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语体标记诞生的机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标记论文,机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 引言
王力(1990)指出，“动词形尾[1]‘了’和‘着’的产生，是汉语语法史上划时代的一件大事。它们在未成为形尾以前，经历过一些什么发展过程，是值得我们深切注意的。”本文的目的既然是探讨汉语体标记产生的机制，我们的考察重点自然就放在体标记产生的发展过程上，特别是各个标记的共同经历上。
以前关于体标记产生原因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了”上，比如梅祖麟(1981、1994)，曹广顺(1986)，太田辰夫(1987)，Cheung(1977)等。我们认为，虽然“了”是在现代汉语的三个体标记（了、着、过）中最常用的一个，但是对于探讨体标记的产生机制来说，“了、着、过”的发展过程具有同样的价值。更重要的是，所谓的“机制”应该同时适用于这三个体标记，所以我们的考察视野不能只局限在“了”上。不仅如此，我们还认为，一个关于体标记产生原因的完满解释，还应能用来说明在唐宋时期出现的与体标记有共同性的“却、得、去”等的演化过程。也就是说，我们的兴趣在于寻找汉语体标记的产生的一般机制。
广义上看，体标记是动词补语的一种。它们产生的条件会受到动补结构发展的影响。为什么唐宋之前汉语没有体标记？为什么体标记会出现在宋、元时期？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可以在动词、补语的语义关系的演变上找出答案。所以，我们对体标记产生机制的探讨是在动补结构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同时我们又从动补结构发展的不平衡性上尝试解释“了、着、过”成熟为体标记的时间有先后之分的原因，从这些体标记用如动词时的句法个性上说明各自在同样的机制作用下所经历的不同虚化途径。
本文第一部分评述关于体标记产生机制的种种假说，说明它们对我们研究的启示；第二部分考察动补结构的发展与体标记产生的关系；第三部分分析“了、着、过”形态化过程的共同性，确立导致它们产生的机制；第四部分讨论体标记产生所带来的句法后果，以及有关的方言现象和相关的理论问题。最后是一个小结。
一 以往对体标记产生的原因的解释及其存在的问题
1.1梅祖麟(1981)的结构类推说
从魏至唐（约三世纪至十世纪）“了”作普通动词用表“完成”时只能出现于“动+宾+了”格式。“动+宾+了”到宋初变成“动+了+宾”，因而成为鉴别“了”字是动词还是动词体标记的一个最主要的形式标准。梅是这样解释这种语序转变的：
（一）动补结构在南北朝和唐代有两种形式：“动+宾+补”和“动+补+宾”。结果补语这两种语序促使“了”字挪到动词和宾语之间。
（二）“动+宾+（不）得”和“动+宾+了”两个句式里各成分之间的语义关系是平行的。从唐到宋，“动+宾+不得”改变了语序，变成“动十不得+宾”，这也是“了”字挪前的一个因素。
先看梅说的第一点。这种说法遇到两个问题：(a)笼统地说，动补结构在这一时期有两种语序，但是具体到某一次类的补语时则往往只有一种语序，比如后文将要讨论的语义指向为主语的补语，只能出现在“动+宾+补”格式中，例如可说“饮酒醉”而没有“饮醉酒”；相反，另一类动补结构只能有“动+补+宾”的语序，例如有“击杀一鱼”而没有“击一鱼杀”。所以不能说“了”由宾后移前是与动补结构两种语序类比的结果，而应该解释为什么两种语序的限制最后消失了。(b)拿魏至唐的动补结构跟今天的相比，两种语序确实合而为一了，但这也不能解释“了”移前的原因。原因是，两种语序的对立历经唐、宋、元，直到明代还保持着，比如明代这样的例句还相当普遍：“不一时搽抹卓儿干净”（《金瓶梅》四十二回），而现代只能说“擦干净桌子”。然而“了”移宾前是宋初的事，比动补结构两种语序的完全合流早600年以上。
再看梅说的第二点。蒋绍愚(1994)指出，“‘动+宾+不得’变为‘动+不得+宾’发生在宋以后，而‘动+了+宾’在晚唐五代已出现。从时间上看‘不得’挪前不可能是‘了’挪前的原因。”蒋的看法是正确的。我们对刘坚、蒋绍愚(1992)主编的约40万字的宋代白话资料进行了统计，直到南宋时期“不得”才开始挪前，元代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而在北宋初期的作品中，诸如《乙卯入国奏请》、《河南程氏遗书》，“了”已挪前。
梅祖麟(1994)不再坚持自己原来的看法，转而支持曹广顺(1986)的分析。我们仍认为梅的观察有其合理的一面。“不得”挪前和“了”挪前之间虽然没有因果关系，但是两者确实属于同类现象，所以探讨导致它们挪前的共同诱因有助于发现体标记产生的机制。
1.2Cheung(1977)、曹广顺(1986)、刘坚等(1992)、梅祖麟(1994)等的词汇替代说
这些学者是这样解释“了”字挪前的原因的（见梅祖麟1994）：
（甲）晚唐五代有若干“动+状态补语+宾”的结构，如“V+却+O”、“V+得”、“V+著+O”。
（乙）“了”字也有一部分是状态补语，但“了”字在晚唐五代总是处在宾语之后。
（丙）由于模仿的作用，“了”字占据“却”、“得”、“著”在动宾之间的位置，形成了“V+了+O”。
以后“V了O”中的“了”继续虚化，变成完成貌词尾。尽管各位作者的提法不尽相同，他们的思路却有上述共同之处，我们称之为“词汇替代说”。
梅对“词汇替代说”的进一步解释是，“了”分两步演化成体标记：（一）“了”在格式“动+宾+了”中由普通动词变为“状态补语”；（二）由于受其他状态补语类推作用的影响，原来的格式变为“动+状态补语的‘了’+宾”，尔后“了”在此位置上虚化为体标记。
我们认为“词汇替代说”存在着以下几个问题。
问题一：要使上述理论能够自圆其说，需要假定“了”经历了一个状态补语的阶段。可是，既无法从音韵特征上，又无法从语义或句法功能上判断，宾语之后的“了”在什么时候变成了“状态补语”，或者在什么情况下是“状态补语”。也就是说，“了”由普通动词向体标记的演化经历了一个“状态补语”的中间阶段的说法，只是一个理论假说，缺乏实证。
问题二：曹广顺(1986)以及其后他与刘坚等的合著(1992)都认为，唐宋时期有一个表完成的体标记“却”，它的句法位置是在动词和宾语之间。后来“了”一步一步替代了“却”的功能，从而“了”也占据了“却”的位置，即“了”也移前。而蒋绍愚(1994)指出，“却”的语法功能和意义与“了”并不完全一样。我们追踪了“却”在唐宋时期的用法，虽然有时候它与“了”的用法很接近，但是大部分情况下仍有明显的差别。比如“和尚关却门”（《祖堂集》，引自刘坚、曹广顺等1992）中的“却”有点类似现代汉语的“掉”。现代汉语“杀掉两只鸡”和“卖掉三间房”中的“掉”相当于“了”，但是两者仍然有感情色彩等语义差别，不能据此认为“掉”也是一个体标记。同理，也不能说唐宋的“却”就是一个体标记。另外一个明显的例证显示“却”和“了”用法并不相同：“雪峰放却垸水了云……”（《祖堂集》，引自刘坚、曹广顺等1992），如果“却”已表示完成，那么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宾语之后又出现一个“了”。我们也发现“动＋却＋了”的用例，例如：“与摩则大唐国内山总被闍梨占却了也”（《祖堂集》卷六《洞山和尚》）。可见两者的作用并不相同，所以很难说谁替代谁。还有一点，“却”在唐宋时期的使用频率远不及“了”，我们对刘、蒋(1990)主编的约40万字的唐代白话资料进行统计，“却”作补语用例不到20个，而“了”的则有100余个。很难解释，一个弱式怎么能够同化一个强式。
问题三：说“了”挪前是来自“却、得、著”的类推作用，那么类推为什么只首先发生在“了”一个身上，而不是同时发生在整个所谓“状态补语”这一类上？如前文提到的，“不得”挪前比“了”晚了近200年，还有些动补结构直到五、六百年以后的明代还保持着“动＋宾＋补”格式。这种现象只能归为偶然的因素或者巧合。下一节将要讨论，补语挪前的时间差异是由各类动补结构发展的不平衡性造成的。
问题四：所谓“状态补语”、“却”等自身是怎么产生的？语言系统是怎么允许“动+状态补语+宾”这种结构从无到有的？关于第一个问题后文还将讨论有关学者的分析。刘坚、曹广顺等(1992)认为：“助词‘却’的产生，是汉语发展史上一个重要变化，它改变了过去汉语仅以结果补语或表示完成义的动词来表达动态、事态完成的方法，产生了一个新的词类和一个新的语法格式”。我们认为，这种由一个词的发展改变一个语言系统的情况是极为罕见的，所以在下结论时应特别谨慎。
综上所述，“词汇替代说”在解释“了”挪前上还有种种的困难，也没有成功地说明体标记是怎样产生的。尽管如此，这种观念仍有其合理的一面，下面的分析将表明，虽然“却、得、著”与“了”的挪前没有因果关系，但它们的确属于同一类现象，它们虚化过程的共同点正是发现体标记产生机制的关键。
二 动补结构发展初期动词、补语和宾语三者之间的语序限制
2.1动补结构发展的不平衡性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动补结构是汉语长期发展积累的结果，可以根据补语的特点给动补结构分出若干类，不同类型产生于不同的时代。学者们对于动补结构产生的时间有很大的分歧，面对同样的语言事实，而所得的结论迥异，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为对动补结构发展的不平衡性认识不足造成的。比如余健萍(1957)、周迟明(1958)、何乐士(1984)等基于“余姑剪灭此而朝食”（《左传》）这类例子，认为动补结构殷周已经有了。王力(1957)基于使成格式“动+形”和“动+不及物动词”产生的时间，认为动补结构产生于汉代，普遍运用于魏晋。梅祖麟(1991)[2]、蒋绍愚(1994)等根据“动+不及物动词”能否带宾语的标准，提出动补结构产生于南北朝时期。太田辰夫(1987)则根据结果复合动词产生的年代，推断动补结构产生于宋代。上述关于动补结构产生时间的看法前后竟相差约两千年！
我们考察各类动补结构历史发展之前，首先根据补语的语义指向对现代汉语的动补结构做一个简单的分类。把描写、说明动词及动词的施事（通常为主语）的补语定义为“指前补语”；相应地，把主要用来描写、说明动词的受事（通常为宾语）称为“指后补语”。下面举例说明。
（一）动+指前补语
(a)补语指向主语。例如：吃饱饭、喝醉酒。
(b)补语指向动词。例如：吃完饭、搬不动桌子。
（二）动+指后补语
(a)补语为不及物动词或形容词。例如：叫醒他、洗净衣服。
(b)补语是及物动词或可有使动用法的形容词。例如：看见人、打破杯子。
上述分类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严格分类，有时一个补语究竟是指前还是指后颇难断定，而且这两类之间也有交叉现象。但是就考察各类动补结构发展的先后关系以及说明体标记产生的过程而言，把补语分成上述（一）
（二）两类已经足够了。
确定某类动补结构产生的年代，[3]有两个标准：（一）语义标准，即只看具有某种语义关系的动补结构出现在什么时候，不考虑动词和补语的关系是否紧密；（二）句法标准，即看动词和补语能否被别的成分（宾语）隔开，如果能隔开的话，说明动词和补语的关系是连动关系，两者之间还是句法层面的联系；否则，就表明动词和补语已经结合成一个整体，已经成为一个语法单位，下文把这种情况称为形态关系。上面分出的四类动补结构中，类（二）中的(b)型产生最早，而且一开始就是宾语出现在整个动补结构之后，它们在秦汉时期已经相当流行，比如“射杀一鱼”、“烹灭强暴”（《史记·秦始皇本纪》）。其他几类都是后来出现的，而且从形式上可以断定都经历了一个从句法关系向形态关系转变的过程。类（二）的(a)型从语义上看在秦汉时期已经有了，它们出现的格式为：
（一）动＋补； （二）动＋宾＋补
两个格式的共同点在于，“补语”之后都不能再跟宾语，如果有宾语的话，它只能在动词和补语之间。这说明动词和补语的关系还是句法层面的连动关系。梅祖麟(1991、1994)、蒋绍愚(1994)、何乐士(1984)等都注意到唐朝之前“动+死”之后都不能跟宾语，原因是“死”是一个不及物动词。他们指出，凡补语是不及物动词的动补结构，直到唐以后才可以跟宾语。下面是先秦格式（二）的例子。
(1)城射之殪。（左传·昭公二十一年）
(2)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孟子·公孙丑上）
上例中的“殪”和“长”都是不及物动词，宾语都在动和补之间。换言之，在先秦没有“射殪之”“助长苗”的格式。
类（一）的(a)类动补结构在汉代也已出现，但也只能出现于上述格式（一）或格式（二）。例如：
(3)右贤王以为汉兵不能至，饮酒醉。（史记·匈奴列传）
(4)匈奴右贤王当卫青等兵，以为汉兵不能至此，饮醉。（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上例中“醉”的语义指向为动词的施事。
综上所述，汉代以前，格式“动＋X＋宾”中的X只能是及物性成分（包括及物动词和有使动用法的形容词），其语义指向为宾语。这种语言结构中不可能产生体标记，因为其语义指向是动词，是指示动作行为进行的状态或阶段的，这与可出现在X位置上的词语的要求不相容。要理解为什么宋元时代相继产生体标记的原因，就需要考察从魏到这一时期动补结构发生了什么变化。
2.2魏至宋时期动补结构的限制变化
梅祖麟(1981)提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一个表完成的格式“动+宾+完”，可出现在“完”位置的词语有“毕、讫、已、竟”。后来有不少学者同意这种看法，如曹广顺(1986)、蒋绍愚(1994)、Peyraube(1996)等。我们认为，当时并没有一个专表“完成”的格式，“毕”等只能出现于宾语之后是受“动+X+宾”中的X的条件限制的结果，即X只能是与宾语具有施受关系的词语。然而从语义上看，这一时期也确实新出现了一类补语，它们的语义指向是动词。后文将讨论到，体标记“了”的产生确实与此类补语的出现有直接关系。下面我们看从魏至宋X位置上的词语限制的变化。
（一）语义指向为主语的补语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此类动补结构如果有宾语的话，宾语只能出现在动词和补语之间。例如：
(5)卒捨船市渚，因饮酒醉还。（世·任诞）
(6)周仲智饮酒醉，瞋目还面。（世·雅量）
在唐五代仍保持这种格式，例如：
(7)曹山曰：“前锵托犹浅，后箭射人深。”（祖·卷四·药山和尚[刘蒋]）
在宋代发现此类补语挪到宾语之前的极个别的例子，例如：
(8)若言这个所为，做处只要便宜，掇坐善能饮醉酒，冲席整顿吃
。（刘知远诸宫调[刘蒋][4]）（编者按：这个“醉”字很可疑。原书此字模糊不清，既像“醉”字又像“醇”字，从文义上看，只能是“醇”字，因“饮”字前有助动词“能”字。）
（二）语义指向为动词的补语
这类补语多指的是动作行为进行的状态、阶段。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此类动补结构的宾语位置也是居于动词和补语之间。例如：
(9)袁彦伯作名士传成，见谢公。（世·文学）
(10)看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世·雅量）
(11)王饮酒毕，因得自解去。（世·方正）
唐代仍保持着这种格局，例如：
(12)不经旬日中间，后妻设得计成。（舜子变[刘蒋]）
但是，到了宋代，此类补语也挪到了宾语之前，例如：
(13)赵正看罢了书，伸着舌头缩不上。（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刘蒋]
（三）补语为不及物动词或形容词的动补结构
跟上面两类一样，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此类结构中的宾语也只能出现在动词和补语之间。例如：
(14)道真食豚尽，了不谢。（世·任诞）
(15)数日中，果震柏粉碎，子弟皆称庆。（世·术解）
(16)女乃呼婢云：“唤江郎觉！”（世·假谲）
(17)宣武移镇南州，制街衢平直。（世·言语）
在唐五代时仍是如此，例如：
(18)诸佛说之犹不能尽，何况声闻辟支佛能知？（菩提达摩南宗是非·一卷[刘蒋]）
(19)狱主，贫道解传语错。（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刘蒋]）
(20)列士抱石而行，遂即打其齿落。（伍子胥变文[刘蒋]）
(21)只见饿夫来取饱，未闻浆逐渴人死。（祖·卷四·丹霞和尚[刘蒋]）
到了宋代此类补语大量挪前，例如：
(22)三翁唤觉知远。（刘知远诸宫调[刘蒋]）
(23)吃尽那盐，呷尽那醋。（同上）
(24)其父打碎了人一件家事。（朱·训门人[刘蒋]）
上述三类补语的共同特征是只能出现于“动+宾+补”格式中，它们与宾语没有施受关系。那么后来为什么这类补语都移前了呢？我们推断这种变化的原因和过程为：
（一）所有此类补语都可以出现在“动＋补”格式中，而不带宾语。长期使用的结果，使两个成分之间的词汇边界淡化，从两个单位逐渐变成一个句法单位。
（二）人们一旦把某个动补结构看作单一的句法单位时，就可以在其后加上宾语。这样在语言发展中就会出现旧结构与新结构并存期，即某个补语既可出现在宾语前又可出现在宾语后。最后完全变成“动+补+宾”的格式。
对所有的动补结构一一加以验证是不可能的。下面我们就语义指向为动词的补语（简称“指动补语”）[5]的发展过程来证明上述推断，因为体标记也属于此类，这样做更说明问题。
三 指动补语的形态化过程
3.1却
“却”在唐宋时期变成了一个指动补语，表示动作、行为的完成、结束，例如：“君看渡口淘沙处，渡却人间多少人”（刘禹锡《浪淘沙》）（详细讨论参看刘坚、曹广顺等1992:43—47）。“却”的本义是“退”，魏晋时引申为“去”，两义都可以作及物动词用，如“沛公自度能却项羽乎？”（《史记·留侯世家》）。因此这两个义项下的“却”作补语时，宾语是跟在指动补语后的。例如：
(25)将兵击却吴楚。（史记·韩长孺列传）
(26)举却阿堵物。（世·规箴）
“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演化出“掉、完”的义项。根据刘坚、曹广顺等(1992)的考察，这种义项下的“却”作补语构成的动补结构不能带宾语，他们仅举了一个例外：“锋出登车，兵人欲上车防勒，锋以手击却数人，皆应时倒地”（《南齐书》）。仔细看来，这个“却”更像是其本义“退”的意思。下面是两个有关的例子（均引自刘、曹等1992）。
(27)狗汉大不可耐，唯须杀却。（北齐书·恩幸传）
(28)若破城邑，净杀却，使天下知吾威名。（南史·贼臣传）
我们认为，“动+却”由原来的可以加宾语变成不能加宾语的原因是，当“却”表“掉、完”时，语义指向是动词，由于受当时动补结构带宾语的条件限制，宾语就不能出现在“却”后。在晋至唐这两、三百年的时间里，表“完”的“却”在“动+补”格式中逐渐弱化了与动词的词汇界限，两者凝结成一个整体，“动”和“却”由句法关系虚化为形态关系，所以到唐时“动十却”之后可以自由地跟上各种宾语了。
3.2去
“去”的情况跟“却”相似。它的原义是“离开”，可带宾语，比如“阳虎去齐走赵”（《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这个义项的“去”作补语时，其后可有宾语，例如：“怀王竟听郑袖，复释去张仪”（《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去”在唐宋也成为一个指动补语，表示“将要、完成”等。根据陈泽平(1992)的考察，这种用法下的“动+去”之后都不能带宾语。刘坚、曹广顺等(1992)也有同样的观察。例如：
(29)除却两人，降此已下，任你大悟去也须涛汰。（《祖堂集》，引自陈泽平1992）
(30)死去原知万事空。（陆游《示儿》）
上例中“动+去”不能带宾语的原因跟“却”的一样，当它表示“将要、完成”时，其语义指向转向动词，由于受此期动、补、宾之间的搭配限制，所以不能带宾语。所不同的是“去”始终没能出现宾语，即“去”没有完成其形态化的全部过程。我们推断这是与“去”的使用范围有关的。根据刘坚、曹广顺等(1992)的考察，指动的“去”在唐后期及五代时才出现，而且集中于禅宗语录中，它在宋代的使用范围并没有扩大，到元代就很难见到了。下文还将谈到，一个动补结构由句法层面向形态层面的过渡需要两个辅助条件：一是运用的时间足够长；二是出现的频率足够高或使用的范围足够广。指动的“去”不能满足这两点，所以在它没有变成一个形态标记之前就消失了。也就是说，“去”始终没有虚化成一个体标记而与它前面的动词形成一个句法单位，所以一直不能带宾语。
3.3可能补语
顾名思义，可能补语是说明动作、行为是否有实现的可能性的，比如“搬得动桌子”、“吃不了饭”，该类补语的指向自然是它前面的动词。它们主要是由“得”及其相应的否定式组成的。下面就根据“得”的发展线索加以讨论。
“得”的本义是“得到、获取”，是个及物动词，自然可以带宾语，比如“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孙子兵法·军争》）因此它用作补语时还可以带宾语，例如：
(31)又请得一解书人。（六祖坛经[刘蒋]）
(32)二将听得此事。（汉将王陵变[刘蒋]）
但是，当“得”表示行为动作的实现可能时，语义指向由宾语转向动词，这样就导致两个结果：要么干脆不带宾语，要么宾语只能出现在动词和“得”之间。例如：
(33)若解微臣箭得，年年送贡，累岁称臣。若也解箭不得，只在殿前，定其社稷。（韩擒虎话本[刘蒋]）
(34)三岁孩儿也解道得，百岁老人略行不得。（祖·卷三·鸟窠和尚[刘蒋]）
相应的否定式中宾语出现的位置同上例，例如：
(35)陵母遂乃吃苦不禁。（汉将王陵变[刘蒋]）
(36)料前程趁彼船的不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刘蒋]）
我们从刘坚、蒋绍愚主编的唐五代白话资料中共收集到26例可能补语，其后都没有跟宾语。到北宋时期，“动＋得”或“动＋不得”大量出现，到南宋时期“不得”后开始带宾语。我们对刘坚、蒋绍愚主编的《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宋代卷）》进行了统计，所收录的7部北宋时期的作品尚未见到“不得”挪前的例子，所收的10部南宋时的作品中，“动+宾+不得”为19例，“动＋不得＋宾”为22例，两者大致相当。至元代这种结构多数变成“动+可能补语+宾”了。
根据前文的分析，可能补语挪前的过程为：（一）形态化过程起始于没有宾语的“动+（不）得”，北宋时期这类结构的大量出现加速了这一过程；（二）南宋时期“动+可能补语”已经凝结成一个句法单位，因此可以带上宾语，出现了新旧格式共存的时期；（三）元代新格式战胜了旧格式。
3.4指动补语形态化的特点
指动补语形态化过程的共同点概括如下。
（一）由于动补结构发展初期格式“动+X+宾”中的X必须与宾语具有某种施受关系，指动补语不满足这种要求，所以不能出现在X的位置，具体情况有二：(a)“动+指动补语”干脆没有宾语，如“却”、“去”的用法；(b)有宾语，但必须出现在动词和补语之间，如“不得”的用法。
（二）“却”、“去”、“得”原来都是及物动词，它们一旦引申作指动补语时，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不能跟宾语。一定的时间长度和动词与补语紧邻的句法环境是指动补语形态化的必要条件。
（三）我们说一个动补结构由连动的句法关系演化成形态关系之后，整个结构是一个单一的句法单位，因此可以带宾语。还有其他形式特征也显示一个动补结构形态前后的句法差异。以“动+不得”为例说明这一点。当“动”和“不得”之间可以插入宾语时，两者之间关系疏松，还可以插入各种修饰，例如：
(37)然出而应天下事，应这事得时，应那事又不得。（朱·训门人[刘蒋]） 如人吃饭，方知滋味，如不曾吃，只要摊出在外面与人看，济人济己都不得。（同上）
(38)虽然不鉴照，谩他一点不得。（祖·卷三·怀让和尚[刘蒋]）
例(37)后句更明确地显示“动”和“不得”是两个独立的部分，在那里两个动词共用一个补语。然而在我们收集到的所有“不得”挪宾前的例子，没有一例是修饰语插在“动”和“不得”之间的。现代汉语更是绝对禁止动词和可能补语之间插进任何东西。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于其他类型的动补结构由两个句法单位变为一个的形态化过程中。
（四）每个动补结构从句法关系变成形态关系都需要一定长度的时间和特定的句法环境，这导致了它们发展的不平衡性：一个动补结构出现的时间决定了它形态化的早晚。就一般情况而言，出现早的动补结构形态化的时间也早。下文讨论的“了、着、过”的发展也证实了这一点。
四 体标记“了、着、过”的产生过程
上文所讨论的动补结构发展初期所存在的动、宾、补三者之间的语义和语序限制，决定了体标记产生的途径和过程。体标记是指示动作、行为进行的状态或阶段的，属于指动补语的一种，所以它们经历了跟指动补语一样的形态化过程。
4.1“了”的形态化过程
魏晋南北朝时期，“了”跟“已”、“讫”、“毕”、“竟”一道可以出现在“动+宾+补”格式中补语的位置，表示动作的完成，比如“公留我了矣”（《三国志》，引自刘坚、曹广顺等1992）。到了唐五代时期，“了”取代了其余四个词而在这个格式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详见刘坚、曹广顺等1992）。在唐五代时期“了”还只能出现于以下两种格式中：[6]
（一）动＋了
（二）动＋宾＋了
根据上文对指动补语的分析，“了”形态化的句法环境是格式（一），一旦变成体标记后，就与动词形成一个句法单位，这时宾语就可以出现在“了”之后。经过一个新旧格式互相竞争时期，“了”最后就完全挪前了。下面我们用材料来证明这一分析。
首先我们看“了”为什么不能在格式（二）中形态化（虚化）的原因。在格式（二）中，“了”与动词的关系很远，除被宾语隔开外，还可以插入各种修饰语。我们从刘坚、蒋绍愚主编的约40万字的唐五代白话文资料中，共收集到69个格式（二）的用例，其中有41例中紧挨“了”之前有修饰语，约占70%，例如：
(39)粉壁内面，画诸尊曼茶罗，填色未了。（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刘蒋]
(40)供主行香，不论僧俗男女，行香尽遍了。（同上）
(41)叹之已了，拟入经题。（庐山远公话[刘蒋]）
(42)过得三年后，受戒一切了，谘白和尚。（祖·卷六·洞山和尚[刘蒋]）
(43)有一日，心造坐不得，却院外绕茶园三匝了，树下坐，忽底睡著。（祖·卷十·长庆和尚[刘蒋]）
上述现象还说明格式（二）的“了”还是动词，因为它还可以被各种副词修饰。这种现象与梅祖麟(1994)的分析不相容：他认为“了”首先在格式（二）中虚化为“状态补语”，然后在“却”等的类推下移前，那么“了”既然在这个位置上失去了独立动词的地位，就不能再为副词修饰，但是找不到这样一个时期。
相反，在格式（一）中“了”与动词的关系要紧密得多。在我们统计到的43例“动+了”格式的用例中，只有两个是修饰语在动词和“了”之间的，它们是：
(44)子胥哭已了，更复前行。（伍子胥变文[刘蒋]）
(45)铺置才了，暂往坻塘。（燕子赋[刘蒋]）
也就是说，格式（一）中“动”和“了”可被分开的概率只有约5%。所以我们认为在这种句法环境中，“了”更容易形态化而与动词凝结成一个句法单位。大量的例子显示，唐五代时期格式（一）中的修饰语是出现在整个动补结构之前的，例如：
(46)法即付了，汝不须问。（六祖坛经[刘蒋]）
(47)圣王才见了，流泪两三行。（欢喜国王缘[刘蒋]）
(48)已相见了，不要上来。（祖·卷七·岩头和尚[刘蒋]）
(49)道吾曰：“早说了也。”（祖·卷四·药山和尚[刘蒋]）
(50)大师便安排了，处分侍者，教伊煮粥。（祖·卷十·长庆和尚）
相反，在我们收集到的所有格式（二）的用例中，无一例是这类时间副词出现在整个“动+宾+了”结构之前的。在现代汉语中，动词和体标记之间不能插入任何成分。上述现象说明，格式（一）中的动词和“了”在唐五代时期已经具有很强的凝结成一个句法单位的倾向，即“了”在很大程度上形态化了。
就如所预料的，宋初“了”开始挪前，成为一个体标记（参看刘坚、曹广顺等1992、蒋绍愚1994）。上述分析一个自然推论是，有个动词的“了”和形态化的“了”并存时期，这一点也可以得到资料上的验证。在格式（二）中还时见“了”被时间副词或否定词修饰的例子，说明那时人们还把它作为动词看。例如：
(51)虽将得文字来，该说代州以东诸寨地界已了，更不争理。（乙卯入国奏请[刘蒋]）
(52)见修山寨未了。（杨温拦路虎传[刘蒋]）
但是，两个格式中的“了”本是同一个，所以格式（二）中的“了”不可能不受影响，我们也发现原来“了”前的修饰语也挪前了，如“已作国书了”（《三朝北盟会编·靖康大金山西军前和议录》[刘蒋]）。这说明格式（二）中“了”的动词地位也在减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动+了+宾”中不可能在“动”和“了”之间插入任何修饰语，比如普遍见到这种语序：“南朝已应付了三处”（《乙卯入国奏请》[刘蒋]），而绝见不到“应付已了三处”之类的语序。由此可见，可带宾语的“动+了”是结合紧的那一类，根据前文的分析，自然是来自唐五代的格式（一）了。所以准确地说，“了”的形态化过程不是由宾后“挪前”，而是“动+了”之后“加宾”。
由上分析可知，“了”的形态化过程，跟其他指动补短语一样，不是“模仿”别的结构的结果，而是在同样的机制之下独立发展出来的。“了”在成为体标记之后，功能上还经历了一系列变化，我们将另文讨论。
4.2“过”的形态化过程
“过”经历了一个与“却”平行的形态化过程。“过”的本义是“通过某一空间位置”，出现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尔后引申为经过某一时间段。这两个义项下的“过”都是及物动词，可以自由地跟地点或时间宾语。例如：
(53)蝦蟆跳过雀儿浴。（韩愈诗，引自太田辰夫1987）
(54)夜深不敢依门户，跳过墙来见新妇。（刘知远诸宫调[刘蒋]）
(55)过廿一日到莱州界
山。（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刘蒋]）
(56)杜鹃，你休得叫过通宵。（张协状元[刘蒋]）
“过”的这种用法一直沿用到今天，都以带宾语为常。
根据刘坚、曹广顺等(1992)的考察，“过”在唐代发展出指动补语的用法，表示某种行为、动作的终结或曾经发生过。例如：
(57)婆云：“水不妨饮，婆有一问，须先问过。”（《瑞州洞山良价禅师语录》，引自刘、曹等104页）
(58)蒙使君报云：“本司检过。”（《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引自刘、曹等104）
根据前文的分析可以逻辑地推断出，指动补语“过”后的宾语将受到限制。刘、曹等的调查证实了这一点，在他们对唐代资料的调查中，只发现1个“过”后带宾语的例子即“闻醉僧诵过经”（纪闻，太平广记，卷九四）。“动+过”后排斥宾语的现象持续到宋代。刘坚、曹广顺等调查的结果是，“带宾语的例句仍然不多”，他们在《朱子语类》中只发现1例是带名词宾语的，即“草草看过《易传》一遍”（卷六七）。下表是我们对刘坚、蒋绍愚(1992)主编的《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宋代卷）》的统计结果。
空间 时间 指动
动＋过 6 529
动＋过＋宾 4 20
上表中，“空间”指的是“过”作“通过某一地方”讲，余此类推。由此可见，在宋代指动补语“过”后还是严格限制宾语出现。到了元、明时期，指动的“过”后带宾语的现象才逐渐普遍起来。例如：
(59)饮过酒今番不枉，你若不为帝决为王。（诸葛亮博望烧屯[元刊][7]）
(60)任他吃过了一杯茶便开口问道：“……”。（韩秀才乘乱聘娇妻[明人][8]）
(61)此二人不许擅自释放，待我见过大爷，然后来取。（卢太学诗酒傲公侯[明人]）
(62)私下先打过几顿。（同上）
这说明“过”在元明时期才真正成为一个体标记。
根据我们上文的思路，可以对“过”的上述形态化过程作出简单而一致的解释。当“过”在唐代发展出指动补语的用法时，由于受动、宾、补三者之间语义和语序限制，宾语不能出现其后。从唐至元约四、五百年的时间内，在“动+过”的句法环境中，“过”逐渐失去自己独立的词汇身份，与动词形成一个句法单位，到元代虚化成一个体标记。尔后就可以自由带宾语了，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刘坚、曹广顺等(1992)是这样解释“过”后宾语受限制的原因：“词义从空间转向时间，处所宾语无法与之搭配了”。这种说法很难站得住。当“过”引申为“经过某一时间段”时，始终都可以带时间词宾语，如例(55)、(56)所示。更重要的是，如果这种观点是对的话，词义的每一次引申都应该带来一个宾语受限制的时期。而这种现象并不存在。更难解释的是，为什么指动“过”后的宾语限制竟有四、五百年之久。这种现象是由当时所存在的动补结构带宾语的限制决定的。指动补语只有形态化以后与其前的动词组成一个句法单位时，宾语才可以出现其后。形态化过程需要相当长时间。比如“了”作指动补语始于南北朝，到宋初才形态化为体标记，经历了约500年的时间，这跟“过”形态化的时间长度大致相当。
我们根据下列现象推测，跟“了”在唐五代的用法一样，指动补语“过”也经历了“动+宾+过”的时期。
(63)那婆娘提醒了他当初曾担水过这句话。（冯梦龙：两县令竞义婚孤女[醒世][9]）
(64)我又不是不曾担水过的，两只手也会烧火。（同上）
这篇小说讲的是五代时期的事，我们推测这是当时口语的实录，根据是作者在讲“本朝”（明代）故事的时候，用的都是“动+过+宾”语序。另外，“过”在形态化之前，时间补语可以插在它与动词之间，比如“只借圣人来说一遍过”（《朱子语类》，引自孙锡信1992）。这些现象都说明，“过”在形态化之前与动词的关系是很松散的。
4.3“着”的形态化过程
现代汉语的“着”主要有四种用法：（一）表示动作正在进行，例如“他们正吃着饭呢”；（二）表示状态的持续，例如“门开着呢”；（三）用于存在句，例如“墙上挂着一幅画”；（四）表示两个动作同时进行，例如“坐着讲”。不同的用法出现的时间前后差别很大。我们认为用法（一）的“着”才是真正的体标记，下面来看它是怎样演化出来的。
“着（著）”最早是个动词，意为“附着”，例如“风行而著于土”（左传·庄公二十二年）。从东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着”可以做补语，表示动作“附着”的对象或“到达”的地方。例如：
(65)想著妻子，而自系缚。（生经，引自太田辰夫1987：211）
(66)可掷著门外！（世说新语·方正）
这种用法的“着”是跟宾语结合在一起，非地点宾语要插在动词和“着”之间。例如：
(67)辄含饭著两颊边。（世说新语·德行）
(68)埋玉树著土中。（同上·伤逝）
(69)酒，正自引人著胜地。（同上·任诞）到了唐代“着”又可以表示动作行为所及的对象，比如“道著姓名人不识”（白居易《恻恻吟》）。这些“着”的用法的语义指向都是宾语。
“着”的形态化过程是在例(66)至(69)类存在句中完成的。这一点可以从魏晋南北朝时期与唐朝“动+着”后带宾语的变化中得到证实。如前文所述，“着”作补语表示“附着、到达”，相当于一个地点介词，其后都有地点宾语。我们从《世说新语》收集到9例“着”的该类用法，其后全部都有地点名词。关于“着”这个时期的该类用法，刘坚、曹广顺等(1992)有8例，王力(1990)有8例，蒋绍愚(1994)有4例。“着”后全部都有地点名词。然而到了唐代，存在句“着”后的地点名词受到很大的限制。我们从刘坚、蒋绍愚主编的白话资料唐五代卷中共收集到5例“着”的“存在”用法，只有1例后带名词；蒋绍愚（1994：166页）有4例，无一例跟名词；刘坚、曹广顺等(1992:98—100)提供了6例，也只有两例带名词的。这时“着”后可带的名词已由地点换为存在的主体，比如“犹挂着唇齿在”（《祖堂集》，引自曹、刘等99页）。下面是唐时期“着”的“存在”用例。
(70)又请得一解书人，于西间壁上题著，呈自本心。（六祖坛经[刘蒋]）
(71)乞取池西三两竿，房前栽著病时看。（王建《乞竹》，引自刘、曹等98页）
在唐代时期“着”后的地点宾语的消失而逐渐代之以存在的主体，这说明“着”的语义指向由其后的宾语转向其前的动词。“着”在魏晋时期相当于一个引进地点的介词，而汉语中引进地点的介词之后带地点宾语的现象是极为罕见的，所统计到的该时期的用例全都有地点宾语。到了唐代表“存在”的“着”后大量不带宾语的现象，我们推断这时的“着”已成为指动补语，表示行为、动作的持续状态。“着”语义指向的改变使原来的存在句主语和地点宾语换了个，比如例(71)在唐以前的语序应该是“栽著房前”。
“着”在存在句变成指动补语后，在唐代发展出表示两个动作同时进行的用法，比如“皇帝忽然赐匹马，交臣骑着满京夸”（《长兴四年讲经文》，《敦煌变文集》）。这种用法的初期，跟前文所讨论的其他指动补语一样，由于与动词的宾语关系还比较松散，宾语还可以插入其间。例如：
(72)能者虔恭合掌着，经题名字唱将来。（温室经讲唱押座文[敦煌]）
(73)若不是死王押头着，准拟千年余万年。（八相押座文[敦煌]）
到了宋代真正的表示进行态的“着”还没有出现，其用法还只限于“存在”和“两个动作同时进行”。我们对刘、蒋的白话资料宋代卷的统计结果为：存在句32例，比如“门前挂着一枝松柯儿”（《一窟鬼癞道人除怪》[刘蒋]），跟今天的格式完全一样；表示两个动作同时进行的用法最多，共104例，比如“它搵着泪，将人骂詈”（《张协状元》）。王力(1990)认为真正表示行为在进行中的“着”在北宋已经有了，他基于这样的例子：“擂著鼓，只是向前去”（《朱子语类辑略》卷七）其实这个“著”还是指两个行为同时进行。现代汉语的表示动作正在进行的格式“正在＋动＋着”宋代还没见到，我们共收集到7例“正在+动”的用法，动词后都没有“着”。这时期表示状态持续的用法也已经有了。例如：
(74)开着口，则合不得。（崔待诏生死冤家[刘蒋]）
(75)张富低着头，不敢答应。（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刘蒋]）
“着”真正表示动态行为的正在进行的用法元以后才逐渐出现，例如：
(76)见他战笃速惊急列慌慌走着。（陈季卿悟道竹叶舟[元刊]）
(78)冯妈妈他老人家，我央及他厨下使着手哩。（金瓶梅三十八回）
(79)王夫人正坐在凉榻上摇着芭蕉扇子。（红楼梦三十三回）
综上所述，“着”的形态化过程是在存在句中完成的。尔后又经历了表示两个动作同时进行、状态的持续等用法，最后才成为可以独立运用表示动作正在进行的体标记。“着”形态化以后所经历的这些功能上的变化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五 体标记的产生所带来的影响及有关的理论问题
5.1格式的类推
上文的分析表明，体标记“着、了、过”跟其他指动补语一样，在相同的机制下，一步一步独立发展出来的。我们不同意曹广顺(1986)等所提出的“了”的“挪前”是受其他“状态补语”类推影响的看法，但是，在“了”等相继成为体标记之后，“格式类推”现象确实发生在书面语中“毕、讫”等所用的句式中。“毕”等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作补语只能出现于“动+宾+补”结构的补语位置上。在唐代“毕”等口语中的地位逐渐被“了”替代，主要用于书面语中，它们还严格保持着旧有的格式，我们收集到58个“毕”等用例，有16例是带宾语的，宾语都是在动词和“毕”等之间。宋代仍然保持着这种局面，尽管“了”后已经可以跟宾语了。可以认为这是书面语中的“存古”现象。到了元明之际，三个体标记已经相继成熟，它们在日常交际中的重要地位带来了巨大的类推作用，表现之一就是这些“存古”格式的语序也变得跟体标记所在的一样了。我们对《金瓶梅》做了抽样调查，共收集到11例“毕”类用法，有10例“毕”等都在宾语前，例如：
(80)唱了一个，吃毕酒，又唱第二个。（三十六回）
(81)叙毕礼话，请去花园捲朋内宽衣。（同上）
(82)吴道官诵毕经，下来递茶。（三十九回）
上述用例都是叙述文字。我们认为上述语序的改变是受新兴的、类似“动+体标记+宾”格式的影响。
类推作用所带来的影响全局的变化是，“动+宾+补”格式在汉语中的完全消失。如前文分析所示，所有的指动补语、描写主语补语、不及物动词补语，如果动词有宾语的话，只能在宾语之后。这些补语在唐宋及稍后的时期由于形态化的作用与动词组成一个句法单位，因而宾语只出现在其后。这种变化带来的后果是所在的格式走向衰落。在宋代，“动+宾+补”格式还相当常见，而到元、明就大幅度萎缩，比如《金瓶梅》中只有少数几个与清洁有关的形容词才用这一格式（例如“不一时搽抹卓儿干净”），到《红楼梦》时代就很难见到，现代汉语完全不用，它的功能被其他结构取代。“动+宾+补”格式的消失与三个体标记的成熟差不多是在同一个时期，体标记又是口语中最常用的现象，所以我们推断这种旧格式的消亡与体标记等所带来的新格式的兴起具有因果关系。
5.2体标记产生的条件
人们自然会问，为什么汉代以前没有体标记呢？为什么魏晋“竟、已、毕、讫”等没有发展成体标记呢？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可以从体标记产生的条件上得到答案。
从形式上看，体标记必须能够出现在“动+X+宾”格式中的X的位置。很明显，在禁止任何词语出现在X位置的时期不可能出现体标记。在秦汉时期，X的位置只允许与宾语有某种施受关系的及物动词或作使动用法的形容词出现，这与体标记单纯指示其前动词所指的行为发展状况的语义特征不相容，所以体标记也不可能在这一时期产生。
随着动补结构的发展，唐宋时期已允许X的位置上是一个指动补语。也就是说，这时期的语言系统给体标记的产生创造了大环境。尽管如此，一个词汇形式虚化为一种形态要经过相当长的时期，而且其使用频率也要相当高。“竟”等不满足这些条件，它们在这个“大环境”出现之前就从口语中消失了，而且同时有四五个词汇形式具有相同的功能，其使用频率也受到限制。相反，“了”在唐五代战胜了其他竞争对手，“应运而生”，而在宋初成为一个体标记。
5.3动补结构发展的不平衡性
从体标记和其他指动补语的演化过程可以看出，尽管语言系统允许某类动补结构的存在，该类中的所有成员往往不会在同一时间由句法关系变成形态关系，而是每一个都需要走完自己的形态化过程，所以它们发展为形态标记的时间前后差别很大，比如“了”成为体标记比“过”和“着”早约三、四百年。同时我们也不排斥这样的可能性，同类中发展为形态关系的成员多到一定的程度后，由于受类推的影响，后来成员的形态化过程会加快。
现代汉语的动补结构的类型极为丰富，但是不少还排斥宾语，动作的受事要放在主语的位置上。例如：
(83)a车开快了。[?,]开快了车。
b书买贵了。[?,]买贵了书。
c衣服洗白了。 [?,]洗白了衣服。
可以预测，一旦“开快”等变成一种形态关系而成为复合词时，宾语就可以出现在其后了。也应该注意到，动补结构作为一个大类来说，已与唐宋时期及以前的大不一样了，动词和补语之间不可能插入任何修饰成分，说明两者之间的关系紧密了。
六 结语
体标记属于补语的一种，它们是由指动补语发展来的。所以体标记产生的时间决定于动补结构发展的状况，它们形态化的具体途径受制于当时所存在的动、宾、补三者之间的语义和语序限制。所有的指动补语形态化的过程中都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其后排斥宾语的时期，这不可能是偶然的巧合。我们认为这个时期完成了“了、着、过”由独立的词汇形式演化为体标记的过程，足够长的时间和一定高的使用频率是完成这一过程的必要条件。
体标记是从汉语内部一步一步发展出来的。它们的诞生不仅带来了汉语句法结构的改变，而且更重要的是使我们的语言更富于表现力了，所以说这是汉语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
引用书目
1.《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唐五代卷）》，刘坚、蒋绍愚主编，1990，商务印书馆。
2.《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宋代卷）》，刘坚、蒋绍愚主编，1992，商务印书馆。
3.《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涂沁君校点，1980，中华书局。
4.《敦煌变文集》，周一良、启功等编，1957，人民文学出版社。
5.《醒世恒言》，冯梦龙编著，顾学颉校注，1965，中华书局。
6.《世说新语校笺》，杨勇著，1969，香港大众书局发行。
注释：
[1]关于语法标记“了、着、过”有种种不同的叫法，诸如“动词词尾”、“动态助词”、“态标记”、“状态补语”等，本文统称为“体标记”。
[2]梅(1994)又修正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动补短语产生于唐代。
[3]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把根据语义标准和句法标准所确定的动补结构用一个名称概括，严格地说动补结构的早期形式是连动结构。
[4][刘蒋]指刘坚、蒋绍愚主编的《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下同。
[5]梅祖麟(1994)等把这类补语叫作“状态补语”，因为这个说法容易引起误解，比如朱德熙(1982)把“写得不好”等表示结果的也叫作“状态补语”，所以我们不采用这一术语。
[6]根据蒋绍愚(1994:157)，只有两例“了”出现在宾语之前，而且写作的年代还有问题。
[7][元刊]指《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下同。
[8][明人]指《明人创作小说选》，下同。
[9][醒世]指《醒世恒言》，下同。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