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际关系新变化的正负效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正负论文,人际关系论文,新变化论文,效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社会实践和理论探索，通过认真地借鉴国际经验和历史反思而作出的正确抉择，必将使我国生产力得到空前的解放和发展。但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深切地感到，人际关系也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新的变化。
人际关系是人们在相互交往过程中发生、发展和建立起来的关系。在家庭中，它表现为夫妻、父子、兄弟之间的关系；在社会上，它表现为上下级之间、亲戚朋友之间及与工作对象之间的交往。人际关系由人际沟通、人际情感和人际心理三个方面组成。三个方面的作用，直接影响人际关系的发展与变化。这三方面贯穿于人际关系的全部内容之中，是人际关系的中枢神经。
人际关系的新变化表现在很多方面，其中比较重要的是人们相互交往的功利意识日益加强，在交往中，人们重视利益与效率的实惠，而感情因素、伦理观念则由维系人际关系主要纽带的地位逐渐被取代，人际交往也逐渐渗透了等价交换原则，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经常地、普遍地表现为一种经济交往。人们交往的面越来越广泛，交往的对象大大拓宽，已发展成多层次、多角度、全方位的多维交往，但交往的深度，尤其是感情深度却不断地弱化。对此，有人褒奖为“历史的进步”，也有人哀叹是“世风日下”。这是当前最有现实感，因而也是最引人注目的问题之一。
（一）
虽然大多数人都不适应和不满意人际关系的这种新变化，但笔者却认为，这是人们市场经济意识增强的产物，其产生的效应也是双重的：即有为新观念形成、新道德建设创立契机的一面，又有损害优秀传统道德的一面，因而不可不加分析地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
人际关系的新变化，反映了人们对市场经济活动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人际关系是与社会经济互为前提、互为制约的。作为文化价值观的人际关系，是在一定经济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反过来，人际关系的观念、内容和方式也制约和影响着经济基础。我国有着优秀的文化传统，也有着可贵的价值观念和美好的传统道德。但从总体上讲，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是植根于自然经济和产品经济基础之上的。比如，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历来是崇义贬利或重义轻利的。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历来被儒者奉为信条。后来的程朱理学更是发展到禁欲主义，提出要“存天理，去人欲”。这种轻视经济利益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反映了封建统治者鄙视劳动群众和物质生产劳动的唯心史观，它们的深刻根源在于产生它们的生产方式是以使用价值为生产目的的自然经济。这种价值观和道德观对我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无疑起到了阻碍作用。毛泽东同志曾经尖锐地批评董仲舒的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唯心的骗人腐话”。
新中国成立以后，传统文化中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和道德观虽然受到了多次不同程度的冲击，但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特别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以忽视价值规律为显著特征的产品经济的价值观和道德观，顽固地禁锢着人们的思维取向。数十年来人们形成的基本思维定势依然是：重道义，轻利益；重理想，轻实际；视金钱为“鄙俗”，视赚钱为“不义”。显然，这种固守自然经济和产品经济的重义轻利的传统价值观和道德观，严重地挫伤了人们锐意进取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只能导致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的严重后果，与现代化市场经济基础上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是大相径庭的，与社会发展是逆行相悖的。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那样；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精神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人际关系的新变化正是对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和道德观的否定，从这一意义上看，它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因而能够促进社会的进步，这就是它产生的正效应所在。
市场经济通行的是以等价交换为核心内容的价值规律。它承认人们合法追求个人利益的正当性。进入市场的各经济主体，为了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利益，必然在销售和购买等方面展开优胜劣汰的竞争，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价值规律以及由其衍生出来的竞争规律等发生作用的结果，必然能够激发经济主体的活力，促进经济效益的提高和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个“道”字就是以等价交换为原则的市场道德。市场道德并不要求进入市场的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它允许人们斤斤计较、两两计较个人得失。重义轻利是不可能在市场经济的竞争大潮中站住脚的。市场道德只要求人们遵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在利人的前提下利己，通过利人来实现利己，但绝不允许用损人的手段达到利己的目的。市场经济的发达和繁荣不是坑蒙拐骗所能完成的，也就是说，坑蒙拐骗产生不了市场经济，而只能使它走向衰亡。
由上可见，由于市场经济的刺激和推动，导致了人际关系经济化的日渐明显，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开始出现历史性的转变：不尚空谈，讲求实效的价值道德准则，正在逐步取代空谈政治、不讲效率的价值道德准则；义利并重的价值道德取向，正在逐步取代重义轻利的价值道德取向；无商不活的新观念正在逐步取代“无商不奸”的贬商观念；自立、自信、自强的新型人格，正在逐步取代自我贬抑、自我萎缩的君子人格；追求虚名、拘泥形式的陈旧思想，正在被注重实际的务实作风所取代。知识分子“下海”，“泥腿子”进城，已令世人刮目相看。对于这一切，尽管人们有着不同的价值评判，但毕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它极为有力地表明市场经济的大潮正在把人们的价值道德观念改变得那么深刻、那么迅速。而这些崭新的价值道德观念，当然有利于人们开阔眼界，解放思想，增长才干，开拓创新，有利于我们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借鉴许多优秀的思想文化成果，大大丰富我们的思想文化宝库。这一切必将反过来促进市场经济的更大发展。
（二）
在充分肯定人际关系变化正面效应的同时，我们还应该清醒地看到：许多人把市场道德原则不加限制地扩大到社会精神的各个活动领域，让道德、教育、文学艺术、人文科学研究等这些凝结、体现并发展着真善美价值的东西，在市场竞争中，在商品交换中实现其价值。如：“把教育推向市场”，“把文化艺术推向市场”，“把学术著作出版推向市场”，等等。这就势必导致极大的思想混乱和社会混乱，腐蚀人们的思想灵魂，毒化社会风气。
人际关系新变化积极的正面效应与消极的负面效应大都并不是可以截然分开的，而往往是同时产生的。例如，当带有禁欲色彩的东西受到冲击时，可能产生重视物质利益并通过诚实劳动去获取金钱的效应，但同时也可能产生金钱至上、见利忘义和拜物教意识；当唯书、唯上、消极保守、盲目服从的观念受到冲击时，可能产生唯实进取、积极开拓、主体自由等价值道德观念，但也可能产生离经叛道，绝对自由等观念。在这里，教育引导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通过教育，引导人们认识正效应的积极意义和负效应的消极危害，从而批判摈弃那种“假、大、空”的道德说教，重视人们对衣、食、住、行、用等实惠的追求，但又应该提倡树立远大理想，具有充实的、高尚的精神生活。
作为一个社会，要维持其正常的运行秩序，必须建立友好、亲善、团结、和谐的人际关系，优化市场经济的社会大环境。这样，仅靠商业原则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弘扬高层次的社会道德。如果人人在任何场合、任何时候都只具有效益、价值、利润等观念，斤斤计较个人得失，那么谁还肯扶老携幼，救死扶伤？谁还肯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见义勇为？谁还肯背井离乡、顶风冒雪在枪林弹雨中守卫祖国的边防？谁还肯久别亲人，长年累月在大沙漠里为祖国寻找宝藏？商品是可以由生产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计算其价值的，因而可以进行相对公平的等价交换。但是，我们却无论如何也计算不出见义勇为、舍己救人的英雄壮举的含金量。没有人们舍己为人、无私奉献的精神，不要说难以很好地发展现代市场经济，恐怕连起码的安定生活也过不上。如果说市场经济原则可以激励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提高经济效益，那么社会道德原则则可以限制市场经济的消极方面，限制人的劣根性，保证整个社会的和谐。经济活动固然是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但是，经济活动不能代替一切社会活动，经济指标也不是体现社会优劣的唯一指标，经济原则也不是维系社会的唯一原则。不可能把社会上的一切都换算成美元、英磅、人民币，很多东西的价值是无法用金钱标明的。
人毕竟不是经济动物，而是有思想、有感情的血肉之躯。对人们来说还有比金钱更宝贵、更崇高的东西，还有更高层次的追求。人们不仅需要经济上的实惠，更需要理想的阳光，需要人际关系的和谐与温情。因此，绝不能把作为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无条件地推广到人际关系中去。在夫妻、父子、兄弟、朋友之间，冷酷无情地斤斤计较，就会失去友爱和温馨。在个人和国家、个人和集体之间，在社会大家庭之中，什么时候都需要提倡无私的奉献，任何情况下都需要献身精神。正象一位作家在谈到钱的诱惑和对人们的腐蚀影响时所说的那样：钱可以买到“房屋”，但买不到“家”；钱可以买到“珠宝”，但买不到“美”；钱可以买到“权势”，但买不到“威望”；钱可以买到“服从”，但买不到“忠诚”；钱可以买到“小人的心”，但买不到“君子之志”；钱可以买到“追随”，但买不到“信仰”。这段精辟的论述是非常耐人寻味的。
至于那些连商业原则和市场道德也不讲，只顾以“我”为核心不惜采用坑蒙拐骗手段谋取个人私利的人，永远只能是不齿于人类的社会渣滓、国家的蛀虫，应该得到全民共愤之、共讨之、共诛之的可耻下场。
总之，人际关系发生变化的负效应使人与人之间形成了相互排斥的离心力，使人们近利远义、重钱轻德，失去感情和爱心，变得冷酷、残忍、麻木、苦闷，甚至骨肉相残，图财害命。这种人际关系，是人们深恶痛绝的。应该通过切实有效的工作，使其逐步弱化，以至于根绝。
（三）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过程中，人际关系发生变化为什么会出现负效应呢？原因很多，归纳起来无非有以下五个方面。
其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是出现负效应的客观原因。人际关系是与社会经济互为前提，互相制约的。马克思曾经指出：“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的关系，才会有生产”①。这就是说，有了人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即人际关系，才有了人们的生产等经济活动，生产是以人际关系为前提的。另一方面生产又决定着人际关系的观念、内容和方式。生产力性质不同的不同时代、不同阶段和不同民族的人们有着不同的人际交往。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②。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尽管我国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本质特征，但既然是市场经济，也就具有商品经济的共性，那么，也就存在着滋生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的客观条件，也就可能使一些人把人际关系当成金钱关系，只认钱，不认人，使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友谊都“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③。这样，人际关系的负效应也就难以避免了。我们承认这一点，正是为了保持清醒的认识，有针对性的采取措施，把这种负效应的危害缩少到最低程度和最小范围。
其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曲解和误解，是导致人际关系变化负效应的认识原因。这种曲解和误解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同于“一切向钱看”。其实，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并不是一切劳动都可以与金钱做交易的。诚然，搞市场经济，需要将凝结在产品中的社会劳动拿到市场上去交换以实现其价值。但这绝非指“一切劳动”，而主要指经济活动领域、物质生产领域中的劳动。非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人们凝结在精神产品中的劳动就不能都拿到市场上进行交换。二是，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认为市场经济作为配置社会资源、调节社会生产劳动的一种有效手段和方式，无论在什么社会条件下其一般的内在规定性都是客观存在的，无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种认识只看到一般，忽略了特殊，照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④的弊端，淡化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属性，忘记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目的。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作赤裸裸的“交换关系”、“利己关系”。
其三，我国生产力不发达，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是人际关系变化负效应产生的物质条件。廉洁清正与物质条件虽然不成正比例关系，但在物质匮缺，生活水平不高的情况下，金钱与物质在人们的生活中还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一些人往往特别看重钱和物，把对物质利益的追求看得高于对感情和友谊的需求，信奉什么“前途前途，有钱就图”、“理想理想，有利便想”。一些党员干部一旦权力在手，便千方百计地进行权钱交易，接受贿赂，以权谋私，恨不能一下子把天下之财占为己有，败坏了党内风气，也腐蚀了全社会的成员，以至于有的地方甚至发生了“有偿救人”的触目惊心的严重事件。
其四，“一手硬，一手软”的失误，是产生人际关系负效应的相宜气候。人际关系新变化的负面效应和随着对外开放而来的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生活方式以及我国原有的封建主义遗毒交织在一起，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冲击、侵蚀着我国社会的主导价值观念。如果任其发展，势必会导致社会道德风气的败坏，道德水平的下降，最终会影响和破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以，邓小平同志早就告诫全党和全国人民：“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⑤但在这些年的实际工作中却一直存在着“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而亟待加强的思想政治工作被削弱了，人们把主要精力用于经济建设，而对精神文明建设却没有投入足够的力量。即使做这项工作，也往往是做表面文章，摆形式，走过场，致使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蔓延开来，一些人丧失了革命理想，迷失了前进方向，不求上进，不思奉献，一味贪图安逸。有些人甚至成为金钱的奴隶，人性泯灭，道德沦丧，把良心、良知、助人为乐、见义勇为看得一文不值，而把金钱作为人生价值评判的唯一标准，作为人生追求的最终目的和全部内容。因此，我们必须切实纠正“一手硬、一手软”的失误，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另一方面应当继承和发扬我们党历来注重思想政治工作，注重思想道德建设的优良传统，通过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减少、限制以至消除人际关系中的消极影响和负面效应。让我们的精神文明园地里盛开高尚与伟大、无私与奉献、勤劳与奋斗的鲜花。
其五，错误的舆论导向为人际关系新变化的负效应设置了舆论环境。社会舆论起着引导人们言行的重要作用。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这些年来有些新闻宣传确实起了错误导向的作用。一些报刊对社会上泛起的各种错误观念不但不予以揭露和批评，反而推波助澜，使其得以更加蔓延泛滥。比如有的报刊刮起一股正名风：要为“一切向钱看”正名，说对“抬头向钱看，低头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批评错了；要为“唯利是图”正名，说市场经济就是要“唯利是图”要为“财迷心窍”正名，说经商就得财迷心窍；要为“投机倒把”正名，说市场经济讲竞争，“投机”是竞争求胜的要诀；要为“钻钱眼”正名，说“钻钱眼”是奔小康，是发家致富的同义语。等等。一些出版物甚至公然打出“攒钱厚黑学”、“发财厚黑学”、“骗术智谋”招揽读者，教唆人们通过行骗发财。这种名为宣传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实则宣传金钱至上的舆论导向，无疑给人际关系负效应的产生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理论支持，使其得以堂而皇之地在中国大地上滋生蔓延。
（四）
马克思主义对“义”和“利”有着全面深刻的论述，在当前众说纷纭的情况下，学习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义利观，对于我们保持清醒头脑，沿着正确的方向加强道德建设，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有着非常积极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从来不否定物质利益。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贯彻物质利益和经济利益原则，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促使广大人民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城乡经济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绩，并且能够以蓬勃的生机与活力向前发展，正是由于在改革开放中，对原有的物质利益关系进行了合理的调整，把物质利益机制引入我国经济建设中去，运用马克思主义物质利益原则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而带来的必然结果。
但是，马克思主义又从来不搞极端主义和绝对化。在“利”和“义”的关系上既强调“利”，又强调“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义”属于精神范畴，“利”属于物质范畴，义利关系体现着精神与物质关系。“义”是在“利”的基础上产生的，反过来又给“利”以巨大的反作用，它作为社会政治法律制度和道德规范，是“利”发生发展所必须遵循的社会准则，没有“利”，“义”就会失去物质基础，失去“义”，社会的各项经济活动就要陷入混乱状态，难以顺利发展。根据“义”和“利”这种辩证统一的关系，我们讲“义”，并不是让人们放弃自己合理的经济利益，单纯地去追求高尚的精神和道德的自我完善，而是要求人们在对待物质利益问题上有一个恰当正确的取舍标准；我们讲“利”，也不是让人们见利忘义，不择手段地谋取物质利益，而是要尚利崇义、义利并举。
在当前，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义利观，正确处理义利关系，一是取“利”要合理合法。任何违法取“利”的行为都是对社会对他人合理利益的侵害，都是不义之举，都必须给予法律的应有制裁。二是要自觉遵守社会的道德规范。道德虽然不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也不像法律那样具有严格的外部强制力，但它历来以特定的方式对社会经济生活和人们的纠纷起着强大的制约和引导作用。所以道德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经济建设的兴衰成败。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人为了赚钱，连起码的社会公共道德和职业道德都不讲了，党性、良心、国格、人格都置于脑后。有的人认为，经济发展必然要以道德沦丧为代价；还有人认为有钱就会有德，物质文明搞好了，精神文明自然而然就会搞好了。事实上，“义”与“利”、道德建设与经济建设、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关系，既不是二律背反，也不是成正比例增减。在这里，人的能动性是非常重要的。不然的话，就无所谓道德建设了。因此，我们一定要在继承和发扬传统美德的同时，反对和抵制各种腐朽丑恶的思想行为。要大力提倡助人为乐、诚实守信、顾全大局、扶危济贫、互助友爱、见义勇为的精神，切实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使人们的政治素质、道德修养随着改革的深化不断得到提高。三是取得利益要分清先后主次。我们坚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按照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国家的利益重于集体的和个人的利益；整体的、长远的、根本的利益重于局部的、眼前的和非根本的利益，这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处理各种利益关系的重要原则。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集中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体现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发展要求，是一切其他利益发展的先决条件。只有维护好国家利益，地方、部门和个人利益才能充分发展；损害了国家利益，国民经济的基础就要受损，各种其他利益就难以保住。权衡利弊，我们必须坚持以国家利益为重，以国家利益为先。这是丝毫也不能动摇的大道理、硬道理。
在对待“义”、“利”关系上，共产党员和社会先进分子要以更高的要求规范自己。共产党员讲“义”，归根结底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坚持这一宗旨是不应该附加任何条件的。各级党员干部除国家制度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外，绝不能以权谋私。要真正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在道德修养上，不仅要符合广泛性的要求，而且要符合先进性的要求，不仅要带头遵守职业道德、市场道德，而且要模范地以更高层次的道德规范自己的言行。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62页。
②同上，第23卷第89页。
③④同上，第1卷第253页。
⑤《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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