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冷战后中国的外交危机管理决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后论文,中国论文,外交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外交决策的研究在中国本身就是一块值得开垦的处女地，而外交危机管理的决策问题更是一个崭新的领域。本文拟结合既有的相关研究成果，对中国外交危机管理的基本概念和认识、组织结构、决策特点进行简单的总结，并结合新世纪中国外交面临的形势就其中的若干问题进行探讨，希望能为中国外交危机管理的研究和实践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相关基本概念与研究回顾
研究外交危机管理的前提是对危机和危机管理的界定和总结。有美国学者认为，“危机是威胁到决策集体优先目标的一种形势，在该形势下，决策集团需要在非常有限的时间内做出反应，而且形势的发展常常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①在国际关系和外交学研究的历史上，“修昔底德用这个词来形容人和人的关系或国与国的关系发生变化的转折关头。在国际关系中，危机是走向战争或和平的转折关头。导致危机的冲突要是得不到解决，就会升级为更严重的冲突甚至战争。”②而对此有中国学者进行了更为综合的概括，“国际危机是指两个以上国际行为体，特别是国家之间在政治、外交以及军事、经济等关系方面发生严重的失衡、失序、失常，从而可能危及有关各方的国家利益，甚至可能引发武装冲突乃至战争的动荡或紧张状态；它也包括具有国际联系和国际背景的国内危机。这种紧张状态威胁到有关国家的重要价值和目标，有可能引起武装冲突或战争，需要有关国家在较短的时间内做出反应。”③
有危机，自然就需要有危机管理。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笔者曾对危机管理有一个粗略的定义，“面对可能或者已经对社会构成的威胁，在高度时间压力和充满不确定性的状态下，为尽可能减轻损失、避免危害扩大、防止危机再发而采取的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对策和措施。”④广义上的危机管理不同于简单的危机发生后的应急处理，而是应该包括：对危机的预测、预知和分析等相关情报活动；危机的防止与回避的努力；危机发生后的应对与控制、总结以及避免危机再发的措施。国际危机管理，按照学界传统的定义，“就是国际关系行为主体在危机中通过运用各种手段找到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将危机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避免其升级为战争。”⑤考虑到当今世界国内与国际两个层面的交错融合、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全面展开，有学者对上述定义进行了修正，“国际危机管理是综合运用外交、军事、经济等方式，对危机进行控制和处理的行为。其目的是为了避免危机失控或引发战争，确保危机能在国家重大利益不受损害的基础上得以和平解决。”⑥至于国际危机与外交危机之间的关系，郭树勇认为，“所谓大国间战争危机，是指那种国际体系内主要强国之间的接近战争却止于战争的外交危机，它是介于战争与和平之间的一种国际关系状态。”⑦按照萨道义的经典定义，外交“是指以和平手段处理国与国之间的事务。”⑧结合国际危机管理的基本逻辑，杨洁勉提出，“国际危机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国际危机外交决策。”⑨西方学者也有人主张将国际危机管理称为“危机外交”，这样不仅强调了危机决策的基本性质，也突出了危机管理过程中交流与博弈的特点。⑩
上世纪90年代以前，有关中国外交危机管理决策，不能不提惠廷对抗美援朝和中印冲突决策进行的重要研究，(11)后者也被学界看做是欧美学者最早对中国外交危机管理行为进行研究的尝试。(12)欧迈格则关注中国领导人在决策、特别是重大决策中的角色，他试图证明，“（中国政策）突然的变化往往是最高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干预的结果。”(13)鲍勃罗、陈和克林根(John A.Kringen)三人都曾发表过有关中国外交危机管理决策的研究成果，而他们根据西方危机决策理论来思考中国个案的努力至今仍然具有启发意义。(14)改革开放后，很多学者开始关注中国外交决策中智囊团的作用，沈大伟在80年代初的研究是其中的一个代表。(15)80年代的中国外交决策研究还必须提及鲍大可，他通过与中国领导人和各级参与者、研究者的直接对话，清晰地梳理了中国外交的决策体系与特征，受到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16)一些针对中国外交危机个案的研究，如弗尔兹伯格利用决策中的认知视角分析中印冲突，也非常典型。(17)
进入90年代以后，亚历山大·乔治主编出版了《避免战争》一书，该书中与中国直接相关的个案包括惠廷撰写的《中美在朝鲜的战争》和阿瑟·科恩的《1969年中苏边界危机》。(18)90年代中期，迈克尔·布雷彻与乔纳森·维肯菲尔德推出了危机管理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危机研究》，其中涉及中国的个案研究包括中日冲突、中越冲突、中印冲突以及台湾海峡危机。(19)杨在分析中国外交决策的机制与特点时，以中国对南部非洲某国外交的个案对中国的外交危机管理决策展开了专门分析，其结论是“在危机状态下，当机立断非常重要，可靠的信息渠道以及与决策权威机构的直接沟通毫无疑问也必不可少。”(20)鲁宁在《中国外交决策动力学》中对中国处理苏联劫机者等危机个案进行了研究，强调高层领导人在决策中的重要影响。(21)史文关于军方在中国国家安全决策中的角色，(22)文厚关于中国外交谈判的特点，(23)蓝普顿等关于中国外交决策的综合研究，(24)以及雷敦克关于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研究也都很有特色，备受关注。(25)同时，一批在美华人学者如陈兼、赵全胜和郝雨凡等人也发表了各自对中国外交决策的重要研究成果。(26)在这个领域，新近也是颇有启发意义的研究还包括施道安与伍尔泽合编的《压力下的中国国家安全决策》，基本涵括了冷战结束前后中国重大外交危机管理的典型个案。(27)另一个是史文与张沱生组织中美两国学者对中美危机管理所进行的探讨，双方从不同视角就同一事件展开论述，在推动学术研究的同时，也唤起了人们对这个领域的高度关注。(28)
日本学者在这个领域也出版了很多研究成果。冈部达味在1983年组织石井明、田中明彦、国分良成、天儿慧等人，通过个案研究中国外交决策的构造。(29)田中明彦1981年在麻省理工的博士论文就是关于中国对外冲突的行为分析，此后也发表了不少有关这个主题的文章。(30)就理论与制度层面来看，小岛朋之的研究值得重视。(31)国分良成后来主攻中国政治，但也有相关文章发表。(32)其他成果还包括神谷不二、平松茂雄和服部隆行等对抗美援朝的研究，(33)入江启四郎和真水康树等的中印边境冲突研究，(34)坂本直道、中西治和毛里和子的中苏冲突研究，(35)益尾知佐子等的中越边境冲突研究(36)，以及川岛弘三和浅野亮等关于中国军队与决策关系的研究等。(37)在日华人学者朱建荣关于抗美援朝和援越抗美的研究也得到广泛认可。(38)近年来，日本学界关于中国外交研究的著作层出不穷，其中也不乏对中国危机外交决策的思考。(39)
相比之下，中国国内对中国外交决策的研究则显得滞后和零散。王缉思曾慨叹：“研究客体即中国外交，尤其是其决策过程及运作过程，原始资料匮乏，难以对其建立理论分析框架，这与对西方国家外交政策进行研究不可同日而语。”(40)其实，类似研究滞后不仅仅因为部分资料缺乏，而且还受到某些僵化观念的影响，外交决策在中国长期处于保密状态，学术界很难涉猎。(41)1999年中美两国智库开始合作研究危机管理问题，研究个案从1990年的海湾战争开始，逐渐拓展到历史上两国的危机事件。作为共同研究和学术讨论会的成果，中国学者陆续发表了一批较有分量的文章。(42)2001年，陈洁华在中国未来战略外交构想中，提出要建立“紧急危机处理中心”。(43)结合21世纪初前十年中国外交的发展历程，应该说这种构想是有一定的战略前瞻性的。
近几年来，中国学界关于外交决策和危机管理的研究已取得不少进步。郝雨凡等主编的《中国外交决策：开放与多元的社会因素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张历历《外交决策》（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等著作是前者的代表；而危机管理以及危机决策的研究已经成为显学，以世界各国危机管理机构和决策个案为重点的《国际危机管理概论》（杨明杰主编，时事出版社，2003年）、以危机管理理论研究为主的《国际危机管理》引用率都很高。而关于中国外交危机管理的综合研究，必须提及杨洁勉的《后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危机管理的理论和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和《国际危机泛化与中美共同对应》（时事出版社，2010年）。牛军的《冷战时期的中国外交决策》经真水康树翻译在日本出版，涉及大量中国外交危机决策的历史研究，引起了学界关注。(44)可以想见，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内外档案解密，更多的外交官回忆录出版，研究氛围的宽松以及国家对于外交决策研究的重视，中国外交危机管理决策的研究应该有更大的发展。
二、冷战后中国的外交危机管理决策
如果从危机管理的视角来审视，新中国外交的发展，可以理解为一部外交危机管理不断完善的历史。从建国后的抗美援朝、援越抗美，中印、中苏、中越边境冲突以及多次台海危机，一直到冷战结束后的“银河号事件”、“炸馆事件”、中美南海撞机事件等等，这些外交危机事件既楔入了新中国外交的一些重大进程及转折，更直接考验着中国外交的危机应对能力，从中也积累了丰富、深刻的经验和教训。新世纪以来，非传统安全领域成为人们瞩目的焦点，外交危机管理涉及的范畴也不断拓宽，从此前集中在国家间传统安全为主，逐渐过渡到兼顾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统筹国内与国际社会两个层面的复杂格局。对于当前中国的外交危机管理决策，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认识。
首先，中国外交危机管理决策有着非常好的思想基础与大量外交实践的经验教训。千百年来的中华文化留给我们丰富的危机管理思想，如凸显危机存在意义的“国无内忧外患者，国恒亡”；强调危机管理前期预测、应对重要性的“预则立，不预则废”；突出危机管理基本原则的“应机立断”；反映危机决策者心理的“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等等。虽然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系统的为中国外交危机管理决策服务的中国古代思想史总结，但无论是学界还是政府相关部门，都高度重视这些闪光的宝贵思想，并自觉不自觉地运用到实践中去。这些思想不仅能够为我们的外交危机管理决策直接服务，而且在这些思想中所体现出来的若干特征，恰恰是中国外交危机管理决策的特色所在。
在马厩失火的危机状况下，孔子问伤人否，而不问马，很多人从中总结出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本或者民本主义的思想。这一点在中国应对美国“9·11”事件的危机管理中同样有所表现。“9·11”当晚，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通过电视看到事件发生后，迅速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后即与布什总统通电话，谴责这一恐怖事件，并向美国政府和人民表示深切慰问，向死难者家属表示哀悼，这时距恐怖袭击发生仅仅五个小时。12日晚上，江主席应邀再次同布什总统通电话，表示中方十分关注救援工作，愿向美方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持和协助。同日，外交部发言人代表中国政府公开表态，谴责和反对一切恐怖主义的暴力活动。在谈及这次快速危机决策的直接动因时，江主席说：“外交工作的基础是人民，中美两国人民是友好的。‘9·11事件’使那么多无辜的美国人遇难，我们中国人当然要表示同情和慰问，人心都是肉长的。”(45)当时的判断固然与世界形势、中国国家战略以及理性决策等因素有关，但不能否认其中中国传统危机管理决策思想的重要影响。众所周知，“9·11”事件之前中美关系出现了许多波折，事件发生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中美关系迅速回到正常轨道，这与中方在危机后的果断、准确处理有重要关系。
建国后，中国危机外交决策有很多举世瞩目的成就，如周恩来总理在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上的杰出表现，但实事求是地说也存在重大失误，如“文革”中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等事件。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都给当前的中国外交危机管理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以中美南海撞机事件的谈判为例，张沱生等学者的研究以及吴建民在《外交案例》中都有非常详细的描述，美方有一个从最开始的“regret”到后来的“sorry”，一直到最后定稿的“very sorry”的变化，最终双方达成一致。如果把视野投向中国外交史，可以发现这与中国外交危机决策中的谈判特点有密切联系，建国前夕在“紫石英号事件”处理过程中的诸多特点，在半个世纪后的撞机事件中仍有体现。(46)“紫石英号事件”作为突发危机事件为新中国的外交积累了丰富的应对危机的经验，也贮备了宝贵的外交危机管理、特别是危机谈判的人才，参与事件处理的袁仲贤、康矛召都成为外交部的重要组成人员。当时为保证事件得到圆满解决，周恩来代表中央亲笔起草电报，经毛泽东修改后发给总前委和南京市委，这份写于1949年6月10日、题为《对英舰紫石英号的处理办法》的电文中，要求袁仲贤应该根据英舰入侵中国内河的事实来驳斥英国远东舰队司令布朗特的无理及威胁词句，特别提到：“在会谈中应注意劝导其承认英国军舰闯入未得解放军许可的中国领水和战区为基本错误，至少应劝导其承认无法取得我军同意即行开入亦为冒失行为，然后，才能允予考虑将谈判英国海军的责任及认错、道歉、赔偿等问题，与容许紫石英号军舰开走修理问题分开解决。”并且，根据当时战略大局的需要，提出如果紫石英号采取偷偷溜走的办法，应该“让其逃去（此点应事先秘密通知有关方面）不要攻击，然后迅即发表声明加以申斥。”(47)结合此后历次危机谈判，我们可以发现在谈判中着眼大局，按照“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来审慎进行危机谈判的决策，应该是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传统。
其次，中国外交危机管理决策机构日益成熟，机制初步完善。中国外交危机决策机制首先是与外交决策总体机制密切相关的。根据1958年3月6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中央设立外事小组和国务院设立外事办公室的联合通知》，中共中央设立外事小组，“负责领导全盘外事工作”，“国务院设立外事办公室……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是国务院管理外事工作的总口子，同时又是党中央外事小组的办事机构，它协助国务院管理外交部、外贸部、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和华侨事务委员会的工作，并且指导中央一级各政府部门，各人民团体和各省、市的国际活动。”(48)为保证国务院和党中央的外事小组能集中力量处理一些带方针、政策性的重大问题，还按照国际活动的性质划为六个口子进行管理。至于中央的初衷，据曾任国务院外办秘书长的丁雪松回忆，成立中央外事领导小组和国务院外办是因为“中央强调外事大权直属中央，要统一对外，避免分散。在周总理倡议下，在党中央成立了中共中央外事领导小组。”(49)可以看出，这种机构设置在当时就考虑到加强对外事工作的统一领导，提高外交决策的整体性、有效性，避免各涉外部门条块分割矛盾的客观需要。此后“文革”期间国务院外办被撤销，改革开放后的1982年重新在国务院办公厅下设外事组，1985年改称国务院外事小组办公室，到1988年才恢复外事办公室的名称，十年后在1998年的机构改革中，“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保留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名义，承担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的具体事务。”(50)而在决策过程中，外交部则重在加强自身协助中央和国务院统一掌管外交事务与制定外交政策的功能，担当外交政策的制定者、执行者、信息搜集者和外交问题的建议者等多重角色。(51)关于中央外办和外交部在决策中的地位与角色，当下的介绍和研究已经非常充分。
而对于当前外交危机管理决策中的另外一个机构——国家安全领导小组，学界的观察和研究则显得很不够。2001年4月10日，日本《朝日新闻》在报道中美撞机事件时披露，中国国家层次的危机管理机构，从1995年李登辉访美和随后台海危机爆发开始筹备，1999年因炸馆事件加快运作，2000年正式成立了中共中央安全领导小组，其范本就是美国的国家安全会议，并且罗列了组长、副组长以及小组成员名单。(52)2003年美国学者在分析中国外交决策体制时谈到：“2000年末，北京建立了一个国家安全领导小组，这种机构在现有体制内甚为普遍，限制了任何个人或者派别的权力。”(53)国内学者虽也有提及这个机构的存在，但一直语焉不详。(54)其实早在2000年，杨洁勉曾透露：“中国在1995-1996年台海危机和1999年‘炸馆’事件后决定成立‘国家安全领导小组’……”。(55)中国政府方面也曾经有过相关信息公布，如IUD中国政务景气监测中心在罗列中共中央议事、协调机构时，就清楚表明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与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是一套机构。(56)最近有学者更进一步阐述了其基本情况和功能，“2000年9月，中共中央组建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与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合署办公。中央外办同时作为其常设办事机构，两块牌子，一套机构。其职责主要是协调中央各部门和国务院各部门之间的涉外工作，就重大问题进行调研，制定相关政策，并向中央做出决策建议。”(57)考虑到外交与国家安全密不可分，这种设置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在国家高层有了危机管理的相关组织结构，国务院层面的努力也应该得到充分重视。在部际协调层面，国务院于2004年11月4日成立了由20多个部委组成的境外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时任外交部部长李肇星任联席会议召集人，专职负责境外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保护工作的政策和措施，协调处理相关重大事件。(58)有学者提出，“这是一个非常设的协调会议，以应对紧急突发事件。”(59)但2007年8月31日，境外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全体成员会议再次召开，提出“要进一步提高对做好保护境外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工作重要性的认识……要加强对境外安全形势的研判，进一步健全安全风险评估机制，不断增强防范预警和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要进一步加强能力建设，加大投入，优化、强化机构设置和人员配置，构筑强有力的安全保护体系。”(60)由此可见，这个机制已经固定，并且是国务院处理涉外危机事件协调组织的核心。2006年，国务院办公厅新设置了国务院应急管理办公室（国务院总值班室），主要负责处置国内的重大危机事件，在日常涉外领域内的危机管理的确需要单独组织国务院层面的部际协调机制。
对外交部而言，危机管理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日常工作。在广泛调研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经验的基础上，2004年11月专门成立了外交部应急领导小组，外交部内各单位和250多个驻外使领馆也建立健全了应急机制，用于响应部级应急机制，同时在办公厅下设立了专职办公室负责涉外突发事件，驻外使领馆加大了与驻在国政府和有关部门的交涉力度，提高了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能力和国内国外协调能力，加强了预防性领事保护工作。(61)同年，外交部还设立了涉外安全事务司，研究涉及国家安全问题的涉外事宜，提出政策建议，执行中国外交涉及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方针政策，协调和处理相关涉外事务。2006年5月29日，为整合资源，应对日渐严峻的领事保护问题，外交部领事司正式成立领事保护处，专门负责领事保护。(62)2007年，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成立，“在国家层面建立实施海外安全风险评估与防范预警机制，应对海外安全问题的协调和处置能力全面提升；推进领事保护立法工作，使之逐步纳入规范化、法制化轨道。”(63)仅2007年一年，就处理三万起领事保护案件，包括尼日利亚中国工程人员绑架、韩国丽水火灾、中原油田项目遇袭、台湾渔船被劫等多起重大案件，应该说中国外交的境外突发事件应急机制也已基本成型。
第三，中国外交危机管理的范围大大拓展，危机决策的能力提升很快，为维护中国国家利益、保护中国公民的安全以及增强国家软实力发挥了重要作用，涌现出一批有外交危机决策能力的优秀人才。目前，中国外交危机管理已经渗透到了国内国外几乎所有的涉外领域，而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环境污染问题曾属于典型的中国内政，然而且不谈全球气候变暖及其旷日持久的谈判，就是涉外环境危机事件也越来越多，2005年的松花江水污染就是一个例证。此前自然灾害是一国的内政，如今国际上的重大自然灾害同样需要我们的外交危机管理进行迅速决策，除了保护灾害所在地的中国侨民，还要对受害地区提供尽可能快速的救援，如美国的卡特里娜飓风、海地地震、智利地震等等。同样，中国国内的自然灾害救援，也需要外交危机管理发挥作用。以“5·12”四川汶川特大地震为例。灾难发生后，“外交部紧急启动应对地震灾情涉外工作应急机制，并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外交部24小时值班电话，以及时处理有关涉外工作。”(64)根据外交部的统计（截止到2008年8月27日），“外交部及中国驻外使领馆、团共收到外国政府、团体和个人等捐资19.19亿元人民币。其中，外国政府、国际和地区组织捐资7.94亿元人民币；外国驻华外交机构和人员捐资210.25万元人民币；外国民间团体、企业、各界人士以及华侨华人、海外留学生和中资机构等捐资11.23亿元人民币。”(65)此外，外交部还密切配合其他部门，接受日本、俄罗斯、韩国和新加坡等国政府向中国派出的专业救援队和医疗队，参与协调他们的救援工作。在外交部及各驻外使领馆的准确应对下，汶川地震后的涉外危机管理决策卓有成效，为救灾减灾及灾后重建发挥了重要作用，包括外交部在内的中国政府的救灾努力得到了世界各国的一致赞赏。
在当前外交危机频发的时代，中国外交危机各级决策体系中涌现出了一些优秀的人才，为危机的顺利解决发挥了重要作用。2008年4月奥运火炬在伦敦传递时受阻，一度形成了危机局面，时任中国驻英大使傅莹以普通英国人乐于接受的方式，在英国《每日电讯报》上发表署名文章《如果西方能够倾听中国》，在细致入微的传递场景描写中，质疑少数破坏火炬传递分子的丑恶行径，赢得了很多英国人的认同和理解；针对西方对西藏问题的误解，傅莹大使排除了简单的外交辞令和枯燥说明，以自己与女儿对话的方式来循循善诱，强调通过沟通来消除彼此误解和障碍的重要性；而2009年新疆“7·5”事件发生后，傅莹在英国《卫报》发表文章《统一和团结流淌在代代中国人的血脉中》，将新疆的自然风光、人文历史和中国古老文明融为一炉，起到了很好的化解矛盾的作用。傅大使在多次危机中所表现出来的冷静、沉着、智慧及沟通能力，对于维护中国的利益和形象、强化中英乃至中欧关系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以至被称为“危机大使”。(66)
三、中国外交危机管理决策的问题与展望
学者们都意识到，无论对个人还是群体，在危机过程中形成理性决策非常困难，“与日常外交决策相比，危机外交决策非常难于理解和预测。”(67)中国外交危机决策存在的问题，与中国现阶段的具体国情以及国家发展阶段和总体水平密不可分。反思中国总体危机管理决策存在的问题，至少包括以下五个方面：危机决策意识不强；危机决策机构存在缺陷；危机决策的公开性和可预测性较差；危机决策人员素质有待提高；危机决策工具缺乏创新。(68)对照中国外交危机管理决策来看，笔者认为今后中国外交危机决策当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努力和改进，以适应情况瞬息万变、挑战层出不穷的现实需要。
首先，中国外交危机决策者、决策机构以及决策的执行者、监督者，包括普通国民，必须审视既有的危机意识问题。从大的层面来看，包括高层领导人，都习惯于将“危机”拆解为“危险加机遇”，或者说“危险中有机遇”，也就是简化为“危机=危险+机遇”的公式。但正如杨洁勉所言，“当我们在进行严肃的理论和学术探讨时，就会发现这一等式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之处。”(69)中美两国学者在进行共同危机管理研究时，也曾确认这样的共识，“危机事件不是‘危险加机遇’，而是对两国关系的干扰和破坏，需要积极的防范与管理。”(70)强调危机中有机遇的人，一般都重视危机发生后的认真总结，注重把一次危机转变成为下一次发展的机遇。但问题是，危机是不是总能转变成机遇？危机之后是否还有机遇？即便短期产生了机遇，大规模、重复性的危机积累最终会带来什么样的更大危机？
从外交危机管理决策的视角来看，危机就是危机，危机爆发、失控、螺旋上升就意味着外交危机管理决策的失败，这要求决策者不能心存侥幸，更不能以此为借口推脱责任、明哲保身。反思那些得到解决的危机，其实只要认真多问几个“what if”，我们就能发现，即使是成功的危机管理决策，也很难说在下一次类似情况发生时仍然能够奏效。以中美南海撞机事件为例，美军太平洋总部前司令布莱尔上将曾强调对偶发事件的危害绝不可低估。他提出，在中美撞机事件中，如果发生以下任何一种情况，危机的性质将大不相同，对两国关系的影响可能是灾难性的：假如撞机的同时美机坠毁和24名机组人员全部丧生；中方另一战斗机要求击落美侦察机的申请被批准；美机组成员被扣留在华超过一个月，撞机事件演变成扣押人质事件；美方认为撞机过失完全在中国一方，拒绝表示任何歉意；美国为保护侦察机上非常敏感的高科技设备，决定用精确打击来摧毁飞机。(71)换个思路来看，中美之间关于海上军事安全问题的定期磋商从1998年已经开始，并且已经在2000年5月就避免海上危险军事行动达成共识，当两国军用航空器在国际空域相遇时，应适当遵守现行国际法和国际惯例，适当顾及对方的航行安全，以防止危险接近，避免相撞。尽管有了足够的危机意识和沟通渠道，有了成功的危机预测和防范，但撞机事件仍然在2001年4月1日发生。而且，“危险”发生后，并没有转化为“机遇”，虽然中美在事件平息后展开了进一步的沟通，但很快两军战机之间的距离又开始接近，空中和海上的摩擦不断，“无瑕号”之类的事件很可能会继续发生。
危机观念的强化，还表现在对当前世界各国已经确认的危机决策基本准则和共识的领会和理解上。中美学者共同达成了危机决策过程中的八项原则：保持直接沟通渠道的畅通，发出具体、清晰的信号；确定有限目标以及达成这些目标的有限手段，为双方保留面子和回旋余地；保持选择的灵活性，缓慢升级，做出对称性的反应；基于利益原则而非意识形态原则；进行自我约束，不要对对方所有挑衅行为都做出反应；慎用高压手段和最后通牒，为对手保留退路；将大的、难以解决的争议分解为局部的、可以管理的问题；预先考虑到己方行动可能引起的严重后果。(72)这八项原则可谓积极、稳妥、谨慎、务实，是双方学者在总结大量历史个案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真知灼见，它们能否成为外交危机决策部门在决策过程中的自觉意识？在中美关系发展动荡，特别是战略互信不足、军事领域对抗相对频繁的今天，反思戈登·克雷格和亚历山大·乔治提出的危机管理决策七项准则，就具有特殊的意义：维持对军事选择的最高层文官控制；放慢军事行动速度；协调外交行动与军事行动；将军事行动局限于清晰地显示己方的决心，并且适合己方有限的危机目标；避免采取使对手以为己方将要诉诸大规模战争的军事行动；选择适宜希望谈判而非谋求军事解决的手段；选择那些给对手留下一条走出危机、同时符合其基本利益的出路的外交—军事手段。(73)这些涉及国家兴衰存亡的思考，或可为外交危机决策、特别是重大安全决策者提供参考。
第二，有中国特色、能适应世界形势发展和中国外交危机管理需要的决策机制仍然有待进一步完善和探索。如上所述，目前中国外交危机管理决策机构已经成型，但从新世纪以来的国际形势变化与中国外交所面临的重大压力来看，既有的协调机制和决策机制还有进一步改进的必要，建立全面的综合安全保障体系应该是中国努力的目标，以更妥善地应对和处理对国家和民众日益复杂和频繁的安全威胁。而这里的关键和核心是最高决策机制的改革，也就是从国家外交领导小组、国家安全领导小组的形式，逐步向国家安全委员会转变。对此，早有学者论及，“早在2002年，时任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江泽民在北戴河会议上就提出过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建议。2004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又提出‘抓紧构建维护国家安全的科学、协调、高效的工作机制’的任务。目前，这一机制正在探索之中，它将在现有的国家安全领导小组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跨部委的和吸纳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的咨询机构，同时还要在现有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国家安全政策的参谋智囊机构。”(74)
不妨设想一下，设置国家安全委员会，肯定需要吸收西方发达国家既有组织机构的经验教训，但不会简单照搬或者照抄某一个国家的模式。未来的危机管理决策的核心机构应该统领国家涉及危机管理的所有部门，既包括危机情报的搜集和分析部门，也包括危机应对的执行部门。就范围而言，应该涵括外交、军事、金融、财政等部委。很多学者已经提出设立国家安全情报中心，建立跨部门委员会的辅助决策机构和相关职能机构。当然，如何保证决策科学、执行准确、保障有力，还需要更全面和深刻的筹划与设计，并通过法律的方式加以确定。当前很多人都意识到，按照长期以来的习惯，中国外交决策基本限于行政系统内，而且对行政系统的其他部门相对封闭，各自对上级负责，缺乏横向交流与协作，不利于对外形成合力，协调统一行动。(75)但另一趋势同样越加明显，外交决策的制定权和影响力，从过去基本上集中于个人层面逐级转移到参与外交决策过程中的各种组织机构中来。(76)解决这些问题，仅靠某个主管部门、某位领导的协调是不够的。在基本体制改革的同时，中国外交危机管理决策还应该走法制化的道路，以相关立法明确规定在不同情况下各个层次决策者的权利与义务，让处于危机决策当中的决策者“有法可依”，避免推诿扯皮，以及决策执行头绪繁杂的困扰；明确在不同情况下各职能部门采取措施的权力、步骤和程序，真正去组织、动员、计划、使用各种资源，以求得决策执行的实效；“要对决策机构的决策进行适当限制，特别是重大安全决策权限，如战争权的限制，防止违规决策和职能部门滥用职权。”(77)
第三，总结历史和实践经验，加强思想理论创新，不断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危机外交决策的新思路、新方法。2006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强外事工作战略研究，不断丰富和发展我国外交理论和实践，深入研究当前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全面加强外事工作科学决策、科学运筹、科学管理的能力。”(78)面对日益严峻的挑战，中国外交危机管理决策首先面临的是思想理论创新的问题，进一步深入探索有中国特色的新思路、新方法。在中国的历史经验和典籍文献中，蕴藏着非常丰富的外交思想和外交决策思想，尤其在危机管理决策领域，值得我们好好总结和再认识。当前对西方相关问题的理论认识和实践总结有了很大进步，但实际还处于一个翻译、介绍、消化阶段。研究基础的准备和平台的建设仍然不足，建立世界各国重大危机决策数据库的提议喊了很多年，至今未见落实，也就很难为我们的外交危机管理决策提供全面而直接的政策选项参考。考虑到中西方意识形态、社会发展阶段以及战略文化的差异，我们还需要一个更为高远的视角，把历史的智慧和中国的思考融入其中。
外交危机预测、预演的引入和机制化，尝试运用危机决策模拟系统，应该成为今后的一个创新和努力方向。邓小平曾多次强调，在纷纭复杂的国际形势面前，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这些基本方针对于外交危机管理决策也同样具有针对性，同样重要。没有全面的情报信息支持，很难观察到危机的本质和解决的途径；没有坚固扎实的基础和良好的决策系统，不可能稳得住阵脚；而沉着应付不应该是某一位决策者的特殊能力，而应该是建立在科学决策基础上的自信。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分类管理、分级负责、条块结合、属地为主的应急管理体制，形成统一指挥、反应灵敏、协调有序、运转高效的应急管理机制……”，(79)目前，由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以“一案三制”（应急预案、应急体制、应急机制、应急法制）为核心的危机管理体系已经初步形成。但对于外交危机管理决策而言，仅仅满足于此是不够的。很多学者从当前最新的决策科学发展出发，提出了对重大外交危机管理进行决策模拟的思路。如结合智能计算；人机界面和软件工程学的Agent方法就是尝试之一。运用这种方法，“结合分布式求解和计算机支持的协同工作所起的作用，设计具有综合信息管理、辅助决策、决策评估、协作研讨、态势显示与控制、网络通信、资源管理等功能的危机决策模拟协作研讨环境，采用基于多Agent方法的智能黑板模型，为危机决策和态势推演提供计算机智能化辅助支持。”(80)抛开具体的技术手段和分析不谈，利用最新、最前沿的科学发展成果，尝试为中国外交危机管理决策找到适合自身的技术支持，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当然，外交危机决策创新还应该重视包括最高决策者在内的决策群的决策能力培养，稳定外交危机管理队伍，避免人员的流失和过度频繁调动，在国家总体危机管理机制和人员流动范围内，形成各部委之间、各地区之间、各种危机管理领域之间的人员交流和协作，这些也都是我们应该重视的当务之急。此外，提高智囊团和思想库在决策中的作用，在理顺机制、加强沟通、提高研究水平和参与能力的基础上，使思想库成为服务于外交决策的政策建议者，担当信息管道、信息使者和外交谈判的参与者，凭借自己的学术声望和人脉关系扮演外交“纳谏者”、政策主张宣传者和传播者以及政策指导者、审议者和评判者的角色。(81)显然，要做到这一步，固然需要中国外交决策领导机构转换观念，推动实施，同时智囊团和思想库也亟待努力提高自身。从某种意义上说，到现在为止很多成功的危机决策步骤和思路，由于保密的需要以及严格的专业特征，真正出自于思想库和智囊团的还不多见。
总之，外交危机管理决策涉及国家的安危、国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已经构成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一环，的确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和强有力的推动，只有这样，中国外交才能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和民族复兴大业，为和谐世界的建设发挥自己更大的作用。
注释：
①Charles F.Herman,International Crisis:Insights from Behavioral Research,New York:Free Press,1972,p.13.
②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阎学通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622页。
③丁邦泉主编：《国际危机管理》，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4页。
④初晓波：《“9·11”事件后的日本外交危机管理研究》，载李玉、陆庭恩主编：《中国与周边及“9·11”后的国际局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383页。
⑤Arthur N.Gilbert,"Crisis Management:An Assessment and Critique",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24,No.4,1980,p.641.
⑥丁邦泉主编：《国际危机管理》，第87页。
⑦郭树勇：《战争危机管理与大国战略调整》，载孙建中主编：《外国军事与外交研究论丛一》，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03年，第15页。
⑧戈尔·布思主编：《萨道义外交实践指南》，杨立义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第3页。
⑨杨洁勉：《后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危机管理的理论和实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5页.
⑩James L.Richardson,"Crisis Management:A Critical Appraisal",in Gilbert R.Winham,ed.,New Issues in International Crisis Management,Boulder CO:Westview Press,p.15.
(11)朝鲜战争决策，参见Allen S.Whiting,China Crosses the Yalu,New York:Macmillan,1960；中印冲突研究，参见Allen S.Whiting,The Chinese Calculus Deterrence:Indian and Indo-China,Ann Arbor,Mich.: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75。后者在2001年再版。关于中国外交中武力使用的研究，参见Allen S.Whiting,"The Use of Force in Foreign Policy b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Vol.402,China in the World Today (July 1972) ,pp.55-66。
(12)陆伯彬：《从冷战到中国的崛起：美国对中国外交政策研究的变化与延续》，《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10期，第73页。
(13)Michel C.Oksenberg,"Policy Making under Mao Tse-Tung 1949-1968",Comparative Politics,Vol.3,No.3,April 1971,p.324.
(14)Davis B.Bobrow et al.,Understanding Foreign Policy Decisions:The Chinese Case,New York:Free Press,1979.他们的其他代表性论著包括：Davis B.Bobrow,"Peking's Military Calculus",World Politics,Vol.16,No.2,January 1964,pp.287-301; Steve Chan,"Chinese Conflict Calculus and Behavior:Assessment from a Perspective of Conflict Management",World Politics,Vol.30,No.3,April 1978,pp.391-410。
(15)David Shambaugh,"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Research Bureaucracy",China Quarterly,No.110,June1987,pp.276-304.
(16)A.Doak Barnett,The Making of Foreign Policy in China,Boulder,Colo.:Westview Press,1985.日本在第二年推出日译本，参见A·ド一ヶ·パ一ネツト著、伊豆兄見元·田中明彦訳：“現代中国の外交—政策决定の構造とプロセス”、東京：教育社、1986年。
(17)Yaacov Vertzberger,Misperceptions in Foreign Policymaking :The Sino-lndian Conflict 1959-1962,Boulder,Colo.:Westview Press,1984.
(18)Allen S.Whiting,"The U.S.-China War in Korea"; Arthur Cohen,"The Sino-Soviet Border Crisis of 1969".See Alexander L.George,ed.,Avoiding War:Problems of Crisis Management,Boulder:Westview Press,1991.pp.103-125,269-296.
(19)Michael Brecher and Jonathan Wilkenfeld,A Study of Crisis,Ann Arbor,Michigan: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7,pp.150-157,158-164,178-203,381-387.
(20)George Yang,"Mechanisms of Foreign Policy-Making and Implementation in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in Carol Lee Hamrin and Zhao Suisheng,eds.,Decision-making in Deng's China:Perspectives from Insiders,New York:M.E.Sharpe,1995,p.99.
(21)Lu Ning,The Dynamics of Foreign-Policy Decision-making in China,Boulder,Colo.:Westview Press,1997,pp.93-95.
(22)Michael D.Swaine,The Role of the Chinese Military i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making,Santa Monica,CA:RAND,1996.
(23)Alfred D.Wilhelm,The Chinese at the Negotiating Table,Washington D.C.: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1994.
(24)David Lampton,ed.,The Making of Chines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in the Era of Reform,1978-2000,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25)Lawrence C.Reardon,The Reluctant Dragon:Crisis Cycles in Chinese Foreign Economic Policy,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2.
(26)Chen Jian,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4; Zhao Quansheng,Interpreting Chinese Foreign Policy:The Micro-Macro Linkage Approach,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Yufan Hao and Lin Su,eds.,China's Foreign Policy Making:Societal Force and Chinese American Policy,London:Ashgate Publishing,2005.
(27)Andrew Scobell and Larry M.Wortzel,eds.,Chinese 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making under Stress,Carlisle,PA: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U.S.Army War College,2005.
(28)Michael D.Swaine,Zhang Tuosheng,eds.,Managing Sino-American Crises:Case Studies and Analysis.Washington D.C.: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2006.中文版参见张沱生、史文主编：《对抗·博弈·合作——中美安全危机管理案例分析》，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
(29)岡部達味編：“中国外交：政策決定の構造”、東京：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1983年。
(30)Akihiko Tanaka,Chinese International Conflict Behavior,1950-1978,Ph.D.dissertation,1981.其他日文论文包括：田中明彦、“中国の国際紛争行動のマクロ·モデル1950-1978”、“アジア研究”、29卷、1号、1982年4月；田中明彦、“政策決定のシミュレ一ション·中国”、“国際政治”、74号、1983年。
(31)小島朋之：“中国の対外政策決定構造：その制度と運用の初步的考察”、“京都產業大学論集.国際闋係系列”通号14、1988年、第59-108頁。
(32)国分良成：“対日政策決定のメカニズム—光華寮問題の場合”、小島朋之編：“アジア時代の日中関係”、東京：サィマル出版会、1995年、第89-118頁；Ryosei Kokubun,"The Politics of Foreign Economic Policy-Making in China:The Case of Plant Cancellations with Japan",China Quarterly,No.105,March1986,pp.19-44.
(33)神谷不二：“朝鮮戦争：米中対決の原形”、東京：中央公論社、1966；平松茂雄：“中国と朝鮮戰争”、東京：勁草書房、1988年；服部隆行：“朝鮮戰爭と中国：建国初期中国の軍事戰略と安全保障問題の研究”、広島：溪水社、2007年。
(34)入江啟四郎：“中·印紛争と国際法”、東京：成文堂、1964年；真水康樹：“ニつのナショナリズム一中印国境紛争·再考”、“現代中国”、(80)、2006年、第159-168頁；真水康樹：“ミヶロ·マクロリンケ一ジアプロ一チと国境紛争—中印國境紛争にぉける象徵的マクロ構造の比較考察”、“法政理論”、39(2)、2007年、第48－85頁。
(35)坂本直道：“中ソ国境紛争の背景”、東京：鹿島研究所出版会、1970年；中西治：“中国とソ連：中対立と社会主義の将來”、東京：日本工業新聞社、1979年；毛里和子：“中国とソ連”、岩波書店、1989年。
(36)益尾知佐子：“鄧小平の対外開放構想と国際関系—1978年，中越戦争への決断”、“アジア研究”、53(4)、2007年、第1-19頁；益尾知佐子：“中国政治外交の転換点—改革開放と‘独立自主の対外政策’”、第2章“鄧小平の対外開放構想と国際関係—1978年、中越戦争への道のり”、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10年。
(37)川島弘三：“中国党軍関係の研究”（3冊）、東京：慶応通信、1988-1989；浅野亮：“中国の軍隊”、東京：創土社、2009年。
(38)朱建栄：“毛沢東のべトナム戦爭：中国外交の大転換と文化大革命の起源”、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1年；朱建栄：“毛沢東の朝鮮戦争：中国が爐鴨緑江るまで”、東京：岩波書店、2004年。
(39)川島真、服部龍二編：“東アジア国際政治史”、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7年；川島真編：“中国の外交：自己認識と課題”、東京：山川出版社、2007年；青山瑠妙：“現代中国の外交”、東京：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007年。
(40)王缉思：《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研究》，载资中筠主编：《国际政治理论探索在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96页。
(41)新华出版社推出《长城与空城计——中国对安全的寻求》中文版时，在编后记中交代：“为节省篇幅，略去了原书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党政军决策程序的第七章。”参见安德鲁·内森、罗伯特·罗斯：《长城与空城计——中国对安全的寻求》，柯雄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年，第249页。
(42)牛军：《三次台湾海峡军事斗争决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王缉思、徐辉：《中美危机行为比较分析》，《美国研究》，2005年第2期；张沱生：《中美撞机事件及其经验教训》，吴白乙：《中国对“炸馆”事件的危机管理》，《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3期。以上文章全部收入张沱生、史文主编《对抗·博弈·合作——中美安全危机管理案例分析》一书。在2001年撞机事件发生后，笔者曾对中国外交危机管理进行了粗浅的研究，参见初晓波：“中米軍用機接触事件からみる中国の外交危機管理”、“創
法学”、第31卷第三号，2002年3月、第125-148頁。
(43)陈洁华：《21世纪中国外交战略》，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年，第264-265页。
(44)牛軍著、真水康樹訳：“冷戦期中国外交の政策決定”、東京：千倉書房、2007年。中文书评参见初晓波：《〈冷战时期的中国外交决策〉读后有感》，《国际政治研究》，2008年第2期，第184-190页；英文书评见Chu Xiaobo,"A Review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 during the Cold War",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Vol.2,No.2.December 2008,255-268。日文书评见增田雅之：“書評”牛軍著（真水康樹訳）“冷戦期中国外交の政策決定”、“国際政治”(154)，2008年、第173-177頁。
(45)吴建民：《外交案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45页。
(46)“紫石英号事件”谈判细节，参见康矛召著、张亦弛整理：《外交官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14页。
(4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644-645页。
(48)中共中央组织部等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九卷，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611页。
(49)丁雪松口述、杨德华整理：《中国第一位女大使丁雪松回忆录》，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6-67页。
(50)张绳祖、李建主编：《政府机构改革与人员分流政策法律知识手册》，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21页。
(51)孙哲：《崛起与扩张——美国政治与中美关系》，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375页。
(52)“朝日新聞”、2001年4月10日。
(53)Evan S.Medeiros and M.Taylor Fravel,"China's New Diplomacy",Foreign Affairs,Vol.82,No.6,Nov.-Dec.,2003,p.29.
(54)直到2006年，还有学者提议中国应该“适时建立权威性的国家安全领导小组和相关机构”。参见王逸舟主编：《中国国际关系研究(1995-2005)》，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0页。
(55)杨洁勉：《后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危机管理的理论和实践》，第50页。此书出版于2000年11月，这是目前能够找到的关于该机构最早的介绍。
(56)IUD中国政务景气监测中心：《十六大以来成立的中央议事协调机构》，《领导决策信息》，2007年第41期，第24页。
(57)宫力、门洪华、孙东方：《中国外交决策机制变迁研究（1949-2009年）》，《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11期，第53页。
(58)《境外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立》，《人民日报》，2004年11月5日。
(59)张历历：《外交决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第258页。
(60)《境外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全体会议在京召开》，《人民日报》，2007年9月1日。
(6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政策研究室编：《中国外交2005》，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第361页。
(62)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政策研究室编：《中国外交2007》，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第349页。
(63)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政策研究室编：《中国外交2008》，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第36l页。
(64)参见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chn/pds/ziliao/zt/ywzt/2008zt/kzjz/t451653.him.
(65)参见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chn/pds/ziliao/zt/ywzt/2008zt/kzjz/t511206.htm.
(66)肖雄：《傅莹的“魅力”外交》，《决策与信息》，2010年第3期，第25页。
(67)Joshua S.Goldstein,International Relations,Third Edition,New York:Longman,1999,p.160.
(68)薛澜：《危机管理：转型期中国面临的挑战》，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94-198页。
(69)杨洁勉：《后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危机管理的理论和实践》，第30页。
(70)张沱生、史文主编：《对抗·博弈·合作——中美安全危机管理案例分析》，前言，第4页。
(71)张沱生、史文主编：《对抗·博弈·合作——中美安全危机管理案例分析》，第300页，注释2。
(72)张沱生、史文主编：《对抗·博弈·合作——中美安全危机管理案例分析》，第7-9页。
(73)戈登·克雷格、亚历山大，乔治：《武力与治国方略——我们时代的外交问题》，时殷弘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301页。
(74)赵可金、倪世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15页。
(75)张历历：《外交决策》，第255页。
(76)郝雨凡、林甦主编：《中国外交决策：开放与多元的社会因素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3页。
(77)赵子聿、贤峰礼：《国家安全危机决策》，北京：时事出版社，2006年，第352页。
(78)《中央外事工作在京举行 胡锦涛温家宝作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06年8月24日。
(79)《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9页。
(80)秦大国、陈浩光、尹江丽等：《一种基于多Agent的危机决策模拟方法》，《系统仿真学报》，2007年第11期，第2559页。
(81)孙哲：《中国外交思想库：参与决策的角色分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第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