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融危机时期中资银行国际化的路径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路径论文,金融危机论文,中资银行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30.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9190(2010)07-0050-08
伴随着金融全球化的演进和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变革，中资银行国际化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但依然远远滞后于中资银行整体实力的壮大，其国际化发展程度与中资银行在业绩增长、利润创造、市值扩大和资本回报提升等方面的全球领先地位并不匹配，并呈现出明显的短板效应。中资银行国际化发展的相对短板不仅制约了其综合服务能力的提升，而且弱化了中资银行的核心竞争力。后金融危机时期，中资银行国际化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出现重大调整，金融监管从严的趋势逐渐显现；全球金融格局也相应转变，发达市场的影响力有所下降，新兴市场地位有所上升；大型金融机构呈现强者愈强的发展态势；金融业经营模式有所转变并开始了审慎转型。上述变化在对中资银行国际化发展提出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了难得的机遇。此外，低碳经济和新能源经济兴起、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走出去和产能输出战略实施，以及新兴市场的持续发展等因素也是中资银行国际化发展的外部驱动力。在此背景下，中资银行有必要在分析比较中资同业国际化发展模式的基础上，制定切合实际的国际化发展目标，选择适宜的发展路径和发展策略，进而通过国际化发展强化自身竞争优势，并在全球金融格局重构中巩固已有优势。
一、后金融危机时期的国际金融监管环境
金融危机暴露了现行国际金融监管体系的内在缺陷，并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对既往监管理念、监管方式和监管有效性的深刻反思，其内容不仅涉及系统性风险的监管缺失、对冲基金与OTC衍生品等监管空白的弥补，以及对金融机构发起配售经营模式的审视，而且涉及对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公允价值会计准则、金融资产定价模型、信用评级和薪酬体系的内在顺周期性的再评价与修正。总体而言，通过反思，在监管改革方面初步呈现出一些趋势：一是危机打破了既往过度崇尚市场调节的自由化理念，重新强调了金融监管的重要性；二是后危机时期监管从严的趋势逐渐显现，资本监管、流动性监管、信息披露、薪酬激励等方面的监管标准都大大提高；三是金融监管范围更为全面，涵盖所有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市场和工具，同时，强化了针对对冲基金、资产证券化市场、OTC衍生品以及信用评级机构的管理，而且相关法律法规也更为完备；四是跨国联合监管趋势明显，针对所有大型跨境金融机构建立联合监管机制正在实施和完善。
(一)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总体方向和主要内容
国际组织在此次监管调整中承担了重要的角色。G20金融峰会和金融稳定委员会(FSB)分别是推动金融监管调整的重要平台和核心力量，并就监管调整提出框架性建议，IMF、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等国际组织负责国际监管标准的修订和全球推广。同时，受危机冲击较大的美国、英国、欧盟先后提出了较为彻底的监管改革方案，新兴经济体国家也不同程度加强了信息披露与区域监管合作力度。纵观各方改革建议，通过强化宏观审慎管理防范系统性风险，进而促进金融体系稳定是本轮金融监管改革的核心内容。
危机后，各国监管当局致力于确保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加强流动性管理和风险管理监管。总体而言，微观审慎监管、宏观审慎监管和国际监管合作是此次监管调整的三大主要领域(见表1)。其中，微观审慎监管重点从资本监管、流动性监管、全面风险管理、信息披露、薪酬机制等方面展开；宏观审慎监管重点采取了扩大监管范围、强化集中监管、使用逆周期调节和强化系统性风险监管等措施；在国际监管合作方面，主要措施体现在搭建G20峰会、FSB等国际合作平台，推动相关标准在全球范围内执行，建立联合监管机制，开展危机处理跨境合作等方面，以适应金融全球化的新形势。
(二)主要监管调整政策的进展
在资本与流动性监管方面，英国、欧盟、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等出台了新的资本监管政策或方案。欧美国家侧重于对资产证券化、表外风险敞口和交易账户提出资本要求，并要求提高一级资本质量。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则对银行资本金和自有资本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在流动性监管方面，作为全球首家推出流动性监管新政的机构，英国金融监管局(FSA)明确要求实施流动性差别监管，并对跨境金融机构实施更为严格的监管，要求外国银行分支机构在未豁免前，必须证明流动性可以自给自足。此外，美国、欧盟也对流动性监管提出了改革方案(见表2)。
在业务与产品监管方面，新的监管调整把更多复杂的金融产品或业务纳入监管范围，要求银行在证券化产品中承担更大的风险，银行参与的证券化、再证券化、自营交易、对冲基金、私募基金、投资产品销售等业务受到较大程度影响。其中，美国建议禁止吸储银行开展自营交易以及参与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并建议将总额达到605万亿美元的CDS和其他金融工具的OTC交易纳入监管，交易商和企业用户必须缴纳保证金。欧盟和英国都建议提高对银行证券化和再证券化业务的资本金要求，欧盟还对金融衍生品交易头寸和基金业务投资额设定限制。香港金管局于2009年先后四次就银行投资产品业务出台规定，分别就雷曼结构型产品、零售信贷挂钩票据和不受证券及期货条例监管的投资产品销售进行明确要求，即必须实施投资及传统银行业务分隔的销售方式。
在跨境监管方面，FSB拟制定新的监管条例，将全球30家大型金融机构纳入跨境监管范围，预防系统性风险在未来金融危机中向全球扩散(见表3)。针对德意志银行、加拿大丰业银行等少数几家具有系统性影响的跨国金融机构召开国际监管联席会议后，2009年11月，中国工商银行作为首家中资大型金融机构被纳入该联席会议议题。2010年3月，美联储来华对中国银行业综合并表监管情况进行评估。上述迹象表明，危机后跨境监管强化的趋势日益明显。
此外，在大型金融机构监管方面，为强化对“大而不倒”金融机构的监管，美国建议授权美联储负责监管系统性风险，赋予政府接管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大型金融公司的权力，赋予美联储在非正常紧急情况下进行紧急放贷的权力。奥巴马政府还提议制定措施限制大型银行的高风险交易。英国加强了对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大型复杂金融机构的审慎性监管，通过改进公司治理机制、提高市场透明度和其他激励性措施来强化市场纪律约束，明确监管当局在危机处理中的权限和程序，并将采取铁腕手段，拆分援助过的大型银行。在薪酬监管方面，2009年9月，G20匹兹堡峰会发布《FSB稳健薪酬原则实施标准》，强化市场对金融企业薪酬的监督约束。截至2009年11月，美国、英国、瑞士、法国和中国香港等已在其辖区公布关于薪酬改革的新规定，其他FSB成员经济体也表达了实施该标准的意向。
二、后金融危机时期国际金融格局的变化
(一)金融机构呈现强者愈强的发展态势
从全球层面看，银行业集中度有所提高。按资产排名的全球前5大银行在全球银行业中的资产占比由2000年的10％上升至2009年的15％，全球前10大银行在1 500家大银行中的资产占比则从1999年的18％上升至2008年的26％。从国家层面看，2007-2009年期间，由于银行业层出不穷的并购事件，不少国家按市值计算的银行业集中度有所上升，比如以一国前3大银行市值占该国银行业总市值的集中度情况来看，巴西上升了14个百分点，增至72％；英国上升了13个百分点，增至71％；澳大利亚上升9个百分点，增至63％，美国上升6个百分点，增至33％(BCG，2010a)。从单个机构看，金融危机以来，多数投资银行、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纷纷受挫，市场估值明显下降，并购成本降低，而一些受危机影响相对较小的金融机构，如摩根大通、美国银行、巴黎银行等银行则在捕捉危机机遇、借势进入新的业务领域，以期赢得巨大的市场份额(见表4)。通过收购富通集团在比利时、卢森堡的业务，巴黎银行于2009年年末资产规模达到29 524亿美元，超越苏格兰皇家银行和巴克莱银行的资产规模，是同期中国工商银行资产规模的1.7倍。美国银行收购了美林等机构，2009年，美林对美国银行的业绩提升作出了巨大贡献，当年美国银行全球资本市场和全球财富管理及投资银行业务净利润达97.16亿美元，占净利润总额的154.82％，弥补了美国银行在全球信用卡业务和家庭贷款业务方面的损失。摩根大通收购贝尔斯登和华盛顿互惠银行后，贝尔斯登使其获得了全球最优秀的机构经纪业务，2009年，摩根大通实现净利润117亿美元，同比增长约2倍，其中全球投行业务收入最高。这些大型金融企业间的并购整合将催生新的国际金融巨头，加速推动新旧金融竞争格局的交替和演变。
(二)全球银行业的实力对比格局有所变化
金融危机后，发达市场的影响力有所下降，新兴市场地位有所上升。2009年按市值排名的前30大银行中，有4家中国的银行和2家巴西的银行，同时澳大利亚4大银行均首次进入全球前30强名单中。危机也导致了发达国家银行业盈利水平的分化，2009年，西班牙、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三国银行业税后ROE水平最高，美国、英国和日本最低。2007年，OECD的10大发达经济体银行业的税后ROE的差距开始拉大，2008年，其分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从区域分布看，危机后全球银行业格局趋向多元化。2009年，亚太、西欧、北美的银行业市值占比分别为33.5％、25.7％和24.4％，拉美、中东欧、中东地区紧随其后，分别为6.9％、4.3％和4.1％(BCG，2010a)。就股本回报而言，2009年全球银行业股东总回报(TSR)为47.1％。其中，中东欧和拉美银行业的反弹幅度最大，TSR达100％以上；西欧银行业也出现了较强的复苏势头，TSR为52.7％；即使受日本银行业拖累，亚太地区的TSR也达到50.3％的较高水平；而北美地区的TSR为28.9％，明显低于其他地区(BCG，2010a)。
(三)全球银行业经营模式有所转变
面对全球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和金融监管的强化，金融业经营模式有所转变，并开始向审慎转型：高杠杆、高信贷增长、低融资成本、高交易收入的盈利模式将转向更多依赖传统业务的盈利模式；银行重新回归核心业务并削减成本结构，在擅长的领域经营并仅在具有良好地位的市场上竞争；金融产品的创新将更加审慎；银行业务将逐步向以客户为中心回归。
金融危机后，零售业务主导型的大型全能银行表现不俗。2009年，按市值排名的前10大银行依次为：工商银行、建设银行、汇丰控股、摩根大通、中国银行、富国银行、桑坦德银行、美国银行、巴黎银行和花旗集团。与2008年相比，前10大银行的核心队伍基本保持了稳定。这些银行大多采取了较为传统的以零售业务为导向的经营模式，同时远离与资本市场紧密相关的高风险活动，因此，拥有较为出色的利润率、更为坚挺的资产负债表和质量更高的资产。此外，全能银行运用多元化的经营战略，通过业务互补能够较快实现业绩反弹。
混业经营的银行控股公司模式将成为未来投资银行的主要模式。随着贝尔斯登被摩根大通收购、美林被美国银行收购、雷曼兄弟破产、高盛和摩根士丹利转为银行控股公司，独立投行模式已走向衰落。转型后，投资银行的业务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提升。2009年，按净收入排名的12大投资银行分别为：高盛、摩根大通、花旗集团、美国银行、巴克莱资本、德意志银行、瑞士信贷、摩根士丹利、巴黎银行、法国兴业银行、野村证券、瑞银集团，净收入合计2 450亿美元，较2008年增长了68％(BCG，2010b)。值得注意的是，投行业务纳入银行金融控股公司的框架后，将接受传统商业银行的监管，在获得低成本流动性的同时，也面临着资本约束条件下的去杠杆化要求，这将使投行业务重新回到以提供中介服务为主的发展道路。
三、后金融危机时期中资银行国际化的外部环境与模式比较
国际监管改革和全球金融格局的新变化，将为大型中资银行国际化经营带来巨大挑战。为全面提升国际竞争力，中资银行有必要通过加快国际化经营和发展，来推动银行组织架构、业务结构和公司治理机制的转型与完善，最终实现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增长与盈利的机会、持续巩固竞争优势和行业领先地位的战略目标。
(一)后金融危机时期中资银行国际化的外部环境
1.低碳经济和新能源产业可能使世界经济增长模式发生变化。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为新能源产业提供了重大机遇：一方面，世界各国希望通过推动新能源发展来拉动经济复苏；另一方面，美国欲借发展新能源摆脱其对石油的依赖，逐步引领新的世界经济增长模式——低碳经济。2009年，中国明确提出到202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40％～45％；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围绕低碳经济，国际金融机构积极开拓相关业务，既包括传统的融资支持，如通过成立各种“低碳”基金或环保基金，或直接贷款支持相关的产业，又包括围绕现行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进行各种融资、产品创新以及其他金融服务。国际领先银行已经成为碳交易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其业务范围已经渗透到该市场的各个交易环节。中资银行目前还主要集中在对低碳项目的融资支持方面，以各类绿色贷款、环保贷款为主。
2.人民币国际化趋势给中资银行跨国经营带来了新的市场机遇。面对危机引发的主要货币汇率波动性加大、外汇储备账面价值缩水、对外贸易汇率风险增加的挑战，中国明显加快了人民币区域化进程：2009年7月，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正式启动；2009年9月，中央政府在香港地区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截至目前，中国已与越南、蒙古、老挝、尼泊尔、俄罗斯、吉尔吉斯、朝鲜和哈萨克斯坦等8个周边国家签署边境贸易本币结算协议；中国人民银行已先后与韩国1央行、中国香港金管局、马来西亚央行、白俄罗斯央行、印度尼西亚央行、阿根廷央行签署了总计6 500亿元人民币的6份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人民币国际化后，中资银行将有可能在人民币代理清算、人民币跨境金融市场、人民币海外融资等领域确立全球领先优势，中资银行境外机构可以借助跨境人民币业务，拥有外资银行所不具备的独特竞争优势。通过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紧密结合，中资银行有望实现国际化经营的跨越式发展。
3.走出去和产能输出战略为中资银行国际化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金融危机后，依托走出去和产能输出战略，中资企业加大了海外并购力度，开发海外市场的诉求更为强烈。截至2009年底，中国共设立了14 000多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分布在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覆盖率达到70％以上，投资存量约为2 200亿美元，总资产超过1万亿美元，员工人数超过100万①。以华为为例，通过建立境外生产基地和市场与研发网络，华为以内生增长为主的方式实现了国际化发展，2008年该公司海外销售额达到128亿美元，占总销售额的75％。2009年，华为全球销售收入218亿美元，成功跻身全球第二大通信设备商②。“走出去”企业需要强有力的金融服务支持，2009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433亿美元，据预测，2010年中国企业的非金融类境外投资规模有望达到480亿美元，再创新高，资源、能源、高科技和先进制造业领域仍将是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重点方向③。在此背景下，中资银行采取跟随战略，为中资企业“走出去”提供跨境金融服务，不仅能降低中资银行拓展新客户的成本，还能将境内整体优势向海外延伸。
4.新兴市场的发展为中资银行跨国经营带来了新的突破口。亚太、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已逐步取代北美、欧洲、日本，成为跨国银行境外拓展的首选目标和重要收入来源地。花旗、汇丰、德意志、渣打等国际大银行近30％或更多的营业收入均来自新兴市场。亚、非、拉等新兴市场也是中资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区域，近两年我国对亚洲和非洲投资的年均增速分别超过100％和200％。2009年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中，亚洲占71.3％，拉美占17.5％，非洲占4.2％，欧洲、北美、大洋洲的占比均在2％～3％之间，可见，新兴市场为中资银行提供了丰富的业务资源和良好的经营条件④。
(二)中资金融机构的国际化模式比较
1.中国工商银行模式。中国工商银行依托强大的整体实力，依靠市场化的模式，国际化发展起步虽然较晚，但是进步很快，在网络布局、科技平台、经营牌照、本土经营、财务效益、管理模式等方面取得了领先。工商银行兼顾成熟市场与新兴市场，通过战略并购与内生增长并举的方式，加快全球网络布局。依靠强大的资本实力，工商银行进行了一系列的国际并购(见表5)，并借助渐进式并购，大力推进境外机构的本地化经营和融入主流银行地位。目前，工银亚洲已成为香港当地主流银行，工银澳门成为澳门最大的本土法人银行，工银印尼成为近年来印尼成长性最好的外资银行。同时，凭借科技优势，实现物理网络与电子渠道的有机结合，并依托网络拓展和业务拓展的融合，工商银行有效满足了国际化客户的核心需求，巩固了在同业中的地位。
2.中国银行模式。受益于历史专业分工，中国银行依靠先发优势，具有较高的国际化程度，其总体战略强调业务的国际化、多元化。境外网络拓展以内生增长为主，服务于中资企业和华人群体。香港和澳门地区是中国银行海外业务的主体部分，而且中国银行在当地具有发钞行的优势地位。
3.国家开发银行模式。2006年起，国家开发银行通过成立以项目为导向的140多个海外专家组、支持200多个“走出去”重大项目、设立中非发展基金等多支基金、投资入股巴克莱银行、设立香港分行等方式，灵活快速地实现了国际化扩张。截至2008年年末，国家开发银行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对外投融资合作银行，国际合作涉及全球70个国家，外汇贷款余额645亿美元，境外“走出去”项目的贷款余额为404亿美元，均居中国银行业首位。
4.中国银联模式。通过与境外有实力的银行、收单机构、发卡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并借助合作伙伴的渠道拓展境外市场，中国银联快速实现了银联卡的国际受理和境外发行。截至2009年年末，中国银联拥有240多家境内外成员机构，银联卡已在90个境外国家和地区开通ATM或POS消费服务，已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50个金融机构正式或将在境外发行当地货币的银联标准卡。以日本为例，目前银联卡在日本可受理ATM机的数量跃居第二，成为除日本本土银行卡品牌JCB外ATM机受理范围最大的银行卡品牌。
尽管中资银行国际化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与国际大银行相比，差距依然较大。从利润贡献的地域分布看，中资银行海外利润贡献率较低，而很多国际大银行的营业收入中都有近一半或高达70％～80％来自本土之外，渣打银行甚至达到90％(2008年)。从区域布局看，中资银行境外资产和利润主要集中于港澳地区，区域分布很不均衡，而汇丰、花旗、渣打等跨国银行则有着较为均衡的区域布局。从业务结构看，中资银行综合化经营程度还不够，在按一级资本排名前25位的大银行中，除工商银行 、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仍实行分业经营模式外，其余均属于综合化的大型金融集团。虽然中资银行近年来不断加快业务转型，非利息收入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30％以上，但与欧美大型银行相比，其非利息收入与占比指标仍然有较大差距(见表6)
四、后金融危机时期中资银行的国际化发展策略
金融危机后，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和全球金融格局变化在对中资银行国际化发展提出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一方面，尽管国际监管改革整体趋严，但各国对外资银行准入政策变动不大，部分国家在危机期间还有所松动，市场进入壁垒相对较低，为中资银行国际化发展创造了难得的窗口机遇期。2009年，中资银行适时把握了美国、英国、泰国、马来西亚等国的市场准入机遇，在重点目标市场取得了明显突破。另一方面，受益于稳健经营，危机后中资银行总体实力空前强大，国际排名与国际竞争力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并在国际化发展方面具有明显的流动性优势、资本优势和估值优势。上述有利因素为中资银行借助国际化发展强化竞争优势，并在全球金融格局重构中巩固已有优势创造了条件，也为中国银行业参与危机后国际金融新秩序重建，并掌握一定的话语权提供了可能。
(一)目标选择
伴随着金融全球化的演进和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变革，中资银行国际化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但依然远远滞后于中资银行整体实力的壮大，其发展程度与中资银行在业绩增长、利润创造、市值扩大和资本回报提升等方面的全球领先地位并不匹配，并呈现出明显的短板效应。为改善国际化发展的短板现状，后危机时期，中资银行国际化发展需要制定切合实际的战略目标。从长远来看，中资银行国际化发展的战略目标在于通过为客户提供全球一体化的优质服务，实现盈利增长和竞争优势强化。但就当前阶段而言，中资银行应综合考虑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平衡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不过分强调短期内的盈利增长，而应定位于打造全球服务能力，构建与中资银行整体实力和客户需求相适应的国际化格局。
(二)路径选择
在今后的国际化发展过程中，中资银行在战略上要有清晰目标，在行动上要稳步推进，妥善处理好国际化发展中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掌控国际化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各种风险，走出一条属于中国商业银行的国际化科学发展道路。结合国际监管改革与国际金融格局变化，中资银行国际化发展应注意把握以下原则：一是发挥集团整体优势，走内外联动道路。通过完善全球客户资源共享机制，健全跨境产品研发推广机制，建立联动利润分配机制，优化联动信息交流机制，不断拓宽联动客体范围，提升联动手段的科技含量，构建境内外机构一体化的和谐发展机制。二是发挥境外牌照优势，走综合化经营道路。目前，大部分中资银行的境外机构不仅可以从事商业银行业务，而且可以从事全部或部分投资银行及其他金融业务。这些持有综合业务牌照的境外机构要充分利用牌照功能完备的优势，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大力发展投资银行、资产管理、私人银行等业务，试水综合化经营，为集团综合化经营转型提供经验和人才储备。三是发挥科技引领优势，走集约化运作道路。依托科技平台的境外推广，逐步实现在资金、清算、国际结算、信用卡等领域的集约化、规模化经营。逐步在全球主要金融中心建立资金交易中心和清算中心，构建24小时全球资金运作与清算网络；探索在适当地区建设境外区域性银行卡中心，集中处理银行卡业务；探索通过设立区域总部和职能中心的方式实现区域整合和集约化经营。四是发挥规模经济优势，走跨越式发展道路。注重集团资源的统筹运用和战略协同，加强支持保障，深化整体联动，使业务信息、客户资源、优势产品、科技平台和研发实力在境内机构及境外机构间无边界共享，通过最大限度获取规模经济效应实现国际化经营的跨越式发展。
(三)策略选择
1.在发展路径选择上，坚持市场化运作。考虑到可行性，市场化运作是中资银行国际化发展的有效途径。以工商银行为例，通过并购、申设、合资、合作等多种方式实现境外网络布局的突破性发展。截至2009年年末，工商银行已在全球20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23家境外营业机构，分支机构总数达162家，代理行数量达到1 403家，全面缩小了与中国银行核心国际化指标的差距，并在部分地区超越了中国银行。
2.在网络拓展策略上，坚持战略并购与自主申设并举。在准入门槛较低、法律和监管制度健全、信贷业务资源丰富的地区，可通过设立分行的方式发挥集团优势；在准入和监管条件限制、经营风险相对较高的地区，可通过设立子银行的方式建立防火墙；在监管限制严格，但收购机会较多的地区，可通过收购当地银行的方式进入；在已设机构的地区，可通过并购重组、机构整合的方式实现现有机构的有效扩张。
3.在目标市场选择上，坚持成熟市场与新兴市场并举。重点拓展亚太地区高成长性市场，强化在新兴市场的市场地位和竞争实力，尽快完成在新兴市场的机构布局，增强在新兴市场国家的服务能力。积极关注欧美等成熟市场的拓展机遇，加大对欧美成熟市场的渗透力度，逐步完成对世界主要大城市的网络覆盖并形成全球服务优势。
4.在机构建设定位上，致力于本地化经营和融入主流银行地位。借助并购手段加快本地化经营步伐，稳步开展中小型银行的收购与整合，谨慎对待大型银行并购机会。在收购时机上，中资银行应注重危机期间介入；在业务层面上，注重并购对象能够与现有业务形成促进或互补；在财务层面上，要求并购活动不能摊薄自身每股收益，并购对象的投资回报率和成长性应尽量与自身接近。
5.在渠道拓宽方式上，坚持物理网点与电子网络的有机结合。在拓展物理网点的同时，应辅以ATM、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手机银行等服务渠道，实现物理网点、自助设备终端和电子服务网络之间的有机融合，形成客户经理、网上银行、自助银行和物理网点互为补充，一般网点和理财中心差别服务的渠道结构，解决境外营业网点少、服务区域大的矛盾。
6.在全球布局导向上，坚持网络拓展与业务拓展相结合。除了通过传统的网络拓展方式加快国际化进程以外，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银联的经验表明，在不进行网点拓展的前提下，通过向海外派出专家工作组，或者与境外专业机构合作，也可以快速实现业务国际化。因此，中资银行可以汲取多方面经验，通过物理网络拓展空白市场，或借助并购进入新的业务领域，并通过发挥机构和市场间的协同效应，实现全球业务线拓展和产品线整合，有效提升国际竞争能力。
7.在跨境管理优化上，坚持垂直管理和区域管理的有机结合。随着全球跨国监管的强化和中资银行跨国经营管理半径的扩大，客观上要求中资银行加快区域整合，中资银行可以考虑在境外机构较为集中的地区推进区域管理，逐步构建满足多地区经营与多元化业务平衡发展、业务板块与区域有效协同、垂直管理和分级管理有机结合的跨国经营管理模式。
注释：
①资料来源：根据商务部《2009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业务简况》和《2008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整理，http://hzs.mofcon.gov.cn/aarticle/date/201001/20100106752425html，http://fec.nofcom.gov.cnhjzl/jwtz/542706.shtml。
②资料来源：华为2008年和2009年年报，http://www.huawei.con/corporate_information/annual_report。
③资料来源：张胜男：《今年境外投资预计480亿美元，能源资源仍为重点》，路透北京，2010-01-17。http://cn.reuters.com/article/commoditiesNews/idCNnCN101925820100117。
④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商务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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