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道路的新探索——“城市化：中国新世纪发展的挑战与对策”国际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新世纪论文,对策论文,国际研讨会论文,道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城市化是我国新世纪发展进程中要解决的一个突出问题。为交流国际经验，研究中国特点，探讨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及具体对策，反映海内外学者的最新理论成果和决策咨询意见，由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厦门市政协和厦门大学联合主办的“城市化：中国新世纪发展的挑战与对策”国际研讨会于2001年6月27日至29日在厦门国际会展中心召开。
此次研讨会是去年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建议》提出在十·五期间要“不失时机地实施城镇化战略”以来有关中国城市化问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一次国际研讨会。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内的国内外经济学者百余人通过主题报告、分组讨论和圆桌会议，对中国城市化水平与结构、中国城市化发展战略、农村与城市、农民与居民的关系、中国各地区的城市化道路与农村城镇化的模式、城市化的国际经验及其借鉴、政府在城市化中的作用及城市医疗保健和环境保护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并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有关中国城市化发展道路的理论创新观点和实际对策建议。现将会议讨论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中国城市化发展进程的宏观审视
(1)中国城市化的总量与结构。
苏州大学夏永祥认为，对我国城市化进程进行分析可以看到：①城市化进程与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具体表现为城市化水平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我国2000年的城市化率仅为36.09%。城市化水平与工业化水平相不协调，呈现与世界城市进程一般规律反常的现象。②目前我国已达到城市化的加速阶段。建国后有二个城市化加速阶段。从与工业化的关系来看，1949-1977年增长阶段表现为缺乏城市化的工业化，1977年至现在的增长阶段又表现为缺乏工业化和人口规模支持的过度城镇化。这种不协调现象，是与50年代实行工业化赶超战略，以及为实施这种战略逐步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计划经济体制和80年代后的渐进式市场取向改革分不开的。
安徽社科院程必定认为，根据工业化的内涵和外延对中国城市化水平进行评价，实际上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处于“双低”状态，是工业化水平偏低，不足以拉动城市化。通常认为的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看法是一种错觉。
厦门大学李文溥等在对中国实际城市化水平进行不同方法估算结果基础上进行国际比较后指出，中国目前的实际城市化水平仅仅比国际正常水平略微偏低，不存在异常的偏低现象，但却存在严重的城市规模结构偏差。近二十年来侧重发展小城市，小城市比重上升使得服务业缺乏必要的市场空间，导致了城市效率下降，影响了城市功能的发展。
(2)中国城市化的决定因素。
美国印地安纳州立大学陈爱民和宾州州立大学爱德华·寇森指出，影响中国城市化的主要因素是城市产业结构。计量分析表明，城市非农业人口的增长与第一、第二产业的就业比例呈副相关关系，即第三产业发达的城市非农业人口增长要快于第三产业不发达的城市。外商实际投资、人均GDP也对城市化起重要作用。但城市的住房、交通条件、个体经济发展等对所考察时段的城市非农业人口增长不起决定性作用。
法国欧维根大学玛丽·弗朗西斯科等分析指出，①中国城市化和最初人均收入呈非线性关系，对于低人均收入而言，收入促进城市化进度，但超过一定水平后会逆转；②土地面积和第二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在城市化进程中起了积极作用；③基础结构变量（电话、道路、铁路等）也在城市化进程中扮演了一个积极角色；④人力资本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积极决定因素；⑤贸易开放程度对城市化进程有负面影响，而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则相当弱。
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林双林等通过分析中国大中城市人均GDP增长与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劳动力增长、政府开支和城市基础设施之间的关系指出，已建公路和政府在科技方面的开支等几个因素与人均GDP增长呈正相关。中国城市的人均GDP没有明显的收敛证据。
(3)中国城市规模与城市体系。
美国伊利诺州立大学张宏霖和内华达大学宋顺峰指出，最近二十年里，中国经历了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但对城市规模计量显示，最近十年中中国整体城市规模分布变得更加分散。这一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政府推行了小城镇发展战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李善同等认为，中国城市化存在的主要问题是：①城市化水平低；②城市基础设施水平低；③区域发展不平衡；④城市平均规模偏小。今后中国城市化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在未来20年内将城市化水平提高到60%左右，并在扩大中小城市数量的同时，适当重视大城市数量扩大和功能提升。
北京大学张帆等发现中国城市普遍存在显著的集聚经济效应。但集聚优势主要来源于同一产业企业在地域上的集中所带来的地域集中经济效益，而不是城市本身发展所产生的外部效应——城市化经济效益。中国城市还没有完全利用集聚经济效益，而一部分城市已超过了同一产业的地域集中最优规模。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文玖指出，中国工业和城市在改革后向相同的区域集聚。但经济分析也同时表明，尽管乡村工业的发展对中国工业的增长作出很大的贡献，但它却延缓了城市化进程。为此，中国需要加快大中型城市的发展以促进新的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形成。
浙江大学吴宇哲等指出，中国城市发展如从生态脚印来衡量，总体上表现为“数量不落后，质量相当滞后”，突出表现为城市化进程中土地资源粗放利用和土地利用结构不合理。因此，提高城市化质量和土地利用率是今后我国推进城市化进程的关键。
二、中国城市化的发展目标与战略
(1)总体发展目标与战略。
北京大学林毅夫指出，一些学者认为我国城市发展水平低是因为政府采取了“城乡隔离政策”造成的。殊不知“城乡隔离政策”本身是一个果，而不是因。城市发展水平低和实行城乡隔离政策都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造成的后果。因此，要提高我国城市发展水平，必须从根本原因着手，放弃在资本密集产业上的赶超。要根据我国要素禀赋结构的特征，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才能扩大非农就业机会，促进农业人口比重下降，推进城市化。
农业部农业经济研究中心杜鹰指出，今后十年是我国加速城镇化的关键时期。如2010年城镇化率达到42%，则城镇人口将达到5.77亿人，11年要转移农村人口1.44亿人，年均1300万人，城镇化率平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如按第五次人普口径计算，10年间城镇人口增加1.19亿人，其中农村转移人口9100万人，平均转移910万，城镇化率年均需提高0.6个百分点，与此前20年的速度大体相当。实现这一发展目标一个重要方面是实施城镇化发展的新方针。《“十五”计划纲要》提出的“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完善区域性中心城市功能，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引导城镇密集区有序发展”的新表述，朝之过去的提法相比，有对发展大中城市态度更加积极和强调因地制宜二个鲜明特点。
厦门大学吴宣恭认为，加速城市化进程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正确选择中国的城市化道路。城市化取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地理、历史等复杂因素。因此，中国的城市发展道路应该多元化，选择由易入难，从低到高的步骤，先以建设具有一定集聚功能的小城镇为起点，解决大量农业剩余劳动沉淀在农村、收入难以提高，制约国内市场规模的突出问题。然后逐步改善小城镇和小城市的内部产业结构，促进它们向更高水平发展。同时要重视发展大中城市，发挥它们更大的聚集和辐射效应，使之成为我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基地。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前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盖尔·约翰逊指出，中国要通过创造大量非农业产业工作岗位来实现农业劳动力的调整这条道路来推进城镇化。在未来三十年里，中国大约每年需要提供1500万个新的非农产业工作岗位，来满足从农业领域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和新增劳动力的就业需要。但是，这些工作岗位主要由现有的大城市来提供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要指望现有乡村所提供非农产业的工作岗位数量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也是不可能的。一个可考虑的选择是在众多小城市和与现在众多的农村农动力居住的乡村交往距离较近的市镇中，也就是在“通勤”的范围中，创造大部分的非农产业岗位。这将大大减少由于劳动力实际移民到大中城市去的巨大的资本投资。
厦门大学陈其林等指出，小城镇战略是我国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城市发展的特殊政策，在宏观经济运行已发生质态变化的现阶段已不是我国城市化的最佳选择。今后应大力发展或扩展中小城市，使之成为吸纳农业人口的主要基地。
日本国际开发中心周牧之指出，中国城市化需要选择大城市圈发展战略。如何形成牵引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大城市圈，是中国赢得21世纪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激烈的国际竞争，获得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
美国三一学院文贯中指出，加入WTO，将使中国得以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进行生产，并得以放松两个一直困扰中国城市发展的基本约束而加速社会转型和城市化过程。一是不需要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养活人口；二是可以通过向整个世界市场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快速发展服务业吸收国内剩余劳动力。中国因此可以主要让市场力量来决定城市规模的分布和城市化的水平和速度。
(2)东部各区域城市化发展模式。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所陈雯认为：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要十分重视一些在规模和地位上仅次于大都市的次等级城市，即二级城市的发展。江苏苏、锡、常区域的二级城市今后发展的主要方向是优化产业功能与空间集聚。
广东省委党校陈鸿宇等认为：珠江三角洲近二十年来形成了“农村兴办乡镇转化农业人口”和“城市吸纳农村劳动力”这二种城市化模式。今后应在不同等级的城镇体系中，分层次、有侧重地发挥这两种城市化模式的作用，以建立“珠三角大都市带”为新的目标，促进两种城市化模式的融合，推动珠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化进程迈向更高阶段。
福建省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杨益生认为，当前无论是国家之间的竞争，还是区域之间的竞争，在相当程度上已演化城市实力的竞争，尤其是中心城市的竞争。加快中心城市发展，已成为增强发展后劲的重要着力点。福建省要重点发展福州、厦门、泉州三大中心城市及其城市群。
(3)中西部地区城市化发展战略和政策。
华中科技大学方壮志指出：现在区位优势已不再是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唯一条件，空间上的网络特征使城市化主要取决于它与其它城市之间相互作用的强度和区域的社会经济特点，而非区位规模和城镇人口的数量。要从这一基点来重新研究武汉市的城市定位。
湖南大学李亚伯认为，西部地区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是城市化滞后。要根据西部特点选择合适的城市发展战略，通过促进西部农业产业化、工业化和市场化来促进西部地区城市化发展。
西南财经大学刘灿、刘家强认为：西部城市化应该选择一条区域城市化的道路，其基本形式有网络城市群体系、带状城市体系以及点状城市体系。西部城市化战略的实施需要有创新的思路和体制。
大连民族学院董藩等运用生命历程理论研究三峡库区的移民问题。认为要从移民事件的历史效应、移民事件对库区移民生命历程的影响和移民的融入性等方面考虑和制定移民政策。
江西社科院麻智辉认为，要立足于中部省份的特殊区位和省情，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模式，采取非常措施，在行政区划体制、户籍制度、土地使用和流转制度、投融资体制、城市用工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实施制度创新，加速城市化发展进程，实现以城市化带动工业化，促进中部省份发展的战略。
三、城市化与农村发展、农业劳动力转移
(1)城市化与农村发展。
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朱铁臻指出，中国社会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是阻碍中国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出路是在发展农村经济的基础上走农村城市化道路，实现城乡良性互动，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之路。
厦门大学庄宗明等认为，农村城市化是确保新时期我国农业与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举措。做好经济要素流动、乡镇企业发展、城市建设投资的三项制度安排是以城市化推动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着眼点。
浙江师范大学杜作峰以浙江市场的演进和城市化发展为样本，分析了农场市场网络的完善与城市化推进之间的作用机理，认为要通过完善农村市场网络来推进农村城市化进程。
厦门大学赵蓓、邓力平以福建晋江市为例，考察了集群产业发展对农村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影响。指出集群产业的发展提高了所在地区的经济竞争力，又促进了本地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据此指出，要以扶植集群产业为切入点来促进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厦门大学贺东航也对晋江做了案例研究，认为地方传统对城市化有重要影响。
(2)城市化与农业劳动力转移。
浙江大学黄祖辉以浙江的实践分析指出，我国城市化进程滞后的根本原因与“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模式和城市对外来人口的制度性障碍有关。要加快城市化进程，必须建立城乡人口流动利益补偿与要素集聚机制。
香港中文大学张俊森等以对上海为代表的中国城镇双层劳动力市场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城市中农村移民与城市居民之间存在明确的职位和工资差异。这些差异并不能被生产力因素之差异所解释。而且，两者之间的大部分工资差异是来自于同一职业（而非职业间）的工资差异。
北京大学姚洋研究了发达地区四个村本地人和移民的劳动力市场后指出，从工种和工资两个方面考察，在其它因素相同的条件下，外地人得到管理工作机会显著低于本地人的机会，但一个人是否是外地人对其工资没有显著影响。决定本地人工资的显著因素是非人力资本因素，而决定外地人工资的显著因素恰恰是人力资本因素。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梁在等分析了中国工业化对农村人口迁移的影响后指出，农村工业化对减少农村人口的省内迁移和省际迁移都没有系统的影响。
美国西南大学罗伯斯运用上海市第五次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分析农村迁移劳动力的择业因素，发现与那种农村流动人口“盲目”迁移的观点相左，实际上个体因素和地缘关系网对流动人口的职业和就业单位选择起着主导作用。
四、城市化中政府的作用与城市就业、收入分配
(1)城市化中政府的作用。
厦门大学陈甬军等认为，中国的城市化除了自然、经济和人文社会因素推动之外，还有政府推动的因素。过去几十年，政府影响城市化的二个主要作用领域表现在人口户籍制度和投资政策上。今后，逐步消除城市化的体制壁垒，解除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的流动限制，重置城市投资模式，加强城市基础建设，提供城市的“公共产品”服务，应是政府推动城市化进程的主要着眼点。
浙江大学史晋川等运用温州的城市化实例分析指出，转轨时期政府的行为偏差往往对一个地区的城市化具有相当的阻碍作用。这也是解释我国城市化水平低下，大中城市比例偏低而同时建制镇多而小的现象的原因之一。
美国哈佛大学珀金斯教授指出，1979年以前以及某种程度上此后的中国，将在其它许多国家发现的城市化模式予以改变。此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以及衰退的户口体系效率很快削弱了政府决定城市化模式的能力，但政府的这种能力没有完全消失。人均收入增长既是城市化增长的原因也是结果。但是中国如何进行其从公路到住房到电力的基础设施投资，仍会有助于决定人们以何种速度移入城市，移入哪座城市，以及他们进入城市后的生活状况。
联合证券公司何诚颖等指出，城市聚集效应是城市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原因，而城市要素市场和城市基础设施的供给和配置又直接决定了城市和聚集经济效果。因此，政府要通过制度创新推动资本市场创新，促进社会资本投入城市建设。
(2)城市化与城市就业、收入分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王长城认为，城市化实质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业转移的过程。工业化、城市化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应为同步过程。解决中国劳动就业的若干对策为：走以大中城市为主导的城市化道路，合理解决劳动就业，完善城市功能，更新就业结构并建立城乡开放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南宁市委党校蒙荫莉通过收入分配与城市化的效应分析指出，收入分配公平与否对城市化进程都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收入分配过度公平和过度不公平都会阻碍城市化发展。
美国托列多夫大学张欣指出：把当前中国城市存在的严峻就业问题归咎于改革后农民大量进城是错误的。农民进城必然会增加城市熟练劳动力的就业机会，从而总体上增加城市的就业机会。从整体上说，推动城市化、鼓励农民进城，是解决中国就业的有效战略，也是根治不发达国家类型失业的根本手段。
新加坡国立大学陆丁指出，中国各地区的城乡差异均有类似库兹涅茨——威廉森提出的经济成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产业间劳动力流动对于减少城乡差异具有重要作用。因此，进一步改革体制，促进城乡劳动力流动不仅能提高效率也可促进收入均等。
英国诺丁汉大学西蒙和宋丽娜等分析指出，中国传统的城市居民和民工工资水平上的歧视性差别已经大幅度消失。但大部分下岗职工仍处于失业状态，已再就业的工资收入也很低。从短期来看，下岗职业仍然受不完全信息和有限选择余地等因素的影响。
五、城市可持续发展与国际经验借鉴
(1)城市化与可持续发展及其评价体系。
大连理工大学原毅军等指出，新世纪中国城市化过程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可以从15个方面的结合构建我国城市发展可持续性指标体系的基础。
厦门大学钱争鸣认为可采用从直接与间接两个方面建立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建立模糊综合评价模式，以判断和反映城市发展的合理和优劣程度。厦门大学米红结合泉州的案例分析提出，可用一套多目标评价方法，来比较准确地评价和分析中国城市化发展水平。
美国西东大学尹尊声等认为，都市化对能源结构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中国城市现仍以煤炭为主要能源来源，从而成为世界上城市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使中国陷入低水平城市化的困境。因此，必须大力改善城市能源结构，提高电力、石油液化气、天然气和煤气的供应，以适应高水平城市化的需要。
(2)城市医疗卫生体系及农村卫生服务可及性问题。
1993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福格尔比较了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国家与中国的城市医疗卫生的服务需要后预测指出，假定中国在未来30年间GDP以每年8%的速度增长，卫生服务占GDP的比例将由现在的3%升到2030年的8.5%左右。因此医疗保健业将成为中国城市化过程中一个新的经济增长领域，并将带动制造、教育、金融服务、交通和建设业的发展。
美国北卡大学刘国恩等指出，中国城市化进程以及其他因素对农村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存在四个方面的影响结果。第一，城市化增加农村医疗保险覆盖面；第二，中国农村个人是否拥有医疗保险状况，存在显著的“逆反选择”现象；第三，农村个人收入与医疗保险的拥有存在显著关系，但控制保险因素后，收入对卫生服务利用性不再具有影响。第四，90年代初期，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及利用状况呈下降趋势。
(3)城市化的国际比较及经验借鉴。
厦门大学王旭分析指出，二十世纪美国城市化的主导趋势是大都市区化。城市化的这种新变化，在欧洲国家乃至日本、韩国等都有程度不同地反映。对于世界范围内这种新的规律现象的梳理和总结，对于我国当前城市化道路的选择有重要的参照价值。
美国巴特拉学院董其泓指出，根据美国和OECD国家的经验和教训，要避免工业化引致城市化，城市化又引致库兹纳斯周期的现象，中国实行农村就地城市化可能是一个较好的选择，为此要实行农村体制结构性的转变。
青岛海洋大学高强指出，美国和日本的工业与城镇化均比较协调，先发展轻工业，后发展重工业，霍夫曼比例不断下降，这种产业演进的顺序有利于吸收农村劳动力，从而使两国的城镇化速度都比较快。从区域城镇化来看，美日都以非均衡发展模式为主，即选择有发展潜力的城市和地区作为突破口，进行密集投资，进而促进周围地区的快速增长。但也存在着城镇化动力模式和政府干预程度的不同之处。这些经验与教训值得中国借鉴。
此次研讨会的论文集将由厦门大学出版社于近期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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