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所多玛城到圣母之峰——论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卡拉论文,圣母论文,夫斯基论文,佐夫论文,兄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陀思妥也夫斯基的沥血遗作《卡拉马佐夫兄弟》①是这位天才艺术家一生的丰富总结和生动的墓志铭。在这部巨著中，陀思妥也夫斯基以其特有的激情形象地阐发了“善”必胜“恶”的信念、博爱驯顺的道德伦理观和以宗教驯化代替阶级斗争的社会政治观，以及神秘主义和怀疑主义相交杂的哲学命运观。这些思想是如此深刻地渗入作品的艺术氛围，并与作家精湛的艺术技巧相璧合，使《卡拉马佐夫兄弟》成为陀思妥也夫斯基全部小说创作中最富有独特艺术魅力和思想深度的一部。
旧俄外省地主卡拉马佐夫一家父子，兄弟间因金钱和情欲引起的冲突、倾轧和最后酿成的悲剧，是这部小说的基本脉络。作品塑造了卡拉马佐夫家庭各异其趣的一父四子的典型形象，生动完整地描摹了所谓“贪财、好色、残暴、冲动”集于一体的“卡拉马佐夫性格”。作者冀图通过一个“偶合式”家庭的悲剧，就俄国当时所面临的社会危机，提出他自己的治疗方案。他唯心地梦想在基督博爱力量的感召之下，人类从此走向永恒的和平与幸福。但是，怀着对黑暗现实的强烈憎恨和对于劳苦大众的无限同情，作为一位有良知的艺术家，他凭借着现实主义的执着精神艰难地与主观偏见作斗争，使他的作品在自我谴责、自我辩驳的情境之下，展现出一个破碎的心灵世界，一个失重的探索者的矛盾灵魂：一方面，作者急于宣扬自己的基督国理想，另一方面又以无情的事实来指证这种理想的虚妄；一方面尽力控诉现实的丑恶和黑暗，另一方面却又劝人放弃斗争，低下头来受苦受难。
包容着如此繁杂矛盾的思想的作品，是以何种独特方式构筑出来的呢？让我们深入这座艺术大厦的内部，去感受一下十九世纪一代英才的创造精神。
从宏观角度来看，整部作品采取的是双线并进的形式结构。作者努力营造了两个对立交错的世界：理想的圣母之峰式的基督教国度和现实的污秽罪恶的“所多玛城”——“畜栏”斯科托普里负斯克。卡拉马佐夫家的幼子阿辽沙在理想国中逐渐形成自己的宗教理想与道德信念，而其它兄弟却在“畜栏”之中展开弑父行动，逐渐沉沦。天国的道德体系与尘世的价值体系如水火一般不能相容。起初两种体系各自发展，各行其事，但随着情节的铺展，逐渐地相互碰撞与分割，最终都呈现出分裂状态。而这种矛盾的最终激化便是法庭审理德米特里一案与伊凡变疯。这是作者用心良苦营构的大规模对比手法，体现了理想与现实的尖锐矛盾，恰似一个双足陷入尘世泥淖不得飞升的天使的梦幻，他整日抚摸创痕沉浸在对于天国的回忆和遐想之中。陀思妥也夫斯基在梦想中企盼人性的复归和道德的苏醒，展开了一系列的对于道德归宿与精神家园的痛苦求索。陀思妥也夫斯基之所以被米哈依洛夫斯基称为“残酷的天才”，不仅在于他对人间苦难的冷静剖析，主要的还是他对于自身信念的无情摧毁，即采用“自我归谬法”：他首先提出自己的完美理想，然后脱离自身，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冷眼旁观，抓住这种理想的弱点，给予致命一击，一例反证便使自己前功尽弃，这种自我背弃无异于精神上的自戕，它深刻展示了陀思妥也夫斯基在理想与现实的夹缝之间久久徘徊的痛苦与绝望。这正如佐西马长老分析伊凡时所说的：“受折磨的人有时常爱以绝望自娱。”
陀思妥也夫斯基易于激动的个性和矛盾的思想使他无法缄默，甚至无法平心静气地在作品中慢慢铺陈他的思想，尘世的烦扰以及梦想成为人类思想代言人的信念如炼狱之火时刻煎熬着他，他急需演说、辩论、倾吐。他不需要轻柔婉转的轻音乐，他需要的是多声部的大合唱，用千百张口来述说人世的痛苦、颠沛和自己的不绝追求。在这种激越的情感支配下，长篇对话形式被大量采用，这有利于各种对立意见的表述、争辩和矛盾的直接体现、碰撞，并形成一个从此在对话中将思想与情节立体推进的模式。此即巴赫金所谓的“复调”现象。相对于独白型小说，作者的统一意识被打破，作品中人物的独立意识逐渐加强，并展开了与作者的积极对话。我们在作品中几个人物身上都能多少看到作者的影子。若说佐西马长老可以看作是作者理想的结晶，那么伊凡最能直接显现作者对于现实的趋近残暴的愤怒。两种截然对立的思想以阿辽沙为交流中介展开对话，这即是理想与现实的碰撞，又是关于人类终极问题的一次广泛、平等的对话。作品的思想高度在矛盾激化过程中不断飞升，伴随着不灭的宗教情怀和愤世精神。
作品中的多音齐鸣现象的出现决非偶然。激越、喧嚣、一吐为快的情绪时刻跳荡在作品中，在高度压缩的时空里呈现出紧张与不平衡的节奏感（“共时性”）。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小说喜欢截取生活的一个横断面，不去发展人物性格，不作历史纵深的挖掘，而是将人物性格发展与社会历史进程以及事任的因果向横面压缩、投映、聚焦。和托尔斯泰的细心铺陈相反，陀思妥也夫斯基尽心竭力地加以刻画的，便是这“一瞬间”的垂直蒸腾。正像一个充满空气的球体，以纵向不断给予挤压，终会使其横向膨胀至极限，而突破极限的这个“瞬间”球体的爆炸使整幅作品的深层意识喷涌而出，表现在作品中歇斯底里的情感爆发和精神的最终崩溃。同时，“善”与“恶”的不断争斗使整部作品始终处于焦躁不安的氛围之下，环境永远不能给人一个舒适的印象：类似自寻烦恼式的自我诘难、自我拷问，作家与在作品人物身上不自觉流露的“自我”映象的不断斗争、压制以及随之而来的反弹力使整部作品闪现着焦灼、痛苦、控诉与悲哀的影子。陀氏在这部作品中企图违背自己的意愿宣扬顺从胜于抗争的思想，但是，表面的顺从之下却时刻沸腾着被抑制的愤怒和复仇的渴望。此外，人物的相互对比也加强了紧张、摇摆、动荡的关系对应，人物相处便如多极相对，是一首嘈杂的合唱。而卡拉马佐夫式的“性格张力”更是这种紧张对立关系的生动体现。“（卡拉马佐夫式的性格）能够兼容并蓄各式各样的矛盾，同时体味两个深渊，一个在我们头顶上，是高尚的理想深渊，一个在我们脚底下，是极为卑鄙丑恶的堕落的深渊。”这实际上是一种分裂的人格，是“善”与“恶”彼此消长的力量之场。紧张、迅速、充满丰富的戏剧性与两种抗力的斗争——这个特点如烙印一般呈现在作品中，使之显示出惊人的艺术力量。
晚年的陀思妥也夫斯基长期沉浸在对于人类终极问题的思考之中，这使得《卡拉马佐夫兄弟》具有明显的宗教思辩倾向，以至叶尔米洛夫干脆称之为“教会小说”。②作者在写作时为痛苦、焦躁的情绪所支使，沉浸在类似宗教原罪感式的自我惩处之中。而对“真、善、美”三者无法真正统一的情况，作者虽不乏自欺与自慰，但更多的是自我鞭责，他把自己提升到这样一个高度：为全人类的命运思考。他利用“宗教大法官”与耶稣的直接对话，以锐利的辞锋，和极大的勇气无情地质问宗教。但是，他即使自我伤害得遍体鳞伤，也不愿走出宗教畅想的窠臼。作品始终笼罩在浓重的宗教氛围之中。
伴随着宗教色彩而来的是神秘气氛和寓言性质以及全面覆盖的象征性。“畜栏”这个地名不仅指代十九世纪俄国从农奴“解放”到资本主义发展时期人欲横流的外省小城，它还象征着整个俄罗斯悲惨阴暗的现状，影射着所有道德污浊与人伦丧尽之地，是“恶”的所在；而与此相对照的是佐西多长老的修道院作为“善”的化身，则象征着灵魂的升华和道德的自我拯救。在弱肉强食，追腥逐臭的畜栏之中，谁也难以逃避最终沦丧的命运。卡拉马佐夫一家成为贪欲的牺牲品，只有阿辽沙在宗教引导之下灵魂得救远离灾祸，“善”与“恶”的矛盾斗争是整部作品的驱动力，它们首次碰撞的火花便是修道院里一次“不适当的聚会”。卡拉马佐夫一家，除了老卡拉马佐夫是个“恶”的集大成者，大致来说，斯麦尔佳科夫象征着卑贱阴险的个人主义，德米特里象征着兽欲与冲动，伊凡象征着怀疑与为所欲为的无政府主义，而阿辽沙则代表着高尚与纯洁，即“人民的道德”。所以说，作品中的人物，与其说是性格个体，不如说是某种思想或意识的载体和象征，因而人物的对话大多趋近道德的伦战，这使得作品处处展示出丰富的寓言意味。整个文本便是一个指向人类终极命运，展示理想与现实激烈矛盾之下俄罗斯人痛苦求索的寓言——作品的永久魅力即在于它这种深刻内涵。伊凡虚拟的“宗教大法官”与耶稣的会谈是关于人类最终的抉择、有神与无神、神权与世俗法律的思辨过程。而他提出的全世界广泛存在的受虐儿童的苦难以类似疯狂的痛苦一改寓言轻松、冷静的外表，以现实作为寓言营构的基础，指证宗教的虚弱本质以及尘世痛苦之下天国幸福的虚渺无凭，反衬出流血、暴力和牺牲的无可避免，愚民政策与恐怖统治的现实必然性。然而作者本着人类的良心出发，是不可能推崇残暴的，这只能愈发增重他的痛苦与分裂。佐西马长老的临终训示，如“俄罗斯教士的可能性”，“人类裁判官”，“地狱之火”等虽充满宗教训示的精神，但其中的寓意是明显的：这是一个个关于俄罗斯土地上人民与宗教的结合与彼此归宿的寓言。训示作为伊凡理论的对立面提出，从更广泛的角度让人感受到精神与肉体存在的永恒矛盾的悲衰。更富有意味的是，德高望重的佐西马长老死后不久遗体便迅速发臭变腐，这令乡邻里猜疑，阿辽沙也几乎因此改变他的信仰。这样的设计只不过是为了强烈展示精神与肉体的分离，尘世的凡胎肉身（若佛教所云“臭皮囊”）与天国的绝对精神之间不可抹杀的天堑鸿沟。在宗教净化与现实罪恶之间，找不到精神与肉体的完美契合点，二者只能择其一。佐西马长老选择了理想的天国精神，却更加不能阻止他留在尘世的肉体以超乎常人的速度腐烂变质。这个寓言的背面埋葬着陀思妥也夫斯基多少内心分裂的悲痛以及高傲的残酷，大概只有癫狂的他自己最清楚。在第四部第一卷中作者描写了一群可爱，早熟的男孩子们，把孩子作为未来的希望的象征，以寓言的形式展现人类不绝的希望。欢愉中不免也有伊留莎悲惨的死亡，预示着前途的阻碍和通向希望的创伤。至于“一根葱”，“加利利的迦拿”，“飞驰的三套马车”，“两头伤人的大棒”等，更是现成的寓言在新条件下的重新诠释。
当然，最令人有确切的感受的还是渗透文本始终的富于暗示的神秘感，其中堪称代表的是斯麦尔佳科夫的出生和成长。仆人格里戈里的妻子生下一个六指婴儿。他惊慌不已，认为婴儿是“蛇妖”的化身，不应受洗。婴儿得鹅口疮死去之后，葬礼的那天晚上格里戈里便在花园里看到了刚生下的斯麦尔佳科夫，这正是荒淫无度的老卡拉玛佐夫奸淫疯女丽莎维塔的结果。令人奇怪的是，神智不清的丽莎维塔竟在最后一天的晚上，摆脱保护人的照顾，仿佛给什么精灵“招过去”一般，跳进了卡拉马佐夫家高高的花园围墙，在牛栏里产下了婴儿。而这个婴儿正是日后的杀父凶手。这类似“因果报应”的神秘主义色彩弥漫于整个文本（斯麦尔佳科夫和伊凡的作法自毙也属此类）。斯麦尔佳夫的出生与“六指婴儿”之死的巧合隐含着凶杀报应的暗示与凶兆。斯麦尔佳科夫完全是卑琐阴险的化身，他带着与生俱来的仇恨与变态心理，对这个世界白眼相向。他出奇地孤僻、固执和阴险，幼时便热衷于把猫吊死并为之举行葬礼；他在圣经课上冷笑，质问格里戈里上帝第一天创造的世界的光亮从何而来；此外他还有突如其来的异常的洁癖。这都给人一种诡秘、阴森、不可理喻的印象。他是一个神秘的丑恶与恐怖的凝聚体，而绝不仅仅是一个庸俗的小市民形象。此外，还有拉基金的握手使霍赫拉柯娃肿脚，伊凡内心的魔鬼化为实体与他展开辩论，终于摧垮了他的意志等等。由此可见，浓厚的宗教神秘气氛、深刻的寓言含蕴与象征手法的广泛采用正是这部作品的鲜明特色。
陀思妥也夫斯基一直有个观点，那就是认为内心分裂的痛苦是正常的，由此可以证明灵魂里有良心的不断呼声。但他是如此执著地深信这一点，以至于将内心分裂过分理想化了，甚至形成对压制、削弱良心呼声的东西的迷醉或变相歌颂。佐西马长老对阿辽沙的遗言：“要在痛苦中寻找幸福。”已成为陀氏塑造人物的座右铭。他笔下的人物是充满自我拷问、自我反省的痛苦求索的灵魂，时常为实在的或虚幻的痛苦而陶醉和狂喜。永生的痛苦找不到解脱的途径，便求助于容易施行的自虐，在自虐中感受到自我压迫和蔑视痛苦的幸福与勇气。伊凡说：“我哭泣并不是由于绝望，而只是因为能从自己的泪水中得到快乐，为自己的伤感所沉醉”；而卡捷琳娜，正如伊凡所分析的，她爱德米特里是因为“他越是侮辱您，您越是爱他。……您爱他正为了他侮辱您。”至于老卡拉马佐夫，更是一副自甘小丑、自我作践，“为自己的丑行向所有的人复仇”的模样，终于成为永远孤独的丑角与情欲的牺牲品。
因此，高尔基在《论文学》中评价说：“陀思妥也夫斯基——本人是一个伟大的折磨者和具有病态良心的人——正是喜爱描写这种黑暗的、混乱的、讨厌的灵魂。”③陀思妥也夫斯基以残酷的精神欣赏“病态而又恶毒的灵魂”，这个灵魂即存在于特定人物身上，又是某一个人物的分裂的精神负面——即“恶”的一面，甚至还是作者心灵的一个阴暗投影。因此，作品中既有“善”与“恶”的象征特性人物的对话与冲突，又有主人公自身“善”与“恶”的彼此牵制与斗争，还有作家对自己的严厉争辩。这最后一种情况，既是作家与主人公的对话，又是作家自我交流式的个体复调（微型对话）现象。陀思妥也夫斯基濒于癫狂的主观主义特征在其全部创作中留下了鲜明的烙印：对什么事情怀疑越深，越不可救药地、拼命地说服自己，自己是相信这一点的。叶尔米洛夫批判说，陀氏为了他的思想倾向，不惜“让世界毁灭”、“让性格的真实和逻辑毁灭”，可是，“愿善的庸俗道德永存”，并形容说“陀思妥也夫斯基真像是一个兴风作浪召唤他无力制服的妖魔鬼怪的魔法师。”④这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准备把握住了陀思妥也夫斯基的艺术意趣和弱点。陀氏所塑造的人物普遍具有内心分裂症状，表现在生理上便是癫痫症与歇斯底里的发作。两种力量的斗争使人物从精神到生理都痛苦不堪，但同时又沉迷于这种痛苦。这种奇特的审美理想，在陀思妥也夫斯基塑造的女性形象中表现得最为突出。陀思妥也夫斯基一再对托尔斯泰笔下的女性形象表示不以为然，他笔下的格鲁申卡与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就全然不同于安娜.卡列尼娜和卡秋莎，她们的心灵是零乱、破碎、复杂多变的，体现了陀氏的“被摧残的美”⑤的审美理想。卡捷琳娜的形象刻画得如此丰满和动人心魄，应归功于作者对她的那种痛态的、扭曲的心灵的细致描摹。尤其是在法庭上的那一幕，卡捷琳娜的整个歇斯底里的精神状态暴露无遗。她一开始为了帮助德米特里摆脱弑父嫌疑，不顾自己作为未婚少女的尊严，讲述了她向德米特里借钱救父时准备受辱的羞耻心理以及德米特里的高尚行为，使德米特里处于有利地位。但是，当她看到她真心爱恋的伊凡在内心折磨下准备认罪时，又突然拿出德米特里醉后给她写的信置德米特里于死地，并对他加以诅咒。这种瞬间转变的戏剧性心理是如此震撼人心，令人在屏气凝神之中觉得一切又是如此真切细致，只有陀思妥也夫斯基那支病态般敏感、残酷的笔才能刻画得如此纤毫毕露。
在心理描摹方面，陀思妥也夫斯基没有走托尔斯泰那条细腻地描写心理变迁历程的路子，而是独辟蹊径地以人物急不可待的自我剖白与相互分析为基础，利用内心独白、梦境、幻觉、下意识等手法，一针见血乃至“残酷”地揭露人物的内心隐疾、欲望与狂想。人物的行为、话语除了表现陀氏迫切的说教意图，还在很大程度上为心理剖析作了必要的伏笔。陀思妥也夫斯基笔下的人物仿佛都是心理专家，他们对于自己与他人的内心世界调若观火。《罪与罚》中那位侦察科长波尔菲里对于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心理分析已准确冷静到令人恐惧的程度。而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作者更是一展所长，尽情地让人物互相分析与自我剖析。比如，伊凡分析卡嘉的心理：“但您是需要他（指德米特里）的，因为借此可以不断地默察自己坚守忠实的苦行，同时责备他的不忠实。这一切全是出于你的骄傲”。他指出卡嘉之所以爱德米特里，只是为了报恩和体验自我牺牲的幸福。卡嘉也是如此热切、直率、疯狂地暴露自己的意图：“我将成为他崇拜祈祷的上帝，——这至少是他为自己的变心，和为了昨天我为他所遭受的一切而欠我的债。……”这宛如热病般的自我表露式的狂乱与痛苦，不正渗透着丧失了憧憬的深深绝望么？在描写这些心理情感的时候，作者完全投入到一种忽冷忽热的情绪中去了，他的生活经历与主观感触为作品涂染上一份焦躁不安与神经质的色彩。比如伊留莎之死给斯涅吉辽夫带来的巨大创痛正是作者对幼子列沙之死的忏悔与悲怆回顾。
“复杂性，是‘灵魂’被小市民社会的生活条件和争取生活中有利地位的不断的琐屑斗争得极度破碎这一件事的悲惨、丑陋的结果。正是这个‘复杂性’，才能说明我们为什么在千百万人当中，只看到这样少仅仅被热情所征服的、出类拔萃的、性格非常明确的人——伟大的人”。⑥这是高尔基从社会历史角度给予陀思妥也夫斯基作品人物的评定，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揣摩出高尔基对于作品人物的理想模式与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审美理想是颇不相同的。这里，我们不能不提到陀氏独特的文艺观，这突出表现在他对奇特、幻想的事物的关注。在“当大家全都想把个别凑成一致，以便在普遍的混乱之中，竭力求得某种整个的涵义”的时候，他阐述了自己所理解的现实主义：“我对现实（艺术中的）有自己的观点，被大多数人几乎称为幻想的、特殊的事物，对我来说常常是构成现实最本质的东西。日常的生活现象和对这些现象的公认的看法，在我看来，还不是现实主义，甚至是相反”。于是我们便看到了疯狂的、粗野的、卑鄙无耻的、充满原始情欲的卡拉马佐夫性格和“偶合式”家庭。陀思妥也夫斯基称自己的现实主义是一种独特的“虚幻的现实主义”，这是通过病态的、疯狂的、扭曲痛苦的心灵的三棱镜所折射出来的现实主义，而绝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读者所观照的生活原生态。归根结底，这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文艺观大相径庭。此外，陀思妥也夫斯基对东尔尼雪夫斯基的“环境决定论”提出挑战，他所塑造的卡拉马佐夫一家尤其是阿辽沙与斯麦尔佳科夫完全排斥环境的影响力，成了一个神秘的意识象征体。正是这种创新精神使得陀思妥也夫斯基为西方现代派大力推崇。对生存的恐惧、怀疑、不安和无奈以及对于前途的迷惘使许多人走向自我封闭的内心世界，陀思妥也夫斯基等作家也在作品中摒弃了具体历史环境的表述，淡化背景，否认人与历史的不可分割性，只强调个体的自生自灭和对于终极抽象问题的思考。其实，人物的“复杂性”，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即他们所经历的那个年代在动荡中的不自觉的脱节与失重，这是一种时代的病变征候。
《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叙述角度是多变的，作者尽可能借助不同人物的立场，从各种角度来观照故事现场，造成视点的不断转换与跳跃。作为文本的作者，陀思妥也夫斯基一般处于全知叙述者的“前视”状态，即他预知故事情节的发展与结果，并不时提醒读者他无可动摇的叙述权威地位。除了不断暗示即将发生的弑父惨剧，他还在许多地方以先知者的面目出现。譬如：“现在只想预先说一句：那就是一天还没有过去，就发生了对于大家都是出乎意料的事……”此外，作者还别有趣味地把以后的事情提要来说，有效地摧垮了作品的时序性，使时间流脉对映着心理程式呈现着破碎形态：“……米卡已经失掉了自制，他突然从口袋拿出铜杵来……‘上帝当时在看护我’，后来米卡自己这样说”。
同时，作者为了避免单调，在叙述米卡试图杀父并逃跑过程时采取“同视”（或“内视”）角度，这时他已“化身”米卡，通过米卡的眼来观察周围的一切。作者还先后分别采取了阿辽沙、伊凡、佐西马长老等人的视角，使作品呈现跳跃的、音阶般的起伏变化。
在“错判的案子”一卷里，他先作为一个作者发言：“我要预先郑重地声明：我并不认为自己能把法庭上所发生的一切传达得十分完满，甚至也无法传送得很有条理”，但随之他又以作品中人物的身份说道：“当我们走进法庭大厅以前，我要提一提这一天使我特别惊异的那些事情，惊异的不单是我一人，以后发觉原来大家都十分惊异”。在这里，作者耍了一个小小的手腕：从全知叙述者摇身一变为法庭旁观者的一员。这有利于造成悬念，给读者一种“陪着你看”的假象，使之仿佛身临其境；这也有利于传达作品所渲染的气氛、人物的情绪和作者的嘲讽、同情、痛苦相交杂的心情，既能表现太太们“病态的好奇心”，又能洞悉检察官与律师草菅人命的冷酷。视点的不同，造成观察的视野、体现的情绪、面临的处境的急剧变化，从而使陀氏小说在“复调”的多音部合奏之外，又展现出一系列变幻莫测的移动图景。
《卡拉马佐夫兄弟》描写的不仅仅是一个卡拉马佐夫家庭的家族史，还是整个俄罗斯民族的受难史，更是人类终极关怀的探求史。老卡拉马佐夫的三个儿子走上了三条不同的探索路途，或颠仆、或奋进、或身亡。历史在斗争中、在血汗里隆隆行进，民族在苦难中不断成长，人类在探索中成熟和接近幸福——陀氏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如是说。
陀思妥也夫斯基是俄罗斯最富有争议性与神奇魅力的作家，也是思想最为矛盾芜杂的文学天才，他以立意高远的思想、新颖丰富的艺术技巧、敏锐深刻的洞察力和永不疲倦的探索精神，精心熔铸成《卡拉马佐夫兄弟》这部巨著。尽管目前围绕着这部作品有许多莫衷一是的说法，我们需要的还是以历史的、辩证的眼光来看待他和他的作品。陀思妥也夫斯基在猛烈抨击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道德原则，怀着对被压迫者悲惨命运的深刻同情之时，又顽固地反对社会革命，宣扬虚弱无力的忍耐和基督式的泛爱，主张阶级调和，并维护基督教与沙皇专制。在社会的历史过程中，这无疑是消极懦弱的梦想。由于他横溢的艺术才华和敏锐的精神感受，虽然《卡拉马佐夫兄弟》难免瑕瑜互见，但其天才的魅力仍是如此的难以抹杀，以至于高尔基也不得不由衷地叹服：“在艺术描写力方面，只有莎士比亚才能与陀思妥也夫斯基媲美啊！”
注释：
①《卡拉马佐夫兄弟》，费奥多尔·米哈依洛维奇·陀思妥也夫斯基著，耿济之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8月第一版。本文引文皆根据此版本，不另加注。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②④⑤⑥《陀思妥也夫斯基论》，叶尔米洛夫著，满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2月新1版，第250页，第278页，引言，第18页。
③《论“卡拉玛佐夫气质”》见高尔基《论文学（续集）》，冰夷，满涛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9月第1版，第179页。
⑦陀思妥也夫斯基《书信集》第二卷，第69页，1980，国家出版社，俄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