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语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粤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众所周知，粤语是汉语方言中通行较广、影响较大的一种“强势方言”。作为语言历史悠久、语言现象复杂的汉语方言，现代粤语的研究已发展成为具有世界性的语言研究课题，在汉语方言的研究中，乃至在整个汉学的研究中，粤语都处于相当引人瞩目的地位。在现代汉语中，除了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之外，能够在某个华人地区作为公众通用语及公共事务法定用语而为广大民众所接受的，大概只有粤方言了。把汉语作为外语来学习的海外朋友，在他们能够选修到的课程中，除了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课程以外，也只有粤语这一汉语方言能够作为一门课程在有关的院、校中开设。我想，每一位从事粤语研究和粤语教学、粤语应用的人，对粤语在汉语方言中这一特殊的地位和作用都应该有足够的认识。对于我们的同道在粤语研究中所取得的每一个成绩，每一项成果，对于我们的前辈在粤语研究中所走过的道路，所遇到的问题，以及他们积累下来的丰富资料和宝贵经验，自然也都应该加以重视。这样才有可能使粤语的研究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不断前进。
本文对粤语研究所走过的历程，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来的情况作一点粗略的回顾，并在此基础上面对现实、展望未来，对粤语研究的前景略抒管见。限于条件，我所谈及的资料，以用汉语发表的为主。
二、回顾
粤语的研究，从萌芽阶段一些民间流传的韵书算起，应该有两百年以上的历史。拿十八世纪至二十世纪初颇为流行的粤语韵书《分韵提要》来看，据彭小川教授的研究，她所收集到的较早版本是清乾隆壬寅年（1782年）由虞学圃、温歧石所辑的《江湖尺牍分韵撮要合集》，其中上部为《江湖尺牍》、下部即为《分韵撮要》。1892年陈澧所撰《广州音说》，可算是中国传统语文学中一部系统论述粤语音韵的著作，可惜这样的著作不可多得。至于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方法来研究粤语的著述，则是本世纪初叶以后才出现的。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除了属于传统语文学范围的詹宪慈著《广州话本字》（1929）及孔仲南著《广东俗语考》（1935）以外，象戴仲杰的《粤音与国音的比较》（1929），王力的《两粤音说》（1928）和《博白方音》（1932），罗莘田（常培）的《关于广州话入声的讨论》（1932），岑麒祥的《粤语发音实验录》（1936）等，大概可算是最早运用现代语言学方法来研究粤语的著述了。进入四十年代，粤语研究有了明显的进展，突出的标志就是出现了几部迄今为止仍被经常引用的传世之作，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推1941年初版，尔后一再重版的黄锡凌著《粤音韵汇》。继黄氏之后，岑麒祥于40年代至50年代之间又相继发表了《入声非声说》（1942）、《广州音系概述》（1946）和《从广东方言体察语言的交流和发展》（1953）等重要文章；赵元任出版了《粤语入门》（1947）、《中山方言》（1948）和《台山语料》（1951）等著述；王力、钱凇生发表了《东莞方音》（1949）、《台山方音》（1950）和《珠江三角洲方音总论》（1950）；陈三苏发表了《闽粤方言中形容词的衬字》（1940）和《广州话的上入和中入》（1952）。这就使粤语的研究开始打破了沉闷的局面。到了五十年代中期，几位日本学者加入到粤语研究的行列，如藤塚将一发表了《广东语发音与音韵分类之研究》（1955）和《广东语全音表》（1955），赖惟勤发表了《关于广州方言的介音》（1954）和《广东话音韵论》（1958），香坂顺一发表了《以广州话“个”为中心谈语法的稳定性》（1953）、《广东语语气助词论稿》（1959）和《广东话的研究——向赵元任先生请教》（1952），松本一男发表了《关于广东话语汇的若干考察》（1956），藤堂明保发表了《粤方言和广东话》（1957）等等。而与此同时，自从五十年代初北京成立了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出版发行了《中国语文》杂志，随后又开展了以汉语规范化，推广普通话为中心的一系列语文运动，给各地方言研究者提出了围绕语文中心工作大力开展方言调查研究的任务。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大陆的粤语学者，在五十年代也就先后发表了一些有关粤语特点，特别是比较粤语与民族共同语，为“推普”服务的文章和小册子。其中最早出现的这类小册子要算王了一（力）的《广东人学习国语法》（华南人民出版社1951，广州），重版改名《广东人怎样学习普通话》（文化教育出版社1955，北京）。接着黄伯荣也出版了《广州人怎样学习普通话》（广东人民出版社，1957）。而广东省方言调查指导组也及时编写了《四邑人学习普通话手册》（广东人民出版社，1958）。在这几年中，王力还出版了《广州话浅说》（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北京）。同时有好几篇以揭示、分析、比较粤语特点的专论也陆续在《中国语文》、《方言与普通话集刊》等刊物上出现。如詹伯慧的《粤方言中的虚词“亲、翻、住、埋、添”》（1958）、黄伯荣的《广州话补语、宾语的词序》（1959）、《广州方言语法的几个特点》（1958）、《广东阳江话物量词的语法特点》（1959）和《广州话和普通话的语音比较》（1958），李瘦芝的《怎样掌握广州音和北京音的对应规律》（1956），方淑珍的《英语和广州语音的比较分析》（1957）等。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1958年发表在《方言和普通话丛刊》第一集上陈慧英、白宛如的《广州音和北京音的比较》一文。这是一篇比较全面揭示粤语和民族共同语语音异同的文章，经常被一些研究粤语的论文所引用。尽管40、50年代的粤语研究已经出现逐步发展的态势，有了一些可观的研究成果，但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基本上仍只能说是处于开发的阶段。从本世纪初的萌芽阶段到本世纪中叶的开发阶段，粤语的研究当然有了不小的进步，但是，过了50年代，进入60年代以后，粤语研究却未见有十分明显的进展，这期间有几部实用的粤语工具书出现，如冯思禹的《广州音字汇》（世界书局1962，香港》，乔砚农的《广州音国音中文字典》（华侨语文出版社1963，香港）和《广州话类推法》（华侨语文出版社1964，香港）。学术刊物上出现过一些有相当分量的论文，如林莲仙的《粤音与〈广韵〉比较表》、《论粤语的声调》（1963）和《粤语动词词尾虚字用法的探讨》（1963），张日升的《香港粤语阴平调及变调问题》（1969）和乔砚农的《广州语词的研究》（1966），黄家教的《广州话无介音说》（1964），宗福邦的《关于广州话阴平调的分化问题》（1964），黄伯荣的《阳江话‘入声非声’实验报告》（1960）和《阳江话的几种句式》（1966），似乎已显示出粤语研究有逐步深化的趋势，但是整个60年代，除了出现过几本工具书外，却没有一部称得上是粤语研究的专著问世过。可见粤语研究的全面开展，直到60年代还未能形成“大气候”，而真正步入开拓进取，全方位接触到粤语的各个部分、各个层面的粤语研究工作，无疑是70年代以后的事。个人认为：从70年代起粤方言研究才进入到中兴时期，这个时期从70年代初略见端倪，开始出现粤语研究的一些重大突破，到80、90年代以后，便逐步进入高潮，以至形成持续繁荣、硕果累累的局面。
我把70年代看作是粤语研究的一个新起点，主要由于有两部具有标志性的粤语研究专著在70年代诞生，这就是余霭芹教授的《粤语研究》第一卷（Studies in Yue Dialects I: Phonology of Cantonese.Cambridge:Cambridge Unirersity Press,1972.）和张洪年教授的《香港粤语语法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2年）。凑巧的是：这两部著作都在1972年问世。余著对广州话语音进行了前所未见的详尽分析，张著对香港粤语语法作了系统的探讨，这两部著作在研究的深度上堪称为粤语研究史上的扛鼎之作。在此以前，人们对粤语的认识，很难跳出粤音的圈子，除了有学者就粤语中个别突出的语法现象进行剖析描述以外，还没有人把粤语作为一个完整的语言系统来全面论述其语法上的种种表现。张洪年教授此书的出版对于推动粤语语法的深入研究自然是功不可没。70年代除了余、张的专著外，港、台及海外学术刊物上也还出现过一批引人注目的研究粤语的论文， 分别由 Bauer,LightTimonthy,Kwok Helen和邹嘉彦、游顺剑等学者所撰写，而美籍华裔学者黄伯飞（HuangPo－Fei ）所编的《广州话辞典》（CantoneseDictionary）也在1970年问世。随后还有几部粤语应用的工具书，如曾子凡的《广州话普通话对照常用手册》（1979），刘锡祥的《实用粤音词典》（1977），香港中华书局的《普通话粤音中华新字典》（1978）等也陆续出版发行。令人不免遗憾的是：70年代初正当出现余、张两位分别撰写的影响深远的两部专著之际，中国大陆却忙于“战犹酣”的“文革”大动乱，语言研究和其他学术领域的境况一样，处于“万马齐喑”的低迷状态，许多学者直到在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才有机会读到余、张两位的著作。因此，粤语研究虽然在70年代已出现了突破性的进展，而在中国大陆，粤语研究真正在大范围内形成“气候”，从中兴的开始期跨进到持续发展的鼎盛期——或者可以说成是黄金时期，却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后的事。当时随着中国学术事业的大发展，方言研究工作也才得以枯木逢春，勃发新枝，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
80年代以来，粤方言的研究日新月异，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呈现出突飞猛进的气象。显著的反映有以下几个方面：
1.出现了一些有相当分量和一定学术水平的专著。在内容的深度或广度上有不少的突破。研究的覆盖面也日渐扩大，改变了以往粤语研究的专著只涉及广州或香港等少数粤语地区，极少外延至其他粤语通行点的状况。进入80年代，就有几部引人注目的粤语著作问世，它们是：高华年的《广州方言研究》（香港商务印书馆，1980），饶秉才、欧阳觉亚、周无忌的《广州话方言词典》（香港商务印书馆，1981）和日本辻伸久的《广西粤语比较音韵论》（风间书房1980，东京）。《广州方言研究》论及粤语的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是一部比较全面触及粤语本色的著作；《广州话方言词典》收录广州方言词汇，立足于显示粤语词汇特色，只收那些属于粤方言特有的词语，体例比较得体，释义比较准确，堪称粤语词汇研究中的一大成就；《广西粤语比较音韵论》对广西南部八个粤方言点进行音韵比较，并进而论及粤语“祖语”的重建问题，为作者长期研究粤语的一部力作，无疑也是研究广西粤语不可多得的参考文献。在此以前，我们能够看到的比较深入论析广西粤语的专著，除了早期王力的《博白方音》（1932）外，大概只有余霭芹的《藤县方言》（1979）了。80年代中期。粤语研究中出现的最具影响力的新著，无疑首推詹伯慧、张日升及粤、港两地几位年青学人合作编写的《珠江三角洲方言调查报告》。这是有史以来对粤语的“大本营”——珠江三角洲地区所进行的第一次较为全面的区域性方言调查所获得的成果。在詹、张的带领下，一批有志于粤语研究的年青同仁深入到几十个方言点开展记录语音、汇集语料的田野工作，历时数载，最后结集成三卷本的调查报告，分别以《珠江三角洲方言字音对照》（广东人民出版社、新世纪出版社，1987）、《珠江三角洲方言词汇对照》（广东人民出版社、新世纪出版社，1988）和《珠江三角洲方言综述》（广东人民出版社、新世纪出版社，1990）先后出版。与此同时，作为珠江三角洲方言调查组骨干成员的张群显博士，完成了他在负芨伦敦大学期间所撰写的博士论文《当代广州话音系》（1986），全文近300页， 无疑也是这一时期粤语研究的大手笔，可惜迄今这部作品尚未见公开问世。踏入90年代，随着粤语研究的深入发展，又出现了几部很有影响的专著。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李新魁等的《广州方言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这是继80年代初高华年的同名著作以后，由广州中山大学几位语言学者通力合作完成的一部研究广州方言的力作。此书后出转精，全面深入地描述了当代广州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书中所述并不限于广州市区的口语，而是兼及广州郊区的20多个粤方言点，这就能够更广泛地反映当今广州地区粤语的真实面貌。本书在共时描写的同时，还进行了历时的研究，对广州方言的形成和发展，包括广州语音的历史发展及词汇、语法方面的古今承传等都进行了探讨和阐述。这样一部45万字的《广州方言研究》，把它看作是当代粤语研究的标志性著作，应该是当之无愧的。还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撰写《广州方言研究》的同时，李新魁还为《岭南文库》撰写了一本35万字的《广东的方言》（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此书内容虽然包括广东三大方言一粤、闽、客家方言，而粤语作为广东方言中的“大哥大”，在本书中所占篇幅约有一半。本书中对于粤语的叙述并不限于广州地区粤语，而是着眼于广东各地的粤语，对广东粤语的形成和分布，语音、词汇、语法特点以至于广东各地粤语的内部歧异都有扼要的论述，堪称与《广州方言研究》相互补充的两部粤语研究著作。在大面积成片的粤语研究方面，以詹伯慧、张日升领衔的港、穗两地粤语学人继前述在80年代完成珠江三角洲方言调查，写出三卷本调查报告以后，从1992年开始又继续北上粤北北江流域、西进粤西西江流域先后实地调查了粤北十县市和粤西十县市的粤语，对上述共20个县（市）的粤语进行了记录、分析，整理出版了128 万字的《粤北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暨南大学出版社1994，广州）和 132万字的《粤西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暨南大学出版社1998， 广州）。从80年代到90年代，从珠江三角洲到粤北、粤西，这前后五部广东粤语的调查报告，涵盖广东粤语的大部分地区，为继续深入研究广东粤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已成为海内外粤语同道必备的参考资料。
除了上述几部突出反映80年代以来粤语研究迅猛发展的煌煌大著外，近10几年来，还有一些篇幅不算太大，但也颇具特色的粤语专著问世。例如两部以硕士论文为基础写成的专著：陈晓锦的《东莞方言说略》（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和曾子凡的《广州话、普通话语词对比研究》（香港普通话研习社，1995）。前书揭示粤语某个地点方言（东莞）的特殊风貌，后书比较粤语词汇与民族共同语词汇异同，内容都相当充实。还有，余霭芹教授1993 年出版的《汉语方言法比较》（Comparat-ive Chinese Dialectal grammar）（EHESS,Paris,1983）， 虽然以汉语各种方言作为比较对象，其中属于粤方言的语法例句很多，触及珠江三角洲、粤西以至广西一些地方的粤语，无疑也该算是一部有关粤语语法的重要著作。此外，80年代开始在中国各地兴起的编修地方志高潮中，方言学界闻风而动，纷纷编起《方言志》来。两广粤语地区也陆续编出了一批《方言志》，其中有的篇幅相当大，能比较详尽地描绘出该地粤语的面貌，也属于粤方言的专著之列。只可惜粤方言地区编纂的方言志为数不多，正式出版的还只有寥寥几本。
2.广泛开展学术交流，举办了一系列粤方言研究的学术会议，汇集出版了多本粤方言研究论文集。80年代以来，随着粤语研究事业的日渐繁荣，海内外同仁深感有必要加强学术交流，组织粤语的学术研讨会，以达到相互切磋、提高研究水平的目的。经过一番酝酿，1987年7月1日，由香港语言学学会和香港中文大学发起主办的第一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终于在中文大学揭开了帷幕，50多位来自海内外的粤语学者出席了会议，并在会上宣读了40多篇研究粤语的学术论文。这次粤方言国际会议，写下了现代粤方言研究史上重要的一页，把粤语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自此以后，两年一届的国际粤方言研讨会便连续不断地轮流在香港、广州、澳门三地举行，直到这一次的第七届研讨会。毫无疑问，这一定期举办的粤方言研讨会，已成为海内外粤语同行切磋、交流粤方言心得，检阅粤方言研究成果最重要的场合。除了这一国际粤方言研讨会外，由香港郑定欧博士倡导，以广州一批年青粤语学者为主的“今日粤语”小型学术研讨会，从90年代初开始，也轮流在广州几所大学举行，迄今已开过4次。这一研讨会每次都有一个比较集中的内容， 多以粤语语法问题为主。主办者把会期定在两年一度国际粤方言研讨会的中间举行，即没有举行大型的国际粤方言研讨会那一年，便组织举行“今日粤语”的研讨会。这对于活跃粤方言研究，增加同行学者切磋的机会，无疑是产生了积极的作用的。这样一来，每年都有一次或大或小的粤语研讨会在香港、广州或澳门举行，这就为粤方言研究事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学术会议的举行带来了学术论文集的编纂、出版。参加研讨会的同仁，都有一个共识：一次研讨会必须有一本集中反映该研讨会成果的论文集出版。只有论文集出版问世，这届研讨会才算圆满成功，也才可以划上句号。就已经举行过的六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看，在会上宣读的有关粤方言论文总数超过300篇，平均每届研讨会收到的论文约50 篇左右。这些论文除1993年在香港城市理工学院（现香港城市大学）举行的第四届研讨会一直未有汇编论文集外，第一、第二、第三、第五各届的论文集都早已成册送到各位手中。前年在澳门举行的第六届研讨会，论文集也在编纂之中，可望近期完成。前面提到的“今日粤语”小型研讨会，迄今开过四次，除去年冬天刚开过的第四次研讨会的论文集尚在编辑过程中外，前三届的论文集均以《广州话研究与教学》为题分三辑陆续出版，汇总四次“今日粤语”研讨会的论文，总数也在100篇左右。
除此以外，数以百计的粤方言研究论文在海内外有关学术刊物上发表，触及的粤方言点越来越多。如前所述，众多的粤方言研究论文集中发表在历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和历次“今日粤语”研讨会上的总计约有400篇。80年代以来，散见于其他有关语言方面的学术会议上， 或发表在一些语文专业刊物及人文社会学科综合刊物，以至于各地高等院校文科学报上的论及粤方言的文章，每年也在10篇以上，加在一起，为数肯定是超过百篇的。拿两年一度的广东省中国语言学会学术年会来说，每次在会上宣读的论文好几十篇，其中粤方言研究的论文总占有相当的比重。广东省的社会科学综合理论月刊《学术研究》，也常常可以看到论述粤方言的文章。至于《方言》、《中国语文》、《语言研究》、《语文研究》以及香港出版的《语文建设通讯》、《中国语文通讯》等语文刊物，虽不可能经常出现粤方言研究的论文，但把“偶尔有之”的加在一起，日积月累，为数也就相当可观了。把这些散见于各种刊物上的粤方言研究文章和前述历届研讨会论文集的文章加在一起，80年代以来，粤方言研究的论文已有五、六百篇。单从数量上看，10多年来粤语研究这块学术园地，已可以说是繁花似锦，万紫千红了。
3.从研究内容来看，进入80年代鼎盛期以来，粤方言研究的覆盖面大大扩展，语法、语音、词汇全面深入发展。如今我们书架上的粤语论著，再也不只是研究广州、香港以及周边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粤语。远至西江上游、桂南地区的“白话”（粤语），近至广州郊县具有特色的粤音，都有粤语学者染指。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众多的粤语研究论文中，着力于揭示粤方言语法、词汇现象，深入挖掘粤方言语法、词汇特点的文章，呈日渐增多之势。拿粤语语法的研究来说，从不同的层面对粤语的语法展开全面探讨的势头越来越明显。余霭芹教授90年代连续在《中国语文》上发表了《广东开平方言的中性问句》（1992年第4 期）和《广东开平方言“的”字结构：从“者”“之”分工谈到语法类型分布》（1995年第4期）， 对深入开展粤语语法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历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和“今日粤语”研讨会中，探讨语法问题的文章也明显呈上升的趋势。如《第五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暨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广州），属于粤语语法方面论文有7篇之多。其中有研究词法的，如周小兵的《广州话量词的定指功能》，植符兰的《广州方言的语气词》；有研究词组的，如施其生的《广州方言的“量+名”组合）；有研究句法的，如方小燕的《广州话里的反复问句形式》。回过头来再看看前几届研讨会论文集中的论文，第一届（1987）、第二届（1989）和第三届（1991）的《论文集》中，探讨粤语语法问题的论文都只有3～4篇。再拿已出版的三册“今日粤语”研讨会的论文集来看，语法研究的文章更占了压倒的多数，因为如前所述，这个小型的粤语研讨会，一开始就着意于多从语法方面来研究粤语的特征了。在三本已出版的《论文集》中，探讨语法问题的共有37篇，而去年11月举行的第四次“今日粤语”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虽未面世，从会议上散发的《论文提要》及研讨会的“程序表”看来，在会上宣读的22篇论文中，就只有4篇不属于语法的范围，其余18 篇都是讨论粤语从词法到句法的各类问题的。由此可见，时至今日，研究粤语语法问题的风气业已形成。这一届粤方言国际研讨会，从已收到的好几十篇论文提要看来，属于语法问题的文章又有20篇左右，仍然是比重较大的，这反映出粤语语法问题的研究继续保持深受重视的良好势头。
当然，从80年代到90年代这一二十年间，从内容上反映粤语研究突飞猛进、全面发展情况的，决不限于语法研究中的表现。粤语语音的研究、粤语词汇的研究以及粤语历史发展的研究、粤语研究中理论、方法上的探讨等，同样也都在已有的基础上迈开了大步，取得了大量的成果。拿语音的研究来说，除了随着粤语调查面的大大扩展，我们可以从一些成片、成区的粤语调查报告中看到好几十个粤语方言点的音系，进一步认识到粤方言区各地在语音上的“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之外，在历届粤方言国际研讨会和海内外各种相关的学术会议中，以及一些学术刊物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不少就粤语语音现象进行深入探讨的文章，其中有的是老题目新议论，不乏独特见解。如对粤语有无介音问题，粤语声调问题，粤语元音中的长短音对立问题等等，从1987年首届粤方言国际研讨会以来，历届研讨会都有学者发表论文。拿有无介音问题来说，已故黄家教教授在首届粤方言国际研讨会上发表的《广州话没有介音？——粤语研究中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就一再论证他在60年代已阐述过的《粤语无介音说》（《学术研究》1964：2，广州）的观点。 这个论点自早年黄锡凌的《粤音韵汇》开始，在许多粤语学者中似乎已有共识。可是，我们翻开前几届粤方言研讨会上的论文目录，也翻翻几本粤语研究的资料索引，如张日升、甘于恩编的《粤方言研究书目》（香港语言学学会，1993），郑定欧编的《广州话研究论著索引》（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1993）和《广州话研究与教学》第三辑（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广州）中的《广州话研究论文索引1993～1996》等等，发现实际上广州话有无介音问题仍然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在第五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1995，广州）上，张振兴、张惠英两位教授曾发表《广州话音系的分析和处理》一文，明确提出广州音系不宜以“无介音”方式来处理。文中提出由于广州音系被视为“无介音”，带来了“不便于其他汉语方言的语音系统的处理”。我认为这个问题确实值得重视，我虽然迄今为止仍基本上支持“广州话无介音”的观点，但当我们在把粤语和其他汉语方言进行对比研究，需要对照列出广州方言和其他方言的字音时，的确感到有些棘手，由于广州音系被处理为无介音，而同时又多出了kw、 k'w声母，象“瓜”这样的音节，广州话是kw+a，而许多别的方言却是k+ua，对比起来看，难道可以说广州话的a韵母对应于其他方言的ua韵母？这当然是行不通的。举这个例子，说明“老问题”确有进一步商榷的必要，一些同道为此持有各自的见解，也就不足为怪了。又如粤语音系的元音音位问题，长短元音对立问题，以至于某些韵母（如oe一类韵、
、o韵等）的问题，调类、调值的问题，变调的问题等等，这些年来在研讨会上常有人提及。学者们提及此类问题时，并非都在炒冷饭，唱重复的调子，而是随着语言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发展，思路常有新的开拓。张群显博士、李行德博士、陆镜光博士对广州音的研究就有过具有理论意义的见解（参看李行德《广州话元音的音值及长短对立》，《方言》1985年第1期；张群显：《粤语元音的音长单位》， 载《第一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香港现代教育研究社，1994；陆镜光：《粤语的u和y是否同一音位？》，香港《语文杂志》1983等）。
在粤方言词汇研究方面，80年代以来，有不少粤语学者从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的角度切入，着力于发掘蕴藏在粤语方言词汇中的社会因素和文化背景，并注意跟踪粤方言新词语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的动向。这方面的研究近年来取得了不少的成果。内地学者和港、澳学者结合一起，还进行了“港式粤语词”与内地粤语语词之间差异的研究。在中国改革开放引来的经济发展大潮中，粤、港语词“北上”的情况，也成为近十多年来粤方言研究者关注的“热点”，不少人为此开展了汇集资料、分析研究的工作，这当然也是很有现实意义的事。我非常欣赏香港学者姚德怀、张励妍等对“港味粤语词”所做的一些剖析工作。每年四期的《词库建设通讯》是很有价值的一份刊物。尽管它不全是研究粤语词汇，但在香港这个地方，能办起这样一份期刊，对于不断跟进在瞬息万变新时代中词汇日新月异的新情况，从而提供一些不断创新中的港式粤语词，揭示其规律性，无疑也是功德无量的事。
随着粤方言研究工作的蓬勃发展，对粤语进行历史溯源，或就其演变流程进行探索，把共时研究和历史研究结合起来。这方面的课题受到部分粤语学者的重视，出现了一些有份量的论文，填补了长期以来这方面研究较为薄弱的空白。如已故李新魁教授便是在研究粤方言历史方面富有见解的一位学者。他的系列论文《广州方言形成的历史过程》（《广州研究》1983年1期）、《一百年前的广州音》（《广州研究》1987 年10期）、《粤方言语音特点探论》（《广东社会科学》1990年1期）、《数百年来粤方言韵母系统的发展》（《学术研究》1990年4期， 广州）、《粤音与古音》（《学术研究》1996年8期，广州）等， 是我们研究粤语历史发展的宝贵资料。又如林柏松的《近百年来澳门话语音的发展变化》（《中国语文》1988年4期， 北京）是首篇论及澳门粤语历史演变的文章，也深受粤语同道注目。此外，还有一些从比较语言学的角度对粤语与邻近民族语言关系进行探讨的文章在历届粤方言研讨会上宣读过，如戴庆厦的《汉藏语与粤语》（《第一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陈佩瑜的《粤方言与侗台语语音系统的比较》（《第二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暨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李敬忠的《粤语中的百越语成分问题》（《第三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专辑》，澳门《语丛》总12、13、14期合刊，1991～1992），刘叔新的《粤语壮语关系词的分类问题及类别例释》和千岛英一、樋口靖的《马来西亚粤语中的借词问题初探》（均刊于《第五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暨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等。这方面的研究富有开拓性，对于进一步扩大粤方言研究的视野，无疑也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4.把粤语研究的丰硕成果，转化为粤语社会应用中的宝贵财富，充分发挥语言研究为语言实践服务的作用，在80年代开始蓬勃发展的粤语研究中，呈现着日渐增强的趋势，这可说是粤方言研究和其他汉语方言研究显著不同的一个特色。近十年来，粤语教材和粤语辞书不断推出市场，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记得在第五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1995，广州）闭幕式上，我把那次研讨会的特色概括为三点，其中首先提出的一点就是“有关粤方言的社会应用问题，是大家普遍关注的课题”（见《第五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第7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7）， 在那次研讨会上，有近十篇的论文是讨论粤方言应用方面的问题的，显得相当引人注目，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如美籍粤语学者林柏松关于在美国利用电脑进行粤语语音教学的经验介绍，蔺荪等几位香港学者提出的“电脑辅助粤语速记方案”，资深粤语学者饶秉才关于修订广州话拼音方案的设想，梁启昌、曾子凡等关于对外粤语教材的评析、关于词语对译及其教学的讨论等等，都是在粤语的教学、应用方面下过功夫的经验之谈。粤语学者密切关注粤语应用问题，在前年第六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1997，澳门）上，有进一步的发展，突出的例子是香港语言学学会张群显、陆镜光等提出了完善他们于1993年制订的《粤语拼音方案》的意见，并为推介这一方案，在澳门研讨会期间专门组织了一个小型的座谈会，对《粤语拼音方案》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在这里，我要借此机会向同道朋友表示万分的歉意，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粤语的社会应用，我们从1990年发起组织粤、港、澳二十几位粤语专家成立了“粤语审音委员会”，针对粤语音读中存在的歧异现象开始工作，得到了大家的支持，但由于我们对粤语审音问题的复杂性认识不足，加上委员们分隔三地，又都是业余参与，未能集中时间、精力，使这一工作旷日持久，一拖就是将近十载，直到去年上半年我们才把反映审音成果而编纂的《广州话正音字典》编就送到出版社排印。经过一年的时间，最近已完成了三校，本来希望能赶在这次研讨会前完成印刷装订任务，送到会上来恭请各位指教，没料到“千呼万唤难出来”，直到前天出版社又告诉我：三校后他们还得再通校一遍，这样也就得再押后一段时日，才能和读者见面了，实在是抱歉万分。关于这部正音字典，我们在上一届的研讨会（澳门，1997）上已作过介绍，今天在这里重提此事，并非字典本身有多大魅力，而是通过这一经历漫长岁月最终总算完成的事实，说明这一协作的项目，反映出粤、港、澳的同道们是如何关注粤语应用的问题，也反映出大家都愿意齐心协力，同心同德，使我们的粤语研究能够更好地为海内外的粤语使用者提供有效的服务。
在近十多年逐渐热闹起来的应用型粤语研究中，已出版的教科书、工具书大大小小总有几十种。发表的相关文章也数以百计，其中有的已在粤语的教学、应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如90年代初在香港教育署语文教育学院“常用字广州话读音委员会”指导下编成的《常用字广州话读音表》（何国祥主编》及随后编就的姊妹篇《常用字广州话异读分类整理》就是实用性很强的一套粤语应用工具书。又如由郑定欧主编的上下两册《今日粤语》教材（暨南大学出版社，1993～1994，广州），出版后颇受海内外粤语教学者的欢迎。当然，我们也不能不指出：近年来出现于坊间的形形色色的粤语工具书以及各种学习粤语的小册子，其中上乘者固然有之，而粗制滥造，“赶风”色彩浓厚但学术气味淡薄，甚或错误百出的劣质产品，也屡屡可见，这种“泥沙俱下”的状况，已引起粤语学者的关注。作为专业人士，我们更有责任密切注意这类问题，要呼吁出版部门严格把住粤语应用型书籍的质量关，要注意堵住漏洞，千万不能任由那些低劣产品，那些错误百出的粤语工具书及教材占据粤语书籍的市场，务使千家万户书架上摆着的粤语书籍，都是粤语学者辛勤研究的结晶，都是有助于广大读者更好地掌握粤方言的好教材和好辞书。
三、展望
上面简略地回顾了近二十年来随着整个汉语方言研究的飞跃发展，粤方言研究进入腾飞时期的一些情况。总起来说，成绩是显著的，成果是丰硕的，进展是快速的，形势是喜人的。但从回顾中我们也看到粤语研究中一些不足之处，还有待今后加以完善。首先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尽管粤语研究的内容非常丰富，但调查所及的粤方言点仍然不够充分，某些偏僻一点的粤方言点，某些多种方言（包括粤语）混杂地区的方言，例如粤西及粤西南地区，差不多每个县（市）都存在着两种以上方言并存并用的现象，或粤语与客家话并用，或粤语与福佬话（闽语）并用，这些情况因缺乏深入田野调查，我们所能看到的粤语资料很不够；至于广西南部的汉语方言，有学者认为除存在属粤语的“白话”外，尚有一种跟粤语很接近的“平话”，到底桂南“白话”与桂南“平话”的关系如何？是同属粤语的两种方言还是非把“平话”与“粤语”独立为两个不同的方言区不可？这只有进一步对桂南的粤语及桂南的“平话”作全面的调查，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科学结论。编纂《南宁平话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的暨南大学博士生覃远雄近期拟对桂南“平话”作选点成片调查，为撰写《桂南平话研究》博士论文作准备。他倾向于认为桂南“平话”基本上仍属于粤方言的一个分支，但他表示科学的结论尚待他完成对桂南“平话”成片选点调查以后再来下，这样才会更加可靠、更加准确。广西南部粤语区的主要城市玉林，以往有学者发表过单篇的文章揭示其特点，据我所知，目前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的周烈婷女士正在深入调查，并以《玉林话研究》为题撰写博士论文。象这样深入调查、深入研究，对于认识桂南粤语的真面目，实在是太重要了。 记得1993 年余霭芹教授在第四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上作主题讲演（Key－note Speech），以《粤语研究的当前课题》为题，首先提出的一项就是“粤语方言资料的收集”，当时我听着他的讲演就深有同感，没有足够的资料，哪儿谈得上研究？现在回头一看，五年匆匆过去了，如今在资料收集方面我们可以说已有了不少的进展。响应余教授的呼吁，我和张日升教授在完成珠江三角洲调查之后，近几年来选择了粤北、粤西各十个县（市）对其中的粤语进行了田野调查随后编写出版了两部共260万字的《粤北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1994 ）和《粤西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1998）。我们所作的粤语调查研究工作，始终是初步性、资料性和服务性的。目的在为粤语的深入研究打点基础，正如余霭芹教授所强调：“方言资料是咱们研究的基础，资料不够，就大大限制了研究的范围和结论。”五年来我们共同的粤方言研究事业确实是大大发展了，正如我在前面谈到的，粤语语法的研究、词汇的研究以及其他方面的研究都有了很大的成绩，堪称是一派繁荣，今非昔比。但是，从整个大面积大粤语的范围来看，我们所掌握的粤方言资料仍然有些不足，我们还有某些未调查的粤方言“领地”。因此，当我们展望未来的研究时，从现有的实际情况出发，首先就会想到要继续大力开展实地调查，继续汇集更多的资料，特别是前人未调查过的、未接触过的新鲜资料，要把我们田野调查的覆盖面扩大到粤、桂两省（区）中的每一个粤方言点。这个基础打好了，粤方言研究的深入才会有扎实的根基，研究的结果也才会有更高的科学性。
更全面的开展调查、更广泛的收集资料固然是当务之急，利用已有的资料，包括粤方言本身的研究成果，也包括邻近方言的资料及相关民族语言的资料，以及历史文献的资料，大力开展在比较语言学层面上的粤方言比较研究无疑也是当前粤语研究中富有学术意义的重要课题。余霭芹教授五年前在前述《粤语研究的当前课题》的主题讲演中就曾对粤语韵尾的发展变化作了细致的阐述。时至今日，粤语学者在比较研究上，显然已有一定的进展，对语音结构、语音特点的比较和语音变化的探讨逐步深入，粤语跟壮侗、跟古百越语之间的关系也深受关注。但总的来说，粤语的比较研究比起闽语来还是差了一大截。从已经发表的著述看来，粤语的比较研究还大都停留在粤方言内部，不同地区、不同方言点间类别的比较，还没有超出各粤语点间平面罗列异同的范围。如何把粤方言的内部比较和粤方言跟周边相关方言（如闽语、客语）的比较同时开展起来。以寻求粤方言历史演变的轨迹，进而试探拟构古粤方言（祖语）的面貌，这方面的研究迄今为止仍然是进展甚微。如何把粤方言的研究从共时的描写引向历时的探索，使共时比较和历时比较结合起来，无疑是难度较大的课题，正需要我们花大力气来对付。去年在跟丁邦新教授的一次闲谈中，他提及对构拟粤语“祖语”问题颇感兴趣。大家都明白，近期不少方言学者在探讨相邻方言之间的关系方面可谓不遗余力，就客赣、闽客、闽赣、闽吴、吴徽，以至闽湘、吴湘等的关系进行讨论的专论常有发表。最近张光宇先生在《方言》发表的《东南方言关系综论》，更就东南诸方言的复杂关系做了综合的论述，提出了不少值得重视的见解（《方言》1999年1期）。问题在于， 眼下这些讨论主要都是由闽语学者、吴语学者或客赣语学者提出来的，至于研究粤方言的学者，对粤闽、粤客等的关系如何看待，迄今未见有相当分量的学术论文发表，不免令人感到遗憾。粤、闽、客三大方言长期在粤方言区交融杂处，有的地方（如中山市）明显存在粤、闽、客三种方言共处并存的现象。三大方言必然存在着某些内在或外在的关系，深入调查研究、梳理这些关系，无疑是粤方言研究者责无旁贷的事，也是粤语研究深入发展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课题。
当前粤方言研究的队伍正在不断壮大，一批年富力强的粤语学者迅速成长。此刻我们正宜一方面继续扩大粤语的调查面，更广泛收集粤语资料，为更全面、更深入的粤语研究创造更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也要大力开展粤语的比较研究工作，认真思考粤语与周边方言的关系，尤其是粤闽、粤客的关系，更应该进行积极的探讨。到了一定时候，我们就可以考虑组织力量，在沟通粤、港、澳、桂粤语研究力量的基础上，齐心协力来策划、编纂出版能反映粤方言全貌，跨越粤桂两省和港、澳两个特别行政区的大型粤方言综合性著作，包括《粤方言概要》、《粤方言地图》以及《粤方言研究》的系列丛书。这方面的工程无疑是巨大的，一旦项目启动，就意味着粤语研究将跨入一个新的阶段，登上一个新的台阶。
由于粤语的地位和作用比较特殊，粤语研究从社会语言学、应用语言学方面入手，今后也还有大量的工作可以做。“一国两制”下粤语在港、澳地区仍将是社会上主要的交际工具，如何贯彻好“三语两文”政策是当前香港六百万同胞关切的事情。粤语研究者必须面对现实，在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下功夫。当务之急仍是调查研究，对粤语应用的情况进行调查，把粤语应用的研究放到语言多元化的社会环境中来考虑。拓宽我们的视野，为粤语的研究注入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