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入滇与滇藏交通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吐蕃论文,交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滇藏两地同处祖国的大西南，经青藏高原横断山区由北向南的金沙江、澜沧江等河流的河谷地带，有不少大自然赐予的从西藏东南部到滇西北及洱海地区的天然通道。考古资料已证明，两地的先民们最迟自新石器时代起，就经这些天然通道有了联系，相互往来，滇藏文化因而开始出现“显著的共同因素”。[1]
滇藏间的交通尽管很早就已出现，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并不为外界所知，唐以前的汉文史籍中亦无任何记载，其具体情况已无法知晓。从汉文史籍中的有关材料来看，直到7世纪后期，处于吐蕃东向发展压力下的唐王朝仍以为今四川理县、汶川一带有吐蕃通往今云南洱海地区的主要通道。[2] 一些中外学者已指出，将经安戎城(位于今四川理县)一带的道路视为吐蕃入滇主要通道的记载是错误的，吐蕃入滇不应走此道。① 汉文史籍记载出现这一错误的主要原因是对滇藏间的交通完全缺乏了解。这一错误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直到7世纪后期，经横断山区几大河流河谷地带南下入滇交通线的战略地位还未完全显现出来，其影响相当有限，所以不为唐人所知。长期寂寞无闻的滇藏交通一直到吐蕃崛起并不断东向发展后，才逐渐出现重大变化。范文澜先生曾言：强有力的吐蕃的出现，使中国广大西部“变得有声有色了”。[3] 南下入滇是吐蕃东向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吐蕃控制滇西北后南诏北臣吐蕃，双方战略联盟关系形成，经横断山区几大江河河谷地带的滇藏交通线的战略地位得以凸显，其影响也就迅速扩大，整个滇藏交通也就因此而“变得有声有色了”。
由于藏汉史籍均无明确记载，吐蕃入滇的时间只能根据今洱海地区以及相邻地区的形势变化来分析。从汉文史籍的有关记载看，吐蕃势力影响西洱河地区的时间当在7世纪50年代，而控制剑川以北的今丽江、迪庆一带的时间应更早一些。[4] 在藏文史籍中，有678年悉若多布任大相时率兵进攻西洱河的记载。[5] 其时间虽稍晚一些，但并不矛盾，因为所记载的应是吐蕃为控制西洱河地区部落所采取的进一步军事行动，这与《资治通鉴》永隆元年的记载也基本吻合。7世纪50年代左右当然只是一个推测时间，但7世纪中期吐蕃势力已南下入滇应无大误。因此，可以认为，从7世纪中期开始，滇藏交通战略地位开始逐渐显现，吐蕃从向东发展大战略考虑，对经横断山区几大江河河谷地带入滇的通道日益重视，并采取措施确保交通的通畅。根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及《南诏德化碑》的记载，到都松芒布杰在位后期，滇藏交通已出现很大的发展。赤德祖赞在位后期，吐蕃在今云南地区的争夺中获得巨大成功，南诏北臣吐蕃，双方公开结盟，滇藏交通进一步得到发展。这种发展态势持续了一段时期，直到8世纪末，因吐蕃与南诏关系的破裂，以及吐蕃铁桥一役战败才使其退守金沙江以北而进入低潮。
吐蕃入滇使滇藏交通出现前所未有的发展是毫无疑问的。可是，由于藏汉史籍对滇藏交通主要路线的具体走向、道路状况及保障通行的措施等缺乏明确记载，使人难以知晓其发展状况的全貌。值得庆幸的是，从某些吐蕃、南诏时期的文物考古资料以及唐人的著作中，可以发现一些这一时期滇藏人员往来及与之相关的记载。根据这些零散的材料，再结合其他相关材料分析，我们仍可大致勾画出吐蕃入滇后滇藏交通发展的基本轮廓。
南下入滇是吐蕃的重大战略行动之一，吐蕃人在这一行动中留下了一些与南诏及云南地区古代民族部落往来的第一手材料。这方面的材料虽不多，但极具史料价值，有的可与汉文史籍记载互相印证，有的则可补汉文史籍记载之不足。在20世纪初发现于敦煌的吐蕃史古藏文写卷中，有以下数条滇藏人员往来的记载。
P.T.1288号卷(编年史)中有4条：兔年(703年)，“冬，赞普赴姜地，并攻陷之”。龙年(704年)，“冬，赞普于赴蛮地主政期间升天”。鸡年(733年)，“蛮逻阁等前来赞普王土致礼”。马年(742年)，“赞普行宫驻于擦尔布那……乌蛮使者逻笔日前来致礼”。
P.T.1287号卷(赞普传记)中有3条：赤都松赞(676～704年)，“夺取六诏之疆土，征白蛮之赋税，收乌蛮为属民”。赤德祖赞(704～754年)，“赞普以其高深之谋略与策略下诏，蛮王谓阁罗凤者，前来称臣敬礼，赞普遂赐以‘钟’之名号。”“在滂塘的大殿上，在赤德祖赞御座前，阁罗凤的臣相段忠国晋见之时，赞普君臣作歌唱道……”赤松德赞(755～797年)，“原先收编为属部的白蛮反叛，赞普命没卢·燃本夏为大将征讨……斩杀南诏多人……南诏王迷途知返，又前来致礼。”[6]
敦煌吐蕃史古藏文写卷中的“姜”、“姜地”、“南诏”、“六诏”，原文作“
”或“
”，“乌蛮”、“白蛮”原文作“
”、“
”。中外学者一致认为，以上这些材料是与南诏及云南地区古代民族部落有关的记载。② 在敦煌吐蕃史古藏文写卷中，关于滇藏人员往来记载的时间跨度近百年。从一般情况来看，吐蕃史家的这些记载仅是这百年之中最有代表性的几次，而滇藏间绝大部分人员往来并未被记载下来。
吐蕃入滇后，很早就与之有着密切关系的南诏也对双方人员往来作了一些记载。立于8世纪60年代，现仍保存在云南大理太和村的《南诏德化碑》碑文，记载了唐天宝年间吐蕃与南诏公开结盟以及结盟前后一段时间的双方关系，具有公认的珍贵史料价值。此碑至少有以下4条关于滇藏往来的明确记载：
“赞普今见观衅浪穹，或以众相威，或以利相导”。“遂遣男铎传、旧大酋望赵佺邓、杨传磨侔及子弟六十人，赍重帛珍宝等物，西朝献凯。属赞普仁明，重酬我勋效，遂命宰相倚祥叶乐持金冠、锦袍、金宝带、金帐……等，赐为兄弟之国。天宝十一年载正月一日于邓川册诏为赞普钟南国大诏。”“赞普差御史赞郎罗于恙结赍敕书曰：‘树德多滋长，去恶务除本。越巂会同，谋多在我，图之以为美也’。”“赞普使来曰：‘汉今更置越，作爰昆明，若不再除，恐成兹蔓’。”[7]
以上第1条材料中的“观衅浪穹(今云南洱源县)”的吐蕃赞普，从年代看应是赤德祖赞，由于敦煌吐蕃史古藏文写卷P.T.1288号卷(编年史)对此年记载缺，赞普传记中也无明确记载，使人无法印证，但即使不是赞普本人赴浪穹，也应是派其代表前往。第2条材料中的“西朝献凯”，是指赴拉萨晋见赞普并进贡。《南诏德化碑》明确记载滇藏人员往来的材料虽仅有几条，但通读碑文，还可发现一些内容显然与双方往来有关。同时也可以肯定，未被写入碑文的人员往来情况一定会不少。
除吐蕃与南诏，也就是8世纪滇藏交通双方的记载外，唐人的著作以及新、旧《唐书》中也有一些滇藏人员往来以及与之相关的重要记载。以下仅举樊绰、刘肃著作及《旧唐书》中的几条材料，以便与吐蕃、南诏的记载作综合分析。
樊绰《云南志》卷3《六诏》载：“及剑川矣罗识与神川都督言语交通，时滂与其谋，俱求立为诏。谋泄，时滂被杀害，矣罗识北走神川，神川都督送之罗些城(即今拉萨)”。“望欠弟望千，当矣苴和城初败之时，北走吐蕃……今三浪悉平，惟傍罗颠、矣罗识子孙在吐蕃中”。同书卷6《云南城镇》载：“贞元十年，南诏蒙异牟寻……斩断铁桥。”“铁桥城在剑川北三日程，川中平路有驿。”
刘肃《大唐新语》卷11载：“时吐蕃以铁索跨漾水、濞水为桥，以通西洱河蛮，筑城以镇之。(唐)九征尽刊其城垒，焚其二桥……”
《旧唐书·南蛮传》载：“(韦)皋遂命巡官崔佐时至异牟寻所都羊苴咩城(在今大理)……是时也，吐蕃使者数百人，先佐时在南诏……乃请异牟寻斩吐蕃使数人，以示归唐。”
樊绰书中“傍罗颠、矣罗识子孙在吐蕃中”的记载，反映了今云南地区除南诏外其他民族部落与吐蕃的往来情况。敦煌吐蕃史古藏文写卷中所记乌蛮使者赴蕃致礼可与之相印证，这些都是当时滇藏交通人员往来的一部分。应注意的是，此条材料所记的“吐蕃中”，应指拉萨，不会是神川都督府，因樊绰已明确记载，矣罗识已被神川都督送往拉萨。
综合分析以上所举吐蕃、南诏、唐三方面的记载，可以发现吐蕃入滇后，滇藏人员往来存在这样几个与滇藏交通发展有关的特点：其一，滇藏间人员往来数量多、规模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交通线的通行能力。天宝战争击败鲜于仲通所率唐军后，南诏就派出了60人的庞大使团赴拉萨。崔佐时到达羊苴咩城时，吐蕃竟有数百使者在此城中。段忠国赴吐蕃，倚祥叶乐到南诏，所率使团人数虽缺载，但从以上记载看肯定不会太少。至于南诏王赴吐蕃和吐蕃赞普亲到南诏，所率人员肯定会更多。8世纪初，赤都松赞攻占姜地并建立政权进行统治，所率官员及军队应不会太少。为确保滇藏交通的安全和进一步争夺云南地区，吐蕃在铁桥附近设立神川都督府，又沿交通线建城垒，派兵驻守，这些军队不少来自吐蕃本土，其数量应较多。其二，南诏王与吐蕃赞普均在滇藏往来人员队伍中，由于北臣吐蕃，南诏王赴吐蕃的次数应比见于记载的多得多。从以上所举材料中可看出，南诏、吐蕃的高官重臣也有不少往来于滇藏两地间。由此可以肯定，双方还有不少大大小小的官员通过滇藏交通线往来。赞普与南诏王以及双方不少官员都在往来队伍中，说明交通线既是安全的，也是比较便于通行的。其三，滇藏间人员往来频繁，持续的时间也很长，这说明交通线在长时间内是保持畅通的。仅从以上所举材料看，从8世纪初到8世纪末，南诏及云南一些民族部落与吐蕃的人员往来一直不断，还有更多的人员往来未被记载下来，因而人员往来应是较为频繁的。南诏与吐蕃政治关系变化后，从南诏的一贯策略来看，人员往来也不会完全停止，就是到吐蕃王朝崩溃后，滇藏间的往来也仍存在，只是转变为吐蕃地方势力和宗教势力与南诏之间的往来。其四，往来人员在滇藏交通途中所花时间并不太长，相对快捷。从《南诏德化碑》的记载中，可知吐蕃对西洱河形势变化作出的反应非常及时，仅碑文记载，赞普在天宝战争后的2年中就2次派出使者面见南诏王，以统一对唐的军事行动。能及时了解云南地区的战况并迅速作出反应，证明滇藏交通线既是畅通的又是相对快捷的。以上几个特点仅是就官方人员和军队而言的，滇藏民间的往来这一时期应更多，也更频繁，更为持久。
从滇藏人员往来的史实及其特点中反映出吐蕃入滇后滇藏交通的发展已达到比较发达的程度，可基本保证两地当时往来的需要。分析有限的记载，对这一时期的滇藏交通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三方面的初步认识：
第一，关于滇藏间的主要交通线及其走向。8世纪时，滇藏交通线除可通达两地区的政治中心逻些城与羊苴咩城外，还可通达今西藏、云南的许多地方，如记载中的“滂塘”、“擦尔布那”、“浪穹”、“邓川”，等等。吐蕃、南诏及唐人的记载虽未明确滇藏主要交通线及其走向，但从青藏高原以及滇藏接壤地区的地理环境特点来看，主要路线应是自拉萨往东行，经澜沧江、金沙江河谷南下，过神川铁桥，最后抵大理这一路线，其具体走向是：从拉萨出发后，经工布地区(今西藏林芝地区)进入芒康一带，然后沿澜沧江、金沙江河谷地带南下进入滇西北，过金沙江上的神川铁桥进入丽江一带，再南下经剑川到大理。[8] 也有学者认为，吐蕃时代的滇藏主要交通线的具体走向应是从拉萨出发往东行，经波密到昌都，再往南过察雅到芒康一带，然后沿横断山区河谷地带进入滇西北。[9] 这两种看法实际上大体相同，只是途中所经地区有些变化而已。
樊绰《云南志》中，还明确记载了一条从腾冲到宝山城、金玉城、北大赕，再翻越大雪山，最后抵达赞普牙帐即拉萨的路线。[10] 从樊绰的记载看，这一路线明显偏西，并非近道，不但崎岖难行，而且还有瘴气，气侯变化大，通过能力也明显有限，吐蕃赞普与南诏王以及双方大小官员相互往来不会舍近求远走此道，大批吐蕃军队入滇更不可能花更多时间走此道。因此，这条路线虽也是滇藏交通线之一，但显然不是主要路线，仅是一条通行能力有限的民间商道而已。在南诏后来控制的今四川盐源地区也有一条“通往康藏腹地的大道”。[11] 从地理位置和吐蕃神川都督府的设置以及吐蕃在洱海地区的活动记载来看，盐源这一路线明显偏东，也并非近道，加之安全方面出问题的可能性较大，也不会是滇藏主要交通线，赞普与南诏王相互往来不会走此道。这一路线先可能是吐蕃南下控制盐源进而威逼巂州的运兵线，后渐成为民间商道。
第二，关于滇藏主要交通线的道路状况及保障通行的相关措施。澜沧江、金沙江河谷虽有滇藏交通的天然通道，两地的先民很早也通过这些天然通道往来，但这种通道不可能适应吐蕃入滇的战略需要，仅靠这些古老通道也不可能实现滇藏间交通的大发展。
远在松赞干布之前，藏族先民已能较大规模地开凿道路，在唐代史籍中，也有吐蕃大规模筑路的记载。据《新唐书·吐蕃传》记载，为“逆金城公主”，吐蕃曾动用大批人力“凿石通车”，开辟道路。另据《新唐书·南诏传》记载，贞元十六年(800年)，吐蕃“阅众治道”，谋袭已与唐王朝恢复关系的南诏。为确保大规模用兵中的人员、马匹通行和辎重、器械的运输，以及赞普、南诏王与双方官方使团的安全通行，迅速传递信息等的需要，可以肯定吐蕃对滇藏交通主要路线也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整治，有的路段加以拓宽，有的路段则开凿新线，路面也加以平整，使整个交通线不再是过去的羊肠小道，通行能力得到很大提升。横断山区河流多，主要交通线要保持畅通必须解决渡河的问题。据《贤者喜宴》记载，藏族先民很早就已在“不能渡过的河流上建造桥梁”。[12] 《大唐新语》中明确记载了吐蕃入滇后在漾水、濞水上架设铁索桥以利通行。这2座桥应是滇藏主要交通线支线上的桥梁。尽管《元一统志》对今云南丽江巨甸北神川铁桥的建造者有三种说法，但从漾濞桥的记载以及其地理位置来看，作为滇藏主要交通线的咽喉，神川铁桥也应是吐蕃为保证交通畅通而建造的。除这些桥梁外，可以肯定吐蕃在主要交通线所经其他河流上也架设了一些桥梁或设有渡口。
为保证滇藏主要交通线的安全通行，尤其是控制交通咽喉神川铁桥，吐蕃在神川铁桥附近设置神川都督府，由神川都督统重兵镇守。③ 在沿主要交通线的一些兵家必争之地，吐蕃也当如《大唐新语》记载的那样，派驻军队，“筑城以镇之”。
今云南大理到西藏拉萨，路途不但十分遥远，而且多在高原地区，滇藏往来人员在途中需要若干天的时间。因此，要保证交通畅通和信息的迅速传递，还必须有效地解决往来人员及马匹的食宿问题。《新唐书·吐蕃传》中有吐蕃“举兵，以七寸金箭为契……百里一驿”的记载。由此可认为，吐蕃在滇藏主要交通线上也建立了驿站制度，沿交通线设有不少驿站，以保证人员、马匹的食宿。前文所举“铁桥城在剑川北三日程，川中平路有驿”的记载，应指南诏后期的情况，但这些驿站在吐蕃控制这一地区时应为吐蕃所设。
第三，关于滇藏主要交通线的作用与影响。分析藏汉史籍记载，可知经横断山区几大河流河谷地带南下的路线是吐蕃军队入滇的主要路线，也是南诏北臣吐蕃前后双方使团往来所走的路线。因此，这一时期滇藏主要交通线的政治、军事色彩相当浓厚。但可以肯定，这一交通线并不以政治军事活动为限，其沟通滇藏经济文化交流方面的作用也非常明显。樊绰《云南志》卷7《云南管内物产》载：“大羊多从西羌、铁桥接吐蕃界，三千二千口将来博易”。这一材料所记的应是794年铁桥断后的滇藏贸易情况，因为在此之前，吐蕃在今云南地区的控制区域至少南达剑川一带，远在铁桥以南，但是794年之前应有民间贸易存在。吐蕃入滇后，吐蕃人与南诏人长期通过铁桥这一交易地点进行民间贸易，互通有无。正是由于这种贸易的发展，使铁桥两边逐渐形成集镇，出现了《云南志》所记的“铁桥城”。铁桥一带的这种民间贸易在吐蕃王朝崩溃后也应存在了一段时间，后被其他地点取代。除民间贸易外，这条主要交通路线在吐蕃与南诏关系密切时期还有官方贸易及类似进贡回赐贸易等贸易形式存在。由于具有经济贸易方面的作用，有学者将这一主要交通线视为滇藏间的“丝绸之路”。[13] 笔者赞同这一看法，并认为，根据《云南志》卷7关于云南当时产茶与饮茶习俗的记载和藏文史籍中茶叶在赤都松赞(攻占姜地者)时期传入藏地的记载，[14] 茶叶也应是当时滇藏贸易品之一。因此，这一主要交通线也可称之为“茶路”，为之后“茶马古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人员往来与贸易的发展，推动了滇藏毗邻地区经济的发展，使今云南丽江一带逐渐出现聚居村落和小集镇，也使大理成为颇具规模的贸易枢纽之一。
随着大批吐蕃军队与官员的入滇以及贸易的发展，苯教、藏传佛教及藏语、藏文、藏族造型艺术等也沿这一主要交通线源源不断地进入今云南地区，这对藏彝走廊南缘的丽江、洱海地区各民族文化的形成、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如居住在丽江地区的纳西族其传统宗教大量吸收苯教文化后，逐渐形成独特的“东巴教”。从文化影响的角度去观察、审视，这一主要交通线实际上又是藏族文化的一条重要传播线。
总而言之，8世纪滇藏交通的发展，尤其是吐蕃通往南诏主要交通线的畅通，既加强了西藏与祖国西南地区的政治关系，也扩大了西藏与云南两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各民族的往来，不仅对之后的滇藏交通进一步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对藏彝走廊南缘地区族群互动和祖国西南边疆的开发建设起到了历史性的推动作用。
注释：
①任乃强先生认为，经安戎城的通道不可能是吐蕃用兵西洱河诸部落的主要路线，参见任乃强，曾文琼：《吐蕃传·地名考释》，见《任乃强民族研究论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美国学者查尔斯·巴克斯(Charles Backus)也持相同的看法，见其著，林超民译：《南诏国与唐代的西南边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0、41页。
②又译作“绛”、“江”，一般认为指南诏，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指么些。笔者认为应指南诏。详见赵心愚：《唐代磨些部落与〈格萨尔王传·保卫盐海〉中的“姜国”》，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③神川都督府的设置时间当与神川铁桥建造时间大体一致，即703年赤都松赞进攻姜地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