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思维方式的当代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维方式论文,当代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当前人类生存矛盾在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日渐凸显和深化，现代哲学的“生存论转向”和“回归生活世界”的思想旨趣日益获得了广泛的同情和深切的理解，如何理解人以及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的问题引起了学界的普遍关注。伽达默尔曾在《20世纪的哲学基础》一文中指出：“我们必须更为尖锐地提出我们时代的问题，即在一个完全由科学支配的社会现实中人如何能够理解自己。”[1] (P111)他点明了现代哲学的主题，即：“人的自我理解”。然而，如何才能有效地把握人的生存、理解人的生活，达到人的自我理解，或者说，如何自觉建构与这个全新的哲学主题相适应的哲学思维方式，是关系到当代哲学发展趋向的根本问题。同时，这一问题的探讨也直接关系到当代中国哲学的建构。
一、生活世界转向：历史意识的兴起
伽达默尔曾把现时代界定为“科学时代”，科学思维方式的盛行的确达到了极致。然而，现代哲学明确认识到，面对人的自我理解这一崭新的哲学主题，科学思维方式却无能为力。科学思维方式是一种有限的思维，它只能在事物的可经验、可量化、可预测、可控制的有限范围内有效，凡是超出这一范围的东西都是科学语言所无法表述的“神秘”。而人以及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的情景性、生成性、价值性、历史性等丰富内容都在这一科学的有效范围之外。然而，科学思维方式不但对自己的有效界限没有明确意识，反而力图使自身普遍化为主宰人类所有的思想和生活领域的唯一有效的思维方式。在科学领域中，这种科学思维方式一方面体现为自然科学的盲目自大，另一方面体现为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实证主义倾向；在哲学领域则集中体现为传统哲学对自然科学的崇拜与模仿，企图遵照自然科学的理想，从一个类似公理的基本原理或先定的观念出发，逻辑地推导出关于其他所有事物，如自然、社会、人生等的相关理论，建构起一个严密的思想体系，并把这种思想体系看作是“科学”，甚至是“真正的科学”、“最高的科学”，期望它们能象物理学一样切实地塑造和改变人们的思想和生活。科学思维方式向哲学领域的这种扩张，当然无法深入社会历史领域、达到对人以及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的真正理解，它所带来的只能是抽象的思辨。因此，如何超越传统哲学的科学思维方式，建构一种能够真正深入现实生活世界，实现人的自我理解的哲学思维方式，就成为“科学时代”的哲学的核心任务。
19世纪以来，伴随着各门人文社会科学诸如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人类学等的兴起和繁荣，一种深刻的“历史意识”逐渐觉醒并渗透进哲学理论界，从而破除了科学思维方式的专断。现代历史学的鼻祖维柯第一次明确了“人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的观念，断言自然作为上帝的作品不可能被人的理智所认识，人只能认识人自己的创造物——历史，哲学研究应当由自然领域转向历史领域。[2] (P135)柯林伍德以科学的方法与历史学的方法的分别为基础，指明自然科学实际上是依赖历史而存在的，并进一步指出研究人只能依靠历史学的方法。[3] (P296)伽达默尔则认为，解释学的普遍性意味着“一切科学都包括着解释学的因素”，自然科学只不过是人类理解的一个特例或人类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唯一或全部，科学应当明了自身的界限或条件性。[4] (P743-734)马克思也曾断言：“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5] (P66)可以说，现代哲学都是在这种“历史意识”的氛围中进行思考的：一方面，在这种历史意识的鼓动下，哲学实现了所谓的“生活世界转向”，把哲学目光转向人以及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并把哲学主题明确定位于人的自我理解；另一方面，经过众多思想大师的阐扬，历史意识也逐渐深化成熟，最终使得一种超越科学思维方式的“历史思维方式”逐渐明朗起来。
二、历史性存在：历史思维方式的基点
随着历史意识的兴起，现代哲学逐渐意识到人是一种不同于自然存在物的历史性存在，历史性是人或人的现实存在的不可消解、不可超越的特性。这种不可消解、不可超越的历史性构成了现代哲学的历史思维方式的基点。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现代哲学的哲学思维方式界定为历史思维方式。马克思把自己的哲学定位于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海德格尔把时间性、历史性引入形而上学，从而颠覆了整个传统形而上学；伽达默尔认为解释学应当严肃对待人的历史性，并指出“历史意识实际上必须考虑自己的历史性”[4] (P463)，从而把“历史意识”深化为与个体经验内在相关的“效果历史意识”。人的现实存在的历史性把人与人的现实生活世界以及人的“历史发展”内在统一起来。综观现代哲学对人的历史性存在的理解，我们可以从如下四个方面具体展现人的历史性存在的内涵：
首先，人是对象性的存在。这一观念是马克思哲学的巨大贡献，也是我们在现代哲学的视野中理解人的存在的历史性内涵的基本出发点，因为把人理解为对象性的存在也就把人的自我理解置于历史性的现实之中。马克思指出，与动物等一切自然物的直接性存在不同，人“把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从而在本质上是一种对象性的存在。实践作为人的对象性活动意味着：一方面，在实践活动中，人把自身的类本质实现于对象性的世界之中，人的现实世界不过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和表现；另一方面，人不仅能够创造自己的现实世界，而且能够“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5] (P46-47)实践所创造的现实世界，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表现，成为人的自我理解的现实基础和客观依据，而且这种现实世界当然是有着独特的历史性内涵的历史中的现实世界。以对象性观念为基础，马克思把“现实的人”和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内在统一起来。海德格尔的“在世界之中存在”[6] (P62)这一术语直接传达了人与世界的一体性。
其次，人是价值性的存在。人不仅“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5] (P47)人的存在的价值性并不单单指称一种事实，即：人作为一种有自我意识的动物，有各种主观的要求、愿望、目的和追求等，而且更是指人能够通过对象性的实践活动把自己的主观价值追求现实化，从而使人的现实世界成为一个价值性的世界，即一个体现了人的价值追求的真、善、美相统一的“属人世界”。“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5] (P81)这种关系我属的性质表明，人是现实生活世界的中心和目的，人是一种“为自身而存在的存在物”[7] (P169)。从人的价值性角度看历史，“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8] (P118-119)。“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9] (P248)海德格尔认为，只有作为此在的人才追问自己的存在或生存的意义，这种对生存意义的领会或理解是人的基本生存样式。自从康德提出“人是目的”的著名论断之后，现代哲学越来越重视人的价值性方面的发掘，从而促进了实践哲学的当代复兴和价值哲学研究的兴盛。
第三，人是超越性的存在。人的超越性不仅体现在他能够超越自身的自然生命获得一种超自然的生命，而且体现在人总是不断否定自身的现实性，向着未来的可能性发展自身。人的现实存在是“应然”与“实然”的统一，人总是以“应然”超越“实然”，把“应然”变为“实然”，并追逐新的“应然”。“人是存在与非存在的奇怪混合物，他的位置是在这对立的两极之间。”[10] (P16)雅斯贝尔斯认为人的“生存”就是超越自身经验“实存”的有限性，进入无限。海德格尔则把人的生存理解为向着未来筹划自身，强调将来在存在论上的优先性。萨特则直接肯定，“人就是人的未来。”[11] (P13)人的未来不是虚幻的，人的超越性也并不是任意的、无限的，而是基于现实历史的。“如果我们放弃历史，那么，对历史每一次超越就都成了幻觉。事实上，只有在这个世界之内，我们才能超越这个世界地生活。”[12] (P317)马克思从人的实践活动或现实历史的角度把人理解为历史的“经常前提”与“经常结果”的统一[13] (P545)，把人的超越性理解为历史继承基础上的历史创造，把人的超越性与历史性内在地统一起来。
第四，人是生成性的存在。人的超越性意味着，人永远是一种未完成的存在，人的历史发展是一个无限的生成过程。对于每一个个人而言，人的生成性意味着，在他的一生中始终有一个“如何做人”的问题，如何发展自我、实现自我的问题；对于整个人类而言，人的生成性意味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就是人的发展，人在创造历史、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同时实现了自身的历史生成和发展。动物的“本质先于存在”，因此动物是僵死的存在，它只能一代代地复制自己，而人则是“存在先于本质”，因此人的本质来自他们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人是生成性的存在。马克思从人与社会历史一体的角度指出，“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5] (P72)把世界历史理解为“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7] (P131)。并从人的发展的角度把历史概括为“人的依赖性”、“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和“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三个阶段[14] (P104)，认为第三个阶段决不是历史的终点，而是人的真正自由发展的起点，它更将是一个无限的过程。
与历史思维方式形成鲜明对比，科学思维方式正是建立在消解或超越人的现实存在的历史性的基点上的。传统哲学并不是没有注意到现实生活中的人的丰富的历史性，只是在种种关于人的理想的、抽象的、绝对的概念的支配下，把这些现实的历史性内容都当作可以被超越的而且也必须被超越的东西。同样，传统哲学也并不是没有看到现实的历史演进，而只是把现实历史演进理解为某种客观的、抽象的绝对观念实现自身的过程，以思辨的联系取代了现实的联系，正如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时所指出的那样，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没有‘与时间次序相一致的历史’，只有‘观念在理性中的顺序’”[5] (P141)。这样不仅使现实的人成为脱离了历史性的抽象存在，使现实的历史发展成为脱离了人的实践活动的神秘过程，而且使对人以及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及其历史发展的理解都成妄谈。
三、自我反思性：历史思维方式的原则
科学思维方式是一种外向性的思维方式，在“主体—客体”二元对峙的思想框架中，它所指向的总是外在于认识主体的客观存在，其中主体和客体都是剥除了具体而丰富的历史性内涵的抽象的存在。就对人的认识而言，科学思维方式一方面把作为认识者的人看作是超离于人的现实存在之外的、冷眼旁观的、抽象的认识主体，另一方面把作为认识对象的人以及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看作是僵死的、客观的、抽象的认识客体。历史思维方式消除了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峙，力图从人的现实存在的历史性出发，实现人的自我理解，因而是一种自我反思性的思维方式。历史思维方式的自我反思性，既是由人的历史性特性所决定的，也是由人的自我理解这一哲学主题决定的。首先，从人的历史性特性的角度看，人就是一种自我反思性的存在。人把自己的生命活动当作自己意志和意识的对象，而且人对自身的理解或反思并不是外在于人的，而是人的现实存在的有机构成部分。正是在此意义上，伽达默尔把“理解”看作是“此在本身的存在方式”[4] (P6)。其次，历史思维方式是关于人的自我理解的思维方式，这就意味着它所指向的是人自身，因而是一种自我反思性的思维方式。对于现代哲学而言，人的自我理解不过是通过对人的现实存在状况的考察而达到的关于人的现实性或历史性内涵的理解。其中，作为理解者的现实的人与作为被理解对象的人的现实存在是内在统一的，没有外在于理解者的被理解对象，也没有超越于被理解对象之上的理解者。在人的自我理解过程中，一方面必然要受到某种既有的前提观念的制导，另一方面又能够不断突破这种前见的视阈，形成新的观念。人的自我理解就以这种“解释学循环”的方式不断推进，形成一个无限开放的过程。
人的历史性存在的对象性、价值性、超越性、生成性，决定了历史思维方式的自我反思性必然体现为历史思维方式的现实性原则、价值性原则、批判性原则、生成性原则。这些基本原则都是传统哲学的科学思维方式所没有的。
1.现实性原则。从现实存在出发抑或从抽象观念出发，是现代哲学的历史思维方式与传统哲学的科学思维方式的根本不同。在现代哲学看来，对人的理解既不能从直接的、单个的、孤立的自然人出发，也不能从理想的、抽象的、绝对的关于人的观念出发，而必须从人对象性的实践活动及其产物，即从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出发。人作为对象性的存在，他的对象性活动所创建的现实世界必然成为人的自我理解的现实的、客观的依据和出发点。马克思指出：“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5] (P73)并进一步明确了历史思维方式的现实性原则：“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5] (P92)以这一现实性原则为指导，马克思深入到对“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真正的实证科学”的考察之中。历史思维方式的这种现实性原则广泛地体现在现代哲学之中。现象学的“面向事情本身”的致思取向，远远超出了意识哲学的范围，而与现代哲学的生活世界转向联系起来。现代哲学所倡导和实践的后形而上学的思想路向以及各种实践哲学、社会哲学、文化哲学的兴起，都可以看作是历史思维方式的现实性原则的体现。
2.价值性原则。价值立场的自觉与否，是区别现代哲学的历史思维方式与传统哲学的科学思维方式的根本标志。传统哲学不能自觉意识到自己特殊的价值立场，总是企图否定和超越自己的价值立场，以自然科学为范本，建构一种价值中立的、普遍主义的思想体系。而在现代哲学的视野中，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并不是外在于历史现实的冷眼旁观，而是以理论的方式参与社会历史进程。因此，历史思维方式的现实性原则就必须深化为价值性原则，脱离价值性原则的现实性原则就会蜕变为马克思所批判的“粗率的经验主义”或“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历史思维方式的这种价值性原则的集中体现就是：现代哲学对自身的价值立场的自觉意识，这种自觉的价值立场直接构成了哲学的思想立场。哲学解释充分肯定了“前理解”或“前见”的合法性，认为它作为“合法的偏见”是理解得以可能的必要条件。马克思在许多场合都公开表明了自己的哲学是站在无产阶级或人类解放立场上的。而关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则是整个现代哲学自觉的价值立场和思想立场，虽然不同哲学家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内涵的具体理解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3.批判性原则。虽然任何哲学都具有一定的批判性，但现代哲学的历史思维方式的批判性更为自觉和彻底，因为它所批判的不仅是作为思想对象的现实，更是哲学理论或哲学思维方式自身。只有不断地进行自我批判，才能不断深化对人的现实存在的历史性的理解；也只有不断地进行自我批判，才能确保哲学的价值性原则不会僵固化为封闭的独断论或极端化为盲目的激进主义。因此，历史思维方式的批判性原则以哲学的价值性原则为前提，并集中体现为哲学的价值立场和思想立场的自我批判和自我超越。现代哲学的价值立场和思想立场并不是任意选择的，更不是一经选择就固守不变的，而是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而不断地自我反思、自我批判、自我修正、自我超越。这种价值立场和思想立场的自我批判，使得现代哲学的价值立场更为合理。如果说绝对无立场的思想是不可能的，那么唯有建立在自我批判的基础上的思想才是最为合理的。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哲学最为典型。“人类解放”的价值立场和思想立场，在马克思哲学的思想生成过程中，其具体内涵大致经历了从博士论文时期的“自由”观念到手稿时期的人的“类本质”观念、再到提纲和形态时期的“现实的人”观念、最后形成“人的全面发展”观念的不断深化的过程。
4.生成性原则。人的现实存在的生成性决定了历史思维方式必定是一种生成性的思维方式。人的历史生成和历史的永恒发展必然抛弃任何企图终结历史的“绝对真理”，对人的历史性的理解也只能通过对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及其历史发展的实际考察而追求一种可以达到的“相对真理”。这些相对真理离开了具体的现实历史就没有任何意义。而且即使不考虑历史发展的因素，对现实历史的认识也必然是一个永无止境的不断深化的过程，最终的、完全的、绝对的真理是永远不可能达到的，这就决定了历史思维方式的开放性、生成性。历史思维方式的生成性原则与批判性原则是内在相关的，思想的自我批判是永无止境的，这种永无止境的自我批判就是历史思维方式的自我生成。历史思维方式的生成性原则的集中体现就是，对现代哲学而言，没有绝对的立场，其价值立场和思想立场本身都是在不断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自我修正、自我超越的过程中逐渐生成的，这样人的自我理解也必定是一个无限开放和不断深化的思想对话过程。正如伽达默尔所说，“自我理解总是在路途中。”[15] (P91)
四、历史理解：历史思维方式的体现
科学思维方式是认识物的思维方式，而历史思维方式则是认识人的思维方式。这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在实际认识过程中的体现也是不同的。狄尔泰曾以认识物的方法与认识人的方法的分别为基础，指出“自然需要说明，历史需要理解”。这也就点明了历史思维方式的实际体现是一种根本不同于科学认识过程的历史理解过程。因此，有必要对历史理解和科学认识进行比较，以便深入理解历史思维方式对科学主义思维方式的超越。
首先，在认识主体（注：如上文中所述，“主体”、“客体”这两个概念是科学主义思维方式的产物。本文只是为方便与科学认识相比较才使用历史理解的“主体”或“客体”的表述。其实，历史理解的“主体”或“客体”所指的仅仅是历史理解的“理解者”或“被理解对象”。在上文中我们使用过这样的表述方式。）方面，历史理解的“主体”是现实的人，根本不同于科学认识的抽象的理性主体。人的自我理解是现代哲学的主题，历史理解说到底不过是人的自我理解。历史理解的“主体”同时也就是现实历史活动的“主体”或承担者，也即马克思所说的“剧作者”与“剧中人物”的统一[5] (P147)。作为历史理解的“主体”，现实的人并不是超离于历史理解的“客体”即人的现实存在之上的抽象存在，而是始终参与其中的现实的历史性存在，这种历史性是不可消解、不可超越的。而在科学思维方式中，科学认识的主体是“无人身的”、抽象的理性，这种抽象的理性主体正是消解或超越现实的人的历史性的结果。一方面，科学认识的主体，即抽象的理性主体是脱离了人的现实存在的理想的、纯粹的、无限的、绝对的理性；另一方面，这种抽象理性主体又完全超离于科学认识的客体或对象之上，形成了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峙。从历史思维方式的角度看，科学认识所假定的那种超离于客体之上的抽象的主体是一个纯粹虚构的存在。
其次，在认识客体方面，历史理解的“客体”是人的现实存在，同样根本不同于科学认识的抽象客体。在科学思维方式中，科学认识的客体被假定为完全独立于主体同时又能够被主体认识和控制的客观的事物或过程。这种假定对于认识自然而言是有一定意义的，但是，一方面，自然科学的发展表明，自然科学也正在改变那种简单的关于自然的抽象客体的观念，充分意识到自然本身的复杂性以及自然与人的高度相关性；另一方面，一旦进入历史或人的自我理解领域，这种关于认识对象的抽象客体的观念就完全不再适用了。既然历史理解是人的自我理解，那么历史理解的“客体”就是人的现实存在。作为历史理解的“客体”，人的现实存在不仅与作为“主体”的现实的人是内在统一的，而且正是人的现实性或历史性的规定之所在。因此，历史理解的“客体”总是处于“主体”的某种价值或意义框架之内。换句话说，历史理解的“客体”不是与人无关的客观事物或过程，而就是人的对象性活动所创建的现实存在，其中内在地包含着人的所有价值性因素。正是在此意义上伽达默尔指出，“历史理解的真正对象不是事件，而是事件的‘意义’。”[4] (P422)这里，困扰传统哲学的“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就不存在了。
第三，在认识目标方面，历史理解的目标也不是科学意义上的真理(科学真理)，而是一种生存意义上的真理(生存真理)。科学真理以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为前提，反过来又以主体与客体的完全符合为目标。因此，科学认识所追求的目标或科学真理是对客观事物的内在本质和规律的完全把握，是脱离了具体历史情景和现实生活世界的抽象真理，普遍性、客观性是其根本属性。历史思维方式抛弃了科学思维方式的抽象的“主体”、“客体”以及两者二元对峙的观念，历史理解的目标或生存真理也就不再是主体对客体的完全把握，而是作为历史理解的“主体”的现实的人，通过对作为历史理解的“客体”的人的现实存在的考察，所达到的“视界融合”意义上的人的自我理解。首先，这种“视界融合”意义上的人的自我理解，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达到某种自我的完全展现。“所谓最终的解释的观念根本就是自相矛盾的，解释永远都在进行之中。”[15] (P91)其次，这种“视界融合”意义上的人的自我理解，是人们对自身存在的一种自觉、领悟和反思，人们正是在这种自觉、领悟和反思的指引下筹划并展开自己的生活的。因此，与科学真理不同，生存真理的真理性就不在于其普遍性和客观性，反而在于其特殊性(个体性、情景性)和价值性(指向性、意义性)。特殊性和价值性并不意味着生存真理没有任何确定性可言，而仅仅说明生存真理的确定性总是相对于特殊情景、特殊个体、特殊要求或意义而言的，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对现实存在的“必要的阐释”[6] (P252)或伽达默尔所说的“解释学经验的确定性”，它虽然远不能达到自然科学的普遍性、客观性高度，但是却能根本拓展“我们人类的经验、我们的自我知识( self-knowledge) ，以及我们的视野”[15] (P97)。因此，我们决不能用科学真理的普遍性、客观性来要求和衡量生存真理，并以此作为历史理解的目标。
第四，在认识方法方面，历史思维方式消解了科学思维方式的方法崇拜，历史理解崇尚开放的对话辩证法。在科学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对于方法的崇拜：(1)严格而合理的方法是科学真理的真理性的重要保障；(2)方法是认识主体可以操控的工具；(3)科学认识最根本的方法是逻辑推演(逻辑和数学)和经验归纳(实验和统计)，说到底，是一套理性程序。历史思维方式消解了科学认识中的方法崇拜。首先，方法并不是可以被主体操纵和使用的工具，方法与真理是内在统一的，方法的性质决定了真理的性质，反之亦然。由于生存真理是“视界融合”意义上的人的自我理解，所以，历史理解的方法也就是达到“视界融合”或人的自我理解的“对话辩证法”。其次，逻辑推演和经验归纳的方法对于历史理解是完全不适用的，“社会—历史的经验是不能以自然科学的归纳程序而提升为科学的”[4] (P4)。对于历史理解而言，任何理性化、程序化的方法都必然造成对人的现实存在的限制、抽象和歪曲，因此伽达默尔强烈反对任何关于哲学解释学的方法论理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历史理解不借助任何方法，而仅仅意味着历史理解的方法是由历史理解的生存真理所决定的。换句话说，如果在历史理解中，我们仍然期望达到象科学真理那样的客观真理，那么任何方法(无论是“自然科学”的方法还是“精神科学”的方法)以及所有方法的总和都是无能为力的；反之，如果历史理解所期求的生存真理，只不过是某种关于人的现实存在的“必要的阐释”，那么，任何方法只要有助于达成这一目标，就是有价值的。对话辩证法作为历史理解的方法，并不简单地排斥科学认识的各种方法，而是以对话辩证法为前提去综合各种有效的方法。
第五，在认识目的方面，科学认识的目的是为了控制自然，而历史理解的目的是为了推进人的自我理解进而间接地推进社会历史的发展。在“科学—技术—工程”的工程主义的思维模式中，科学认识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控制和改造自然。然而，随着对自然的认识的加深，这种工程主义的思维模式即使在自然领域也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在社会历史领域，这种工程主义的思维模式更给国家、民族乃至人类的发展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历史思维方式抛弃了这种工程主义的思维模式，认为在人的现实存在或社会历史的发展中，并不存在某种普遍的、客观的规律或统一的模式，因此，就不应当按照某种客观的规律或统一的模式加以塑造和改变。历史理解的目的只在于揭示出人的现实存在的历史性内涵，推进人的自我理解。人的自我理解的不断推进，必然会对社会历史发展有一定的推进作用，但这种作用决不是工程意义上的控制和改造。
结语
现代哲学所构建的历史思维方式是关于人的自我理解的思维方式，它不能脱离人的自我理解这一现代哲学主题而形式化为一些抽象的方法或方法论原则。黑格尔曾指出，对于思想的自我意识的真理，即“绝对理念”说来，“方法并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内容的灵魂和概念”[16] (P427)。从内容与方法(形式)统一的原则出发，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既是思想自我意识的绝对真理，又是思想自我意识的绝对方法，因而是人类思想的“内涵逻辑”。黑格尔的这一思想，如果祛除其唯心主义内容和绝对主义倾向，对于我们理解历史思维方式是很有启发的。如果说，历史思维方式是关于人的自我理解的思维方式，那么历史思维方式的基本原则或方法就同时又是人的自我理解的真理，历史思维方式同样也是人的自我理解的“内涵逻辑”。正是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伽达默尔强烈反对任何构建方法论的企图。任何企图使历史思维方式独立存在的努力都被视为向科学思维方式的回归。
现当代西方哲学发展中的“后形而上学”趋向表明，历史思维方式的当代建构问题，并不止于对“历史意识”的呼吁和阐扬，也并不止于标示出历史思维方式的某些基本原则，而更在于立足于当前人的现实存在，剖析和揭示其独特的历史性内涵，从而推进当前人的自我理解。这也许是历史思维方式的当代建构对于我们探讨和创建当代中国哲学的最大启示。当代中国哲学的创建必须立足当代中国的现实存在，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当代自我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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