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水经注校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水经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用这样的题目写这篇文章，或许并不妥当。尽管此书早已发排，正在由专人细阅校样；尽管此书在发排以前就刊登了广告（注：广告见中华书局《文史知识》1996年第10期封底。），而几个大学也已经前来订购。但是书毕竟尚未出版。而且为了保证书的质量，我还想增加校次，适当推迟出版时间。
此书的广告中，说它是我“花了40多年时间”的成果。所以书虽尚未问世，学术界的朋友们看到了广告，就有人写信祝贺，说此书是我的“毕生力作”。诸如此类“40多年时间”和“毕生”等词汇，我不得不稍加说明。的确，我开始从事郦学研究，不过20岁稍后，但我的研究工作绝非始终连续的。不必说十年灾难关“牛棚”的事，就算算那些整夜守在小高炉边等待炼出“花生糖”来和背着竹杆整天在野外等麻雀飞来除“四害”等荒唐游戏的时间，也就很难估计了。总之，从1957年到1977年，整整20年，尽管我一再冒着诸如“白专道路”、“死不改悔”等风险，心惊胆战地断断续续从事这种研究，但是效率毕竟是极低的。而这种大量浪费的时间，现在都被计入广告上的和朋友们所说的“40多年”和“毕生”之中。这类词汇应该打上很大的折扣。不过因为这是这个时代中绝大部分知识分子的共同遭遇，所以我并不怨天尤人。而且，由于侯仁之教授和史念海教授两位著名历史地理学家的推赞，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给予三万元的资助奖励，使我更感到于心不安。虽然对于此书，我确实花费过大量精力，但是对上述各方的奖掖，实在受之有愧，不得不在开头赘述几句。
《水经注》是学术界熟悉的古代文献，由于长期以来许多学者对此书从各方面进行研究，形成了一门包罗宏富的学问，即所谓郦学。我在拙作《论郦学研究及其学派的形成与发展》（注：《历史研究》1983年第6期，收入于拙著《水经注研究二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一文中，曾经把这门学问分成考据、词章、地理三大学派。除了考据学派校注的刊本和钞本特多以外，其他学派也都有各自校注的刊本和钞本。为此，《水经注》恐怕是我国古籍中版本最复杂的文献。
在中国郦学史上，胡适大概是搜罗《水经注》版本最多的学者。他于民国三十五年(1946)任北京大学校长后，集中在他寓所中的各种郦注版本达三大柜之多（注：费海玑：《胡适先生研究论文集》，台北商务印书馆，1970年。）。他曾于民国三十七年(1948)十二月，为了庆祝北京大学建校五十周年，在该校举办了一次《水经注》版本展览。自撰《目录提要》，计展出他自藏的以及借自各图书馆的各种《水经注》刊本和钞本达41种之多。（注：陈桥驿：《胡适研究水经注的贡献》，《胡适研究丛刊》第二辑，1996年。）
《水经注》成书于北魏，直到《隋书·经籍志》才见著录，《两唐志》继《隋书》之后，亦各有著录。虽然各志著录存在差别，但其书为朝廷所独藏绝无可疑。原书各志著录均作40卷，至宋《崇文总目》，发现已缺佚5卷。此后，其书流入民间，在辗转传钞的过程中，造成了许多错误，传钞者愈众，错误也随着愈多。以后刻书家按不同的钞本刊刻，于是各种错误就进入各种刊本之中。而校勘家用各不相同的版本从事校勘，又校出了各不相同的本子。所以《水经注》一书，不仅版本甚多，而各本之间，差异往往极大。自从明朱谋
校定《水经注笺》，开创了郦学考据学派以后，迄于清初，佳本迭出，乾隆年代崛起的郦学三大家全祖望、赵一清、戴震，在考据和校勘上投入了大量精力，分清《经》、《注》，校正舛讹，删除衍芜，补订缺失，使一部不堪卒读的残籍，又基本恢复旧观，成为一部价值连城的不朽名著。而全、赵、戴三家的校本，都成为一代名本。及至清末民初，杨守敬、熊会贞师生，开创了地理学派，撰成《水经注疏》，成为此书有史以来注释量最大的巨构。在这期间，不少国际汉学家如法国的沙畹(E·Chavannes)、伯希和(P·Pelliot)，英国的李约瑟(J·Needham)，日本的森鹿三等，也先后加入郦学研究的行列，他们有的评论郦书，有的参用郦书，有的迻译郦书。在日本，若干大学的研究生院，开设郦学专门课程，笔者曾数度受聘为这些学校的客座教授，前去讲授郦学课程。所以时至今日，郦学已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问。
此外，由于《水经注》文字生动，语言优美，长期以来为学者欣赏赞美，自从明代钟惺、谭元春开创了郦学中的词章学派以来，此书在文学上的价值，也很受人瞩目。明末清初学者张岱曾经指出：“古人记山水，太上郦道元，其次柳子厚，近时则袁中郎。”（注：《跋寓山注二则》，《嫏嬛文集》卷五。）认为郦道元的写景手法在柳宗元和袁宏道之上。甚至当今的不少语文课本之中，常摘录《水经注》的著名段落作为教材。所以此书不仅为专家学者的研究工作所借重，对于一般知识界，也具有欣赏文字，陶冶性情，熟悉掌故，增长知识的意义，这或许是郦学之所以能够欣欣向荣的重要原因。
郦学研究的繁荣发展，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版本。我往年曾发表《编纂水经注新版本的刍议》（注：陈桥驿：《水经注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5年。）一文，建议郦学界能通力合作，编纂一部理想的郦注版本。对此，日本文部省教科书调查官山口荣立刻表示赞同（注：《佐藤博士还历纪念中国水利史论集》，东京国书刊行会1981年。），而寓居香港的郦学家吴天任教授更在其所著《郦学研究史》（注：台北艺文印书馆，1991年。）中摘抄我的建议，加以鼓吹。当然，我在该文中提出的《水经注》新版本，并非短期内可以成功的。我的计划是首先整理若干现存的具有代表性的版本，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努力，以期有成。前面提及的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是历来郦注版本中注释量最大的本子，科学出版社曾于1957年按祖国大陆所存的一部钞本影印出版。不幸的是这部钞本，熊氏生前未曾校阅，所以出版后，人们立刻发现其错误千出。钟凤年经过几年校勘，校出其错误2400余处。（注：《水经注疏勘误》，载《古籍论丛》，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学术界认为这样一部线装三大函售价奇昂的讹劣版本，实在于郦有损。幸而经过熊氏校阅的另一部钞本收藏于台湾省中央图书馆，而由台北中华书局于1971年影印出版，全书十八巨册，卷内虽有不少熊氏校改之迹，书写不免模糊，但内容已经无讹。我于80年代初到日本讲学时，大阪关西大学郦学家藤善真澄教授以此书全套见赠。当时，段熙仲教授在国内已经接受出版界委托，将科学出版社影印本进行点校纠谬重排，而国内除钟凤年《勘误》外，苦无别本可以对勘。于是段老求我与他合作，与台北影印本对勘，经过几年辛勤耕耘，排印本《水经注疏》终于在1989年出版，我为此书在卷首写了长篇《说明》，可惜段老已于两年前以九十高龄谢世，不及见此书的出版为憾。此排印本有200余万字，精装三巨册，虽然售价仍然不低，但第一版2000册，一年内就告售罄。说明知识界对郦注需求孔殷。而其实，排印本《水经疏》也有它的缺点，我在点校的武英殿聚珍本《水经注》的《前言》中曾经指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此书（按指排印本《水经注疏》）虽说注疏详尽，远非殿本可及，但其实具有颇大的局限性，且不必说卷帙浩大，售价高昂，不是一般读者的购买能力所及。作为历史地理学的基础读物和一般科学研究的底本，都用不着如此浩瀚的注疏内容。从高一级的郦学研究来看，在历史学、考古学、碑版学、文献学、目录学等研究方面，殿本当然不能与注疏本相比。但是，郦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如今已经大大发展。学术界现在还需要利用《水经注》进行自然地理学领域中的地貌学、水文地理学、生物地理学等学科以及人文地理学领域中的城市地理学、人口地理学、农业地理学等学科的研究和诸如生态学、环境学等边缘学科的研究。《水经注》拥有这类内容的大量资料，但杨、熊的注疏纵然详尽，却也满足不了在这些领域中从事研究的需要。对于从事这类研究工作的学者，庞大的注疏本起不了作用，显然不如采用殿本作底本省事。
所以我在与段老合作点校《水经注疏》的同时，又应上海古籍出版社之约，独力点校一部武英殿聚珍本《水经注》，即所谓殿本或官本。我在拙作《论水经注的版本》（注：《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3辑，收入于拙著《水经注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一文中也曾指出：
殿本之成，无疑是参校了许多版本的。但是按照殿本的校勘成果来看，在其所参校的诸本之中，关键性的有两本，这两本，都是当时四库馆以外的学者所难得见到的。其中一本是内库藏书，即是殿本所公开标榜的《永乐大典》本，的确，大典本为殿本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另一本则为当时浙江巡抚所采进的钞本，即是殿本所讳莫如深的赵氏注释本。注释本的成果，已经全部吸收在殿本之中，这也早已不是秘密了。因此，殿本的丰硕成果，别本就无法与之颉颃。正如《四库提要》卷六十九所说：“凡补其缺漏者二千一百二十八字，删其妄增者一千四百四十八字，正其臆改者三千七百一十五字，神明焕然，顿还旧观”。殿本以后的不少版本，从疏证上当然比殿本更为详尽，但在校勘的成就方面，基本上都还是殿本的水平。
此本晚排印本《水经注疏》一年于1990年出版，第一版5000册在两年内也被购买一空。
殿本在一般使用中如上所说较《水经注疏》方便，但作为一部现代的流通本子，也并非没有缺点。首先，全文34万余字之中，夹入了10余万字的戴震案语，其中大量案语，如“案此若干字，原本及近刻并讹作《经》”，“案此某字，近刻讹作某”等，于一般读者，实在毫无意义。另外，《水经注》成书于公元六世纪初，至今已近1500年，除了注文中原来存在的许多错误之外，当时记载中无讹的河流，至今也多有变化。当然，要在原来的注文中作出古今对照，这是极难做到的。但在重要河川的名称上让一般读者有所了解，如沔水当今何水？渐江水当今何水之类，此外，注文中存在的十分重大的错误，也有必要加以指出。诸如此等，都是殿本所未曾虑及（其中有的当是限于那时的科学水平）而后人应该补充的。
现在回过头来谈谈我的新校本《水经注校释》的情况。如本文前面提及的，这个校本是我在几十年时间中断断续续地校成的。至于这个校本成为现在这种形式，也就是这个校本的定型，这是最近十几年中点校《水经注疏》和武英殿聚珍本《水经注》的结果。因为我觉得在我早年提出的新版本刍议没有实现以前，应该有一种既能供学术界研究之需，又能满足一般读者阅读方便的《水经注》版本。《水经注校释》采用繁体字横排的形式，即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底本采用武英殿本当然是早就确定了的，但戴震夹注的案语全部删去，其中也有少数有保留价值的，则移至每卷卷末的总注之中。全书各卷卷末的总注涉及《水经注》不同版本33种，各种地方志120余种，其他文献近300种。校注涉及的地方志和其他文献，绝大部分都是过录这些文献引及的《水经注》，也有少数是这些文献引及前代郦学家的研究成果。以不同版本的郦注和其他文献进行校注的主要对象是殿本的地名。因为地名与其他文字不同，不仅各本甚有差异，而且不像其他文字的有上下文可以揣摩。例如卷六“洞过水”，在黄本、吴本、五校钞本、七校本等十几种版本以及《初学记》、《名胜志》等好几种文献所引郦注都作“洞涡水”，而戴本（注：此戴本指戴震进四库馆以前校成的本子，即后来由孔继涵整理刊印的微波榭本，与殿本甚不相同。）和《通鉴》胡注、《天下郡国利病书》等文献所引郦注均作“同过水”。这个地名，孰是孰非，至今仍很难分辨，所以校注是很有必要的。校注中的另外一部分是其他版本或文献所引的郦注文字而对于殿本属于佚文的。这些佚文当然来自郦注原本或其他已经亡佚的不同版本。但古人引书往往随意增损，加上辗转传钞致讹，所以不少佚文在文采上显然不合郦注风格，对此，我早年已撰有《论水经注的佚文》（注：《杭州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78年第3期，收入于拙著《水经注研究》。）加以说明，读者可以参阅。校注中极少涉及注文中的一般字句，这是由于，这一部分如要作注，则数量就非常可观，这个校本势必分册出版，失去了我校注这种版本的原意。而十多年前段熙仲教授和我在这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已经收入于排印本《水经注疏》之中，需要作追索研究的学者，自可从排印本《水经注疏》中求得。
《水经注校释》在每卷末都有一篇称为《释》的文字，其目的是如上所述的解释各卷中作为篇名的主要河流的河名和变迁，包括注文内的重要错误，如《河水》卷的“黄河重源”，《济水注》所述济水的“三伏三见”等等，又如庐江水，这是卷三十九中的一篇，但实际上，尽管不少前人作过许多牵强附会的解释，而从古到今，从来就不曾存在过这条河流。所以《释》的部分，主要是为了让一般读者了解一点中国河流的历史地理概况。
我所依据的30余种郦注版本，有不少属于珍稀版本，其中有的是个别图书馆收藏的孤本，例如残宋本、练湖书院钞本、孙潜校本、何焯校本、全祖望五校钞本等等，对此我曾专门撰有《水经注的珍稀版本》（注：陈桥驿：《郦学新论——水经注研究之三》，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一文，读者可以参阅。也有个别原属孤本的版本，最近由于影印出版而公之于众的，天津图书馆收藏的全祖望五校钞本即是其例。（注：此钞本已由全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编辑出版委员会于1996年在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影印出版，卷首有我的长篇序言。全书六巨册，售价高达2000元，所以流行不广。）
我所引用的地方志如天顺《襄阳郡志》、正德《建昌府志》、嘉靖《河州志》等等，其他文献如《晏元献公类要》、《大明舆地名胜志》（引用时简称《名胜志》）、《古今天下名山胜概记》等等，也都是珍稀版本或个别图书馆收藏的孤本。我都在第一次引用时加以注明。
最后还应稍加说明的是，在《水经注校释》整理成稿的过程中，曾经受到学术界和出版界的关注。若干出版社先后为信、来电和来人，表示希望接受此书的出版。我虽然承认确有这样一部书稿正在进行编撰，但由于杀青尚无时日，所以从未对任何一家出版社作出承诺。此书广告刊出以后，又蒙出版界的纷纷垂询。由于一部书稿最后总只能由一个出版社出版，所以对不少曾经关注过此书的出版社，在此谨表谢意和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