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歇后语的法律文化概观——以《杂纂七种》为中心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概观论文,汉语论文,歇后语论文,七种论文,法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28(2009)06-0003-17
歇后语是俗语(包括谚语、惯用语、歇后语、俗成语)的一种，“俗”表现在其为人民群众所创造、具有群众性、鲜明的口语性和通俗性。就口语性和通俗性而言，歇后语应是诸俗语之最；尤其它的诙谐，是其他俗语所不具备的。今天的歇后语，小部分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大多数则是今人新创造的；故古代歇后语，今天大多已不再流行。但本文的研究，仍以古代歇后语尤其以从唐至清陆续纂辑的《杂纂七种》为对象展开。这些歇后语中，有许多属于法律范畴或与法律相关的内容，曲折地反映了当时人对法律及其运行状况的体验和认识，值得从法律文化角度作分析。重要的是，歇后语是中国人独创的语汇形式，其他如英语、俄语等语言中没有该语汇形式，这又与谚语(尤其是法谚)、惯用语的情况不同。因之，对歇后语的分析，更能反映中国人法律思维、法律体认的特别之处。
一、《杂纂七种》与歇后语的特征
关于歇后语之名，语言学家以为有，“造语法”、诗体、诗句、语言游戏等4种。[1](P349-350)但对它的历史发展，似考察不够。学者以为，东晋桓玄、殷仲堪或许是歇后语的鼻祖，二人说“危言”，先后有“矛头淅米剑头炊，百岁老翁攀枯枝”、“井上辘轳卧小儿”，都是讲危险或危殆情状的。[2](前言P6)但歇后语的大发扬，似在唐代。史称唐德宗时，有姚岘等人，善作歇后语。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下：“歇后有姚岘、叔孙羽。”唐赵璘《因话录》卷四：“姚岘有文学，而好滑稽，遇机即发。”其后，李商隐撰辑《义山杂纂》，这是中国第一部歇后语专集。这表明唐代后期的歇后语在前此发展的基础上，形成了总结性、集成性的专集。至于唐末的郑綮，不过是将歇后手法运用到本属高雅的诗中，“刺”、“嘲”时政，(《旧唐书·郑綮传》)他对歇后语的发展似不大。
唐李商隐《杂纂》后，专注于搜集整理歇后语者，先后有宋王君玉《杂纂续》、苏轼《杂纂二续》，明黄允交《杂纂三续》，清韦光黻《杂纂新续》、顾禄《广杂纂》、石成金《纂得确》和《纂得确二集》。后人集刻为《杂纂七种》[2]。在普通人眼中似乎登不得大雅之堂的歇后语，竟引得大诗人李商隐、大文豪苏轼这样的文学大家也参与到其汇集、整理当中，这可能是常人想不到的。
语言学家说，歇后语属于“引述性”俗语，是从前一部分“引子”引出后一部分“注释”，后一部分“注释”用于“表示某种形象、性质或状态”。与谚语(表述性俗语)之用来“表达某种推理或判断，传授某种知识(含经验)”相比，歇后语在文化或观念的传承上，不如谚语深入或深刻。[3](前言P6)因为谚语语义具有知识性，知识性指谚语的内容，是以传授知识为目的的；歇后语不具有这样的功能。[1](P60-68，P190-193)但具有“引注”关系的两部分而组成的歇后语，重心虽在“注释”部分——“表示某种形象、性质或状态”，而“引子”部分却都是人们所熟知的事或物，包括涉及法律事务的部分。熟知指其最熟悉、感触最深，涉及到了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为人们所熟稔而感叹的人和事，都是被表达的对象。我们分析的重心，是其中那些涉及法律的人和事，包括它的内容、范围、主旨、倾向性等。
《杂纂七种》中的歇后语，都是将“注释”部分作为标题，相应的若干“引子”列于其下。这种以类相从的“类义”[2](前言P1)性的编排方式，从法律事务的角度看，可以包容相当于近现代部门法的众多事项。比如，“注释”语“暗欢喜”项下，宋王君玉《杂纂续》罗列了“卖棺闻人病重”、“同行拾得遗弃物”、“举人荐缄，缄达试官”、“磨勘选人横门，逢见院子点头”等“引子”，包含了民事上的买卖、物权取得及行政上科举、选官走门路情形；至明黄允交《杂纂三续》又增列“掘地得藏金”、“贪人受重贿”、“理学人迁美官”、“拐人赚痴人得手”、“新妇见郎君貌美”5个“引子”，涵括了民事上财产原始取得、刑事上官吏受贿与常人诈骗、行政上的迁升、婚姻当事人心理等方面。这些无疑是“暗欢喜”之“最”，人们将最适合列于其下的事项予以罗列，是觉得舍此更无他。而我们作为研究者能体会到的，是古人对法律事务或法律生活的细心感受和真切体悟。
歇后语中涉及法律事务的，多是“引子”，有时“注释”也涉法。但这时应注意其字面意义与实际意义、直陈意义与双关意义。如“木匠带(戴)枷——自做得的”，“引子”涉法，“注释”却未必。因为人们在实际使用它时，并不一定是涉法场合，而常是无关法律事务的时候。这里“自做得的”所表达的“自作自受”是其字面意义、直陈意义。但在下列场合，如“服内怀孕——自做得的”、“和尚犯戒还俗——自做得的”，不仅包含其字面意义，即违犯礼俗而同房、违犯佛教戒律行事，而且主要在其双关性的实际意义方面，即行为人(常指违法或犯罪者)自己要承担自己行为的后果，自作自受。这里的“引子”和“注释”都包含法律内容。这是我们研究歇后语时应注意的问题。相对而言，涉及法律的歇后语的“引子”，是为人们所熟知的法律现象，比如这里的“带(戴)枷”、“拾得遗弃物”、“贪人受贿”。在这个意义上，它虽是一种素材，但其中却浸透着人们的深刻的法律记忆和法律认知。我们能突出感受到的，是歇后语在表达“某种形象、性质或状态”时，所采取的这种滑稽、诙谐或幽默的方法。正是因为这一点，使它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因而更易于流传。为分析方便，我们按照现代法的分类标准，对歇后语中所反映的法律问题作分别的研究。
二、歇后语中的犯罪与刑罚问题
从歇后语的“引子”看，《杂纂七种》所反映的犯罪与刑罚问题的类型或范围，可见下表：
从上表可见，一些歇后语泛泛提及“犯法、犯罪、有罪、作过”，除一部分属于自己犯罪外，还包括亲属犯罪而受株连的情形。但歇后语中所涉犯罪与刑罚，大多都属于某一罪类，可以指出具体的罪名甚至刑名。上述的12个具体罪类，主要集中在奸、盗、人命及官吏贪赃等数项上。这是那个时期刑法惩治的重点，故而也在人们的意识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歇后语将这些法律现象作为语料，使得其内容独多，正是这种情形的反映。不过，我们的分析主要不在于犯罪的归类，而是从“注释”所反映的意识和倾向，对上述歇后语作重点探讨。
(一)犯罪方面
歇后语表现了对某些犯罪或罪犯的厌恶，“世代劫墓——恶行户”，“钉手劫贼——不得人怜”，“强盗画喜容——贼形”，劫盗类犯罪首当其冲；对某些犯罪则直接表达贬抑及舆情的不满，“见他人斗打强助拳——强会”，“看唆弄痴人作过——旁不忿”，斗殴及教唆次之；对于孝节方面的世风日下，诸如“孝子说歌令——时人渐颠狂”、“重孝斗鸡走马——时人渐颠狂”，也予以贬斥；至于“贪官致仕——好杀合”，就像“老妓嫁富商”一样，经过努力得到个好结局而未被治罪，也流露出人们对贪官之侥幸漏网而未受到惩治的遗憾。对于某些难缠的犯罪，如“解隐形贼——难奈何”，因其善于潜隐而无可奈何，只在于难于及时发现和捕获，但厌恶情绪的表露是明显的。出于这样一种寓惩劝①的意识，歇后语也常作为劝诫语而出现，尽管此时其歇后语的诙谐色彩已大大降低，如“做奸盗事——最耽惊险者”，“赌钱——最下流者”，因而劝诫人们不做坏事，包括“不克剥贫贱下人——惜事”，“不欺凌孤寡——惜事”，“不诬告人——惜事”，“不作灯头会首——惜事”，“不欺隐田粮——惜事”，“不欠官粮——惜事”，“不收藏犯禁人物——惜事”。这其中后5项皆可成为刑事犯罪。
但劝诫、期望是一回事，人们的实际认识则又是一回事。许多歇后语反映的是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意识：人们认为某些犯罪或劣行，诸如偷盗、赌博、做讼师、挑唆人争竞等，一旦成性就积习难改：“性好偷窃——改不得”，“不肖子好赌博——改不得”，②“弄刀笔——改不得”，“喜暗唆——改不得”，“贪财人爱便宜——改不得”，就像“偷食猫儿”一样，是绝不会改弦更张、根除劣迹的。在这方面，歇后语与成语、谚语略有差异。成语和谚语虽也有“怙恶不悛”、“贼性难改”等说法，但更大量的是对人“幡然悔悟”或“改过自新”的期冀，总是期待“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这是国人的主流意识形态。[4]而歇后语对这类恶行能否改悔，似乎比较悲观、消极。只在有关较小的过错时，才有“知过不能改——痴顽”的说法，期望人改过。
在类犯罪上，官吏犯法是歇后语反映集中的主题之一。首先，官员犯了与其职责相违、相冲突的罪行，被认为“不相称”。一是“法司犯法——不相称”，因为“法司”职司法律，本是纠举、审断他人犯法行为的；若“法司犯法”，等于“知法犯法”或“执法犯法”了。二是“县尉著贼——不相称”，县尉执掌治安、逐捕盗贼；若县尉也做贼，那可真颠倒了；三是“知班失仪——不相称”，主持司仪的官员却违反了仪式，自然与其职掌相违。
其次，官吏赃罪也是一大主题。一是官吏的贪得无厌，“贪人得薄赂——不嫌”，多少不拒。二是官员犯赃的耻辱感，“在官赃污事发——自羞耻”，就像“和尚道士有家累”、“师姑养孩儿”一样，是与名分、职分不符的事情，舆论不容，自己也羞耻。三是官吏犯赃，法律、舆情、上官不能忍受，“猾胥曲法取受——叵耐”，法律不容、舆情不许；“监司闻部下赃滥事发——叵耐”，职掌监督地方的监司对部下的赃罪，也必予以追究。四是某些显要官职不自珍重而犯赃罪，是怪可惜的，“清要官自犯赃罪——枉屈”，因为清要官位重官显，迁升的机会很大。
歇后语在反映犯罪③心理或罪犯心理方面，数量最巨，涉猎范围广，描绘也细微。一是“怕人知”，既包括罪犯千方百计掩饰犯罪痕迹：“贼把赃物(或贼犯赃物)——怕人知”、“匿人子女——怕人知”、“国忌动乐——怕人知”，“有私夫——怕人知”，“孝服内生孩儿——怕人知”，“透税——怕人知”，“藏匿奸细人——怕人知”，“蓄违禁物——怕人知”，“同居私房蓄财物(私蓄积)——怕人知”，“买得贼赃物——怕人知”，“经贩私商物——怕人知”，“僧道走狭邪路——怕人知”，“摄官系狱——怕人知”；也包括罪犯千方百计掩饰或藏匿踪迹：“配所人逃走归——怕人知”、“去亲戚家避罪——怕人知”；还包括与犯罪者相关之人担心连及自己以及帮助掩匿犯罪痕迹的，“亲情犯罪——怕人知”、“犯人爱宠——怕人知”。二是“说不得”，只好吃哑巴亏：作案时吃亏，“贼被狗咬——说不得”；非法取得的钱物遭损失，“贼赃被人转取去——说不得”，“私藏物遭盗——说不得”，都不敢声张；侵犯他人以财物私和，“奸良人陪却钱物——说不得”，也不敢表露；当官被打劫，“在任吃劫——说不得”，有碍颜面，不便说出；家人不法，“作官处被家人带累——说不得”，家丑不能外扬，也不能说；“同官挟去赃物——说不得”，怕受牵累，只得帮其隐匿。三是“羞不出”，因羞惭而不出现，刻意隐匿自己：“奴婢偷物败——羞不出”，“犯奸——羞不出”、“师姑怀孕——羞不出”、“重孝醉酒——羞不出”；此外，“客作偷物请假——必不来”，也有羞臊不出现的意思。四是“惶愧”，“犯人家婢妾——惶愧”，“犯人家讳忌——惶愧”，担心之恐慌、受牵累之愧疚，是这些人的普遍心理。五是“欢喜”，“贪人受重贿——暗欢喜”、“拐人赚痴人得手——暗欢喜”，这是贪污犯得到大额贿赂、诈骗犯罪计谋得手后的喜悦，属犯罪心理；“有罪遇赦——陡顿喜欢”，既赦而高兴，属罪犯心理。
(二)刑罚及其与犯罪的对应方面
歇后语似乎并不太关注刑罚手段问题，只有“钉手劫贼”、“吃棒”、“带枷”寥寥数个，算是涉及到刑罚问题；歇后语注重的是揭示犯罪行为与其刑罚后果的关联性，“有罪吃棒——怕不得”，“和尚犯戒还俗——自做得的”，“服内怀孕——自做得的”，“木匠带枷——自做得的”，强调责任自负，行内人自己要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这实际上包含了对犯罪与惩罚的对应性问题的强调。
在这方面，调侃多是歇后语的特征之—。“打杀人后戒酒——不济事”，杀人须偿命，与作为个人操行的喝酒(即使是因酒醉打杀人)问题相较，自然形成强烈对比；“大斧伤人手摩挲——不济事”，伤人要抵罪，摩挲双手也没什么补救，反差显然；“断案了赦到——不济事”，该断的断了，该判的判了，剩下的就是刑罚执行，赦书也就不起什么作用了。甚至在“逃军酒醉叫反——将不了就不了”，逃亡士兵或配军其罪较轻，可不举发、不加重，但一旦喊出要谋反，那就无法将就了，因而是必须举发和加刑的。尽管明知他是醉话，但事关反叛重罪，谁也不敢将就了。
三、歇后语中的民事法问题《杂纂七种》中，歇后语“引子”所反映的民事类法律问题，可见下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有关物权的歇后语，集中在形形色色的占有方面，其余数量不大；而有关债的部分，各种具体的契约之债都有涉及，尤其买卖、借贷之债方面，不仅数量大，而且反映细微。在古代中国，债主要指借贷，故对于债的态度实际是对借贷的态度，总体上是属于借贷范畴的。婚姻家庭方面，有关婚姻的较多，大抵反映当时婚姻的实际状态。不论如何，它们都表示着一个道理：各色财产占有、各种契约之债及婚姻家庭的具体情状，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巨大、印象深刻。
歇后语“注释”部分所反映的观念和倾向，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
(一)物权方面
物权上，“财在他人手——不济事”，无论是所有还是占有，局外人(包括非所有人，以及被他人合法占有情况下的所有)都是说了不算、无法染指的，故而“不济事”，这是物权排他性的表现。在物权的保有和处分上，“卖田业了吉凶——时人渐颠狂”，即虽然在个人处分权之内，但奢侈举办红白喜事，毕竟是下策，会导致财产减损；在物权的取得上，“同行拾得遗弃物——暗欢喜”，“掘地得藏金——暗欢喜”，原始取得有效，故而欢喜。
在物的占有方面，“不得戏取人物不令人知”被列为“十戒”之一，大略这不仅不该当，可能还会令人滋生暗匿的念头，故而要戒绝；“向人花园采花果——无所知”，不仅不礼貌，缺乏对主人的尊重，也是无知而缺乏涵养的表现；至于“豪家白占妻田——旁不忿”，这种公然的豪夺，即使取得的是妻子家的土地，也会引来公愤；其余的借势强占，如“大官侵占邻人田地——难理会”，“下僚财物——易图谋”，“卑官古画——易图谋”，“不取钱官人贱买物——爱便宜”，这是超经济强制；“贫家婢仆——易图谋”，“败子田园——易图谋”(或“败子肥田——难久留”)，“取债人物业——易图谋”，这是经济强制。尽管这些借势强占可能会采取契约的形式，如买卖、抵押借贷等，但其占有的强制性质并没有改变，不论其是经济强制还是超经济强制。
(二)债方面
1.对待债的总体态度
国人对于作债，总的态度是反对：“不取债负——必富”，不借债会保持富有；“作债追陪——须贫”，借债会导致贫困，陷入“拆东墙补西墙”的困境；而“取债人物业——易图谋”，正反映了债主(通常是高利贷者)常会鲸吞债务人家业的伎俩和心理，以及贫人常因此陷于破产的境地。“年三十夜——过不得”，因这是索债集中的日子，穷人在此之前往往被债主追讨，故而“过不得”。在这样的现实危险考虑下，“有钱不还债——痴顽”、“有钱还欠债——痴顽”、“有钱就还债——最有见识者”，都强调积极、主动还债是正确选择，否则就是不明智。为此，“出门逢债主——惶愧”、“出门逢债主——闷损人”、“少人物未还——惶愧”、“攫索人守著门——闷损人”等反映债务人面对债主时的慌张、愧疚、苦闷等心理，就是这种普遍社会心理情况下的个体心理(或某一特别群体心理)状态的表现。在这种意识下，国人也反对参与他人交易的行为，“将田地与人作保——时人渐颠狂”，“做媒人中保——最受气者”，即反对以自己土地等为抵押而作保人，因为这很容易丧失财产。
自然，歇后语也反映了另外—种相反的态度：“还债——迟滞”，即借时快、还时慢，债务人能拖就拖；“讨隔手陈年债——冷淡”，陈年又隔手，法律关系复杂，自然不会热情，这都是债务人推脱拖延甚至企图赖债的另一种心理。此外，“已欠债吏转——不籍赖”，类似成语中的“债多不愁”，反正死猪不怕开水烫，接着欠下去也无妨。
2.各种契约之债
(1)买卖方面，“卖田业了吉凶——时人渐颠狂”，因小失大，是失算的；歇后语赞赏“算计买卖不失时——必富”，反对“物贵争买——须贫”，以为前者才是持家之道。不过，歇后语更关注买卖中的其他问题。
首先是买卖中的欺诈。“卖马有毛病——怕人知”，“低物价作贵价——不识羞”，“好使短陌钱——爱便宜”，对交易欺诈的不良心理、恶劣心态予以揭露。
其次是博易、赊买卖情况。“灵利孩儿换物——谩不得”，即以物易物时，聪明孩子是骗不了的，并不全部是“小儿手中物——易图谋”的；“将生铁博针——爱便宜”，这种博易有硬占便宜或者涉嫌欺诈的成分。赊物方面，非现金交易的赊买卖比较普遍，“开店弗赊欠——必弗能”，反映铺肆为招徕顾客，常用的手法是对熟客允其赊欠；“户目赊物——不籍赖”，醉眼赊账，不惧多，反正死猪不怕开水烫，到头来可能就是谚语中所谓“虱子多了不咬，债多了不愁”。
最后是市场问题。歇后语反映了民间对盘踞市场的职业人如店主或经纪、牙人等成见颇深。比如店主，“卖棺闻人病重——暗欢喜”，直击某些职业的病态心理；“卖鞭人索价——未得便信”，可能因为他们常高抬物价、以次充好，故难得信任；另如经纪，“经纪人市语——难理会”，“诸行市语——会不得”，行业规矩的神秘而不欲人知，反倒引起普通人的反感和猜忌；至于牙人，“驴牙郎做咒——未得便信”，“牙郎说咒——无凭据”，即使他们赌天发誓，也信不得。可能也因其常对卖主压价、对买主抬价，自己渔利多，而不被信服。在这方面，对付的办法是“熟谙行市买卖——谩不得”，即要熟悉市场，才不会被骗。由于所有这些原因，若普通人模仿买卖人说话、行事，“学市廛语牵曳衣衫——少知尘俗”，被认为是不识礼仪、缺乏高雅之态。
(2)借贷方面，作为“十戒”之一，“不得借人物经旬不还”是当时强调的规矩，与个人信誉相关；“借物当赌——少思算”，被认为是缺乏思量的借贷；“骑别人马远出——爱便宜”，被认为是刻意占便宜的借贷；同时，“借他物令人取——无所知”，自己不亲自到场而令他人前去取用，则不只是个礼貌问题，也是个智性和信用问题。歇后语更反映了借贷关系中的不平等：“偃蹇措大假贷——必不得”，穷困书生借贷难，因为还期难以揣算；“做债对财主说闲话——强陪奉”，面对财主，债务人还债无力却又不得不陪着说没有边际的话，其窘境被活脱脱地给揭示出来了。
(3)租赁方面，房屋租赁有“屈曲赁房——恶行户”，指那种辗转租赁者，低租入手、高租出手，转租以图利，受到贬抑；“赁房欠房钱——过不得”，是说交纳房钱的义务非履行不可，否则就会被主人赶出去了。歇后语中有关土地租佃方面的语料不多，仅有“庄客随有钱子弟——强陪奉”，反映佃农和雇农陪侍地主子弟共同消费挥霍的窘境；“佃户上堂——迟滞”，因重租压力，佃户总是慢腾腾来到地主家；“不克剥佃户穷民——定然富”，则又是对地主的劝诫，希望他们不靠重租盘剥而致富，实际这是与虎谋皮了。
(4)雇佣方面，“客作儿嫌人家茶饭——不数料”，意谓雇工不掂量自己的身份，竟然挑剔主人家的饮食不好；“客作儿恼婢——难容”，一时的雇工抵不过常年的婢女，可预料的是雇工快要歇工了；“客作偷物请假——必不来”，雇工偷了东西就不会再返回了。雇工如此讨人嫌，几无好事，与其地位低微、仰人鼻息有关。
(5)赠与方面，“失口许人物——悔不得”，赠与意思表示在完成之后就得履行，否则失信。
(6)委托方面，“买马——不可托”，托人交易可能最终出现价高马劣；“觅女使——不可托”，主要是担心找来的婢女不合用，甚至顾虑内外串通，引来家贼；“数不知数散钱——不可托“，“枰碎银——不可托人”，担心受托人隐瞒钱银。这里的提醒，主要针对受委托人的忠诚义务问题，故劝诫上述事项不能委托他人进行。另外，“寄槽养马——爱便宜”，反映了另外一种委托关系的存在。
(三)婚姻家庭方面
1.婚姻方面，贫富之间沟壑巨大：“穷书生乞富家婚——必不得”，“无钱想娶妻——不自量”，婚姻基本不可能；以至“穷汉娶再醮妇——不嫌”，经济状况已使其顾不上所谓妇节问题了；而一旦“贫人得富妻——陡顿欢喜”，自然会喜出望外；甚至“富家儿乍(作)入舍女婿——陡顿欢喜”，富家儿子再作入赘女婿，无疑又得一笔横财，当然喜欢了。这些都应归因于买卖婚姻对婚姻状况的影响，是对婚姻本质的扭曲。
对妇女节操的要求是压迫性的，除了前述对“再醮妇”的轻蔑外，“失节妇再嫁——不图好”，“再嫁”被认为是再留骂名，这完全是妇女守节伦理在作祟。这是宋明以来的时代的局限。
婚姻程序及其带来的问题，歇后语中反映颇细。首先是媒妁，“媒人夸好女儿——未得便信”，“媒人嘴——听弗得”，大略因媒人们经常两相瞒骗，人们认为其言不可信；但他们也有怨言，“做媒人中保——最受气者”，成全了别人的好事，自己却挨骂受气。其次是婚姻当事人在婚前的隔绝状态带来的问题，“闻聘妻貌美——暗欢喜”，“新妇见郎君貌美——暗欢喜”，反映了婚姻当事人的男女双方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架构下，婚前被隔绝，只能靠道听途说了解其相貌甚至直到入洞房时才能相见的被动情形。有意外惊喜，当然巴不得。“新娶妇却道是前缘——必是丑”，“听房角”得来的私房话，不夸貌美而说“缘分”，正是男方当事人(也包括女方当事人)事前无法选择对方的相貌，在生米做成熟饭的环节而无可奈何地承认现实罢了。可见，隔绝婚俗的弊病之大。
2.家庭方面，父母子女关系上，“父母在索要分张——愚昧”，反映子女与父母同居共财情形下的紧张关系，伦理崇尚同居共财，要求子孙不得别籍异财，法律也支持，故子女要求分异受贬斥；“未有嗣生男——陡顿欢喜”，生养男性继承人是国人最大的子嗣忧虑问题，得到了自然欢喜。夫妻关系上，“入舍妻恶——不可过”，反映当时的“倒插门”女婿入赘后的夫妻关系之变，因入赘而使女性具有优越感，地位升高；“讲学人遭妻殴——说不得”，理学家张口天理、闭口节操，让老婆打了，自然不敢声张。这又是家庭关系常态下的变局。
四、歇后语中的诉讼法问题
有关歇后语“引子”中所反映的诉讼或程序法律问题，可见下表：表三
从上表可知，在诸诉讼环节中，证据、告劾是重心，故所涉歇后语也最多，最高达到14例；其他环节相对比较平均，三四例居多。歇后语“注释”部分所反映的观念和倾向，仍是我们讨论的重心。
不打官司，是国人的普遍心理之一：“打官司——最忧愁者”。这里的忧愁，不仅包括是否打得赢的焦虑，重要的还有经济成本与人情成本的计算。对于官司，不仅自己不该打，也不能教唆别人去打，前述的可作为刑事罪处罚的就有“唆人争闹结讼——坏模样”，不是好样；“喜暗唆——改不得”，爱好教唆人受贬斥，因为这是一个普遍厌恶诉讼的国度；故“看唆弄痴人作过——旁不忿”，人们会表达其愤怒。而被认为唆人结讼的最常见、最具体的行为，是为人写状词：“做状词——最造孽者”，是作孽之最；故对读书人的劝诫是“不写一切词讼控告之字——惜笔”；而读书人包揽讼事，往往要与官员和胥吏交结，“秀才出入公门——不相称”，这不符合其读圣贤书的本分；“读书人精刀笔——不如不解”，优长反而成为其一大污点；而“弄刀笔——改不得”，名利诱惑尤其是经济利益的驱动使其欲罢不能。
证据是诉讼的根本要素。“告春状——无凭据”，告发男女私情的诉状，官府一般不会受理，除非所谓的捉奸在床。民事争讼的证据要求，“欠债无要约——难理会”，没有契约，官府无从确认实有还是虚无，一般是拒绝受理的；刑事诉讼的证据讲究，“捉贼见真赃——讳不得”，物证显然，抵赖不了；“有罪对知证人——讳不得”，人证具在，抵赖不得。则无论物证还是人证，只要真确，都是可以凭信的。故如果有人做假证，仅是“图他酒食作证人——愚昧”，那是极蠢的行为。
而所谓打官司，形式上是打证据，最终是在打“道理”。故“争论讼无道理——会不得”，别人会无法理解和接受；“无人证见论讼——少道理”，缺乏人证的实质是缺乏“道理”；故而“见非理论讼平人——叵耐”，无道理地讼人之非，是他人所不能忍受的，甚至可能招来拔刀相助者。
举告犯罪方面，民人告发崇尚一个原则，“不诬告人——惜事”，免得诬告反坐；官府纠举犯罪其实也有限度，不可容恕的明显恶行自然应该举劾，但如果“守令发人家私事——不可过”，会招致当事人家的反扑，这在当时是一大忌讳，也是经验的总结。不过，当时许多罪行的发露，是在下属、仆从不堪之后告发的：“赃滥官打骂公人——恶不久”、“奸污僧尼骂行童——恶不久”、“革退吏胥发本官赃私——不图好”，这是揭发罪行的一大渠道；另外，“合死囚妄引徒伴——不藉赖”，临死拉几个垫背的，“妄引”说明是诬陷，这也可能是当时存在一种现象。就像“死囚骂法官——不藉赖”一样，既已必死，不怕再加刑，反正也没好了。
司法有明有暗，“严明官听讼——谩不得”，严厉而明察的官员不可欺，常能审出真情真相；对被告而言，老实招认就是了。但司法往往明少暗多。自提审开始，“佐官勾追人——迟滞”，效率本就不高；而特权时代对诉讼的影响，“追王侯家人——必不来”、“衙官提势豪——必不来”，王公贵族等特权者及豪强并不将官府放在眼里，这当然影响司法公正；进入审讯阶段后，讯问的基本方式是刑讯：“酷吏拷掠声——不忍闻”，逼勒口供之急、悲惨之状可以想见；病、伤之人受刑，“湿疮上吃棒——重难”，那是难耐的；“哑子告状——有屈无伸”，虽是告发的特例，但可反映平人告状之常态结果；因而人们的感受是，“被人冤枉——说不得”，即使说了大约也没人听。囚犯监禁状况，大抵是不堪的，“重囚被锁缚——不快活”；病、伤戴械具，“癞痢带枷——难忍耐”，枷锁之缚无论对已决犯还是未决犯都是常态待遇；而“摘下了笼头卸下了枷——无拘无束”，反倒是—种难得的享受；若能侥幸释放，“囚徒释脱——这回得自在”，可遇而不可求。
从事现场勘验的仵作，低贱而卑微，常被拿出来调侃：“暑月检尸首——重难”，“暑月仵作家——恶行户”，暑伏天气与尸体打交道，蛆虫、恶气，绝对是脏活儿。同样被调侃的还有行刑的刽子手：“行法刽子——恶行户”，杀人为职，绝对是晦气活儿。而对于行刑过程，国人一方面采取欣赏的态度，“五花斩人——好看”，就像鲁迅曾尖锐批评过的那种冷漠一样；另一方面，“看斩人赏侩(刽)子好手——不识好恶”，舆情也对这种冷漠的欣赏持批评态度。至于“歌妓被决——可惜许”，大概是怜香惜玉的缘故，好歹有一丝同情心。
五、歇后语中的行政法问题
歇后语“引子”中所反映的有关行政法方面的问题，其实主要是官场诸事，具体情况可见下表：
有关行政法类的歇后语，多集中在揭露官场病态和反映科举情况两大问题上。这是当时人感受最深的两件事。这里，我们重点讨论的，还是歇后语“注释”部分所反映的观念和倾向问题。
(一)官吏民分野
歇后语反映了官民分野、官吏分野。首先，官、吏、民各说各话，“平民说官话——好笑”，官场中通行的语言，老百姓说了必招笑话；“吏人学书语——难容”，吏胥学说、学做文人经常使用的书传中的话，引经据典、咬文嚼字，就难以被官员们容忍了，因为这是他们的专利；“公人说行止语——未足信”，差役说出有品行的话，人们是不相信的。其次，官、吏、民各做各事，“虞候搀语论——难容”，大僚的属吏搀言论事，大僚们是容不得的；“大僚门客发怒——恶不久”，做人食客，小心伺候还来不及，发脾气自然再难容纳。最后，官与吏各有待遇，“社长乘凉轿——不相称”，超过了待遇规格，是僭越。
有分野就有斗争。“虞候搀语论——难容”，实际上是官权与吏权之争，官员防止权力旁落，是防微杜渐之意。故“初到官问旧来事体——佯不会”，之所以佯问旧来习惯，往往与官与官、官与吏的斗争相关，担心被下官与胥吏作弄。
(二)对官员的勉励
歇后语鼓励官员勇于做好事，造福一方。“权在手不作好事——枉屈”，被认为是徒然掌握了一回权力。故即使对卑微的衙役，“有行止公人——得人惜”，只要行得正的，衙役也是受人尊敬的。因而歇后语常表达着对官员履行职守的理解，“台谏官言事——怕不得”，台官和谏官的职掌，本来就是以论事为职的，害怕他们言事是没有用的；同样，“妄诞措大遇主司——谩不得”，轻狂书生遇到了精明官员，也欺瞒不得。因为这些官员素质高，有操行。歇后语中的这些内容，都是积极、健康的。但数量不多。
(三)官场病态
大多数歇后语是贬抑和批评官场的，或揭露丑态，或反映黑暗，极尽针砭之能事。
官吏酷毒不法，为非作歹。官的方面，“县官似虎狼——动要伤人”，“老令断公事——少道理”，在县级衙门的主官那里，伤害人及断事不确竟成了常态；吏的方面，“吏胥小心畏慎——未得便信”，胥吏们从来都是胆大非为的，故“吏胥遇严明长官——不快活”，作弊及作恶的机会少了，自然不快活；而“不口打口骂——失节级体”，低级武职人员不打人、不骂人，就“失本体”即失去了本来的身份和体统了，打骂才是他们的本分；“皂快不喝叱——不相称”，没有了狐假虎威，反倒不像皂吏了。
官吏贪渎，贿赂公行。官的方面，“惜财”有“不交往官宦”一项，因为那会破费钱财的；因而“结交官府——定然贫”，填不满那个无底洞；“穷措大举选——不可过”，无钱行贿故也；“无钱官居美任——难久留”，即使已得美职，不行贿也呆不长；“逢大官节——过不得”，因为上官每以此敛贿，故而属下难过。即使是吏胥，“瘦杂职——不相称”，想必其差事肥，有许多来钱处。所以，“赃滥官打骂公人——恶不久”，被吏役举发，那是不善待下；而“贪官致仕——好杀合”，在任未被纠举，能得善终，那就烧了高香了。
官员酷虐、贪渎的另一面，是正人常受害。“遭贪酷上官——不可过”，既贪渎又酷虐，下官活不下去，故有人因此而自杀。④
官场欺谩风行。“说在官课绩——谩人语”，“穷县说官清——谩人语”，“说上位见知——谩人语”，政绩、清廉、被上官赏识，都成了欺人的说词。甚至在经济状况不好的县级衙门，贪污竟也风行，真可见贪风之炽了。官场上没有真话。
官场也是勾心斗角的所在。“知人去上官处损陷——叵耐”，同僚打小报告，正人无法忍受；但要反击，也只得使用同样的不齿办法，故也只能徒然不高兴而已。而若“遇着恶俗同官——不可过”，那就更倒霉了。正常升迁竞争之外，还得受其恶气。
在肮脏、黑暗的官场，不同类型官员的际遇是不同的。一般的境况是，“清官升转——迟滞”，清廉官员得不到正常提升，总是迟缓或滞后；相反，他们倒是常遭贬退，“清官罢职——可惜”，人们徒有同情，无力援手；同样地，遇到“好官被劾——旁不忿”，大家虽有正义感，却也只能空发一番议论。这样，“庸常辈作好官——旁不忿”，就是常事；虽不满，但也无法。值得注意的是，明人黄允交有“理学人迁美官——暗欢喜”，也被看作是病态之一。理学在明朝是狼藉的，故他又有“讲道学——劝不得”，“道学人称天理——未足信”，是一帮自我感觉良好而又满口假话的人物，故迁美官应是喜出望外。
官场是不自由的，这是官场生活的代价。“被势位牵率——不得已”，身在官场，就不得不为了一官半职而迁就一切不堪事。这在很多时候是指奉迎上官，故“冒暑迎谒——不得已”，“伏天伺候上司——重难”，也得做；“赴尊官筵席——不快活”，也得去；“相看上司忽背痒——恼人”，“谒上官被虱嘬——过不得”，也得忍着；有时候还必须装傻，“对尊官饶棋——佯不会”。因为—旦“上司不喜——过不得”，就没好日子过了；伺候烦了，“发怒对长官——难容”，就得准备卷铺盖走人了。所以，官场培育的是“谄吏”，“谄吏谒上司——恶模样”，尽管遭大家讨厌，但他们往往是受惠者。善良的人们，只在结束这一切时，才敢出口恶气，“罢任与上司放对——不图好”。
官场炎凉之态，与趋炎附势相伴而行。“谒致仕官——迟滞”，因为退了休，他人就敢怠慢了；“大官得替后——留不得”，是必须赶快送走的，因为新官马上就来了；“休官后出入——迟滞”，已罢职官员，自心感觉轻微，故行动也再不风疾如火。而一旦“多年致政忽起用——陡顿欢喜”，赋闲在家既久，天忽然开了，当然高兴。因为少不了又有众人来奉承。
这样的官府，其行政效率是可想而知的。尽管有“临官行事迟疾——学不得”的说法，处理公务或“迟”或“疾”，与天性或训练有关。敏捷快速(“疾”)者常有，但官场的迟缓，却是一大病态：“老长官上任——迟滞”，“老剩员传语——迟滞”，官场年龄结构的老化是主因；更有甚者，是官员的颟顸，“判状救火——不识迟疾”，“发救兵须拣吉日——不识迟疾”，“发仓赈饥待奏报——不识迟疾”，救火、救兵、救饥等急迫之事，是容不得四平八稳地从容撰写决定、等待时日的。尽管这里是在讽刺，未见得在实践当中大量发生过，但有些却是制度要求。比如“发仓赈饥待奏报”，“待报”是制度要求。历史上常有官员不待朝廷报下就开仓放粮，冒了很大风险。因为在制度上，等待批准而“报下”是常态。就是说，制度及其运行机制也是当时效率低下的原因之一。
(四)科举
科举是学子们进入官员队伍的敲门砖，是当时读书人的唯一出路，是众人瞩目、国家重视的大事之一，故有关科举的歇后语颇多。
首先是科举走后门、考试作弊等情事。“举人荐缄，缄达试官——暗欢喜”，“举子通关节——怕人知”，反映科举时沟通主考官及权贵而作弊的情形。《唐国史补》卷下：“造请权要，谓之关节”，即指后者。而一旦有人靠此发达，“知无事业及第——旁不忿”，会引来众人公愤。其次是科举抄袭，“抄袭旧文——怕人知”，自己写不出而抄袭他人文章，是科举中的一大劣行。“怕人知”总还有所顾忌，还有一等是“剽窃诗文——不识羞”，把不要脸当本事干，那就无可奈何了。
科场弊端的揭露之外，歇后语更关注举子的及第与落第，这无疑是当时举子命运的分水岭，其高下不啻霄壤：科举一旦考中，“巷口头报锣响——又喜又极”，报告科举考试得中消息的锣鼓声，总是兴奋而急促的；“穷措大及第——陡顿欢喜”，寒门学子有了出路，自然高兴；“应五六举，进士高等及第——好杀合”，虽然过程不顺，大费周折，终究结果颇好；“淹滞措大中末榜——不嫌”，科第虽不高，未来毕竟有了保障。所谓的“应五六举”、“淹滞”，都指过程漫长，文人们的出路全部压在“一第”上。尤其“临老了及第——不济事”，更给人以“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的感觉，因在当时考中进士科较难，至有“五十少进士”的说法，所以“其有老死于文场者，亦无所恨”；[5](P5)更可怜的是“才及第便卒——不济事”，一生求功名，有了结果却不能去领受了，这是最不幸的。
少数人的欢喜是大部分人的忧愁，故常有的情形是落第：“拖白举人——琅珰”，与及第相比，交白卷是累赘；“初落解——羞不出”，自知无颜面，只好躲起来；“落第后喜鹊——不忍闻”，喜鹊本是报喜的，此时的喜鹊声只能招人烦；“下第后唱《渭城》——不忍闻”，《渭城曲》本是唐王维《送人使安西》诗，常用于送别，那句“西出阳关无故人”，真会引得千里进京赶考的举子们感叹无已的；“落解后试官道好程试——不济事”，这种夸奖不过是一句安慰话，于事无补；因而，“对落第举子夸新郎君——没意头”，没有趣味；“邀落解秀才看迎举人——不达时宜”，更是找错了对象。至于“应举下第授借差——左科”，那是所做之事与本意相反，科举求功名，不成想最后做了押送官物或囚犯的解差，落入贱业。
当然，举子中不要脸的也所在多有，“恶文章嫌科名低——不数料”，“嫌举主不才——不数料”，“不解作客叹沉滞——不数料”，写不出好文章或不懂写文章反而嫌弃主考者水平低，都是不自量力；尤其“贴自写报单——不识羞”，自己写好报告科举及第消息的喜帖贴出来，这本来是劳不着自己做的，明着是不要脸了；甚至“下第后人入期集院——不识羞”，落第后再到研讨学业、准备科考的聚会处，也被认为不知羞耻。当然，后两项可以另当别论。“贴自写报单”不过急了些，“下第后人入期集院”也说明士子们只有这一条出路。他们是无奈的。
(五)选官
与科举相连的选官，在行政法上是重要内容，但在歇后语中不多。不过也反映了与科举相同的弊病。比如走后门，“磨勘选人横门逢见院子点头——暗欢喜”，想必走了关节，得到了知内情的吏胥“好结果”的暗示，所以高兴；“才补实缺便丁忧——可惜”，漫长的等待候补，等到了缺额却遇到了为父母守孝，官做不成，自然也就可惜了。
无疑，与对犯罪心理、民事交易心理的揭示—样，歇后语在科举与选官问题上更直面人性，对各种具体情境下人们的心理、行为趋向的揭示，“熟谙世味，曲绘人情”，[2](前言P2)是真确的。
六、歇后语的变迁及其与法律内容的关系
通过前面的分类分析，我们大体了解了歇后语对法律现象的反映情况，尤其是当时人对所涉法律现象的理解和感悟情形。大抵属于几个横截面的研究。这里，我们欲着重从纵向角度，对这一时段歇后语的总体发展尤其是涉法部分的发展变化，作一综括的说明。
唐宋明清四朝的千余年中，歇后语总的来说是在发展。《杂纂七种》可以分别代表这四朝歇后语发展的基本情形。
(一)在突出诙谐与强调劝谕之间的选择
就歇后语收集与加工的目的来看，明黄允交定义唐代李义山的《义山杂纂》为“以巷谈寓滑稽”，宋王君玉、苏轼续仿为《杂纂续》、《杂纂二续》，也复如此；他作《杂纂三续》，仍然是为“博好诙士一轩渠也”，[2](P105)即博人一笑而已；清韦光黻也说《杂纂》是“以街谈寓诙谐”，目的在“博茶前酒后一轩渠”，故他也“戏仿为之”而作《杂纂新续》；[2](P133)顾禄的《广杂纂》，当时人评价与韦光黻“同一用意”，特点是“其调侃处尤令人掩口不得”。[2](P156)可见，前六部书的总体格调是一致的。至清石成金作《纂得确》，以为前此“诸纂，其间事系于身心家国者甚少，因另辑十类”，目的变为“令读者知某某为宜当行，某某为宜当戒，则举止有所凭式。较之前人《杂纂》，似有益也”，[2](P161)突出了其教化劝谕功能；至《纂得确二集》，更说“令伥伥者读之而知所趋避”，使“有益于身心世道”，[2](P175)这可能就让事情变味了。
就实际而言，石成金也并非无据。即使《义山杂纂》，也毕竟有“养男训诲”、“养女训诲”、“十戒”之类，与典型的歇后语还有距离。问题是石成金倾其全部于教化劝谕的强调上，突出的是此前《杂纂》非主流的方面。选题的局限，限制了他的发挥。石成金选择的“注释”语题目都是原有的，“引子”也来自前书，这种内容上对他的限制，使得他的歇后语收集、整理，难以创新。
比如《纂得确》立目仿《义山杂纂》“须贫”、“必富”而立“定然富”、“定然贫”，各有七八项相同；其“坏模样”不仅仿《义山杂纂》之“恶模样”立目，而且在内容上，也多取自《义山杂纂》；其“好模样”取自《义山杂纂》“有智能”的“不共愚人争是非”、“酒后不多语”、“临事有心机”、“交结有智人”，“养女训诲”的“小心软语”等“引子”；又如“穷汉说大话”取自《义山杂纂》之“无所知”，“讨下小便宜”取自《义山杂纂》“无见识”之“要小下便宜”，“乱翻人书籍器皿”取自《义山杂纂》“失去就”之“开人家盘盒书启”，“习学乐技”取自《义山杂纂》“无见识”之“习工艺之事”和“纵儿子学乐艺”；《纂得确二集》全仿《义山杂纂》之“十戒”，以“不某某”为句式；在内容上，“惜身”之“不大醉”仿自《义山杂纂》之“不得饮酒至醉”，“惜身”之“不交下流小人”及“惜儿”之“不许近小人”也仿自《义山杂纂》之“不得与无赖子弟往还”，“惜言”之“不造语陷害人”仿自《义山杂纂》之“不得阴损于人”，如此等等。
而这也就打破了一个传统。《义山杂纂》之一续再续，后来作者都尽量不与前重复。清韦光黻作《杂纂新续》，自言“凡前人所已言者，俱不赘及”；[2](P133)顾禄《广杂纂》也如此，故二书篇幅均不大，避重复也。更早的明朝黄允交《杂纂三续》说自己对《杂纂》之续作，“不免画足，宁复遗珠”，言语间也是不愿重复之意。他要完成的是继续这种“风流雅谑”，[2](P105)继续这种高雅不俗的玩笑之作。石成金则主要是沿袭，而不是新创。无疑，石成金的立意限制了自己。他要教谕，所以立题必须是“系于身心家国”的“大词”。《纂得确》使《杂纂》之类的另一脉不能传扬，仅仅相当于劝善书了，其原来的主体内容和风格的滑稽、诙谐、调侃、幽默，就难寻踪影了，只剩下了干巴巴的“应如何如何”、“不得如何如何”。歇后语的滑稽、幽默及那些难登大雅之堂的语料就无法通过这次整理和加工流传了。
自然，《纂得确》只是一部续作，后来的歇后语并未因此而没落，还在按自己的轨道发展。在整理和加工时间上，《纂得确》最早刊于康熙间，比韦光黻《杂纂新续》、顾禄《广杂纂》之刊于嘉庆、道光间要早得多。韦光黻《杂纂新续》序言并没有提及石成金的《纂得确》，可见是对其并不满意，至少以为其没能延续《杂纂》的精神。这就是说，《杂纂》滑稽、诙谐之歇后语的那一脉，在《杂纂新续》、《广杂纂》那里还是得到了发展。
(二)“注释”语与“引子”的增多趋势
据《杂纂七种》的整理者统计，该书共“二百一十一题，一千四百四十余则”。[2](前言P2)从7部书的“题”(主题语即“注释”)、“则”(引子)的顺次发展中，能够注意到两个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注释”即主题语逐渐增多。《义山杂纂》始有44个“注释”语，《杂纂续》39个，《杂纂二续》25个，《杂纂三续》46个，《杂纂新续》25个，《广杂纂》12个，《纂得确》(包括二集)20个。这当中，虽然后6部书几乎都不如始创的《义山杂纂》多(只有《杂纂三续》例外)，而且有逐渐减少的趋势，但须注意，越是后起的著作都尽量不重复前边书籍的“注释”语，大多是新增题目。我统计的结果，7部书中相同或极相近的“注释”语近50个。《义山杂纂》自然是初创，后两部模仿著作《杂纂续》、《杂纂二续》也注重新创，基本不重复前书的“注释”语，每部各只有1例与《义山杂纂》重复；至第四、第五部书即《杂纂三续》、《杂纂新续》，基本重复前三部书的“注释”语，前者仅6例、后者仅1例没有重复；第六部书即《广杂纂》又重新以新增“注释”语为主，重复此前者仅1例；至第七部书《纂得确》情况特殊，前已述及，这里不赘。
下面所附表格，一是前三部书被后来重复使用的“注释”语情况，表明前三书是以创新为主的；二是中间两部书在沿用前书“注释”语基础上的新增情况；三是第六部书的新增“注释”语情况，表明它也以创新为主。其中黑体字部分，是涉及法律问题的“注释”语；数量比也是总数与涉法部分之比例。
“注释”的增多，意味着“引子”也在增加，结果是整个歇后语的增多。在道理上，歇后语增多反映着人们生活体验的拓宽和加深，也反映着搜集者搜集范围的扩大和深入，致使歇后语创作与流传出现了“高峰”与“低谷”。当然，我们重点关注的还是涉法的部分。涉法“注释”语的重复出现，表明法律问题被关注的程度，是比较地高的。比如，宋王君玉《杂纂续》增加了“注释”语“不可托”，“引子”中包含“买马”、“数不知数散钱”；苏轼《杂纂二续》增加了“陡顿喜欢”的“注释”语，“引子”包括“穷措大及第、未有嗣生男、有罪遇赦、富家儿乍入舍女婿”等项。
那么，这些被重复的“注释”语的重复率有多高呢？尤其是那些涉法的部分，有多大的重复率呢？请看下表：
其中，重复4次的有2个，3次的13个，2次的最多，达34个，涉法的部分也基本随总数增长而增加。
当然，这些歇后语中，有些“注释”语相近，如唐《义山杂纂》有“难容”：“客作儿恼婢、发怒对长官、吏人学书语、虞候搀语论”等项；而宋苏轼《杂纂二续》增“叵耐”，包含了“监司闻部下赃滥事发、猾胥曲法取受、奴婢不伏使唤、见非理论讼平人、知人去上官处损陷”等5项。“难容”即难以容忍，“叵耐”也是不能忍耐，两者之间的差异主要在于时代变化后的语词变化，并无大区别。此外，“不藉赖”与“不图好”之间，也是同样含义。我们在统计时暂时将其作为两条对待。
第二个变化，是同样的“注释”即主题语之下，“引子”逐渐增多，涉及到的法律事务越来越广，反映越来越细密。如唐《义山杂纂》“注释”中的主题语“必不来”下，“引子”有“客作偷物请假”、“追王侯家人”，明黄允交《杂纂三续》又增加“衙官提势豪”；又如“注释”语“怕人知”，《义山杂纂》有“摄官系狱”至“透税”共7项，宋苏轼《杂纂二续》增加“配所人逃走归”至“藏匿奸细人”共8项，明黄允交《杂纂三续》增列“僧道走狭邪路”等4项，清韦光黻《杂纂新续》又增“抄袭旧文”、“私蓄积”等项。
先前的“注释”语不涉及法律，后来发展中变成涉法的，也是有的。比如，“不嫌”在《义山杂纂》中的7个“引子”如“徒行得劣马”、“饥得粗饭”、“久贫得薄酒”、“渴饮冷浆”、“行久得坐次”、“行急得小船”、“遇雨就小屋”，皆不涉及法律；到明黄允交的《杂纂三续》增加的3个“引子”，“贪人得薄赂”、“穷汉娶再醮妇”、“淹滞措大中末榜”，就都涉及法律内容了。
又如“冷淡”这一“注释”语，在宋王君玉《杂纂续》“引子”中，均不涉法，如“念曲子”、“说杂剧”、“吃素冷淘”、“斋筵听说话”、“军下人戏”、“无妓逃席”、“村伶打诨”、“吃水晶鲙不用醋”；在明黄允交的《杂纂三续》“引子”中，也不涉法，如“三家村赛社”、“草县开操”、“广文先生升堂”、“措大会亲”、“初学人作赋”；但清韦光黻《杂纂新续》增加了“讨隔手陈年债”，这个“引子”就涉法了。
还有“注释”语“恶模样”，在《义山杂纂》中，“引子”有“作客与人争相骂”、“打球坠马”祝项，均属不遵礼俗或尴尬不堪轻型；明黄允交的《杂纂三续》中增加“谄吏谒上司”，就属于关涉法律现象的内容了。
这种情况，尤其在明黄允交的《杂纂三续》、清韦光黻《杂纂新续》中居多，因为这两本书设置“注释”语，主要以沿袭唐宋前书为主，但生活在继续、体验在发展，故法律内容的“引子”大幅增加也就很自然了。不过，因为其后起，我们在统计时一般不作为涉法“注释”语对待。
(三)歇后语反映法律现象的滞后性与法律内容反映的不精确问题
首先，歇后语反映法律现象的滞后性，表现在某些法律现象的出现时间较早，而其反映到歇后语中却较晚，中间有较长的时间间隔。这是考察法律现象对歇后语发展的影响所必须关注的一个问题。
比如，对助讼的厌恶，宋朝为烈，尤以南宋为剧，《名公书判清明集》屡屡出现对助讼者的痛斥，可以为证。但这种意识反映到歇后语中却较晚。就这点而言，歇后语的反映是滞后的。
唐宋歇后语中，未见贬斥唆讼者，明清两朝则颇多。明黄允交《杂纂三续》有“看唆弄痴人作过——旁不忿”，“喜暗唆——改不得”；清石成金《纂得确》有“唆人争闹结讼——坏模样”。宋朝尤其是南宋，官员对读书人助讼痛恨至极，但未反映到歇后语中；从明黄允交《杂纂三续》开始，“秀才出入公门——不相称”，“读书人精刀笔——不如不解”，“弄刀笔——改不得”，读书人交结官府、包揽诉讼的“珥笔”助讼行为被痛斥；清石成金《纂得确》“做状词”被指为“最造孽者”，《纂得确二集》“惜笔”即爱惜自己笔头的劝告之一就是“不写一切词讼控告之字”。这与明清以来朝廷禁令、书院学规的发展，大体是一致的。[6]
与此类似的还有民事上的“合会”。它应早于清代产生，但直到清顾禄《广杂纂》，才收入有关“合会”的内容二条：“财主人合会——听弗得”、“替吃会酒摇弗着会——难为情”，这是歇后语中第一次反映“合会”问题。自然，歇后语是街谈，来自民间，但撰著者熟悉的事务自然是其首选。顾禄对于“合会”这种民间信用互助方式，显然是了解的。此外，《广杂纂》收录“开店弗赊欠——必弗能”、“钱票——有真有假”、“少经纪后课钱——趁不得”，对店家无奈的赊欠经营，钱票的真假混杂，经营不盈余而无法纳课，都表明他对经济、法律生活的某些领域是关注并熟悉的。这也是某些事项被收入与否的作者方面的原因。
其次，歇后语反映法律内容的不精确问题，指歇后语所反映的法律内容可能与法律规定相符合，也可能有出入。主要讲其准确度。
有的歇后语能正确反映法律的立场，有法律依据。比如“合死囚妄引徒伴——不藉赖”，“不藉赖”意谓不顾后果、横竖横，有放赖撒泼、破罐子破摔之意，也即不图好。按《唐律疏议·断狱》“囚妄引人为徒侣”条：“诸囚在禁，妄引人为徒侣者，以诬告罪论。即本犯虽死，仍准流、徒加杖及赎法。”疏议曰：“‘囚在禁，妄引人为徒侣者’，谓……杀人者，妄引人为同行之类。‘以诬告罪论’，谓依《斗讼律》：‘诬告人者，各反坐。’即本犯应死，不可累加，故准流、徒加杖法。其应赎者，即准流、徒赎之。”就是说，即使死囚妄引徒伴，不过也是个死，得不着诬告反坐的第二个死罪，最多是打一顿板子。所以只要不图好，就可以横竖咬人。
但有的歇后语似与法律规定不符。如“断案了赦到——不济事”，这是宋王君玉《杂纂续》始列的条目。“断案了”即“结正”，指结案判定。按唐宋时期大赦文例，“断案了”的“已结正”，是应当赦免的，并非不受大赦的限制。以唐玄宗开元十八年正月《迎气东郊推恩制》：“其天下见禁囚徒，自开元十八年正月五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已下，罪无轻重，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系囚见徒常赦所不免者，咸赦除之。”(《全唐文》卷二十三《元宗(四)》)“已结正”的犯罪明确列在“赦除”范围内。故“断案了赦到——不济事”，与唐宋的大赦惯例不符，是不准确的。所谓的“不济事”，在实践中只有一种可能，才会发生，即除非遇到了贪狠不羁的酷吏，先杀人再宣读赦文，比如武周时期的来俊臣，“每有赦令，俊臣必先遣狱卒尽杀重囚，然后宣示。”(《旧唐书·酷吏传上》)但那已是既渎恩、又非法了。所以，在道理上，即使已经宣判的案件，只要没执行，逢赦也应赦免。
另如，“卖马有毛病——怕人知”，就揭示卖方心理而言，是准确的。但按照法意，买方即使在交易时不知道所买的马匹有毛病，在法律上仍是有补救措施的，即“三日内听悔”。按《唐律疏议》卷二六《杂律》“买奴婢牛马不立券”条：“诸买奴婢、马牛驼骡驴，已过价，不立市券，过三日，笞三十；卖者减一等。立券之后，有旧病者，三日内听悔；无病欺者，市如法。违者，笞四十。”法律特别赋予买主三天的考察期限，以确认牲畜、奴婢是否有“旧病”。所以，卖主的“怕人知”，只是一厢情愿。《唐律疏议》还特别解释说：“若有病欺，不受悔者，亦笞四十”，即卖主在买主发现牲畜有旧病后，必须无条件地接受买主退货还款的决定，“不受悔”则要挨板子。
还有“父母在索要分张——愚昧”，是唐李义山《义山杂纂》首列的条目，但这也已不是一个聪明与否的问题。按《唐律疏议》卷十二《户婚》“子孙别籍异财”条，“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是一个罪名，只要有“别籍、异财”两种行为的一种，就要受“徒三年”的刑罚；按《唐律》卷一《名例》“十恶”条，“祖父母父母在，别籍、异财”属于“十恶”之一的“不孝”罪，是重罪。按《唐律》卷三《名例》“免所居官”条，官员在父母丧期内“别籍、异财”，除须领受刑罚外，还须“免所居官”，属于附加处罚。按照律意，子孙不得主动要求父母“别籍、异财”，如果父母令子女“异财”，则是可以的；但父母也不得令子孙“别籍”，否则父母有罪，须处徒二年。所以，子女提出分家，不只是一个伦理问题，还是一个法律问题。
自然，我们不必苛责古人，以法律家的水准要求他们。流行于百姓口头的歇后语，只是普通人对生活片段的认识和感受，包括法律生活在内。从专业或职业角度来看的不精确甚至错误，都是可以理解的。在对法律谚语的分析中，我们也看到了类似的不精确甚至错误。[7]这里，我们还有必要论及歇后语与成语、法谚等语汇形式在观念传承上的关系问题。无论如何，它们都贯穿着社会的主流意识和基本价值观，在法律现象方面也是如此。
对成语、法谚与歇后语进行对比研究，就可以知悉：在观念倾向上，歇后语中的法律内容或法律文化问题，基本与汉语成语、法谚相同或相近。比如，在刑事法领域，强调罪责自负；强调报复、报应；在民事法领域，不提倡借贷，主张欠债还钱并及早还债；在诉讼法领域，主张重证据、反对唆讼、反对讼师等等。因为同属于一个语言系统(进而是文化系统)，面对的是同一种法律现实和文化现实，故其奉行同样的价值也就是自然的了。不过，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仅就恩仇问题及相应的报复、报应问题作一重点揭示。
中国人有浓厚的报恩情绪和复仇情结，因而歇后语也自然反映着中国人的恩仇观。恩是恩，仇是仇，恩仇须得分明，不可混淆，故“仇记恩门——时人渐颠狂”，不被认同；仇怨是得不到宽恕的，“有憾于人望人恕——愚昧”，因为仇恨必引来报复；同样，恩情得到报答固然好，得不到报答也不要强求，“有惠于人望人报——愚昧”，施恩者不应该从一开始就期待报答，这两种情况都是对待恩仇的不适当的心理和行为。“得人恩不思报——无所知”，但作为受恩者，却要受恩思报。同时，仇怨必须是有根由的，故“无因依妒毒仇记他人——时人渐颠狂”，不被认可。国人的这样一种复仇情结，往往难于处理与仇人的日常交往，“撞见仇家——惶愧”、“与仇家对坐——闷损人”，这是国人面对仇人时的尴尬、手足无措及郁闷的心理状态。伦理要求他们复仇，但同处一个空间却无言以对。
报应观是复仇情结的延伸。国人愿意看到恶行遭报的情形，“贼赃被人转取去——说不得”，来路不正，去路也就无所谓；“奸臣生逆子——天理昭彰”，搬不动奸臣，就让他的儿子来祸害他——反正这也与断子绝孙差不多。
这种情形，与成语、法律谚语的情况相差无几。[7][8]只是歇后语采取的是幽默、诙谐的形式，让人们在会心的粲然一笑中，完成思想的交流、观念的传承。
注释：
①[清]石成金《纂得确》“自叙”说：“令读者知某某为宜当行，某某为宜当戒，则举止有所凭式。”《纂得确二集》“自叙”也云，纂书目的是“令伥伥者读之而知所趋避矣”。
②相应的有“无钱断赌——不济事”，“赌博被禁——不可过”，“爱赌钱人——劝不得”等。
③这里依古代制度，采用较宽泛的犯罪概念，即只要法律规定为犯罪者，即归入犯罪。
④据《旧唐书·于頔传》：善作歇后语的姚岘，做陕虢观察使于頔的部下，于頔科罚属僚，姚岘“不胜其虐。与其弟泛舟于河，遂自投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