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内对文化激进主义的批判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激进主义论文,国内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九十年代以来，在我国知识界学术界的文化研究和文化反思中，不仅反思八十年代的“文化热”现象，而且反省“五四”以至整个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一些论者把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化和历史发展看作是激进主义的主导结果，并展开了对文化激进主义的批判，形成了近年来文化学术研究中关注的问题之一。本文拟对这次迅速显现的批判激进主义的现象作一梳理，以观其貌。
批判激进主义现象的出现
如所周知，在八十年代，特别是在八十年代末的“文化热”之时，主张“全盘西化”、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观点占主导地位，认为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原因就在于“五四”以来反传统文化反得不彻底。但是，随着时间进入九十年代，八十年代的激烈反传统文化的主调迅速消退，并且出现了对包括激烈反传统文化在内的文化激进主义的广泛批判。在九十年代，“国学热”具有广泛的影响力，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及文化改良主义倾向成为学术界的主流，其学术研究立场和价值取向相对于八十年代都有较大的变动和转向。面对这一种现象，学术界相当重视，许多文章都对其出现的原因及其与学术发展的关系做出了分析和解释。
（一）反思社会变动与学理探求
论者们一般都认为，从八十年代“文化热”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激烈否定，到九十年代对于这种文化批判倾向的否定，并且提出了批判文化激进主义的命题，其最根本的事实是在于1989年的社会变动。在他们看来，对于1989年的反思，导致了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反省，引起了对学理问题的思考。
陈晓明在题为《反激进与当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境遇》的文章中指出，八十年代末的“一个巨大的历史事件”，不仅令人震惊，而且发人深省，它构成了“大部分中国学人思考的出发点”。反激进主义命题的提出，就是从反省这一具体历史事件开始，到全盘反省本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立场和学术态度的结论。他认为，这种反省具有历史批判和学理探求的双重意义。九十年代的学人，经过历史批判和学理探求，不仅改变了价值取向和学术立场，同时也改换了知识谱系。因此，当重新审视近现代以来的文化传统时，就会发现：“现代以来的中国历史进程中存在一股强烈的激进主义潮流，它左右着历史进程并总是在某些转折关头把历史推向灾难的境地”。于是在陈看来，反激进主义，不仅只具有学理的意义，而且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也具有广泛的文化象征意义。[①]
许纪霖认为，1989年是“大陆后现代思想的精神出发点”，正像1968年是西方后学的出发点。他强调，以后现代思想研究文化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历史反思来探究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场毫无妥协余地的直接对抗”，“为什么对立的双方都表现出一种同构性的思维逻辑，都以为真理在握，代表着正义，掌握这道德的制高点”。因此，后现代思想实际上是从“反思80年代文化热，进而反思整个20世纪文化热的重要思想资源”。[②]
陈少明提出，九十年代保守主义的兴起，是以八十年代激进主义的挫折为前提的，二者的更迭转变并不是学理竞争的结果，而是一场政治震荡后所填充的“言路”。[③]
很明显，反思和批判激进主义，与价值取向和学术立场的改变有密切关系。正是由于价值观念的改变和学术态度的改变，才使九十年代的文化批判与八十年的文化批判有如此重大的变化。在巨大的社会变动后，提出反激进主义的命题，显然确立了一种与之相应的反思理论和新的文化视野。《文化崩溃时代的逃亡与归依——90年代文化的新保守主义精神》一文的作者，对此有所概括：一是放弃激进的批判精神，实行温和而稳定的话语实践，二是放弃对共同处境的忧患、焦虑和怀疑，转变为对个人境遇的关怀和思考，三是放弃对终极价值、目标信仰的追求和提供，而关注具体的局部问题及其解决。[④]
方克立在对九十年代出现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加以分析时指出，反思和批判激进主义，是九十年代文化保守主义的主要表现，实际上也揭示了文化保守主义是九十年代的一种反思理论和新视野。他认为，在反思中国近代历史时，一方面批判激进主义，另一方面则表现出对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过分偏袒和衷爱，这显示出了当代保守主义的渊源所自和思想承继关系。[⑤]其实，这也表明了批判激进主义的渊源所自和思想承继关系。赵毅衡在不同的文章里，也不断讲到后学理论在批判文化激进主义中也是作为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理论加以运用的。[⑥]
总之，把1989年作为一次激烈的社会变动加以反思的结果是，不仅提出批判激进主义的态度，而且产生了相应的理论视野。
（二）海外对激进主义的批判
其实，早在八十年代“文化热”中，海外的学者就已经展开了对激进主义的批判。而且，在国际环境的大背景中，批判激进主义也是七十年代以来的一种思潮。问题是，八十年代的文化态度是在“全盘西化”的主张下，认为反传统还不彻底，因此在文化激进主义高潮之际，批判激进主义的观点就没有、也难以得到重视。直到九十年代初期，随着价值取向的调整和学术立场的转变，学术界的知识结构也出现调整，从而为批判激进主义提供了一个话语可能存在的空间。批判激进主义，不仅是对近现代文化传统的审视，也是在反思中找到的话语方式，即海外批判激进主义的理论观点始得重视。一些从保守主义立场上批判激进主义的读物，在知识学术界逐渐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88年9月，海外新儒家代表人物余英时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激进与保守》的讲演，及其由此引起的讨论，对于国内展开批判激进主义具有直接的影响。
此外，苏联、东欧的巨变和东西方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格局变化，也影响着文化反思与研究的思路。1990年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国际历史学大会上，会议主题就是历史上的革命与改良的关系。据参加会议的金冲及讲，当时波兰学者所讲的，就是要破除革命的神话。
因此，有的文章就明确地指出，海外对于激进主义的批判，在国内获得回应，并非偶然。方克立在《要注意研究90年代出现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文章中分析说：
在马克思主义仍然是主导意识形态的中国，出现强调本民族文化传统、提倡复兴儒学、否定革命、疏离和淡化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有些甚至是国内外互相配合的。如李泽厚说：“现在海外也好，海内也好，都是对政治激进主义进行再认识。”这是确实的。1988年9月，海外新儒家代表人物、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余英时在香港中文大学作了一次题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激进与保守》的讲演，认为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就是一个思想不断激进化的过程，“基本上中国近百年来是以‘变’、变革、变动、革命作为基本价值的”，过分微弱的保守力量几乎没有起到制衡的作用，中国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文革”就是这种思想不断激进化的最高峰。这篇演说在海内外均造成较大影响，以后谴责激进主义、呼唤保守主义逐渐形成一股潮流。1992年4月，有人在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撰文与余英时商榷，接着余又发表《再论中国现代思想中的激进与保守》一文。《二十一世纪》杂志就此展开了一场历时半年多的关于激进与保守的讨论，先后发表了近十位海内外学者的文章，主调就是批判激进主义。这一时期港台、海外的其他报刊也发表了不少批判激进主义、表扬保守主义的文章。大约一年以后，同类文章开始在中国大陆的报刊上出现。在有些文章中，批判激进主义已不仅是一种文化反省，而且成为政治声讨，成为要求改写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一种强烈的呼声。
据说，《二十一世纪》是个半海外刊物，编者、读者和作者大多是海内外的大陆学者，此刊允许在大陆发行，国内读者不难看到。[⑦]那么，由此来看海外学者批判激进主义对于国内展开批判激进主义的影响，实际上不仅是一种话语方式，更是一种价值取向的重新选择。
（三）国内批判激进主义的展开
在许多文章中，批判文化激进主义，是在确认或认同中国近现代历史是激进主义思潮为主流的基础上展开的。在1993年《文学评论》第3期上，郑敏发表的《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的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一文，吸收了海外学者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保守主义批评，从而引发了国内对于文化激进主义问题的讨论。几乎与此同时，两种在1993年下半年创刊的刊物都发表了关注激进主义与激进的文章。在《东方》杂志创刊号上，陈来发表了《二十世纪文化运动中的激进主义》的文章，明确提出“整个20世纪中国文化运动是受激进主义所主导”。在《战略与管理》杂志的创刊号上，周熙明发表题为《历史进程中的“悲剧性冲突”——兼论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一文。文章肯定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意义，认为“历史是一部人类不断突破现状的历史”，“历史上的所有进步运动，都把改变现存的‘合理’秩序、建立新的、与现实冲突的秩序作为自己的目标”。两篇文章有各自不同的心态。此外，在《学人》辑刊的创刊号上也发表了数人关于五四运动的谈话，表现出对文化激进主义的批判。
从1994年开始，批判激进主义广泛展开。其中尤以《东方》1994年第5、6期发表李泽厚与王德胜的《关于文化现状、道德重建的对话》引人瞩目。在对话中，李泽厚提出“辛亥革命搞糟了，是激进主义的结果”，“‘革命’在中国并不一定是好事情”。事实上，批判文化激进主义并非仅限于学术层面，还包括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的政治层面的反思和批判。文化保守主义与政治上的保守主义有密切的关系，那么在批判文化激进主义的同时进而涉及政治上的批判激进主义，就往往不仅仅是重新评价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历史与文化发展，而且是从历史来关注现实的文化和现实的政治。
在批判激进主义的论者看来，历史进程在转折关头时，是激进主义把历史发展推向灾难。谭嗣同是近代激进主义的开头，五四时期是激进的思想割裂了现代与传统的联系的始作俑者，“文化大革命”是激进主义的登峰造极。究其原因，批判的论者主要涉及两个内容。其一，矫枉必须过正的运思方式，相信进化论，相信新比旧好，相信时间神话，相信革命论，因此在改变失败与落后现状的急躁心理支配下，倾向并容忍激进主义。其二，反文化的性质，特别是从五四以来，具有经久不息的全盘否定传统的倾向，具有激烈的反知识分子的倾向。
很快，这种批判文化激进主义的现象，引起了广泛的重视。国家教委社科中心和北京市史学会等单位几次组织召开了专题讨论会。《高校理论战线》、《哲学研究》、《求是》等刊物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分析和批驳了批判激进主义现象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和错误认识，指出用“激进主义”概括中国近现代历史不符合中国历史真实，用假设方法研究历史是不可取的。方克立在《要注意研究90年代出现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文章中，注意到有的反激进主义文章，实际上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激进主义来批判，是“对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人民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持基本否定的态度”，因此，他提出批判激进主义中的“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冲击和消解作用不容忽视”。此外，还有一些文章从批判文化激进主义的批判角度，分析反激进主义中的“激进”现象及其批判失误，以达到对激进主义更为全面的超越。
总之，讨论是广泛的。它所涉及的内容，包括近现代以来的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发展。它所关注的问题，不仅是思想文化的，也有社会政治与现实。作为一个热点问题，对激进主义的关注还将持续。
（四）策略改变与话语转换
许多论者注意到，从价值取向和学术立场来看，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知识学术界的话语方式确实各有内容，大不相同。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在文化激进主义与批判文化激进主义二者之间，仍然存在着某种一贯性，这就是所谓的“话语转换”的意义。
对于话语转换，朱德生、李登贵注意到八十年代的政治精英在近年的变化。这就是八十年的政治精英以政治激进主义的立场激烈地反传统文化，把建国以来包括文革在内的一系列挫折失误，都归因于五四反传统不彻底，即救亡压倒启蒙。这几年话语一变，他们又把文革动乱的原因归结于五四激进的反传统主义，因此提出要告别革命，提倡文化上的新保守主义。[⑧]
王德胜指出，“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努力在寻求一种新的文化策略，就是放弃激进的社会／政治批判话语，转而采取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话语。不过，尽管策略改变了，但由于知识分子具有一种批判的天性，所以这种文化保守主义话语仍然隐喻了某种意识形态的企图。”
言外之意，“意识形态的企图”，在“话语转换”中并未消失，只不过是为适应新语境需要，而要做出“策略”的选择。对于这一点，谈到近年国内话语转换的文章，似乎都清楚“策略”的所在及其意义。
金元浦在讲述美国的新保守主义现象之余，也谈到近年国内学者以新保守主义为旗帜取消以“过激”思想为标榜的现象。他认为，这是对一种激烈的社会变革的反思，代表了一种对本土历史和民族传统的回归与思考，也代表了一种更具有建设性的学术姿态，除此之外，“其中也不乏某种策略的考虑”。[⑨]
方克立认为，对于话语转换中的“意识形态的企图”，必须予以重视。他指出，八十年代“文化热”的主调是西化和反传统，是一种政治激进主义的话语，对此李泽厚也认为“政治激进主义在八十年代末被推到了极端”。到了九十年代，悄然兴起、悄然升温的“文化热”主调是批判激进主义和否定革命，转换为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话语。两个时期的话语虽不相同，但所讲的实质，对于两次文化热的发动来说，都有一种掩饰不住的明确的“意识形态的企图”。方克立说：
第二次文化热经过“策略改变”和“话语转换”，其批判激进主义、否定革命的指涉对象又是什么呢？从李泽厚的话来看，它不仅指向“49年的革命”、“毛泽东的不断革命”，而且还指向辛亥革命。总之，本世纪以来中国的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统统都搞错了，中国应该在腐朽的清王朝形式下搞君主立宪，经过慢慢改良来“迈上现代化”。
李、王对话中还一再提到要“瓦解、解构正统意识形态”，“消解正统的那种控制、统治、主宰”，“消解主流文化的意识形态”，“对正统体制，对政教合一的中心体制的有效侵蚀和解构”，等等，其指涉对象是什么，或者说，其“意识形态的企图”是什么，作者、编者和读者都是十分清楚的。[⑩]
作为与现实关系的“某种策略”，不论是对激烈的文化激进主义倾向，还是对文化保守主义及其对激进主义的批判，其实并不单纯地只是就学术而言的，应该说，其中包含着借思想文化来关注社会政治的自觉性。八十年代如此，到了九十年代也是如此。
批判文化激进主义的主要内容
从反思八十年代“文化热”，到反省“五四”以来及至整个中国近现代历史，是批判文化激进主义的重要内容。由于近代以来的文化批判往往与社会现实问题的解决联系在一起，批判文化激进主义同样也表现出把文化改革作为其它一切必要改革基础的特点。
（一）激进主义的意谓
何谓激进主义？在众多批判的论者看来，这似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概念。它应该与激烈地反传统、反主流密切相关，与温和而稳定的改良态度形成鲜明的对照。激进的目的，不在于维护现状、保持现状，而是要有意识地有目的地实行变革。而且在激进主义的倾向中，受一种不健康的急躁心理压力的影响，以“变”为基本取向，追求全变、速变、暴变，呈现出越来越彻底的自我否定的倾向。有的人强调激进主义是一种态度或倾向，在一个时代、一个社会有重大变化时期是会常常出现的。有的人索性把激进主义简单地解释为“造反”、“藐视权威”、“横扫传统”，表现出对激进主义意识形态的一种理解。
如果从保守主义态度来看激进主义，可以获得又一层的认识。王岳川这样描述过文化保守主义的态度，即，保守主义坚持肯定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承接原始儒家尤其是宋明儒学的心性学说，保持不激不厉，具有相对稳定的文化定位和理论取向，强调在西风渐炽和传统式微处境中弘扬国故，返本开新。(11)由此来看，批判激进主义，也是从保守主义的立场观点出发的。
作为概念，激进与激进主义应该有所区别。但是，在当前的讨论中，两个词几乎都是一个意义，都成为贬抑的标签。对于批判者来说，既然批判激进主义，那么积极的批判精神似乎也应该放弃，激进的思想就是激进主义也要放弃；在九十年批判文化激进主义的氛围里，只有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是值得肯定的。
（二）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重新评估
在反思和批判文化激进主义的同时，许多文章论者都对中国近现代历史重新加以评估。实际上，这已进入了反思和批判政治激进主义的层面。
1.革命与改良的关系。这是近现代历史中一个重要的基本问题。对此，批判者有不同程度的论述。
其一，李泽厚在《东方》杂志1994年第5期上发表《关于文化现状、道德的对话》（上）里表明了否定历史上一切革命的态度。李说：
我的看法是，谭嗣同是近代激进主义的开头。现在来看，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也相当大，这一效应从谭嗣同影响到革命派，甚至可以说一直影响到现在。对于辛亥革命，我从“文革”起开始怀疑，但没法发表文章，海峡两岸都会反对。我认为，辛亥革命是搞糟了，是激进主义思潮的结果：清朝的确是已经腐朽的王朝，但是这个形式存在仍有很大意义，宁可慢慢来，通过当时立宪派所主张的改良来逼着它迈上现代化和“救亡”的道路；而一下子痛快地把它搞掉，反而糟了，必然军阀混战。所以，自辛亥革命以后，就是不断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护法”、“大革命”，最后就是49年的革命，并且此后毛泽东还要不断革命。直到现在“革命”还是一个好名词、褒词，而“改良”则成为一个贬词，现在应该把这个观念明确地倒过来：“革命”在中国并不一定是好事情。
其二，是从具体的历史事件出发，在个案中探求激进与改良对于社会发展的意义。马勇在《甲午战败与中国精英阶层的激进与困厄》的文章中认为，“任何改革都应在政府的主导下循序渐进，操之过急引起的动荡可能适得其返，一事无成。”在他看来，张之洞对于改革变法的思索与实践值得肯定，但是中国的发展却无视张的警告，结果旧有的基础遭到极大的破坏，新的基础又一时不能建立，中国只有处在飘摇之中。现在想来，如果能够考虑张的意见，中国也就不至于总在激进主义理论指导下一再寻求根本解决和彻底解决的方式。因此，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不在于提出一个彻底的更新方案，而是净化强烈的焦灼感和使命感，以从容心态面对外部世界，然后埋头苦干。(12)
2.改造现实社会的急躁心理与思想基础。论者们从不同的方面不同的意义上批判与反思，显示出对这一内容的重视。
王元化认为，近代百余年来不断更迭的改革运动，很容易使人想到改革失败的原因即在于改革不彻底，因而普遍形成了一种越彻底越好的急躁心理。(13)此外，达尔文的进化论对于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家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可以说波及了几代人。进化论思想在我国近代以来成为一种主导思想，五四的思想家们全都相信进化论，现在的新与旧的价值观念正是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形成的，从而就使激进主义享有不容置疑的好名声。(14)
王力雄也指出，变易求新是我们这个世纪的偶像。近代以来，中国就一直是处在变化中，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世纪的主旋律是砸烂、推翻、消灭和决裂。即“革命”是这个世纪最辉煌的词汇，“新”是最具有魅力的字眼，“进步”的口号响彻云霄，“改革”成为圣经，只要“先进”就倍受着羡慕，“现代化”是梦寐以求的前景。(15)
萧功秦在《戊戌变法的再反省——兼论早期政治激进主义的文化根源》的文章中指出，改革精英应切忌公开地全面地和传统价值与意识形态宣战或与其决裂，推进变革措施，必须要在传统规范所容容忍的限度之内。从戊戌变法失败的悲剧看，变法失败也与变法者本身不成熟以及他们所做的激进主义政治选择失误有关。萧分析到，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戊戌变法者在求变心态下，提出的改革观念就是一种激进的倾向。具体说，其一他们认为改革必须是急剧而迅速的，快刀斩乱麻的。其二是选择与传统的“断裂”，在变法中追求全面的“大变”，而不是局部的“小变”。其三，他们以泛道德主义的立场，把“新与旧”之间的关系视为水火不相容。其四是对于激进变法有一种简单化的乐观预期。因此，这些改革者，一方面对中国危机的前景充满了焦虑，另一方面又对改革的前景充满了一种不成熟的乐观心态。(16)
3.在批判激进主义思潮影响下，对具体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大翻其案，重新评估。批判的论者在这一方面所做的文章，涉及近现代史上许多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对此，有的论者进行了归纳和概括。
方克立说，反思和批判激进主义，是从反思八十年“文化热”中的激进主义，到反省“五四”以来以至整中国近代思想中的激进主义，从批判文化激进主义到批判政治激进主义，反省反思整个中国近代史，是否定近代以来的历次中国人民革命，认为太平天国革命、辛亥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阻碍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国应该走改良和“君主立宪”的道路。比如，李泽厚认为辛亥革命搞糟了，还有的人指责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和鸦片战争后广州人民的反入城斗争是一种“狭隘的传统型的爱国主义”，“它不利于促进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不但与世界历史发展潮流背道而驰，也不利于中国自身的进步”。比如，在近代史研究中，褒扬曾国藩，贬低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革命，褒扬洋务派和改良派，贬低资产阶级革命派，褒扬袁世凯，贬低孙中山。”(17)
另外，从龚书铎列举的研究新论，也可以看到重估历史中的某些混乱。有一些文章认为，中国近现代史是世界史中的近现代史，要从世界近现代史的角度看中国近现代史。如果没有近代西方殖民征服，人类特别是东方各民族所有的优秀自然资源将永远沉睡，得不到发展。有人提出了反侵略战争究竟有没有必要的问题，比如中法战争，有些论著就认为完全没有必要，中法战争对越南没有好处，对中国也没有好处，其结果是中国沦落。对义和团的反帝运动也有不同的看法，说当时中国衰弱，既然打不过人家，就不要打了。每打一次的结果都是更加沦落。也有人讲，抗日战争没有什么必要，在伪满州国日本人搞了工业、铁路，如果不去抵抗，让日本人进来，也许中国今天已经现代化了，跟日本差不多了。有人甚至认为，亡国可以得到西方的恩惠，中国要富强康乐，先得被殖民100年。(18)
（三）对“五四”的重估与对“五四”以来文化批判的评估
“五四”，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历史转折点，文化反思和文化批判往往以此为一个端头，言必及“五四”，而且有说不尽的“五四”。如何评价“五四”，其实反映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和文化立场。受九十年代批判文化激进主义的影响，再次重新评价“五四”时必责“五四”。其中一些论者的偏颇之议，明显可察。
1.文化激进主义与文化思想运动。在许多文章中，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运动是和文化激进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的倾向，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陈来在题为《二十世纪文化运动中的激进主义》的文章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化运动是受激进主义主导的。从“五四”到“文革”再到“文化热”，始终是文化激进主义的主流，构成了三次文化批判运动的高潮。对于二十世纪的文化激进主义来说，它并不只是几个空洞的口号，是既具有相当程度的浪漫色彩，也具有强烈的理想性与批判性，并有某些文化观念或意识作为基础。因此，认真反思这一支配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文化激进主义，是走向二十一世纪的起点。(19)
王树人《文化的危机、融合与重建》的文章认为，“五四”时代的一些口号是割裂中国现代与传统文化的始作俑者。“五四”时期，是西方文化大量涌入中国的开始时期，也是中国对于传统文化反思的开始时期。当时国难当头，救亡图新的追求，显得十分迫切。在这种情况下，把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作简单类比，判定一个落后，一个先进，并对落后者采取简单否定的态度，似乎是可以理解的。“打倒孔家店”、“废除汉字”等口号，在当时不仅被认为是正确的，而且被认为是救亡图新的必需。也就是说，这类口号被认为是革新的或革命的。并且，在事实上，这些口号对于新文化运动也起了催生的作用。但是，一种口号及其所代表的思潮，是否真正合理、真正具有推动历史发展的进步作用，则只能靠历史过程来检验。如果从今天文化研究的高度来看，由“打倒孔家店”、“废除汉字”等口号所代表的思潮，正是使中国现代与传统文化断裂达七、八十年之久的始作俑者，从而这种思潮也就是一种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思潮。(20)
赵峰在《天不变道亦不变——传统文化核心精神的一种现代诠释》的文章中指出，近代以来的反传统思想，是一场由恨痛专制政治而迁怒于传统文化的活剧，人们只知道把传统文化简单地等同于专制政治的帮凶，但却忘记了反专制异化也是传统文化的一贯主题。因此对于传统文化的鞭挞和批判结果，是割断自己的历史。(21)
赵毅衡认为，中国现当代的知识分子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角色，五四时期在知识分子身上就有所表现。他们在实际不是文化批判者，而是革命家，是主流文化的颠覆者和占领者的统一体。意识形态真空，既造就了五四一代，也危险地改变了他们的文化角色。(22)
刘东在《北大学统与“五四”传统——历史的另一种可能性》的文章里提出了对五四的困惑。因为他看到，“五四”留给后人更多的是文化思想上的价值迷失。作为一个涉及面空前广泛的伟大运动，五四就好比是给中国现代历史打上了一个结，此前的种种历史线索都收拢于此，此后的种种历史线索又都发端于此。因此，我们就一方面享受着五四的遗惠，另一方面又忍受着五四的苦果；一方面无法否定文化激进主义给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所带来的思想果实，另一方面又无法接受文化激进主义的姻亲——政治激进主义给中国社会所造成的价值迷失、文化失范、历史失序、道德沦丧、社会解体；一方面由衷地感佩文化保守主义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价值内核的不懈坚持，另一方面又充分地意识到文化保守主义的姻亲——政治保守主义对于中国之救亡图存的巨大妨碍。从这种意义上看，也许再没有什么历史事件能象五四这样使我们百感交集，莫衷一是。(23)
韩德民认为，五四时期否定中国文化的合理性是相当完整的。它反文化的思潮，突出表现在，一是经久不息的全盘否定传统倾向(24)，一是持续的激烈反知识分子倾向。(25)在韩看来，五四知识者对以传统为根基的价值理念的背叛，根本动机是他们相信，只有这样，才能挽救中国的危亡命运。近代中国始终处在被列强推推搡搡的境地，始终被亡国灭种之威胁压抑着，每一种自我调整几乎都没等充分完成就被新的失败笼罩了。人们在惊慌失措中不得不进行新的选择。这样，中国近现代史被被迫呈现出某种越来越彻底的自我否定趋向，社会主导思潮也就一步比一步更为激进。这种势头在五四时期终于落实为对中国文化根本合理性的否定，落实在对其几千年特有历史进程中孕育滋养的价值核心观念的否定。也就是说，太多太多的挫折，使先进的中国人相信，在二十世纪的世界文明格局中，我们的文化传统不仅不能再能提供有效的回应手段，反而只能造成难以承受的负面重荷。在这种心理作用下，反传统的思想往往成为改造现实解决问题的具体途径。
2.“五四”、“文革”和“文化热”是三次文化批判的高潮。
陈来描述了二十世纪三次文化批判运动高潮的特点。五四时代是文化激进主义的第一个高潮。新文化运动的基本思路是把戊戌变法以来的政治问题归结为文化问题，因此文化批判是和社会现实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当认为西方文明优于东方文明、而且传统也与现代水火不容时，要求彻底打倒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激进主义就获得了广泛的接受。因此，五四时期文化激进观念及其出发点，主要包括强烈的政治指向，以富强为判断的功利主义，以科学和民主排斥其他文化价值的信念这样三点。这三点也几乎是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完全认同的普遍观念。“文革”，是文化激进主义挟政治之威，畅行无阻的第二个高潮。“文革”最流行‘不破不立’、“破旧立新”的口号，表现出暴烈行为的思想方式以及把“新”与“旧”断然割裂，都具有五四时代的特色。“文化革命”前期的这些思想现象与其说来自毛泽东个人，不如说是五四精神的更片面的发展。从文革看五四最具有历史意义的成果之一，就是把对于孔子与儒家的批判树立为一个知识分子认同的正面价值。以《河殇》为代表的八十年代文化热，是文化激进主义的第三次高潮，其论点显示出与新文化运动的惊人相似性。(26)
许明题为《人文理性的展望》的文章，也关注了本世纪三次文化激进主义高潮的问题。他指出，“从历史的眼光看，‘文革’代表的是一种扭曲了的文化激进主义思潮，是‘五四’以来的文化激进主义的一个令人难堪的休止符。”他认为，“五四”以来的文化激进主义以历史不可阻挡的内在逻辑走向社会主义。“激进主义并不等于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更是一种激进主义），但中国的社会主义都是在激进主义的氛围中发展起来的。在这个方向上，曾产生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这样杰出的政治——文化纲领性著作，正是其中历史合理性的体现。然而，它的新的历史阶段的轨道却是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几乎到处碰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民族虚无主义为旗号的文化纲领将文化激进主义推向了文革这样的深渊，以致于八十年代以来它处境尴尬而无法理直气壮地言说。然而，正因为在文化激进主义的路向上合理地产生了‘新民主主义’这样的纲领性理论，所以它并不是一只可以被随意打倒的‘死狗’——这与八十年代以另一种西化的激进主义对待这种现实传统的估计相反，它太乐观地估计了自由主义在今日中国的前途，也太缺乏历史眼光地低估了文化激进主义的合理性。”(27)
陈少明表现出一种与前二者不同的认识。在《低调一些——向文化保守主义进言》一文中，他提出了三点异议。第一，批评二十世纪的文化激进主义是破坏文化建设，引发社会灾难，正是一种最“激进”的提法。第二，把“五四”、“文革”和“文化热”放在一起不加区别地相提并论，掩盖了其中某些实质性的差异。比如，五四的社会理想完全不同于文化大革命。比如，“五四”的反传统站在自由主义立场，只要求文化的急剧转换。但“文革”的对象是“封、资、修”，几乎包括了一切文化，可以说是反文化。而且，“五四”的社会理想也为“文革”所不容。显然“文革”的灾难主要在于其政治目标，而不是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比如，“五四”时期的新潮人物，真诚地认为文化批判是政治发展的前提，但八十年代的批判者并不这样想，如果条件允许，人们可能更想直接进行政治批判，而不必在传统文化的问题上兜圈子。第三，从保守主义立场向批判文化激进主义者进言，指出要合理地认识对象。即，其一“看看激进主义的社会理想是否有问题，如果它真的不可接受，那么亮出保守主义的社会理想来作比较”。其二“如果只是否定其方式而认可其目标的话，那么，保守主义者必须显示，文化的保守如何比激进更利于达到共同追求的目标。”在陈看来，如果不从这二点来做，保守主义声称对于激进主义的超越，不是虚假的，就是其意义非常片面。
3.文化激进主义与新文化运动。这种讨论文章，主要见于《文学评论》。
郑敏在1993年第3期上首先开展对文化激进主义的批判。郑认为，“五四”白话文运动“急躁”，“偏激”，“形而上”，“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否定继承”，“自绝于古典文学”，从而导致中国新诗文学运动的畸形发展。对汉语的母语本质进行绝对的否定，无异是一次对母语的弑母行为；如果站在语言的这个制高点回顾陈独秀要推倒古典文学，无异于要埋葬几千年中华民族的存在。(28)
继此之后，《文学评论》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与该文商榷。许明指出，郑文的内在理路是以白话文运动为例对文化激进主义的历史性的否定。他认为，五四以来的文化激进主义思潮是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强有力的思想杠杆，它的历史合理性是不能否定的。我们不能站在历史背后指责说它本来不该如此。五四时期的激进主义是文化转型的助产婆。(29)
沉风、志忠指出，最先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发难，并且迅速地扩散开来，在文化界学术界引起种种反响的，是美籍华人学者林毓生的《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林毓生先生指责陈独秀、胡适和鲁迅“全盘性反传统”，并且把“五四”与“文革”混为一谈，认为这两次“文化革命”的特点，都是要对传统观念和传统价值采取嫉恶如仇、“全盘否定的立场”，如果实现这样的革命，就必须激进地拒斥中国过去的传统主流。“从阿城等人的‘跨越五四文化断裂带’，到郑敏先生对现代新诗的检讨，都读出了林毓生的影子，这大约不是妄断吧。”(30)
此外，陶东风从又一个新问题批评了文化激进主义对于传统的否定。他在《文化经典在百年中国的命运》一文认为，受文化激进主义影响，文化经典及其所代表的传统都被加以否定。在这一点上，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具有典型意义。那位患有“被吃恐惧症”的“狂人”在写满了“仁义道德”的经典中看来看去，结果看到上面写的全是“吃人”二字。“狂人”的这种阅读经典的方法当然是鲁迅教给他的，同时也是现代反传统的激进主义知识分子普遍的阅读方法。这种方法可称之为单一政治向度或意识形态向度的批判性阅读。它只看到了文化经典中已经与中国古代政治权力一体化的那个维度，而基本上忽视了不能完全用政治与意识形态加以概括的维度（如审美维度）。(31)
对于批判激进主义的评估
种种批判激进主义的观点，表明了人们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重新评估，也表明了在新的学术立场上对于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状况的重新评估。对此，知识界学术界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相当多的文章对批判激进主义中的一些言论，提出了鲜明的不同意见。
（一）关于批判政治激进主义
在反省“五四”以来以至整个中国近现代历史中，从批判文化激进主义到批判政治激进主义，这是其反思的结果，也是反思的内在机制。一些论者的文章，针对政治激进主义的批判，提出了需要重视的几个问题。
1.用“激进主义”一词来概括和分析中国近现代历史，是不恰当的。《求是》杂志在1996年第2期上，以《当前史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为题目，报道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学术讨论会”，表明与会者对于近代史研究中反激进主义倾向的关注。与会者认为，用激进主义的提法来评价中国近现代历史，不符合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真实。在中国近现史上基本问题是争取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主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解决现实基本问题，完成社会主要任务，是中国走向现代化、走向繁荣富强的前提和保证。现在有些人对这一基本问题不谈，而是把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同发展经济对立起来，用单纯的经济观点为标准来评判历史，把近代的动荡、斗争都归咎于革命，其实质恰恰是这些人并没有对历史进行深入的研究，他们是根据自己的政治情绪或是对现实的感想来否定革命的。
龚书铎、吴效马认为，完全抹杀革命，一味地颂扬改良，这是错误的。对于革命和改良的得失，必须作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他们指出，辛亥革命并非是“激进主义思潮的结果”。历史事实证明，这场革命绝非某种主观意愿和人为因素的结果，而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民族危机严重和社会矛盾极其尖锐的产物，是清政府十分腐朽，不愿意或没有能力抵御外国侵略和领导国内变革的结果。一句话，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32)
2.用假设的方法研究历史是不可取的。许多论者都指出，把中国近现代历史看作是政治激进主义的结果，其错误在于用假设方法研究历史。他们认为，对于任何一个在人类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不论其结果如何，我们都要着力研究它的发生、存在的原因和历史作用，而不能由研究者主观地为已经发生了的历史进程另外设计一套方案。(33)
金冲及认为，创新不能违背事实。胡绳武说，历史研究要从史实出发。张海鹏指出，正确认识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出发点。杨天石强调，历史研究不能从假定出发。戴逸认为，用马克思主义作为历史研究的指导，是我们今后发展的关键。(34)
3.要正确认识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
在《正确认识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标题下，《光明日报》1996年3月12日发表了金冲及、胡绳武、林华国对于中国近代史上革命和改良问题的看法。在近代中国，先进的中国人也曾试图走改良的道路，但由于腐败的清政府为了维护其封建统治特权，不愿意进行真正的改良，因此，这条路走不通。辛亥革命不是靠革命党的煽动才发生的，而是封建统治阶级带出来的，是清政府腐败统治的必然结果。导致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的原因不是因为推翻了清朝皇帝，而是因为革命不彻底。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为新中国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条件，没有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没有无数革命者的流血牺牲，特别是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革命，也就根本谈不上中国今天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笼统地特别是不顾客观历史事实主观地宣称“改良比革命好”、“要改良不要革命”，不仅是简单化，而且是历史唯心主义。
沙健孙在《“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略论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道路》的文章中明确指出，“怎样评价历史上的革命和革命的历史，这是一个原则问题。”他认为，这个问题不仅涉及以往一百几十年间中国人民进行的斗争，而且关系整个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试想如果革命本身就要不得，那么，革命的成果——人民共和国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还要得要不得呢？显然，对于这样的问题，是不能不加以辩明的。从根本上说，近现代中国的革命是被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反动派逼迫出来的。中国革命的许多先驱者早年并非没有想过采取温和的方法来推进中国的变革。只是当他们看清了反动统治者的冥顽不灵，痛感不革命社会就不能进步，人民就无法生存时，他们才毅然决然地举起了革命的旗帜。事实上，正是由于不革命中国便无由进步，许多原本抱着善良的愿望，企图通过改良来救国的人，也在实践中逐渐认清这一点，从而使自己逐渐变成革命的同情者、拥护者的。(35)
龚书铎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史学研究》的文章中，认为批判激进主义的一些人和一些言论，没有正确认识如何看待帝国主义的入侵、如何看待革命和改良、如何看待统治阶级代表人物这三个问题。因此他强调认识这三个问题的重要性。(36)
（二）关于批判文化激进主义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最大收获，就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但在一些批判文化激进主义的文章中，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意义。对此沙健孙在《怎样评价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的文章中对这种反文化激进主义现象进行了分析。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以来，有人举起复古主义的旗帜，首先是从反对激进主义的开始的。这些批判文化激进主义的人们，实际上是全盘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否定在思想领域批评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必要性，并且把自己的批评和矛头指向了被他们指责为激进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攻击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造成了中国文化断裂。他试举了一些人的讲法，从而强调这些人在把批判锋芒指向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否定了主张“打倒孔家店”的前期新文化运动。有的人这样讲：“在当今的中国大陆，一种外来的异族文化——马列主义——在国家权力的保护下取得了‘国教’的独尊地位，而这种异族文化既不能安立中华民族的民族生命，又不能表现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这使中华民族近百年来生命无处安立、精神彻底丧失的局面发展到了最高极点”。因此“儒学理应取代马列主义，恢复其历史上固有的崇高地位，成为当今中国大陆代表中华民族，民族精神和民族生命的正统思想”。沙指出，“中国先进分子之接受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之在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这是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的显著特点，是这个运动的最大收获，也是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发展。”“说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扼杀了中国的民族精神和民族生命，这纯粹是对于近代历史的无知，是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历史的诬蔑和歪曲。这种论点的提出，不是以历史的事实为依据，而是以一种不正常的政治情绪为依据的。”
此外，《哲学研究》等刊物自1994年以来也不断发表文章，分析批判激进主义的现象，剖析种种对五四的非难和对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历史的否定。(37)
批判激进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
激进与保守，是二元对立的模式。对于激进主义的批判，主要是从保守主义的立场出发。这一点，批判激进主义的论者有自觉认识，分析批判激进主义现象的论者也充分地给予重视。对于二者的关系，在不同的立场上所做的解释，并不完全一样。
（一）二者关系
1.一般来说，批判激进主义的论者认为，批判激进主义与选择保守主义立场是互相推进的。
陈晓明在《反激进与当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境遇》的文章中认为，激进主义在现代中国历史上是一种无所不包的神话，它制造并囊括了所有的政治灾难和文化恶果。这个神话的历史真实性对于现在已无多大关系，重要的是激进主义构成了一个二元对立模式的一个方面，就能够从反激进主义中自然选择尊崇保守主义的价值立场。九十年代盛行保守性的价值取向，从“稳定压倒一切”这句口号就可以看出其厚实的社会心理的基础。在陈看来，“反激进主义，恪守学术化立场，推崇保守派价值，回归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反省现代性……这是一个顺理成章的逻辑推论，也是合乎历史变化的实践移位。”(38)
王力雄在《“对新奇无休止的迷恋”——我们这个世纪的劫难》的文章中，强调他从一浪高过一浪的“革新”和“变易”里感到了“保守之可贵”。他认为，保守主义是对传统的尊重和继承，是在继承中的循序渐进，并达到动态的平衡。(39)
傅铿发表的《浪漫理想与事功精神》一文，从法国激进的文人学者讲到中国文人与其相像之处，从法国的革命说到中国革命的破坏性，最后补充说明了这样的意思：拯救法兰西民族的不是理想的文化激进主义，而是保守主义。“文化激进主义作为对社会的一种鞭策力量，的确有其无可否认的感召力和推动作用，但是它往往把人，而尤其是将文化激进主义者自己想象得太伟大、太理想化了，以致将人构想成了没有人性缺陷、而又无所不能的‘超人’，所谓‘普罗米修斯式使命’显然是一种超人的事业。可是宏图实现不了则必然会酝成悲剧。而文化保守主义的道路虽然无甚壮观，甚至有点灰不溜秋，无疑要稳妥、慎重和可靠得多：在传统的基础上通过兢兢业业的事功性艰苦工作，来嫁接新文明，就大多数历史情况而言不失为一条通向现代化的稳妥之路。(40)
季广茂在《南辕北辙之间——从两篇文章略窥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的讯息》一文提出，要“为激进主义号脉”。他认为，“时间神话”是一切激进主义的思想基础，也是文化激进主义的沃土。畸形的时间神话，不仅使中国形成了虚无主义、进步主义，唯“新”主义的观念，而且深受其害，苦不堪言。在他看来，激进主义是可信大于可爱，保守主义则是可爱大于可信。(41)
2.同时出现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及自由主义，是在同一架构里的运作。这一层意思，主要见于美国学者史华兹对于文化保守主义的研究。他认为，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这三项范畴同时出现的事实，恰足以说明他们在许多共同观念的同一架构里运作”。(42)同一架构，指不论从何种立场出发来参加讨论，参与的成员都面对同一个议题，分享共同的拥有的前提或预设，拥有类似的精神资源。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不论文化激进主义或文化保守主义，不论政治激进主义或政治保守主义，在借思想文化以解决社会现实问题时，都一样面对一个社会中心议题，即中国如何自强图存，中国向何处去。从八十年代反传统的激进主义，到九十年代的批判文化激进主义，其实都未摆脱在同一架构里的问题讨论。至于如此大而快速的转折，一些论者强调1989年对其产生的意义，但是学理探求者本身在受挫折之后的求变心理却往往不论。面对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根本问题，学理探救者恐怕在激进与保守问题上存在着相当重的矛盾心态。
（二）错位的理论工具
一些论者注意到这样的现象，作为一种文化批判理论，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批判意义。当某种文化理论从一个国家进入另一个国家文化批判领域，很可能发生某种错位。时下对于文化激进主义的批判，就有这种情况。赵毅衡指出，后学理论在西方国家是一种激进主义的文化理论，当引用到我国的文化批判时，它却成了文化保守主义的理论工具。他在《“后学”，新保守主义与文化批判》的文章中说，“中国知识界的新保守主义至今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而其理论根据部分来自西方的激进学说，这件怪事，也没人提及。”(43)其实，在五四时期也有类似的情景。林毓生指出，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当时美国舆论界是一种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然而在当时的中国，是把这一观念用于支持变革的一种激进的意识形态。(44)
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反思和批判文化激进主义，使九十年文化保守主义成为具有更为广泛影响的学术立场。作为文化反思，反省文化研究和文化思想批判，固然十分必要。但是，如果在反思和批判激进主义的同时，否定中国近现代以来的革命历史，否定马克思主义，消解或解构主流意识形态，就应该给予充分的重视和警惕。
注释：
①《东方》杂志，1994年第1期。
②⑦见赵毅衡《如何面对当今中国文化现状——海内外大陆学者的一场辩论》一文，《文艺争鸣》1996年第5期。
③陈少明《低调一些——向文化保守主义进言》，《东方》1996年第3期。
④《中国文化研究》1994年夏之卷。
⑤(17)方克立《要注意研究90年代出现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高校理论战线》1996年第2期。
⑥(43)《“后学”，新保守主义与文化批判》，《花城》1995年第5期。
⑧朱德生、李登贵《从理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哲学研究》1995年第11期。
⑨金元浦《何以“保守主义”，而又“新”？》，《读书》1996年第5期。
⑩方克立《评第二次文化热的“话语转换”》，《高校理论战线》1995年第5期。
(11)王岳川《中国百年学术思想嬗变的基本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4期。
(12)《战略与管理》杂志，1994年第4期。
(13)王元化《杜亚泉文选》序言。
(14)王元化《关于近年的反思答问》，《文艺理论研究》1995年第1期。
(15)(39)王力雄《“对新奇无休止的迷恋”——我们这个世纪的劫难》，《东方》1994年第5期。
(16)萧功秦《戊戌变法的再反省——兼论早期政治激进主义的文化根源》，《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4期。
(18)(34)《历史学家谈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历史观和方法论》，《高校理论战线》1995年第8期。
(19)(26)陈来《二十世纪文化运动中的激进主义》，《东方》1993年创刊号。
(20)《原道》第1辑，第105页。
(21)《原道》第2辑，第78页。
(22)赵毅衡《走向边缘》，《读书》1994年第1期。
(23)《东方》1994年第4期。
(24)(25) 韩德民《传统文化的危机与二十世纪中国的反文化思潮》，《原道》第1辑，第312页，第316页。
(27)《文学评论》1996年第1期。
(28)郑敏《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
(29)许明《文化激进主义历史维度——从郑敏、范钦林的争论说开去》，《文学评论》1994年第4期。
(30)沉风、志忠《跨世纪之交：文学的困惑与选择》，《文学评论》1994年第6期。
(31)《文艺理论研究》1995年第3期。
(32)(33) 龚书铎、吴效马《革命是褒词还是贬词？——从对辛亥革命的评价谈起》，《求是》1996年第6期。
(35)《求是》1996年第13期。
(36)《人民日报》1996年8月27日。
(37)《文艺理论与批评》1996年第1期。
(38)《东方》1994年第1期。
(40)《读书》1992年第1期。
(41)《文艺争鸣》1995年第4期。
(42)史华兹《论保守主义》，《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保守主义》，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20页。
(44)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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