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极分化：市场与权力的双动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极分化论文,权力论文,动力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界银行1997年发布的一份题为《共享不断提高的收入》的报告中指出，中国80年代初期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是0.28，到1995年是0.38，到90年代末是0.458。此外几个研究机构的研究结果，也都与之大体相似。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在短短15年内收入差距变化如此之大。如果短期内没有政策来调节的话，情况还会继续恶化。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国的贫富差距在如此短的时间里以如此快的速度迅速扩大？
资源重新积聚的重要手段
如同苏东的改革一样，在中国改革的最初阶段上，改革也曾带来一个短期的“平等化效应”。在苏东和中国进行的多项调查研究都表明，在改革初期，社会的不平等程度明显在缩小。从中国的情况来说，这源于“做大蛋糕”的改革模式。这种模式的突出特征是，在失败者形成之前，先造就成功者。在80年代之前，中国社会的财富主要是集中在国家手中，然后由国家依据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来进行再分配。与这种制度相伴随的，是社会财富和资源的极度“匮乏”。在这种情况下，从社会边缘开始发端，以市场为基本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无疑会具有一种财富增长和资源扩散的效应。
到了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与80年代走向截然相反的财富聚敛过程开始发生。整个社会资源和财富分配和分布的格局，以及社会分层的基本背景，也由此而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聚敛财富的过程得以发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生产资料市场、资本市场、金融市场的形成和开放。在最初的时候，主要聚敛财富的手段，实际上是80年代中期出现的官倒的延伸，即利用价格“双轨制”，在生产资料市场、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进行倒买倒卖。在这些活动中所牟取的“不义之财”，大部分是以“价差、汇差、利差、税差”等形式实现的。据有的学者计算，在1987年，中国的全部控制商品的价差估计在1300亿元以上，利差约为200亿元，汇差约为500亿元。以上“三差”总计在2000亿元以上。1988年，商品价差在1500亿元以上，利差在1138.81亿元以上，汇差在903.43亿元以上。三项合计在3569亿元以上，约占当年国民收入的30%。进入90年代后，随着更多的商品价格的放开，以及对外汇进行“市场调剂”，这两部分的差价会有所减少，但利差依旧，而且由于贷款总额的不断扩大，利差的数量也在增加。除利差之外，还有两个值得注意的项目，一是国家的税款流失。据有关人士估计，1992年国税流失约达1000亿元，其中包括偷漏税，也包括不合理的减免税。二是“地价差”。有报纸报道，在1992年的房地产热中，仅在海南一地，获利1000万元以上的个人，就在1000人以上。据此推论，当年全国实现的地价差不下1000亿元。国有土地的价值在房地产热中迅速流失。当然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四差”的差额，并非完全流入个人手中，因而不能完全计入个人收入。但其中直接或间接流入个人手中的，也会占有相当的一部分，只是人们没有办法搞清楚其中的确切比例。
9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后，大规模瓜分国有资产进入更为实质性的阶段。最初是所谓的“圈地运动”。在1987年到1992年的“开发热”中，地方政府的有关部门，以极低的价格将土地批给与自己相关联的房地产开发商，然后由这些拿到廉价土地的“开发商”在市场上多次转手，牟取暴利。与此同时，随着企业改制的名义“滞后”，实际“暗箱推进”，过去几十年里积累起来的国有资产开始被瓜分。此外，腐败也在财富的聚敛上扮演更为实质性的角色。在80年代的时候，尽管腐败现象远不是个别的，但在当时，涉及的财富是相当有限的，因而并不能对整个社会的财富分配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但进入90年代后，腐败现象进一步普遍化，而且涉案金额也越来越大。几十万元的案件已屡见不鲜，上百万的案件频频发生，几百万、几千万的案件也时见披露。其结果是，腐败已经成为分配社会财富的一种重要手段，构成影响社会财富分配格局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这种情况下，财富开始重新向少数人或社会群体积聚；
群体间的收入差距越拉越大。在改革初期的“做大蛋糕”的改革模式中，是在失败者出现之前造就了成功者。但在90年代，由于资源配置机制的变化，社会中的一些人迅速暴富起来，而原来在改革初期得到一些利益的边缘和弱势群体日益成为改革代价的承担者。也就是说，90年代是一个改革的失败者显现的年代。在这个过程中，城市中的失业者成为一个最引人注目的群体。这个群体在改革前，无论在经济收入还是在社会地位上，都处于明显的优势位置，但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已经沦为城市社会的底层。一些开工不足企业的职工和部分退休职工，也大体可以属于这个群体。
社会边缘地带出现明显的凋弊。这特别是表现在农村和小城镇。在一些地方的农村，已经很少能够看到年轻人。有的村庄已经成了“空壳村”。道路和水利等基础设施普遍破败失修。在这种现象背后的，是过去十几年的时间中，农业已经基本沦为一个无利可图的产业。在这一段时间里，尽管国民经济以6%～8%的速度继续增长，但农民的收入基本上已停滞不前甚至下滑。
基层被掏空。近些年来，财政收入越来越多地集中到上级政府，基层政府的财政能力越来越弱。特别是一些农村的乡镇政府已负债累累。
菱形社会仍未出现
社会财富的聚敛过程，必然导致社会财富更进一步地集中到社会少数人的手中，并使得另外的社会成员受到相对或绝对剥夺。然而从社会结构图上看，中产社会是一个菱形结构的社会，两极社会是一个金字塔形社会。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典型的金字塔形社会，即皇权集团占据金字塔的顶端，广大农民处于社会底层。对于转型时期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重组，许多人都认为会形成一个中间阶层。然而，另外的一种可能也是存在的，即像南美社会那样成为两极分化社会。地域上与我们更接近的泰国社会，也有两极化的特征。
中产阶级占据社会的主体，是现代社会走向稳定的重要结构原因。改革以来，中国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利益分化，这是一种新的两极结构。近年来的一些收入调查证明，中国的高收入层在总收入中占有的比例过大，它不仅侵占了低收入层的份额，而且侵占了中等收入层的份额。如果将中国居民收入做成人口金字塔的话，那么，中国总的收入结构是，中层比较小，但中下层比较大，这就是说，中国的中产阶级不明显，而中间偏下层人数众多。因此，还是具有两极社会的特征。
权力与市场的双重权力
迅速的两极分化过程的根源是什么？在学术界对此一直存在激烈的争论。有的更强调权力的作用，有的更强调市场的作用。近些年来国内思想文化界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争论，与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分歧也是有直接关系的。
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看待造成社会不平等的体制原因。
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明显对立。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市场中的竞争是导致不平等的根源，而消除不平等的途径则是用再分配的经济整合机制取代市场的经济整合机制。自由主义理论的观点恰好相反，在自由主义者看来，不平等的根源或是在于市场的不完备性，或是在于经济中的再分配整合机制，消除不平等的出路是充分的市场竞争。
撒列尼和维克多·倪则对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关于不平等的理论同时提出了挑战。他们认为，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不平等的理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认为社会不平等的存在，与不同的经济整合机制有直接的关系，都是把不平等看作是某种经济整合机制的固有特征，而忽略了这种机制所身处其中的制度环境。
据此，撒列尼和维克多·倪提出了一个假定，即在不同的制度背景下，不同的经济整合机制的制度中对于社会不平等形成的作用是不同的：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是不平等的主要源泉，而福利国家的再分配干预具有一种抵消这种不平等的作用；国家社会主义社会则是一种完全相反的情形，在这里，再分配制造不平等，市场则起一种抵消的作用。更抽象一点说，无论在任何经济体制中，主要的、占支配地位的调控机制总是服务于有特权的、有权力的富人的利益，而没有特权的人，无权的人和穷人，则不得不依赖于第二位的、补偿性的机制。
撒列尼和维克多·倪关于社会不平等的制度主义理论，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就是对于市场和再分配与社会不平等的关系，不能孤立地来看，而应当将其置于整个社会结构之中。但尽管如此，这个理论对于解释90年代以来中国迅速的两极分化过程来说，仍然是缺少说服力的。因为撒列尼和维克多·倪关于社会不平等的制度主义理论的一个基本的假定是，在一个特定的经济社会体制中，市场和国家的再分配权力，对于社会不平等所起的作用是相反的；其中的一个机制造就社会不平等，另一个机制则起缓和社会不平等的作用。问题就恰恰出在这里。如果我们对中国90年代以来的资源重新积聚过程的机制进行仔细分析的话，就不难发现，这两种力量起作用的方向是一致的，即都在起着积聚资源并扩大社会不平等作用。市场中竞争，使资源由不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由农村流向城市，由效益不好的企业流向效益好的企业。而国家的再分配权力，则导致资源由社会的基层流向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财政，由非垄断的部门流向垄断的部门，特别是对于权力的滥用，以及由此导致的腐败现象，使得大量由国家集中起来的资源，流向了少数人的手中。
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中国的贫富差距以如此惊人的速度在扩大，说明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力量或机制在起作用。这个力量或机制，就是由市场和权力形成的合力。在对社会贫富悬殊现象所作的解释上，自由主义强调的是再分配权力的作用，而新左派所强调的则是市场和资本的作用。事实上，仅仅强调这当中的某一个方面，都是片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