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来改革思路之争的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争论文,改革开放论文,思路论文,年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D0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分类号：1674-7089(2009)02-0020-07
中国改革是以模式为导向还是以问题为导向？在我看来，改革开放迄今为止，这个问题在思想界还没有完全解决，思想界的很多争论都是围绕这个问题而展开的。争论本身就说明大家对这个问题的思想认识还存在着一些误区。
一、改革开放以来有关中国改革的两种基本思路(方法)之争
中国改革可以说是近现代史以来一场非常伟大的历史变革，是“又一次革命”(邓小平语)。其实在我看来，把它说成是“又一次革命”不是那么准确，它和20世纪我们进行的那一场暴力革命是有很大区别的，所以我更主张用“改革”来说明它，只不过这次改革因为深度和广度都是空前的，所以在一定意义上，把它形容为“革命”也可以说得过去。正因为改革涉及的广度和深度都是空前的，所以从1978年到现在，围绕改革一直存在着两种基本思路之争。
(一)以“摸着石头过河论”和“白猫黑猫论”为代表的以问题为导向的改革思路
为什么当时提出“摸着石头过河”和“白猫黑猫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改革开放以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新的经济形态、新的制度或目标应该是什么，中央当时也是不清楚的。邓小平曾经坦白地承认：“社会主义是什么，我们自己还说不清楚。”说不清楚，实际上就是我们对未来的目标模式说不清楚，既然说不清楚，那我们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有些人认为，这个“不清楚”是因为过去认识水平低或实践不够。经过30年的改革，我们的目标应该很清楚了，所以有人说“摸着石头过河”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其实在我看来，这个目标仍然是不明确的，这个不明确是因为我们对未来不可能很清楚地加以预测，也不知道未来到底是什么样子，所以就决定了我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针对着问题一点一点去解决。至于未来是什么，我们走到什么地方就是什么地方。邓小平提出“摸着石头过河”，主要就是为了突破“左”的教条的思想束缚——文化大革命以前确立的那套社会主义思路：计划经济、公有制、按劳分配等模式。
(二)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另外一种思路——以模式为导向的改革思路
关于这种思路，实际上是有左、右两种模式之分，一种是以“社会主义制度本质论”为代表的“左”的模式——把一套社会主义制度看作是社会主义本质。我们所做的一切，改革也好，革命也好，建设也好，都是为了实现这套模式；另一种是右的思路，以“西化论”或“宪政论”为代表的右的模式。从近代以来，“西化论”就已经在中国非常流行了——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应该以西方模式为榜样，所谓现代化就是西方化，这种思路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断。
改革开放以来，关于西化的争论一直比较激烈。最近几年非常流行“宪政论”。在我看来，“宪政论”就是“西化论”在当前形势下的一个变种而已，它所鼓吹的我们政治改革的方向就是西方的模式——三权分立、多党制、议会制、竞选制度、军队国家化等等，在他们看来就应该以这种模式来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在这里我把它称之为“右”的模式。
二、围绕两种改革思路展开的几大理论之争
(一)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争论
争论的实质就是为突破旧的模式而展开的思想方法之争。是以本本为出发点呢？还是以实际为出发点呢？以本本为出发点就是本本上规定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就按照这种社会主义去做；以实际为出发点就是现在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计划经济时期，就是以本本为基础的，不是从实际出发的，一切都是看马克思怎么说的，不是看现在有什么问题。可以说，这个争论的结果，就是从思想方法上确立了以问题为导向的改革思路。但是，这个结果并不是所有人都接受的。为什么到现在为止这两种思路仍有人在争论呢？原因之一就在这里。
(二)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争论
争论的实质是为突破旧模式而展开的基本理论之争。过去是从制度的角度来理解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本质就是一套社会主义制度：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无产阶级专政等。长期以来，我们坚持这样一种社会主义观。这场争论的结果，是邓小平的五句话为重新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奠定了一个新的基础——不再从制度这个角度来理解社会主义，而是从价值目标的角度界定社会主义。邓小平的五句话实际上都是从价值目标出发，规定了所追求的利益是什么，而不是追求的制度模式是什么。这个理论上的变革，意义是非常之大的。如果没有这个争论，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都是一句空话，不敢突破过去的计划经济的束缚，不敢突破过去公有制的框框。一旦确立了这样一种社会主义观，把制度作为手段来看待，那么什么样的手段都可以，只要有利于实现这个目的。
(三)计划和市场的争论
这种争论实际上是两种模式之争，无论把哪种模式作为教条都是有害的。计划和市场的争论在20世纪90年代初，对我们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确实实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但现在有一种倾向——把市场看成是万能的、不可动摇的一种模式，这就有点过分了。这实际上还是从目的的角度去理解市场了，而不是把它看作手段。
从近几年来全球经济实践来看，市场也不是万能的。过去我们说计划经济有很多弊端，但是现在反过来看，市场也有它自己的弊端，我们只有把市场作为手段，才可能对市场采取正确的态度。如果是模式化的，说市场就是好，是不能动摇的，那就不利于克服市场的弊端。我们现在提倡的是混合经济，它有两个层面，一个是从所有制上讲是混合的，国有的、集体的、个人的、合营的、合资的等等；另外一种是资源配置方式的混合，那就是计划和市场这两种配置方式都各有利弊，在不同的条件下应采取不同的方法。
中国之所以能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做得比较好，就是因为我国宏观调控力度比较大，所以能比较从容地应对经济危机。这是因为我们没有盲目地迷信和崇拜市场，仅把市场看作是一个手段，有用可以用它，没用就可以不要它。
(四)关于宪政问题的争论
这个争论的实质是一些人把西方的模式作为教条的改革思路，这也是近代以来全盘西化主张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是一种右的教条主义。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中国许多宪政的主张者和倡导者所说的宪政，指的是限制政府权力、保护个人权利。宪政的实质，也就是创造一种制度，使政府的权力能够得到约束，使个人权利能够得到有效的保障，这种思路是近代以来典型的西方自由主义思路。为什么西方国家总在人权问题上跟中国较真呢？就是因为在他们看来政府就是保护人权的，干涉人权就肯定出问题了。这种思路对不对呢？保护人权肯定没问题，限制政府权力也没错。但问题是，对于中国来说，我们在思考政治问题时，仅仅考虑这两个问题就够了吗？或者说我们仅把政府职能限定在保护个人权利上就行了吗？就能够解决问题了吗？问题的要害就在这里。
中央文件中规定我国政府的职能是：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来看，这四项职能对我们合理地管理社会、推动现代化的的确确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这四项职能中几乎很少涉及个人权利问题，这是一个缺陷，但如果只讲个人权利，不讲刚才那四项职能行不行？肯定也不行。像我们这种后发展国家，社会发展客观上需要一个“强政府”，仅仅保护个人权利，那是一个“小政府”，小政府对中国是不行的。
(五)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争论
前年，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谢韬发表了一篇《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文章。民主社会主义在西方是左翼，但是到了中国这个语境中实际上是右翼。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就是说只有西欧那种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才能救中国。简单来说，我们的改革开放应该按照民主社会主义的模式来改革，这又是一种模式化的思路，只不过在我看来它是属于右翼那种思路中稍微偏左一点的。
应该承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习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很多东西，包括邓小平从价值这个角度来界定社会主义本质，在一定程度上是借鉴了民主社会主义；另外，混合经济(中央文件已正式提出)就是民主社会主义者的创造，这个词最早是西方民主社会主义者提出来的。这些都是学习他们的结果，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有一点我们没有学，就是没有学习他们的政治主张，因为民主社会主义者关于政治制度方面的主张，就是西方自由主义者的那套政治思路或者政治框架。因此，我们官方对谢韬的这种说法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学习经济可以，学习理论思路可以，但是政治上是不能接受的，因为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
(六)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
去年汶川大地震以后，在中国思想界兴起一股关于普世价值争论的热潮。但此前，学界早已开始争论了。我在2001年曾经写文章，批判自由主义的普遍主义，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这样说，普世价值就是普遍主义的另一种表述。很多普世价值的倡导者一般都是把西方的那套宪政模式或者政治理念作为普世价值，所以我把普世价值之争看作是宪政问题争论的进一步深化。普世价值，说穿了还是以西方那一套模式为导向的一种改革思路，那就是中国应该按照西方倡导的那些价值来改革，尽管没有用“制度”这个词。
改革开放以来，这几大争论对中国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这些争论都和改革思路有关。之所以说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这几种争论就是最好的说明。
三、为什么以模式为导向的改革思路是错误的
(一)以模式为改革导向的思想基础是普遍主义和普世价值论
普遍主义，这个词比较生疏，因为中华文化中基本上没有“普遍主义”的概念，普遍主义是西方文化传统的典型特征，也被西方学者称作自由主义的一个基本要素。普遍主义(universalism)，有人译为“普世主义”，有人译为“普适主义”。本人认为它既是一种世界观，也是一种价值观，还是一种方法论。作为世界观，普遍主义就是相信万物背后有普遍的本原或本体，运动变化背后有某种永恒不变的东西。这种思想，从古希腊自然哲学就开始奠定了；作为价值观，普遍主义就是相信超越时空的、普遍而永恒的价值体系或制度规范，相信有些价值，特别是有些价值体系，应该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超越时空的；作为方法论，普遍主义就是喜欢抽象地看问题，喜欢从某种超时空的抽象前提推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结论，并且把一般看成脱离个别而存在的东西，认为抽象的或普遍的才是真实的。柏拉图就是这样一种典型的思路。马克思对西方这种传统思路进行过大量的批判，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实际上是倡导历史地看问题，他把所有事情都看作是一个历史过程。但是，这种普遍主义方法论不是去看变化、看过程，而是抽象地去看问题，比如说研究一个人，它不研究这个人是什么阶级什么职业，就研究抽象的人，一般的人性是什么，然后从这里面推，推出什么样的制度有利于人性。
我把普遍主义看作是所有教条主义的思想根源。教条主义背后非常深刻的东西就是这种普遍主义，教条主义就是相信本本上的条条，以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是不能改变的，它要求现实去服从这些条条，而不是从现实出发，从问题出发。实际上，不论是“左”的教条还是右的教条，背后都是这种普遍主义的思维方式。
本人做理论工作几十年了，就干过两件事：一是反对“左”教条，二是反对右教条。为反对“左”教条，我于1988年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是《社会主义首先是一种价值取向》，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制度是手段，社会主义价值是目的，应首先从价值或目的的角度界定社会主义。我后来研究价值问题，于1997年出了一本书，叫《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论》，书中我对社会主义基本价值体系做了一次比较完整的探讨，这些都是为了破除制度问题上的教条主义；另外一本书就是《普遍主义的贫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批判》，它是要破除右的教条。
“普世价值”这个词也是学界争论比较多的。“普世价值”用英语表示就是universal value(又译为“普适价值”、“普遍价值”)。按照《美国传统词典》的解释，所谓“普世价值”，就是指任何时空、任何条件下对每个人或每一群体都普遍适用的价值。用英文维基百科全书的定义：“普世价值是对所有人或几乎所有人都有相同价值的价值。”这是国外的解释。国内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但是我认为程广云、韩璞庚二位学者的认识是比较典型、比较有代表性的，也比较准确，“普世价值之普世性，一般具有三个层面的语义：第一，这种价值具有普遍适用性(普适性)，即不是仅仅适用于个别人、少数人甚至大多数人，而是适用于所有人；第二，这种价值具有普遍永恒性(不变性)，它不是仅仅适用于一时一地，而是适用于所有时间、所有地点，不以任何条件为转移；第三，这种价值是以具有普遍必然性的命题(普遍必然判断)来表述的。只有符合以上三个基本要件，才能称之为普世价值命题。”这段话可以说比较准确地表达了“普世价值”这个词的基本含义，所谓普世价值，就是超越时空，在任何时间、地点、空间条件下都是有效的价值。
我一直反对普遍主义，所以也反对“普世价值”这个概念。今年《政治学研究》第一期刊发了我的《价值问题的复杂性与普世价值概念的误导性》论文，我在文中批判了这种概念。普遍主义也好，普世价值也好，它们很容易把人们的思想引入误区。
第一，强调普世价值的人实际上都是把普遍或共性的东西给独立化、实体化，犯了古希腊柏拉图的理念论和中世纪的唯实论的错误。他们都是把共相(一般、普遍)看作永恒的真实的实在、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因而从道德上也是具有优先性的东西；而个别则是虚幻的、流变的，只有和普遍联系起来才是有价值的。他们没有看到，普遍必须是包含在个别之中的，只不过是个别之中共性的东西，它既不是独立存在的，也不具有任何道德或价值上的优先地位。
第二，它把“普遍的”视为“应然的”，在逻辑上也犯了从“是”推出“应该”的错误。“是”和“应该”的关系，我称之为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哥德巴赫猜想”，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问题。当我们说一个应然命题的时候，为什么应然？提供的理论根据是什么？在人类思想史上，常常用一个实然命题来为其提供论证。我们过去常犯这样的推论错误，比如：人性是如此，所以应该如此；历史规律如此，所以我们就该如此。18世纪，休谟第一个看出了这种推论的毛病，他说这在逻辑上都是讲不通的，是无法从实然这个命题推出一个应然命题的，这二者之间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逻辑鸿沟。
普世价值在我看来就是犯了这种毛病。有些人就从人类历史中归纳出一些不同文明都在追求的价值，说这是普世价值，因此我们就应该遵守。它的推理形式是：别人都是如此，所以我们应该也如此；或者XXX对别人都是有价值的，因此对我也是有价值的。这个逻辑是错误的，是讲不通的，为什么？比如按照这一逻辑，假设“我”在这样一群人中，其中除我之外所有人都偷盗了，那就会有这样的推论：“别人都偷东西了，所以我也应该偷东西。”这是非常荒谬的。
第三，它把适用于事实的范畴误用在了价值问题上。什么是适用于事实的范畴呢？就是普遍性和特殊性这一对范畴。马哲里面辩证唯物主义讲普遍性和特殊性，在这个问题上，教学中一直陷入一个误区，就是把这对范畴应用于一切对象，认为所有对象都存在着普遍性和特殊性问题。这在我看来是错误的。国内一些学者就已经指出了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范畴是典型的西方文化产物，其他文化甚至像中华文化很少讲这对范畴，很少用这对范畴来分析事物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这对范畴只适用于事实领域，不适用于价值领域。事实世界确实存在着普遍性和特殊性问题，我们正是通过对普遍性的探讨，才有了自然科学，自然科学讲的普遍规律就是对个别事物进行归纳，然后看出普遍性的东西，就成了理论成了科学，所以科学的品格或者使命就是追求普遍性，越具有普遍性的知识就越科学。
但是，价值是完全不同的世界。价值这个现象，它的根本属性不在于普遍性和特殊性，而在于情景性、变化性、多样性和整体性。情景性就是说同样的主体对同样的事物，在不同的情景下它的价值关系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吃馒头，对于饥肠辘辘的人和一个吃得很饱的人意义不同。如果饥肠辘辘，吃了一个馒头就不饥了，甚至可能救了你的命，但是如果你吃得很饱，非得再加一个馒头，那可能带来消化不良，所以价值最具有情景性。还有变化性，馒头的例子也说明价值是变化的。还有多样性，就是价值多元的问题——人们追求的价值目标是多种多样的，而且这些目标之间常常存在冲突，并且对于这种冲突人们找不到一个合理的方法解决，因为价值是不可通约的，就像自然科学讲的时间和速度这个单位，没法通约，也就没法比较，就没法对不同价值之间的冲突进行衡量，所以多样性是价值的必然属性。再一个是整体性，正因为价值多样而且互相冲突，那么作为一个群体，大家怎么能够生活在一个共同体中呢？这就需要协调个人的价值选择达到整体的和谐。所以人文科学非常强调整体性，前提是承认多样性的存在，首先是多样，然后是为了整体能够存在把多样性加以协调，使大家的不同价值选择能够共存。
价值研究的根本使命，不在于从个别中寻求一般(规律)，而在于认识价值主体的根本利益是什么，以及如何在情景性和变化性中追求适应性，在多样性中追求整体的协调性。这是价值问题研究的核心，和自然科学是截然不同的。为什么中国自然科学不太发达而西方自然科学比较发达？就因为西方是普遍主义传统，适应了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而中国人文学科非常发达，就因为中国没有普遍主义。
(二)模式化思路的另一个思想基础是建构论唯理主义
建构论唯理主义过分相信人的理性能力，认为人凭借理性可以任意设计人类社会制度，不懂得人类社会的许多制度是自发生长出来的。哈耶克对此做了深刻探讨，他称之为“自发的扩展秩序”。另外，建构论唯理主义也不懂得只有在具体环境中生长出来的制度才有生命力。盲目移植的制度常常会因水土不服而夭折。
理性主义是17、18世纪启蒙运动的基本思想。过去是过分相信上帝，信仰主义占主导地位。文艺复兴后，上帝这一偶像逐渐被打破，人们开始相信自己的理性。相信人的理性是对的，但是过分相信就成问题了，理性主义就是对理性的过分相信。过分相信理性有什么不好？第一，人的理性是有局限的，人的认识能力也是有局限的，对很多复杂的事物，人的理性是掌握不了的。哈耶克认为计划经济就是这种理性主义或唯理主义的产物，他说经济信息太复杂了，人们认识不了它，只有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才能把这些分散在各个人头脑中的信息充分利用起来，一个当局计划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所以，20世纪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伟大贡献，就是认识到了人的理性的限度，很多伟大的思想家在这方面都有一些阐述(当然休谟和康德是最早开始认识这个限度的)。第二，理性和人的情感相比，在我看来是处于次要地位的，它不仅对个人的成长而且对一个社会的维系都是如此。现在流行一种说法：情商重于智商。一个人能不能成功、能不能干出大事业来，主要不看智商而看情商。智商是理性，情商是情感性的东西，所以过分迷信理性是有问题的。模式化就是过分相信理性，相信理性能够构建出完美的制度模式，或者是迷信西方那种理性构建的模式，这在实践中会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过去计划经济时期就已经吃了很大的亏了。
(三)模式化思路的危害在于它不顾中国的实际或国情，盲目地构建或教条地照搬某一种模式
模式化思路的做法不仅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而且还可能造成新的严重问题。因为模式化不是针对问题所设计的，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多大不是它的主要目的。它只看某种模式对某些国家有多么好，不管这种模式在中国到底适用不适用。既然不从实际问题出发，那么这个模式就很难解决问题，不仅解决不了，还很可能会造成新的问题，而它造成的问题可能比要解决的问题还要大，这就是这种思路的危害。
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或普世价值的倡导者非常讨厌“中国国情”、“中国特色”这些提法，他们之所以不断地攻击这两个概念，就是不主张从问题出发。讲问题，就是从实际出发，从国家的具体情况出发。在我看来，“中国国情”和“中国特色”这两个概念恰恰是非常重要的概念，中央非常坚持这两点，我觉得坚持得特别对，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之所以能取得一些成就，就在于我们坚持了中国特色、中国国情。
四、为什么应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的改革思路
(一)以问题为导向是改革自身的内在逻辑要求
改革就是要革除现存的弊端和问题。如果这些弊端和问题一个一个得到革除，具体的问题一个一个得到解决，那么社会就会不断前进和发展。虽然没有以模式化为导向的那种思路解渴，但这是最有效的。古人云：欲速则不达。别看改革比较慢，不是那么痛快淋漓，但是它最后的结果是非常巨大的。回顾改革开放30年，恐怕对这一点会有体会。
以模式为导向由于不针对具体的问题，所以不仅可能解决不了问题，而且还可能丧失现有制度的某些优点或优势。因为它想用一个全新的模式替代现有的模式，现有模式中好的坏的一股脑都扔了。而以问题为导向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只解决那些有问题的地方，那些好的方面可以继承，可以发扬，这是比较稳妥的。
(二)改革不同于革命
革命的本质特征是社会变革过程的断裂性，而改革的本质特征则是社会变革过程的渐进性。革命一定是天翻地覆的，改革不能天翻地覆，应该是渐进的，是必须以研究具体问题为导向，找到问题、分清问题的轻重缓急，一个一个去解决，这必定是渐进式的。
以模式为导向，一定是革命性的，把现有的东西全部推翻，来个新的模式，绝对是革命性的断裂。中国革命经历了几十年的时间，革命虽然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成就，但是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不需要革命了，现在需要改革，需要改良，所以学界有些人说：“革命应该终结了。”确实应该终结了，我们不能再折腾了。
(三)以问题为导向的改革思路利大于弊
以问题为导向的改革思路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明确改革的对象和任务，从而能够有的放矢，对症下药，辨证施治，使改革健康地前进。以模式为导向常常会因这些模式脱离实际而像庸医治病一样把改革引向邪路。
(四)一个健全的制度一定是从本土中成长出来的制度
健全的制度一定是针对本土的具体问题来设计，并证明是能够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的制度。这样的制度一般都经历过试错或实践的检验，并得到了多数人的认可，因而它一般有着深厚的土壤和较强的生命力。而从外部移植来的制度模式，则常常会因水土不服而夭折。强调制度是生长出来的，这是西方政治思想中保守主义的一个智慧，保守主义者非常强调这一点，强调社会制度的生长性质，社会制度不能够随便建构，更不能随便移植，必须从本土中生长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