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亚平[1]2002年在《舰船研究院军转民项目战略联盟的效益分析》文中研究指明我国军工院所在“军民结合”的战略方针指导下，大力开展军转民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继续加强军工院所的军转民工作，使军工院所的军转民项目迅速形成产业，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和经济效益，是目前我国军转民工作的一个重大课题。本篇论文从案例分析入手，运用企业战略联盟的基本理论，研究战略联盟在军工院所军转民项目中的应用，深入分析军工院所组建战略联盟的动机和带来的效益，探讨军转民战略联盟的建立，管理和发展等有关问题，认为战略联盟是军工院所发挥自身优势，快速实现民品产业化的有效途径。 本文第一章概要介绍了案例——舰船研究院石油数控测井系统战略联盟的建立；在第二章中回顾企业战略联盟的发展和理论基础，从交易费用，价值链和资产互补性叁个角度对企业战略联盟进行理论分析。第叁章应用企业战略联盟的基本理论结合实际案例，深入分析了军工院所军转民项目组建战略联盟的动机和效应。分别从技术效应，规模经济效应和低风险进入叁个方面进行了研究，认为军工院所组建军转民战略联盟可以发挥军工院所的自身优势，实现优势互补，促使联盟成员在核心专长上相互学习和融合，有效聚合研发力量，提高技术创新水平；可以克服军工院所自身的弱势，在不扩大企业规模的同时，迅速实现军转民项目的规模经济；可以有效地突破各种进入障碍和降低高技术产业的风险。接着，在第四章和第五章中对案例联盟存在的问题和导致联盟解体的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同时对军工院所军转民项目建立和管理战略联盟要注意的几个问题进行了简要的讨论。最后，通过前面的分析，得出企业战略联盟是军工院所军转民项目快速实现产业化和规模化的有效途径的结论。
管国政[2]2017年在《我国国防科技工业企业发展战略研究》文中提出国防科技工业在国家安全体系中地位独特,是国防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使命在肩,责任重大。国无防不立,作为国防科技工业的主体,国防科技工业企业引领国家高新技术的发展,决定国家创新水平的高低和技术效益的优劣。经过六十多年的顽强拼搏、接续奋斗,我国国防科技工业企业建设成效卓着。但与维护国家安全、巩固大国地位、拓展国家利益的要求、与世界知名国防科技工业企业相比,我国国防科技工业企业工业基础薄弱、科技创新能力不强、市场化机制不完善,差距忧人;同时,国际形势和周边环境错综复杂、国家核心利益和发展权益受到严峻挑战,形势逼人;迫切需要我国国防科技工业企业及时调整战略、冲出困境,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提供坚强后盾。本文正是基于当前我国国防科技工业企业发展环境、形势、内涵和特征发生改变的时代背景下,分析探讨适合我国国防科技工业企业发展水平及发展环境的战略。本文首先系统总结了我国国防科技工业企业发展的历史沿革和建设成就;构建了国防科技工业企业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突变级数法和耦合度模型进行实证测度与评价,运用障碍因子模型分析当前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通过世界主要国防科技工业企业对比研究,寻找差距,得出启示。其次,结合我国国防科技工业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运用SWOT模型综合分析,指出当前发展定位应以机会型‐开拓战略为主导。利用WSR理论制定了我国国防科技工业企业的发展战略,阐述了指导思想和具体目标,提出了“一核、双轮、叁融、四基、五化”的总体战略,并分别从领域功能、具体行业和发展水平叁个维度制定了具体战略体系。最后从国家治理、市场支撑、产业优化和企业管理四个层面提出了发展战略的保障措施。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孟斌斌[3]2015年在《中国和平发展中的军费开支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军费开支在大国兴衰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是古往今来所有大国面临的重要议题。一直以来军费开支与战争有着密切的联系,以军费开支为投入的战争往往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兴衰,推动着国际体系的演变。然而,战争会带来无尽的灾难。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演进,和平发展已经成为主题。我国一直以来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积极倡导并维护着人类社会的和平发展。科学合理的军费开支是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必须面对的现实课题,是推动和平发展、破除“中国威胁论”必须回答的战略课题,是建设“两个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本文采用冲突经济学、组织行为学、计量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借鉴多学科的理论成果,围绕“国际社会对我国发展的误解及中国和平发展战略”,“保障我国和平发展对军费开支提出什么样的需求”,“军费开支对和平发展有什么样的助推作用”的总体思路来展开。大国的竞争充斥着国际格局的演进,我国在经历了列强欺凌的“挨打”阶段和贫穷落后的“挨饿”阶段后,终于迎来了民族复兴的曙光。在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我国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但国际社会对我国的发展不乏“中国威胁论”的鼓吹。西方学术界主要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叁个主要理论视角来看待我国的发展壮大。西方媒体舆论则充斥着“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责任论”等“棒杀”与“捧杀”的论调。以外交数据和军费开支数据为基础,采用政策弹性的方法,对“中国威胁论”进行了驳斥,进一步支撑了我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事实。我国的和平发展对军事力量建设提出更高的要求,军事力量建设的唯一财力支撑是军费开支。从历史上大国兴衰更替中的军费开支变化规律入手,探讨了军事力量建设、军费开支和大国兴衰的历史变迁。然后回到现实,具体讨论了我国和平发展过程中不断拓展的国家利益对于军事力量的需求及现阶段我国军事力量水平与和平发展需求之间存在的差距。军事力量最基本的构成要素是人与物,随着科学技术及新军事变革的深入发展,提高军事力量水平所需的费用越来越高昂。国防是公共物品,所以高昂的军事力量建设投入只能来自于国家的财政开支,也就是说,军费开支是军事力量建设唯一的财力支撑。采用博弈论的方法构建了经济学理论模型,分析了军费开支在大国兴衰中扮演的核心角色。国家的发展既要有生产性努力,也要有分配性努力。信息时代全球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国与国间利益相关性逐步提升,经济政治利益分配的秩序越来越左右着一个国家的兴衰。军费开支作为可置信的分配性承诺,在塑造国际社会利益分配秩序的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按照该逻辑,构建了军费开支、斗争性努力和大国发展的框架对近代以来我国的军费开支进行了案例研究。我国和平发展对军费开支的总体规模和结构提出了要求。当前我国军费开支的绝对值、军费负担及人均军费开支的数值在全球各大国中并不处于占优地位。我国的军费开支与我国不断上升的国际地位和不断拓展的国家利益不相称。保障和平发展的军费开支总体规模要体现我国军费开支的演进规律、要与不断拓展的国家利益要求相一致、要符合军事力量建设的基本规律。装备发展是我军升级转型的核心。以“奥古斯丁定律”为基础,对英美国家武器装备机械化信息化过程中主战武器装备系统成本增长的规律进行了总结。军队的军事人力资本提升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规律,脱胎于计划经济年代的军费体系特别是人员费用决策必须适应整个经济社会体制的发展。要基于市场经济规律和军队战斗队本质属性来制定军费开支,才能够发挥激励作用,激发军事人员的努力程度,提高军事人力资本。军事训练是战斗力生成的基本途径。在和平年代,军事训练是落实全新作战理念、熟悉新式武器装备、摸清新型战争环境的基本途径。我军现阶段还处在信息化军事训练的初级阶段,要完成信息化战争的军事训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必须随着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军事人力资本的提升在新型作战理念指导下加强军事训练。军费开支必须与军队信息化训练的规律相适应,并积极牵引军事训练的进行。保障我国和平发展的军费开支要进一步优化结构。从军兵种来看,重点向海空军倾斜,从项目来看,装备费、人员费、训练费要并驾齐驱,稳步上升。军费开支的增长效应和福利效应对和平发展具有重要的助推作用。首先,军费开支创造总需求。作为政府开支的重要部分,军费开支可以提高社会生产能力的利用率,这种作用尤其在需求短缺的情况下发挥得更为明显。在需求疲软的宏观经济环境下,军费开支可以提高对现有资本存量的利用率,提高企业的利润率,促进经济的增长。其次,军费开支具有“衍生”影响。从制度演化的角度来看,军事部门是“强迫性”现代化的社会部门,军队中先进的制度要素逐步地由军事领域传播至社会的各个领域,拉动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从经济溢出的角度来看,由军事部门力量完成的基础设施、先进技术等都会明显地拉动民用经济的发展。当军事力量为民用工程服务、参与抢险救灾等非军事行动时,外部性发挥得更为明显。武器装备研发设计生产的整个国防工业基础从产业内部关联、技术两用等方面促进着整个国家工业的发展。采用结构计量(structureform)的范式对我国军费开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发现军事部门的要素边际生产率正在逐年提升,对民用部门经济的拉动作用正在改善。采用简化计量(reducedform)的范式对军费开支的福利效应进行了研究,发现通过国防产业布局、户籍流动、溢出效应、基础设施、社会分层等机制,军费开支对贫富差距具有改善作用。适应和平发展确定合理军费开支。军费开支要弥补“忍耐期”缺口,达到国际平均水平,适应新军事变革的要求,使得军费开支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要优化军费开支结构,调整装备费、人员费、训练费比例,向新型作战力量倾斜,向基层一线倾斜。要建立军费开支的增长机制,构建满足人力资本激励要求的人员费增长机制,适应装备更新换代成本增长规律的装备费用增长机制,适应军事训练活动规律的训练费用增长机制。军费开支要适应国家快速发展要求,与整个社会经济体制的改革相适应,与财政体系发展阶段相适应,与国防工业发展阶段相适应。要发挥军费“增殖”效应,进一步深化军民融合,进一步加强溢出效应。文章的主要创新点如下:1.从政策弹性的角度对“中国威胁论”进行了驳斥。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着外界的种种质疑,其中“中国威胁论”是最为普遍的一种声音。从军费开支和外交行为两个维度入手,研究了全球主要大国的政策弹性,从数据上有力地驳斥了“中国威胁论”。2.从可置信承诺的角度研究了军费开支在大国和平发展中的作用机理。军费开支不仅仅对于武器装备的发展具有直接的作用,还间接地传递着一个国家战斗性意愿的信号。这种可置信的战斗性承诺对于塑造全球秩序中的机制具有着重要的作用,从而最终影响一个国家的兴衰。3.从基于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发展理论出发,研究了我国和平发展中的国家利益拓展重点方向及其对军事力量和军费开支提出的需求。根据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的发展理论,未来拥有丰富资源、具有庞大未饱和市场和廉价劳动力的非洲地区是我国资源进口、对外投资、商品出口的重要方向。要保障这些国家利益不受侵犯,就必须发展航路保障和远程投送方面的军事能力,这些能力的建设对于军费开支提出了全新的需求。4.对武器装备的成本增长规律进行了研究,发现武器装备成本存在着系统性的长期增长趋势,其中海空军主战武器装备平台的成本增长速率较高。这一规律对和平发展中我军机械化信息化建设过程中武器装备更新换代的费用开支提供了较科学的参照系鉴。5.对我国军费开支进行了经济效应分析,发现我国军费开支具有增长效应和福利效应。军费开支有助于经济增长,从要素生产率的差异和规模性分析了其经济机理。军费开支有助于改善收入差距,从叁线建设、外部性、人口流动、社会分层等方面解释了这种现象后面的经济机理。
杜钟珊[4]2010年在《国防科技工业产学研联盟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现代科技进步的日新月异,技术的复杂程度逐渐提高,产业边界日益模糊。国防科技工业作为国际竞争最激烈的领域之一,对技术的要求很高。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国防单位开始注意到外部资源对技术创新的重要性,纷纷加强与外部组织的联系。产学研合作已经成为国防创新系统中的一种重要模式。为了更好地进行国防产学研技术创新活动,提高合作创新的效率,有必要了解影响国防产学研技术创新的因素。因此,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在阅读大量文献的基础上,深入研究了产学研联盟和技术创新的相关理论。通过对理论的梳理,结合实地访谈和案例分析,初步提炼出影响国防科技工业产学研联盟技术创新的30个因素。然后利用李克特量表设计问卷,选取了南京地区的部分国防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以及与国防单位有过合作创新经历的地方院校作为调查对象,对各因素的影响程度进行调研。接着,利用统计工具SPSS 16.0对回收的有效数据进行处理,筛选出27个因素,通过因子分析,将这些因素归纳为6个因子;利用统计工具Amos7.0对这6个影响因子进行分析,得出结论:除了技术特性表现出来的不确定性对国防科技工业产学研联盟技术创新起到负向作用外,其余的5个因素均从正向影响产学研合作创新。最后,对问卷结果进行讨论,并提出提高国防产学研技术创新成效的七项建议。
乔玉婷[5]2012年在《武器装备竞争性采购的产业组织研究》文中指出武器装备竞争性采购对于提高装备建设的质量和效益具有重要作用。竞争性采购的顺利推进有赖于产业组织数量、规模、结构和能力的优化，需要产业组织的发展与之相适应。从事武器装备科研生产的产业组织随着国家经济体制和武器装备获取方式的变化而不断演进。本文从武器装备采购方式演变的维度将产业组织历史演进划分为叁个阶段并对其进行述评。武器装备竞争性采购需要建立融入国家创新体系和国家工业基础的新型产业组织。竞争性采购通过降低承包商的机会主义行为和由于资产专用性可能获得的可占用性租金从而降低交易成本，并影响产业组织的形态、边界、组织创新和治理。与此对应，产业组织通过内部创新、组织治理和组织边界的合理控制降低其交易费用，提高组织效率，使其成为竞争性采购下组织选择的优先形式。本文以交易费用为切入点，遵循威廉姆森的“叁分法”，从企业组织、中间性组织和市场组织研究武器装备竞争性采购的产业组织问题，构建本文分析框架。主要结论有：企业组织是面向武器装备竞争性采购的基本组织单元，具有典型的科层特性。竞争性采购对企业组织的影响路径主要包括对企业的竞争战略、企业边界、内部治理和投融资的影响。企业组织要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组织革新与军民融合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竞争性采购对同质与异质企业的长期和短期边界、有形和无形边界具有不同影响。企业要根据自身核心竞争优势和特点选择恰当的企业边界，并以合适的方式融入企业网络组织。用“减法”思维对企业进行“瘦身”，形成“小实体、大网络”的格局。根据企业组织的资产专用性程度和企业所提供武器装备的重要程度实行不同的改制模式和股权结构。通过企业预算约束硬化、融资结构优化和投资理性化实现企业资本运行优化。将军民融合作为企业组织治理的重要方式。产业集群是一种介于科层企业组织和市场组织之间的中间性组织，是武器装备竞争性采购下的一种组织创新和政策工具。首先，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以湖南省为例识别面向竞争性采购的装备制造业产业集群。结果表明湖南省在合成材料制造业集群、有色金属压延加工业集群、电子元器件制造业集群和其他通用设备制造业集群方面具有集群总体竞争优势，应延伸产业链，在武器装备的分包和配套层次为竞争性采购提供产业和技术支撑。其次，在定量识别装备制造业产业集群的基础上，本文构建GEMS模型，以湖南省军民两用特种材料集群为例，评价其产业集群的竞争力。结果表明该集群GEMS值为423.506分，具有较强竞争优势。但其本地和外部市场得分较低，存在一定的集群发展风险。最后，提出基于集群剩余的内部网络治理和基于价值链剩余的集群外部治理建议。军民融合是集群在竞争性采购下一种重要的治理方式，将产业集群的军民融合模式归纳为“依托型”、“互动型”和“嵌入型”。市场是一种交易性组织。理想的市场追求交易成本最小化，竞争性市场存在着降低交易费用耗散的趋势。有效竞争下“寡头主导，大中小共生”的市场组织是竞争性采购下市场组织的理想模式。交易费用是造成装备采购市场较高行政壁垒和结构壁垒的重要因素。潜在企业进入对军方有利。潜在企业进入的前提是其在装备市场获得的利润要能补偿进入的交易费用和对于专用资产投资引致的沉没成本。民用企业进入装备采购市场初期应主要以互补共生或合作竞争的形式，从而减少自身进入的交易成本。装备采购市场的垄断以及市场失灵需要政府管制。市场交易费用节约下武器装备竞争性采购的市场治理应通过改革军工集团的行政垄断、设计竞争保护“影子团队”、扶持和保护中小企业等方式培育竞争主体；弱化装备采购市场的市场壁垒和降低企业退出市场的沉没成本来构建装备采购的可竞争性市场。应明确政府定位，清晰管制边界；合并管制条文，提高管制绩效；丰富管制手段，防止管制“俘获”来规范政府管制行为。
谢志浩[6]2001年在《坚持“军民结合” “十五”再谱新篇》文中研究说明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研究院第七二五研究所,是我国唯一从事舰船材料及工程应用研究的综合性研究机构,1961年6月组建于北京。4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上级领导机关和地方政府的关心支持下,七二五所人充分发挥自己的科技优势,艰苦奋斗,奋发图强,不仅完成了大量的军工科研任务,为国防建设和海军装备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积极投身到国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尤其注重
高云[7]2013年在《俄罗斯海洋战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俄罗斯的国家发展史上,海洋战略一直起着十分重要而独特的作用。基辅罗斯由于通海商路得以形成壮大,沙俄通过出海口战略而成为世界强国,苏联更是通过远洋进攻而获得冷战的均势。虽然当代俄罗斯已不再居于世界的中心地位,但作为有着帝国追忆和海洋情结的大国,俄罗斯正在积聚力量寻求复兴,海洋仍然是其关注的重点。应当看到,当前,俄罗斯发展理念已由过去的粗放式外扩转向内敛式集约,海洋战略的重心也已由海洋通道转向海洋资源的控制利用,这一理念的变化反映的正是俄罗斯国家发展叁百年积淀的思考。本文旨在梳理俄罗斯古代、近代、现代和当代海洋战略演变过程,考察其海洋事业发展情况,从当代视角探求其经验教训,寻求陆海复合型大陆性国家发展的黄金分割点,精准定位海洋战略在国家整体战略中的地位作用,从中总结出能为当前中国海洋强国建设借鉴的有益要素。出于这一目的,论文研究重点放在了当代俄罗斯海洋战略,并将之分为转轨期、当代以及当前和未来时期叁个部分,以便突出研究的现实意义。就俄罗斯海洋战略的源头而言,俄罗斯海洋传统源自北欧诺曼人的分支瓦兰吉亚人。瓦兰吉亚人有着西方海洋民族的强烈逐利特性和冒险精神,正是由于瓦兰吉亚人的强力介入,依托连接斯堪的纳维亚和拜占庭这一中世纪东西方贸易商路,松散的斯拉夫公社被凝聚成一个统一的国家——基辅罗斯。虽然由于之后的内部纷争,基辅罗斯并没能实现其海洋追求,特别是蒙古人的入侵,彻底打断了基辅罗斯向海的发展方向,但充当东西方贸易中间人获利的思想和北欧海盗所特有的冒险开拓精神已溶入俄罗斯的血脉,成为俄罗斯的民族内核之一。莫斯科公国兴起后,这一思想内核开始发酵,伊凡叁世和伊凡四世为获取东西方贸易之利进行了长期的战争,奠定了后来沙俄出海口战略的根基。彼得大帝作为俄罗斯历史上最有为的君王,不但成功推行了西化改革,使沙俄步入世界强国之列,而且针对俄罗斯的地缘劣势,为俄罗斯确立了完整的出海口战略,使沙俄完成了由“地域残蚕食体制”向“世界侵略体制”的转变。在追逐出海口的过程中,沙俄的国家命运同出海口战略的成败得失紧密交融。在俄国达到其封建农奴专制制度支撑下国家权势所能抵达的发展顶峰后,制度瓶颈扼住了出海口战略的咽喉,使沙俄在克里米亚战争和日俄战争中相继惨败,并最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耗尽了力气,成为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苏俄成立后,不得不从帝俄的遗产上全面后退,《布列斯特和约》虽剥离了俄罗斯向海洋发展和重新成为强国的可能,但给予了苏俄以喘息之机。之后,德国迅速崩溃,实际上这一束缚并未产生消解苏俄复兴帝俄荣光能力的后果。但经历了革命和国内战争创伤的苏联已不再具有帝俄的战略位势,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苏联海洋战略走过了从近岸和近海防御向远洋进攻的发展路线,并最终得以建立起与美国相匹敌的国家海上威力体系。在这一过程中,苏联也完成了由偏居一隅的孤零社会主义国家向领导社会主义阵营同美国西方阵营全球角逐的世界性强国的转变。但辉煌的成果掩盖不了苏联国家体制和政策的缺陷,重复了法国和德国过度扩张的错误,美国则利用苏联的战略失误,使苏联走上自我否定的道路。俄罗斯成立后,受久已遭压抑而突然迸发的政治狂热推动,俄罗斯奉行大西洋主义的思想路线,推行一边倒战略,实行全面战略收缩。同时,面对解体后的颓势,俄罗斯被迫从远洋缩回到陆上,进入黑暗的十年。这一过程中,俄罗斯海洋思想遇冷,并一度放弃了海洋,承自苏联的海洋遗产陷入全面危机状态,海洋战略陷于钟摆死区。但俄罗斯毕竟是一个大国和传统强国,随着俄罗斯重回欧亚主义轨道,俄罗斯海洋战略开始重启。在普京执掌俄罗斯后,明确提出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俄罗斯海洋战略得到了充分发展。基于对历史经验教训的反思和时代趋势的思考,当代俄罗斯海洋战略已不再将海权追求置于中心位置,而是将重心集中于综合国力的发展,确立了促进国内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海洋战略中心任务,权益维度不断拓展,利益主体趋于多元,对抗性思维正逐步让位于合作、和谐。同时,鉴于当前强权政治现实,俄罗斯并未放弃军事的基础性地位,海军仍然是国家海洋战略的关注重点,但其侧重已由海上通道转向海洋资源,由军事安全转为经济安全,核心任务也逐步定位于以海洋事业的发展全面提高综合国力,保障俄罗斯海洋强国地位,促进国家经济建设,为俄罗斯国家发展寻求新的增长空间。总体来看,俄罗斯各个时期的海洋战略主要解决两大问题：一是共性问题,即如何克服俄大陆性地缘局限；二是个性问题,即寻找各个时期海洋战略与俄国家大战略的契合点。应当看到,俄罗斯发展海洋事业受到的一系列不利自然条件’制约：国土基本处于高纬度地带,冬季漫长且寒冷,缺少不冻港,除西部封闭内海的沿海地带外,北部和东部沿海地带人烟稀少,发展海洋事业所需基础设施远离主要人口聚居地,初期投入和后期养护成本也很高,海上事业缺乏自我造血功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俄罗斯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海洋传统。为了牵引国家发展和实现国家利益的战略需求,俄罗斯只能通过国家海洋战略的牵引,以国家主导的方式来克服自身发展海洋事业的各项劣势。从其海洋战略发展的历史轨迹来看,这种大陆性国家主导的海洋事业发展模式使俄海洋战略呈现脆弱性和不可持续性,而在不利的地缘政治条件下——沙俄时期因扩张造成的四邻不宁、苏联时期因意识形态而面临的强敌环伺——又加重了其对军事力量的依赖和对均势的追求,造成其近现代海洋战略呈现出较为突出的海军战略色彩。而在当代和平发展时代主题下,俄罗斯海洋战略演进已发生变化,逐步放弃单纯从安全角度来考虑战略问题的传统权力思维模式。一方面开始强调发展海军除保障国家安全外,还兼有保持其工业基础、拓展经济维度、最终复兴其大国地位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更为重视发展问题,通过发展海洋事业,特别是开发远东和北极地区的资源和航线,促进地区均衡发展,为国家发展开辟新的战略空间,增强国家的战略稳定性。因此,当代俄罗斯海洋战略是兼顾安全与发展两方面战略需求的集合。综上所述,俄海洋战略的基本问题：一是克服大陆属性建立海权的问题,二是防止陆海冲突实现平衡的问题,叁是发挥自身地缘优势确保国家利益最大化的问题。其叁百年发展史的经验教训：一是要服从并服务于国家战略；二是要保持海军力量与海洋经济的平衡；叁是要统筹陆海发展矢量；四是要关注海洋战略各利益主体诉求；五是要整体稳步推进。应当说,俄罗斯海洋战略实践是一面镜子。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它反映的是时代发展的趋势同国家具体实际的结合过程；从现实的立场来看,它提出的是国家如何战胜局限和困难,从海洋获取发展机遇和未来的策略。因此,保持客观清醒地认识,充分汲取俄罗斯海洋战略的有益因素,对当前正在建设海洋强国的中国大有裨益。
杨忠泰[8]2019年在《西安建设“硬科技之都”的路径选择》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分析硬科技的概念和特征,研究西安建设“硬科技之都”的突出优势和障碍因素。指出西安要建成“硬科技之都”,应紧紧抓住我国创新驱动的机遇,以制定硬科技产业发展规划为引导,科学确定硬科技产业的发展重点;以提高硬科技产业自主创新能力为重点,正确选择硬科技产业自主创新的技术路线图;以体制机制创新为保障,提高硬科技成果的本地转化率;以科技园区和西咸新区为依托,加快建设硬科技小镇和硬科技产业集群。
宋志远[9]2019年在《量体裁衣——HIMS系统助推企业转型升级》文中认为每个人的诞生都担负着某种使命,能够在一份事业中寻找到人生的价值,并完成自己的使命才是真正的成功。生命的价值,往往是在跑好自己承担的这一里程中体现出来的;所以说,生命虽然有限,而生命的意义却可以灿烂无比。对于新加坡FHK集团创始人、总裁冯灏权而言,帮助更多的企业实现转型升级,最终迈向卓越机构,更能够赢得人们的认可和尊重,同时将自己的人生价值无限地放大到了社会价值中,走向永恒。
参考文献：
[1]. 舰船研究院军转民项目战略联盟的效益分析[D]. 伍亚平. 西北大学. 2002
[2]. 我国国防科技工业企业发展战略研究[D]. 管国政.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17
[3]. 中国和平发展中的军费开支研究[D]. 孟斌斌.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2015
[4]. 国防科技工业产学研联盟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研究[D]. 杜钟珊.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0
[5]. 武器装备竞争性采购的产业组织研究[D]. 乔玉婷.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2012
[6]. 坚持“军民结合” “十五”再谱新篇[J]. 谢志浩. 中国军转民. 2001
[7]. 俄罗斯海洋战略研究[D]. 高云. 武汉大学. 2013
[8]. 西安建设“硬科技之都”的路径选择[J]. 杨忠泰. 科技管理研究. 2019
[9]. 量体裁衣——HIMS系统助推企业转型升级[J]. 宋志远. 中国高新科技.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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