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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日两国互有需求
中国与日本，是亚洲的两个大国，在全球也是有分量的国家。两国地理上隔海相望，血缘上十分相近，文化上渊源深厚，经济上互补性很强。
其一，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需要日本的资金、技术和高端产品；日本以贸易和技术立国，需要中国这样潜力巨大而又相距甚近的投资和贸易市场，还需要中国制造的低成本日用品。中国如果失去日本的资金和技术，其损失的一部分可以从欧美寻求替代，而一旦日本失去中国大市场，在世界其他市场接近饱和或尚未发育的情况下，其损失难以弥补。其二，日本经济十多年来持续低迷，而中国经济蓬勃发展，成为世界经济的新引擎，这种鲜明对比决定了日本必须搭乘中国快车以寻求经济重振的外力和契机。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在日本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发展最快的是同中国的贸易，赚钱最多的是投资中国的企业；2002年，中日贸易首次出现中国大陆逆差的现象；在日本的经济增长中，中国拉动的部分接近一半，超过了美国；2003年，日本对中华经济圈的出口总额已达13.7057万亿日元，也超过了对美国出口（13.4130万亿日元）。这些情况都说明，中日两国互有需求，并且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日本对中国的需求越来越大；这些情况还说明，一个繁荣发展的邻国会给自己带来发展的机遇，而不是威胁。日本媒体也承认：“日本经济出现复苏征兆的背后，是中国的巨大身影若隐若现。”
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中日两国相互需求的领域非但没有缩小，反而越来越大，比如朝核问题、国际反恐问题、环境治理问题等等。这些相互需求为中日合作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二、中日关系不良的主要责任在日本
历史的经验教训已经证明：中日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俱伤。中日之间建立互惠互利的友好关系，既有必要，也有可能，中日两国没有理由不搞好关系。但遗憾的是，在两国经贸关系迅猛发展的同时，中日政治关系却不理想——两国民众相互之间好感在下降，两国领导人之间的沟通交流也不顺畅。
造成这一状况，固然双方都有责任，但如果客观地加以判断，不难得出结论：主要责任不在中国。
影响中日关系的主要因素是历史认识问题，这一问题至今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责任在日本而不在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是日本，受害者是中国，日本应该谢罪。这个问题的要害，不是中国方面没完没了地提出谢罪的要求，而是日本方面有人没完没了地闹翻案，不断挑衅、刺激和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对此，中国政府和人民除了要求日本正确对待历史之外，别无选择。
即使撇开历史认识这一老问题不说，仅从近年来日本政府的一系列动作中，也不难看出中日关系恶化的症结所在：
——中俄关于西伯利亚输油管道问题的谈判进行了九年多，初步达成协议，并已着手实施，日本突然插进来搅局，以致横生枝节，导致了对中国的不利局面。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日本有权为自己的国家利益而采取上述措施；但这种近似于从人口中“夺食”的行为完全无视中国的利益与感受，是有失道义的，既不利于中日友好，也不利于日本的国家形象。日本这种做法不但伤害了中国的利益，也使自身付出了极大成本，这正应了一句中国成语：“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对华低息贷款，支援了中国的经济建设，中国应当感谢。近年来，日方以种种理由逐步削减对中国的援助，这固然是日本的权利，但将削减下来的援助转用于印度，其用意是耐人寻味的。
——派遣森喜朗赴台宜示日本对台湾公投的立场，用意并不寻常。日本政府不支持台湾公投，中国当然欢迎，但宜示这一立场的途径很多，用不着派前首相亲自跑到台湾去吧？这一行动导致的日本与台湾关系的升级，让中国不能不担忧和警惕。
——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这一点连日本的一些史学家也是承认的。解决钓鱼岛主权争端的最好途径就是双方坐下来，以协商谈判解决问题，但日本态度僵硬，最近还把美国拉出来向中国施压，不能不让中国反感。
——小泉首相连续四次参拜靖国神社，给中日关系雪上加霜。这种做法不禁让中国人产生疑问：日本政府还想不想改善中日关系了？
一方面，日本希望中国对日本友好，希望改善中日关系，另一方面却又频繁地向中国挑衅，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这种矛盾的做法让人难以理解。相比之下，中国政府在对日关系上，始终顾全大局，慎重而克制。大家不妨想一想，中国政府除了对日本接二连三的挑衅行为进行应有的批评和回击以外，何时有过挑衅日方的行为？
虽然中日经贸关系不断发展，但政治关系如果长期得不到改善，势必对经贸关系产生负面影响。这一点应当引起两国特别是日本的充分注意。
三、参拜靖国神社必然伤害中日关系
小泉首相连续四次参拜靖国神社，甚至表示以后每年都要参拜，这在日本历史上是没有前例的，也是极为过分的。这说明小泉首相有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历史观有问题。参拜之后，小泉说：“无论是怎样的战争，对于所有不得不为国捐躯的阵亡者，我都会表示敬意和感谢。”这句话说明，小泉对侵略战争的看法和他的历史观都是错误的。我们不妨假设一下，如果现在的德国领导人对纳粹战犯顶礼膜拜，那是一种什么性质的问题？法国和以色列等国会不会接受？二是亚洲观有问题。小泉首相不顾中国、韩国等国政府和人民的强烈反对，一而再，再而三地参拜靖国神社，说明他根本就拿中韩等国不当回事，这种漠视中韩等国的态度与小泉不顾民意反对，执意派兵伊拉克的追随美国的立场形成强烈对照。三是个性有问题。小泉连续参拜靖国神社，让人感觉小泉似乎在以自己的行动向中国示威：你越是反对，我越是要参拜，看你怎么着？当有人问他参拜靖国神社会不会造成麻烦时，小泉首相竟说：“我完全不在乎这一点。”如此不顾中日关系大局，意气用事，说明小泉个性偏执而缺少理性。在回答“中国和韩国是否理解”的质询时，小泉竟说：“必须让他们理解。因为这是日本的文化传统。”由此可见，小泉首相在靖国神社问题上如此较劲，其想法似乎是这样的：我一年参拜一次，坚持下去，直到磨得中国、韩国无可奈何、无话可说为止。如果小泉真的这样想，则说明他过于简单幼稚，没完没了地参拜靖国神社，必将不断地破坏中日、韩日关系，而不可能让中韩两国默认和理解这一行为。
关于参拜靖国神社，我听到日本朋友一种解释：日本人对于死去的人，是宽容而不计是非的。这个问题如果仅仅是日本自己的事情，别人当然无话可说。但是，日本也应该认识到，问题一旦涉及其他国家而成为双边或多边关系问题，就不能仅仅以本国的民族特性差异来简单地处理。现在日本政要不顾中韩等国的强烈反对，执意参拜靖国神社，无疑是一种单边主义做法。
实际上，解决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并不是没有办法。笔者认为，日本如果另立一个国立祭奠设施，或者将战犯灵位迁出靖国神社，那么参拜就不是一个问题。但至今没有看到日本政府解决问题的意愿。
四、日本防卫政策的变化增加了中国的担忧
众所周知，和平宪法、专守防卫和无核三原则是战后日本立国的支柱。遗憾的是，这些支柱正在坍塌。海湾战争以来，尤其是小泉首相任内，日本防务政策的大幅度变化让人震惊。
1992年，日本通过了《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合作法案》。
1999年5月，通过了可任意扩大的《周边事态法》。
2001年，通过了《恐怖对策特别措施法》、《自卫队法修正案》和《海上保安厅法修正案》。
2003年6月，通过了“有事三法案”：《应对武力攻击事态法》、《自卫队法修改法》和《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修改法》；同年10月，又趁伊拉克战争之机，通过了旨在派遣自卫队的《支援伊拉克重建特别措施法》；同年12月，日本又决定和美国一道在亚太地区部署导弹防御系统。
我们还注意到，近年来日本还出现了修改和平宪法的动向，出现了“先发制人”、放弃“无核三原则”的观点，还有人主张对日本的不向国外出口武器的三原则进行彻底改革。
紧锣密鼓的一系列法案和言行，让人们听到了日本迈向军事大国的咚咚脚步声。这对日本是祸是福？对周边国家是祸是福？
对世界和平是祸是福？不是说，这就意味着日本马上会发动新一轮侵略战争，但这至少意味着日本战后以来的和平主义价值观已经遭到严重削弱。
日本防务政策的惊人转变，是在两个背景下进行的：一是日本对历史上的侵略战争缺乏真正深刻的反省，对践踏和平、发动侵略的历史前科没有进行彻底清算。二是日本的和平宪法已经不能约束政府的违宪行为，宪法已成一纸空文，这使得日本的政治体制今后能否保证日本不再发动侵略战争，成为一个让人怀疑的问题。20世纪30年代，日本软弱无力的政党内阁无力阻止日本军队对国家权力的垄断，结果让军队劫持了整个国家。今天，在历史认识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和和平宪法形同虚设的情况下，日本迈向军事大国，不能不让邻国格外地担忧和警惕。
这里，中国特别关心的有三个问题：一是所谓“周边事态法”，是针对谁的？对中国统一台湾有什么影响？二是日本参加导弹防御体系，势必削弱周边国家威慑力量的价值，这有无可能导致东亚各国的军备竞赛？三是实行核武装、先发制人、出口武器和修改和平宪法等一系列关系国际安全局势的问题，最终将得到怎样的解决？
一个热爱和平的日本才会让人放心，一个让人放心的日本才有利于和平。日本防务政策的变化固然有着国际环境演变的背景因素，但是日本政治家不要忘记：当年，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把日本引向歧途，使日本濒于毁灭的边缘，而战后的和平环境却保障了日本的经济腾飞，使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事实已经证明，那些军国主义分子，貌似爱国，实则祸国，是地地道道的“爱国贼”；那些继承军国主义衣钵的极右势力，也决不会给日本带来福音。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后人牢记。对于战争与和平、正义与邪恶，相信日本人民终会得出正确的鉴别和认知。
五、中国不存在极端民族主义狂热
诚然，在中国社会尤其是青年人当中，的确有一些针对日本的过激言论，这种言论既不是主流民意，也不代表中国政府的立场。
对于这种言论，笔者并不赞同，甚至还建议一些网络屏蔽这类有害无益的言论。但有人以这种言论作为中国存在极端民族主义狂热的根据，笔者也并不赞同。笔者认为，对日过激言论的存在事出有因，并非空穴来风。它与中国人对日本右翼势力的反感相联系，其实质是针对日本右翼势力否定侵略、歪曲历史言行的一种反对性和情绪化表达，并不具有实质的侵略性和威胁性。中国人民是宽厚善良、通情达理的，持极端和偏激看法的中国人并不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对于西北大学事件中打伤日本留学生并冲击日本料理店的做法，中国绝大多数人，包括笔者认识的一些自称“民族主义者”的青年朋友也并不赞成。中国文化的本质特征是“以和为贵”，温良中庸才是中国人性格的主流特色，在国际问题上尤其如此。针对日本右翼政客歪曲历史的言行，一些中国青年言词激愤，看似调门很高，而实质上他们所主张和要求的，不过是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利益而已，不过是要求其他国家、其他民族能以平等待我而已。如果日本不发生右翼势力歪曲侵华历史的事情，不发生刺激中国人民感情的事情，那么这种过激言论就不会存在了。中国人信奉“以和为贵”的理念，中华民族是一个酷爱和平而不具侵略性的民族，中国压根就不是一个具有侵略性的国家。在中国，倡导侵略扩张的言论不可能得到普遍响应，这是由中华文明的本质和中国的国民性所决定的。在这一大背景下，中国不可能存在极端民族主义狂热。
中国新一代领导人郑重地向全世界承诺：中国将走一条“和平崛起”的道路。“和平崛起”的基本特征是：与世界各国和平共处、友好相处；依靠自身力量，通过制度创新、科技进步提高国民素质，实现社会的自我完善；以平等和包容的精神寻求不同文明的共同价值核心，避免因物质和偏见引起的冲突，妥善处理因利益引起的冲突，争取国家间的双赢和多赢，在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
走和平崛起的道路，不是中国的权宜之计，而是战略性选择，既符合中国人民的历史经验和文化传统，也符合亚洲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
中国的和平崛起当然需要和平的环境，而和平崛起的中国将进一步强化和平的环境。中国的和平崛起将为国际关系的历史带来新的范例和素材，证明人类可以摆脱侵略战争的野蛮方式，而以理智的态度、和平的方式处理好国家间矛盾和冲突的难题。
所以，中国的崛起不威胁日本，也不威胁任何国家，恰恰相反，中国的崛起将为世界特别是邻国带来发展的动力和机遇。这一点已经并将继续为事实所证明。
六、日本需要对华关系新思维
解铃还需系铃人，谁有病谁吃药，这是常识。改善中日关系，需要中国的努力，更需要日方的努力。具体地说，日本需要对华关系的新思维和根据新思维而采取的实际行动。
首要并且具有本质性的，是历史认识问题。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史为鉴，面向未来。要正确地面向未来就不能不反思过去的错误，诚恳的道歉只能来自于深刻的反省。到底是谁发动了战争？到底是谁给中国人民带来灾难？这是必须搞清和必须正视的基本问题。日本国民的“受害者意识”之所以似是而非，是因为它混淆了受害原因的不同。日本有些人总强调自己挨了原子弹，却回避了一个实质性问题：日本为什么会挨原子弹？因为侵略别人而导致自身受害，与遭受侵略而受害，不是一回事，至少不完全是一回事。发动侵略战争的是日本，最大的受害者是中国，不正视这一事实，就不可能消除中日之间在历史认识上的歧见。不要以为遗忘或者抹杀这段历史，就可以蒙混过关，这是一个涉及国家道义、民族良知、人类文明的大是大非问题，也是关系日本未来和中日关系未来的大问题，绝对不是可以回避过去的。日本政治家要想保持中日友好，要想提高自己的国际政治地位，与其把力气花在外交上，不如努力在国内创造一种正视历史的气氛，在这方面德国的经验可资借鉴。德国正视了历史，卸下了包袱，赢得了全世界的理解和尊敬。历史上，日本曾经有过学习德国的经历，在这个问题上，日本理应以德国为榜样。如果日本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卸下的是包袱，得到的将是理解、信任和尊重。这是日本成为政治大国的重要条件。一个国家，可以因为经济的发展而成为经济大国，也可以靠着军事实力的扩张而成为军事大国；但是仅仅依靠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强大，成不了政治大国，政治大国必须具有的民族良知和强大的道义力量。
在经济领域，日本也应当把自己的眼光放远些，把胸怀放宽些，把中国的发展视为日本的机会而不是威胁。日本是“中国威胁论”的发源地之一，而事实上，中国的发展繁荣对日本有益无害；日本也是将自身经济困境归咎于人民币币值过低进而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国家之一，而事实上，日本经济持续低迷的原因在日本自身而绝不在中国。只有从自身寻找原因而不是诿过于人，才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日趋加剧的国际竞争和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态势要求中国和日本这两个“既近又远”的国家在更广泛的领域、更深的程度上寻求合作。借助中日合作的加强来振兴日本经济才是上策。只有将萎靡不振的日本经济放在亚洲经济这个“大棋盘”当中来谋划，吸取亚洲经济增长的活力，才有助于日本走出低谷。换言之，日本的改革也需要同“开放”连在一起。当今日本急需扩大开放的主要对象就是亚洲，就是建立区域性的自由贸易体制，这是人心所向，利益所系，大势所趋。但是，我们至今没有看到日本在建立中日自由贸易区间题上的积极态度。从这个方面想得更深一些更长一些，日本即使只为自己也有必要确立与亚洲经济交往相适应的新的“亚洲观”。历史上，日本曾经“脱亚人欧”，跻身西方俱乐部，现在是日本回到亚洲的时候了。今天的亚洲既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陆，也是世界上最有生气的地区，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大力加强与亚洲各国的全面交往，切实重视与亚洲邻国的相互关系，维护亚洲的和平环境，是日本的利益所在，也是今天日本不容回避的重大政治文化课题。
在台湾问题上，中国很在意日本的态度。希望日本政府能够恪守一个中国的原则，不与台湾发展官方关系，反对台湾独立，支持中国自主解决祖国统一问题。
在钓鱼岛问题上，希望日本政府以谈判方式与中国协商解决主权争端，在问题解决以前双方能够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七、马、时等人的“对日关系新思维”有害无益
马立诚、时殷弘提出的“对日关系新思维”在中日两国都引起不小反响，但评价却截然相反：日本是好评如潮，中国是批评居多。这种新思维，既然主张中国不要再计较历史问题，无条件地对日友好，甚至把中日关系不好的原因归咎于中国，因此在日本受到欢迎是在情理之中的，也是可以预料的。但绝大多数中国人对这种观点不可能认同，因为这种观点违背了基本的历史事实和是非界限，提出的主张也不切实际，不可能解决中日关系中存在的问题。所谓“新思维”只是马、时个人的见解，不代表人民日报，不代表人民大学，不代表中国政府，更不代表中国的广大民意。这种论调不但无益于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无助于中日友好的真正建立，反而引起了关于中日关系的激烈争论，强化了很多人对日本的反感，给本来就不平静的中日关系增添了新的波澜。
“新思维”论者犹如一位庸医，还没搞清患者是谁，病症为何，就胡乱开药，而且还是“速效药”，结果如何，可想而知。
八、共同创造中日和平友好的未来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是中国政府根据历史的经验教训和中日关系的现实状况提出的处理中日关系的基本原则和战略方针。这一方针兼顾了历史与未来，既强调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又指明了中日关系的发展方向；既坚持了自己的政治原则，又推动了中日经济合作的发展。因此，这是一个应当坚持的正确方针。中日关系之所以屡屡出现问题，恰恰在于日方没有坚持这一方针。
中日关系目前处于“冷和”状态，并且由于日本加速右倾化、军事化的趋势，存在着“冷和”也难以为继的危险性。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寻求破解僵局、预防危机的方法，这个方法不用到别处寻找，就在日本自身。
在日本政治家当中，笔者很钦佩前首相村山富市先生。2004年2月3日，他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协举办的“友谊和平系列讲座”第一讲中发表演讲，指出：日方只有拿出诚意处理战争遗留问题，珍惜和平宪法的作用，才能建立与其他国家的相互理解和信任。日本政治家应该正视历史，不做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情；日中两国要促进文化交流，增进相互了解，消除误解疑虑。笔者相信，如果日本政府能够按照村山先生的主张处理中日两国关系，友好、友善地对待中国，而不是反反复复刺激中国人民的感情，中国人民一定会给以善意、友好的回应。那样的话，中日之间就不光有和平，还会有友好，以及共同的发展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