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说集《玉泉子》的政治倾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玉泉论文,小说集论文,倾向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489(2000)03-0010-04
《新唐书》卷五十九《艺文志三·丙部子录·小说家类》云：“《玉泉子见闻真录》五卷”。《宋史》卷二○六《艺文志五·子类·小说类》云：“《玉泉笔论》五卷。”《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一《小说家类》云：“《玉泉笔端》三卷又别一卷：不著名氏。有序，中和三年作。……别一本号《玉泉子》，……无序跋。”所谓《玉泉子见闻真录》、《玉泉笔论》（《玉泉笔端》）、《玉泉子》是一书，卷数不同。今通行本皆题《玉泉子》。《太平广记》、《类说》、《说郛》、《永乐大典》引文，颇有不见于今通行本者。
昔人认为《玉泉子》所记皆唐人杂事，未予重视。今过细研究，发现此书记事中有褒贬爱憎，显现出扬李德裕、抑牛僧孺的政治倾向。特撰此文，进行论证，供治唐代文史者参考。
一
“牛僧孺镇襄州日，以久旱，祈祷无应。有处士，众云豢龙者，公请致雨。处士曰：‘江汉间无龙，独一湫泊中有之，果[黑]（注：据《太平广记》卷四二三校改。）龙也，强驱之，必虑为灾难制。’固命之，果有大雨，汉水泛溢，漂溺万户。处士避罪，亦潜去。十年，有人于他处见犹在。”
此条直接攻击牛僧孺，分析如下：
中唐以来，汉水溢决多次，襄州是水灾多发地区，见于《新唐书》卷三十六《五行志三》者，有：
长庆四年 “襄、均、复、郢四州汉水溢决”。
大和四年 山南东道“大水”，“害稼”。
大和五年 荆襄“大水”，“害稼”。
大和八年 襄州“水”，“害稼”。
开成三年 襄州“大水”；“江、汉涨溢，坏房、均、荆、襄等州民居及田产殆尽。”
从长庆四年(824)至开成三年(838)十四年中，襄州一带发生五次水灾。到会昌元年(841)出现了特大水灾，见于公私记载者，如：
孙樵《复召堰籍》：“会昌元年，汉波逾堤，陆走漂民，襄阳以渚。”
《旧唐书》卷十八上《武宗纪》：“（会昌元年七月，）襄郢江左大水。”卷三十七《五行志》：“会昌元年七月，襄州汉水暴溢，坏州郭。均州亦然。”
《新唐书》卷三十六《五行志三》：“会昌元年七月，江南大水，汉水坏襄、均等州民居甚众。”
前五次水灾，未见责罚地方军政长官。如：长庆四年水灾时，柳公绰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宝历元年(825)入朝为刑部尚书。大和四年水灾时，窦易直为山南东道节度使，此年九月入朝为尚书左仆射，判太常卿事。大和五年水灾时，裴度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八年充东都留守，依前守司徒、兼侍中。大和八年水灾时，王起为山南东道节度使，九年入朝为兵部尚书，判户部事。开成三年水灾时，李程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四年卒于任。（注：参阅《旧唐书》卷一六四《王播传（附弟起）》，卷一六五《柳公绰传》，卷一六七《窦易直传》、《李程传》，卷一七○《裴度传》；《新唐书》卷一三一《宗室宰相·李程传》，卷一五一《窦易直传》，卷一六三《柳公绰传》，卷一六七《王播传（附起）》，卷一七三《裴度传》。《旧唐书》云王起于大和九年“诏拜兵部侍郎”，侍郎是尚书之误。）从柳公绰、窦易直、王起升官入朝，裴度坐镇东都，李程仍然在任，说明这五位经历水灾的地方军政长官未受连累，为什么牛僧孺独因水灾获罪呢？
杜牧《唐故太子少师奇章郡开国公赠太尉牛公墓志铭（并序）》云：“会昌元年秋七月，汉水溢堤入郭，自汉阳王张柬之一百五十岁后，水为最大。李太尉德裕挟维州事，曰修利不至，罢为太子少师。”
李珏《故丞相太子少师赠太尉牛公神道碑铭（并序）》云：“公到襄州，……属大水坏居人庐舍，公以实上闻，仇家得以逞志，举两汉故事，坐灾异策免，降授太子少师。时议不平，……。”
《牛志》、《牛碑》揭露李德裕利用襄州水灾打击牛僧孺，是不是李宗闵牛僧孺集团的偏见？《资治通鉴》卷二四六《唐纪六十二》云：“以前山南东道节度使、同平章事牛僧孺为太子太[少]师。先是汉水溢，坏襄州民居。故李德裕以为僧孺罪而废之。”胡三省注：“史言李德裕以私怨而废牛僧孺。”应该承认，宋司马光、元胡三省于牛僧孺、李德裕无个人恩怨，看问题比较客观，他们将杜牧、李珏的观点，写入史书，不是轻率的，这是当时的公论而非一党的私见。本文列举柳公绰、窦易直、裴度、王起、李程都未受襄州水灾之累，通过比较，更可证明司马光、胡三省判断的正确，李德裕难逃“以私怨而废牛僧孺”之责。《牛志》所云“曰修利不至”，《牛碑》所云“坐灾异策免”，揭出当时李德裕打击牛僧孺的手法，可补史书之缺漏。
我们还要再做一个比较：据《旧唐书》卷十七上《敬宗纪》：“（长庆四年六月）己已，浙西水坏太湖堤，水入州郭，漂民庐舍。”（《新唐书·五行志三》亦云“太湖决溢”。）灾情与会昌元年“襄州汉水暴溢，坏州郭”、“汉水坏襄、均等州民居”相似。此年李德裕为浙西观察使，牛僧孺为宰相。牛未以水灾责罚李。又据《旧唐书》卷十七下《文宗纪下》：“（大和五年七月）甲辰，剑南东、西两川水，遣使宣抚赈给。”此年李德裕为剑南西川节度使，牛僧孺为宰相。牛未以水灾责罚李，还“遣使宣抚赈给。”（注：参阅《旧唐书》卷一七四、《新唐书》卷一八○《李德裕传》及《新唐书》卷六十三《宰相表下》。）于此可见牛、李之为人。
当时与李德裕亲密或对牛僧孺怨恨的文人，以笔为刀，密切配合李德裕，从舆论上对牛僧孺进行攻击。如：
《唐摭言》卷十云：“皇甫松，……或曰：‘松，丞相奇章公表甥，然公不荐。’因襄阳大水，遂为《大水辨》，极言诽谤。有‘夜入真珠室，朝游瑇瑁宫’之句。公有爱姬名真珠。”（注：《增修诗话总龟》卷三十九《讥诮门下》将“或曰”误为皇甫松《醉乡日月》自叙。又将《大水辨》误为《大水变》。）皇甫松出于对牛僧孺的私怨，借襄阳水灾，撰《大水辩》“诽谤”之——此文不传，但从王定保所揭出的两句诗，窥见此文的要害是攻击牛僧孺迷恋爱姬真珠而懈怠治水救灾。
《玉泉子》则从另一方面对牛僧孺进行攻击。它嘲笑牛僧孺用迷信方法抗旱求雨，导致一场特大水灾，暗示这样的蠢人岂是宰相之才？本文指出：中唐以来，襄州是水灾多发地区，会昌元年这场水灾，难道是牛僧孺引来的吗？
附带说明：《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子部五十·小说家类一·玉泉子一卷》云：“所记皆唐代杂事，亦多采他小说为之。如开卷裴度一条，全同《因话录》；朝昶金根车事，先载《尚书故实》，不尽其所自作也。”本文所引牛僧孺一条，亦见李绰《尚书故实》。（《太平广记》卷四二三引《尚书故实》删去“十年前，有人他处见犹在”十字。）即使《玉泉子》此条抄袭《尚书故实》，也是它所同意的。它不可能把反对的东西，作为自己的作品，承担文责。
二
“苗躭以进士及第，困居洛中有年矣，不堪其穷。或意谓将来通塞，可以响卜，即命儿姪洒扫厅事，设几焚香，束带秉笏，端坐以俟一言。所居穷僻，久之无闻。日晏，有货枯鱼者至焉。躭复祝其而谛听之，其家童连呼之，且挈鱼以入，其实元无一钱，良久方出。货者迟其出，因怒之矣。又儿或微刳其鱼，货者视之，因骂曰：‘乞索儿终饿死尔，何滞我之如是耶！’初躭尝自外游归，途遇疾甚，不堪登降，忽见辇棺而过者，以其价贱，即僦之，寝息其中。即至洛东门，阍者不知其中有人，诘有所由来，躭恐其讶己，徐答曰：‘衣冠道路，得贫病[病，贫]（注：据《太平广记》卷四九八校改。）不能致他舆，奈何怪也？’阍者退曰：‘吾守此三年矣，未尝见有解语神柩。’后躭亦终江州刺史”。
此条丑化牛僧孺大女婿以讥诮牛僧孺，分析如下：
据《新唐书》卷七十五上《宰相世系表五上·苗氏表》：
（注：苗蕃、苗著是兄弟。《新唐书》卷七十五《宰相世系表五上·苗氏表》误以苗蕃、苗著为父子。）
《玉泉子》中苗躭，经考证，是苗愔，因音近而讹。请看：
朝愈《唐故原府参军苗君墓志铭》云：“君讳蕃，……大父含液，举进士第，官卒河南法曹。父颍，扬州录事参军。君少丧父，受业母夫人，举进士第，……元和二年六月辛巳，暴病卒。其妻清河张氏，以其年十二月丙寅，葬君于洛阳县平阴乡之原。男三人：执规、执矩、必复，其季生君卒之三月；女五人。君同生昆弟姊凡三人，皆先死。四室之孤男女廿人，皆幼，遗资无□（十）金，无田无宫以为归，无族亲朋友以依也。”（注：据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缺一字，据《韩愈全集校注》一七三九页校补。）
苗愔《唐故太原府参军赠尚书工部员外郎苗府君夫人河内县太君玄堂志铭并序》云：“夫人姓张氏，……。生子男三人，曰愔，曰恽，曰恪；女五人，是八孤者，长始孺而少未孩也。天之宽耶？无宫以与庥；地之瓊耶？无田以与殖。中无为支，外无为儒，牵携勤艰，经营穷寒，育之教之，殆十五年，皆几于就成。”
苗义符《唐故上党苗君墓中哀词并序》云：“君讳景符，……太原参军、赠礼部尚书讳蕃，即君大父也。先大夫讳恽，与伯季鳞射进士策，著大名于世。”
从以上石刻看出：(1)苗愔（原名执规）兄弟姊妹八人，幼孤家贫，与《玉泉子》所云：“不堪其穷”相合。(2)苗愔是长庆二年进士，与《玉泉子》所云“以进士及第”相合。(3)苗愔《母志》署衔为“孤子朝散大夫、前使持节江州诸军事、守江州刺史、上柱国愔撰”，与《玉泉子》所云“终江州刺史”相合。(4)苗愔父母皆葬洛阳县平阴乡；母张氏“捐养于江州刺史之官舍”，苗愔扶母柩“达于洛之里第”。（见《母志》）与《玉泉子》所云“居洛中”相合。《玉泉子》所云之苗躭，必是苗愔无疑。苗眈为宰相苗晋卿之孙，家世生平与《玉泉子》不合。
张氏以一寡妇，无依无靠，“无田无宫”，经过“十五年”的艰苦奋斗，把一群孩子抚教成人，确非易事。尤其她的三个儿子都是进士及第，（次子苗恽，原名执矩，大和五年进士；幼子苗恪，原名必复，大和八年进士）更为难得。《玉泉子》不表一种同情，反予以讥诮，所谓“困居有年”、“不堪其穷”、“所居穷僻”，都是轻蔑口吻；至于无钱买鱼。苗愔病卧于棺中进城等情节，更把他描绘为一个行为卑鄙的无赖汉。这是为什么？
据杜牧《牛志》：“长女嫁户部郎中上党苗愔”。苗愔《母志》：“夫人常命愔曰：‘若三人求妇，必于孝仁知礼之家。’故先择今丞相司徒公陇西牛僧孺之长女为愔娶，……”《玉泉子》所描绘的无赖汉苗愔，就是牛僧孺的大女婿。《玉泉子》此条的用意，在于告诉读者，女婿如此无赖，岳父也可想而知。它对苗愔的讥诮，实际是对牛僧孺的讥诮。小人物苗愔，是不值得它大费笔墨的。
今案：长庆二年，礼部侍郎王起知贡举，放进士二十九人。《旧唐书》卷一六四云：“（王起）掌贡二年，得士尤精。”苗愔同年进士中，有白敏中、周墀、裴休等名臣，史书所言属实。王起与李德裕亲密，苗愔登科，绝非仗牛僧孺势力。大和二年，苗愔又登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同年有裴休、南卓、李甘、杜牧、马植、郑亚等名臣和文学家。（注：参阅徐松《登科记考》卷十九、二十一、二十二。）苗愔出于寒门，两登科第，全靠自己努力，入仕后，也未介入朋党之争。牛僧孺不从势门子弟中撰择女婿，而看中寒士苗愔，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的为人。苗愔《母志》中称牛家为“孝仁知礼之家”，暗示他聚牛女，非为势利。
三
“邓敞，封敖之门生，初随计，以孤寒不中第。牛蔚兄弟，僧孺之子，有势力，且富于财。谓敞曰：‘吾有女弟未出门，子能婚乎？当为君展力，宁靳一第乎？’时敞已婚李氏矣。其父甞为福建从事，官至评事。有女二人，皆善书，敞之所行卷，多二女笔迹。敞顾己寒贱，必不能致腾踔，私利其言，许之。即登第，就牛氏亲，不日挈牛氏而归。将及家，给牛氏曰：‘吾久不到家，请先往俟卿，可乎？’牛氏许之。泊到家，不敢泄其事。明日，牛氏之奴驱其辎橐直入，即出居常牛氏所玩用供帐帷幕杂物，列入庭庑之间。李氏惊曰：‘此何为？’奴曰：‘夫人将到，令具陈之。’李氏曰：‘吾即妻也，又何夫人为！’即抚膺大哭。顷之，牛氏至，知其卖己也。请见李氏，曰：‘吾父为宰相，兄弟皆在郎省，纵嫌不能富贵，岂无嫁处耶？其不幸岂唯夫人乎！今愿一切与夫人同之，夫纵憾于邓郎，宁忍不为二女计耶？’时李氏将诉于官，二女方牵挽其袖而止。后敞以秘书少监分司，悭吝尤甚。黄巢入洛，避乱于河桥，节度使罗元杲请为副使从事。后巢寇又来，与无杲窜焉，其金帛悉藏于地中，并为群盗所得。”
此条嘲笑牛僧孺父子及四女婿最为刻薄，分析如下：
大中二年，礼部侍郎封敖知贡举，放进士二十三人。（注：参阅徐松《登科记考》卷十九、二十一、二十二。）《旧唐书》卷一六八《封敖传》云：“大中二年，典贡部，多擢文士。”《玉泉子》所云邓敞，即封敖所擢“文士”之一。据杜牧《牛志》：“次女嫁前进士邓叔”，叔、敖因形近而讹。
《玉泉子》把牛僧孺的大女婿苗愔描绘为无赖汉，四女婿邓叔描绘为诈骗犯，其恶毒程度，后者尤甚于前者。
邓叔的座主是封敖，封敖与李德裕亲密。《旧唐书·封敖传》云：“会昌初，以员外郎知制诰，召入翰林为学士，拜中书舍人。……李德裕在相位，定策破回鹘，诛刘稹。……武宗赏之，封卫国公，守太尉。其制语有‘遏横议于风波，定奇谋于掌握。逆稹盗兵，壶关昼锁，造膝嘉话，开怀静思，意皆我同，言不他惑。’制出，敖往庆之，德裕口诵此数句，抚敖曰：“陆生有言，所恨文不迨意。如卿此语，秉笔者不易措言。’座中解其所赐玉带以遗敖，深礼重之。”（《新唐书》卷一七七《封敖传》同）《玉泉子》说邓叔“以孤寒不中第”，牛僧孺子牛蔚兄弟，以嫁妹为条件，出力助邓叔“登第”。但封敖与李德裕亲密，牛蔚兄弟怎么能向封敖求情？可疑者一。宰相的女儿，何愁嫁不出去，牛家尽可在新进士中选择对象，何必找一个素不了解的人，营私舞弊，助其成名，然后联姻？可疑者二。
据杜牧《牛志》，牛僧孺卒于大中二年十月，志中称邓叔为“前进士”，即已中进士尚未入仕者。可见，牛僧孺父子并未出力帮助邓叔求得一官半职，这也可说明牛蔚兄弟不会出力帮助邓叔科场说情。
邓叔入赘牛府的时间，在他大中二年春“登第”之后，此年十月牛僧孺逝世之前，即本文所推测的牛家在新进士中选婿。《唐摭言》卷三云：“（进士）曲江之宴，行市罗列，长安几于半空。公卿家率以其日拣选东床，车马阗塞，莫可殚述。”宰相牛僧孺的四女儿嫁新进士邓叔，才是正常的。《玉泉子》所云牛蔚兄弟以嫁妹为条件，助邓叔登第云云，是反常的，不可信。《玉泉子》编造这个违背常理的故事，用意在于攻击牛僧孺父子把持科举。其实牛僧孺第三子牛奉倩就不是进士。
最为恶毒的是，《玉泉子》把邓叔描绘为隐瞒婚史、道德败坏的诈骗犯，讥诮牛僧孺上当受骗至死不悟。这个故事流传甚广，元末明初高则诚编为《琵琶记》。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一《辛部·庄岳委谈下》云：“一日偶阅《太平广记》四百九十八卷《杂录》，末引《玉泉子》云……，乃知（高）则诚所谓牛相即僧孺，而邓生登第再昏事皆符合，姓氏稍异耳。（敞后官至秘书职位，恍惚类，（蔡）邕。）清钮琇《觚剩续编》卷一《言觚·文章有本》云：“《琵琶记》所称牛丞相即僧孺。僧孺子牛蔚，与同年友邓敞相善，强以女弟妻之。……其事本《玉泉子》，作者以归（蔡）伯喈，盖憾其有愧于忠而以不尽孝讥之也。”胡应麟、钮琇对《琵琶记》改邓敞为蔡邕的原因作了推测。
据元林坤辑《诚斋杂记》卷下：“唐牛相国僧孺有子名繁，与其同乡人蔡生同举进士，才蔡生，欲以女弟适之，蔡以有妻赵氏，力辞不得，牛氏与赵相与甚欢，蔡后至节度副使。”所谓“辑”，即辑录名种文献。《诚斋杂记》非林坤创作，而是辑录元代以前各种文献成书。此条出处，林坤虽未说明，但必为唐以后元以前之书。所云蔡生及妻赵氏，与《玉泉子》异而与《琵琶记》同，此书是从《玉泉子》到《琵琶记》的中间环节。（此书云牛僧孺子繁，蔡与牛同乡、与牛子同年，于史无据，与《玉泉子》不合。可见辗转传说，更为失真，又，此书称“唐”牛僧孺，亦是唐以后人口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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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泉子》中，攻击牛僧孺者三条，已见上述。另有吹捧李德裕者三条：一云李德裕“抑退浮薄，奖拔孤寒”；二云李德裕喜饮惠山泉，入相后，改饮京师昊天观井水，“停水递，人不告劳”；三云李德裕“广识”，知天柱峰茶“可以消酒食毒”。为节省篇幅，兹不详引。对照之下，明显看出《玉泉子》亲李怨牛，扬李抑牛的政治倾向。它自诩为“见闻真录”，实际打上了朋党烙印。
收稿日期：2000-0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