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周边安全挑战与大周边外交战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外交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13)06-0025-22
当前，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出现了复杂而重大的变化，受到三个新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第一个因素是中国的快速崛起。中国的快速崛起使得中国维护自身安全的能力增强，但也导致一些周边国家的疑惧增加和外部大国对中国的制衡加深。第二个因素是美国的战略重心东移。美国政府将其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地区，一方面是应对中国快速崛起和阻遏中国对周边国家影响力的上升，另一方面是为部分周边国家“抱团”对抗中国“打气撑腰”。第三个因素是周边国家“外部反应综合征”。周边国家从中国的经济调整发展中获益，却对中国快速崛起感到警觉和不安，企图借助外部大国的力量“制衡”中国，甚至借机挑起与中国的领土主权争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巨大进步，在世界以及周边的国际地位和政治、经济影响力日益上升，周边安全环境继续存在大发展的历史机遇；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正视中国的周边地区进入了动荡升温期和矛盾多发期，周边安全环境呈现出某些恶化迹象，中国面临着严峻挑战。
一 增信释疑缓解周边国家疑惧
虽然中国的发展给周边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但是部分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快速崛起产生了疑惧和担忧。对中国快速崛起产生疑惧的国家不仅有东盟中小国家，还有日本、印度、俄罗斯等大国。
东盟由中小国家构成，对于中国的崛起非常敏感。东盟国家对于中国崛起可能带来的“冲击”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它们尤为关心的是：中国崛起后会怎么样?崛起的中国能否抵挡住“霸权”的诱惑?中国能否像现在这样保持对多边主义的热情，抑或走向美国式的单边主义和“新帝国主义”?中国会不会使用武力来维护和拓展自己的利益，推翻现有的领土现状?中国是否会谋求把东南亚变为其势力范围，建立中国霸权下的和平?①
日本不少政界和学界人士对中国持相当负面的认知。他们认为，中国军事实力和“霸权意识”的扩张，会造成与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民主国家的摩擦，并对现有国际体系和国际制度形成挑战。②
印度对中国军事现代化所持的看法以消极、敌视和诋毁为主导。印度战略研究人员阿斯萨纳(S.B.Asthana)认为，中国日益增长的国家实力、军事能力、发展近海投送力量的计划以及核打击能力和军事现代化步伐，在不久的将来会对印度安全构成一种潜在的威胁。③
中俄相互信任在不断加深，但也有不同疑问。不少俄罗斯人士对中国的发展存在如下三个疑问：一是中国“人口扩张论”。由于俄远东地区人口稀少(截至2010年1月仅有650万)，而相邻的中国东北地区人口众多(达到1亿)。部分俄罗斯人认为，中国移民大量涌入西伯利亚和远东，目的是要实现中国对俄罗斯领土“事实上的占领”。④二是中国“军事威胁论”。中国武器装备的更新和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建设本是中国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正常现象，但俄罗斯国内有一小部分人苟同某些西方大国的所谓中国“军事威胁论”，宣扬中国军力强大后会对俄罗斯提出领土要求，或是进行军事威慑。⑤三是“掠夺原材料论”。俄罗斯国内少数人对发展同中国的经济合作还有疑虑，担心俄罗斯会变成中国的“资源附庸”，大量的中国商品涌入俄罗斯，将挤垮俄罗斯的民族工业。⑥
周边部分国家对华疑惧增加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周边国家的角度来看，主要是这些国家认为中国崛起太快，感到不适应，无法预知中国崛起后的意图和走向。实际上，在中国真正崛起成为一个全球强国，并以行动显示“不称霸”之前，要完全清除这些疑惧是不可能的。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尽管中国领导人一再向周边国家表示中国会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外交方针，但是一些研究成果和媒体报道对中国国际地位的过分乐观判断、某些人士在对外交往中流露出的虚骄之气和认知偏差等，也会使得部分周边国家对中国的认知出现偏差。这种历史现象的存在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针对周边国家的疑惧增加，中国要积极开展对周边国家的增信释疑工作。首先，中国要用实际行动向周边国家表明我们会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要向周边国家说明，中国军队现代化的根本目的是捍卫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保障国家发展利益。中国国防开支是合理适度的，是与维护国家安全需要相适应的，中国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军事威胁。中国要向周边国家证明，中国不谋求地区霸权和势力范围，中国永远做亚洲其他国家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2011年9月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其次，中国要努力发展和强化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关系和加深经济相互依存。中国已经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重心，目前是日本、韩国、朝鲜、蒙古国、越南、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等国的最大贸易伙伴，还是日本、韩国、蒙古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澳大利亚等国最大的出口市场。中国也是朝鲜、缅甸、蒙古国、柬埔寨等国最大的投资来源地。中国努力扮演该地区经济增长的引擎和公认的投资大国，有效地拉近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使周边国家在与中国的经济交往中获取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造福周边国家的人民。
再次，中国要努力向周边国家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中国为周边国家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其好处在于：在政治层面提供基本的安全保障，缓解边境地区的跨境民族问题、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与敌对势力的分裂和渗透；在经济层面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稳定金融，开放市场，提供经济技术援助；在区域合作层面通过建立区域合作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将成员国间的摩擦降至最低。中国向周边国家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可以采取以下做法：(1)在加大对周边国家的基础设施援建力度的同时，也注重提供思想类的公共产品。目前，中国向周边国家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以公路、铁路、航运等软硬件基础设施，市场开放，经济援助和产业合作为主；以后，也要注重为周边国家提供治国理政的经验、发展减贫的理念、区域制度的倡议等。(2)积极推动清迈倡议多边化和东亚外汇储备库扩容。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⑦于2010年3月生效，总额达12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库也随之建立。中国要力推清迈倡议多边化外汇储备库资金金额至少增加一倍，即达到2400亿美元，以帮助东盟等参与国更好地抵御金融风险。(3)倡导建立次区域特别提款并设立特别提款委员会。以大湄公河次区域(GMS)为例，可考虑由经济较为发达的中国、泰国、越南主要提供特别提款权专款，柬埔寨、老挝、缅甸按照捐款规则付出所对应的额度；并设立GMS特别提款委员会，由它决定可接受特别提款权捐助的项目。这便能有效避免“搭便车”问题，且各成员也会由于各自注入的资金而紧密相连。⑧此外，中国还可考虑发行互联互通债券。
最后，中国要对部分周边国家的对华疑惧进行“换位思考”和“揽镜自鉴”。“换位思考”将体现中国对周边国家合理诉求的充分理解。中国的周边国家大多为中小国家，它们看待中国崛起和我们看待自身崛起，感觉是不一样的。由于历史上的“朝贡体系”和现实中的领土领海争端等因素，部分周边国家出现对华疑虑是可以理解的。中国只有从中小邻国的视角进行“换位思考”，才能深刻了解周边国家看待中国崛起的目的、意图、战略取向和未来前景。“揽镜自鉴”⑨是一种从“周边看中国”的自省意识。周边国家对华的认知，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是中国认识自我的“镜子”。尤其是周边国家对华的消极认知更能“照出”中国周边外交工作存在的不足，更能让国人时刻反思自身“大国心态”是否成熟。只有“换位思考”和“揽镜自鉴”，我们才能深刻地理解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疑虑和警惕。
二 以制度均势应对美国制衡
美国为了制衡中国在亚洲地区日益增大的影响力，加大了对中国周边事务的干预力度，主要采取了三个做法：一是巩固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泰国和菲律宾等亚太盟国的关系，并将这种盟友关系作为其亚太战略的基石。二是在亚洲寻找新的战略支点，借助亚洲国家的力量制衡中国。比如，美国加强与印度尼西亚的全面伙伴关系，加强与越南在海上安全、外交和经济领域的伙伴关系等。三是加强对于亚洲地区多边机制的参与和领导。如积极参与东亚峰会，加入并大力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提出“太平洋世纪”构想等。
美国对中国周边事务的干预利用了部分周边国家对华的疑惧。一位东南亚学者曾经这样说：“如果中国被看做是最令人起疑的地区大国的话，那么美国则被认为是一个良性的、最没有危险的国家……大多数东盟国家仍然把美国看做是一个不可替代的、积极的角色。”⑩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亚洲的不少中小国家希望美国“介入”。在应对“强势中国”方面，美国和部分中国周边国家有着共同的利益，形成一种“准共识”，催生了一种复杂的“准结盟”势力滋长。(11)
美国加大干预中国周边事务的力度，对华制衡和竞争的因素增加，势必对中国的周边安全带来新的挑战，引起中国的严重关切。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ary Clinton)曾就中国对美战略“七问中国”，涉及外交政策、热点问题、军事透明度、国际海事规则、网络安全、全球贸易、人权和自由。2012年4月，晓岸撰文就美国在中国周边强化军事部署、建立亚洲反导系统、对台军售、打压对华经贸、关注“异见人士”、国际规则的“霸王条款”、伊核和朝核热点问题等，对美国对华战略提出七点反疑问。(12)中美两国在经济、政治、国际安全等领域的若干利害冲突呈逐渐扩大、激化的趋势，彼此戒心加重、疑虑增多。
如何应对美国对中国制衡加深和对中国周边事务的深度干预?许多人认为，美国的长远战略意图就是遏制中国，阻止中国发展强大，拉开美国与中国的实力差距，主张中国应当在国际上对美国实行强硬的反制措施。但由于中美经济相互依存的日益加深和实力上的巨大差距，中国选择对美强硬反制既不可行也不明智。强硬反制会对相互依存带来消极影响，而且会导致中美战略互信的进一步缺失。因此，理性的选择是实施制度均势(或软均势)外交。制度均势是国家在经济相互依存加深的背景下通过国际制度对潜在威胁国实施的机制化制衡，(13)以实现“兼容共存”。中国可以采取的做法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继续加深中美两国经济相互依存。高度的经济相互依存促使国家选择制度均势这一新的现实主义均势战略，而不是传统的军事同盟，以应对来自体系中的威胁或压力。中美建交30多年来，两国经济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格局。2012年，中美贸易额达4847亿美元，两国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截至2012年年底，美国对华投资项目累计达到6.2万个，实际投入金额为701.9亿美元，美国是中国利用外资最大的来源地之一。(14)中国对美投资也呈快速增长势头。截至2011年年底，中国企业在美累计非金融类投资75亿美元，累计金融类和非金融类对美投资金额90亿美元。2012年，中国企业在美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8.7亿美元，同比增长65％，(15)美国正在成为中国企业重要的海外投资基地。在金融领域，中国持有的巨量美国国债极大地影响着美国的金融体系。截至2013年3月，中国持有12505亿美元美国国债，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16)中美经济相互依存的加深，会大大减少和限制两国之间的战略紧张，为中国的周边外交创造良好的周边环境。
更重要的是，中美两国要让这种经济相互依存变得更加对称。解决中美经济相互依存不对称必须在投资和贸易领域采取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点：一是大力推进中国在美国的大规模直接投资。相对于美国在华的巨额投资，中国在美的直接投资额则偏少。双方需要努力使这种投资更具吸引力。美方需要为中国企业提供更好的信息和指导，告诉它们如何熟悉和掌握美国的监管制度以及如何评估某一投资建议是否有可能引发国家安全审查。在中国方面，为了使中国企业在美国获得成功，需要教会它们了解美国市场和商业惯例。(17)二是美国政府需要重新审查和更新有关技术出口的规定，以减少对华技术出口的限制，从而减缓美中贸易的逆差程度。2011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达2954.6亿美元，同比增长8.2％，创下纪录高点。美中贸易逆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对华高科技出口限制。中国向美国出口了大量的服装、鞋子等低附加值产品，却无法从美国购买更多的高技术产品。中国时任驻美大使张业遂曾谈到，2001-2010年，由于受限于美国出口管制政策，中国自美国进口的高技术产品比重从18.3％降至7.1％，导致美国对华出口额减少近500亿美元。(18)如果奥巴马政府能在第二个任期内减少对华技术转让方面的限制，将会非常有助于中美建立战略互信。
其次，中美都应继续鼓励对方参与亚太地区的多边国际制度。国际制度是国家合作的框架，也是国际竞争的平台，是缓解大国“崛起困境”的重要途径。亚太地区已经形成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东盟地区论坛、东盟+中日韩(“10+3”)、东亚峰会等多边机制，中美两国都参与其中，但这还不够。“当今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深受‘第三方’因素掣肘或捆绑”，“中、美、邻之间已成为必须始终联系起来加以考虑的有机整体”。(19)因此，可以尝试开展中美日、中美印、中美俄等多种小多边对话。在每一种小多边对话中，都既要纳入中美，又要避免要求第三个大国在中美之间“选边”。小多边对话旨在减少中美之间的战略互疑，缩小亚洲大国之间可能产生的重大裂痕。2012年2月，习近平会见奥巴马后，中美双方发布了《关于加强中美经济关系的联合情况说明》，声明中美双方同意分享各自在TPP、《中日韩自贸区协定》等区域自贸协定中的相关信息。(20)这是中美双方在多边制度参与中增信释疑的正确做法。
未来，美国需要务实地接受中国迅速崛起的事实，认真思考如何与中国在亚洲地区共生、共处、共荣。中国也要现实地认识到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历史存在和实际利益，以不损害美国重大利益的方式实现自身战略目标。
三 整合维权外交手段应对海洋领土争端升温
中国是一个有着漫长海岸线和重大海洋权益的国家。中国的大陆海岸线长1.8万多公里，与8个国家海域相邻或相向，海洋国土面积约300万平方公里。(21)随着海洋世纪的到来，中国的海上邻国纷纷提升海洋在其国家发展和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并与中国在南海、东海、黄海等海域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和较量。中国海洋安全问题随之逐渐凸显出来，成为国家安全的主要战略方向，不仅关系到国家的主权与安全，更关系到国家的未来发展。(22)就中国面临的海洋安全而言，当前的主要安全威胁是岛屿主权争端升温可能导致的军事冲突。
在南海海域，虽然海上安全形势基本可控，但属于中国的岛礁被侵占、海域被瓜分、资源被掠夺的局面正在变得日益严重。从岛屿领土主权争端的角度看，涉及“五国六方”(中国、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和台湾地区)。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文莱对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部分或全部岛礁提出了主权要求。目前，除了菲律宾对位于中沙群岛的黄岩岛提出主权的要求外，南海问题主要集中在南沙群岛。中国在南沙群岛控制的几个岛礁，除台湾当局据有最大的太平岛外，其他均低于高潮线。(23)在南沙群岛中，越南占据最多(30个)，其次是菲律宾(8个)和马来西亚(5个)。(24)这些国家分别对所占领的岛礁进行填高和加固，进行无线电通讯设备和机场等项目建设，以期造成既成事实，达到永久占领的目的。从海域划界争端的角度看，涉及“六国七方”，即除了上述“五国六方”外，印度尼西亚也对南沙群岛西南侧的部分海域主张管辖权。(25)近年来，菲律宾和越南在南海问题上态度强硬，中越、中菲之间的摩擦不断，冲突升级。而美国也直接介入了南中国海问题。2010年7月，希拉里·克林顿在第17届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上，大谈南海与美国国家利益的关系，在南海问题上反对“胁迫”，反对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等。(26)在2011年11月的东亚峰会上，除柬埔寨、缅甸外，其余16国都谈到了海上安全问题，其中很大一部分国家都对南海问题表示关切。
在东海海域，中日之间存在钓鱼岛争端、东海划界与油气资源开发问题。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位于中国台湾岛的东北部，是台湾的附属岛屿。中国政府认为，无论从历史、地理还是从法理的角度来看，钓鱼岛都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其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27)长期以来，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不时制造事端。比如，2010年9月发生了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和中国渔船在钓鱼岛相关海域相撞事件，中国渔船船长被日方非法抓扣。2012年9月，日本政府宣布“购买”钓鱼岛及附属的南小岛、北小岛，实施所谓“国有化”。这两个事件都使得中日关系急剧恶化，显示了钓鱼岛争端的严重性。此外，中日还存在东海海域(即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和资源(特别是油气资源)开发的争端。
在黄海海域，中韩之间存在苏岩礁(韩国称为离於岛)问题和黄海专属经济区划界问题。目前，韩国占据该礁，在上面建立直升机机场、雷达站，把该礁变成监视中国海上活动的前哨，可以随时掌控该海区中国海上兵力的行动情况，对中国南北海上交通也是一个潜在的隐患。(28)
针对海洋领土争端的升温和海洋安全环境的恶化，中国需要整合外交、军事、经济、涉台、海监、渔政、气象等各个部门的力量，开展全方位的维权外交，努力确立未来20年中国在国际大洋事务中的强国地位。
首先，中国需要重视海权、大力发展海军，这是应对海洋领土争端的有力武器。未来十年，中国的海洋战略将发生重大的变化，主要体现为以下方面：在南海争端和钓鱼岛问题上，中国维护国家主权的立场非常鲜明、坚定；中国的海军现代化将加速，以与国家的“走出去”战略相适应；中国在南太平洋和印度洋将采取积极进取的态度，将与美国、日本、印度等国的海洋利益发生碰撞。新时期，中国海洋权益的维护和推进、海上战略环境的改善、国家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日益扩大的国家海外利益的维护、海上战略通道的安全畅通等，都需要发展中国的海上力量。因此，未来中国必须树立新的海权观念：一是把传统的陆上安全扩大到海上安全，把海上安全置于与陆上安全同等的地位；二是把传统的海上军事安全扩展到海上经济安全、海上通道安全、海上信息安全等领域；三是由防御性海洋观向进取性海洋观转变。(29)中国除了要建立一支现代化的强大海军外，还应该发展国家整体海上力量，包括国家海洋研究和开发力量、造船力量、海洋运输力量等，有效慑止对方可能构成的敌对行动，防止争议国进一步扩大对礁、滩、暗沙的抢占。
其次，海军、海监和渔政部门要将海上联合维权执法常态化。以前，中国的海监、渔政部门在争议海域巡航执法和护渔时经常遭遇他国舰船的无理跟踪、骚扰甚至恶意阻挠，维权斗争面临许多挑战。2010年中菲黄岩岛对峙事件后，中国的海监和渔政开始对黄岩岛海域实施常态化巡航执法管理。2010年开始，中国也开展了钓鱼岛常态化巡航。2012年日本公布所谓钓鱼岛“国有化”决定后，中国加大了在钓鱼岛海域的维权巡航执法力度。2012年10月19日，中国东海舰队联合农业部东海区渔政局、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在舟山以东的海空域，组织进行“东海协作-2012”军地联合海上维权演习。东海舰队和海监、渔政部门派出11艘舰船、8架各型飞机1000余人参加了这次演习，兵力出动规模是近几年最大的一次。这次联合演习充分展示了中国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能力和决心。今后，海军、海监和渔政部门等要全面协同，增强中国海上维权执法力量。从长远看，应尽早成立“国家海岸警卫队”，以有效整合内部资源，消除内耗，增强运筹协调能力，形成一致对外的合力。
最后，在南沙群岛的争端解决中采取“双边与多边谈判并行”的务实谈判策略。未来中国可主导建立南海声索国制度，从而可让“双边与多边谈判并行”的谈判策略在这一制度框架内进行。在目前的南沙群岛争端解决中，中国政府坚持双边谈判的立场；但东盟“声索国”要求与中国进行多边谈判。中国坚持“一对一”的双边谈判立场，客观上成为东盟五国(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印尼)引进区域外大国的一大动力。“五国双方”(中国、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框架下谈判解决岛屿主权争端、“六国双方”(中国、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印尼)框架下谈判解决海域划界是打破现行僵局的现实途径。双边与多边谈判并行的做法也有先例。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与中亚国家解决领土划界时，就采取了“五国双方”的形式。中国为谈判一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四国为谈判的另一方。1994年中国与俄、哈、吉、塔四国签署边界协定，随后，中国与上述四国签署双边边界协定，成功解决边界问题。此外，中国要与争议国就争议海域分出性质不同的海域，主动提出各种合作倡议和实施方案。在多方主张高度重叠的争议海域，中国可与争议国就争议海域做出程度不同的划定，以确定各国之间的利益。本着“先易后难”、“求同存异”的原则，中国和相关争议国可在中立区域或“特殊区域”率先进行共同开发。对于中国提出的合理开发倡议，如果有关各方无意参与，中国再进行国际招标或自行开发，但始终把合作的大门向其他各方敞开。
四 加强管控周边突发事件
近年来，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频现突发事件。这些突发事件包括政局动荡、社会冲突甚至武装对抗。一国内部的动荡很容易引起地区内的连锁反应，还会带来政权更迭、人道主义危机等危及地区和平稳定的严重后果。周边突发事件频现给中国周边安全带来重大挑战，也给中国周边外交带来重大考验。中国要尽早与周边国家共同制定危机管控措施，有效应对周边重大突发事件的发生。国际危机管控可以理解为在有限的时间内用和平手段防止危机突破临界面而引发战争，同时最大限度争取本国利益的过程。
第一，中国周边安全的最大软肋是东北亚，朝鲜半岛形势是风向标。近年来，朝鲜半岛局势动荡不安，危机频现。2010年3月26日晚，韩国“天安”号警戒舰沉没，舰上104名官兵中有46人遇难。同年5月20日，韩国发表调查结果，认定是朝鲜小型潜艇发射鱼雷击沉了“天安”号，朝鲜则声明与此事件无关。“天安舰”事件发生后，美国和韩国推行对朝强硬路线，试图以强大的武力来震慑朝鲜。朝鲜应对政策也趋于强硬。2010年11月23日，朝鲜和韩国在延坪岛地区发生相互炮击事件。延坪岛炮击事件后，美国与韩国在西海(即中国黄海)举行历史上双方最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标志着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进一步升级。2013年2月，朝鲜的第三次核试验使得朝鲜半岛局势剑拔弩张，持续紧张。朝鲜坚持拥核，有关国家坚持维护半岛无核化，对峙对抗将会持续并升级。
在东北亚地区，亟须以六方会谈为基础创设东北亚安全机制以应对朝鲜半岛的突发事件。如果朝鲜半岛频繁爆发的危机不能在短期内得到和平解决，势必恶化中国的东北亚周边安全环境，影响整个东北亚的和平与稳定。以六方会谈机制化为基础构建东北亚安全机制，应该成为中国推动建立东北亚安全机制的理性选择。鉴于六方会谈是一种典型的、非法律化的“软性多边主义(soft multilateralism)”，(30)中国有必要推进该机制的权威性和执行能力。六方会谈有必要在北京设立秘书处。秘书处组织和记录六方会谈进程，还将发挥解决争端的功能，建立仲裁机制将有助于预防危机再次发生。(31)从长远来看，六方会谈可以发展成为一个类似上海合作组织的常设性机构，并设立多层次的对话机制，如元首会晤、行政首脑会谈、部长级会谈以及安全合作、经济合作等专题会谈等。(32)中国在东北亚安全机制的构建中既要做建设性的危机调解者，更要做具有引领作用的领导者。
第二，中亚五国政府管控能力弱和该地区的恐怖主义等势力不时威胁着地区的安全与稳定。1991年独立后的中亚五国和俄罗斯一样，都面临从“帝国”向民族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集权体系向民主政治转型的“三重转型”任务。(33)目前来看，这“三重转型”任务在中亚五国都呈现艰巨性和长期化的特征，这也导致中亚五国的政权管控能力不足。比如，中亚国家在应对各种安全风险及威胁的过程中普遍表现出安全防卫能力或保障能力较低的问题。大多数中亚国家通过继承苏联军队、警察等而建立起来的军事安全力量本身就十分有限，中亚国家独立后出现的经济下滑、财政困难等问题更导致各国军费和军队训练严重不足，(34)应对各种安全威胁的能力进一步下降。如果中亚五国政权不能建立起良好的管控能力，将使得本已紧张的中亚社会陷入更加严峻、更加混乱的状态，也将刺激“三股势力”的发展和坐大，威胁中国西北边疆的稳定与发展。比如，中亚地区的恐怖主义势力和中国新疆的“东突厥斯坦”(简称“东突”)民族分裂势力相互勾结，严重威胁到中国西北边疆地区的安全。据不完全统计，1990-2001年，境内外“东突”势力采取爆炸、暗杀、投毒、纵火、袭击、骚乱及暴乱等方式，在中国新疆境内制造了200余起暴力恐怖事件，造成162人丧生。2002年后，“东突”又先后在新疆境内制造多起暴力恐怖事件，例如，2009年7月5日，乌鲁木齐市发生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造成197人死亡。(35)
在中亚地区，中国周边外交要紧密围绕如何消除不稳定和不安全因素，确保中亚国家和社会稳定而展开。中亚国家由于政权管控能力弱，一旦受内部或外部诱因刺激，转型中的各种问题就可能会转化为现实的威胁。例如，在“阿拉伯之春”冲击的背景下，中亚部分国家的政局出现不稳定，吉尔吉斯斯坦选举中发生了社会动乱。受此影响，整个中亚地区的局势都十分紧张。对此，中国的中亚外交要在尊重俄罗斯在该地区利益与诉求的基础上，与区内国家共同探索恰当方式，稳定有关国家形势，保障地区稳定。可以采取的做法包括：积极推动中亚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扩大中国与中亚的经济文化交流；在主要依靠传统的双边外交渠道的同时，辅以渐进的、柔性的多边外交手段；上海合作组织是中国在中亚实现其政治、经济、安全、战略等多个领域利益的重要的多边制度平台，中国要在该组织的功能发展和机制建设上做出努力；中国在发展同中亚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等合作时，始终把打击分裂势力、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作为一项重要任务；中国的中亚外交今后应更加关注影响中亚地区发展的长期性问题，如贫困、环境、人口、疾病等，努力帮助中亚国家摆脱发展困境。
第三，南亚地区安全局势复杂，存在爆发各种突发事件的可能性，且直接关乎中国西部边疆的稳定与发展。中国与印度之间存在久拖未决的边界争端，中印边界长约2000公里，从未正式划定，双方争议地区约12.5万平方公里。“西藏问题”与印度有着复杂的关联性。印度是“藏独”势力的重要聚居地和活动地，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流亡政府”的总部就设在印度达兰萨拉。巴基斯坦深受恐怖主义危害，政治、经济、安全局势每况愈下。南亚还是毒品进入中国的重要生产地和通道。阿富汗毒品向中国渗透的情况相当严峻，部分毒品借道中亚，经新疆转销至广州、深圳、北京等地的地下市场，(36)对中国社会危害很大。
在南亚地区，中国要积极参与重大突发事件的解决并倡设应对机制。鉴于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南亚地区的重要地位，中国同时处理好与印巴的关系是应对该地区重大突发事件的重要保障。中国的南亚政策要针对“印度以东阵营”和“巴基斯坦以西阵营”的现实格局，(37)采取“区别对待”的外交政策。对于印度以东阵营，我们应充分尊重印度的主导地位以及其他国家“跟随印度”的现实。对于巴基斯坦以西阵营，则要坚持与巴基斯坦的“全天候关系”。另外，中国需要积极推进阿富汗和解进程，为2014年美国撤军阿富汗后的安全局势未雨绸缪。中国可为阿和平重建提供援助、加大中巴在阿和平进程中的合作、帮助阿训练警察，把阿北部局势稳住。2012年6月，阿富汗被接收为上合组织观察员国，为以后成为正式成员国打下了基础。以后，中国可以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在阿境内与阿进行联合军演和反恐合作，这对于维护阿局势稳定和中国西部安全是一个机遇。2012年2月，中国首倡的中阿巴三方对话在北京举行；2013年4月，中俄巴就阿富汗问题在北京举行三方对话。中国政府采取的上述外交努力都有助于维护阿富汗和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安全。
第四，东南亚地区总体上呈现和平稳定的局面，但也不时爆发重大突发事件。中缅拥有2200公里的共同边界。双方边境地区村寨相连，边民往来密切，缅甸边境地区发生战事动荡，必然牵动影响中国边境安全。2009年8月，缅甸果敢地区发生武装对峙和武装冲突，导致3.7万名边民涌入中国境内。缅方3发炮弹射入中国境内，造成中国边民1死2伤，同时另有14名中国边民在境外伤亡。(38)2012年年底，缅甸政府军与缅甸少数民族武装克钦独立军发生激烈的武装冲突，冲突导致部分边民进入中国境内，危及中国边境的和平稳定。2011年10月，中国两艘货船在湄公河金三角水域遭到9名泰国军人袭击，造成13名中国船员遇害。(39)这些突发事件危害了中国公民的安全，影响了中国边境的稳定。此外，东南亚一些国家不时出现政局动荡。例如，泰国自2006年他信政府被军事政变推翻以来，反他信的“黄衫军”与亲他信的“红衫军”之间的党派斗争持续不断；菲律宾政界政治丑闻不断，议会及其他利益集团寻机攻讦，2009年还曾发生数十名政界人士和新闻记者被政敌劫持并杀害的事件。
在东南亚地区，中国在应对突发事件上要善于“化危为机”。尤其是在安全领域，由于东南亚中小国家对同中国在安全领域开展合作上有顾虑，中国更要抓住各种传统或非传统安全挑战带来的“危中之机”。比如，2011年10月发生了湄公河中国船员遇害案，惨案发生20多天后，中国、老挝、缅甸、泰国四国即在北京联合召开中老缅泰湄公河流域联合执法合作会议，建立湄公河流域安全执法合作机制。在此机制框架下，四国建立情报交流、联合巡逻执法、联合整治治安突出问题、联合打击跨国犯罪、共同应对突发事件等合作机制。另外，在缅甸政府与其地方政府发生战事冲突后，中国多次以调停者身份撮合缅甸冲突双方和谈。2012年年底缅北冲突加剧后，为尽快平息局势，维护中缅边境的和平稳定，中国政府派特使紧急赴缅甸，同缅甸领导人进行沟通。此后，中国积极推动冲突双方于2013年2月初在云南瑞丽举行和谈。双方在停火、和谈等问题上达成共识，签署会议纪要并发表联合声明。(40)尽管目前缅北地区局势仍不平静，但在中国对缅甸和平进程的“建设性介入”下，中缅边境地区总体保持了稳定态势。
五 完善国内改革应对邻国政治转型
中国周边的国家大多是发展中国家，面临政治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的重任。近年来，部分邻国的政治转型与政局变化表现得剧烈而动荡。2003年，中亚国家开始爆发“颜色革命”；2010年年底开始，北非和西亚国家相继发生政权更迭和民众运动；2010年，缅甸举行多党制全国大选。这些国家的政治与社会转型给中国的政治安全带来了挑战，也给中国的社会稳定构成了冲击。
2003-2006年，中亚国家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相继爆发“颜色革命”，政权易主。虽然此次中亚国家发生的“颜色革命”浪潮并未波及中国，但中国对“颜色革命”的危险性不能掉以轻心。在中国政治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有极少数不满现实和追求“全盘西化”的人，他们很容易为别有用心者所利用，一旦有机会也希望在中国制造“颜色革命”。有学者指出，中国某些人士在2003年搞了一场“民间修宪”事件，2005年宣布成立“天鹅绒行动委员会”等，这些都是“颜色革命”的基础和苗头。(41)
2010年年底开始，中东地区出现大范围的政权更迭和民众运动，被西方媒体称为“阿拉伯之春”。突尼斯前总统本·阿里被迫流亡国外，埃及执政长达近30年的政治强人穆巴拉克下台，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身亡。中东地区的这一动荡还在继续发展中，如叙利亚内战还在进行中。
近年来，东南亚政治环境深受民主化趋势的影响。东南亚有11个国家，其中4个国家(新加坡、印尼、菲律宾、东帝汶)实行西方式民主政体，3个国家(马来西亚、泰国、柬埔寨)实行君主立宪与多党民主制，2个国家(越南、老挝)实行社会主义制度，1个国家(文莱)实行君主制，1个国家(缅甸)正在从长期军人执政向多党议会制民主政体转型。近年来，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越南稳步推行渐进式政治革新，直接差额选举国会代表的力度越来越大，言论自由的尺度也越来越大。长期实施军人执政的缅甸于2010年11月举行了20年来首次多党制全国大选，2011年3月完成了从军政府向民选政府的过渡。在政治转型过程中，缅甸的对外政策也发生了相应变化，尤其是在对华政策和对美政策上。2011年9月30日，缅甸单方面宣布，根据民众意愿，暂停执行与中国关于合作建设密松大坝水电站的协议。这一举动被普遍认为是缅甸政府在向西方显示靠拢的意愿。与此同时，缅甸政府高层频繁外交出访，寻求与印度、日本扩大合作，改善与美国的关系，美国也开始“拉拢”缅甸新政府。这一系列变动给中国对缅外交和东南亚政策提出了挑战。
中国周边国家的政治转型至少给中国的政治安全带来了以下三个方面的挑战：一是邻国的政治转型进程对中国政治体制产生了重大的冲击波。在西方政治话语霸权之下，坚持走自己发展道路的中国可能因此在国际社会中受到指责甚至孤立。(44)二是邻国的政治变革与社会转型给中国边疆地区带来的冲击尤为突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西北、西南、东北等边疆地区的发展明显滞后。由于边疆发展滞后，中国的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比如“疆独”、“藏独”问题；中国的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面临隐忧，如民族矛盾和冲突的触发点增多。加之中国的边疆地区和周边国家已经形成一种快速联动的关系，周边国家政局变动和社会不稳，很快会传导到中国边疆地区，这对中国边疆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带来隐忧。三是部分邻国与美国共同对中国开展“价值观外交”，意图在地区事务中孤立中国。日、美等国开展的对华“价值观外交”宣扬民主与自由，抨击中国威权体制“不民主”，误导中国的周边国家。例如，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倡导的“日美澳印价值观联盟”，意在从东南部海洋方面对中国形成钳制之势；日本前外相麻生太郎倡导的“自由与繁荣之弧”，则意在由日本主导一个欧亚大陆“价值观联盟”。美国实施的“价值观外交”一方面旨在使中国的周边外交限于道德上的“不义”境地和被动局面，另一方面在于“改变”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比如，美国以“网络自由”为旗号，改变“自上而下”推进民主自由的传统模式，以维权律师、地下宗教、异见人士、网络领袖、弱势群体为核心，以期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渗透中国基层，为中国的“改变”创造条件。(45)
冷观邻国政治转型给中国带来的政治安全挑战，中国要进一步完善国内改革。以下两点很重要：第一，中国政府要努力向周边国家展现我们制度建设的信心和制度改革的决心。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提出，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要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46)只有中国自己在制度建设上有自信、在制度改革上有决心，才能让世界各国真正信服中国的制度软实力。
第二，中国也要使自身的政治价值观更具普遍性。民主、自由、平等、公正、人权、和平等这些政治价值观应该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共享的。“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47)2008年5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福田康夫在东京签署的《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提到：“为进一步理解和追求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和普遍价值进行紧密合作，不断加深对在长期交流中共同培育、共同拥有的文化的理解。”(48)中国政府认同国际社会的普遍价值观会拉近与邻国的心理认知，让周边国家感受到中国做一个良善大国的诚意。
总之，应对邻国政治转型对中国政治安全的冲击，一方面取决于中国自身的制度革新和国内民主建设，中国要进一步赋予民主以自己独特的内涵和解释，并力求为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另一方面取决于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如何做到与周边国家共存共赢。只有这样，中国才有可能被周边国家视为一个“可亲的”和“可信的”的大国。
六 积极提出和倡导区域制度构想
冷战结束以来，亚太地区出现了一些多边制度和多边组织。进入21世纪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东盟等为了在未来的亚洲地区多边制度构建中抢占先机，积极提出了各自的多边制度倡议。
美国已经形成了相对清晰的亚太多边制度设想。美国的设想是：在巩固美国与亚太盟友关系的同时，激活亚太经合组织这一“老制度”，参与东亚峰会和TPP这两个“新制度”，倡设“湄公河下游行动计划”等多种“小制度”。2011年，奥巴马政府提出了更为宏大的“太平洋世纪”战略构想，力图在亚太地区建立一个新的地区架构和实现美国的领导。日本认为东亚峰会模式有利于平衡中国快速增长的影响力，试图把东亚峰会从战略论坛变成务实的地区合作机制。2009年8-9月间，日本民主党赢得大选后，鸠山由纪夫首相展现出重视亚洲的姿态，大力倡导“东亚共同体”理念，引起各方关注。虽然2012年12月日本大选后民主党下台，但是笔者认为“东亚共同体”构想在日本国内仍具有广泛的思想基础，需要继续关注。与“东亚共同体”倡议相对的，是澳大利亚的“亚太共同体(Asia Pacific Community)”倡议。该倡议是时任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在2008年6月的一次演讲中正式提出的。2010年7月，澳大利亚现任总理朱莉娅·吉拉德(Julia Gillard)表示，她打算放弃陆克文此前提出的“亚太共同体”计划，但她同时指出，建立地区间对话的理念、进行亚太区域外交的努力是好的。(49)东盟力图通过加强自身一体化建设，保持其在东亚机制中的主导地位。2007年1月，宿务东盟首脑会议发表《关于加快到2015年建成东盟共同体宣言》，把建成东盟共同体的时间表提前至2015年，以便“通过加强东盟一体化建设，强化东盟作为引领变化中的地区格局驱动力的中心地位与主导作用”。(50)
无论是现有机制之间的竞争，还是地区机制的新倡议，上述国家(地区组织)的倡议或主张在很大程度上都有平衡中国影响力的考量。在各国竞相提出各自的亚洲地区多边架构的背景下，中国要积极提出自己的亚洲区域多边制度构想。
第一，要对亚太地区多边架构的功能和走向有准确的认知和研判。目前，东亚峰会容纳了中、美、俄、日、印在内的所有亚太大国，是大国势力汇聚之地。中国可以致力于保持东亚峰会的务虚性质，将其作为进行广泛的战略性对话的平台。同时，中国要坚持东盟“10+3”机制的务实性质，积极、稳妥、扎实地推进“10+3”的各项合作。在主要的地区合作机制中，“10+3”机制和东亚峰会之间可以形成“内核”与“保护带”的关系，使两者间的竞争关系更多地转化为互补关系。(51)
第二，积极、巧妙地参与亚洲区域多边制度，并增强在这些多边机制中的影响力。首先，中国要尽快研究建立以东盟为主导，包容、开放且有约束力的地区多边安全机制。该机制欢迎美、俄、欧盟、澳等域外力量加入，旨在打造地区和平“稳定器”。其次，中国要努力促进亚洲的“小多边”制度和“大多边”制度的互补。近年来，亚洲地区的“小多边”制度在数量上发展很快，但整个亚洲地区现在还缺少全面的、包容性的“大多边”机制。中国需要努力使“小多边”制度(特别是中美印、中美日、中美俄等三边机制)与“大多边”制度进行互补。最后，中国要充分发挥边疆省份的积极性，支持边疆省份与周边邻国搭建次区域多边经贸合作制度。比如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中俄哈蒙阿尔泰地区经济合作机制、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泛北部湾经济合作机制、图们江地区经济合作机制等。这些次区域合作制度除了促进边疆与周边的经济发展外，也要致力于解决跨境生态、资源、边界纠纷、犯罪、自然灾害等安全挑战。
第三，提出“东盟机制下的中美日合作领导模式”的亚太领导权新构想。由于亚太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等方面的多元化，决定了该地区合作进程中领导权问题的特殊性。美国谋求建立以它为中心的领导权模式，但是由于美国长期推行霸权主义，强调双边同盟，干涉别国内政，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亚洲国家的反对和批评。今后最有可能形成的亚太合作领导权模式是“东盟机制下的中美日合作领导模式”。在该模式下，未来的亚太合作领导权体现为中、美、日、东盟等行为体的一种互动关系。同时，作为中等国家的韩国、澳大利亚、各种非政府组织等都是这一模式的“利益相关者”，可在这一模式中发挥重要作用。该模式解决了中、美、日三大国都不具备单独领导该地区的绝对资质问题；承认了美国在亚太的利益存在，有利于实现美国与亚洲国家间的共存共赢；尊重了目前东盟主导东亚区域合作的现实，弥补了东盟模式的不足；调动了中等国家、非政府组织等“利益相关者”的积极性。
总之，中国需要更加积极地介入亚太的多边制度，并主动提出自己的区域制度构想。尽管中国自身的行为会受到一定的制约，但是这也加强了中国同周边国家的经济与政治合作，有助于建立相互之间的信任，化解或减轻周边一些国家对中国的焦虑感，从而维护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和平与稳定。另外，多边制度对于抵制大国单边主义和强化地区军事同盟的努力，消弭周边国家和外部大国对中国的联合制衡意图，也能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七 构建未来十年中国的“大周边外交战略”
中国周边外交亟须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构建面向未来十年的“大周边外交战略”。
首先，树立“大周边”外交理念。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向外延伸和海外利益的增加，中国需要树立“大周边”外交理念。本文的“大周边”理念是相对于“小周边”理念而言的。“小周边”通常是指与中国领土领海直接相邻的国家和地区，如俄罗斯、蒙古、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诸国。而“大周边”概念超越传统的地理范围界限，同中国海上、陆上有相同战略利益需求的国家和地区。界定中国“大周边”地理范畴需要考虑三个因素：最大程度上有利于巩固中国地缘战略依托；要考虑中国自身实力以及对周边的有效影响力；实施周边外交的成本与收益。(52)基于上述三个因素的综合考虑，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和南太平洋地区这“六大板块”应该作为中国的“大周边”地理范畴。其中，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这四个“板块”与中国陆海直接接壤，自然属于中国周边范畴。此外，西亚和南太平洋地区也应纳入中国的“大周边”视野中。西亚地区是中国西部周边的战略延伸地区，该地区局势与中国的能源安全、边疆稳定和西部发展息息相关。南太平洋地区是中国东南部周边的战略延伸地区，确保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两个该地区领军国家的对华友好是中国海上安全的关键所在。同时，我们也反对随意扩大对中国“周边”范围的界定，以避免导致周边国家误认为中国在扩展其“地缘政治势力范围”。新时期的“大周边”外交理念具有政经合一、陆海并重的特点，表明我们力求以与时俱进的视角看待新时期中国的“周边地缘”与“战略边疆”。
其次，构建应对美国、日本、俄罗斯、印度四国的“新型大国关系”。影响中国周边外交的大国主要是美国、日本、俄罗斯和印度四个大国。美国是影响中国周边外交的最重要的大国因素，其他大国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从属于中美在亚洲的双边互动关系。应对中美在亚洲的“竞逐兼容”关系，要继续加深两国在亚洲的经济相互依存，塑造两国在亚洲的共有利益，夯实周边依托以增加对美外交的“砝码”。在中日“竞雄共存”的框架下，未来中日需要着力实现从功能互利到政治互信和战略互惠的突破。俄罗斯是中国周边外交中为数不多的有利性大国因素之一，中国宜充分利用俄罗斯因素，以促进对周边国家的外交。同时，中国也要努力消除俄方认为中国同它竞争势力范围和影响的担忧，引导俄方理性看待两国在中亚地区的商业竞争。在中印共同崛起的背景下，中国需要充分尊重印度的新兴大国地位，把“竞进均衡”的中印关系转化为对中国周边外交有利的因素。对于印度以东阵营，我们应充分尊重印度的主导地位以及其他国家“跟随印度”的现实。中国需要妥善应对美、日、俄、印四国对中国周边安全和周边外交的影响，并努力与美、日、俄、印共同探索构建一条以尊重为前提、以合作为途径、以共赢为目标的新型大国关系之路。
再次，统筹中国周边“六大板块”(次区域)。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南太平洋已经成为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不可或缺的“六大板块”。一方面，中国要根据不同“板块”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制定中国的周边政策。如中国的东北亚外交，以六方会谈机制化为基础推动东北亚安全机制的构建，以地缘经济合作为切入点推动地缘政治正向发展，推动中国倡导的多边制度与美国主导的双边同盟在东北亚的兼容共存；(53)中国对东南亚的外交重心应做如下调整，即由近20年来所奉行的以经济外交为主，以战略保证和谨慎被动的“搁置外交”为辅，逐步调整为经济外交与积极主动的安全战略并重；中国的南亚外交需要高度重视印度崛起的战略意义，坚持中巴传统友谊，加强与美国的南亚政策协调；中国在制定中亚政策时需综合考虑相关国家或国际组织的利益诉求，在促进中亚国家稳定和发展的前提下实现自己的利益；中国的南太平洋外交既要重视发展与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两个领军国家的关系，也要努力化解美、日、欧等大国或大国集团对中国南太平洋外交政策的干扰。另一方面，中国要把“六大板块”看做一个利益高度相关、互动极为频繁的整体，统筹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与南太平洋“六大板块”。中国要打破不同“板块”之间、陆地与海洋之间的分割，形成陆地与海洋事务、中国边疆与周边区域的联动机制。中国要统筹“东线板块”(东北亚、东南亚、南太平洋)与“西线板块”(西亚、中亚、南亚)，实现较大的战略回旋余地。比如，当“东线板块”出现岛屿和海洋领土划界争端和矛盾时，中国的“西线板块”地区形势实现了某种程度的缓转，这启示我们可以通过统筹周边“六大板块”，实现战略回旋，摆脱危机，化被动为主动。
最后，整合四种周边外交思路，形成中国的“大周边外交战略”的整体谋划。目前，国内政策界和学术界存在着四种周边外交思路：一是“海上突破”，在应对海洋领土争端中突破外部大国和某些海上邻国对中国的联合“封锁”，在确保突破西太平洋的基础上，推动中国与南太平洋、东印度洋国家关系的不断发展。二是“积极西进”，将南亚、中亚、中东等“西部”地区塑造为中国的战略纵深区域和经济战略地带，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开辟广阔的战略空间。持这一思路的学者认为，“西进”是中国内部经济再平衡所驱动的，有利于建立更为平衡的中美关系；此外，中国在西部各国的经济利益日益扩大，展现了参与大国多边协调、提高国际地位的良好机遇。(54)三是“立足国内”，改革国内外交决策体制以提高决策制度化、科学化水平。目前，中国外交的核心决策体制是中央外事领导小组(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该机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领导外事、国家安全工作的议事、协调机构。(55)应该说，中央外事领导小组这一体制创新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在新形势下，不少学者认为该机制还有待完善，问题主要体现为“民主不充分，集中不完善”。(56)因此，笔者建议在中央层面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取代目前的中央外事领导小组(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国家安全委员会将在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主持下处理外交与安全事务并制定相关政策。中国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为了有效整合内部外交(安全)资源，解决跨部门协调的难题和外交决策面临的复杂问题，从而确保在面对外部紧急事态时反应迅速、决策有力。四是“外围拓展”，在更为广阔的拉丁美洲、欧洲、非洲等地区拓展中国的海外利益。未来十年中国的“大周边外交战略”既要“海上突破”，又要“积极西进”；既要“立足国内”，又要“外围拓展”。在整合上述四种周边外交思路的基础上，整体谋划中国的大周边外交战略，形成中国周边外交的整体战略架构。
笔者在此感谢外交部亚洲司李碧建参赞，复旦大学杜幼康教授、郑继永副教授以及《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匿名评审人对本文写作的帮助。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修回日期：2013-05-30]
注释：
①钱洪良主编：《中国和平崛起与周边国家的认知和反应》，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199页。
②参见李玉：《中日邦交正常化40年来相互认识的变化——以中日关系舆论调查为例》，载《中日关系史研究》，2012年第2期，第5-20页；崔世广：《中日相互认识的现状、特征与课题》，载《日本学刊》，2011年第6期，第56-70页。
③S.B.Asthana,“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of China:A Critical Analysis,”Combat Journal,Vol.30,No.2,2001,p.38.
④李静杰：《跨入新世纪的中俄关系》，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7年第2期，第63页。
⑤钱洪良主编：《中国和平崛起与周边国家的认知和反应》，第116页。
⑥李静杰：《跨入新世纪的中俄关系》，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7年第2期，第63页。
⑦根据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中国、日本、韩国提供储备库资金的80％，其余20％来自东盟国家。
⑧卢光盛：《国际公共产品与中国-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关系》，载《创新》，2011年第3期，第9页。
⑨“揽镜自鉴”观点受到复旦大学葛兆光教授一篇文章的启发。葛兆光认为，仅仅靠中国的资料来解释中国是不够的，还必须从周边国家关于中国的史料来解释中国，这将促进我们对于中国文化、历史和传统的自我认识。所谓“揽镜自鉴”，就是“通过他者认识自我”，这是文化反思的一般途径。如果没有一个有差异的“他者”，也无法借助差异来认识“自我”。参见葛兆光：《揽镜自鉴——关于朝鲜、日本文献中的近世中国史料及其他》，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第2-9页。
⑩N.Ganesan,“ASEAN’s Relations with Major External Powers,”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Vol.22,No.2,2000,pp.256-278.
(11)张蕴岭：《把握周边环境新变化的大局》，载《国际经济评论》，2012年第1期，第11页。
(12)晓岸：《七问美国对华战略疑点》，载《环球时报》，2012年4月18日第14版。
(13)祁怀高：《构筑东亚未来：中美制度均势与东亚体系转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1页。
(14)商务部美洲大洋洲司：《中美经贸合作简况》，2013年2月21日，http：//mds.mofcom.gov.cn/article/date/201302/20130200033490.shtml。
(15)商务部美洲大洋洲司：《中美经贸合作简况》，2013年2月21日，http：//mds.mofcom.gov.cn/article/date/201302/20130200033490.shtml。
(16)U.S.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Major Foreign Holders of Treasury Securities,”http：//www.treasury.gov/resource-center/data-chart-center/tic/Documents/mth.txt.
(17)Kenneth Lieberthal and Wang Jisi,“Addressing U.S.-China Strategic Distrust,”John L.Thornton China Center Monograph Series No.4,March 12,2012,pp.41-42,http://www.brookings.edu/～/media/files/rc/papers/2012/0330_china_licberthaI/0330_china_lieberthal.pdf.
(18)《中国驻美大使指出美应放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2011-11/19/c_111179804.htm；《张业遂大使在美国中国总商会成立6周年晚宴上的讲话》，2011年11月18日，http：//www.china-embassy.org/chn/sgxx/dszc/dashihuodong/t878929.htm。
(19)袁鹏：《关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思考》，载《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5期，第8页。
(20)《关于加强中美经济关系的联合情况说明》，新华网，2012年2月14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02/15/c_111527235_2.htm。
(21)《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司长谈中国与邻国的划界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2005年8月31日，http：//www.gov.cn/jrzg/2005-08/31/content_27899.htm；《中国已与12个陆地邻国划定边界》，新华网，2010年2月1日，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10-02/01/content_12913938.htm。
(22)《国家海洋局报告指出海洋安全是中国国家安全重点方向》，新华网，2013年5月8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5/08/c_115688026.htm。
(23)国家海洋局：《中国海洋政策》，北京：海洋出版社1998年版，第100-101页。
(24)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北京：海洋出版社2002年版，第125-126页。
(25)印尼未占领岛礁，但其宣布的专属经济区侵入中国南海断续线内3.5万平方公里。参见李国强：《中国的南海诉求究竟是什么》，载《国际先驱导报》，2012年3月9-15日第32版。
(26)Hillary Rodham Clinton,“Remarks at Press Availability,”Hanoi,Vietnam,July 23,2010,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0/07/145095.htm.
(27)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新华网，2012年9月，http：//news.xinhuanet.com/2012-09/25/c_113202698.htm。
(28)冯梁等：《中国的和平发展与海上安全环境》，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第135页。
(29)冯梁等：《中国的和平发展与海上安全环境》，第375页。
(30)对于六方会谈这样的“软制度设计”与其协商过程的渐进性分析，参见Chadwick I.Smith,“North Korea:The Case for Strategic Entanglement,”Orbis,Vol.50,No.2,2006,pp.343-353。
(31)Charles L.Pritchard,Failed Diplomacy:The Tragic Story of How North Korea Cot the Bomb,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e Press,2007,p.179.
(32)石源华：《“六方会谈”机制化——东北亚安全合作的努力方向》，载《国际观察》，2005年第2期，第20页。
(33)Valerie Bunce,“Should Transitologists Be Grounded?”Slavic Review,Vol.54,No.1,1995,pp.111-127; Andrei P.Tsygankov,“Modern at Last? Variety of Weak States in the Post-Soviet World,”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Vol.40,No.4,2007,pp.423-439.
(34)Jim Nichol,Central Asia:Security,Internal Affairs and U.S.Interests,New York:Nova Science Publishers,2008,p.15.
(35)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疆的发展与进步》，2009年9月，http：//www.scio.gov.cn/zfbps/ndhf/2009/200909/t418337_7.htm。
(36)傅小强：《中国与阿富汗关系的现状与前景》，载张蕴岭主编：《中国与周边国家：构建新型伙伴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21页。
(37)杨晓萍：《南亚安全架构：结构性失衡与断裂性融合》，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2期，第91-92页。
(38)《缅甸果敢地区局势趋于平稳 我妥善处置涌入境内边民》，新华网，2009年8月30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9-08/30/content_11967753.htm。
(39)《中国公安部副部长：湄公河惨案基本告破》，新华网，2011年10月29日，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11-10/29/c_122212256.htm。
(40)《罗照辉：和谈是解决缅北问题的唯一正确途径》，新华网，2013年2月28日，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2013-02/28/c_124400385.htm。
(41)曾枝盛：《“颜色革命”及其思考》，载《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第46页。
(42)张小明：《影响未来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因素》，载《当代世界》，2010年第6期，第26页。
(43)袁鹏：《中国真正的挑战在哪里》，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12年7月31日第1版。
(44)参见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新华网，http：//www.xj.xinhuanet.com/2012-11/19/c_113722546.htm。
(45)温家宝：《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载《人民日报》，2007年2月27日第2版。
(46)《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新华网，2008年5月7日，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05/07/content 8123814.htm。
(47)《吉拉德认为陆克文时期外交政策失败》，澳洲新快网，2010年7月5日，http：//www.xkb.com.au/html/news/aozhoushizheng/2010/0705/37562.html。
(48)“Cebu Declaration on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ASEAN Community by 2015,”http：//www.aseansec.org/19260.htm.
(49)田野：《东亚峰会扩容与地区合作机制的演化》，载《国际观察》，2012年第2期，第43页。
(50)这三个因素的归纳受到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杜幼康教授的启发，2012年10月20日于上海。
(51)祁怀高：《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东北亚安全环境与中国东北亚外交》，载《国际安全研究》，2013年第2期，第88-103页。
(52)王缉思：《“西进”，中国地缘战略的再平衡》，载《环球时报》，2012年10月17日，http：//opinion.huanqiu.com/opinion_world/2012-10/3193760.html；《王缉思：西进，是还中国以“中国”的地位》(2013年3月20日)，《纽约时报》中文网，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30320/cc20wangjisi/。
(53)1998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撤销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成立中央外事办公室(简称“中央外办”)。中央外办作为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事机构，列入中共中央直属机构序列。2000年9月，中共中央组建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与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合署办公。中央外办同时作为其常设办事机构，两块牌子，一套机构。参见宫力、门洪华、孙东方：《中国外交决策机制变迁研究(1949-2009年)》，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11期，第53页。
(54)张骥、赵姗姗：《“中国外交体制、运作创新与中国外交研究创新”研讨会综述》，载《外交评论》，2011年第1期，第156-1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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