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时间”论：马克思主义美学在消费时代的新拓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美学论文,时间论文,自由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3－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08）06－0025－06
翻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我们发现，“自由时间”是其中使用频率相当高的一个重要范畴，但对这一范畴，美学、文艺学界并没有像其他学科那样给予足够的重视。事实上，在艺术生产过程中，“自由时间”是一个绕不过的概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应该充分重视并深入研究这一范畴，特别是在消费时代背景下。
一、存在于“自由时间”中的艺术与存在于“意识形态”中的艺术
首先，我们来看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文艺意识形态特性的经典论述：“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1]82-83，“适应自己的物质生产水平而生产出社会关系的人，也生产出各种观念、范畴，即这些社会关系的抽象的观念的表现”[2]484；经济基础是“社会关系”的“现实的”表现，而艺术、哲学等则是“社会关系”的“观念的”表现——前者作为现实的社会存在，决定作为观念的社会意识的后者——这里的艺术就是“存在于‘意识形态’中的艺术”。
再来看看被我们过去严重忽视的马克思对艺术的另一种重要描述：“其次是他们支配的自由时间，不管这时间是用于闲暇，是用于从事非直接的生产活动（如战争、国家的管理），还是用于发展不追求任何实践目的的人的能力和社会的潜力（艺术、科学等等）。”[3]215 “古代人连想也没有想到把剩余产品变为资本……他们把很大一部分剩余产品用于非生产性支出——用于艺术品，用于宗教和公共的建筑。”[4]603 “从整个社会来说，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就是创造产生科学、艺术等等的时间。”[5]381 “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6]218～219 在这些论述中，马克思实际上描述了艺术的另一种存在状况。即“存在于‘自由时间’中的艺术”——这与“存在于‘意识形态’中的艺术”不尽相同，而关于两者之不同，马克思本人还有直接的论述：“因为施托赫对物质生产本身不是从历史方面进行考察，因为他是把它当作物质财富一般的生产来理解，不把它当作这种生产的一定的、历史发展的、特殊的形式来理解，所以，他就把自己脚下的这个地盘抽掉了；只有立在这个地盘上，一方面，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这个特别社会形态内的‘自由的精神生产’，才有可能得到理解。他总是局限于一般的毫无意义的空谈。关系并不像他当初想的那样简单。例如，资本主义生产对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就是敌对的。否则，我们就会陷到十八世纪法国人那样的曾经被勒辛那样美妙地嘲笑过的幻想中去。我们在力学等等方面既然远远胜过古代人，为什么我们不应该也能写出一篇大史诗呢？竟没有《伊利亚特》，而只有《亨利亚特》！”[7]307 柏拉威尔在《马克思与世界文学》中，先引用马克思“一方面，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这个特别社会形态内的‘自由的精神生产’，才有可能得到理解”等语，然后评述道：“有人说，马克思这样区分阶级的‘意识形态’和‘自由的精神生产’，似乎是再一次表示，即使受到一种意气不合的社会秩序的限制，艺术可能仍是一个比较自由的领域。”[8]423～424 马克思还指出：“真正自由的劳动，例如作曲，同时也是非常严肃，极其紧张的事情。”[6]113 ——“存在于‘自由时间’中的艺术”就是一种“自由的精神生产”、“真正自由的劳动”，马克思本人显然充分注意到了艺术作为“自由的精神生产”与作为“意识形态”这两种存在状况的不同。
艺术的本质与人的本质密切相关，“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9]18，“适应自己的物质生产水平而生产出社会关系的人，也生产出各种观念、范畴，即这些社会关系的抽象的观念的表现”[2]484，“生产关系”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中最现实、最基础的关系，意识形态则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观念表现，艺术的意识形态本质与人的本质的“社会关系的总和”正相对应。那么，“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不是人的“唯一”本质呢？首先梳理一下《德意志意识形态》相关论述：“这些个人所产生的观念，是关于他们同自然界的关系，或者是他们之间的关系……”[9]30 “生命的生产——无论是自己生命的生产（通过劳动）或他人生命的生产（通过生育）——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合作。”[9]34 “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制约着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制约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9]35 “到现在为止，我们只是主要考察了人类活动一个方面——人们对自然的作用，另一方面，是人对人的作用……”[9]41 “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9]43 “人对人的作用”所形成的“他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与“人对自然的作用”所形成的“他们同自然界”的“自然关系”，乃是《德意志意识形态》考察物质生产活动的两个不同的基本方面——这两个方面是有区别的，同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又是把这两方面高度统一在一起来考察劳动的：他们反对脱离特定的“社会关系”去考察劳动，把劳动仅仅视作是人与自然界之间的一种活动；他们同时也反对脱离人与自然界之间的“自然关系”去考察劳动（这一点过去被我们忽视了）：“过去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这样就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9]44 我们可以说，脱离“人对自然界的关系”去片面强调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恰恰也可能导向历史唯心主义。
《德意志意识形态》还有一个被我们过去所忽视的、与“社会关系的总和”相近的重要表述，即“生产力的总和”：“一方面是生产力的总和，这种生产力好像具有一种物的形式，并且对个人本身说来它已经不是个人的力量，而是私有制的力量”[9]73，“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总和的占有，消灭着私有制”[9]75，“每个个人和每一代当作现成的东西承受下来的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9]43。马克思还更明确指出：“生产力和社会关系——这二者是社会的个人发展的不同方面”[6]219，“财富岂不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统治的充分发挥吗？财富岂不正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但是，“在资产阶级经济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时期中，人的内在本质的这种充分发挥，表现为完全的空虚”[5]486 ——“人的内在本质”就是“人本身的自然力”——而这种本质是在人与“现实的、感性的对象”即人与自然之间关系上展开的。可以说，“社会关系的总和”与“生产力的总和”，乃是人的完整本质两个不同侧面的不同表现，而强调这两个方面的高度统一，乃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基本点，仅仅只强调“社会关系的总和”显然是相当片面的。
至此，我们就可以初步清理出马克思关于艺术两种不同存在状况理论的哲学基础了：（1）“人与人的关系”、人的“社会关系的总和”的本质，是马克思主义“存在于‘意识形态’中的艺术”理论也即通常所谓的艺术意识形态论的立足点；（2）而“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生产力的总和”的本质，则是马克思主义“存在于‘自由时间’中的艺术”理论的立足点。
二、存在于“自由时间”中的劳动与存在于“必要时间”中的劳动
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最基本的特点是：始终在与物质生产的“关系”中来考察艺术活动的特性。“自由时间”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著作中使用频率相当高的一个重要范畴，其重要性还表现在它是分析马克思主义核心范畴“物质生产”诸多特性的一个重要范畴：“在资本方面表现为剩余价值的东西，正好在工人方面表现为超过他作为工人的需要即超过他维持生命力的直接需要而形成的剩余劳动”，“资本的伟大的历史方面就是创造这种剩余劳动，即从单纯使用价值的观点，从单纯的生存的观点来看的多余劳动。”[5]287 “（剩余劳动创造出剩余产品），剩余产品把时间游离出来，给不劳动阶级提供了发展其他能力的自由支配的时间。因此，在一方产生剩余劳动时间，同时在另一方产生自由时间，整个人类的发展，就其超出对人的自然存在直接需要的发展来说，无非是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作为必要的基础。”[3]287 “自由时间，可以支配的时间，就是财富本身：一部分用于消费产品，一部分用于从事自由活动，这种自由活动不像劳动那样是在必然实现的外在目的的压力下决定的，而这种外在目的的实现是自然的必然性，或者说社会义务——怎么说都行。”[10]282 “既然所有自由时间都是提供自由发展的时间，所以资本家是窃取了工人为社会创造的自由时间，即窃取了文明。”[6]139 “自由时间”可以“用于闲暇”，“用于从事非直接的生产活动（如战争、国家的管理）”，“用于发展不追求任何实践目的的人的能力和社会的潜力（艺术、科学等等）”[3]215。
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自由时间”的内涵：
（1）从其所产生的源泉来看，“自由时间”最终是由人的“剩余劳动”创造出来的，在剩余劳动中人创造出剩余产品，剩余产品把时间游离出来，这游离出来的时间就是“自由时间”——再细一些分析：自由时间首先存在于物质生产中，而存在于物质生产中的自由时间就是“剩余劳动时间”，而这又是相对于“必要劳动时间”而言的——与此相应，从整个社会来看，“自由时间”又是相对于“必要时间”而言的。
（2）从其用途来看，马克思主要采用了二分法：一为“用于闲暇”、“用于消费品”，二为“用于发展不追求任何实践目的的人的能力和社会的潜力（艺术、科学等等）”。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一有了生产，所谓生存斗争便不再围绕着单纯的生存资料进行，而要围绕着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进行。”[9]572 以此来看，“必要时间”是为了“生存”，“自由时间”则是为了“享受”和“发展”。
（3）我们可以把“必要时间”与“自由时间”看作是区分人的活动的两个重要参数，再加上“能动性”与“非能动性”这对参数，我们就可以对人的活动作如下描述：
从“时间特性”这对参数来看，存在于“必要时间”中的活动有两种：通常所谓的“物质生产”与“饮食睡眠”等活动，这是为了“生存”的活动；存在于“自由时间”中的活动也有两种：“自由的精神生产”与通常所谓的“休闲活动”，这是“发展”与“享受”的活动。再从“活动特性”这对参数来看，“能动性的”活动既包括存在于“必要时间”中的通常所谓的“物质生产”，同时也包括存在于“自由时间”中的“自由的精神生产”；“非能动性的”活动既包括存在于“必要时间”中的饮食睡眠等活动，同时也包括存在于“自由时间”中的休闲活动。一般来说，物质生产具有“能动性”而不具有“自由性”，休闲活动具有“自由性”而不具有“能动性”——而所谓“自由的精神生产”则既具有“能动性”同时又具有“自由性”——艺术作为“自由的精神生产”的独特性，就正是在与物质生产的“非自由性”、休闲活动的“非能动性”的比较中显现出来的。
马克思指出：“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的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的彼岸”，物质生产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的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11]926～927。自由的精神生产只能在“自由时间”而不能在“工作日（必要时间）”中存在——这种彼岸性可以表述为：在“工作日”中进行的物质生产的本质特征是“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从而“以本身为手段”；在“自由时间”中进行的自由的精神生产的主要特征则是为了“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的能力的发展”也即“以本身为目的”。“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财富岂不正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这种发挥，除了先前的历史发展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前提，而先前的历史发展使这种全面发展，即不以旧有的尺度来衡量的人类力量的全面发展成为目的本身”，而“在资产阶级经济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时期中，人的内在本质的这种充分发挥……则表现为为了某种纯粹外在的目的而牺牲自己的目的本身”[5]486。
在“以本身为目的”的自由的精神生产中，“人类力量的全面发展成为目的本身”；而资本主义性质的物质生产则是为外在目的而“以本身为手段”的劳动活动的极端异化的形式。
至此，我们就可以勾画出以下表格：
马克思对物质生产分析的两个基本点是：（1）这是一个能体现人的“能动性”本质的一个领域；（2）这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根据上面的表格，我们就可以对马克思关于“存在于‘自由时间’中的艺术”与“存在于‘意识形态’的艺术”这两种不同存在状况的分析作一整体勾勒：把艺术视作“意识形态”恐怕还不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最基本的特点所在，其更基本的特点似应在：紧紧结合具有“一定的、历史发展的、特殊的形式”的“物质生产”并以此为坚实的“地盘”来考察包括艺术在内的精神生产，而不是把艺术等精神生产抽离于物质生产之外作为孤立的精神现象来考察——以此来看，在文艺思想上可能会存在两种偏颇：一是历史上许多文艺思想家往往都脱离与物质生产的“关系”来考察艺术，二是一些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研究者往往使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之间的关系“片面化”、“单一化”。
一般地说，艺术生产乃是“观念传达过程”与“形式创造过程”这同时进行、缺一不可的双重过程的高度统一，相应地，我们也就可以从这双重过程，来分析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双重关系：从“观念传达的过程”来看，艺术生产生产出人与人之间“观念性”的社会关系，而物质生产则生产出人与人之间“现实性”的或“物质性”的社会关系——前者是后者的观念反映，或者说两者之间的关系是观念性的、反映性的——这就是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这一框架内展开的艺术意识形态论的基本点，但这只是从“人与人的关系”这一个特定的、具体的角度所揭示的两者之间的“一重”关系，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更为基本的认识则是，这两者之间的基本关系恰恰是“双重”的；从“形式创造过程”来看，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的相通之处是，艺术生产也是人（艺术创作者）的生产力（艺术创造力）现实发挥出来同时自然物（文学之语言、音乐之声音、绘画之色彩线条等等）的形式被改变的过程——这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角度来考察的，在这种情况下，艺术生产是以“存在于‘自由时间’中的劳动”而非“意识形态”形象出现的，相应地，物质生产则是以“存在于‘必要时间’中的劳动”的形象出现的，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就不再是观念反映性的，而首先是“彼岸性”的——艺术生产是“自由的精神生产”，而物质生产则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从这一角度来看，艺术生产得以实际进行的物质基础即“自由时间”，首先是由物质生产创造出来的，同时，又只有从直接的物质生产中实际地“游离”出来，才能成为艺术生产的现实基础，反之，没有实际游离出来、依然存在于或者被重新投入进直接的物质生产之中的“自由时间”（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就表现为“剩余劳动时间”）则不会成为艺术生产发展的现实基础——在这个意义上，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之间的关系又是“游离性”的。在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双重关系中，人实现着自身的双重本质：在“存在于‘意识形态’中的艺术”中，人实现着自身的“社会关系的总和”的本质；在“存在于‘自由时间’中的艺术”中，人实现着自身的“生产力的总和”的本质——这两方面是高度统一在一起的，仅仅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来谈艺术的意识形态特性，或者仅仅只重视艺术活动与“意识形态”的关联而忽视其与“生产力”的关联，显然是非常片面的。
三、存在于“自由时间”中的艺术与存在于“必要时间”中的艺术
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制度下的自由时间”时，马克思深刻地指出：“资本的不变趋势一方面是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另一方面是把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为剩余劳动……（而在共产主义）一方面，社会的个人的需要将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尺度，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因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那时，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以劳动时间作为财富的尺度，这表明财富本身是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上的，而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是同剩余劳动时间相对立并且是由于这种对立而存在的……”[6]221～222 资本主义生产不把“剩余时间”从物质生产中“游离”出来从而使之现实地成为供人自由活动和发展的“自由时间”——这种对立可以说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对抗性。那么，前资本主义时代的人是如何对待自己创造出的“剩余产品”的呢？“古代人连想也没有想到把剩余产品变为资本……他们把很大一部分剩余产品用于非生产性支出——用于艺术品，用于宗教和公共的建筑。他们的生产更难说是建立在解放和发展物质生产力（即分工、机器、将自然力和科学应用于私人生产）的基础上”[4]603。
资本生产方式在创造“自由时间”数量之多、速度之快上，是前此任何一种生产方式所无法望其项背的（马克思在这方面有大量的描述，这正体现了资本生产方式的历史进步性）。本来，前所未有的巨量“自由时间”似乎应该可以带来艺术等自由的精神生产的大发展，但这恰恰只是“资本的不变趋势一方面”，其“另一方面是把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为剩余劳动”，即，把“自由时间”不是从直接的物质生产中游离出来，而是重新投入进直接的物质生产之中。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古代人”所创造出的“自由时间”在数量上是较少的，但“古代人”能把较少的“自由时间”从物质生产中“实际地”游离出来了——因此，在以从物质生产中“实际地”游离出来的“自由时间”为现实基础的艺术等自由的精神生产方面，古代社会与资本社会相比就并不见得不发达——这或许才是马克思揭示的“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不平衡”的真正原因所在，关键是“自由时间”实际的“游离”！当“剩余产品被当作剩余资本重新用来增殖价值，重新进入生产过程和价值自行增殖过程”时，资本主义生产实际上就剥夺了存在于“自由时间”中的艺术和诗歌等自由的精神生产发展的“广阔天地”——这才是“资本主义生产”同“某些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之间的冲突点所在——这在深层体现的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内在对抗性。
资本的伟大历史使命就是为自由的精神生产创造“物质要素”，而在此创造过程中，却采取了极端“贫困和对抗性的形式”：为自由的精神生产创造物质要素的资本，却首先从根本上彻底、全面地剥夺了自由的精神生产得以进行的“广阔天地”即“自由时间”！“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也就是说把“直接的物质生产”的时间缩短，这同时就意味着“自由时间”被从“直接的物质生产”中实际地游离出来，进而“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6]219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崩溃以后，艺术等自由的精神生产会获得大发展——而这其中的关键正是“自由时间”的“游离”，这种推测不是建立在浪漫幻想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对社会历史尤其是人类物质生产发展规律深刻、独到的分析的基础上的。
柏拉威尔指出：“有人说，马克思这样区分阶级的意识形态和自由的精神生产，似乎是再一次表示，即使受到一种意气不合的社会秩序的限制，艺术可能仍是一个比较自由的领域。”[8]423～424 但是艺术的这种存在状况到了晚期资本主义似乎发生了变化。法兰克福学派提出了“文化工业”的概念，我们可以说，在马克思的时代，资本还主要在所谓“物质生产”领域运作，资本增殖的力量还主要是来源于物质生产，相应地，资本还没有开始大规模地扩张到所谓精神生产领域，通常的表述是：精神文化生产的“产业化”程度还不够高——这是从“生产”的一方来说的；从“消费”的一方来说，工人大众主要消费的还是“物质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包括艺术在内的精神生产还没有被彻底、全面地纳入资本增殖的高速运转之中，相应地，这些精神生产就还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自由性，所以还会出现密尔顿式的自由的精神生产者。资本不变的本性是无限制、无休止的扩张，这种扩张本性使资本不可能仅仅满足于在“物质生产”领域运作，一旦时机成熟——物质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资本必然要大规模向精神生产领域扩张——这是从生产的角度来看的；同时从消费的角度来看，在物质消费品相对丰富的基础上，消费大众必然产生对精神产品的消费需求，于是，资本根据这种市场消费需求开始在精神生产领域大规模扩张。消费时代的到来，表明资本大规模向精神生产领域的扩张，已呈现出了力图完全覆盖精神生产领域或者说把精神生产完全纳入资本增殖运动之趋势——这就意味着资本开始更彻底地剥夺精神生产相对独立自由发展所需的必要物质基础即“自由时间”。“自由时间”之不断被剥夺，必然导致“存在于‘自由时间’中的劳动”的萎缩——此时精神生产不是消失了，而是发生了“转型”：精神生产开始由“存在于‘自由时间’中的劳动”向“存在于‘必要时间’中的劳动”转变。消费时代似乎在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仅是高速发展物质生产力的有效方式，似乎也可以说是高速发展精神生产力的有效方式——但是这种大发展同样是以对抗性的方式来进行的：本来作为“存在于‘自由时间’中的劳动”现在却以“存在于‘必要时间’中的劳动”的方式发展——在此对抗性方式中，消失的是“自由的精神生产的时间”。在大众消费时代，艺术真实的历史处境是：它作为自由的精神生产形式所必须的物质基础即“自由时间”越来越被更全面、彻底地剥夺，同时它却以“存在于‘必要时间’中的艺术”这种对抗性的形式获得大发展。
综上所述，“存在于‘意识形态’中的艺术”、“存在于‘必要时间’中的艺术”、“存在于‘自由时间’中的艺术”乃是艺术三种不同的存在状况——这构成了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完整系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并非只是作孤立的、阶段性的、表层的研究，而是将其置于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历史中来研究，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深层的内在对抗性进行了深刻剖析。西方消费主义似乎在鼓吹精神享受，似乎在表明人类生活的“精神性”与“物质性”之间的矛盾在趋于消除，但其竭力掩盖的一个基本现实是：在大众消费时代，在人们可以纵情物质的和精神的享乐时，人类生活的内在基本矛盾却在新的表现形式即“生产性享受”与“消费性享受”对立中被加剧了——而这恰恰又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对抗性新的表现。批判性地系统研究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是包括文艺美学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发展的新的突破点之一。
［收稿日期］2008－0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