集》第14卷4163)。可见此时梁启超所用“批判”概念已带有明显的否定性、负面性，同时表现出明显的政治性，与反抗、反对、拒斥、批驳之意相当。这就为后来通用的否定性、政治性的“批判”话语开了先河，也为当时的社会话语起到了示范和引领的作用，从而促成了“批判”话语中国化进程的第一次转折。 上述“批判”话语出于梁启超之手笔而发生的转捩与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社会掀天动地、如火如荼的社会变革息息相关，也与作为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梁启超的个人志趣和生平际遇不无关系。足以说明问题的是，梁启超论及“批判”一词之处往往集中于政治制度、国家体制、治国方略、外交关系、国民经济、思想斗争等论域，均属社会政治的大关节目，而在歧见百出、众说纷纭之际亦有扬清击浊、辨正纠谬之必要，因而将“批判”一词的意涵从中性、学理性向否定性、政治性的方向引申当为势所必然。 二、“批判”话语的政治化转向 梁启超所促成的“批判”话语的政治化转向为以后“批判”话语中国化进程奠定了基调，不过这一政治化转向并非直奔主题，而是经历了曲折迂回的漫长过程。 有意思的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政治性的“批判”概念并未受到崇奉，胡适、陈独秀的著述不用该词，鲁迅此期也基本不用该词。⑤后来茅盾对于这场运动进行总结时，指出其主要特性和正确路径就在于“文化批判”：“民国六七年的时候，好像还没有纯然文艺性质的社团。那时的《新青年》杂志自然是鼓吹‘新文学’的大本营，从全体上看来，《新青年》到底是一个文化批判的刊物，而‘新青年社’的主要人物也大多数是文化批判者，或以文化批判者的立场发表他们对于文学的议论”(202)。可见在茅盾看来，“文学革命”更是一场“文化批判”运动。后来很多学者也持这一看法。而当时“批判”概念的缺位，也许正是这几位主将把其发起的运动不称“文化批判”而直接称为“文学革命”的缘故吧。 胡适有一例足以说明问题。《胡适全集》第5卷收入胡适早期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两种专著：《先秦名学史》和《中国古代哲学史》。《先秦名学史》是胡适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时，向哲学系申请哲学博士学位而提交的博士论文，于1915年9月至1917年4月用英语撰写。(胡适自己译作《中国古代哲学方法进化史》)。该书1922年曾由上海亚东图书馆以英文印行，以后又印行了两版。1982年中国逻辑史研究会组织专人将该书译成中文，由李匡武校订，题作《先秦名学史》。由于是相隔大半个世纪由后人翻译，该书中出现“批判”一词凡6次。而后一书《中国古代哲学史》，则是胡适在《先秦名学史》和《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讲义稿)的基础上用中文写成，完稿于1918年9月，1919年2月作为“北京大学丛书”之一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中无一“批判”之词。我们将两书作了对照，发现了两例可援为佐证，在前书1980年代被翻译为“批判”之处，胡适当年在后书相应之处用的却是“仔细讨论”和“正确评判”。⑥而在其英文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中，该两处使用的分别是critical和criticism(76，150)。可见当时“批判”概念尚未进入胡适的话语系统。 在其后蜂起的文学社团中，文学研究会中除了茅盾、周作人的文章用过政治性的“批判”一词外，其他人此期很少涉及。相比之下，创造社、太阳社中人较多使用政治性的“批判”一词，如郭沫若、田汉、李初梨以及钱杏邨等人，在成仿吾《全部的批判之必要——如何才能转换方向的考察》⑦中，不到五千字的文章使用“批判”一词竟达40多次!尤其是1928年1月《文化批判》杂志的创刊，使得“批判”一词在创造社成员中几成流行语。总的说来，此期使用否定性、政治性的“批判”概念的多为有旅日背景的，如创造社、太阳社中人；非旅日背景的一般不用此概念，如胡适；当然有旅日背景的也有不用或晚用此概念的，前者如陈独秀，后者如鲁迅。 鲁迅在否定的、政治的意义上使用“批判”一词很晚，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当时左翼文学阵营中同道人相互攻讦“倒逼”的结果。20年代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倡扬“革命文学”，对于之前“文学革命”时代的前辈并不认同也缺乏尊重，对于鲁迅等人的文学贡献认识不足，将其作为旧式的、落伍的一代文人进行“批判”。例如冯乃超在《艺术与社会生活》⑧一文中将鲁迅等五位作家归入“小资产阶级”之列而横加嘲讽和指责；成仿吾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⑨一文中运用“批判”武器对于“文学革命”加以贬斥；钱杏邨在《死去了的阿Q时代》⑩中则对于鲁迅的作品大加挞伐。在这些篇目中，其态度激烈、语气凌厉，“批判”话语锋芒毕露、咄咄逼人。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鲁迅写了《“醉眼”中的朦胧》(11)一文起而反驳，同样以“批判”话语还以颜色。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也就是在此篇中，鲁迅针对“革命文学”的倡导者提出的“由艺术的武器，到武器的艺术”之说存在的曲解，首次引用了马克思“由批判的武器，到用武器的批判”一说以正视听(65)。此后否定的、政治的意义上使用的“批判”一词便进入了鲁迅写作的词典。由此也可见出，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话语对于“批判”话语的中国化进程也产生了深刻影响。马克思继承了康德的批判哲学并对其进行科学的改造，进而将其引向社会历史场域，使之成为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和封建专制制度，变革现存社会关系的利器。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马克思意义上的“批判”概念在此际也输入中国，对于上述“批判”话语的否定性、政治性内涵的固化起到了有力的推助作用。在此过程中，对于俄苏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以及日本革命文学的输入和汲取，其影响力也不容忽视。 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的成立，标志着左翼文学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期间在“左联”的宣言、纲领、决议、意见中颇多“批判”一词，旨在检讨左翼文学内部的小集团主义和个人主义，指出其未能运用科学的批评方法和态度，以致放松了对于真正敌人的注意，忘却了推进现实斗争的根本任务，等等。而在以后所开展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活动中，“左联”作家运用“批判的武器”积极配合了反帝反封建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实际斗争以及后来的抗日救亡运动，主导了文艺思想的路线斗争，进行了对于“新月派”、“民族主义文艺运动”、“自由人”、“第三种人”等各色派别反动的或错误的文艺主张的批判，同时也通过对于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和倡导，纠正了在文艺与大众之关系上某些认识的偏差，推动了文学创作又一个新的高潮。而随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又赋予了文艺活动新的内涵，刷新了“批判”话语的阶段性取向。 对于五四以来中国革命文艺的发展作出总结，同时也对“批判”话语的中国化进程具有总结意义的，是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2)该文论述了中国革命文艺的诸多重大理论问题，如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的问题，文艺的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问题，文艺创作深入实际生活、深入工农兵群众的问题，尊重文艺自身特点和特殊规律问题，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问题，文学艺术遗产的继承与革新问题，等等。而在文艺批评问题上“批判”话语的运用，尤属大关节目，《讲话》提出：“文艺界的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具体地说，我们的文艺批评是反对宗派主义的，“在团结抗日的大原则下，我们应该容许包含各种各色政治态度的文艺作品的存在”；我们的批评又是坚持原则立场的，“对于一切包含反民族、反科学、反大众和反共的观点的文艺作品必须给以严格的批判和驳斥”；但我们的批评，也应该容许各种各样艺术品的自由竞争，“按照艺术科学的标准给以正确的批判，使较低级的艺术逐渐提高成为较高级的艺术，使不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改变到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也是完全必要的”。《讲话》据此提出了文艺批评的两个标准“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辩证关系以及“文艺服从于政治”的问题。不言而喻，在大敌当前、民族危亡、阶级斗争和反法西斯战争极其尖锐、极其激烈的年代，强调“批判”话语的政治性、斗争性、对抗性功能，是完全正确的，也是非常必要的，对于民族生死存亡、国家前途命运所系的现实斗争起到了不可或缺的激励和鼓舞的作用。 不过如果将这种“批判”方式片面化、极端化、扩大化，不加限定地用于革命阵营内部、革命同道之间，在不同时代条件下机械、教条地照搬战争年代的对抗模式，将思想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用简单粗暴的斗争方式来解决本可以通过教育、说服加以消除的矛盾，则不利于团结大多数，会干扰斗争大方向，势必给革命文艺事业造成严重的损失。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思想界、文艺界是在密集的思想斗争氛围中开始其最初行程的，期间最常用的论争方式和斗争武器就是“批判”，而且政治化程度不断加码、愈演愈烈。而到了十年“文革”则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大批判”铺天盖地，动辄上纲上线、“五子登科”，“批判”成为充满火药味、暴力性的政治运动话语，与之相连的是“批斗”、“打倒”、“专政”之类“革命行动”，事情已然走向了反面。 三、“批判”话语的学理性回归 历史的规律不可抗拒，物极必反，“批判”话语作为否定性、政治性话语在十年“文革”中走向了极端，最终必然会往回折返。“批判”话语的中国化进程在1980年代向学理性的回归又一次证明了这一逻辑。 话题还得回到康德。 如前所述，梁启超、王国维等对于康德意义上的“批判”概念的译介和接受开启了“批判”话语的中国化进程，但是随着在具体使用中逐步从中性的、学理性的意涵向否定性、政治性的意涵转向，该词在康德意义上的使用日渐小众化、边缘化，除了偶有其他领域的学术研究涉及之外，基本上限于哲学界、美学界专业的康德研究。加之康德研究的繁难晦涩特点，“批判”作为学理探究的本义仅仅作为学术话语在少数文化精英范围内流通而难以进入一般社会话语。 尽管如此，在康德意义上作为学理探究的“批判”话语在学术圈内还是受到礼遇的，特别是哲学、美学研究领域的关注度不仅没有减退，而且还时时掀起热潮。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几乎同步，康德学说还蔚成了一个传播热点，国内学者在康德研究方面的成果可圈可点。特别要提到的是，1924年4月22日，《学灯》和《晨报》两大副刊为纪念康德诞辰200周年，均开辟专栏刊登康德肖像和纪念文章，给予康德哲学以高度评价。1924、1925年间《学艺》和《民铎》杂志分别推出特刊“康德号”，组织发表了康德研究专题论文数十篇。参加撰稿的有张铭鼎、范寿康、罗鸿诏、胡嘉、吴致觉、杨人楩等知名学者，论题涉及康德哲学的方方面面，其中也不乏关于康德美学的研究文章，如虞山的《康德审美哲学概况》、吕澂的《康德之美学思想》等。可谓声势浩大、蔚为大观。贺麟后来曾分析过个中缘由：“康德哲学虽然在‘戊戌’变法运动时期就传入中国了，但它的高潮是在1924年到1925年间。这情况大概是和‘五四’运动开创的民主和科学精神相联系的，因为康德的知识论是和科学有关的，要讲科学的认识论，就要涉及康德的知识论。另外康德讲意志自由，讲实践理论，这就必然同民主自由相关联，因此，这时期传播和介绍康德哲学是学术理论界的中心内容”(103)。 不过贺麟也直陈了康德哲学当时在中国传播的不足一面：“传播康德哲学虽然在二十年代盛行，但成效不大，以致最后谈康德的仅有学术界为数极少的几个人，研究的深度也是不够的。”他引用时人杨东尊的评价证之：“自张之洞辈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严复的‘迻译时代’，而民国八九年的胡适辈的‘实用主义’，其间思想之进展之各阶段，都明示随社会的转变而转变之一系列的痕迹。没有社会的转变，便没有思想的转变。任凭康德哲学怎样伟大，都得不到反响，这并非由于中国人对于思想不关怀、不接受，而是伟大的康德哲学在中国之社会的存在中没有这些哲学之存在的根据。”就是说，此际中国动荡变革、大起大落的时代并未给康德意义上作为学理探究的“批判”话语提供适宜的语境。20年代的康德研究除了处于宽泛而零散的状态，对其批判哲学的研究尚不集中之外，一个明显不足在于对康德“三大批判”的迻译尚未跟上。直到1935年胡仁源翻译出版了《纯粹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1936年张鼎铭翻译出版了《实践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才打破了“三大批判”缺少中译本的局面。《判断力批判》的翻译出版则更晚，到1964年宗白华、韦卓民合译本方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另一不足在于，对于康德的“批判”概念缺少明确的厘定，直到1960年宗白华在《新建设》发表《康德美学原理评述》一文，给出了如下界定：“康德所谓批判(Kritik)，就是分析、检查、考察。批判的对象在康德首先就是人对于对象所下的判断。分析、检查、考察这些判断的意义、内容、效力范围，就是康德批判哲学的任务。”(13)据阅览所及，可以说这是当时中文译著中对于康德的“批判”概念解得最为详切也最明白晓畅的定义。 后来盛行一时的是李泽厚1979年出版的《批判哲学的批判》一书的解释：“探讨、考虑、分析、审察人的认识能力，指出它有一个不能超越的范围或界限。这就是康德使用‘批判’一词和把他的哲学叫做‘批判哲学’的缘故”(61)。由于当时刚刚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百废待举，该书躬逢其盛而声誉鹊起，遂成洛阳纸贵的流行读物，特别是在知识界，一度将该书奉为了解德国古典哲学、西方哲学史乃至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宝典，加之其中美学研究的成分较重，在继起的“美学热”中，该书的影响迅速扩大到一般读书界。李泽厚在后来的访谈中不止一次说过，当时的一代大学生，都是看他的书成长的，甚至工厂的女工都到新华书店排队买他的书。(14)笔者作为过来人，可证此言不虚，当时很多研究生同学说起美学，都能大段大段地背诵李泽厚书中的片段。而“批判哲学的批判”，确乎是一个出彩的书名：“批判哲学”，康德哲学也；“批判”，学理研究也。这一类似文字游戏的正标题恰恰紧扣副标题“康德述评”之旨且凸显了“批判”概念，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在当时思想解放的大背景下，这一千载难逢的际遇极其有力地推助了康德意义上的“批判”概念从学术话语迅速向社会话语扩展。而“批判”概念向其学理探究之本义的回归，让人们发现了这一长期被政治化、否定性使用的概念竟还有截然不同的意涵——一种迥异于“政治批判”“大批判”的学理性、价值零度的意涵，并日益广泛地认同和接受了这一用法，从而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大大增进了“批判”话语在实际使用中的弹性和宽容度。 四、“批判”话语学理性回归的补偏救弊作用 上述康德意义上的学理性、中性的“批判”话语的回归对于1990年代一度炙手可热的“大众文化批判”起到了补偏救弊的作用。 起初中国学界使用的“大众文化批判”概念来自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最早缘自1980年代末国内迻译出版的几套丛书，即上海译文出版社的“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重庆出版社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三联书店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以及其他零星出版的著作和文选，囊括了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代表人物的著作。从而使得中国学者第一次接触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以及“大众文化”、“文化工业”等概念。这些著作的出版，当时还是延续“方法热”的余绪，偏重对于西方学术新潮的引进。然而时隔不久，恰逢中国的社会经济体制发生重大变革以及大众文化兴起，这使得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在中国有了用武之地。 但是中国学界对于大众文化的批判从一开始就遇到两个方面的尴尬：一是对于市场经济背景下文化的转型缺乏心理准备；二是在应对新型的当代大众文化时缺乏理论工具。这种尴尬导致对于大众文化产生很多误读和误判，造成对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照搬和套用。中国学界关于大众文化批判的早期篇目大多不脱这一套路：引用本雅明、阿多诺、霍克海默、马尔库塞等人的种种说法，对于当时在中国刚刚兴起的大众文化的即时性、实用性、零散性、模式化等特征进行了批评。(15)但后来触底反弹，对此进行反思和纠偏的呼声渐起。比较典型的是陶东风，他对于1990年代国内大众文化批判不顾中国社会文化的特殊语境，机械套用西方的文化批判理论与批判话语提出异议，并对自己曾经热衷于套用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来批判中国当代的大众文化作出“自我检讨”和“自我反省”，并喊出了“慎用西方文化批判理论”的口号(67)。 数据统计更能说明一般情况。据中国知网显示，以“大众文化批判”(16)为篇名的论文从1992年起始至2014年底共99篇，其中对本题无效(17)的16篇，可以剔除。在余下83篇中，对于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加以肯定和认同的41篇，提出异议和质疑的42篇，后者已赶上前者。所提出的异议和质疑主要是：其一，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带有浓厚的精英主义、贵族主义色彩；其二，法兰克福学派将批判的锋芒太过集中于大众文化的商品性和市场性，而忽视了它的各种正能量；其三，法兰克福学派站在现代科技文明的对立面对当代大众文化进行批判，以保守主义的态度来抗拒资本主义的文化范式；其四，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的偏颇还与其对于大众的偏见有关，他们无视和低估了大众的文化主体性和文化主动性。 总之，无论是个案研究还是大数据分析，得出的结论都足以说明，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不无可借鉴之处，但其本身却是存在弊端的，而其立足点也存在着错位。它是从特定的遭遇和语境出发对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工业社会流行文化的一种否定性立场和态度的理论表达，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将对于给他们造成极大肉体摧残和精神创伤的法西斯主义的抨击移植到了发达工业社会及其文化身上，正如论者所说：“纳粹的经验深深刺伤了研究所(按指霍克海默领导的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成员。使他们仅仅根据法西斯的潜能来判断美国社会。”(18)没有谁可以否认晚期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乃至文化上有垄断和极权倾向，也没有谁可以否认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有着资本主义极权体制的背景，但是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形成的大众文化统统当作法西斯主义文化来批判，那就阐释过度、有失分寸了。如果再将这一理论照搬到正在经历社会经济体制转型的中国，用以衡量中国当代方兴未艾的大众文化，那就更是方枘圆凿、龃龉难合了。 中国当代大众文化是在当今中国社会经济体制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大背景下兴起的：1992年春邓小平“南行讲话”为这一巨变按下了启动钮；同年10月中共十四大召开，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宣布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并提出到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这几个标志性的时间节点可以见出，上述中国学界对于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先抑后扬与对于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前恭后倨的戏剧性翻转恰与我国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型几乎同步发生。而这一切，为当今中国的“批判”话语构成了新的语境，从而为此时已经为国人接受的学理性、中性的“批判”话语对于以往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概念的祛偏就正提供了可能，前者的宽容性和弹性对于后者的褊狭性和刚性无疑是一剂解药。正因为如此，尽管当今“大众文化批判”在具体操作中仍不乏偏激狭仄之处，但重蹈政治化老路的做法却始终不被普遍认同，这也使得后来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概念在实践中很快被国内学界质疑和弃置，也便成为顺理成章的结局。 如今，“批判”话语中国化的进程还在继续。风云际会，这一进程又遇上了两大动力的推助：一是社会环境的变迁，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与大众文化密切关联的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日益凸显，人们对于大众文化的繁荣和大众文化研究的提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二是新世纪以来学术研究的多学科交叉融合，在更高的水平上吸纳和整合各种新兴学科和新潮文类，这种学科交叉、知识综合的广阔地带正是酝酿生长性、未来性的适宜土壤。这一切恰恰构成了对于“批判”话语的一种普遍价值期待：它理应做到评价更加公允，心态更加平和，理论更加成熟，状态更加优化。20世纪“批判”话语的中国化进程山重水复、曲折迂回，而其在当今新的历史条件下总体趋好的前景则是可以期待的。 注释： ①如《汉语大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批判”词条例示，司马光《进呈上官均奏乞尚书省札子》：“所有都省常程文字，并只委左右丞一面批判，指挥施行。”又《朱子语类》卷一：“而今说天有箇人在那里批判罪恶，固不可；说道全无主之者，又不可。”均留存连用“批”、“判”二字痕迹，意为批阅、判断，裁决、审判。 ②该文连载于1903年2月至1904年2月《新民丛报》第25、26、28号和46、47、48号合刊。 ③见王国维：《德国哲学大家汗德传》、《汗德之事实及其著书》、《汗德之哲学说》、《汗德之知识论》、《汗德之伦理学及宗教论》等篇，刊于《教育世界》1904年5月74号、1906年3月120号、1906年5月123号。 ④王国维：《汗德之哲学说》，刊于1904年5月《教育世界》74号。 ⑤如鲁迅1907年《坟·人之历史》：“惟种族发生学独不然，所追迹者，事距今数千万载，其为演进，目不可窥，即直接观察，亦局于至隘之分域，可据者仅间接推理与批判反省二术，及取诸科学所经验荟萃之材，较量揅究之而已”(《鲁迅全集》第1卷，第15页)。此处“批判”即为知识探究、学理检点之义。 ⑥可对以下例证进行比较：例一，《先秦名学史》：“我们[……]对三表进行批判性的审验”(《胡适全集》第5卷，第86页)。《中国古代哲学史》：“如今且仔细讨论这三表的价值”(《胡适全集》第5卷，第333页)。例二，《先秦名学史》：“荀子说：‘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这句话不仅是对庄子哲学的最尖锐而扼要的批判，而且也提供了我所认为的是荀子自己全部哲学的关键”(《胡适全集》第5卷，第155页)。《中国古代哲学史》：“荀子批评庄子的哲学道：‘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这两句话不但是庄子哲学的正确评判，并且是荀子自己的哲学的紧要关键”(《胡适全集》第5卷，第457页)。 ⑦载1928年3月1日《创造月刊》第1卷第10期。 ⑧载1928年1月15日《文化批判》创刊号。 ⑨载1928年2月1日《创造月刊》第1卷第9期。 ⑩载1928年《太阳》月刊3月号及1928年5月《我们月刊》创刊号。 (11)载1928年3月12日《语丝》第4卷第11期。 (12)以下引文均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3)宗白华：“康德美学原理评述”，《新建设》5(1960)。后来该文作为“附录”收入宗译《判断力批判》上卷。 (14)杜维明等：“李泽厚与80年代中国思想界”，《开放时代》11(2011)；李泽厚等：“美的历程——李泽厚访谈录”，《文艺争鸣》1(2003)。 (15)如陶东风：“欲望与沉沦：当代大众文化批判”，《文艺争鸣》6(1993)、金元浦：“试论当代的‘文化工业’”，《文艺理论研究》2(1994)、张汝伦：“论大众文化”，《复旦大学学报》3(1994)、潘知常：“文化工业：美学面临新的挑战——当代文化工业的美学阐释之一”，《文艺评论》4(1994)、尹鸿：“为人文精神守望：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批评导论”，《天津社会科学》2(1996)等文。 (16)在国内学界的研究中，与“大众文化批判”意思大致相近的概念还有“文化工业批判”、“当代审美文化批判”或“文化批判”，此处不暇逐个统计，而仅以大众文化批判为例。 (17)按“对本题无效”的篇目是指与法兰克福学派及其个人无涉的篇目。 (18)见马丁·杰：《法兰克福学派史》，单世联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336。标签：梁启超论文; 康德论文; 法兰克福学派论文; 大众文化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梁启超全集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哲学专业论文; 先秦名学史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胡适论文; 哲学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