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者视野中的新加坡政治体制及其启示
马福运
(河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摘要 ：作为东西方制度的有机融合，新加坡独特的政治制度成为其经济现代化和政治发展的重要保证。中国学者关于新加坡政治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新加坡政治制度的成因、特点、政党政治体制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新加坡领导人的政治思想，新加坡政治制度的总体评价，新加坡政治制度对我国及广大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启示等方面。新加坡政治制度的建设思路和成功经验启示我们，探寻一种既遵循政治现代化共同规律又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发展模式，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之路，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
关键词 ：新加坡；政治制度；融合；述评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模式，政治制度不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来抽象评判，不能定于一尊，不能生搬硬套外国政治制度模式。他在“8·19”讲话中强调，在全面对外开放形势下做思想宣传工作，一项重要任务是引导人们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通过国际比较，有利于积极借鉴人类文明创造的有益成果。新加坡的政治体制既不同于传统的西方民主制，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东方威权制，而是在采用西方式的议会民主制、普选制、竞争性政党制度等治理形式和管理方式的同时，根据国情形成了“好人政府”“强权政府”，并建立起“精英治国”模式。在强调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至上的同时，实行“威权主义”和“有限民主”，倡导儒家思想、“亚洲价值观”和“家长式”的管理模式。目前，中国学者关于新加坡的研究偏重于新加坡的经济成就和社会公共政策等方面，而对其政治发展模式研究得很不够。实际上，新加坡的经济现代化与其政治发展是密不可分的，政治的清廉、高效和稳定，对实现经济腾飞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正确解读新加坡的政治体制，是解开“新加坡之谜”的关键一环。
一、成因：东西方政治制度融合+人民行动党成功改良
新加坡政治制度的成因，是研究新加坡政治制度无法规避的问题。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肖长华、胡庆亮从应然和实然的角度指出，新加坡政治体制既不同于传统的西方民主制，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东方威权制，而是融合了两者的优点。一方面，新加坡采用了西方式的议会民主制、普选制、政党制等治理形式和管理方式，这是法律意义上的政治体制，即它的应然性。这种应然性是由三个方面的原因决定的：一是脱离了英国长期的殖民统治后，对英国政治制度的惯性继承；二是第一任总理及其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对未来新加坡的政治设计；三是汲取了二战后东亚许多新建民族国家由于缺乏完善的议会民主制约机制和法律保障，从而形成集权统治或者军人专政，导致政治腐败、经济混乱的经验教训，因此严格复制了西方政治的核心体系——制度与法律。另一方面，它又并非全盘照搬西方，而是根据国情作了相应的调整，形成了所谓的“好人政府”，并建立起“精英治国”的模式。在强调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至上的同时，实行“有限民主”和家长式管理，倡导儒家思想和“亚洲价值观”，因而具有明显的东方色彩。无论在哪个时期，这种模式总是以国家和人民行动党的利益为立足点，即它的实然性。这种实然性，首先是由新加坡复杂的国情决定的，建立强有力的政府是一个小国家生存和发展的现实需要和必然选择；其次，为了减少决策失误和延迟对国家政治经济的影响，新加坡少数政治精英基于维护稳定、发展生产、增加国民财富的考虑，也必然要实行政治权力的集中；再次，随着越来越多接受西方教育、倾向于西式民主的年轻人对人民行动党执政模式的质疑，使得新加坡在政治改革的同时，着力将“五大共同价值观”升华为国家意识，强化人民行动党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和对政府的控制；最后，东西方政治文化的巨大差异，使得西方民主难以在以华人为主的新加坡扎根，而在儒家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熏陶下，普通民众缺乏政治自主的因素，希望得到强权的保护，因而拥护和盲从权威。[1]河南师范大学孙景峰认为，经济全球化和西方民主化浪潮的强烈冲击、新加坡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新加坡式民主”框架的确立与发展、东西方文化融合的内在要求、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民众民主参与意识的提高、三代领导人对新加坡政治发展的推动，成为新加坡政治发展的主要动力，促进“新加坡式民主”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2]
一些学者从新加坡领导人尤其是李光耀政治思想的角度，对新加坡政治制度的成因及其特色进行了分析。深圳大学吕元礼根据新加坡鱼尾狮的文化起源，将新加坡政治与治理之道比喻为“鱼尾狮智慧”，解析了新加坡历任行政首脑的政治与治理之道，包括新加坡第一任总理李光耀的治国战略与实践、新加坡第二任总理吴作栋的行政思想与实践、新加坡第三任总理李显龙的行政理念与实践、新加坡“托管式民主”、新加坡政府主导下的基层组织、新加坡以政府为主导的劳资政共生关系等内容。[3](p1-5)南京大学陈祖洲认为，独立之初，以李光耀为首的人民行动党派别统治基础薄弱。在争取独立、反对殖民的斗争中，其领导者不是通常的民族资产阶级，而是受英语教育的上层和中层阶级。这一阶层力量薄弱，在争取权力的过程中被迫同受华语教育的下层阶级结成暂时同盟，由于两者具有不同的政治、经济利益和目标，这种同盟不可能长久。这种局限性决定了以李光耀为首的派别必须将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将广大公民非政治化。而殖民时期英国当局为了强化自己的统治，压制新加坡人民的政治参与，排斥民主政治的形式，使得本土化过程缓慢，这客观上为人民行动党上台后实行集权统治提供了可能性，儒家文化所推崇的家长制和服从观念也有利于集权统治的建立。[4]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王子昌指出，李光耀的“好政府”理念是以改良的精英主义政治理论为基础的。新加坡“好政府”的实践不仅带有一般善政实践中政府的主动性特征，而且具有儒家传统的家长制特色。其特点是政府对社会活动和选择的强计划性和控制性。从李光耀的言论和实践可以看出，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突出政府的指导作用和能动性是其治国艺术的核心。李光耀是新加坡“好政府”理论的倡导者和奠基人，因而他的治国艺术也可以看作是新加坡“好政府”的治理艺术。[5]吕元礼认为，新加坡之所以形成权威政府，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强人”李光耀。作为强人的李光耀及新加坡其他领导人，尤其强调政府权威的重要性，并通过各种强硬手段，如捍卫道德权威、维护职位权威、注重法理权威等，以维护政府的权威统治。[6](p633-642)武汉大学法学院廖丹认为，新加坡社会文化基础的多元性，是形成这种独特政治价值观的原因。分析新加坡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观，必须深入了解新加坡社会的儒家思想、西方民主思想和多元民族思想。[7]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的庄礼伟认为，李光耀从小接受英式教育，深受英式法制制度、法治精神的影响，是“新加坡方式”的西方源流。[8]
加铺的沥青面层的方案一般厚度为15～22cm之间，这样设计的路面弯沉、回弹模量都可以达到设计要求。铺筑的方案一般为：过渡层为1cm稀浆封层、下封层或者1cm的沥青砂作为过渡层使用。采用此层结构的目的是进行封水设计，并调整碎石化表层的平整度，因为它们具有一定的柔韧性、密封性可以起到良好的效果。1cm的沥青砂是借鉴以往的工程铺设一层过渡层在高架桥和钢桥面上使用的效果良好，以上3种方案根据工程的实际情况进行确定。
此外，河北师范大学陈曦认为，政治领袖是影响政党政治发展的核心要素。陈曦通过分析新加坡建国以来三任总理的执政风格发现，对党内精英的高度整合和充分利用、自上而下的决策方式、完善的监督机制是新加坡政治领袖产生的主要因素，这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新加坡颇具特色的政治制度。[9]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杨达昆则认为，新加坡政治的发展毫无疑问地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他分别从地理、经济、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关系、作为执政党的人民行动党、国防安全建设、廉政建设六个方面对新加坡政治的影响进行了全面客观的分析。[10]武汉大学李江从新加坡民主政治体制的发展变化、党外人士监督执政党权力的能力变化以及社会民众参与政治活动的范围变化等方面，深入分析了人民行动党对新加坡民主政治发展的作用。[11]华东政法大学高奇琦在梳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发展简史的基础上指出，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与社会的关系表现为政党优位协商模式，这种模式可以与发展主义国家紧密地结合起来，并有效地推动现代化进程，但它对社会的多元主义利益考虑相对欠缺，可能对社会的表达形成一定的限制。[12]
有序政治参与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建设的重要标志，也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新加坡虽是一个小国，但其大选却日益为全世界关注。李晨阳认为，自1965年独立以来，2011年5月新加坡国会大选最为激烈，人民行动党虽在一片理性氛围中赢得继续执政的胜利，但从反对党的得票率可以看出，选民的政治态度有所变化。年轻一代选民纷纷对政府提出更高要求、国内民生问题、精英在履职时表现出“不愿意”“不真诚”的负面情绪等，使这次大选成为“新加坡政治的分水岭”。在过去，人民行动党是“不可战胜”的，李光耀和吴作栋是“永远正确”的，但这种神话终被独立后出生的年轻一代选民打破，相对于亲眼见证新加坡在李光耀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PAP)领导下从落后到发达历程的老一代而言，他们更加根据自己的意愿，行使政治权力。[37]吕元礼、陈家嘉认为，随着选民诉求和心态的改变，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安于温饱、安居甚至繁荣的现状，而要求更多的参与、更大的透明度、更多元性的政治结构以及更多的政治制衡，新加坡的政治生态已经进入“新常态”。[38](p120-122)吕元礼、张彭强指出，新加坡政府于2012年至2013年组织举办的全国对话会，是在新加坡政治生活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举行的，是对协商式民主的有益探索。协商机制包括由全国对话委员会、基层组织、对话会协导员构成的组织系统和以网上公布信息、现场分组讨论、部长回应总结、形成反馈报告、意见探讨反思为先后次序的程序结构。全国对话会有利于检讨和改进政府政策，促进公民与政府之间的沟通。[39]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胡安琪认为，2011年新加坡大选中，民众政治参与热情提高，大选反映的民众意愿要求新加坡执政党以新的思维与国民达成新共识，来促进新加坡政治发展的新变化。[40]从2013年新加坡榜鹅东选区国会议员补选事件看，作为执政党的人民行动党面临严峻挑战，由人口老龄化、移民外劳问题引起的反政府游行示威已达到近年最大规模，媒体新规的制定也引起国内外媒体的指责。[41]山东大学范磊也充分关注并认真思考了新加坡2013年榜鹅东区补选。他认为，从历史和发展的维度看，新加坡政治制度的确具有一定的过渡性，在目前新加坡实现了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高水平发展之后，国民教育水平普遍提高，国会议员也在年龄分布等方面表现出结构性变化，这些都对新加坡政治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42]中国人民大学王元指出，在执政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但威权政体处于转型阶段的政治背景下，新加坡工人党在国会大选中创下反对党最佳竞选成绩，在国会中发挥着建设性的监督制衡作用，同时促进威权转型，推进新加坡政策过程的民主化。[43]
二、特色：实用主义理念+威权主义政治+精英群体治国
关于新加坡政治制度的特色，中国学者的观点基本一致。中共中央党校梅少粉认为，新加坡政治制度绝不是单纯的威权主义或精英主义，而是在实用主义理念的指导下，将权威和精英的作用尽可能地发挥，权威和精英的微妙结合正是新加坡政治运行的内在逻辑。她强调，在新加坡，精英群体特别是知识精英引领着新加坡的核心价值观，在社会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受到高度重视。同时，她也指出一党独大与一党制有着本质的区别，新加坡政治运行中的权威是多党制民主模式下的合理存在。[13]孙景峰教授认为，新加坡一党独大的政治体制是由人民行动党的执政智慧决定的。这种执政智慧具体表现在：自1959年大选以来，人民行动党利用先期掌握的立法权和不断扩大的行政权力，一方面以多种方式迎合选民、操控选举程序，另一方面从经济上钳制反对党候选人，确保自身长期执政地位和执政优势。在确保执政地位之后，人民行动党在加强自身执政机制建设的同时，有区别地对待不同类型、不同性质的反对党，为其执政保存、争取最大的支持力量。[14]基于对新加坡2015年大选的深入考察，孙景峰认为，大选的成功得益于人民行动党执政和选举理念的嬗变，人民行动党适时调整政策，始终保持忧患意识，不断强化自身合法性，为异己保留合法渠道。[15]在系统分析了此次大选对于新加坡政治发展的深远影响之后，孙景峰教授认为新加坡领导层深入骨髓的忧患意识、与时俱进的人才选拔和更新意识以及日渐成熟的政治理性，让新加坡的政党政治走向了成熟和稳健。[16]陕西师范大学王振亚、冉亚铃认为，新加坡的政治发展模式是一种东西交融的改良型模式。它借鉴了西方民主政治模式的框架及政治系统运行的某些规范和原理，但又不为西方的民主价值观所左右，而是根据本国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特点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加以改良、创新，从而形成了具有新加坡特色的政治发展模式。这种政治模式的特征包括：精简高效的单极政府体制，别具特色的三权分立制度，多党并存、一党独大的政党制度，卓有成效的公务员制度，标本兼治的廉政监督机制。[17]
中国学者还对新加坡权威主义政治的形成与发展进行了深入研究。河北师范大学张骥等指出，新加坡独立以来的政治发展，按其统治方式可以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后期，是威权主义政治的确立发展时期。期间，以李光耀为首的人民行动党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通过严厉的手段排除异己，逐渐控制了新加坡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形成了威权主义统治的一系列特征。其中，市场经济取向与政府有力干预构成新加坡威权主义政治的基本特征。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是威权主义向政治民主化的过渡期。以1991年吴作栋接替李光耀出任总理和1993年王鼎昌当选第一位民选总统为标志，新加坡威权主义呈衰落之势，政治民主化开始启动。[28]暨南大学廖小健、郄清良认为，随着中产阶级的日益壮大，要求扩大政治参与、推进民主化政治改革的呼声，会加速威权体制的合法性危机，使得威权体制难以为继。而新加坡威权政府的合法性之所以得到持久维持，在于新加坡成功做到了经济、社会、文化的协调发展，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社会的公正；在廉政建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以政府的力量维护了儒家传统文化，为威权统治提供了文化支持和心理基础。[29]山西大学李路曲认为，殖民主义对权力的垄断与儒家社会传统对权威的敬畏，在新加坡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吻合。[30]这种以市场经济取向、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意识形态的一致性为基本特征的威权政治形态，在新加坡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种权威主义庇护下，以市场为导向的内源性规范力量将得以有序增长，待这种规范性力量发育成熟，便可以水到渠成地逐步取代权威政治的社会整合功能。这些都说明，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所谓东亚模式的某些特征正在褪色。权威主义政治和东亚模式的其他特征只与一定的历史阶段相适应，并不是一成不变的。[31]
“今天和风絮日，真是好天气”！我和他把一只蝴蝶风筝缓缓升高，说到放风筝，我的经验可丰富了，从小爸爸就带我玩风筝，都是他亲手做的，风筝的骨要直，两边得对称，厚薄要相当，稍微有点差池，风筝就歪歪扭扭飞不起来。
在对新加坡政治制度特色的研究中，中国学者比较多地关注了新加坡的单极政府体制和新加坡政治体制的制度化。西北大学刘恰在其硕士论文《新加坡公共行政体制的现代化发展》中指出，在这种单极政府体制下，政府既是政策制定者，也是政策执行者，保证了政令畅通，在执行过程中不至于“失真”。同时，社会各方面情况也能及时、准确地汇集到政府手中，便于政府修正决策。[18](p18)此外，单极政府在动作上也具有灵活性和应变性。河南师范大学孙景峰认为，这种政府管理体制是“好政府”和“强政府”的有机结合，是人民行动党在政府管理层面上的执政理念。这种“好政府”，并不包括民主和人权这两个要素和目标，而是创造稳定的秩序和实质的“好生活”。同时，通过“强政府”，加强对国家和社会的控制，使政府居于国家控制系统和人民社会生活的中心地位。[19]山西大学李路曲认为，政治体制制度化水平高是新加坡权威主义盛行时期政治的主要特点。这种制度化水平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治体制的自主程度高，主要是指政治体制不依赖于任何社会集团、个人或者家庭，坚定不移地执行凌驾于全社会之上的国家政策；二是内聚力较强，主要是指在现代化过程中，政治体制可以吸纳和同化各种利益集团，而不是被各种利益集团所异化或削弱其功能和干扰目标导向；三是具有较强的适应性，不仅表现在从民族主义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而且表现在它本身能够容纳更多的民主，有助于推迟向政治多元化的过渡。[20]云南省委党校曾柏苓认为，新加坡通过这一套政治文明，体现了执政党、国家政治制度、社会政治生活的规范性，秩序的严密性和科学性，体现了政党、议会、国家、人民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21]中国人民大学欧树军指出，新加坡公职人员被要求以一种逆向参与方式落实、保障民主，公职人员特别是决策者必须走出去，走到人民大众中间去，充分听取下层民众的意见和建议并切实给予反馈。这种逆向参与机制克服了“人民主动而公职人员坐等人民参与”的弊病，不失为新加坡政治制度的一大特色。[22]深圳大学吕礼元在系统考察新加坡2009年至2016年以制度平衡为导向的政治改革的基础上指出，新加坡通过增强政治制度的正当性、认受性和合理性，来满足民众的新希求和加强政治制度的合法性。[23]
政党制度是现代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表现形式。云南大学瞿健文、河南师范大学孙景峰、复旦大学郭定平从政党政治入手，分析了新加坡的政治制度。瞿健文指出，一党独大是新加坡长期保持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因为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把创造和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作为首要任务。[32]孙景峰认为，人民行动党执政地位确立并巩固的过程可分四个阶段：1955年大选使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政治舞台上首次亮相，李光耀等三位人民行动党党员当选为立法议员后，成为议会中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李光耀担任反对党领袖，人民行动党从此正式开始了争取掌握政权的斗争。1955年至1959年，是人民行动党努力实现由在野到执政地位跃迁的时期，这一时期是人民行动党和新加坡发展极为重要的时期。1959年至1968年，人民行动党利用其执政地位和英国殖民统治的余威，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阵线进行打压，逐渐取得了对社会主义阵线的胜利，人民行动党执政地位在风雨飘摇中经受住了考验。1968年，人民行动党第一次赢得国会全部议席，标志着“一党独大”政党体制的最终形成。此后，新加坡“一党独大”政党体制进入平稳运行期。人民行动党利用其执政地位，通过政治、经济、社会控制等各种途径对这种政党体制进行巩固和强化。[33]孙景峰指出，新加坡政治选举是东西方文化融合的典范，简单多数制和集选区制度体现出在西方选举制度的基础上融入了东方权威主义和多元种族主义，既体现了西方文化中的公平、理性、法治，又体现了东方文化对权威和秩序的追求。在吸收东西方文化精髓的基础上，新加坡形成了独特的政治选举文化。[34]郭定平指出，人民行动党自1959年至今连续执政，自1968年至1981年长期垄断国会全部议席，这种局面不仅没有导致其发展成为一个独裁主义政党，反而推动了新加坡的高速经济增长和社会全面转型，并顺利开启了政治转型的闸门，为新加坡政治现代化和民主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35]王文智、赵江华认为，在一个多党制国家，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自上台以来的不败奇迹，说到底是由其政治体制决定的，具体包括反贪防腐机制、政府机构权力分配和运作机制、政党体制、公务员选拔培养机制等方面。[36]
(3) 根据对《规范》条文的理解，地铁设备用房适宜于套用《规范》中对电子信息机房、变压器房等场所的描述，因此宜采用全淹没开式系统，这与原设计方案基本相符；但《规范》对开式系统中每套泵组所负担的防护区数量提出了明确限制，即不能超过3个防护区，而地铁需设置自动灭火保护的设备用房一般有12～14个防护区，从投资规模及可实施性角度考虑，全部采用开式系统显然也不适用。
三、政党政治与选举：新加坡政治现代化和民主化的基础
中国学者普遍认为，权威主义政治和威权政府是新加坡政治的本质特征，也是新加坡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政治体制平稳运行的重要保证。吕元礼指出，权威是具有合法的权力，必须以民众的认同或认可为基石，所以，权威的支撑就不是依靠物质力量，而是依赖观念精神。[24](p18)贵州大学卢正涛把威权政治定义为：在已经取得政治独立的国家出现形式上保留的选举、议会、政党等民主制度，但实际上限制公民自由，权力高度集中，而议会、选举等包含的民主功能无法充分发挥出来的政治形态。[25](p17-18)南京大学陈祖洲指出，“权威型”政治之所以能够在新加坡生存，首先在于人民行动党保证了新加坡的经济成功，这是“权威型”政治能够实施的一个前提条件；其次在于新加坡的“权威型”政治具有民主的外壳，因而具有某种“合法性”；最后在于新加坡独特的政治制度依赖于与西方不同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而新加坡“权威型”政治的成功，则得益于通过议会、法律和福利等机制建立的社会调控体系保证了社会稳定。[26](p156-159)陈祖洲进一步分析指出，这种“权威型”政治，迎合了新加坡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为新加坡在短期内迅速实现现代化奠定了基础。首先，“权威型”政治为新加坡国内提供了稳定的政治环境，有利于外国资本的投入和技术的引进；其次，有利于对新加坡的工人阶级进行训诫，迫使他们尊奉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和分工原则，为出口导向工业化提供所需的劳动力，特别是将少数种族整合进资本和技术；最后，由于外向型经济是一种对外依赖性比较强的经济，客观上要求决策者能够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策略，“权威型”政治保证了这种调整的成功。[4]孙景峰教授也指出，新加坡的经济腾飞和持续高速发展是人民行动党所建立的威权体制推动的结果。人民行动党建立的威权体制对于维护社会秩序、政治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人民行动党依靠威权体制协调经济发展，搞好战略规划，有效地配置了资源，培育了广阔的国际市场，使新加坡具有了较强的国际竞争力。这是一种具有刚性调控能力的“低参与高投入”的发展模式，运用强大的国家机器与政治资源动员能力，以刚性方式来排除现代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政治动荡与危机。这种威权政治模式有助于新加坡这个多种族、多宗教、多元文化的后发展国家应对各种复杂矛盾，有助于在秩序稳定状态下完成其现代化进程，降低社会发展成本。[27]
2.观察方法。可直接肉眼观察攀附在水草上的虾苗数量、大小；如肉眼不易观察，可使用网眼较密的鱼捞子伸入水草下方，轻轻往上捞，可重复几次，选择不同位置，重复上述操作。
四、启示：积极稳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中国学者对新加坡的政治制度给予了中肯的、较高的评价，客观地分析了新加坡政治对我国政治体制发展的启示。“学而不化，非学也。”中国学者普遍认为，新加坡政治制度有许多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学习，比如廉洁高效的权威政府、精英治国的制度文化、理性务实的公共政策、国家法律的执行铁律、人民权利的有效保护等，但是由于中新两国的国情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决定了我们不可能也决不能照搬照抄新加坡模式。而是通过学习新加坡政治制度的建设思路和成功经验，探寻一种既遵循政治现代化共同规律又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发展模式，积极稳妥地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之路。
其一，努力学习新加坡政治发展的成功经验。当今的新加坡之所以经济腾飞、政府高效、社会稳定，政治体制的成功无疑是“推进器”和“压舱石”。在中国学者的研究中，新加坡的威权政体得到了广泛认可。但是，在当今世界，并不是所有实行威权政体的国家都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功。真正值得学习的是，新加坡坚持国家利益至上理念，实现了威权政体下的民主发展。吕元礼教授指出，权威主义与民主相结合的政府体制的建立与运行和一党优势下的政党制度在凝聚民心、整合力量、激发活力、发展经济和稳定社会中发挥了灵魂塑造、精神支撑和政治导向的作用。[44](p90)首都师范大学张友国、林培源认为，虽然新加坡和哈萨克斯坦的历史、社会、政治、文化等具体国情不同，但两国威权机制都表现出一党独大、强人治国、精英治国的特征。威权政治机制将在两国延续下去，发展中国家应向两国学习，不要将传统与现代、民主与威权对立起来，而应立足本国国情选择合适的政治模式。[45]比如，新加坡建立起来的精英管理制度文化，实现了对精英人才的科学定位和选拔、激励、约束、回报机制，从而有效规避了“种下龙种，收获跳蚤”式的精英文化堕落，保障了政府的诚实、廉洁、守法和高效，这就是传统与现代、威权与民主和谐共生的经典范例。而任何人没有特权，全体人共同遵守法律的尊严、维护制度的清廉，是支撑和维系新加坡公共政策得以刚性执行的重要社会环境基础。新加坡把政治发展同制度文化和领导力融合发展的经验，以及制度文化、回报机制、社会环境的生成机制和运作机理，值得任何社会制度、任何发展程度的国家深入研究和借鉴。
其二，新加坡的政治发展经验不可照搬照抄。世界政治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环境、族群组成和内部冲突等，都是影响这个国家制度选择和政策制定的重要因素。对于新加坡而言，他们政治发展的理性务实，完全是强行独立之后，在内外忧患困境中的被迫选择。而这种别无选择，恰恰是成就新加坡的最好选择。从开始设计政治制度起，新加坡就没有过多地考虑政治正确性，以及与经济体制有关的意识形态问题，而是根据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需要，制定了许多有悖于“传统智慧”却符合本国实际的政策。作为一个城市国家特定国情的产物，新加坡政治发展模式在价值推广上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正如新加坡政治发展模式的设计基于本国实际和利益一样，我们在学习和借鉴其某些构建思路和成功经验的时候，更要从我国政治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而绝不能照搬照抄。吉林省委党校赵连中指出，我们不能再以新加坡国小人少，而忽略或低估它作为当前中国在制度革新上可以起到的他山之石的价值与作用。但是，由于中国国情与新加坡相比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这就使中国要成功地效仿新加坡政治模式将会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困难。无论哪种模式都会对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产生一些有益的启示，但是，任何模式都不能照搬到中国。即使是颇为值得借鉴的新加坡模式，到了中国，就必须成为中国模式。[46]李路曲教授在比较分析新中两国政治发展路径的基础上指出，两国虽然均为渐进式的政治转型模式，但是新加坡逐步向多元民主发展，而中国更加注重政治稳定，始终以政治理性化推动中国特色协商式民主不断发展。[47]
其三，坚持走适合中国特点的政治发展之路。任何科学的理论和制度，必须本土化才能真正起作用。通过与新加坡政治制度的比较研究，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在“8·19”讲话中关于国际比较的科学论断：“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48](p15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有着自己的鲜明特色和显著优势，如果全盘照搬西方的“洋办法”，只会水土不服，注定要归于失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是坚持党的本质属性、践行党的根本宗旨的必然要求。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是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英国著名学者吉登斯曾经指出，我们必须恪守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即“如果没有同制度内在的可能性结合起来的话，寻求社会变迁在实践上就没有什么作用”。[49](p136)在汇入现代化潮流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全盘照搬西方的民主模式，也不能盲目照抄新加坡的政治发展模式，而应始终坚持政治体制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克服“乱花渐欲迷人眼”，做到“乱云飞渡仍从容”，努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更加成熟、更加稳定、更加定型。在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其他国家的国际比较中，既不能丢失自己，更不能否定自己，而应着力提升国际传播能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参考文献 ：
[1]肖长华，胡庆亮.论新加坡政治体制的成因[J].东南亚纵横，2005，(12)：7-10.
[2]孙景峰，刘佳宝.新加坡政治发展的动力机制探析[J].理论与改革，2018，(2)：122-130.
[3]吕元礼.鱼尾狮智慧：新加坡政治与治理[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0.
[4]陈祖洲.“权威型”政治与新加坡的现代化[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2，(5)：73-80.
[5]王子昌.善政和善治：新加坡“好政府”模式的理论定位与走势[J].当代亚太，2002，(8)：29-36.
[6]吕元礼.亚洲价值观：新加坡政治的诠释[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
[7]廖 丹.浅论新加坡社会的政治价值观[J].东南亚纵横，2002，(10)：33-36.
[8]庄礼伟.如何观察和理解“新加坡方式”[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6)：56-58.
[9]陈 曦.新加坡政治领袖产生因素探析[J].学理论，2013，(32)：31-32.
[10]杨达昆.影响新加坡政治的关键因素[J].才智，2013，(14)：231-233.
[11]李 江.人民行动党对新加坡民主政治发展的作用分析[J].东南亚纵横，2018，(3)：46-52.
[12]高奇琦.政党优位协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与社会的互动模式[J].社会主义研究，2014，(2)：23-31.
[13]梅少粉.在权威与精英之间：新加坡政治运行的内在逻辑分析[J].贵阳市委党校学报，2013，(4)：29-33.
[14]孙景峰.试论新加坡一党独大的政治体制[J].国际问题研究，2007，(5)：19-23.
[15]孙景峰，刘佳宝.2015年新加坡大选与人民行动党理念嬗变[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1)：69-78.
[16]孙景峰，刘佳宝.2015年国会大选与新加坡政治发展[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6，(3)：14-20.
[17]王振亚，冉亚铃.新加坡政治发展模式的制度特征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启示[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2)：18-25.
[18]刘 恰.新加坡公共行政体制的现代化发展[D].西北大学，2004.
[19]孙景峰.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理念研究[J].社会科学研究，2005，(1)：18-25.
[20]李路曲.试论新加坡政治的特色——兼与韩国、台湾、香港比较[J].当代亚太，1996，(6)：41-44.
[21]曾柏苓.新加坡政治文明的特点及启示[J].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04，(1)：64-67.
[22]欧树军.新加坡政治中的逆向参与机制——东亚五国一区政治发展调研报告之七[J].文化纵横，2010，(5)：62-67.
[23]吕礼元，谷志军.以制度平衡为导向的新加坡政治改革——基于合法性三重意蕴的分析[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6，(3)：23-27.
[24]吕元礼.新加坡为什么能(下卷)[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
[25]卢正涛.新加坡威权政治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6]陈祖洲.新加坡“权威型”政治下的现代化[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
[27]孙景峰.新加坡威权体制的构建与社会发展成本的降低[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14-16.
[28]张 骥，刘建文.论新加坡政治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启示[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1)：42-45.
[29]廖小健，郄清良.新加坡政治转型探究[J].东南亚纵横，2004，(9)：6-10.
[30]李路曲.新加坡社会的政治价值观及其作用[J].现代国际关系，1997，(3)：32-36，44.
[31]李路曲.新加坡的权威主义政治与现代化[J].政治学研究，1997，(1)：87-95.
[32]瞿健文.新加坡的政治体制研究[J].思想战线，1996，(1)：28-34.
[33]孙景峰.试论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地位的确立与巩固[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28-33.
[34]孙景峰，刘佳宝.新加坡政治选举视域下的东西方文化融合[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5)：6-13.
[35]郭定平.论新加坡政党与政治发展[J].政治学研究，1996，(1)：90-96.
[36]王文智，赵江华.从政治体制维度解析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长期高绩效执政之谜[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9-14.
[37]李晨阳.新加坡政治的分水岭——近观新加坡大选[J].世界知识，2011，(11)：28-30.
[38]吕元礼，陈家嘉.新加坡研究(2013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39]吕元礼，张彭强.全国对话会与新加坡协商式民主[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5)：56-59.
[40]胡安琪.2011年新加坡：政治、经济与外交[J].东南亚研究，2012，(2)：58-62.
[41]胡安琪.2013年新加坡：政治、经济与外交[J].东南亚研究，2014，(2)：55-60.
[42]范 磊.新加坡政治新生态与选举政治——基于2013年榜鹅东选区补选分析[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3，(2)：115-127.
[43]王 元.新加坡威权政治转型背景下的反对党发展研究——以新加坡工人党为例[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6，(3)：119-126.
[44]吕元礼.问政李光耀：新加坡如何有效治理?[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
[45]张友国，林培源.哈萨克斯坦和新加坡权威政治体制的比较分析及启示[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106-111.
[46]赵连中.透视新加坡“柔性一党优位制”——兼谈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路径[J].长白学刊，2004，(5)：26-30.
[47]李路曲.新加坡与中国政治发展路径的比较分析[J].政治学研究，2015，(3)：3-14.
[4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49]〔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 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The Singapore ’s Political System and Lts Lmplication in the Eyes of Chinese Scholars
MA Fuyun
(School of Marxism，Henan Normal University，Xinxiang，Henan 453007，China)
Abstract ：As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oriental and western systems，the unique political system of Singapor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economic modernization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Related studies conducted by Chinese scholars mainly focus on reason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ingapore’s political system and parties’ political system and its role in social development，Singapore leaders’ political thought，the overall evaluation of Singapore’s political system and its implication to China and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The construction idea and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Singapore’s political system indicate that exploring a political development model which follows the common law of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and conform to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promoting reform of China’s political system actively and prudently，and following the path of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democr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unswervingly are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Chinese people’s prolonged struggle in terms of historical，theoretical，and practical logic in modern times.
Key words ：Singapore；political system；integration；comment
中图分类号 ：D5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19)01-0041-08
收稿日期 ：2018-08-24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基于口述史的红旗渠精神生成逻辑与当代价值研究”(编号：18AKS019)；2018年河南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编号：2018-CXTD-07)；2017年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CPBN实践教学模式研究”(编号：2017SJGLX044)
作者简介 ：马福运(1973-)，男，河南台前人，河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创新。
(责任编辑 ：郭荣华 )
标签：新加坡论文; 政治制度论文; 融合论文; 述评论文; 河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