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缙谥号的赠授时间考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谥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3969/j.issn.1674-8107.2011.05.023
中图分类号：K82-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8107(2011)05-0128-04
中国人有一种“盖棺定论”的传统，古代尤其如此。对于一些历史上的重要人物，“盖棺定论”常常体现在后人在其死后给其定、赠谥号上面。特别是古代一些重要的官员，谥号往往要经过朝廷多次商议才能定好，如宋代的王安石被定为“王文公”即是如此。明代第一才子解缙，其谥号的赠授更是充满了曲折，甚至是扑朔迷离。
解缙是死在囚牢中，也就是死在犯罪服刑期。特别是解缙之死，乃是锦衣卫纪纲在深谙永乐皇帝密意之后瘐杀的，属于有罪之身。解缙死后，明朝官方何时给他赠与谥号，存在不同的说法。其中，影响最为广泛的是宪宗朝之“成化说”和神宗朝的“万历说”。
首先是所谓“成化说”，即言解缙之谥号定于明宪宗之成化元年(1465)。如刘超文、彭国远等言：“一四六五年(成化元年)，宪宗朱见深诏令恢复解缙的官衔，并赠朝议大夫，谥号‘文毅公’。并在南京和吉水给解缙重新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还规定两地出殡时，武官要扛丧，文官要吊孝。”[1](P37)然未见该书作者注明此说的根据和出处，并且，刘等此论多传说之语，如“武官要扛丧，文官要吊孝”之类，这很难说具有多少可信度。推考刘、彭诸人之说，大抵是偶然看到某处曾有人如是说，即采信了。如郭伯恭在《〈永乐大典〉考》之第三章“纂修人物考略”中说：“(解缙)成化元年(1465)，复缙官，赠‘朝议大夫’，谥‘文毅’。”[2](P28)这或许是其信息源头。然这是值得怀疑的。例如，在嘉靖年间(1522-1566)，解缙的另一位乡贤罗洪先在和解缙的后裔一起整理解缙的文集并作序时，根本没有提到“文毅”之号。[3](“提要”，P597)这似乎不大合乎古人编辑前贤文集之常理。因为如若早在成化元年即已有“文毅”之号，罗氏等当有所提及才是。
另一说法是“文毅”之号在神宗时期追赠的即“万历说”。如《明学阁记》一文，其曰：“至世宗，因江西抚臣之请，诏允建祠，神宗追谥曰：‘文毅’……迄我神宗，载扬伟绩，潜光益彰，照耀方策。”[3](“附录”，P843-847)然笔者查阅文献发现，言及明神宗时代追赠解缙“文毅”之谥号的，仅见此处。这则材料中涉及明世宗和明神宗两位皇帝：世宗朱厚熜，肃皇帝，年号嘉靖(1522-1566年)；神宗朱翊钧，显皇帝，年号万历(1573-1620年)。这段话中，就说了神宗时代给解缙追赠了“文毅”之号。后世人们推断解缙“文毅”之谥起自神宗时期，大抵就是源自于此文。如后来余悦先生《解学士传奇》“解缙传”则说：“万历年间(1573-1619)，诏建特祠。神宗朱翊钧追谥‘文毅’并崇祀郡邑乡贤祠、鹭洲书院、泰东书院。”[4](P107)大抵即是承《明学阁记》而来。
然这也是不可靠的说法。首先，这篇《明阁学记》写作年代模糊不清，从“迄我神宗”一语看似为神宗时代，然又没有标明证据。其次，该文作者亦不详，郭伯恭认为这篇《明阁学记》是邹元标作。1如果郭氏承认此文为邹元标所作[2](P23)，即也承认了这篇《明阁学记》中断解缙是在神宗被追赠“文毅”的说法。这样一来，这岂不与郭氏在其《〈永乐大典〉考》之第三章“纂修人物考略”中所断定的“文毅”之号起于成化之说法自相矛盾。
所以，这篇《明学阁记》的作者身份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在邹元标的文集中，并没有提到解缙“文毅”之号。不仅如此，邹氏还多次呼请朝廷为解缙赠授谥号。(具体情况本节下面即有论述)神宗万历元年(1573)距离宪宗(1465-1487年)的成化元年有110来年。作为解缙乡贤且亟亟于为解缙名誉奔走呼喊的邹元标，岂能连一百多年前朝廷已赠解缙谥号之事都不知道，这显然说不通。
关于解缙在明代到底有没有被授予官方谥号，我们不妨通过对明代后期文人笔记史料记载来加以考证。明代后期著名文人王世贞(1526-1590)在《弇山堂别集》第七十卷中有非常清楚的记载。如其《谥法考序》记载：“(明)文臣之有谥，自(王)祎始也，其谥小臣者亦自祎始。……永乐制严……文臣之有谥，仅文穆(胡广)一也……”[5](P1303)这也就是说，在永乐时代，文臣只有胡广一人得到了官赠谥号，也就是终永乐朝，解缙是没有被赠谥号的。又《谥法二》“文毅”条下，第一位赠“文毅”谥号的是李时勉，时间是在景泰初，理由是李“右勤学好问，果而能断”。然后是商辂等少数几人得到了“文毅”之谥号，理由是“敏而好学，果而能断”。[5](P1329)但是，通观整个“文毅”条目下，绝没有解缙的名字。其后，鲍应鳌《明臣谥考》[6](卷上)和郭良翰《明谥纪汇编》之“文毅”条目[7](卷十四)，文字大抵与王氏所记同，其“文毅”条之下，皆没有解缙的名字。然今人在介绍解缙时，却常认同于刘氏等人之说。故在此有必要做一定的辨析。
笔者发现，从明代以来的文人文集和笔记史料的记载中，解缙在有明一代，都没有被官方公开赠予“文毅”之谥号。这也正与《明史》本传吻合。尽管在宣宗正统(1436-1449年)元年以后就给解缙一定程度平反，妻儿族人得归原籍，家产归还，其子祯亮甚至得到了官职。但是，仍然没有给解缙赠予谥号。这里我们不妨来看一则材料：
顾有童孺知其名而未得谥，或既谥而赠官未妥，或载《理学名臣录》而未得赠一官。臣得诸三人焉。故大学士解缙，天挺人豪，国士无双，韵宇流布海内，丹衷简在列圣，开阁元臣至不得受，易名之典阐幽，谓何故？[8](卷二)
这是明代后期解缙的同乡名臣邹元标(1551-1624)所作的一篇奏疏，呼请朝廷给解缙等吉水三名士赠谥号。对于给解缙追赠谥号之事，邹元标可谓不遗余力，他还有另外一篇文章亦予以呼请，即《解春雨先生祠堂记》。文中说道：
……予独怪仁、昭二庙，业悉公冤，诏公家所遣戍诸子孙累累，归宁后，不闻有一人为公请谥，请复原官。即公子奏绩，仍原职。岂当时诸老忌公才，不无宿恨于中，亦或多默然自守，庶几明哲保身之义欤？今起家词林以知故而得美谥者众，元标请公谥于朝。今相国东阿于公，昔掌大宗伯业，有成言，忽以谗言出……诸公忌公生前，并忌公身后，何说？[3](P842)
本文可以说是充满了一种悲愤之情。邹氏对于解缙没有谥号的现状非常不满。所谓仁、昭二庙，是指仁宗朱高炽和宣宗朱瞻基，其父子二人得以有机会做皇帝，可以说解缙有着巨大的功劳。然其时代仅仅是诏还解缙家人和家产而已，并未平反。大臣们也没有一人为解缙说话。这种阴暗的气氛一直延续到邹元标时代。邹氏主要活动于神宗时代，也就是到神宗时代解缙无谥的情形尚未改变。
稍后于邹元标的李日宣(生卒年不详，万历四十一年进士，天启及崇祯初年间在朝)，也是吉水人，也曾经上奏疏为解缙请谥号，即《请谥先贤疏略》。如其文曰：
……原任大学士解缙。夫缙，非异人，即高皇帝所为宠之、异之、恩犹父子者也。其遭祸之酷，则以护持“仁宗好皇孙”一语微合。成祖睿算，阴诤默卫，为权者所忌，而遂中于汉庶人之谮，郁郁狱死。异时，仁宗非不还其第宅，录其苗裔，而封功旌德，时如有待。今二百五十余年，开阁元臣冷落荒丘，圣明能无悯念乎？[9](P卷一百十七)
本文同样充满了一种悲愤之情：作为明代首位内阁首辅，解缙身后，评价如此之冷清，直到明末有人还没有给解缙追赠谥号，实在是令人心寒。
尽管当时邹元标和李日宣的呼吁是如此激烈，但鉴于当时朝廷已是自顾不暇，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根本没有功夫来为几百年前的一个冤死文人追赠谥号。不过，其文似乎还是产生了一些实际的效用。因为在不久后的南明弘光朝(1644-1645)，解缙的确被追赠了谥号。
首先记载此事的是清查继佐(1601-1676)，他在《罪惟录》“解缙”条下有这样一句话：“弘光中，贈礼部侍，謚‘文毅’”。[10](列传卷之二十)据笔者考证，这大抵是官方最早追赠解缙“文毅”谥号的记录。而更为清晰记载解缙被追赠谥号之事的是稍晚于查继佐的黄宗羲(1610-1695)。黄宗羲是明末清初著名文人，也是易代之际的见证者。他在《弘光实录钞》中一段记载：“(弘光元年九月)补谥开国文臣：翰林学士陶安‘文宪’，御史中丞章溢‘庄敏’，左春坊大学士解缙‘文毅’，太子正字桂彦良‘敬裕’，训导叶居升‘忠愍’，翰林承旨詹同‘文宪’……”[11](P卷二)这条抄自“弘光实录”的文字应该是可靠的，并且从实录本卷可知，在弘光元年九月，朝廷进行了大规模的追谥活动，其前尚有“辛丑补谥逊国文臣七十五人”、“补谥直谏名臣”，紧邻其后的就是这条“补谥开国文臣”。那么，至此，我们基本可以断定，解缙是在明代行将覆灭的南明弘光朝被追赠谥号的。在满清进攻之下，明朝实际败灭，由部分破落臣民组成的南明弘光小朝廷，亟需获得大家的认可，以号召臣民抗清，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大规模的给本朝前贤追赠谥号的举措，加之邹、李诸人的呼请，解缙由是得到了官方的赠谥。
但是，由于南明朝廷并不为清朝前期政府所认可，所以，在清初文人编写的《明史稿》和《明史》中均未提及解缙之谥号。据笔者估计，解缙“文毅”获得认可大抵就是在清代康熙以后。解悦在《原跋》之题署乃“康熙戊戌”，即康熙五十七年，公元1718年。[3](“附录”，P848)据四库馆臣作的《文毅集》“提要”可知，四库本采自解缙十世孙解悦所整理的本子即十六卷本，由是我们大抵可以推断，解悦等整理的解缙文集大抵就正是取名为《文毅集》。这从侧面证明，解缙被赠谥“文毅”在康熙后期大抵获得了认可。解缙十一世孙即解悦之侄解韬在《跋》中开篇就称“先文毅公……”，解韬此“跋”作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2](“附录”，P848)而四库馆臣在采编《文毅集》时也直接采录了解韬的这篇“跋”，且四库本解缙文集就是直名《文毅集》。《四库全书》于乾隆四十七年正月二十九日(1782年3月12日)缮写告成。那么可以肯定，解缙官方之赠谥号“文毅”在乾隆四十七年以前即已经得到官方正式承认，或者说默认。
在给解缙定谥号时，人们曾经拟有两个选择，即“拟谥文定，博闻多见，安民大虑；又拟文毅，博闻多见，强而能断”[12](卷五)。从引文可见，本来要给解缙定“文定”之号，后来改为“文毅”。“文定”和“文毅”涵义都比较近，都带有“博闻多见”之意。这个词主要就是强调解缙的文笔才华的。至于“安民大虑”和“强而能断”皆是指政事方面的能力。官方最后给解缙选定了“文毅”之号，大体强调的是解缙敢于处事，强干明断之综合能力。因为“安民大虑”则主要是强调解缙在定太子事件上所做的贡献而已。从数百年之号的今天来看，明末弘光朝给解缙所定的谥号还是客观公允的。他一生的行为处事，的确能够担当“文毅”二字。
对于解缙的才华能力、政治品格、性格命运等，后来解缙的吉水同乡状元罗洪先所作的一段评述可以作为总结。其文曰：
观其应制寓讽，封事犯颜，有郑公之正；乳儿朝贵，敝屣爵位，沅湘之奇；忤权蹈危，投荒厉节，有太白之迈；保储望身，徙家戍边，有柬之之烈。是果积累得之否乎！及时未优于圣域，亦当不失为豪杰。……世之知公者浅，类以词翰赏之；至论平生，莫定题品。伏闻仁庙尝曰：“人言解缙狂，缙非狂士！”呜呼，非日月之明哉！公亦有言：“宁为有瑕玉，莫作无瑕石。”斯固其自况矣。[3](P598)
这是罗洪先嘉靖壬戌(1562年)春为解缙文集所作之“序”。可以说，政治之解缙的一生，基本上用行动和生命实践了他的“宁为有瑕玉，莫作无瑕石”的人生格言。所以，“文毅”之号，解缙当之无愧。
注释：
①参见张昇编《〈永乐大典〉研究资料辑刊》之郭伯恭《编纂人物考略》第三章，同前引书，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