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新安全观：观念内涵及其战略文化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欧洲论文,内涵论文,观念论文,战略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结束以来，欧盟内部地缘优势逐渐为全方位的一体化所吸收，欧洲的安全结构也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俄罗斯威胁、东西方冷战等传统的不稳定地缘安全因素已相对弱化甚至消解，东欧、巴尔干地区新独立国家的出现使得欧盟不得不面对一些新的安全热点区域；与此同时，欧洲日益扩大的现实也对传统地缘战略观念提出了挑战：随着东扩进程的展开，作为传统地缘战略重点防卫区域的东欧和巴尔干地区有了新的非传统安全意义，地缘政治上的一体化带来了不少安全上的新因素（如移民浪潮、跨国有组织犯罪以及黑市军火贸易等等）。现实地讲，对任何欧盟成员国而言，遭受（邻近国家）大规模的武装入侵已不太可能，欧洲所面临的则是多种多样的、不明显的而且是难以预测的新的威胁。①这些新的安全威胁不仅危及国家的政治稳定和军事安全，其对国内社会的消极影响和对普通民众的威胁也都是不容小觑的，而“9·11”事件所带来的全球性影响更是加深了这种超越传统地缘安全的结构变化。因此，无论是作为整体的欧盟，作为单元的欧盟诸成员国，还是支撑欧洲发展的最基础的欧洲市民社会，以及与欧洲有着密切安全关联的邻近地区，在这种安全结构大变局的背景下，安全的系于一体和复杂化已经是一种不争的事实。这就要求欧盟必须超越对军事冲突的反应，超越传统的地缘阀限，塑造一种全新的、积极的、建设性的安全战略理念。
2003年12月，欧盟布鲁塞尔首脑会议正式审议通过了欧盟50多年发展史上第一项共同的安全战略：《更加美好世界中安全的欧洲》。欧洲安全战略的出台可以被看做是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发展历程中赋有观念性和程序性双重意义的一个转折点，也是欧盟作为一个活跃在国际舞台的角色所应具备的自醒意识和抱负雄心形成过程中一个新的重要里程碑。它带给欧洲的远不止弥补了共同安全战略缺失的政策缺陷，它所彰显的欧洲安全观念的变迁和安全战略实践的转向更是影响深远。
一 超越战略：欧洲新安全观的分析框架
一般而言，安全理论研究即是为安全战略与政策研究的实证分析提供方法指导，②冷战结束后，对安全的重新思考正在多个层次上以多种不同的方式进行着，但目前尚未出现一个正式的研究路径来完全替代由现实主义促成的战略研究，现实主义的战略研究仍是一条有生命力的途径，哥本哈根学派所谓“超越战略”的研究转向也只是为我们提供了进一步完善和增强现实主义解释力的一个新的思路。③因此，对这二者的比较分析就显得十分重要，这种比较使得两种解释的优势互补或者整合成为可能，也有利于我们探寻一个更为全面、合理的分析框架应用于对欧洲新安全观的研究之中。
在很多场合，现实主义往往只被视作一种理解国际政治的学术方法，但溯本求源，现实主义应该首先被当作一种总体的哲学传统。古典现实主义者从人性恶的观念出发，推论出在国际政治中，是权力而非公正和道德理想成为大多数重要事件的关键。④在20世纪，摩根索就是这一类现实主义的典型代表。在后继的现实主义理论流变史中，形形色色的自视为现实主义者的学者们可能都持有上述这种哲学传统，但当他们努力阐述独立国家如何相互影响的理论时，就已经超越了这种悲观主义，大多数现实主义学者力图建立可用以解释和预测国际行为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⑤现实主义者们坚持认为，由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国际政治一直是也将永远是以权力、军事力量和现实政治(realpolitik)为标志的，他们对永久和平的可能、国际法、道义、集体安全或合作安全以及诸如联合国等机制的价值持怀疑态度，可见，他们根本的哲学态度和价值基点是一致的。
传统的战略研究⑥一直是关注国际体系中各种角色赖以达成其政治目标的军事手段，它一直与美国的冷战军事研究方法紧密关联，因此也被称为国家安全研究。⑦可以说战略研究的基础就是对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解释。随着冷战的结束，人类社会面临着越来越多新的安全议题，非军事安全问题显著上升，非国家的角色也参与其中，在这种背景下，安全战略的决策者、关注视域和指向性也都发生了变化，一定意义上说，全球化时代的安全战略已经超越了“战略”本身。⑧批判性安全理论的若干假说——社会安全的重要性、国家不是唯一的安全参照物、安全威胁的来源不仅仅是国家和武力进攻——的合理性在这里得到了证明，而这种主张恰恰是现实主义的古典战略理论所忽略的。
从80年代开始，特别是冷战后时代，作为对战略研究上述挑战的反应，所谓批判性新安全研究开始兴起。在对有关世界如何运转的基本假设上，战略研究和批判性新安全研究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区别仅在于它们对安全威胁的认知上。批判性新安全研究拓宽了安全研究的范围，其关注范畴不仅包括军事威胁，还包括对非国家角色和次国家行为体的威胁。⑨
哥本哈根学派⑩很大程度上是在对现实主义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其对现实主义的批判集中于两个核心要点：军事之外是否还存在别的安全？以国家为安全参照物是否狭隘？以此为基点，该学派提出一个针锋相对的主张。(11)第一，人类集体安全主要受到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五个领域的影响，这些领域通过选择各自与众不同的互动模式的一部分，分解了作为一个整体的分析意图，(12)其中每一个又都在安全问题群中确立了一个聚集点，以及一种要求优先性的途径。这种对安全领域分而治之的做法直接与战略研究中的军事主导地位相对抗；(13)第二，除国家之外，个人、民族和社会也是安全的合理参照物。哥本哈根学派这种批判性的视角无疑打开了现实主义所主导的战略安全研究的封闭阀门，在安全研究领域注入了有关世界政治的新理念。(14)整体而言，哥本哈根学派的理论特色在于：运用批判理论的方法，对国际体系本身的性质，以及构成该体系的权力关系提出质疑，其关注的中心议题是改变人们思考安全的方法，改变各行为体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以及各行为体建构国际体系的过程。(15)
将理论的解释力回归到欧洲历史中，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历次欧洲战争中的地缘战略捭阖，还是二十世纪以来欧洲一体化的地理基础性条件和新的欧洲地区安全结构，地缘因素对于欧洲的意义都非同小可，不过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欧洲对于地缘政治的思考往往都被恐怖的均势和遏制政策所左右：(16)历史上历次欧洲王朝战争无不以开疆拓土、划分势力范围为基本目标；两次世界大战间频繁的结盟与制衡也多牵扯复杂的地缘考虑；德意法西斯更是把地缘空间思维用作其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理由，从而将其扭曲至极致；冷战时期欧洲的一分为二和两大阵营兵戎对阵的剑拔弩张情势更是让欧洲人困顿彷徨。在这种背景下，现实主义的地缘战略观念无疑具有极强的说服力。(17)
随着全球化时代相互依赖形势的深化，边界日益开放和模糊化，“非领土化”(deterritorialized)的世界经济得到迅速发展；日益普及的信息技术从根本上重塑了社会、经济、政治边界以及各种行为体的全球空间互动；大规模的跨界旅游、运输、通讯和移民使得时间和空间距离因技术压缩而变少变短了；全球面临着资源、粮食、人口和生存环境等共同的危险，这些都是跨越地理边界的、不能仅以传统的方式加以应对的。(18)新兴的“科技权论”第一次以具有共享性的科技、信息为地缘竞胜的制高点，并为国家间的联系增加了新的复杂内容，冲突与合作、竞争与协调交织在一起，并将逐步取代传统的“零和关系”。(19)在这种大背景下，地缘政治学和由此而产生的地缘战略不会再导致错误的意识形态，不会再引发迫求生存空间的斗争，也不会再被帝国主义利用。(20)
因此，对传统战略视角和新的安全议程的整合就成为一种针对现实的回应，欧洲新的安全战略理念就是这样一个实践的典范。随着当前欧洲非传统安全问题日渐凸显，在欧盟现实的政策反应中，新的地缘安全的考量在欧洲安全战略中开始占据更大的权重。因此，可以说这种新的安全观承载了现实主义战略研究和批判性新安全研究的双重特效，它对于欧盟应对新的安全形势的战略规划和战略实施无疑具有极强的解释力和针对性。在这里，现实主义的古典地缘政治学说被赋予了新的生命，批判性安全理论为之提供了新的理论发展源泉。
基于以上论述，本文认为，只有有机整合现实主义战略研究与批判性新安全研究各自合理的理论内核，才能赋予安全理论学说以富有现实感的解释力，也只有在这种理论基础之上，欧洲安全战略所承载的欧洲新安全观的内涵才能得以有效地厘清，这种欧洲新地缘安全的战略考量乃是解读欧洲新安全观的一种合理的理论基础，其基本假设概括如下：其一，欧洲安全这个定义把欧洲作为一个整体人格化了，由人到人格化的国家、再到人格化的欧洲，这才是一个符合现实与逻辑的安全认知路径。(21)其二，现实中不仅存在传统的国家的军事和政治安全，特定区域的稳定和共同发展以及赋有更深层次人权、福利和社会意义的人的安全也是欧洲安全的应有之意。其三，欧洲安全不仅系于内部的稳定和发展，其与外部世界特别是周边地区的安全合作也是必不可少的，欧盟的安全战略应该超越对军事冲突的反应，超越传统的地缘阀限。
二 欧洲新安全观的基本内涵
曾经有专家认为：“欧洲要拟定新的战略观，就必须建立在对威胁和安全的目的达成共识的基础之上。在今日的欧洲，那几乎是不可能的。”(22)之所以会有人持这种消极的看法，乃是在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欧洲内外部对于安全的概念存在明显分歧，对实现安全的手段存有疑虑，以及缺乏运用欧洲强制性力量的指导原则。
2003年欧洲安全战略解答的基本问题包括：是什么在威胁欧洲的安全？欧盟在这种安全形势下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欧盟的战略目标是什么？欧盟赖以实现战略目标的战略工具和资源是什么？而这一切都标示着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未来发展指向，更深层次上讲，它代表着在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社会中，欧盟作为一个国际行为主体的角色定位和影响力。
首先，在安全的界定问题上。在历史上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政治和军事安全一直被看做是安全的根本，国界是维护安全的不可逾越的最后防线，“柏林墙”的形成就体现了这种现实主义的战略安全观。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关于安全本身的认识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安全这一范畴所涵盖的内容愈加宽泛。冷战后崛起的哥本哈根学派就为这种安全范畴的扩展提供了一种有力的阐释。该学派主张人类集体安全主要受到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五个领域的影响，其中每一个都在安全问题群中确立了一个聚集点，以及一种要求优先性的途径，这种对安全领域分而治之的做法直接与现实主义战略安全观的军事主导地位相对抗。(23)
毫无疑问，这种批判性的新安全观开启了人们对安全认知的一个全新视野，而欧洲安全战略正是践行了这种扩展的安全理念。欧洲安全战略文件明确将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国家治理失败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列为欧洲当前面临的最严重和最紧迫的威胁，并指出传统的防线——国家边界——已经成为历史，新的防线往往置身于疆域之外；与此同时，该战略对于传统的军事安全和国界的意义并未做过多的强调，欧洲的安全感知似乎更多的聚焦于对冲突的普遍的反感和有关对人权的侵犯（比如失业、贫穷、犯罪和环境恶化等等）。这种对安全概念的新的理解表明：欧洲人承认冷战结束后欧洲安全一个新的时期已经到来。现实中不仅存在传统的国家的政治和军事安全，整个欧洲的稳定和共同发展以及赋有更深层次意义的人权、福利和环境安全也是欧洲安全的应有之意。因此，正如有学者所评价的：“厘清安全的概念对于欧盟这样的后现代性组织而言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24)
其次，就安全的主体而言。欧洲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发源地，国家理念长久以来都十分牢固，国家尊严和国家荣誉往往被推崇至极。现实主义战略安全观沿袭了这种牢固的国家理念，认为国家是最重要的安全主体，国家为实现其利益最大化而以一个整体单位行事，因此国家安全最为重要，历史上的欧洲战争乃至两次世界大战无一不是因为国家间的安全危机而起的。因此，可以说以国家为唯一安全主体的主张的价值基础即在于这种牢固的国家理念。但是，国家理念并不是绝对的、排他的，在欧洲这块充满了思维张力的大陆，人的观念和人的价值自文艺复兴以来也日益受到极大地尊崇，而自康德以来日渐勃兴的欧洲观念和欧洲意识更是在宏观层面上打开了封闭的国家体系。这两种有别于国家理念的价值趋向映射在安全的现实考虑，即体现为对人的安全的关注和对整个欧洲的安全的关注。批判性新安全观对此给予了格外的重视，它与现实主义战略安全观所秉承的“国家安全至上”理念针锋相对，主张除了国家之外，个人、民族和社会也是安全的合理参照物，这就从学理角度阐释了安全主体的变迁。
欧洲安全战略文件的主导性话语视角就是以“人格化的欧洲”作为安全的主体，报告中所提到的诸种非传统安全问题无一不是对整个欧洲构成威胁的，所提出的应对措施也都是从欧洲的共同立场出发的。此外，该战略也对作为个体的人的安全给予了充分关注，报告中多次提及新的威胁对人道主义、社会结构和人民福祉已经造成和可能造成的灾难性后果，甚至注意到了“生活在异国的年轻人的异化和疏远倾向”。这无疑给我们传递了一个信号：欧洲安全这个定义把欧洲作为一个整体人格化了，由人到人格化的国家、再到人格化的欧洲，这才是一个符合现实与逻辑的安全认知路径。(25)“民族国家的欧洲”(Europe of nation-states)、“欧洲人的欧洲”(Europe of Europeans)以及“作为整体的欧洲”(Europe as a unity)都是安全的当然主体。
最后，关于安全的实现方式。现实主义战略安全观强调以军事手段来捍卫国家安全，实力取向(power-oriented)的战略实践观决定国家的一切政策指向，古典现实主义学说在此问题的权威解释力一直经久不衰。但随着世界范围内安全形势的变化，欧洲安全的实现路径也开始超越以往的单纯的军事或政治举措。(26)因此，强化基于有效多边体系的国际秩序、树立“综合治理”(comprehensive governance)和“规则取向”(rule-oriented)的国际战略文化理念构成了欧盟实现新的安全保障的重要变量。这种新的安全实现路径对欧盟而言无疑具有开创性的启示。
欧洲安全战略主张，欧洲安全的实现应该建立在联盟的身份认同、文化传统和法律体系之上，欧盟应继续秉承多边主义的方针，通过以“软实力”(soft power)为核心的综合性手段而非单一的军事手段来寻求新的安全保障。欧洲的利益和欧洲价值观要求（欧盟）去解决诸如贫困、有组织犯罪或者环境破坏等一系列国际问题，(27)欧盟的“软权力”影响力的发挥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不仅能为欧盟的战略赢得国际信任，而且能够切实地得到安全保障的回报。欧盟已意识到，全球范围的普遍反应是应对恐怖主义唯一有效办法，强有力的国际机制和有条件的援助是抵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最好途径，倡导良治的扩展而非政权的随意更迭则是应对失败国家的良方，而这一切都需要欧盟扮演一个全球参与的角色：(28)参与到同其他国际行为体的合作中，参与到演进中的多边国际秩序中。
具体而言，该战略为欧盟设定了以下三条基本路径：一是强化基于国家主权和集体行为的《联合国宪章》，支持并参与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国际体系，遵从以《联合国宪章》为中心的国际法体系；二是巩固跨大西洋关系，同美国建立有效的而且是平等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三是通过同俄罗斯、中国、印度等国际社会主要行为体的多边合作来谋求安全的实现。近来在伊朗核问题上欧俄立场的靠近可视为欧盟这一战略的佐证：(29)俄罗斯与伊朗签署关于核燃料供应和废料归还协议之后，欧盟并“不认为该协议具有‘负面影响’”，相信“伊朗与俄罗斯在核电站方面的合作与欧盟外交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努力并不矛盾”，欧俄的相互谅解和建设性共识无疑有益于打破伊朗核僵局。
总之，随着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凸显以及整个世界安全格局的变化，欧盟对于安全的三个基本命题——“安全是什么”、“谁的安全”、“安全如何实现”——都有了自己新的认识，而这种观念的变迁也预示着欧洲安全战略的转向。可以说，欧洲安全战略是针对欧洲当前新的安全形势的一项宣言书，是欧盟应对新的安全环境的一项长期的、综合性的战略指南。
三 欧洲安全观的战略文化要素
安全战略就是安全主体实现其目标的方法与策略，(30)但它不仅仅只是一种战略的规划和实施，它更体现了特定战略主体的一种战略文化(Strategic Culture)。面对同样的目标，不同国家的战略选择往往大为不同，究其原因，不同国家的战略文化的差异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31)因此，了解战略决策者的战略思想传统、思维模式和决策行为，以此来把握和预测其战略选择和倾向，显然是战略分析一个重要维度。
（一）战略文化的理论基础(32)
历史上，西方的战略文化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所谓“决定论”时期。在这一时期，西方战略文化研究的重点是解释美苏两国核战略不同的原因，认为战略文化是固定不变的，它是美苏两国不同战略选择的决定性因素。例如格雷(Colin Gray)曾认为，美国的历史经验影响着其对于武力的思维和行为模式，促使主导其战略选择的一套独特信仰的产生，而这一信仰又导致形成了美国独特的核战略。第二阶段为8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末的所谓“工具论”时期。在这一时期，西方战略文化研究有了深入发展，研究触角伸向了国家内部的战略决策，认为战略文化是战略决策领域政治主导权拥有者手中的工具。例如克莱因(Bradley Klein)就认为，美国对外所宣称的战略，实质上是政治精英们为了使他们实际施行的战略被接受和消除潜在挑战力量的工具。第三阶段为90年代末以来的所谓“干预变量”时期，即认为战略文化既不是决定因素，也不是工具，而是一种干预变量。在这一时期，战略文化研究侧重于“利益决定论”所无法解释的战略选择问题，例如，“干预变量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列格罗(Jeffrey Legro)就认为，由于战略文化根植于最近的经验，而不是历史，因此战略文化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以变化的。再如美国著名学者内森(Andrew Nathan)和罗斯(Robert Ross)在分析中国政策时强调，使历史连续性得以保持的，跟促成变化的机制一样，都是变幻不定的。对连续性和变化都起作用的一个媒介就是文化。行为习惯、态度和信念以及对历史的记忆，影响着现在的行为，但这一影响并非不可抗拒，也不是预先确定不变。如同历史一样，文化包含着多多少少与某一特定问题有关的许多可能性，它们加在一起，为社会角色所选择的几乎任何一种行为模式提供一系列先例。(33)
基于个人理解，笔者倾向于支持“干预变量说”。战略文化是在一定的历史和民族文化传统基础上所形成的战略思维和战略理论，它作为民族思维特性和思维品格的一部分渗透到国家各项战略政策的制定、施行以及评估等各个环节中。战略服从和服务于当时的国家政治，但战略又深刻地反映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和哲学传统。不同国家和民族的生存环境和历史发展的差异，决定其社会结构、文化心理结构的区别，从而也影响到战略文化的不同特点，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战略文化都有其固有的传统文化的烙印。战略文化具有观念形态、历史继承性、国体与区域特征等属性。(34)
（二）欧洲安全战略的战略文化内涵及其特征(35)
一个国家安全战略思想的形成与延续，取决于众多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复杂因素，与民族经历、思想文化、军事遗产、地缘条件等都有直接紧密的关系。安全战略是现实的，历史上的战略思想能够在一定程度延续下来，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历史与现实、历史与未来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客观联系。(36)
在国际政治中，“观念因素”可以对行为者的“情感反应”和“行为模式”产生重要影响。总的看来，这些观念是由它们各自的历史经验、政治文化、地缘因素所决定。(37)在安全观念的层面上，一方面，欧洲一体化进程是战后西欧重构经济、政治形态的新思路，是欧洲国家政治哲学的一次重大转型，但另一方面，共同体在政治哲学上又表现出欧洲文化和历史传统的延续性。欧洲新安全观正是以欧洲史的厚重传统为基础，吸收了冷战以来丰厚的一体化营养而生成的。具体而言，本文作者认为欧洲安全战略至少包括了以下几种战略文化要素。
第一，人本主义。文艺复兴时代是西方“个体本位”世界观确立的时代，这一政治观开始“以个人为中心”，即以个人的意志、欲望和利益作为人自身观察、思考与评判万事万物的是非标准或价值尺度，进而分析国家和认识国家。(38)人的解放、人的主体意识与自由理念的形成，对人的价值的肯定是文艺复兴时代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成果和贡献之一，也是新兴资产阶级“天赋人权论”的序曲，更是自由主义新政治观开始萌动的原初态，深深地浸润于欧洲的政治传统之中。欧洲人不但强调自身人权的保障和主张人本意识，还一向将维护人权、自由和平等视为己任。1991年6月，欧盟首脑会议在卢森堡通过《人权宣言》，把尊重民主和人权作为欧共体和第三国签订协议的“基本组成部分”；1994年欧盟又在年度预算中增加了题为“欧洲民主和保护人权倡议”的新内容，为欧盟委员会提供财政手段，以促进发展中国家、中东欧、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的法制、民主政府和市民社会建设……(39)，这些都表明，在欧洲这块充满了思维张力的大陆，人的观念和人的价值自文艺复兴以来一直受到相当的尊崇，这种别离于国家理念之外的价值趋向映射在安全的现实考虑上就体现为对人的安全的关注，它与现实主义战略安全观所秉承的“国家安全至上”理念针锋相对，从而构成了对欧洲安全进行战略考量的重要变量。
第二，多边主义传统。中世纪之后欧洲数百年的均势制衡打造了这样一种国家关系格局：这些国家要么通过条约的保证或者外交的纵横捭阖来保持均势，要么就会形成一个强国威胁甚至吞并其他国家的局面。这种长期保持实力均衡的历史对于塑造欧洲的政治文化特性起到很大作用，“民族国家”、“主权”以及“国际体系”的概念在这样的环境中发端，进而孕育了对外关系中“多边主义”传统。(40)冷战后欧洲一体化的现实表明，欧盟本身就是一个最为成功的通过多边和解与谅解获得稳定与繁荣的范例，(41)多边框架下双边关系的良性发展（法德和解）、多边主义的稳步扩张（五次东扩）都深刻表征了欧洲的多边主义传统。
第三，欧洲观念。虽然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深刻地影响了欧洲，造就了一个人类发展史上的民族国家阶段，但自康德以来日渐勃兴的欧洲观念和欧洲意识又在宏观层面上打开了封闭的国家体系。威斯特伐利亚和会催生了现代民族国家，现代民族国家又分裂了欧洲。因此，在接下来的发展中，观念先于历史，欧洲一体的观念刺激了许多人探索欧洲统一的方案。这促成了形形色色的欧洲统一方案和运动的产生，正因为有了这些方案和运动，欧洲曾经一体的观念被传承下来，成为一种强大的一体化推动力量，(42)成就了今日欧洲一体化的辉煌。但是，欧洲的归于一体不仅仅满足于关税、经贸、货币的通达，更深层次的政治安全统合也是欧洲一体化的应有之义。欧洲安全（更实际的应该界定为“欧洲共同安全”）这个概念乃是欧洲观念最直接和现实的体现，(43)超越威斯特伐利亚国家体系之上的欧洲观念映射在安全的现实考虑上就体现为对欧洲总体安全的关注。
第四，欧洲的价值普世主义。在历史上，基督教是“欧洲社会意识的凝聚剂”，(44)对欧洲人的观念有很大影响。基督教的价值普世主义传统强调欧洲在观念上的“正统性”，在此基础上论证自己对于非正统地区的“使命感”。在欧洲历史上，普世主义强调的价值内容有很大变化，从古代的基督教福音，到近代的工业文明，再到现在的自由民主。但是，它在强调自身的正统地位和对于他者的“使命感”方面没有什么变化，在欧洲的社会心理层面，尤其在对外关系的安全考量这种官方领域，价值普世主义还是有很大影响，从欧共体初期即开始启动的庞大的看似“出力不讨好”的对外援助计划就潜藏着欧洲这一“天赋使命”的普世意识。而这种对外援助的多寡和倾向性选择就反映了欧盟的安全取向：1997年欧盟承诺向朝鲜半岛能源开发组织提供1.5亿欧元的援助并正式加入该组织；波黑重建经费中的40%都来源于欧盟；此外，在东帝汶独立、印巴冲突、柬埔寨国内冲突以及中东问题上，欧盟都一直在利用自身的传统影响力发挥作用。据此可以看出，欧洲的价值普世主义构成了欧洲安全战略文化的重要参数。
第五，综合治理理念。在当前国家间的竞争中，国际关系中发生激烈冲突与对抗的可能性会趋于下降。即使发生国际间冲突，由于解决冲突的手段和方式的综合化和多元化，冲突的烈度也可能降低、可控性会增强。过去，尽管也有以综合性手段解决国际冲突的尝试，但从主流上看，国际政治冲突的最终解决主要依靠政治、军事和外交手段，而国际经济冲突则主要依靠经济手段。近来，国际冲突解决方式和手段进一步发生变化，综合运用各种手段来获取利益的现象日益变得普遍起来。(45)欧洲一体化本身就是一个区域综合治理的成功典范，长期以来欧盟通过政治、外交、经贸、对外援助、人权和道义等手段来预防、处理危机和严重安全事态，以弥补军事实力的不足，以共同遵守的规则、制度和法律秩序来保障共同安全，构成了独具特色的欧盟治理模式。(46)
第六，规则取向(role-oriented)的传统。“规则取向”的战略文化理念也是欧洲安全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现存世界两大法系（大陆法系和海洋法系）都根植于欧洲大陆，而且根深蒂固，私法的理念和公法的效力一道构成了欧洲源远流长的法治传统。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会到19世纪的“欧洲协调”(Europe Concert)体制，欧洲安全关系在演进中逐渐确立了程序化的协商机制和条约机制，从而树立了以国际会议传统和国际法(47)来解决安全争端、谋求和平实现的传统。时至今日，欧洲人对这一理念的阐发更是淋漓尽致，从本质上讲，欧盟本身就是一个建构在法治框架和条约机制基础之上的一个共同体，而从欧盟对外政策态度来看：欧洲一向主张，在世界范围内打击恐怖主义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应遵守现行的国际法规，并依靠建立在国际法基础上的国际机制；国际原子能机构、国际裁军会议等国际组织可以通过有效的核查以禁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即使现有的国际机制不能有效阻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那也须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才能合法地使用武力。
四 结语
正是由于战略文化孕积着制定现实战略的潜在意识和历史文化情结，战略家只能在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中进行认识和实践创造活动，战略制定者的个人风格也正是其文化底蕴的外在表现。(48)诚如欧洲安全战略文件出台的幕后谋士——“新帝国主义论”的首倡者库珀所言，欧盟正在成为建立后冷战世界秩序的中坚力量，“后现代的欧盟为合作帝国提供了一个蓝图，一种公共自由和公共安全，它没有以往帝国的种族支配与中央专制，而且也不存在那种属于民族国家特征的种族排斥”，而是一个可接受人权的世界和普世价值观的帝国主义。(49)对于浸润着人本意识、基督教精神和现代工业文明的欧洲而言，库珀的这番论断实在是为欧洲的共同安全理念提供了一个精到的注脚。
2003年欧洲安全战略的出台和实施为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本身所彰显的欧洲安全观念的变迁已经赋予欧洲区域安全合作以新的启示。从更宽广的视野观之，欧洲新安全观所代表的人类安全实现的价值取向将会通过欧盟的影响力而辐射、放大到更广阔的空间范围，实践安全观的典范作用也有可能促成欧亚大陆乃至全球安全格局优化与稳定的变局，这对于巩固欧亚大陆乃至全世界的安全格局都将起到建设性的作用。
注释：
①Javier Solana,"A Secure Europe in a Better World[Z/OL]",Paper Presented to the Thessaloniki European Council,12 December 2003,http://ue.eu.int/pressdate/EN/reports/76255.pdf.
②李少军：“国际安全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工作论文系列》2001年第1期。
③参见［澳］克雷格·A·斯奈德等：《当代安全与战略》，徐纬地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1页。
④参见［澳］克雷格·A·斯奈德等：《当代安全与战略》，第66-67页。
⑤比如进攻现实主义(Offensive Realism)与防御现实主义(Defensive Realism)的分野，结构现实主义以及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兴起等等。
⑥“战略研究”一词，也可称之为国家安全研究。由于其强烈的美国特色，实际上也可称之为美国人对美国国家安全的研究。它最突出的特点，就在于一直集中关注军事战略。在这方面，传统的战略研究一直关注国际体系内各力量中心赖以达成政治目标的军事手段。国家是国际体系中的主要角色，因为军事力量主要掌握在它们手中，一些非国家行为体，如恐怖主义、分裂势力和民族解放运动等等，也被列入讨论范围之内。因为在战略研究者看来，这些非国家行为体，要么旨在夺取现有国家政权，要么旨在创建新的国家。由于战略研究以民族国家作为其唯一的分析单元，集中关注军事问题，它也就难以回答来自国内的不安全因素。参见李小华：“观念与国家安全：中国安全观的变化(1982-2002)”，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论文，2003年，第7页。
⑦参见［澳］克雷格·A·斯奈德等：《当代安全与战略》，第4页。
⑧Michael T.Klare and Daniel C.Thomas,World Security:Trends and Challenges at Century's End,ST.Martin's Press,1991,pp.34-37.
⑨李小华：“观念与国家安全：中国安全观的变化(1982-2002)”，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论文，2003年，第28-29页。
⑩哥本哈根学派是近些年安全研究中最为显赫的一支。它的主要代表有巴瑞·布赞(Barty Buzan)、奥利·维夫(Ole Waever)、莫顿·凯尔斯特拉普(Morten Kelstrup)、迪·怀尔德(De Wilde)等。1985年哥本哈根和平研究所（“Copenhagen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英文简称COPRI）成立，后来学术界就以哥本哈根学派(Copenhagen School)来称呼这群以COPRI为中心、居住在北欧的研究者。参见朱宁：“安全与非安全化——哥本哈根学派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0期。
(11)有关“哥本哈根学派”对于安全分析框架的论述可参见：［英］巴瑞·布赞等：《新安全论》，朱宁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澳］克雷格·A·斯奈德等：《当代安全与战略》，徐纬地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2)朱宁：“安全与非安全化——哥本哈根学派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0期。
(13)［澳］克雷格·A·斯奈德等：《当代安全与战略》，第4页。
(14)Pinar Bilgin,"Theory/Practice in Critical Approaches to Security:An Opening for Dialogue?",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38,June 2001,p.276.
(15)参见李少军：“国际安全研究”。
(16)［德］乌尔丽克·居罗特、［德］安德烈亚·维特：“欧洲的新地缘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6期。
(17)唯一的例外在于，德意极端地缘政治学说这段不光彩的理论史大大削弱了地缘政治理论的影响力，加之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对空间距离的革命性影响，地缘政治理论一度曾被认为是一种“濒于死亡的学说”。参见Michael Warner,"A New Strategy for the New Geopolitics",Public Interest,Fall 2003.
(18)Gearoid O Tuathail,"Postmodern Geopolitics? The Modern Geopolitical Imagination and Beyond",in Gearoid O Tuathail and Simon Dalby eds.,Rethinking Geopolitic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8,pp.23-25.
(19)唐永胜：“超越传统的国家安全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6期。
(20)［德］乌尔丽克·居罗特、［德］安德烈亚·维特：“欧洲的新地缘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6期。
(21)崔杰通：“欧洲安全的历史沿革及其理论分析”，林甦、张茂明、罗天虹主编：《欧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与中国—欧盟关系》，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33-134页。
(22)Julian Lindley-French,"In the Shade of Locarno? Why European Defence Failing",International Affairs,Vol.78,No.4,October 2002,pp.789-812.
(23)参见［澳］克雷格·A·斯奈德等：《当代安全与战略》。
(24)Jean-Yves Haine."Idealism and Power:The New EU Security Strategy",Current History,March 2004,p.108.
(25)崔杰通：“欧洲安全的历史沿革及其理论分析”，第134页。
(26)子杉：《国家的选择与安全：全球化进程中国家安全观的演变与重构》，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
(27)参见［德］乌尔丽克·居罗特、安德烈亚·维特：“欧洲的新地缘战略”。
(28)See Jean-Yves Haine,"Idealism and Power:The New EU Security Strategy",p.110.
(29)新华社卢森堡2月28日电：“欧盟称俄伊核合作应遵守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规定”。
(30)新华社卢森堡2月28日电：“欧盟称俄伊核合作应遵守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规定”。
(31)周丕启：“略论战略文化”，《现代国际关系》2001年第10期。
(32)有关战略文化研究的学说史，因本人资料收集有限，主要参照和援引了下列著述，周丕启：“略论战略文化”，《现代国际关系》2001年第10期。李际均：《论战略》，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安德鲁·内森罗伯特，罗斯：《长城与空城计：中国对安全的寻求》，柯雄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Alastair Jain Johnston,"Cultural Realism: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等。
(33)安德鲁·内森罗伯特，罗斯：《长城与空城计：中国对安全的寻求》，第24-26页。
(34)李际均：《论战略》，第18-22页。
(35)在战略文化这一部分的写作中本文作者从陈乐民先生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田德文副研究员的著述中受益匪浅，而且援引了其著述中的部分资料，在此一并表示感谢！参见陈乐民：《“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上海：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田德文：“中欧伙伴关系与观念因素”，周弘主编：《共性与差异：中欧伙伴关系评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36)唐永胜：“超越传统的国家安全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6期。
(37)Per M.Martinsen,"The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ESDP)—A Strategy Culture in the Making?",Paper Prepared for the ECPR Conference,Europe and Global Security Margurg,18-21 September,2003,http://www.essex.ac.uk/ecpr/events/Seneralconference/marhurg/papers/17/1/Martinsen.pdf.
(38)王晖：“用人的眼光看政治世界——文艺复兴时代与新政治观”，《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39)Renate Dwan,Building Security in Europe's New Borderlands-Subreg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Wide Europe,NY: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99,pp.33-36.
(40)田德文：“中欧伙伴关系与观念因素”。
(41)参见张凡、吴倩岚：“中国和欧盟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合作”，周弘主编：《共性与差异：中欧伙伴关系评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42)陈玉刚：“欧洲一体化的历史与观念”，《史学月刊》2005年第6期。
(43)参见F.Cameron,"Th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of the European Union:Past,Present and Future",Contemporary European Studies(7),Sheffield Academic:Sheffield,1999；崔杰通：“欧洲安全的历史沿革及其理论分析”。
(44)陈乐民：《“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第13页。
(45)唐永胜：“国家安全战略的转变——兼论新军事革命”，《中国软科学》1995年第7期。
(46)刘惜戈：“中欧伙伴关系中的外交与安全合作”，周弘主编：《共性与差异：中欧伙伴关系评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47)包括为数不少的国际仲裁和国际法院的实践。
(48)李际均：《论战略》，第18-22页。
(49)Robert Cooper:"Why We Need an Empire?",OBSERVER,April 2002,http://wmdzj.xiloo.com/International-Relation-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