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阿玛迪亚#183;森有关的争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迪亚论文,阿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阿玛迪亚·森（Amartya Sen）荣膺去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有人告知森教授在得诺奖之前曾在网络上遭到攻击，有人说他涉及歪曲资料等学术诈骗。不论是“诺奖得主进行学术诈骗”或“学术骗子得诺奖”，近乎不可思议的奇事，都令人非一探真象不可。于是，我马上进行像侦探案的追索。还在台大经济系陈添枝、古慧雯与林建甫三位教授的协助下，在网络上取得有关文件，连日补读（笔者不开夜车），探得一点眉目——
我所认识的森教授
我念博士的年代，就已接触到森教授的作品。第一次见面是四分之一世纪之前，1973年我访问牛津大学，在纳菲学院客座研究。森当时在伦敦经济学院执教，来牛津开一个研讨会，当时我以为他讲得很精采，事后特地向妻子提及。在牛大访问一年中，最使我钦佩的三个经济学者是森、 墨利斯（James Mirrlees）与菲乐明（John Flemming）。前两位都获得了诺贝尔奖。菲乐明则在我离英后不久，退出学术界，加入英国央行。
后来我再到英国时，森曾和他全家大小请我到餐厅吃饭，我也曾到他办公室与他辩论问题。 这种辩论， 还间接在我与森的高足巴达乃（Prasanta Pattanaik，现执教于美国加州RIVERSIDE大学）之间进行。 最后巴达乃对我说，“每次我与阿玛迪亚谈时，就认为他的观点对；而和你谈时，就认为你的观点对”。
我虽然与森有观点上的不同，也曾在期刊上有针锋相对的文章，但在我的《福利经济学》一书中，不算我自己，文章引用最多的，就数他了，而且全都是正面的。可见森教授在福祉经济学中有很多重要的贡献。
福祉经济学与福祉主义
福利或福祉经济学研究在不同经济情况下，社会福祉的高低，由于绝大多数人同意，经济政策应该以提高社会福祉为标准，福祉经济学就成为任何一门经济学应用在政策上的基础。不论是微观、宏观、产业经济、国际经济、财政等等，只要应用在政策上，就得看是否能提高社会福祉，就应该有福祉经济学为基础或理论指导。
影响社会福祉的经济因素大体可分为效率与平等两方面。一般经济学者着重效率而忽略平等的问题，而森的研究则偏重平等的问题，而且引进伦理上的考虑。许多所谓正统经济学者认为这是不科学的，伦理的是属于伦范性（normative ）的，没有科学上的正误（correct 或incorrect），只有伦理上的好坏（good、bad）与对错（right、wrong），而对后者各人有各人的不同看法，不能进行科学上的论证。这说法虽有一定道理，也适用于纯学术研究上，但一旦把学术成果应用在政策上，一定要问其影响是好是坏，非涉及伦理问题不可。这也不意味经济学不能对经济政策提供答案。既然绝大部份人认为效率与平等都重要，只要能提高其一而不损其二及其他非经济因素的，就应是好政策。较引起争议的是，应在什么程度上折衷两者，例如，值得牺牲多少效率来提高平等？
不过，森认为公共政策（不论经济上或其他方面）不应当只考虑人们的福祉（即使假定不影响动物的福利），也应该考虑非福利因素，如平等、正义、人权、道德原则等。没有人认为这些因素是不重要的，绝大多数人认为这些因素能增加人们的福祉，最终而言，福祉或快乐才是人们的终极目标。为什么要人权？因为不尊重人权会使人们受苦。森则认为平等、正义等，即使不利于人们福祉，即使以终极目标而言，也是应该追求的。我同意在政治层面上、实际生活上坚持这些原则的重要，但不同意它们在伦理层面上是终极目标，这是我与森的一个分歧；这是伦范上的不同观点，不是经济学上的不同。森对福祉主义的批判与我的辩护，分别刊于ECONOMIC JOURNAL1979与1981。确定福祉为最终目标，就能在这些道德原则发生冲突时，在如何取舍之抉择中，有明确的指导原则。例如数年前有电台阻止某节目主持人发表种族主义论点；言论自由与反种族主义这两个本身都是对的原则，一旦产生冲突，如何取舍呢？最终还是得以社会福祉为依归。
计数效用与人际比较的必要性
森在社会选择理论的贡献，主要是其1970年的COLLECTIVE CHOICEAND SOCIAL WELFARE。此书也涵盖一些他以前发表过的一些文章之论点。诺贝尔奖得主阿罗（Kenneth Arrow）的不可能定理， 证明不可能根据人们的序数偏好（ordinal preferences）或排序（orderings）得出社会的排序（对各不同选择），而符合一些极合理的要求（如不能由一人独断）。森证明，在符合所有阿罗的要求下，虽不能得出对所有选择之排序，但能得出一个首选。不过，再加上一些同样非常合理的要求，森证明连得出社会之首选或决策都不可能。
读了这些不可能定理，我认为其含义是，社会决策不能只看人们的序数偏好，还要看其计数偏好（cardinal preferances），亦即要考虑人们偏好之强度或福祉差异的大小。萨穆逊（Paul Samuelson，也是诺奖得主）则否认阿罗定理对福祉经济学的意义，认为只要不考虑人们偏好改变的情形，则社会排序或社会福祉函数可能存在，而不违反合理要求。Murray Kemp与我（NG）合著及Robert Parks 自著的另一篇文章，都在1976年先后发表于ECONOMICA及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证明即使不考虑人们偏好之改变，也不可能合理地从人们之序数偏好来得出社会之排序。 没有计数偏好，社会福祉函数不存在！次年ECONOMICA刊出萨穆逊生气的评论文章与Kemp与我的回应。后来Kemp告诉我，原来我们1976年文章的审稿人是森。
森强调社会选择必须要有人际比较，证明只有个人之偏好或效用或福祉，不论是序数或计数，如果没有人际比较，也不能得出社会排序、决策、或社会福祉函数。综合森、阿罗、Kemp—NG—Parks的结论， 可得出，要有合理的社会选择，必须对人们偏好的强度或福祉的大小进行人际比较。这道理其实说来很简单，例如父母做决定，如果对家庭成员的影响是正反都有的，当然必须要对决策对成员的影响程度进行人际比较。
自从30年代无异曲线分析兴起后，经济学者发现，要分析消费者的需求函数，只要有其序数偏好即可，不必看其偏好之强度，就对计数偏好有偏见。殊不知消费理论不必用计数偏好，但社会选择理论则非用不可。坚持不可以用计数偏好，就像对一个留胡子的人说，你必须把胡子剃掉，因为吃饭不必胡子。殊不知那人留胡子是要增加其男性魅力！
巴列图自由主义是否可能？
森也于1970年在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发表其著名之巴列图自由主义的不可能性。其证明很简单。一个简单的社会只有两个人，一个假正经，一个好管闲事。有一部色情小说，有关之社会选择是：“假”（代表假正经者读此色情小说）、“好”（好管闲事者读此小说）、“无”（无人读，即两人都不读）。假正经者认为最好无人读，但若必须有一人读，则他宁可自己读，好管闲事者认为这本好书不读可惜，但他知道假正经者得读此黄书所得乐趣超过他自己读的乐趣。因此，他俩各人的偏好排序是：假正经者：“无”＞“假”＞“好”；好管闲事者：“假”＞“好”＞“无”。从自由主义的观点，一个人读不读一本书是他自己的自由，社会应该尊重。因此，在“无”与“假”之选择中，假正经者之个人偏好起决定作用，社会应该偏好“无”甚于“假”。同样的，在“好”与“无”之选择中，好管闲事之偏好有决定性，社会应偏好“好”甚于“无”。若然，社会之偏好应为：“好”＞“无”＞“假”，可得出“好”＞“假”。但根据巴列图原理，人人偏好：“假”＞“好”。因此，自由主义与巴列图原理冲突。此文导致许多篇讨论此问题的文章。
那年我刚好第一年在大学教书，看了此文，还自认是巴列图自由主义者，故写了一篇评论，于次年也在同期刊发表。后来森告诉我，他是审稿人。
贫富不均
关于贫富不均等问题，除了有关不平等的衡量等贡献外（1973年出版在ECONOMIC INEQUALITY一书），森在1985 年出版COMMODITIES ANDCAPRABILITIES。 他认为经济学者只考虑所得与财富之平等问题是不足够的，还应考虑人们因其他方面能力上的不同，而所能行使的功能也不同。例如身体有缺陷的人，即使有平均水平之所得，也不能行使普通人所能行使的功能，如看戏、旅行、参加社会活动等。因此，森主张社会应该给这些能力低的人额外的帮助。他认为一个人的福祉水平低就应得额外帮助。
我与他在这方面也有分歧。除了要看帮助的直接与间接成本（这点我们应无分歧），我认为还要看资助在提高福祉水平上的程度。一个人（甲）由于有缺陷，可能使其所得的边际福祉（或效用）很高，例如他极需一部轮椅，才能行动，而能大大提高他的福祉水平，若然，社会应该考虑额外资助。但是一个人也可能因有缺陷而使得的边际效用很低，例如一个又不能走路又盲的人（乙），给他轮椅，他也得益不多。乙之福祉水平比甲还低，森认为社会应给乙更多资助来抵消其多方缺陷。我认为若多资助也得益不多，未必应多资助，不如多资助能受益不浅的甲。这分歧也是伦范性的。
关于饥馑的观点与争议
森关于饥馑的论述与有关争议，我前此并不清楚，也没有作过研究，只根据“探案”所得，略述看法。
森强调饥馑的发生，并不一定是出于粮食减产，往往是分配的不均与其改变，例如通货膨胀使原来已穷的人买不起粮食，或城市工资上涨，工人多买粮食而使农村贫民不够吃，加上投机者囤积与人们之恐慌性抢购，造成粮食缺乏且价格高涨。
例如印度孟加拉（Bengal）1943年的大饥馑，饿死约200万人。 但森认为并不是因为粮食减少，根据他的资料，当年粮食人均增加9 %（比没有饥馑的1941年）。森并认为政府重视粮食总供应量，忽视分配问题，因而没有预见1943年大饥馑之来临，也无有效对应措施。
在网络上攻击森的经济学者是玻必克（Peter Bowbrick），他认为森的观点是错误的，引用的资料也是错的。早在1986年他就在《粮食政策》（FOOD POLICY）上发表题为《驳斥森关于饥馑之理论》的文章。 这期刊也发表了森的回应与玻必克的还答与森的再回应（1987）。十多年后，不知道玻必克为何在网络上攻击森。
根据玻必克的说法，森的观点不但是错的，而且产生很大的坏影响，其对实际饥馑应对政策的影响，会使饿殍人数增加。12年来，森有很多机会承认他的错误，而竟没有这么做，所以玻必克要在网络上揭露他。而且，玻必克说，森的错误并不只是观点上的错误，而是歪曲资料，说他引用与文献相反的材料。在玻必克攻击森的电子邮件上，其标题是“学术诈骗”（ACADEMIC FRAUD）。
关于孟加拉饥馑，玻必克认为是因为风灾造成粮食减产，加上原来存粮不足等。森的数据主要根据对1942年12月粮产的预计，而不是产后统计。如果粮食真的没有减少，而如森所说是加尔各达工人多吃，那根据玻必克之计算，平均每个工人必须多吃6倍的粮食， 才会造成农村饥荒。事实与森所引据的相反，加尔各达人在农村饥馑时吃得比以前少！
评价
根据我不完整的资料，初步结论如下述。森关于饥馑的理论（见其POVERTY AND FAMINES 1981）本身并没有错，原则上，在一个很贫穷的国家，即使没有粮食上的减产，分配的改变可能引起饥馑。但这是不是发生饥馑的主要原因呢？尤其是，孟加拉1943年大饥馑真的并非因为粮食减少？这个问题，我认为玻必克的观点与数据比较可靠。也有其他学者研究后指出，森所研究过的5次饥馑，实际上都有大量减产。
关于恐慌抢购，当时政府也曾虑及，但在逐户检查后，发现存粮比预期者少得多。关于投机囤积，的确有一些，但囤积者在粮价上涨后，陆续卖出存粮，反而有助于使人们在粮荒初期就减少消费，因而减少饿死人数。
森为什么强调分配问题，而忽视减产的作用呢？森不足10岁就目睹家乡大饥馑，心地善良的他，有很深的感触，使他一生致力于有关贫富不均与饥馑的研究。出生富有家庭，他对穷人的困苦或有下意识的内疚，也使他深知饥馑饿死穷人而饿不死富人的事实。或是因为这原因，使他不论在伦理哲学上与贫富不均与饥馑等问题上，都有过份偏袒穷人与弱者的倾向。
当然，即使是由于天灾减产而造成饥馑，也是穷人先挨饿，这与分配有关连。但若没有减产，而因分配改变造成饥馑，则更可以把饿死人归罪于分配不均。因此，当森看到一些没有减产的资料，就大作文章，是可以理解的。从玻必克及其他学者的资料看来，森的数据是不可靠的，但是否可以像玻必克在电子邮件上说森“伪造”（faked）， 则又是一个问题。
森在经济理论（主要是社会选择方面）与伦理哲学（虽然，如上所述，我认为其观点是难以接受的）都有重大的贡献，完全没有为个人职位或名利原因而伪造资料的动机。相信是由于他对穷人的过份同情而造成的偏见，以致在资料取舍与分析上有失误。
由于时间上的限制，加上台大图书馆搬迁，有些书刊取阅不到，我的“探索”工作大受影响，或许将来会有较全面的了解。不过，我相信，单单在福祉经济学上的贡献，加上福祉经济学的重要性（见上文），不考虑在饥馑方面的作品，森得诺贝尔奖，可说是实至名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