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吉田书简与日台关系——台湾当局的对日战略与自民党政治(1963-1964)，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民党论文,书简论文,对日论文,台湾当局论文,吉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绪论
1952年到1972年的二十年间，日本政府事实上承认台湾当局是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政权。但是，1972年之前的战后日台关系并非总是友好的。日本政府不希望中国大陆统一台湾，但也反对希望渺茫并可能引起东亚“热战”的蒋介石“反攻大陆”政策。战后，历代自民党政权都希望能以“两个中国”乃至“一中一台”的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因此，日本政府承认台湾当局的同时，也试图通过贸易、文化交流与中国大陆建立事实上的关系。但是，日本政府的这种对华政策导致了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而且也必然引发日本与台湾当局之间的摩擦。①
本文的目的在于探明以机械设备出口问题为契机的日台危机的发生以及第二次吉田书简形成的政治过程。②1963年下半年，继成套设备出口问题之后，又发生了“周鸿庆事件”，日台关系一时陷入了可能断交的危机。众所周知，1964年2月前首相吉田茂访问台湾，之后又把约定不对中国出口成套设备的吉田书简送交台湾当局，从而解决了这一事态。
以前关于这个时期的日台关系研究往往依据《蒋介石秘录》和负责对日外交政策的台湾当局“总统府”秘书长张群的回忆录，③近年来，随着台湾方面史料的公开，基于第一手史料的实证研究进展迅速。清水丽使用台湾当局“外交部”的文件论述了第二次吉田书简对于日台关系造成的影响；石井明则使用国民党党史馆的《张群文书》阐明了1960年代前半期台湾当局的对日活动。④
虽然对于这个时期台湾当局的对日认识与政策已研究得比较清楚，但是也遗留了一些没有解决的问题。首先，很难说吉田书简形成的经过原委得到了充分的分析。关于吉田书简的分析以前大多依据《蒋介石秘录》的记述，但是，近年来公开的这一时期的日本外务省文件中，发现了好几封日期与内容不同、且之前不为人所知的吉田书简。为了厘清日台危机的解决过程，有必要对这些书简各自的形成经过以及作用进行分析。
其次，关于日台危机解决过程中日台双方的非正式接触者的作用还有不明确的地方。从矢次一夫的回忆录中可以得知，为了缓和日台关系，日台合作委员会成员起过作用。⑤但是，这只是阐述了以矢次为中心的行动，关于台湾当局负责对日政策的张群以及负有特殊任务的陈建中和石井光次郎、岸信介等自民党亲台湾派一起暗地里进行了怎样的活动，仍然有许多地方不明确。因此需要关注他们的活动，以便探明涉及亲台湾派的台湾当局对日战略。
此外，对日台关系与国内政治的关系的考察不足。之前的研究指出了台湾当局的强硬姿态以及自民党亲台湾派所施加的压力。但是，曾坚持拒绝向台湾当局让步的池田勇人首相，为何接受了吉田访台以及吉田书简，并没有得到足够的注意。在池田急于修复日台关系的背景中，有自民党总裁选举等党内情况的考虑，因此有必要在理解国内政治动因的基础上，讨论日台关系。
这里还想对本文所使用的史料进行说明。与1960年代日台关系或者日本的对华政策相关的史料公开近年来进展迅速，因此本文受惠于许多先前的研究无法接触到的新史料。本文以近年新公开的蒋介石—吉田茂会谈记录以及关于吉田书简的史料为中心，探究第二次吉田书简的形成过程。此外在本文的分析中，也适当地使用了依据情报公开要求而开放的日本外务省公开文件、外务省外交记录，以及国会图书馆宪政史料室所藏的《岸信介文书》、《石井光次郎文书》、美国国务院文件(RG59)和台湾国史馆所藏的《蒋中正总统档案》。
二、日台危机的爆发
（一）维尼纶成套设备出口问题与吉田书简（1963年9月）
1958年中日民间贸易中断以后，以恢复这一贸易为目标的冈崎嘉平太构筑了中日民间贸易的新框架，其中他最为期待的项目是日本成套工业设备的出口。1960年之后在中国政府主导下恢复的友好贸易除有政治上的偏向外，由于采取了单年度决算的易货贸易形式，其规模和交易额都有局限。为此，冈崎打算与中国缔结新的贸易协定，并且通过大型成套设备出口延期支付的实现来推动中日贸易的扩大。⑥1962年11月，中日民间贸易协定（LT贸易协定）缔结后，冈崎为实现成套设备出口展开了活动。⑦由于中国方面的积极姿态，以及对中日贸易态度积极的日本通产省的参与，最终在1963年8月20日，池田政权承认了仓敷株式会社维尼纶成套设备通过日本输出入银行（以下简称“输银”）的融资而采取的延期支付出口方式。⑧
然而，台湾当局对中日贸易扩大及中日政治接近抱有忧虑，对利用输银融资出口成套设备激烈反对。日本政府作出上述决定的第二天，即8月21日，蒋介石通过“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向木村四郎七“驻华（台）大使”提出抗议，并向日本政府递交了备忘录。此外，经由日台合作委员会对自民党亲台湾派展开工作的同时，蒋介石还一反常例，亲自致电对池田有很强影响力的前首相吉田茂，请求对阻止成套设备出口给予支持。⑨
台湾当局的抗议虽然是针对成套设备出口的决定，但他们更加担心的是池田政权同意以输银融资进行延期支付这一点。由于输银以比私有银行更低的利息提供贷款，因此大型机械出口的时候，经常按照惯例使用输银的融资。但是，台湾“政府”非常担心作为官方金融机构的输银参与对大陆出口成套设备会超越中日民间贸易“政经分离”的原则，从而与未来中日政府间关系的构筑联系起来。
8月24日，在大矶与携带蒋介石亲电的张厉生“驻日大使”会谈时，吉田做了“一时兴起的妥协”，向张厉生提出把设备转卖给台湾当局或者日台合资的方案。27日，吉田派其心腹北泽直吉到首相官邸探询同意这个妥协案的可能性。北泽是外务官僚出身，担任吉田的首相秘书官之后，1949年当选为众议院议员。作为“吉田学校”的一员，北泽在吉田和首相官邸之间起到了联络的作用。⑩
但是，面对台湾当局把吉田都牵涉进来的过激反应，池田政权的反应是冷淡的。池田对来访的北泽说，这次的延期支付出口和西欧的水准一样，而且仓敷株式会社的设备出口谈判在1958年中日贸易中断之前就已经进行了，因此不可能转卖给台湾，从而拒绝了吉田的提议。同日下午，外务次官岛重信也把外务省见解——由于出口的维尼纶技术已经过时，并延期五年支付，所以不是经济援助——传达给了北泽，拒绝了吉田的提案。(11)
池田政权这种反应的背景在于，池田对中日贸易抱有信念。9月20日，池田对美国驻日大使赖肖尔说，他自己和吉田认为“贸易是让中国人了解世界现实的最好的方法，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们由于其实用主义大概会比俄罗斯人更快地学会（这一点）。”(12)教会中国人资本主义是吉田为人所知的一贯观点，(13)池田说他自己也对吉田的想法有同感。池田还讲到，吉田受到台湾方面针对成套设备出口的抗议而苦思如何答复，这反而使他想起了吉田本人常常提到的要对中国作长期打算的观点。(14)
此外，池田政权认为，现实中台湾当局即便对日本的设备出口强烈抗议，但是做出更严厉的报复措施的可能性却很小。事实上，日本外务省经济局以承认设备出口为前提探讨了台湾当局对日经济制裁的可能性后，提出了乐观的结论，“这些措施对于台湾的损害很大，而且害怕其结果可能促进我国与中共接近，因此采取贸易全面停止等过激措施的可能性很小。”(15)
9月5日，张“大使”收到了吉田给蒋介石的回信。矢次一夫在其回忆录中提到，被称为吉田书简的这封回信不是吉田亲笔写就，而是由外务省起草的。(16)这封书信按照政府的正式见解进行了解释，也针对台湾当局“对日本立场似乎缺乏理解的方面”提出了忠告。池田政权通过这封信明确表示了不对台湾当局作任何让步的姿态。
其实在外务官僚中间，关于书简的内容也有持慎重意见的。驻台北的木村“大使”担忧台湾事态恶化，便向外务省提出了两条意见：在外务省起草的回信中加入“继续承认中华民国作为中国的正统政府”的句子，以及由爱知揆一或北泽作为特使递交回信。(17)在台北接触台湾当局人士的木村认为，台湾当局的最大担忧是中日间的政治接近，因此需要消除这一担心。
但是，木村的提案被认为会给台湾当局以（日本）“不严肃地左顾右盼的不佳印象”，从而未被接纳。池田拒绝了木村的慎重论，没有派遣特使，做出了暂时先“看台湾当局对吉田前首相回信的反应”的决定。(18)
1963年9月作为给蒋介石回信的吉田书简直接反映了池田以及外务省的意向。池田拒绝具体的让步，希望利用吉田名义的书简来绥靖台湾当局。
（二）台湾当局的对日强硬姿态和自民党亲台湾派
池田政权虽然意在解决问题，但事态继续恶化。9月18日，池田会见美国赫斯特报业集团的来访者时，对台湾当局“反攻大陆”政策实现的可能性表示怀疑，此事被报道后，蒋介石决定召回张厉生“大使”。10月7日，中国访日代表团翻译到苏联驻日大使馆要求避难的所谓“周鸿庆事件”发生后，围绕周的最终避难地问题，日台之间的紧张关系瞬即激化。(19)
10月30日，池田派遣自民党副总裁大野伴睦携带亲笔信赴台湾。在这个阶段，池田虽然没有打算就成套设备问题和周鸿庆问题向台湾当局作出具体让步，但是想通过大野伴睦的礼节性访问来缓和紧张局面。然而，大野在台湾面对的是台湾当局不惜对日断交的强硬态度。“外交部长”沈昌焕向与大野同行的船田中就日本对成套设备问题的处理提出了严厉的批判。(20)此外，关于周鸿庆事件，“副总统”陈诚对大野表示，“贵国政府的措施即便只是稍微错误也会导致重大的结果。”(21)
由于强烈不信任日本的蒋介石直接参与对日政策制定，这个时期台湾“政府”的态度变得更加强硬。(22)正如台湾当局“驻日大使馆员”对外务省亚洲局中国课长所说的那样，蒋介石对于池田政权立足于“固定两岸关系现状，制造‘两个中国’的思考方式”表示了强烈的担忧。(23)因此，蒋介石在致张群的信函中把周鸿庆事件定位为“日本对中华民国政策的试金石”(24)，以不惜对日断交的危机边缘外交表示台湾当局的决心，希望日本对中政策向反共路线回归。
但是，台湾当局在表面上采取强硬姿态的同时，暗地里却加强了针对自民党亲台湾派的对日工作。张厉生回台湾后，张伯谨临时代理“大使”接替了他的工作，而且，11月15日，台湾当局非正式地派遣中央党部第六组主任陈建中赴日。陈建中是掌握着特务系统的蒋经国的心腹，为了避免周鸿庆被送还大陆，他不仅与外务官僚、而且与大野、岸信介、贺屋兴宣等亲台湾派暗地里屡次接触，开始了对池田政权施加压力的秘密活动。(25)
在此有必要就亲台湾派的构成及其特征作一个说明。自民党亲台湾派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日台合作委员会的设立。日台合作委员会是在1956年8月，以当时自民党总务会长石井光次郎担任团长的访台亲善团为契机成立的团体。由于时任国策研究会理事矢次一夫的工作，访台亲善团才得以成立，其后，在日台合作委员会成立这件事上，矢次也和石井一起发挥了核心作用。日台合作委员会虽然采取了民间团体的形式，但是定期举行日台双方政界、财界和言论界要人之间就包括政治经济问题在内的课题的意见交换，旨在实现日台双方的沟通。(26)
参与日台合作委员会的议员构成了自民党亲台湾派的核心。自民党的船田中和石井从第一届委员会起就积极参与，而党内有实力派阀的领袖岸信介、大野伴睦等也出任顾问。(27)此外，池田政权中的法务大臣贺屋兴宣和外务政务次官毛利松子，从岸派分离出来、率领着党风刷新联盟的福田赳夫，以及这个时期与台湾当局驻日“大使馆”有接触的青木一男、木村笃太郎、田中龙夫、千叶三郎、滨田幸雄、村上勇等人，虽然并没有直接参与日台合作委员会，但是也可以包括在亲台湾派之内。(28)其派阀领袖参加日台合作委员会的石井派、大野派、旧岸派大部分属于亲台湾派，亲台湾派的特征还在于以党内右派议员为中心结成的、跨派阀的素心会成员也多包含在其中。(29)
本来，这个时期的自民党亲台湾派并没有团结到能够采取有组织行动的地步，而且难以明确区分自民党内的所谓右派和亲台湾派。但是，可以指出当时被视为亲台湾派的议员的两个共同特征。
第一，大部分亲台湾派成员是由于其反共主义的立场而支持台湾当局的。他们认为，日本与台湾或韩国政府等亚洲各国反共政府加强合作，与防止朝鲜半岛和台湾的共产化以及日本的安全保障相关。因此，1961年政府内部关于对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的应对犹豫不决的时候，他们强烈主张维持台湾在联合国的代表席位并阻止中国加入联合国。(30)另外，1962年LT贸易开始以后，松村和高碲等亲大陆派对池田政权对华政策的影响力逐渐增大，他们对此持批判态度并抱有危机感。
第二，虽然有些过于简化，但是亲大陆派和亲台湾派的对立与自民党内池田和反池田势力的派阀对立重叠。池田政权在初期受到岸派和佐藤荣作派等官僚派的支持，河野一郎派、三木—松村派、石桥湛山派等党人派则被排除出政权。(31)但是，这一结构很快就发生了变化。池田接纳了成员多为亲大陆派的三木—松村派为主流派，并且对中国大陆友好的河野也于1961年7月作为农林大臣入阁，成为池田政权的主流派。相反，亲台湾派的岸及其直系的福田则批评池田政权内政和外交两方面的“低姿态”，加强了其反池田的立场。(32)
派到日本的陈建中的目的在于，首先，和驻日“大使馆”联合行动，对亲台湾派做工作，并通过他们取得池田政权在周鸿庆问题上的具体让步；其次，尽早实现池田首相和大平外相的访台，改善日台关系。(33)台湾当局判断，如果只是通过驻日“大使馆”和外务省的正式接触，很难达成转变池田政权态度的目的，从而期待反池田的亲台湾派对池田施加压力。
受此推动，在台湾当局表示对日断交的态度面前，当初不太打算采取行动的自民党亲台湾派也开始真正行动了。从台湾归国的大野敦促池田首相访台，主管周鸿庆事件的法务大臣贺屋兴宣也坚持劝说池田访台。(34)而且通过贺屋，台湾的影响也波及了吉田。12月1日，与贺屋会面的第二天，吉田致信池田说，“我自己非常担心关于台湾问题的争议和意见对立，希望你一定要充分听取贺屋兴宣的意见。而且，如果接受贺屋氏的观点很困难的话，希望能够研究派遣岸前总理作为特使访问台湾的事情”，提议以岸信介作为特使代替池田访台。(35)
但是，池田对于向台湾当局作出政治让步并派遣特使依然态度消极。谈到劝说他访台的贺屋兴宣的时候，池田半开玩笑地说：“贺屋先生是在开战诏书上署名的阁僚，所以对台湾、对蒋总统可能多少有些谢罪的意识。但是我当时只是课长，不是那样的大人物，因此没有必要到那种地方去。”(36)不难想象，尽管同样出身于大藏省，在强调蒋介石“以德报怨”的恩义的战前派贺屋与倡导经济中心主义的战后派池田之间，存在着难以超越的认识上的鸿沟。
池田期望能够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冷处理后，通过事务层次的交涉来修复日台关系。(37)1964年1月7日，池田对赖肖尔大使表示，“吉田前首相为了绥靖台湾当局打算让我到台湾去，但是我认为自己没有向台湾当局道歉的必要，还是等周鸿庆事件平静下来后再访台比较好。”(38)正如这番话所显示的那样，池田不喜欢强烈要求向台湾当局作出政治让步的亲台湾派的介入，他始终希望在外务省的事务层级上修复日台关系。(39)
三、吉田茂访台与吉田—蒋介石会谈
（一）吉田的国内政治动机
然而，外务省亚洲局长后宫虎郎访台等事务层级的劝说没有能够改变状况，事态进一步恶化。不难想象，池田的决定对台湾当局造成了强烈冲击。陈建中于12月12日暂时返台，但是池田政权决定把周鸿庆送还大陆后，他在12月24日晚上再次到日本。(40)到达东京后，陈建中听取了张代理“大使”的报告，随后会见了岸和众议院副议长田中伊三次，又在26日和船田、大野、矢次会见，商议今后的应对之道。
日本政府作出送还周鸿庆的决定后，台湾当局立刻采取了对日强硬措施。12月30日，台湾当局对尚留在东京的张伯谨临时代理“大使”和驻日大使馆员下达了撤回的命令。1964年1月9日，周鸿庆离开日本回大陆，尽管会造成极大影响，但台湾“政府”还是决定停止占日本对台出口额30%-50%的政府采购物资的进口。(41)在此期间，台北市内的反日游行和向日本“大使馆”投掷石块的行为高涨起来，1月14日，甚至发生了20名暴徒冲入日本“大使馆”、损坏器物的事件。(42)
此时，池田开始担忧日台关系危机对预定于1964年7月举行的自民党总裁选举的不良影响。在池田之后总裁的有力竞争者佐藤荣作虽然没有参加1962年的总裁选举，但是1963年7月他再次入阁，窥视下一届总理的宝座。(43)池田担心以佐藤的亲哥哥岸信介为核心的党内反池田势力利用台湾当局对日断交的决定，把日台关系的破裂作为攻击政权的最佳工具。(44)
实际上，池田对岸的行动的担忧是正确的。1月1日，会见陈建中时，岸批评导致日台间紧张局势的池田“忘恩负义”，并表示决定与同样担忧事态发展的人一起采取行动。岸一方面请求蒋介石不要和日本断交，另一方面也对陈建中表达了今后加强“秘密联合工作”的希望。(45)
岸迅速加强了池田包围网。1月8日，岸在会见中告诉陈建中，自民党内各派阀为了对抗池田，决定请右翼团体的桥本徽马起草檄文。在众议院，预定由民社党议员对池田提出质询，并推动内阁不信任案的形成，在参议院也有自民党议员大竹平八郎进行策动。关于舆论，评论家岩渊辰雄正在制订计划。(46)岸显然正在煽动亲台湾势力，策划对池田内阁进行倒阁行动。
为了阻止岸纠集反池田势力，池田不得不向台湾当局提出某种缓和方案。而且，由于政权主流派中也有大野伴睦、船田中等亲台湾派，即便是为了稳固大野派的支持，日台关系的早日改善也是必要的。(47)
在这样的僵局中，出现了吉田茂作为特使代替池田前往台湾的动向。贺屋与大平正芳之间形成了派遣吉田茂作为特使访台的妥协方案。1963年12月31日，毛利松平会见了陈建中，提出了三点方案：(1)大平请求吉田访台；(2)如果台湾方面接受的话，通过正式外交途径安排；(3)吉田访台后，大平外相也将访问台湾，与台湾当局“外交部长”会谈，讨论“两国关系”的根本问题。(48)
最初期望吉田访台的是蒋介石。前述大野访台的时候，蒋介石就提出“已经从实际政治活动中引退了的前首相吉田访台，是可能实现的吧”，敦促吉田访台。(49)蒋介石对于吉田这一对池田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抱有期待。
另一方面，从前述对蒋介石亲电的回应中可以看出，吉田最初虽然担忧日台关系恶化，但他完全委托政府去应对。正如吉田在致池田的信中所说，“蒋介石近来的态度也有几分问题”，吉田对于台湾当局的抗议也感到困扰。(50)但是，吉田作出事态没有好转的判断后，改变了当初的立场。12月30日，他对张代理“大使”和陈建中表示了自己有出面进行日台关系谈判的意思，他提出要推动池田访台，如果不能成功的话则他自己将会访台。(51)
吉田虽然对于自己访台的态度消极，但是他也并不满意池田的对华政策。吉田到晚年后比之前更加顽固地坚持反共，对池田政权通过中日贸易的扩大与中国政治上接近非常担心。在1963年7月出版的《世界与日本》中，吉田以“日中接近论批判”为题单列了一节内容，提出早日承认中共和促进（中国）加入联合国的观点与中立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只不过是革新势力攻击保守政权的一种工具”，实际上暗中批评了促进日中接近的池田。(52)
然而，不能否认吉田作出访台的决定也有国内政治的考虑。当时，吉田希望平稳地实现从池田到佐藤的政权禅让，他担心池田与亲台湾派围绕日台关系问题的对立会带上池田与佐藤的政权斗争的色彩。(53)另外，吉田还怕他所厌恶的建设大臣河野一郎势力上升。吉田在前述致池田的信函中写道，“对建设大臣河野等人的行动有不少批评。选举之后，他的势力可能进一步上升。为了消除祸根，现在就应该探寻应对他的方法”，表示了对继池田之后有意担任首相的河野的强烈警惕心。(54)吉田所担忧的是，如果日台真的断交，国内打开中日关系的压力会愈益提高，同时被视为亲大陆派的河野的影响力也会增强。所以，为了遏制河野的上升，实现向佐藤的政权禅让，有必要改善日台关系来稳定池田政权。
体察到吉田的意向并对首相官邸施加影响的是石井光次郎。石井虽是日台合作委员会设立以来自民党亲台湾派的重要人物，但他在国内政局中采取既不亲池田也不反池田的中间立场。1964年1月5日，石井从吉田那里了解到他在对方请求的情况下可以访台的意向，6日，石井和陈建中在东京会谈，得到了台湾当局欢迎吉田访问的承诺。(55)7日，石井拜访池田，提出“不触及有关悬案的各个问题，应该从‘高层次’来改善台湾当局的对日感情”，从而取得了池田对于吉田访台的同意。(56)
虽然吉田计划在1月访台，但是由于法国承认中国，事态变得复杂起来，因此1月17日岛外务次官建议延期，访台计划暂时被搁置。(57)不过，进入2月后，台湾当局不得不与法国断交的形势明确后，国际孤立加深的台湾当局与日本修复关系成为急务，由此吉田的访台再度具体化。2月8日，池田正式请求吉田作为个人特使访问台湾。虽然不清楚池田向吉田传达了怎样的期望，但是2月11日外相大平正芳向赖肖尔大使强调，吉田访台始终只是为了“恢复友好关系”的非正式访问，吉田在台湾即便谈到具体事情，这样的问题也应该由外务大臣处理。(58)可以说，池田政权认为吉田访台不会涉及悬而未决的具体问题。
（二）吉田—蒋介石会谈
吉田于2月23日访问台湾，与蒋介石进行了三次会谈。近年来，从新公开的吉田—蒋介石会谈记录中可以看出，面对强烈批判池田政权的蒋介石，吉田在认可台湾当局反共逻辑的同时，也体现出尽力为池田辩护的姿态。(59)2月24日的第一次会谈中，吉田提到访台前拜谒昭和天皇时，天皇让他向蒋介石转达对其归还战败后滞留中国大陆的300万日本军民的宽大措施的谢意，吉田以此开始会谈是针对当时台湾当局反复批评日本是“忘恩之徒”，吉田以天皇关于战败之时的恩义的谈话回应了这种批判。
随后，两人讨论了对大陆的政策。蒋介石说，“如果不能消灭中共、恢复人民的自由，日本今天的繁荣安定也绝对不能巩固”，“两个中国”的主张“断然不可”，批评了池田政权的对华政策。对此，吉田也谈及了中共的威胁，“大陆六亿中国人被共产党所支配，日本会不断受到其威胁和渗透”，“如果共产党不灭亡，日本以及亚洲就不能获得安定”，从而强调了与台湾当局相同的立场。
第一次会谈中具有深意的地方在于，吉田表示他“深信池田首相继承了我的精神”，说明池田政权的政策与吉田自己的政策有连续性的同时，也谈到了佐藤荣作。吉田说：“我常常对池田首相和佐藤荣作说，希望他们通力合作，互相交替地担负政权。将来或许会演变成这样的局面”。吉田恳切地请求蒋介石“对佐藤荣作给予眷顾”，并提出他回国后会亲自敦促佐藤访问台湾。(60)希望佐藤成为后任总裁的吉田，积极地向台湾当局说明佐藤将会继承其外交路线。
不过，从会谈总体来看，主导谈判的不是吉田，而是蒋介石。翌日的第二次会谈中，面对蒋介石以“转变害怕中共的观念，改善日台关系”为主题的反共演说，吉田始终是听众。吉田这样的姿态和他前一次访台时相比，对比很鲜明。1959年12月访问台湾时，吉田对台湾当局的反攻大陆政策表示了否定意见，指出没有欧美的合作反攻是不可能的。吉田雄辩地向蒋介石说明了其“反渗透论”的一贯主张，即应该致力于提高各地华侨的生活水平，向中国大陆宣传自由民主主义国家的国情，从而培养共产主义体制的政变和内乱。(61)然而，在这次访问中，他隐藏了这样的主张，一边针对蒋介石的批判为池田进行辩护，一边不断对台湾当局的反攻大陆方针做出肯定性的发言。这只能说明吉田非常重视缓和蒋介石的怒气。
然而，台湾当局希望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吉田的应答来开展今后的对日外交，不能否认，结果是吉田受到了笼络。回国前的26日，根据台湾当局的希望举行了本来不在计划中的第三次会谈。在这次会谈中，蒋介石提出三点作为会谈的结论：一是日台有着利害相关、不可分割的关系；二是日台的基本政策都是反共，需要就此进行相互的研究和讨论；三是日本对台湾当局的反攻大陆计划给予道义和精神上的支援。这显然是台湾当局以第三次会谈的举行为前提，事先准备好的提案。但是，吉田当场表示同意，并保证“日本政府即使更换了首相，后任也还是保守派掌握政权，今后一定会执行这一结论中所说的方针政策”。(62)
此外，在第三次会谈中，蒋介石第一次提出，希望阻止通过延期支付方式出口成套设备，以解决日台之间这一悬而未决的问题。日本方面唯一参与会谈的北泽直吉对此补充解释说，政府没有阻止纯粹民间的设备出口的权限，“慎重起见希望能够取得台湾方面的理解”。(63)但是，尽管北泽作了补充解释，吉田还是表示延期支付是“不合理的特殊方法”，并作出了“其实内心对这样的方法不赞成”的许诺。(64)
吉田的访台就修复日台关系的目的而言可以说取得了充分的成果。吉田保证池田及其后继政权都将坚持反共政策，这种态度缓解了蒋介石对日本的不信任。事实上，由于2月间与法国断交而加剧的国际孤立，台湾当局的对日姿态此后迅速缓和起来。
然而，与此同时，吉田的访台也一反池田政权的预想，导致台湾当局得到了促使日本方面作出政治让步的机会。以后，台湾当局为了绕开事务层面的正式渠道、获得具有政治层面影响力的手段，开始重视吉田的作用。也就是说，台湾当局不仅对以亲台湾派为中心的日台合作委员会施加影响，而且开始通过吉田直接对池田做工作，正如后文所述，最终导致日本方面以吉田书简的形式作出了具体的让步。
四、吉田书简的形成过程
（一）“中共对策纲要”的形成
可以说，吉田的访台使得台湾通过吉田的政治渠道直接对池田施加影响成为可能。在日台关系上，吉田书简具有象征意义。
台湾当局内部主导吉田书简形成的是“总统府”秘书长张群，从公开史料中可以明确地看出这一点。张群在日本留过学，后来投身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时是蒋介石的左右手。抗日战争前夕，他以外交部长身份参与中日谈判，自战前以来，张群就一直是负责对日外交的知日派。(65)
但是，也正因此，张群对日台关系非常忧虑，认为有必要在对日政策上采取现实的对策。实际上，对不惜与日断交的蒋介石，据说张群曾私下表示过不满，“我自己虽然不想采取感情化的措施，但是对于感情用事的人却没法提出任何建议。”(66)张群认为，为了缓和主张对日强硬的蒋介石和“立法院”，有必要利用吉田和亲台湾派的非正式渠道，来引出日本继吉田—蒋介石会谈之后的具体政治让步。在这个意义上，吉田书简不仅是从日本方面引出的具体外交成果，同时也起到了抑制台湾当局内部对日强硬派的作用。
但是，根据《蒋介石秘录》和张群的回忆录，吉田书简分成两封，且有很大的区别。两封吉田书简分别为4月4日、关于“中共对策纲要”的第一封信件，以及5月7日、保证不使用输银资金来进行成套设备出口的第二封信件。根据《蒋介石秘录》，台湾方面把4月4日书简定位为日本政府对台湾保证其反共方针的“日台和平条约补充文书”，而日本政府则担心4月4日书简被公开，因此把5月7日书简当作吉田书简作为掩饰。(67)在本节中，首先讨论4月4日书简的情况，然后再论述5月7日书简。
第三次吉田—蒋介石会谈结束后的2月26日晚上，张群和吉田进行了谈判。这次谈判中，在第三次吉田—蒋介石会谈的三点结论的基础上，张群又加上日本反对“两个中国”以及反映吉田关于中日贸易的许诺这两点，提出了由五项原则构成的“中共对策纲要”：(68)
第一，为了使中国大陆六亿民众与自由主义各国和平共存，并扩大与自由主义各国的贸易从而促进世界的和平与繁荣，有必要把中国大陆的民众从共产主义势力支配下解放出来并引入自由主义阵营。
第二，为了上述目的，日本和中华民国两国将具体地提携合作，实现两国的和平与繁荣，以此向中国大陆民众宣示自由主义体制的具体规范，引导大陆民众反对共产主义势力，把共产主义从大陆驱逐出去。
第三，当中华民国政府依据对中国大陆和世界形势的观察，认为政治七分军事三分的反攻大陆政策确实可以成功的时候，日本将不反对反攻大陆，并对此给予精神和道义的支持。
第四，日本反对所谓两个中国的构想。
第五，中日贸易限于民间，日本政府将严格节制采取类似于给中国大陆经济援助的政策。(69)
吉田回国之后的3月4日，张群把依据蒋介石和吉田全部三次会谈的记录和蒋介石的决定得出的“中共对策纲要”送交吉田，寻求确认。(70)吉田在4月4日寄给张群的信函中，除了指出希望改正第三次会谈记录中“印度尼西亚”被误为“印度”的错误之外，认为其他各点没有问题。(71)以前，由于史料的限制，关于“中共对策纲要”和4月4日吉田书简，除了清水丽的研究外几乎没有得到过考察。而且，据说外务省也一直否定这个吉田书简的存在。
由外务省1965年编成的、搜罗了吉田书简内容的“吉田书简的经过与内容”中，虽然收入了吉田和张群间的往来信函，但是确实没有包括4月4日书简。不过，在外务省内制作的吉田书简前后经过的图示表格外，记有“4.4”的小字样，由此可见外务省承认4月4日书简存在的痕迹。(72)
虽然不太清楚池田首相是否知道这封书简的存在，但是正如清水所论证的，很明显池田知道“中共对策纲要”。(73)3月15日，吉田致信木村“大使”说，“回国后与池田首相也进行了面谈，他的见解与我等没有不同，也没有急于在成套设备问题上作决定的意思”，由此可以知道，池田对吉田关于成套设备问题之外的“见解”没有提出异议。(74)此外，8月间访日并与池田举行会谈时，张群提出“今后希望以今年2月蒋总统和吉田前总理之间在台北达成的谅解事项为基础，日台之间开展积极的合作”，而池田的回应则是“这里再次确认您提到的蒋总统和吉田前总理之间的谅解事项”。这一回答明显说明，在此之前池田已经确认了“中共对策纲要案”的内容。(75)此外，近年公开的史料说明外务省还保存着张群寄送吉田的“中共对策纲要案”副本，并且对其内容的理解采取了“五原则”的形式。
然而，尽管池田确实知道“中共对策纲要案”的内容，但日本方面是否和《蒋介石秘录》中所说的那样，将其视为“日台和平条约的补充文书”则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份纲要只有对日台共同对抗大陆的再确认、日本从“道义上”支持台湾当局反攻大陆政策等抽象的内容，而缺少具体性。因此，虽然外务省承认这份纲要的“五原则”，但是并没有讨论过其内容的迹象。
而且，4月4日吉田书简的内容本身不过是关于会谈记录修正的指示而已。正如后述，吉田常常把与成套设备问题相关的信函委托外务省官僚起草，因此这些信函的大部分都在外务省留有副本。可是，外务省中没有留存4月4日书简，这可能是因为吉田自己判断这封信函没有要求外务省起草的重要性。这个纲要案的内容和吉田平时主张的对华政策相符，可以认为吉田也不将这封信视为“誓约”。实际上，1967年吉田去世前夕，东京大学教授卫藤沈吉采访吉田时，吉田以玩笑的语气谈到了吉田书简的问题，“那就是一张纸片而已。如果有必要，用笔刷刷地就写出来了。”(76)和强调“精神和道义”支持的台湾当局相对照，吉田是实用主义的政治家。因此，关于《中共对策纲要》以及4月4日吉田书简，日台双方显然有着认识上的差异。
另一方面，由台湾当局方面没有对外公布“中共对策纲要”的意图这一点可以推测，在张群不通过正式外交手续、固执于缺乏具体性的反共原则协议的背景中，有对日缓和派的张群给台湾当局内部强硬派传递信息的这一侧面。(77)
有意思的是，从《岸信介关系文件》可以看出，张群对岸信介也采取了与对吉田极其相似的手法。后来岸信介访问台湾时，张群也把岸的发言归纳为“五原则”，并在其后把会谈记录及以此为基础的《中日合作反共办法及进行方针》送交岸信介。(78)张群不但希望与吉田，而且也希望与其他亲台湾派达成某种反共原则的共识，这个事实说明把“中共对策纲要案”寄送吉田也并非例外。
成套设备问题及周鸿庆事件中的对日工作失败，是事关主导台湾当局对日政策的张群的影响力的问题。张群为了阻止中日政治接近，一方面需要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另一方面继与法国断交之后，无论如何他必须避免日台断交这一最坏的结果。张群以不公开其内容为前提，以书面形式归纳和保留日本方面要人与蒋介石的会谈内容，从中可以看出张群复杂的立场。
由此可以判断，4月4日吉田书简及“中共对策纲要案”虽然象征着台湾当局和以吉田为代表的自民党右派的政治联合，但是并没有像《蒋介石秘录》所认为的那样有具体约束日本政府的重要性。
（二）成套设备问题与吉田书简（5月7日）
另一方面，由于成套设备问题具体地限制了池田政权的对华政策，因此涉及成套设备出口的5月7日吉田书简有着更加复杂的形成过程。即使在日台危机到达顶点的时候，池田的亲信和外务省也没有放弃其立场，即主张成套设备以延期支付方式出口是“和西欧一样的水准”，而且输银为延期支付融资是民间贸易行为。1964年1月，中国课长原富士男对美国大使馆员表示第二次成套设备出口即便快的话也要在7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之后，根据情况也有可能不在年内批准，这说明当初池田政权打算先把这个问题冷处理半年到一年，然后再次出口。(79)
吉田回国之后，3月5日，池田又派外务政务次官毛利松平去台湾。这次访台是一次“调查派遣”，目的是试探在日本决定继续实行与西欧同样的延期支付出口方式的情况下，台湾当局的反应。(80)但是，实际上大平外相期望通过亲台湾派的毛利，向台湾当局传达这样的态度：使用输银融资进行的成套设备出口是由于日本民间银行制度不足造成的特殊情况，因此属于民间贸易范畴。(81)
但是，就在毛利访台后不久，台湾当局通过媒体得知了日本对成套设备问题的态度，台湾当局的态度由此再度强硬起来，并推迟了新驻日“大使”的派遣。台湾强硬态度的背景是，其内部存在以“立法院”为中心的强硬派和以“外交部长”沈昌焕为中心的缓和派的对立。毛利在台北受到台湾当局强烈抗议，他违反大平的意图，对在当地的记者团表示将劝说东京重新考虑成套设备的出口，而且回国之后，也主张不借助输银进行设备出口。(82)
毛利公然偏向台湾的态度和言行，不仅在东京，而且在台北的日本大使馆员中也评价甚低。(83)但是，在此之后，希望继吉田访台之后取得日本政府具体让步的台湾当局，与以日台合作委员会成员为中心的亲台湾派一起行动，就成套设备问题逐渐加强了针对池田的压力。
3月10日，岸、佐藤和石井等亲台湾派举行会议，决定把原定日台合作委员会常任委员的访台延期，而只派遣堀越祯三、神田博、矢次一夫。(84)同日，加濑俊一拜访了赖肖尔大使，他提到岸信介等人将会把访台延期到池田同意以下三个条件：(1)实现大平外相访问台湾；(2)不支持第二次维尼纶成套设备出口大陆；(3)扩大对台湾的经济援助。加濑还表示，包括岸和吉田在内的大部分自民党高层对最近池田内阁的对华政策发言表示不安，希望池田和美国一起在对华政策上采取强硬姿态。赖肖尔在其公务电报中报告说，从加濑这一“对池田明确表示敌意以及公然侮蔑大平”的谈话中，可以感觉到他们的行动与自民党右派在总裁公选中推翻池田的打算有紧密的关系。(85)
事实上，此时表面上与亲台湾派保持距离的佐藤出席了亲台湾派的会议，这一情况说明，亲台湾派的动向与自民党内围绕总裁选举的政治斗争也紧密相关。对于面临总裁选举的池田来说，亲台湾派动摇政权的情况也加大了尽早解决事态的压力。
此外，回国后吉田也对池田施加了影响。3月8日，吉田在给池田的信件的“附言”中写道，“我了解延期对中共的成套设备出口与禁止是一样的。至少政府在民间部门中出面必须有节制”，要求遵从吉田—蒋介石会谈的发言来行动。由于在同一封信中还有这样的内容——“我觉得岸和石井两人对此有详细的希望和理解”，因此吉田是和亲台湾派联合行动的。(86)
但是，吉田的态度和亲台湾派不同，他重视早日使日台关系正常化的问题，根据池田和外务省的意向对台湾当局也积极地做了工作。在3月15日给木村大使的信中，他传达了池田不急于出口成套设备的意思。此外，吉田还写道，“因此，为了让台湾方面早日派遣大使，我们也派出外相访台，以便使两国关系正常化，也应该按照这个意思和张秘书长商谈”(87)，指示木村向台湾提出早日派遣新“大使”到日本和实现关系正常化。
3月20日，吉田通过原来的秘书官移民局长白幡友敬，把与给木村的指示并行的致张群的信函以“私人信件”形式交给了在东京的台湾驻日“大使馆”。根据这封信的内容，池田首相暂时不允许大日本纺织的维尼伦成套设备出口的方针没有改变，并且希望“在大平外相访问贵国、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后，再根据两国关系来充分讨论这一问题”。(88)
这封3月20日吉田书简从内容和形式看来，都鲜明地表示了池田和外务省的意向。首先，信中使用“暂时”的用语，从而保留了对成套设备出口禁止的期限的解释余地。而且，大平外相访台、“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后再来进行谈判这一点，也尊重了池田政权以成套设备问题上的让步为前提、要求关系正常化的立场。此外，外务省公开的同一封吉田书简的、日期为空白的草稿上，盖有外务省亚洲局长和两名参事官的印章。从上述情况可以判断，在这封信的形成阶段，外务省就参与其中。
但是，相对于日本政府希望在成套设备问题上留有余地的姿态，台湾当局也希望通过吉田获得日本方面关于这个问题的进一步保证。3月19日，木村大使被张群召见并举行了会谈。在木村面前，张群用日语念了“蒋总统致吉田茂先生口信”。针对池田首相所表示的、关于成套设备出口“没有急于做决定的打算”，这个口信再次请求吉田“负起说服（池田）不再重新考虑设备出口的责任”。而且，如果吉田对此给予“谅解”的话，“所有的事情将顺利进展，由此两国关系也能改善”。(89)也就是说，虽然日本方面希望在关系正常化后讨论成套设备问题，台湾当局始终把要求池田政权保证不出口成套设备作为关系正常化的条件。
木村接受了蒋介石“口信”的中文文件，并进行了研究。两天后，他再次与张群会见，为了更加明确其内容而提出了几个问题。针对木村关于“谅解”是什么形式的提问，张群回答说，把表示谅解的“信件”交给他自己或蒋介石就可以了。另外木村也确认了这个“谅解”将由日台双方一起秘密处理。(90)
会见结束后，木村于3月22日致吉田的信中，说明了至今为止的经过原委。木村在信中写道，“对方的希望是能得到‘将尽力阻止与政府有关的日纺维尼纶成套设备出口’这样的阁下的一封信”，他请求吉田写一封信，并且自己起草了信件的原稿，“实在非常僭越地认为能给阁下提供一点参考，因此在别纸乙号上假设性地起草了这封信的内容”。可惜的是由于公开文件中缺失了上述别纸乙号，因此木村起草的书简原稿的内容不明，(91)不过从其前后的经过来看，木村原稿对后来吉田书简的形成发挥了作用的可能性很大。
接到木村信件的吉田于3月30日告知木村，他把上述情况再次向池田寻求了确认。但是，4月10日，张群在给吉田的信件中提出了最终的要求。前述的谅解之外，还作为蒋介石的意向，张群请求吉田向池田再次确认“不通过与日本政府有关系的银行贷款，以及今后政府绝对不介入民间贸易”。(92)
吉田收到这一要求后给张群的回信，就是所谓的5月7日吉田书简。
一、关于向中国出口成套设备相关的融资应以纯粹的民间方式进行一事，将会按照尊意进行研究。
二、无论如何，没有同意本年中通过日本输出入银行对中共出口大日本纺织的维尼纶成套设备的打算。(93)
在这份信函中，以上两点表明了池田的看法，并要求台湾方面派遣新“大使”，迅速采取日台关系正常化的措施。值得重视的是，和以往不同，这份书简的内容不是由外务官僚起草，而是根据吉田直接指示写就的。根据近年公开的石井光次郎日记，由于吉田以上述两条内容致信张群，因此吉田指示北泽直吉把这封信给池田看。(94)看了北泽起草的这封书简的池田最终表示了同意，并召集通产大臣福田、外相大平和经济企划厅长官宫泽喜一，语气坚定地指示说就照此办理。(92)
就这样，以木村“大使”为中介，通过吉田和张群之间的数次书信来往，最终形成了5月7日吉田书简。池田曾希望能够避免就成套设备问题作出具体承诺，而以事务层级的交涉实现日台关系正常化，但是由于7月的总裁选举迫近，在亲台湾派的压力以及张群通过吉田屡次提出的要求面前，不得不就成套设备出口问题作出政治让步。最初有关这一问题的吉田书简是由外务官僚起草，但是最终变为由北泽根据吉田的直接指示来起草。这一变化说明日台交涉的主导权已从池田—外务省转移到了自民党亲台湾派手中。总之，接到了5月7日书简的台湾当局于6月26日派遣魏道明为新任“驻日大使”，接着在7月大平外相访台之后，又解除了对日采购的禁令，日台关系完全正常化。
五、结论
正如本文所阐明的，日台危机中，池田政权和台湾当局间的折冲，以及顾虑自民党总裁选举的池田和反池田势力间的党内派阀斗争是重叠地展开的。台湾当局的对日战略表面上采取了不惜对日断交的强硬姿态，暗地里通过亲台湾派和吉田等非正式渠道，引出了池田政权的让步。起初池田拒绝台湾当局政治介入，然而，最后他还是不得不重视国内政局，对台湾方面作出让步。
对从吉田访台到发出吉田书简的政治过程的分析，不能脱离与上述国内政治斗争的关联。本文考证了一系列吉田书简的起草者及其形成的经过，从中可以看到由外务省主导的池田政权的对华政策，由于亲台湾派及吉田的压力而发生变化的过程。通过日台危机的案例，能够发现战前以来日本外交的典型模式，即内政和外交相互关联，而非正式接触中的行为者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力。
吉田书简可以说是日台危机的产物，其后，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也受到吉田书简的规定。成功解决日台危机的池田在1964年7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击败佐藤，实现了第三次当选。但是，当时已经受到病魔侵袭的池田，于同年10月辞职，并挑选吉田所中意的佐藤为总裁的继任者。
佐藤政权虽然认为成套设备出口问题是由日本自主判断的内政问题，但是也接受了5月7日吉田书简所给予的“道义”约束。(96)实际上，佐藤在与魏道明“大使”会谈时，做过如下发言，“即便采取了自主外交的立场，但是吉田前总理是我的老板，因此我并非不尊重吉田书简。……尽管不是每一个措施都遵照国府的精神，但相信已经得到了国府对我将对台保持长期亲善关系的信赖。”(97)
佐藤不承认吉田书简的正式约束，但是却忠实地履行了5月7日吉田书简的内容。佐藤政权在年内没有同意继仓敷株式会社之后的大日本纺织公司制造的成套设备出口，第二年即1965年才对此给予了出口许可。然而，成套设备出口的时候，佐藤最终没有同意输银的融资。
不太清楚佐藤是否知道《中共对策纲要》的内容及4月4日吉田书简。不过，自诩为吉田后继者的佐藤继承了吉田的意思，一直对台湾当局给予“道义”支持。也就是说，佐藤一方面同意扩大中日民间贸易，另一方面则把贸易限定在政经分离的框架内，始终坚持对台湾当局的政治承认，并支持台湾维持其在联合国的代表权。1960年代后半期，中国大陆由于文化大革命而陷入混乱时，由于亲台湾派的介入，佐藤和台湾当局的关系更加稳固。直到1971年7月美中接近之前，日台关系处于战后最安定的时期。
注释：
①近年来关于日本“两个中国”的对华政策的研究成果，请参看：陈肇斌：《战后日本的中国政策》，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00年版；池田直隆：《日美关系与“两个中国”》，东京：木鐸社2004年版；神田丰隆：《佐藤内阁与“两个中国”》，《国际关系论研究》2004年第21号。
②关于所谓“吉田书简”，最广为人知的是吉田茂首相于1951年12月24日致美国国务院顾问杜勒斯的信件，其内容为保证日本不会与中国共产党政权缔结“双边条约”，而准备与国民党政权缔约。但是，本文所考察的吉田书简是指1963年至1964年，以吉田的名义送交台湾当局的所有信函。在本文的标题中，为了便于和1951年吉田书简相区别，使用了第二次吉田书简的名称。后文中提到的吉田书简都指的是第二次吉田书简。
③产经新闻社编：《改订特装版蒋介石秘录》（下），东京：产经出版1985年版，第499-510页；张群：《日华·风云的七十年》，古屋奎二译，东京：产经出版1980年版。
④清水丽：《围绕“第二次吉田书简(1964)”的日中台关系的展开》，《筑波大学地域研究》2001年第19号；石井明：《1960年代前期的日台关系》，《国际法外交杂志》2002年第101卷第2号。
⑤矢次一夫：《谈我的浪人外交》，东京：东洋新闻新报社1973年版，第225-248页。
⑥《“日中备忘录贸易的11年”报告书附属资料——冈崎·黑金回忆录》（后文称《冈崎·黑金回忆录》），东京：日中经济协会1975年版，第5-7页。
⑦井上正也：《日中LT贸易的成立和池田政权1960-1962》，《六甲台论集》2006年第53卷第1号。
⑧添谷芳秀：《日本外交和中国》，东京：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1995年版，第162-163页。
⑨《备忘录》，1963年8月26日，外务省情报公开(2004-599)；张群：前引书，第189-190页。
⑩保阪正康：《吉田茂的悖论》，东京：中央公论新社2000年版，第234-235页。
(11)经济局东西通商课：《关于蒋总统致吉田前总理亲电》，1963年8月27日，外务省外交记录《本邦中共贸易关系民间贸易协定关系高碕·廖备忘录交换(1962)》，E'0212，外务省外交史料馆。
(12)Reischauer to Rusk,Sept.23,1963,Record Group(hereafter RG)59,Central Foreign Policy File(hereafter CFPF),POL1 US-JAPAN,National Archives Ⅱ,College Park,MA(hereafter NA).
(13)吉田茂：《回想十年》。
(14)Reischauer to Rusk,Sept.23,1963,RG59,CFPF,POL1 US-JAPAN,NA.
(15)经济局亚洲课：《关于台湾的经济报复措施的考察》，1963年8月23日，外务省情报公开(2004-620)。
(16)《吉田茂致蒋介石信函》（在其栏目外，有手书记载的“最终案昭和38年9月3日”），1963年9月4日（原来标注的是8月29日，但是手书订正为9月4日），外务省情报公开(2004-606)；矢次一夫：《谈我的浪人外交》，第237-239页。
(17)《木村大使致宫泽大臣代理电报》，1963年8月30日，外交记录《本邦中共贸易关系民间贸易协定关系高碕·廖备忘录交换(1962)，基于高碕·廖备忘录的贸易关系，维尼纶成套设备出口关系》第一卷。
(18)《宫泽大臣临时代理致木村大使电报》，1963年9月4日，外务省情报公开(2004-606)。
(19)关于周鸿庆事件参照以下：石井明：前引论文；池田直隆：《日美关系与“两个中国”》，第4章。
(20)Wright to Rusk,Nov.5,1963,RG59,CFPF,POL30 CHICOM,NA.
(21)《木村大使致大平外相电报》，1963年11月4日，外交记录《诸外国流亡者关系，杂件周鸿庆（中共）事件》（后文称“周鸿庆事件Ⅰ”），A367，外交史料馆。
(22)石井：前引论文，第150-151页。
(23)中国课长：《与中国大使馆崔参事官关于维尼纶成套设备等问题的非正式会谈》，1963年9月30日，外务省情报公开。
(24)张群：前引书，第194-195页。
(25)石井：前引论文，第154-158页。
(26)与日台合作委员会相关的研究很少，池井优（《日台合作委员会》，《法学研究》1980年第53卷第2号）是可以举出的几乎唯一的真正的研究。关于当事人的记录，参见矢次一夫：《谈我的浪人外交》第3章，也可以参考堀越祯三在《经团联月报》上定期连载的日台合作委员会报告。讨论自民党亲台湾派的有：若宫启文：《战后保守的亚洲观》，东京：朝日新闻社1995年版，第108-120页；朴敏圭：《自民党亚洲外交研究1955-1972年》，《法学政治学论究》2001年第50号；本泽二郎：《台湾游说集团》，东京：デ一タハゥス出版社1998年版。但是关于1960年代前半期亲台湾派动向的记述很少。
(27)矢次：《谈我的浪人外交》，第36-38页。
(28)《张伯谨代理大使致沈昌焕外交部长电报》，1963年12月4日，“外交部”《周鸿庆案东京电报》(005.7/0021)，“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档案馆。
(29)关于自民党议员所属派阀，参见《国会便览昭和三十六年版》，东京：日本政经新闻出版部1961年版；《国会便览昭和三十九年二月版》，东京：日本政经新闻出版部1964年版。
(30)井上正也：《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和日本外交1957-1964》，神户大学法学研究科法学会《神户法学杂志》2007年第57卷第1号，第191-192页。
(31)升味准之辅：《现代政治一九五五年以后》（上），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5年版，第107页。
(32)同上，第117-128页；冨森叡儿：《战后保守党史》，东京：社会思想社1994年版，第175-180页；池田慎太郎：《池田外交和自民党》，见波多野澄雄：《池田·佐藤政权时期的日本外交》，京都：密涅瓦书房2004年版，第33-38页。不过，不应该采取党人派等于亲大陆派、官僚派等于亲台湾派这样单纯的解释方式。党人派的大野伴睦派和石井光次郎派是亲台湾派。而且石井派在国内政治中虽和池田保持距离，但是采取中间立场。
(33)后宫虎郎亚洲局长：《与陈建中会谈一事》，1963年12月2日，前引《诸外国逃亡者关系，杂件周鸿庆（中共）事件，中华民国的态度》。
(34)《冈崎·黑金回忆录》，第43页。
(35)《吉田茂致池田勇人信件》，1963年12月2日，吉田茂纪念事业财团编：《吉田茂书简》，东京：中央公论社1994年版，第89-90页。
(36)《冈崎·黑金回忆录》，第46页。
(37)后宫虎郎亚洲局长：《与中华民国应谈判事项（发言提纲案）》，1964年1月17日，外务省外交记录《日本·中华民国关系》，A'0423，外务省外交史料馆。
(38)Reischauer to Rusk,Jan.7,1964,RG59,CFPF,POL7 JAPAN,NA.
(39)后宫虎郎亚洲局长：《与中华民国应谈判事项（发言提纲案）》。
(40)亚洲局中国课：《陈建中来日的动静》，1964年1月10日，外务省外交记录《诸外国逃亡者关系，杂件周鸿庆（中共）事件，中华民国的态度》，A'367，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这份文件中没有记录陈建中第三次来日本和离开的日期，但是从以下这份电文可以知道他抵达日本是在24日。《陈建中致沈昌焕外交部长电报》，1963年12月26日，“外交部”《陈建中自东京来电》(012.21/0046)，“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档案馆。
(41)经济局：《台湾的政府采购物资进口停止措施相关事件》，1964年1月13日，外务省外交记录“诸外国逃亡者关系，周鸿庆（中共）事件，中华民国的态度”（后文称“周鸿庆事件Ⅱ”），A367，外交史料馆。
(42)亚洲局中国课：《台北的日本大使馆暴徒闯入》，1964年1月14日，外交记录《周鸿庆事件Ⅱ》。
(43)冨森叡儿：《战后保守党史》，第179-180页。不过，在这个阶段，佐藤期待实现政权的平稳禅让。升味准之辅：《现代政治》（上），第129-130页。
(44)伊藤昌哉：《池田勇人的生死》，东京：至诚堂1966年版，第218-219页。
(45)《陈建中致张群秘书长电报》，1964年1月1日，“外交部”《周鸿庆案东京电报》(005.7/0021)，“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档案馆。
(46)《陈建中致沈昌焕外交部长电报》，1964年1月8日，前引《周鸿庆案东京电报》。
(47)《冈崎·黑金回忆录》，第41页。
(48)《陈建中致沈昌焕外交部长电报》，1963年12月31日，前引《周鸿庆案东京电报》；张群：前引书，第208页。
(49)Reischauer to Rusk,Nov.5,1963,RG59,CFPF,POL30 CHICOM,NA.
(50)《吉田致池田勇人信函》，1963年12月2日，前引《吉田茂书简》，第89-90页。
(51)张群：前引书，第207页。
(52)吉田茂：《世界与日本》，东京：中央公论社1991年版，第139-146页。
(53)伊藤：前引书，第191页。《吉田致池田勇人信函》，1964年1月5日，《吉田茂书简》，第90页。
(54)《吉田致池田勇人信函》，1964年1月5日，《吉田茂书简》，第89-90页。
(55)石井光次郎：《石井光次郎日记》，1964年1月6日条目，《石井光次郎关系文书》（分类号35），国立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东京。
(56)《大平外相致木村大使电报》，1964年1月8日，外交记录《周鸿庆事件Ⅱ》。
(57)亚洲局中国课长：《岛次官访问吉田前总理事》，1964年1月17日，外交记录《周鸿庆事件Ⅰ》，A366，外务省外交史料馆。
(58)Reischauer to Rusk,Feb.11,1964,RG59,CFPF,POL7 JAPAN,NA.
(59)以前关于蒋介石—吉田会谈的情况只是依据前引的《蒋介石秘录》。笔者要求外务省公开相关文件，明确了其内容。会谈的议事录现存两种，其一是北泽直吉《吉田总理访问台湾时的会谈录》，还有台湾方面的《吉田前总理与蒋总统会谈中方记录》。台湾方面的记录内容比较详细，且其用语有若干不同之处。
(60)《吉田前总理与蒋总统会谈中方记录》（后称《中方记录》），1964年2月，外务省情报公开(2004-609)。
(61)《总统接见日本吉田前首相谈话纪要》，民国48年（1959年）12月28日，《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案》，国史馆，台北。
(62)《中方记录》，第46页。
(63)《吉田总理访问台湾时的会谈录》，1964年2月23-27日，外务省情报公开(2004-609)，第37页。在北泽的会议记录和《中方记录》之间，北泽关于成套设备问题的这个发言的表述有些不同。根据日方记录，北泽希望台湾当局理解以输银融资进行延期支付属于民间贸易，而《中方记录》中则变成北泽向蒋介石询问台湾当局对于延期支付的看法。
(64)《中方记录》，第48页。
(65)张群：前引书，第1-3页。杨宏儒、李永铭：《张群传》，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66)《木村大使致大平大臣电报》，1964年1月6日，外交记录《周鸿庆事件Ⅰ》，A'367，外交史料馆。张群的发言是从日本称之为“GQ情报”的台湾当局内部情报中引用的。“GQ情报”包括了国民党内部会议情况及高层发言等。据推测，当时驻台北的日本大使馆是经由人际关系获知国民党高层内情的情报的。
(67)前引《蒋介石秘录》（下），第506-509页。
(68)张群：前引书，第219页。
(69)《中共对策纲要案》，1964年2月26日，外务省情报公开(2004-609)。
(70)《张群致吉田信函》，1964年3月4日，外务省情报公开(2004-609)。
(71)张群：前引书，第220页。
(72)《吉田书简的经过与内容》，日期不明，外务省情报公开(2004-605)。据笔者考查，《蒋介石秘录》中记载的4月4日吉田书简均没有包含在日台双方公开的第一手史料中。
(73)清水：前引论文，第179-180页。
(74)《吉田致木村四郎七信函》，1964年3月15日，《吉田茂书简》，第223页。
(75)《池田总理—张群秘书长会谈记录要旨（北泽从张秘书长处听取）》，1964年8月20日，外交记录《日—中华民国关系》，A'395，外交史料馆。
(76)《每日新闻》，2000年5月29日。
(77)当时在台湾当局内部，存在着以“立法院”为中心的对日强硬派和以沈昌焕为中心的对日缓和派的对立。见毛利松平：《访华报告》，1964年3月16日，外务省外交记录《本国要人访问亚洲大洋洲各国关系》，A'0423，外务省外交史料馆。
(78)《张群致岸信介信函》，1964年12月6日，《岸信介关系文书》（分类号1-6），国立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东京。关于《中日合作反共办法及进行方针》，参见石井：《1960年代前半期的日台关系》，第25-26页。
(79)Reischauer to Rusk,Mar.20,1964,RG59,CFPF,POL7 JAPAN,NA.
(80)《读卖新闻》，1964年2月29日。
(81)Reischauer to Rusk,Mar.5,1964,RG59,CFPF,POL7 JAPAN,NA.
(82)毛利松平：《访华报告》，1964年3月16日，外交记录《本国要人访问亚洲大洋洲各国关系》，A'423，外交史料馆。
(83)Wright to Rusk,Mar.13,1964,RG59,CFPF,POL7 JAPAN,NA.
(84)《佐藤荣作日记》（第2卷），东京：朝日新闻社1998年版，1964年3月10日条目。
(85)Reischauer to Rusk,Mar.10,1964,RG59,CFPF,POL7 JAPAN,NA.
(86)《吉田致池田勇人信函》，1964年年3月8日，前引《吉田茂书简》，第90-91页。
(87)《吉田致木村四郎七信函》，1964年3月15日，前引《吉田茂书简》，第223页。
(88)《吉田致张群信函》，1964年3月（日期空白），外交记录《日—中华民国关系》，A'423，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此外，根据情报公开法而公布的同一封信函，其日期为3月20日。日期都以印刷体标注，只有“20日”的部分是手书加上去的。
(89)《委托张群秘书长转交的“蒋总统给吉田茂先生的口信”日文译本》，1964年3月19日，外务省情报公开(2004-609)。
(90)《木村四郎七致吉田茂信函》，1964年3月22日，外务省情报公开(2004-609)。
(91)《木村四郎七致吉田茂信函》，1964年3月22日，外务省情报公开(2004-609)。另外，别纸甲号就是上述《蒋总统给吉田茂先生的口信》。
(92)《张群致吉田茂信函》，民国53年（1964年）4月10日，外务省情报公开(2004-609)。
(93)《吉田前总理致张群秘书长回信》，1964年5月7日，外务省情报公开(2004-609)。
(94)《石井光次郎日记》，1964年5月2日条目，《石井光次郎关系文书》，国立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
(95)同上，1964年5月9日条目。
(96)《参议院预算委员会第四号》，1965年3月5日，国立国会图书馆《国会会议记录检索系统》，http://kokkai.ndl.go.jp(2007/12/1)。
(97)亚洲局中国课：《佐藤总理与魏道明驻东京中华民国大使会谈要旨》，1965年2月24日，外务省情报公开(2005-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