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东亚统一货币篮的可能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货币论文,可能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21 文献标识码：A
一、导论
经历了东亚金融危机，人们普遍认为，为防止将来再次出现危机，在东亚各国之间进行区域性金融合作是必要的。清迈倡议——东盟、中、日、韩之间达成的双边货币交换网络系统——便是区域货币合作的一种形式，它为我们在东亚各国之间就国际货币安排进行积极的政治对话提供了动力。本文的目的是论证东亚理想的区域货币安排，这无疑将成为未来东亚各国政策对话的重要议题。
东亚金融危机提醒我们这样一个事实，即由于东亚各国不仅仅与美国，而且与日本、欧洲以及区域内部各国间都有紧密经济联系，所以事实上的美元钉住汇率制已不再适合它们了。如果东亚建立了以货币篮、而不是以某种重要货币为中心的区域货币制度安排，那么区域内各货币间将会有稳定的联系，其币值本身也将更为稳定。欧盟已在欧洲货币单位（ECU，欧盟在引入欧元之前所使用的货币单位）的基础上创建了统一的货币——欧元。欧洲的货币单位(ECU)是由各成员国的货币按某种权重复合而成的，同时各成员国货币与ECU挂钩，ECU对外与美元、日元浮动。一种可能的东亚统一货币体系也应参照此种形式。
我们根据最优货币区理论对东亚创建统一货币篮的可能性进行了考察。Bayoumi、Kichengreen和Mauro(2000)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 Model)对东亚建立最优货币区进行了实证分析。我们运用一般购买力平价模型(G-PPP)对此问题也进行了分析，并考察了在东亚哪些地区有可能创建统一货币区。我们分析的结果是东盟5国、韩国和中国能够形成一个统一的货币区，如果该区形成，那么统一货币篮将比美元更适合作为“锚”。
二、东亚各国的统一货币篮
实证研究表明统一货币篮体系有利于东亚各国的贸易收支稳定及资金流入。Ito、Ogawa和Saski(1998)曾假设在亚洲金融危机前存在能给东亚各国贸易收支带来稳定的货币篮，并对在其中美元与日元应占的最佳权重进行估算。结果显示，美元的最适宜权重比由Frankel和Wei(1994)以及Kawai和Akiyama(1998)所估计的实际权重要小得多。这意味着事实上的美元钉住汇率体系不如货币篮钉住体系，因为前者更能稳定东亚各国的贸易收支。
Ogawa和Sun(2001)曾假设在美元和日元权重既定为50%:50%的货币篮钉住汇率体系下，对遭受资金流入袭击的三国——泰国、印尼和韩国进行了模拟分析。其结论是：在金融危机前，正是事实上的美元钉住汇率体系刺激资金流入了危机袭击国。
我们应该考虑为什么东亚各国的货币当局趋向于选择事实上的美元钉住汇率而不是货币篮钉住汇率体系。实际上，正像麦金农(2000)和Oagwa(2002)指出的那样，在危机前，东亚各国与美元的联动关系又回到了和以往相似的较高水平。各货币当局之所以不愿采用货币篮钉住汇率体系的原因之一便是选择汇率体系的协调失败。正像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一样，第一个实行货币篮钉住汇率的国家与其邻国（那些仍将本币钉住美元的国家）相比会暂时处于不稳定的不利状态。（注：Bénassy-Quéré(1999)和Ohnu(1999)分析了作为协调失败的结果各货币当局如何将本币钉住美元。）
Ogawa和Ito(2002)运用理论上的两国模型，在美元——日元汇率波动的环境中，对能使向美、日及邻国进行出口的东亚各国的贸易收支差额达到最小进行了最佳汇率体系检验，从而说明了：一个东亚国家如何进行汇率制度（以及各货币在货币篮中的权重）的选择是取决于其邻国的选择的。在由两国构成的货币篮体系中货币权重的决定正像所谓的纳什均衡。而且可能出现多重均衡或是协调失败的结果。（注：Ogawa(2002b)和Nakata、Ogawa(2002)对东亚的汇率选择体系协调失败的可能性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找到了东盟、中国和韩国协调失败的可能性。）
在美元对日元汇率的未来走势不确定的情况下，各货币当局在选择汇率体制中很有可能面临协调失败。假设一国货币当局单独改变其汇率政策转而与统一货币篮挂钩，而其他国家仍保持美元钉住汇率制。那么，如果美元对日元贬值，则该国与邻国相比则本币升值。因此在这种不确定的环境下，如果货币当局是风险回避者，则他们倾向于采用“观望”的态度。
如果所有的货币当局均属风险回避者，则他们都很可能采取这种“观望”策略，这便会出现博弈论中所谓的囚徒困境问题。尽管他们更清楚，实际上存在一种各货币当局合作以协调解决问题的更好办法，但所有的货币当局只能选择美元钉住汇率制而别无它法，这便出现了纳什均衡。因而转变策略，进行合作，摆脱纳什均衡的境况，对东亚各国来说是很必要的。
一种解决的办法是就国际货币制度安排进行国际间的政策协调。例如，一个地区中多数货币当局就共同创造货币篮达成协议，或是他们在制定各自汇率政策时参考实质上的统一货币标准。较严格的汇率制度安排便是区域内各货币当局均将其本币钉住统一货币篮；而较为灵活的汇率制度安排则是区域内各国本币可以在中心汇率的一个相对较大的范围内波动。
在任何情况下，创建统一货币篮以便于各货币当局在制定汇率政策时进行参考都是很必要的。这种区域性的货币制度安排有助于克制区域内相关的各种货币的竞争性贬值。如果一国货币当局使本币贬值，这将影响其邻国产品价格的竞争力。因此，在第一个国家实行贬值后，其他国家的货币当局均有使本币贬值的倾向。当地区性货币制度安排达成后，通过政策协调，将可能避免这种竞争性贬值问题。
这里，我们应考虑一下在东亚引进统一货币篮的可能性，在什么条件下，哪些国家中可以建立统一货币篮？很明显，在一个货币篮中各货币的适宜权重是其所在区域内各国都需要面对的问题，因此，一个地区共同货币篮的使用涉及到一个共同的货币区域。
根据最优货币区理论，是否能建立统一货币区取决于该地区是否理想的货币区，相关文献指出了理想的货币区应具有的一系列决定性因素。蒙代尔(1961)认为劳动力的流动性是必要的因素，麦金农(1963)则认为经济的开放性十分必要。此外，冲击的对称性也被列为因素之一(Bayoumi、Eichengreen,1993)。这是由于当对称性冲击发生时，区域内无须调节，所以存在对称性冲击的区域很有可能成为最优货币区。供给冲击的对称通常受到关注，因为在存在自然失业率假设的条件下，供给冲击与生产率和价格带来的冲击一样，会作用于生产，从而给GDP带来长期的影响，而需求冲击则不会对GDP有长期影响。
Bayoumi、Eichengreen和Mauro(2000)对东亚最优货币区进行了实证分析，（注：Sato,Zhang，和Mcaleer(2001)运用一个相似的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考察了东亚最优货币区。）其结果显示马来西亚、印尼和新加坡之间有相对较高的关联性，而且新加坡与泰国也有较高的关联性，因此上述四国很可能形成最佳货币区。此外，日本的供给冲击虽然与除泰国外的其他东盟国家相关性较低，但与台湾地区、韩国和澳大利亚则有良好的相关性。
三、东亚最优货币区的实证分析
我们进一步发展了Kawasaki(2000)和Ogawa和Kawasaki(2001)的观点和做法，对东亚最优货币区进行实证分析。在本文中，我们像以前一样运用G-PPP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现在我们将统一货币篮和美元均作为“锚”，我们假定这个货币篮包括美匡美元、德国马克和日本元，并且三种货币在其中的权重相同。
由于名义与实际购买力平价频繁震动发生偏离，从而对宏观经济基础造成持续影响，使其很难运用，我们从简单的购买力平价模型(S-PPP)中抽象出一般购买力平价模型(G-PPP)。从长期来看，这种双边汇率的变化不仅仅取决于相关两国的相对价格，而且还在于与这两国有关联的其他国家的相对价格水平。由于其他国家的价格会通过中间产品的进口而最终影响到这两国国内商品的价格。因此，在一般购买力平价模型中，我们假设在与本国有密切经济联系的各国中，某些双边实际汇率存在着共同的因素。因此，如果此类国家间的经济联系非常紧密，长期来看，它们间的实际汇率将达到稳定的均衡。
一般购买力平价模型认为：尽管单个双边汇率体系是不平稳的，只要由某些双边实际汇率体系组成的线性联合体在长期能够达到均衡，便可运用购买力平价模型。因此，基于Johansen和Juserius(1990)的协整分析，我们从长期的角度对包括一系列双边实际汇率体系的这种较稳定的联合体进行考察。运用这种计量经济学模型，我们能够找到统一货币区的最佳成员。
1.数据
在实证分析中，一般购买力平价模型的样本时间为1985年10月～1997年8月。样本国家为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实际汇率是基于每月的名义汇率及相关国家的消费价格指数来确定的（注：尽管Enders和Hurn(1994)运用批发价指数来计算实际汇率，我们运用消费价格指数，因为我们假设有可贸易和非贸易两大类商品。关于其理论请参阅Kawasaki(2002)。）。其他数据来源于IMF的《国际金融统计》(CD-ROM)。
2.“锚”与统一货币区
我们认为无论是美元还是由美元、马克和日本元组成的货币篮均可作为“锚”。因为我们假设这三种主要货币在货币篮中具有相同的权重，7个东亚国家以及货币篮的实际汇率定义如下：
其中
即为i国与j国的实际汇率。
我们分析在东亚7国（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尼和中国）中哪些国家可以构成统一货币区。本文中，我们将重点考察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形成的整合体，因此，每个整合体（包括3个、4个、5个、6个或7个国家）均将作为可能的最优货币区进行考察。然后，对198个可能的线性组合进行“Johansen模型”检验（以下称J检验）。由于一般购买力平价模型假设在统一货币区中，所有的实际汇率都必须是浮动的，我们对每一个实际汇率体系实行单元根检验：包括ADF检验和KPSS型单元根检验，并确定所有的汇率体系有一个单元根。
3.协整分析
我们运用“Johansen方法”(Johansen、Juselius,1990)来检验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中是否存在着一种长期均衡关系。如果VAR模型中存在这种长期均衡关系，我们就认为在模型中各变量是协整的，而且长期均衡关系中存在的均衡误差在长期中可得到修正。假设在模型中各变量是协整的，我们则将VAR模型改写为误差修正模型(ECM)如下：
其中向量R即指实际汇率，μ是数据中的线性趋势。
我们检验非平稳向量和包括协整向量的矩阵П的积数，在不高于5%的显著水平下是否具有平稳性。
在进行J检验时，我们必须考虑稳态的问题，其中一个相关的因素就是在VAR和ECM模型中滞后时间长度的选择问题。通常的方法是根据适当的标准（例如Schwartz信息准则或是其他标准）来选择VAR或ECM模型的滞后长度。这些标准确实很有用，但它们对滞后阶数却未作惟一确定。不幸的是，带有不同时滞长度的两个模型会分别带来不同的结果。这意味着我们的调查出现了相矛盾的结论。另一个相关因素便是在协整分析中确定矩阵П适当的秩和矩阵β的均衡。当J检验显示在矩阵β中多重协整向量存在的可能性时，这便意味着矩阵П的秩r的数量大于1，从而我们又面临着选择长期均衡的识别问题。
在我们的经验检验中，要考察哪一个带有时滞的ECM模型更适合数据生成过程，并能使每一个变量达到适当的长期均衡。因此，为提高其稳定性，我们将仔细进行以下另外的8个J检验过程。
首先，我们假设数据生成过程的最大滞后效果为12个时滞单位，并且对包括从2个时滞单位到12个时滞单位的每一个模型均进行J检验。这里我们改变样本时期，以使在11个模型中的自由度相同。第二步：我们对Schwartz信息标准和Hannan～Qneen信息标准的统计数字进行估算。第三步：我们对ECM模型中的残差自相关性进行三种检验：对估计的自相关及交叉相关分别进行荣和博克斯检验，并对第一及第四自相关阶数进行LM检验。这些估算和检验的统计数据可以帮助我们选择适当的滞后阶数。在第四步中，我们对矩阵П中每一个α和β均进行另外三次的
检验，以避免适当均衡的识别问题。第一步的检验将显示每个变量是否从向量中被排除。第二步检验单个序列本身是否是平稳的。最后一步的检验将确认每一个变量是否具有弱外生性。这三个检验不仅仅可以帮助我们识别长期均衡，而且还可以帮助我们选择ECM的适当滞后长度。如果我们为ECM模型选择了恰当的滞后阶数，则第二步检验中的零均值假设被否定。如果第二步检验显示能接受关于平稳性的零假设，这将与每个变量都有一个单元根的事实相冲突，因为我们已经通过两种单元根检验，确定了每个变量的非平稳性。因此第二步检验能够帮助我们在ECM模型中选择适当的滞后长度。其他的两步检验也帮助说明了过度识别和不可识别的可能性。第一步检验能够显示在模型中缺少的所需变量，第三步检验则可以显示如果我们不适当地延长了模型的时滞长度，将出现多余的变量。
在我们改善模型稳定性的假定战略中，关键的问题是所选择的滞后长度能否使协整关系达到均衡。也就是说，我们考查在数据上有适当的均衡的模型，并且比较这些模型在滞后阶数方面的适合性。我们要选择具有合适滞后阶数和适当长期均衡的ECM模型的第一步，便是选择残差非序列相关的假设存在的情况。下一步我们选择检验在长期排斥、平稳性和弱外生性的备择假设中显示显著水平的情况。最后一步便是在两个信息标准下在所有可能的模型中进行比较。通过以上的步骤我们可以确定每一个带有适当滞后阶数和适度均衡的ECM模型。
四、实证分析结果
对于美元，我们可以找到的线性整合体只有一个，它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对于货币篮，我们则找到了12个整合体，其中的7个整合体在统一货币区内均包括了东亚的3个国家，有韩国、新加坡和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菲律宾；韩国、新加坡和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新加坡、泰国和中国；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另五个整合体包括了东亚的4个国家，有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韩国、新加坡、泰国和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中国；韩国、新加坡、泰国和中国；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亚和中国。
我们的实证结果显示了与美元比较货币篮作为“锚”的三个特征：
第一，以美元作为“锚”衡量只得到了一个整合体，而以货币篮为“锚”我们找到了多个不同的整合体；
第二，以货币篮为“锚”的货币区包含了韩国、中国，而以美元为“锚”的货币区则限制了这两个国家的加入；
第三，以货币篮为“锚”我们找到了包括大多数东亚国家的且相互没有交叉的两组：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整合体和新加坡、泰国和中国整合体。但以美元为“锚”我们找不到这种包括多数东亚国家的可能的整合体。
通过以上特征，我们的经验结果说明，对于东亚各国来说，在区域内组成统一的货币区，货币篮比美元更适合作为“锚”。
五、政策分析
通过以上结果，第三个特征暗示我们那两个相互没有交叉的整合体，可以通过它们之间的政策协调组成一个更大的统一货币区。最终达到尽管两整合体对长期均衡的矫正速度不同，但他们在货币蓝中可分享同样的权重。当统一货币区各国在总量上达到支付差额均衡时，以G-PPP模型定义的均衡将被打破。如果对于长期均衡两整合体具有不同的矫正速度，那么很有可能某个整合体内联合的往来账户在总量呈贸易顺差，同时另一个整合体处于贸易逆差。我们的经验结果显示，当这两个相互没有交叉的整合体在以货币篮为“锚”的情况下再次整合，那么，这个包括所有7个东亚国家的大整合体在长期是不稳定的，但如果每个整合体，均利用统一货币篮及相同的权重同时创建出各自的统一货币区，则可解决以上问题。此外在长期均衡的矫正中两整合体都可能面临经常账户的顺差和逆差。在这种情况下，货币区内的各政府须在两整合体之间进行政策协调，这便是区域间政策协调。其重要特征是在进行调解时，使用包括财政支出和转移在内的宏观经济政策来调整过渡性的支付不对称。除区域间政策协调外，我们认为东亚地区金融和经济结构一体化的不断加深，也将有利于使整合体间不同的矫正速度趋同。
六、结论
本文建议为解决选择理想的汇率体系协调失败的问题，对于东亚国家来说，创建统一货币篮体系是非常必要的。从这个观点看，在东亚，将来的区域货币制度安排与统一货币篮相联系是必然的。ECU的经验为东亚创建统一货币单位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东亚各国与许多不同的地区均有国际贸易往来，包括区域内各国、日本、美国以及欧洲各国。因此东亚货币单位很可能包括美元、日元、欧元等。这与仅由区域内各货币构成的欧洲货币单位形成了对照。
我们运用G-PPP模型，以在某些区域货币中达到长期均衡的线性整合体为准。考察了某些东亚国家形成统一货币区的可能性，分析结果显示东盟5国、韩国和中国将成为以货币篮为“锚”的统一货币区的代表。此外我们还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对于东亚地区来讲，货币篮比美元更合适作为“锚”。
然而，在不久的将来，东亚创建统一货币联盟还是有待商榷的。我们必须指出，区域间政策协调的可能性取决于东亚各国政府的政策目标的一致性。而且，各货币当局要创建货币区的前提是他们有意进行货币政策协调。除非他们有共同的政治目的，否则他们很难进行国际间的政策协调。尤其是为创建统一货币区，他们在货币和汇率政策方面有共同的目标是十分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