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调”与“复式”：新世纪十年报告文学观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报告文学论文,新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以自己本有的步履行进着。迎接21世纪到来的种种情景还在目前，它却已经走过第一个十年。世纪之新，是否就意味着存在之新，现在要对此作一整体性的回答，可能是困难的。至少新世纪十年的若干存在，它更多的是一个时间的范畴。就文学而言，“新世纪文学”的命名，在我看来其意义主要是技术性的。这一命名便于我们对这一时段的文学有一个可以操作的具体把握。社会以一种业已启动的巨大力量运行，新世纪文学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这是不言而喻的。只是我们乘着新世纪的快车，在进入到新世纪路段时，应该会有新的风景映入眼帘。
一
新世纪十年是文学进一步边缘化的时期。在文学内部则是以小说为中心文体的，报告文学和散文等就是边缘的边缘文学了。报告文学以非虚构而文学的独特性自成一体。这一时期的报告文学曾经并不被看好，甚至评论界还有报告文学文体“枯竭”、“消亡”、“尴尬”之说①。现在的实际证明报告文学未曾“枯竭”、“消亡”或是“尴尬”，相反它以自己的姿式描画出在新世纪中国文学版图中的应有位置。我不赞成片面化的文学断语，如同报告文学文体“枯竭”、“消亡”、“尴尬”论一样，说现在是文学的非虚构时代也是不真实之见。新的世纪是文学更加纷呈多态的时期。在这样一个社会继续发生着深刻变动的时期，现实生活的无限丰富性、复杂性，为报告文学提供了不竭的写作资源。这是一个需要报告文学有为，而且也是报告文学能够有为的时期。最近报告文学评论家王晖用“裂变与复兴”评说新世纪报告文学：“可以说，裂变与复兴，既是报告文学当下状态的真实写照，也是其赖以生存的转型时期政治社会生态特性的深刻反映。”② 所谓“裂变”是指报告文学呈现“多元态势”，而“复兴”是与20世纪90年代的相比较所呈现的一种趋势。这大致是符合新世纪报告文学创作实际的。
王晖的“复兴”说涉及到了上个世纪的90年代。20世纪90年代是报告文学发展的盘整期，相对于80年代它明显地冷寂了，虽然此间也有《沂蒙九章》、《昆山之路》、《以人民的名义》、《落泪是金》、《马家军调查》、《“希望工程”纪实》、《没有家园的灵魂》、《淮河的警告》、《走出地球村》、《大清王朝的最后变革》、《远东朝鲜战争》等影响广泛的优秀作品，但无论是文体创作的整体规模、表达深度，还是文体发展的历史推进意义等，都不能和80年代相比拟。到了新的世纪，报告文学开始走出它的盘整期，进入到新的活跃的时期。但这种活跃是不同于新时期的“轰动”的。我们观照新世纪报告文学，无法淡化20世纪80年代这一巨幅的背景。言及报告文学，我们往往会情不自禁地怀念那一特殊的年代。事实上1980年代是一个真正的报告文学时代，报告文学成为当时文学大潮中的主潮，很多读者和研究者，正是在那时才认知这一独特文体的。但由此界内与界外形成了一种情结，往往将1980年代作为观察评估报告文学的基本标尺，以此衡量这一文体的后续创作。这一般来说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但问题是这样的定式就有可能忽视文体存在具体的历史语境，影响到对报告文学文体发展的准确评价。这就需要我们认真观照并且把握特殊时期报告文学的基本生态。1980年代报告文学留给我们最深的印象就是“轰动”，轰动不仅在文坛，而且广及社会，报告文学写作与传播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行为。“轰动”是社会情绪化的一种直观，它源于报告文学与时代启蒙主题的谐振。其时，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文学主流承载着社会思想启蒙的责任。作为“中心”的文学与社会政治在一定层面上具有某种同构性，尤其是意识形态写作色彩浓郁的报告文学更是这样。而在新的世纪，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刻推进，思想启蒙让位于经济中心，物质成为社会趋重的价值尺度。作为精神生产重要方式的文学，也被日益边缘化。这一时期有“知识分子到哪里去了”的强烈设问，可见从一定程度而言，知识分子应有的社会担当被搁置。而报告文学作为知识分子的一种写作方式，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场域中，难以理想化的达成。对于现实的深入介入和对于报告对象的深刻反思等报告文学文体重要的精神品格，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地弱化了。但文学的边缘化，是常态社会的正常图景，它有可能生成适宜文学自由发展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态。新世纪的十年是多元纷呈的十年，当然也是良莠不齐的时期。就报告文学而言，一方面有祛知识分子写作的倾向，另一方面依然有作家坚守既有的文体写作理想，将报告文学设置成一种特殊的“社会预警”方式。一方面报告文学作家充分认知文体反映现实的独特功能，以报告文学记录新的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进程和这一时段发生的重大事件等，另一方面作家又注意拓展报告文学的题材空间，写作大量具有史志意味的作品。一方面报告文学作家顺延这一文体的写作范式，以新闻、文学和政论建构文本，另一方面又努力于文体的新变，在新闻性渐次、主体性表达退位中，重构非虚构叙事本身对于受众的召唤力。简而言之，新世纪报告文学对于意识形态写作的淡化，对于启蒙写作主题预设模式的分化，使其在题旨价值、话语空间和叙事形式等诸多方面显示出相当充分的开放性，而这种开放性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新世纪文学边缘化时代报告文学创作的活力和张力。多维多态的“复调”与“复式”，成为新世纪报告文学文体重要的特质。
二
题旨价值的“复调”——“启蒙唯一性”的放弃与启蒙品格的坚守。我们说新世纪十年报告文学写作的知识分子特性有所弱化，这是基于这一时期和20世纪80年代报告文学比较而得出的判断。报告文学的知识分子写作，既关乎写作主体自我的角色定位，也与时代社会给予这一特殊文体的可能性相连。总体上，新世纪的社会存在没有可能使报告文学实现如同20世纪80年代那样的整体的批判性、启蒙性。在新世纪社会非启蒙的总体影响下，报告文学作家自觉、不自觉或可能是无奈地放弃了报告文学“启蒙唯一性”的坚持。无疑，批判性、反思性、启蒙性是报告文学文体的历史传统，也是这一文体基本的功能，报告文学写作仍然必需坚守这样的品格。但是应该说报告文学除了启蒙批判反思等重要的价值外，它更常态化的功能是“报告”，是基于理性精神的文学“非虚构”。这样，批判性是报告文学评价的重要尺度而不是唯一的尺度。正是由于在新的社会文化生态中，报告文学作家对文体有了更为开放客观全面的认知，所以在作品的主题设置上有了更多的选择。
一个时代有其特殊的时代主题规定。新世纪十年社会主导性的思潮是非启蒙的。启蒙大体意指对于存在的质疑、反思，由此表示对人类共同价值的守持，对社会理想的追寻。它指向人的精神建构。所谓“非启蒙”是基于社会发展阶段性目标而设计的价值准则。经济GDP崇拜强势地制导着社会及其成员的行为，人们普遍地关注自身生存的物质配置以及在社会中所具有的“身价”，无暇或不愿作为一个思想着的主体思考人类性的精神问题。20世纪90年代还能启动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但在21世纪开始这十年中，似乎连这样的动议都没有了。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新世纪“非启蒙”的特点。社会的这种情势必然影响到报告文学作家的价值追求。因此一般而言，新世纪报告文学的思想性写作是缺失的，以对象的呈现代替主体的思考成为一种通常的方式。并不是所有揭示现实矛盾、人性丑陋等的作品就一定具有思想的品格和精神的高度，如果把握不当，这类作品就只是事象或问题的铺陈展览。欲望写作是新世纪报告文学一个的话题类型，但作品多数停留于浅层的叙说。2008年汶川大地震成为报告文学写作的一个热点题材，发表出版的地震非虚构作品数量甚多，但真正具有思想分量的作品很少。作家的“非启蒙”取向也体现在报告文学的表达上。与20世纪80年代的激情抒写明显不同的是，新世纪的报告文学更多的中和叙事。表现在具有知识分子特性的报告文学写作类型中，可以分出显性的知识分子写作和隐性的知识分子写作。显性的知识分子写作如《中国农民调查》、《天使在作战》、《集体离婚》、《胡风案中人与事》（李洁非）等，题材极具前沿性和尖锐性，但作者采用的是较为客观叙事的方式，在语言类型上节制使用激扬文字的政论语言，克制主体对于对象的直接评说，尽可能在让事实本身说话。《胡风案中人与事》是与知识分子关联的题目，内涵具有难以尽言的社会历史与个人命运的悲怆性，但作者对此的处理却是少露声色的，以“白描式”的叙写，讲述普通人在重大历史事件中莫名的故事。这与启蒙时代这一类型的报告文学写作的主观化有着明显的不同。隐性的知识分子写作如《震中在人心》（李鸣生）。这部作品取材于2008年四川汶川地大震。大地震的写作有很多可能性，在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评奖中就有5部（篇）作品入围备选篇目，最终《震中在人心》脱颖而出，并且名列获奖作品第一。《震中在人心》显示了隐性的知识分子写作的意义。这是一部具有“复调”主题的长篇摄影报告文学，它“用镜头定格真相，让文字留下思考”，作品不仅有通常的对于抗震救灾感人场面，而且也有对人类遭致重大创伤的生命之痛，还有对于地震灾害作出的深刻反思。作品不仅观照地震的视角独异，而且在情感与思考的深度上超越了同类作品。《震中在人心》不经意阅读咀嚼不到它特别的价值，但进入其间，感染随生，像“守望红领巾的狗”、“废墟上的儿童节”这样的文字，给读者的震撼挥之不去。
题材的日常生活化是新世纪报告文学一个重要趋向。其深层的原因也与对“启蒙唯一性”报告文学写作伦理的放弃有关。题材的日常生活化的标志是《人民文学》的“非虚构”。曾经发表过徐迟《哥德巴赫猜想》的《人民文学》，进入新世纪以来对于报告文学的关注远不如《当代》、《中国作家》和《北京文学》等。大约是考虑到作为国家文学重要品牌应该在某些方面发挥它应有的引领作用，《人民文学》从2010年第2期起推出《非虚构》栏目。“何为‘非虚构’？一定要我们说，还真说不清。但是，我们认为，它肯定不等于一般所说的‘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我们其实不能肯定地为‘非虚构’划出界限，我们只是强烈地认为，今天的文学不能局限于那个传统的文类秩序，文学性正在向四面八方蔓延，而文学本身也应容纳多姿多彩的书写活动。”主编李敬泽例说的“非虚构”，就是“写你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传纪。还有诺曼·梅勒、杜鲁门·卡波特所写的那种非虚构小说，还有深入翔实、具有鲜明个人观点和感情的社会调查，大概都是‘非虚构’”。③ “希望由此探索比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更为宽阔的写作，不是虚构的，但从个人到社会，从现实到历史，从微小到宏大，我们各种各样的关切和经验能在文学的书写中得到呈现”。④ 《人民文学》还举办“非虚构：新的文学可能性”研讨会，启动名为“人民大地”的非虚构写作计划。这里所说的“非虚构”显然是一个包含了报告文学在内，但比报告文学内涵更多、外延更大的文类概念。其实，《人民文学》的“非虚构”并非是一个新的文学命名，它源于美国的非虚构文学，“新新闻报道”（New Journalism），“非虚构小说”（Nonfiction Novel），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学界对此已有介绍。《人民文学》“非虚构”的意义不在于命名，因为探讨“非虚构”与报告文学之间到底具有怎样的异同并无多少实际的意义。在我看来《人民文学》对于“非虚构”所作倡导，其重要价值在于赋予了关于“非虚构”更多新的诠释和中国价值。它在现时对“非虚构”的标举，或许能推动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非虚构写作。《人民文学》推出的“非虚构”代表作，为这一类写作提供了新的写作伦理和新的表达可能。这首先是此类写作应当是经由个体生命体验的写作。现场感和个人性是“非虚构”写作的两个重要关键词。只有亲历，才能有真正的非虚构，才能呈现真实的生活现场，才能溢出滋味情意，才能生成我们所期待的文学的非虚构。萧相风的《词典：南方工业生活》是他打工实生活的写真。“打工”、“电子厂”、“流水拉”、“制衣厂”、“五金厂”、“加班”、“打卡”、“集体宿舍”、“出租屋”、“爱情”等，构成了“南方工业生活”的基本词汇，由此白描出一类人群的基本生活样态。其次，这类非虚构写作，现实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以某种“原生态”的面目进入作品。这不仅拓殖了文体叙写的空间，而且也形成了作品新的表达风致。“非虚构”在表达上由启蒙叙事的“激扬文字”转型为生活叙事的客观言说。梁鸿的《梁庄》在《人民文学》的“非虚构”中是最耐读的作品。中原梁庄是作者生长于斯的故乡，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乡村存在的一个标本。梁鸿设置了“静默叙事”，讲述乡村景象和百姓的生活故事，表现的是城市化进程中内地农村的现实危机，其间流溢着一种深深的涩味。《梁庄》的“祛政论教训”式的叙事，是对原有报告文学写作范式的一种有意义的改变。这样的一种方式为读者以自己的感知去解读作品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其实，“非启蒙性”只是新世纪报告文学的一种显性取向。这并不表示这一时期报告文学作家全体地放弃他们的社会职志和责任担当，无视社会的问题存在。检视新世纪初十年的报告文学，我们可以发现一些作家依然坚守着报告文学文体的基本精神，在现实生活的前沿进行独立的观察、思考并写作反思性的报告。作为知识分子写作的报告文学，有一现成的链接就是“问题报告文学”。“问题报告文学”对于“问题”的介入、观照和思考等和知识分子关注社会、质疑批判不合理存在、追求价值公理等精神具有内在的关联。因此，“问题报告文学”往往成为知识分子介入现实的一种顺手的方式。20世纪80年代“中国潮”，报告文学成为其时文学的主潮之一，重要的原因是《人妖之间》、《中国的“小皇帝”》、《神圣忧思路》、《世界大串联》、《国殇》、《伐木者醒来》等“问题报告文学”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力。显然新世纪的“问题报告文学”的规模小了，其影响也大不如20世纪80年代的作品，但它部分地承接了20世纪80年代“问题报告文学”的基本精神，并且在问题的题材选择以及题旨表达等方面形成了新的特色。在享乐主义盛行的年代，报告文学作家在“繁华”背面看到了“问题”，秉具报告文学作家应有的“问题意识”。《中国农民调查》（陈桂棣、春桃）、《昂贵的选票——“230万元选村官事件”再考》（魏荣汉、董江爱）、《天使在作战》（朱晓军）、《集体离婚》（曹筠武）、《我的课桌在哪里》（黄传会）、《老年悲歌》（曲兰）、《矿难如麻》（长江）、《王家岭的诉说》（赵瑜等）、《红与黑》（一合）、《中国式拆迁》（阮梅等）等，这些作品提取的问题涉及广泛，有的题材题旨严肃重大，具有很强的反思意识、批判力度和悲悯情怀。
发表于2003年第6期《当代》的《中国农民调查》是新世纪“问题报告文学”中的重要作品，尽管作品可能存在以局部概说整体等不足，但作者陈桂棣、春桃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历时三年采写安徽农村、农业、农民“三农”问题的长篇报告，至少在题材的选取和问题呈示的重大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其引起广泛反响也主要在此，作品于2006年获得世界报告文学尤利西斯奖一等奖。
对于心灵物化的批判（如《集体离婚》等）和对于弱势人群的关注（如《我的课桌在哪里》等），是新世纪“问题报告文学”中最有新世纪特质的部分，“欲望书写”和“底层叙事”，生成了新世纪“问题报告文学”重要的叙写类型。《集体离婚》这一短篇所揭示的问题发人深省。为了获取开发区建设征地补偿政策设计漏洞中可能的利益，成百上千的人上演“集体离婚”的活剧。在这里开发区实际上成为一个现代物化的意象，婚姻这样的人生大事演化为儿戏。这一切只是为了利益。《集体离婚》提供的是一个极端化的样本，它给出了人们精神沙化的严肃话题。《昂贵的选票——“230万元选村官事件”再考》、《矿难如麻》、《红与黑》等作品尽管所写内容不同，但都指向欲望对于人性乃至生命的破坏。投入巨资参与村官选举，其驱动力来自投资后利益回报的预期，而蝇头小利即可收买民意。金钱操控了“民主”，左右着选举。矿难是中国之痛，而矿难其实很大程度上是欲望之难。作者长江洞察到了这一点：“中国人能在‘原始资本积累’的过程中既发展了经济又保持住一份头脑的清醒？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地控制住自己的物欲，如果我们的法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那么今后等待我们的灾难也许还有许多。”这是发人深省之见。新世纪无疑社会的物质文明更加发达，但与此同时民生问题也日益凸显。在城市化建设中辛劳奉献的大批“外来务工者”自身和他们的子女却在现代化之外。《我的课桌在哪里》以深沉的设问诉说生活在底层的弱势者的无奈，偌大的城市竟不易找到“外来务工者”子女学习之所。坚硬而华彩的城市对建设它的底层者少了应有的温情。父母到了都市打工，孩子留守农村，他们的生存境遇堪忧，阮梅的《农村留守孩子，中国跨世纪之痛》，以“跨世纪之痛”这样很有分量的重词，真实地叙写了农村留守儿童这一重要题材。在我看来，《人民文学》的“非虚构”，其最有价值的作品也是如《梁庄》这样反映底层生活的作品。
三
话语空间的“复式”——在现实报告和历史叙事之间。报告文学的文体命名规定了它的基本体性，“报告”所指意味着叙事内容具有新闻性、现实性和当下性。茅盾对报告文学作过颇具经典性的诠释：“每一时代产生了它的特性的文学。‘报告’是我们这匆忙而多变化的时代所产生的特性的文学样式。读者大众急不可耐地要求知道生活在昨天所起的变化，作家迫切地要将社会上最新发生的现象（而这是差不多天天有的）解剖给读者大众看，刊物要有敏锐的时代感——这都是‘报告’所由产生而且风靡的根因。”⑤ 茅盾的言说指出了报告文学与时代所具有的特殊联系。在报告文学史上，许多名篇如夏衍的《包身工》、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等都是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的。新世纪的报告文学继承了既往非虚构现实主义的传统，注意发挥这一文体及时反映现实的重要功能，使报告文学成为实录新世纪社会面目的现场报告。新的世纪中国社会进一步转型，时代的步履更为“匆忙而多变化”，重大事件更为密集，对此报告文学作出了极为快速的反映。记录2003年的“非典”，重要的报告文学作品有何建明的《北京保卫战》、杨黎光的《瘟疫，人类的影子》、徐刚的《国难》等，这些作品为历史留存了十分珍贵的关于这场“非典”发生、控制、救治等材料。摄录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境况的报告文学更是数以百计，代表作品有《震中在人心》、《感天动地——一从唐山到汶川》、《天堂上的云朵》、《生命第一》、《热血师魂》、《废墟上的觉醒》、《让汶川告诉世界》、《北线大出击》、《晋人援蜀记》、《震不垮的川娃子》等，作者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各有重点地记写了地震灾害的惨烈、抗震救灾的感人和震后的恢复和重建。孙大光的《中国申奥亲历记》、孙晶岩的《五环旗下的中国》、李琭璐的《光荣与梦想》等作品，对中国申办、承办和举办奥运会的历程作了较为完整的叙述。2010年上海世博会刚结束，孙晶岩就出版长篇《珍藏世博》，在第一时间从文化的视角全面地描写世博仪态万方的场馆。除了这些重大事件以外，报告文学作家对国家的重大工程也作了迅速真实的记载，李春雷《宝山》、北方《大漠飞天》、孙晶岩《中国动脉》、徐剑《东方哈达》、蒋巍《闪着泪光的事业》等作品，分别以非虚构文学的方式，报告了特大型钢铁企业宝钢的发展、中国首次载人航天的成功、西气东输和青藏铁路以及高铁工程的建设。上述这些作品和反映社会问题的报告文学，成为真实生动地记录新世纪中国社会存在与进展的重要档案。
在全面叙写现实生活的同时，新世纪的报告文学又特别重视开拓历史题材的写作，拓展非虚构写作的话语空间，形成了鲜明的报告文学叙事历史化的倾向。报告文学与历史题材发生较多的关联是在20世纪80年代，这一时期出现一批被称为“史志报告文学”的作品，主要有钱钢的《海葬》、董汉河的《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大鹰的《志愿军战俘记事》和李辉的《文坛悲歌》等，在那时，一些“解冻的历史”因其具有某种特殊的新闻性而成为报告文学取材的重要对象，在价值生成上这类作品构成了历史与现实有意味的对话，也就是说这些作品不是单纯的历史非虚构，其意是指向现实的，带有很强的历史反思意识。到了新的世纪许多重要作家都参与了历史题材的报告文学写作。如何建明《破天荒——中国对外开放的划时代事件》、《台州农民革命风暴》，李鸣生《千古一梦》、《发射将军》，吕雷、赵洪《国运：南方记事》等都是历史非虚构叙事的作品。有的作家如出版《长征》、《朝鲜战争》、《解放战争》的王树增则专事历史题材的写作。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入围作品历史题材比例之高，是创纪录的。初评入围22部（篇）作品，其中贾宏图《我们的故事》、李春雷《木棉花开》、岳男《陈寅恪与傅斯年》、丰收《王震和我们》、张培忠《文妖与先知》、陈愉庆《多少往事烟雨中》、彭荆风《解放大西南》、李洁非《胡风案中人与事》、赵瑜《寻找巴金的黛莉》均为历史纪实，或以历史纪实为主的作品。优秀的历史题材作品被国家鲁迅文学奖所认可，新世纪三届评奖每届都有两部（篇）作品获奖，占每届获奖总数的五分之二，2004年《瘟疫，人类的影子“非典”溯源》（杨黎光）、《革命百里洲》（赵瑜、胡世全）获奖，2007年获奖的是《部长与国家》（何建明）和《长征》（王树增），2010年《解放大西南》（彭荆风）、《胡风寨中人与事》（李洁非）得奖。这从一个特殊的方面表明，历史非虚构已成为世纪报告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历史叙事之所以在新世纪为报告文学作家所重视并且赢得图书市场的青睐，主要是在于叙事对象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同时也与作家的叙事智慧有关。王树增的作品是对长征、朝鲜战争和解放战争等的重新叙事，这些历史题材本身内涵及极其丰富复杂的立体，给作者的再述提供了可能的空间。以往相关的著述，大多是党史或军事史的结撰模式，基于的是集体性的写作设计。而王树增关于解放战争等的叙事，在遵循历史本身的逻辑规定性的前提下，强化了作为个人的历史叙事的某些个人性。在叙述的结构安排上，不照搬历史事件的时间秩序，而是根据表达之需进行调度重构，注意凸显出其中有滋味的段落，以造就叙述的魅力。胡风案是当代中国一个重大的文化事件，对此的写作不少。《胡风案中人与事》在众多的同题材叙写中，选取诸多普通人在胡风案中的遭际，显示出非常政治中寻常人生命运的无常，取事的视角和开掘的深度，使这一作品得到了有效的增值。何建明的《部长与国家》是一部大气感人之作。作品以老一代石油人艰苦创业建设大庆油田的丰功伟绩为主线，将时代大叙事与人物的性格叙事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再现激情燃烧时代特别的场景，又复活余秋里、康世恩等独具个性和人格魅力的可敬形象。作品对于过往光荣岁月与人物的缅怀，也正表示了新的世纪开创未来需要继承那种感天动地时代精神。新世纪报告文学历史题材写作的热门，也应合了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主题活动。2008年和2009年之际，站在已经发生深刻变化的现时，回望三十年前改革开放的发端和三十年来的历程，别有深意，一些报告文学作家意识到这一叙事的特有价值，写作“纪念”非虚构作品，其中何建明、张胜友、李春雷、吕雷和赵洪、傅加华等人的作品更具特点和价值，吕雷和赵洪的《国运：南方记事》可谓是这类写作中的代表作。作者将“国运”和“南方”关联起来，以彰显广东改革开放对于中华民族振兴之旅的先锋意义。作品名为“记事”但重在写人，着力地描写了与广东深圳经济社会发展深有关联的中央高层和省市领导，通过写人而记事，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历史细节。写人而突破了一般政治人物写作的不足，注意写出在重大历史进程中人物个人的气质和个性，是一篇可读性强的政治题材报告文学。
新世纪报告文学历史叙事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但新世纪报告文学对历史题材规模化开发所形成的历史化倾向，也成为这一文体遭致病诟的一个话题，说者认为这是报告文学躲避现实前沿的一种表征。其实它的形成有着多种原因。这固然有躲避现实的一面，但同时也与价值拓延的新世纪报告文学出现的题材泛化有关。在这种泛化中，历史题材的写作对报告文学作家具有很大诱惑力。现实题材的写作风险、写作成本相对于历史题材的写作明显要高。历史题材是一座富矿，其中很多既可规避现实的限制，又为读者所期待，具有较好的市场预期。它的写作也需要采访，但有的“取巧”者，更多地依赖于资料写作，减轻大量采访的辛劳，这样有些历史非虚构就成为纸面“搬运”的写作。在我看来，面对文体泛化的实情，我们需要突破的是对报告文学的既有认知。“报告”意指第一是非虚构，这是从内容的品质认定的。第二是“新闻”，主要考虑对象的时间性。具有新闻特性的报告文学应以报告当下现实为主，但历史存在中那些未被知晓的、对于读者而言具有某种“新闻的意味”的部分，也是报告文学应该加以记写的。但是报告文学的历史化确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历史叙事面临着历史想象如何规避主观虚构的难题，有些作品在还原历史人物与事件时，无节制地采用小说故事化的处理方式，使作品的非虚构性遭到了质疑。另外，报告文学的历史化和某些现实前沿题材写作的缺失，也是为人指说的一个重要原因。新世纪十年既是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十年，又是各种矛盾凸现的时期，作为时代记录者的报告文学对此是有所反映的，其中也有一些具有相当深度的作品，但总体上少有观照广泛、思考深刻、文学表现力强的优秀作品，如对底层问题、民生问题、社会管理问题等，还没有兼具整体性、容量丰富和思想力度的大作品。这些话题的写作显然比很多历史叙事难度系数大。新世纪报告文学的就易避难、就轻避重、舍近就远，成为这一文体写作的一个问题。
四
叙事形制的建构——长篇化中的精致努力。报告文学是一种“新闻文学”，它的新闻性不仅要求所写取事时新，内容非虚构，而且也体现在作者写作与读者接受的方式上。一般而言，报告文学的写作讲究快速反应，读者也需要以较少的时间阅读作品，因此篇幅大多较短，也有中篇为主，但很少有长篇作品，《包身工》、《谁是最可爱的人》、《哥德巴赫猜想》等都是万字以内的作品。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出现长篇报告文学的写作，到了新的世纪，报告文学则进入到一个全面长篇化的时期。现成的例证是新世纪十年历经三次鲁迅文学奖评奖，共有十五个作品获奖，其中长篇占13部，仅有朱晓军发表在《北京文学》2006年第6期的《天使在作战》和李洁非发表在《钟山》2009年第5期的《胡风案中人与事》不是长篇，但也是中篇的作品，短篇报告文学已经连续三届没有在鲁迅文学奖中取得一席之位。报告文学在新世纪出现长篇化的形制，这有其内在的理据。其一是题材本身的需要。有些作品的题材容量大，适宜以长篇的格局加以叙写。如王树增的《解放战争》，所写是现代中国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时间跨度较长，事件关联错综复杂，人物林林总总，所以不是短篇或中篇的形式能够容纳。当然是否有必要以上下两大册一百多万字的巨著型规模安排，也是可以探讨的。有些题材是新生的，需要对相关的要素作相对完整全面地的报道，如傅宁军的《大学生“村官”》。题材关系重大，作品以集纳的方式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村官”加以叙写，这样的设置篇幅会长一些，但也有效地增加了报告的信息容量。连载于《报告文学》王宏甲的《休息的革命》，在题材上独具特色。作品具体生动形象地从“休息的革命”这一独特的视角，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作品所说的“休息的革命”是指晚近三十年来旅游业的深刻变迁，但其中主要的价值并不是编写当代中国旅游发展史，而是通过特有意味的人物和重要事件的叙述，展示具有特殊史意的中国形象的演进。对于这样的题材显然应以一定体量的作品才可承载。
其二是题材的新闻性相对弱化后，作者注重以叙事的细密化、故事性等的设置，生成作品对于读者的阅读魅力。新的世纪是一个全媒体竞呈的时代，资讯发达而空前活跃。原先以新闻性作为作品基本支撑的报告文学必须寻找新的吸引读者的因素，而且这种因素能够最大化地体现语言艺术的特长。这样加大作品内在的叙事密度，强化作者思考的深度等，就成为非虚构作品写作可以选择的重要路径，但实际上在这样一个“非启蒙”时期，达成思考的深度只是一种理想，普遍的问题是作者的思想能力不济。因此作家能够首选的就是通过多种方式细密叙事，在细密叙事中造就局部的细节的“新闻性”。航天报告文学作家李鸣生的《千古一梦——中国人第一次离开地球的故事》、《发射将军》，从题材类型而言并无新的开拓，但作品在叙事构件的处理上有新的作为。《千古一梦》设计了“双声叙事”，即作者（采访者）叙事和人物（被访者）叙事的结合，通过这样的方式丰富了作品的内容，特别是导入当事人的自述，以人物的亲历亲验，真实地还原出特定时空中人物和事件的现场情状。《发射将军》则注意在实体叙事中有机地穿插软性叙事，所谓“实体叙事”是指与作品主人公“发射将军”直接关联的主干内容的记写，而软性叙事则如导弹部队饥饿、文艺生活极度贫乏等的叙说，其中有现在看来难以置信而在当年却是实情的生活故事。有些作品适应于读图时代的需要，采用文图结合的叙述方式，以文字的言说为主，同时配以照片。照片是特殊的文字，但更直观真切，与文字的描写相得益彰。获得第三届鲁迅文学奖的西藏作家加央西热的《西藏最后的驮队》，是对藏族“驮盐”文化所作的一次别有滋味的纪事，作品附有许多与叙述内容相关的反映藏地风土人情的图片，读图看文，增强了作品的美感。李鸣生的《震中在人心》则是一部自觉运用镜头观察和叙事的作品，“用镜头定格真相，让文字留下思考”，大量的照片极具视觉冲击力和情思震撼力，不只是为文字的叙述提供了直观的背景，而且照片本身成为作品的一种独特的叙事元素，生成了超越文字的叙述力量。
其三，新世纪报告文学叙事的粗放也与一些作家对于报告文学体性的把握偏颇、与他们文学表现力的退化有关。报告文学是一种非虚构的文体，因此，从某种角度而言也是一种对报告对象作有效选择的文体。选择不仅反映了作家的眼光和认知能力，而且也体现出作家的文学表现能力。选择不仅要求对于题材能有整体的把握，而且对于所选人物事件进行“二度选择”也是写好作品的关键环节。不注意对材料进行精选，不能对材料作有表现力的呈现，这样叙事的粗鄙就是必然的了。
造成新世纪报告文学长篇化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市场的推力。作者和出版商为“利益最大化”驱使，助长了报告文学的“长风”。新世纪报告文学的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较前有明显的不同。许多重要的作品先在一些重要的刊物以大篇幅推出，同时进行必要的评论和宣传，有的作品在报纸连载、广播电台连播，造势热身，然后再由出版社出版，就有了一定的规模要求。这是“一箭多雕”的事，作者、刊物媒体和出版社甚至出版商均有利可图。而这样的机制诱发了报告文学写作的长篇追求，由此伴生出报告文学叙事的粗鄙。一些作品小题大做，以无效叙事充填作品，一些作品演绎为枝蔓芜杂、挥洒无度、滋味寡然的“随笔”。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倡导报告文学的精短化，先后举办“‘雪凡妮杯和谐美’全国短篇报告文学征文”、“‘是谁感动我们’全国短篇报告文学征文”和“‘瑞安华富杯’短篇报告文学奖”等活动。但真正对报告文学精短化具有直接推动作用的还是报纸媒体，《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南方周末》和《文汇报》等发表了不少有影响的作品。由于报纸版面的限制，促使作者自觉地注意在精选材料、精心结构、凝练叙事、优化语言等方面下功夫。何建明的《永远的红树林》（《光明日报》2004年7月9日）所写关涉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时代核心主题。作品所写的人物及其事迹，包括“红树林”的寓意，无不指向并演绎着科学发展的时代命题。作者借象寓意，述事明理，是一篇写得凝练有致的作品。韩小蕙的《吉妮丽吉情歌——写在“中国南方喀斯特”申遗之际》（《光明日报》2006年8月4日），是一篇抒情散文式的报告文学，所写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申报世界自然遗产之事，作者没有线性地铺叙相关的申遗活动，而是以散文的方式将瑰丽奇异的自然、美丽丰富的想象和美好的人情品格，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了。曹筠武约5000字的《集体离婚》（《南方周末》2006年5月25日）其间浸润着杂文的滋味，具有很强的阅读张力。题目设置了某种悬念，激发读者的“猎奇”心理，作品通过所叙“奇”事，凸现了我们这一时代某种“病相”。《集体离婚》与其说是闹剧，不如说是现代人集体的精神悲剧。张胜友的《让汶川告诉世界》（《人民日报》2009年5月12日），所写是一个大题目，作品宏阔势壮，取高端视角统摄材料，以跳跃的语言段落，重点报告生命抢救、灾民安置、震后重建等关键环节，以有限的篇幅表现了丰富的主题内容。
五
报告文学生产力：“跨世纪”作家与60后“新生代”。观照报告文学文体的独特，我们还可以从报告文学作家的基本构成取事言说。新世纪三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类获奖者共17人，年龄最大的彭荆风20世纪20年代出生，获奖时81岁；40年代出生的有王光明、胡世全和张雅文3人；50年代出生的有7人，是王树增、杨黎光、王宏甲、赵瑜、李鸣生、何建明和加央西热；60年代前期出生的有姜良纲、朱晓军、党益民、关仁山、李洁非5人；年龄最小的李春雷1968年出生。由此可见报告文学作家的中坚力量是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出生的，具有全国性重要影响的年轻报告文学作家较少。从新世纪报告文学创作的实际贡献看，“跨世纪”报告文学作家支撑了这一文体写作的基本局面。所谓“跨世纪”作家是指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进入报告文学，在创作已有重要实绩，并且在新的世纪仍然保持着良好写作状态的一批作者。这里我们可以列出一长串的名字，主要有徐刚、赵瑜、何建明、杨黎光、李鸣生、徐剑、王宏甲、黄传会、陈桂棣、梅洁、孙晶岩、王光明、王树增、胡平、蒋巍、杨守松、刘元举、一合、长江、徐江善、曲兰等，报告文学可能不是属于年轻人的文体，我们自然不指望也有“80后”的报告文学作家，甚至“70后”的报告文学作家在2010年《梁庄》作者梁鸿“冒出”之前似乎也未有所闻。在这样的情势中，新世纪报告文学能有一种稳定常态的局面，主要有赖于跨世纪报告文学作家的作为。跨世纪报告文学作家他们的存在具有多端的意义。他们持久的具有活力的质量较高的创作，使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报告文学史的行进未曾终止或停歇；他们中的许多人赓续了20世纪优秀报告文学作家襟怀天下、肩担道义的品格，使报告文学的文体精神在新的世纪得以基本守持。
何建明是报告文学作家中少有的全国劳动模范，他以自己数十部作品诠释着作家劳动模范的真实含义。1995年推出的《共和国告急》，是当代报告文学中第一部反映矿产开发、管理，揭露矿难问题的作品，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1998出版的《落泪是金》叙写大学生贫困问题，引起广泛影响。新的世纪何建明的报告文学写作进入峰值之态，出版了《中国高考报告》、《根本利益》、《国家行动》、《部长与国家》、《国色重庆》、《台州农民革命风暴》、《我的天堂》等长篇作品，成为新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的领军人物之一。特别可贵的是何建明没有缺席一些重大突发事件和重大题材的写作，深入现场扎实采访，写出了《北京保卫战》、《生命第一——5·12大地震现场纪实》等具有重要题材价值的作品，显示出报告文学作家的专业精神和职业品格。赵瑜是中国报告文学从新时期到新世纪发展史程中具有贯穿性意义的代表作家。20世纪80年代赵瑜就以《中国的要害》、《太行山断裂》、《但悲不见九州同》、《强国梦》、《兵败汉城》等作品立定了他在报告文学中地位。90年代的长篇《马家军调查》承继作者此前善于反思、批判的风致，又在客观叙事、文化省思等方面具有新的开拓。新世纪十年，赵瑜独立或与人合作写作出版了《革命百里洲》、《晋人援蜀记》、《火车头震荡》、《寻找巴金的黛莉》、《王家岭的诉说》等作品，在题材上有所拓展，对于作品叙事艺术的求新更为自觉。以《走出地球村》、《中国863》和《震中在人心》而分别获得第一、第二和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的李鸣生，也是一位重要的跨世纪作家，其题材主要涉及科技尤其是航天领域。李鸣生具有自觉的报告文学文体意识，新世纪以来出版的《千古一梦》、《发射将军》和《震中在人心》等作品，重视作品叙事的艺术设计，注重作品文学性的内在生成等。许多跨世纪作家在新世纪成为成熟的作家，形成自己的写作风格。像《东方哈达》作者徐剑表达的诗意，杨黎光人物表现的抵达人性，黄传会对于贫困题材的朴素而深沉的记写，一合反腐写作的心理透视等，各具特色和优长。跨世纪报告文学作家多样化风格的呈现，使新世纪报告文学的景致大体可观。跨世纪报告文学作家创作中存有的不足，主要表现为全球化时代的视野遮蔽，整体上缺乏开阔的国际视野，无法基于更广的视界观照并解说表达客体。在文本营构中，相当多的作品有一种平面叙事中的深度缺失，一些作家只满足于故事的叙说，自觉或不自觉地忽视或放弃了主体对报告对象的理性穿透。
关注新世纪报告文学的作家构成，我们会发现报告文学新人无多。所以“60后‘新生代’”这样的表述，不是故意作“悖论性”的语言设置，而是对存在的一种写实。“60后”报告文学代表作家主要有李春雷、党益民、朱晓军、陈启文、阮梅、朱玉等，其阵营大不如“50后”报告文学作家群。我们指说“60后”报告文学作家为“新生代”，不是说他们此前没有过成功的写作实践，而是说在新世纪他们能以报告文学作家的身份，开始走到这一文体的前台。党益民有《用胸膛行走西藏》、《守望天山》等大写军人兵事的作品，作者以刻骨铭心的亲验感受，真实地记写、讴歌不畏艰险、忠于职守，具有壮美牺牲精神的人物，作品激扬着的巨大的感人力量。朱晓军和阮梅致力于有硬度的报告文学写作，注意在现实的矛盾中提取有价值的问题加以叙说，这在新世纪报告文学风骨偏软的情状中显得卓然有品。朱晓军的《天使在作战》表彰主人公嫉恶如仇同医疗腐败斗争的勇敢和执着，同时又揭露在本为圣洁之处丑陋难堪的实情。“天使”为正义良心而“作战”，而作者为正义良知而写作。李春雷是报告文学作家中最年轻且创作活跃也具有较高水准的一位，其工业题材《宝山》和政治题材《木棉花开》的写作有成，显示出作者处理题材、选择质料、布局作品和语言表达等多方面的特异能力，是一位特别有报告文学文体感觉的青年作家。2010年因为《人民文学》“非虚构”的力推，“70后”作者梁鸿以《梁庄》（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时名为《中国在梁庄》）进入报告文学的写作空间。《梁庄》的写作其内驱力来自作者浓郁的故乡至情和深刻的现实乡村之痛。“这是一部具有别样之美的田野调查，又是一部与众不同的纪实文本，更是一扇认识当下中国独具慧眼锐思的理论之窗。从这里，正可以触摸今日中国与文学的心脏。”⑥ “蓬勃的‘废墟村庄’”、“今天的‘救救孩子’”、“守在土地上的成年闰土”，作品以这样的叙事内容和严肃的主题表达，或为非虚构写作的发展给出了一种新的可能。此前梁鸿从事文学研究和评论，此后，我想大概也不会有大的改变。因此，我更愿意“梁鸿”表示着一种希望，报告文学文体的继往开来需要有真正的“新生代”接力创造。
注释：
① 李敬泽：《报告文学的枯竭和文坛的“青春崇拜”》，《南方周末》，2003年10月30日；吴俊：《也说“报告文学”身份的尴尬》，《文汇报》，2004年1月18日；黄浩、黄凡中：《报告文学：文体的时代尴尬——对报告文学“生存艰难”的本体质疑》，《北方论丛》，2009年第1期。
② 王晖：《新世纪十年：报告文学的裂变与复兴》，《光明日报》，2010年9月1日。
③ 《人民文学》，2010年第2期“主编留言”。
④ 《人民文学》，2010年第9期“内容简介”。
⑤ 茅盾：《关于“报告文学”》，《中流》，第11期。
⑥ 《中国在梁庄》封底阎连科语，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