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自然、社会关系的世纪性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关系论文,自然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05)01-0113-07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和人类社会内部的关系，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两大基本关系，这两大 关系是以对抗为主还是以和谐为主，决定着人类的祸福安危。人类社会的发展，使这两 大关系在广度和深度上不断展开，从而变得日趋复杂，也使对抗的危险性与和谐的重要 性同步加大。今天，人类与自然的对抗已使得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地球生态圈—— 出现全面衰退的程度，环境的压力已迫使人类只能选择与自然的和谐，但这又只能在实 现社会和谐的过程中才有可能。两个和谐互为前提，相互制约，如何减少对抗转向两个 和谐，已成为21世纪决定人类命运的最大课题。
一、巨大的社会鸿沟
近现代科技的大步前进特别是近半个世纪以来高科技的迅猛发展，使人类经历了一场 持续数百年且日益高涨的梦想变现实的激动时期，科技万能的神话迅速超越所有宗教信 仰而成为人类最普遍的信仰，人们希望并相信科技的发展将解决人类面临的一切难题， 使人类无所不能，心想事成；居科技领先水平的西方国家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家 们宣称通过科技和生产力的发展，使经济快速增长，做大蛋糕，能消除贫困现象，弥合 社会鸿沟，达到社会的均衡发展。但是，发展的现实状况带给人们的却是迷惘。
在农业文明晚期的1650年，全球人口为5亿，国民生产总值推算只有约1000亿美元，人 均约200美元；到1830年工业文明在欧洲迅猛发展时，全球人口为10亿，国民生产总值 推算约为3000亿美元，人均约300美元；2003年的全球人口为63亿，国民生产总值约36 万亿美元，人均5700多美元，“蛋糕”总量是1650年时的360多倍，1830年时的100多倍 ，人均量是1650年时的近30倍，1830年的近20倍，按理，人类都可以过上相当富裕的生 活，不幸的是，“蛋糕”的分配结果令人失望。
今天，全球有12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下，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了农业文明时代全球的总人 口数。1960年，全球最富有的20%的人的富有程度是最贫穷的20%的30倍，1991年这一倍 数提高到61倍。1960年，世界顶端20%的人口拥有70%的全球收入，1991年，这一比例上 升到85%，其余的80%人口占有的份额减少了一半。1960年底层20%的人口拥有2.3%的全 球收入，1991年，他们的份额下降了40%，仅为1.4%。更令人吃惊的是，1996年，全球3 48个最富有的人的净资产与世界上最贫穷的23亿人(占当时世界总人口的45%)收入的总 和相等，而且这些人根本就没有净资产。在制成品贸易方面，1960年102个最贫穷国家 占有出口的7.9%和进口的9%，这些份额到1990年下降到1.4%(出口)和4.9%(进口)[1](P1 99—200)，为了支付这些进口，许多发展中国家掉进西方国家的债务陷阱。据联合国发 展计划署《1998年人类发展报告》，发展中国家44亿人口中的60%，生活在没有卫生设 备的贫民区中，有15亿人没有清洁的饮用水，有10亿人比25年前更贫穷；第三世界基础 设施开支不足的项目如：基础教育支出每年60亿美元，供水和卫生设施支出90亿美元， 健康和粮食保障支出130亿美元。与此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世界军备支出为7800亿美元 ，毒品支出4000亿美元，欧洲酒精支出1050亿美元，欧洲香烟支出500亿美元，日本商 人的生活费支出350亿美元，欧洲和美国狗食支出170亿美元，欧洲冰淇淋支出110亿美 元，美国的化妆品消费支出80亿美元，而全世界用于消除饥饿的开支仅为190亿美元。
据最近公布的世界银行2003年世界GDP和人口统计数字，7国集团共占世界人口11%，GD P占世界的65%，其余地区人口占世界的89%，GDP只占35%；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人口占世 界的52%，GDP仅占8%，撒哈拉以南地区人口占世界的11%，GDP仅占1%。2000年世界净投 资达1.5万亿美元，其中的82%分配给了发达国家，最需要投资的非洲只分配了1%。新自 由主义模式在扩大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差距，现在需要彻底改变世界最强国家推行的经济 模式，否则，穷国就看不到希望。
西方发达国家建立在掠夺世界资源和剥削广大发展中国家基础上的财富积累也没有弥 合国内的社会鸿沟，美国的户均收入从1979年到1994年上升了10%，但是增量的97%流入 到顶端的20%的高收入手中；1969年，顶端20%的美国家庭收入是底层20%的7.5倍，到19 92年，这一数字增加到了11倍；在1973年至1992年间，底层的10%家庭实际收入下降了1 1%，而顶端的10%家庭却提高了18%，美国最贫穷的20%人口的人均收入仅为所有美国人 平均水平的1/4。据对424家美国最大企业的调查，其总裁的薪金在1975年前是工人平均 收入的40倍，1995年达到190倍，几乎高了5倍；美国的公司总裁仅1995年一年就享有23 %的总收入增长。[1](P184—185)
分配的不公已使社会鸿沟达到极致，无论是在一国之内还是在国家之间，都是富者更 富，穷者更穷。国际国内社会的失衡、分化和对立，使人类的社会生活普遍缺乏安全感 ，充斥着自私、狭隘、冷漠、猜忌、排斥、以邻为壑甚至恃强凌弱、弱肉强食、同类相 残的恶性畸变，使吸毒和黑社会、极端主义、分离主义、恐怖主义等各种犯罪活动恶性 滋生。为维护既得利益和称霸世界，美国年军费开支现已接近5000亿美元，超出世界所 有其他国家军费预算的总和，人均达1700多美元，超出当今发展中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 值的2倍。而许多在世界两极分化中被边缘化的贫困国家，既面临着外部强权政治干预 的压力，又面临着本国两极分化中被边缘化的贫困阶级反抗的压力，在无力消除饥饿的 条件下仍苦撑着一个高比例的军费预算。
二、衰退的地球
更为不幸的是，上述对抗性的社会结构对自然的冲击、破坏已严重威胁着生态圈的安 全，人类今天所依存的是一个贫病交加的地球，传统的做大蛋糕的方式已因资源短缺、 环境恶化而难以为继。发达国家以占全球20%的人口消耗着大部分自然资源和排放大部 分污染物的“纵欲污染”已使地球不堪重负；而占全球人口80%的发展中国家则受到资 源、资本和技术短缺的严重制约，其中的许多国家和地区为了今天的生存而陷入牺牲明 天的竭泽而渔、竭草而牧、竭地而耕的恶性循环，这种“贫穷污染”又以另一种形式加 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
20世纪末，美国人均年消耗原油2.9吨，煤3.6吨，林木2立方米，钢0.35吨，人均消耗 的能源是尼日利亚人均消费量的150倍，以不到世界4.5%的人口，排放了占世界排放总 量23%的增温气体。如果全世界都像美国人那样消耗资源，排放废气，每年就要消耗174 亿吨原油、216亿吨煤、120亿立方米木材，21亿吨钢材，增温气体增加50倍，地球的负 担就要成几十倍地增加，所有主要矿物资源少则几年，多则几十年都将全部耗尽。世界 自然保护基金会2002年度《活着的地球报告》认为，地球的活力指数以1970年为1，200 0年已下降了37%；森林物种指数下降了15%，淡水物种指数下降了54%，海洋物种指数下 降了35%，1999年，全球生态影响指数已超出地球生物最大负荷的20%，按目前消耗自然 资源的速度和全球人口增长的速度测算，未来人类对自然资源的“透支”程度将以每年 20%的速度增加，到2050年，将要有两个地球才能满足人类对自然资源的需求。
人类按照目前的生产方式、分配方式、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发展，人与自然的对抗会 加剧到毁灭生态圈的危险程度，这种加剧又必然会使人类社会内部的对抗也加剧到同样 危险的程度。
人类历史上曾爆发过无数次冲突和战争，据有关资料，从公元前3200年到公元1964年 的5164年中，世界上共发生了14513次战争，平均每年3次，因战争死亡的人数达36.4亿 ，若将这些战争损失的财产折合成黄金，可以铺成一条宽76千米、高10米、绕地球一周 的黄金长城。[2]现代战争是人类和环境的最大悲剧。1945年，美军在广岛、长崎投下 原子弹，使10多万人丧生，8万多人受伤，45万人因核辐射致病。美军在越南战争期间 使用了化学毒剂，使占越南全部森林面积的44%的热带雨林变成不毛之地，当地居民患 绝症的人成十倍地增加。海湾战争期间，美军发射贫铀弹95.4万枚，使受贫铀弹轰炸的 地区遭受污染，白血病及恶性肿瘤发病率比全国平均水平高3.6倍，10多万参加战争的 美、英、加等国官兵患“海湾战争综合症”，此外，还有约80万吨原油倾泻到波斯湾， 造成严重的海面污染，有数百口油井每昼夜燃烧600万吨原油，产生烟尘每天达1000多 吨，烟尘波及到大约有1亿平方千米的空域，造成严重的大气污染和局部气候反常。海 湾战争以来，伊拉克南部地区癌症发病率增加了6倍，儿童癌症死亡率由战前的2.3%增 加到16.6%。[3]
历史上的战争虽然并不都是因环境和资源问题而引起，但当一个民族、国家、地区既 存在环境的巨大压力，又存在严重的分配不公、贫富悬殊，多数人陷入生计丧失、一无 所有、反抗政府也不会使他们因此能失去什么的境地时，反抗活动就会发生，政权更迭 和人口大规模向外部非正常移动都无法避免，这种人口的移动会引起相关民族、国家、 地区的摩擦，如果相关民族、国家、地区存在着同样压力，人与自然的矛盾无法缓解， 则冲突和战争就势所难免，如果这种情况只是局部现象，那就只是地区性灾难，如果这 种现象遍及全球，那就将是全人类的浩劫。
非洲撒赫勒地区由于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在20世纪70—80年代的干旱时期，所有的 国家政府都被击倒，有几个国家政府两次垮台。1950年时，埃塞俄比亚的大部分地区还 被森林覆盖，但后来人口迅速增长，由1950年的1800万增加到1970年的2500万；森林面 积到1970年时已减少到20年前的1/20，导致严重的水土流失，农田肥力下降，干旱化加 剧，随之而来的是农业减产、粮食短缺、骚乱愈演愈烈，最终导致1974年海尔·塞拉西 皇帝下台。但饥饿问题依然存在，大批贫困农民因无法生存而涌向与索马里接壤的欧加 登地区，使同样面临环境压力的索马里感到恐惧，1977年，这两个环境恶劣的穷国终于 爆发战争。埃塞俄比亚、苏丹、乍得、安哥拉、莫桑比克长期饱受内战之苦，撒哈拉南 部非洲的一些最贫穷的国家，在20世纪下半叶发生了200多次政变和未遂政变[4](P70— 79)，这可以说是“两个对抗”演示的一场地区性灾难。南部非洲问题虽因国际社会的 协调和援助而得到缓解，但“两个对抗”性矛盾并未解决，危机并未消失而是处在脆弱 的平衡状态，一旦灾难性的干旱再次降临，除非国际社会施以有力的援手，否则，就难 保悲剧不会再度重演。
随着全球性石油短缺和地区性缺水压力的逐步加大，不仅某些地区的紧张局势险情迭 起，而且整个国际社会也越来越感到压力的沉重。全球有204条大的河流属国际河流， 其中约有3/4由两个国家共享，1/4由3—10个国家共享，尼日尔河流经10个国家，尼罗 河、扎伊尔河流经9个国家，赞比亚河、多瑙河流经8个国家，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 流经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三国，连一条小小的约旦河也由约旦、巴勒斯坦、以色列 三国共享。中东之所以成了全球的火药桶，石油和水是两个最重要的原因，石油之战已 多次开打，它牵动着整个国际社会的敏感神经；为水而战更是历史悠久，并且也是1967 年中东战争的深层原因。在非洲、西亚、南亚等地区，水已与地缘政治紧密交织。再过 约20年时间，世界石油生产将达到顶峰，然后沿正态曲线下滑，如果届时新能源仍不能 有效替代石油，干旱化国家人口压力已达到出口收入难以支付粮食进口，环境的压力将 把人类逼到一个历史关口：要么是战争，要么是变革!
三、历史的反思
人类是地球自然生物系统演化过程中的产物，是地球生物世界数千万个物种中的一个 成员，在其诞生以来400多万年的99%以上的时间中，人类都是在与自然的同一和人类内 部的同一状态中进化过来的，人类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和人类内部的相互作用，都没有超 出动物界的获取生存资料、避害趋利、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必然性水平。
自从人类掌握了使用火和制造工具、武器之后，利用自然的过程开始向征服自然的过 程演变，人类与自然同一的关系也开始发生裂变，由与自然的同一走向与自然的对抗。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由同一走向对抗，源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一定提高和对自然的幼稚 认识。生产力水平的一定提高使产品开始有了剩余，对剩余产品的私人占有，又使人类 社会内部发生裂变，由原始共同体的同一走向阶级的对抗。生产力水平的一定提高，对 剩余产品的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出现，促进了人的智力开发活动。人类需要解 释他们所面临的一切，社会和自然开始作为对象来研究，将自然现象超自然化、神秘化 、拟人化、实用化以为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社会结构作辩护的思想文化体系开始形成。
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解释世界的思想文化体系也不断丰富，人类也越来越高居于 万物之上，越来越自命不凡。人类自封为“万物之灵”，把自然界的万物视为供人类征 服、享用的对象，人类中心主义的逻辑又推演出了自我中心主义，社会的统治者自封“ 授命于天”，不仅把自然界的万物，而且把他们所统治的万民均视为供自己役使的“牲 口”，统治者的职能就是“牧民”。
14—16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进一步激发了人类征服自然的雄心，培根发出了 “知识就是力量”的名言，并宣称：“让人类以其努力去重新恢复控制大自然的权利， 这种权利是由神的赠与而赋予他的。”洛克提出了“对自然的否定就是通往幸福之路” 的命题，笛卡儿表达了“给我物质和运动，我将为你们构造出世界来”的雄心，并宣告 ：“借助实践哲学，我们认识水、火、空气、星辰、天界和一切其他环绕我们的物体的 力和作用……这样我们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翁和占有者了。”莱布尼茨、牛顿、康德、 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弗洛伊德以及孔多塞等著名思想家无一不是人类中心论的辩护 者。
在西方历史文化中，当然也还有不同的声音，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卢克莱修和18 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等都主张人应在自然状态下生活。12世纪的犹太教思想家迈蒙 尼德也曾对人类中心论提出过挑战：“不能相信所有的存在都是为了人的缘故。相反， 所有其他的存在也都有着他们自己的缘故，而不是为了其他的什么事物的缘故。”但这 类思想都被当成异端而遭到排斥。真正动摇神创论根基的是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发表 ，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论又被一些思想家如赫伯特·斯宾塞等利用来论证人是与自然作 斗争的最强者，而复归到人类中心论[5](P158—167)，并且使弱肉强食和同类相残也获 得了自然的理由。
与西方主流思想的征服自然观不同，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主流是天人和谐观。在中国 历史文化中，儒家以社会为研究对象，为达到社会和谐及与自然的和谐，而谋求建立社 会的伦理、秩序、价值体系。道家以自然为研究对象，为达致人与自然的和谐，而批判 褊狭的人类功利主义的伦理、秩序、价值对自然违反、对人性的扭曲和对生命的压制。 佛家超越自我和现实世界的一切束缚，以对万物生灭变幻、刹那古今、瞬间永恒、非有 非无、亦真亦幻、因果循环的透视，揭示人生功利执着的悲剧性。儒道佛三家既相冲突 又相融合，构成中国历史文化的主体，使中国人既重视伦理责任，追求人生价值，爱国 自强，又热爱自然，珍惜万物，追求和谐共生。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对抗作了最深刻的揭示和批判，并建立起人类 社会进步趋势的充分信念，同时还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自然的 对抗：“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6](P95)，“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 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 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 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 。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7](P157—158)“资本主义生产使 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 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与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 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8](P552)“ 如果我们需要经过几千年的劳动才稍微学会估计我们生产行动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那 么我们想学会预见这些行动的比较远的社会影响就困难得多了。”当我们“也渐渐学会 了认清我们的生产活动的间接的、比较远的社会影响，因而我们就有可能也去支配和调 节这种影响。但是要实行这种调节，单是依靠认识是不够的。这还需要对我们现有的生 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 [7](P518—519)面对着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的阶级对抗和人与自然的对抗，马克思恩 格斯指出我们这个世界面临着“两大变革”，要通过两大变革，为“人类同自然的和解 以及人类同本身的和解开辟道路”[9](P603)。
就总体而言，农业文明时代一是由于人类所掌握的物质技术手段十分有限，社会内部 的对抗还不会危及全人类的安全，人与自然的对抗也不会危及到整个生态圈。二是由于 全球的人口很少，至1650年仍只有5亿，一个地方发生战乱或生态环境破坏了，还可以 勉强迁徙到其他地方找到出路。三是同自然相比，人类仍自感渺小，人类对地球的状况 ，对自身的来龙去脉，对生命和精神现象仍缺乏认识，社会和自然仍充满着神秘性，因 而人类对社会和自然仍保持着一定的敬畏，“两个对抗”虽曾导致西亚两河流域、北非 尼罗河流域、南亚印度河流域的古文明和中美洲的玛雅文明等数十个发达的古代农业文 明的衰落，但在全球仍保持在人类社会和生态圈能承受的限度之内。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两个对抗”以空前的速度不断加剧。人类社会内部的对抗，已 加剧到使国家和社会的安全保障被置于足已反复毁灭整个人类和整个生态圈的高科技火 药堆上。在人类与自然之间，地球生态圈遭到幼稚但却强大和反自然的传统工业不断加 剧的冲击，一方面，经由人类活动引起的物质迁移总量已高达一万立方千米，由此引起 的地质环境变化，已与自然地质过程引起的变化不相上下；另一方面，进入经济系统的 物质，只有10—15%成为“产品”，其余都成了固体废弃物、废气、废液被排放到环境 中，而产品经使用、消费后，最终也加入到垃圾的洪流之中，地球生态圈遭受着资源耗 竭和废物污染的双重夹击。人类终于开始有所清醒：两个对抗已将人类和自然都置于危 机四伏的境地。
四、今天的选择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类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已取得很大进展，并已形成较广泛的共 识，相比之下，对社会内部对抗性问题的认识明显滞后。由于环境问题的紧迫性和社会 利益结构的顽固性，于是人们试图通过搁置后者、解决前者的路径来取得人与自然的和 谐，但经济结构是利益结构的实现形式，逻辑和实践都反复证明，解决前者的办法必然 要触及经济结构从而触及利益结构的调整，也必然要触及部分人的既得利益。但这种触 及会遭到顽固的抵制，为了现存的利益结构不被动摇，部分既得利益者不惜以各种方式 直至以国家权力手段甚至战争手段来保持对自然的冲击以维护既得利益。人类无法回避 “两个对抗”与“两个和谐”的紧密相关性，不可能在社会对抗的基础上实现与自然的 和谐，因为地球有限的资源和空间已不能承受对抗性社会不断加剧的冲击；也不可能在 与自然对抗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和谐，因为资源枯竭和环境恶化会摧毁社会和谐的基础。 正如世界著名环境科学家诺曼·迈尔顿在《最终的安全：政治稳定的环境基础》一书中 所说：“我们正面临一个崩溃的时代或突破的时代。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地球环境继续遭 受蹂躏，直到它有朝一日再也不具备可供人类居住的功能。或者，我们能够认识到，我 们只有能与地球和谐相处，才能使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只有与地球和平相处，我 们才能在地球上获得和平——而只有通过人们互相之间的和平相处，才能做到与地球和 平相处。”两个和谐互为前提，相互制约。为实现两个和谐，在21世纪，人类的唯一选 择只能是推进持续的全面的变革：
1.要像摒弃地球中心论的宇宙观一样摒弃人类中心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确立人是地 球生物世界数千万个相互依存的物种中的一个成员，是地球生态圈物质循环、能量转化 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是地球生态圈母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的生态观。人类虽然是地球生 物中唯一有智慧、有能力利用自然来改变自然的物种，但这并不能改变人类的地球生物 学本质，人类利用自然力量所显示的强大，并不能改变自身生物学本质的脆弱。所谓人 类中心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不过是人类幼稚认识的产物，“两个对抗”的结果决不可 能是人类中心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的确立，而只能是人类的自取灾祸甚至毁灭。
2.人口增长和人均物质消耗量增长不超过环境的可持续承载力，对自然资源的利用不 损害后代人的发展。这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环境衰退和资源短缺表 明人类已突破了上述界限，这种突破是不可持续的。因而，控制人口增长和人均物质消 耗量增长，全面变革经济社会的发展方式包括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以及人类的思维方 式、价值观念、社会心理、伦理道德、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法律、国际关系等， 已成为全人类共同面临的历史任务。人类必须在今后的几十年中完成这种变革，在自然 的极限之内生活，实现与自然相和谐的发展。
3.加快向循环经济的转换。大力推进物质生产由传统的“原料—产品—废料”线性过 程转向“原料—产品—原料”的循环过程，使原料在多次循环过程中得到充分利用，从 而使原料消耗和废物排放减至最低、物质资源的投入产出比增至最大；产品经消费后不 是进入垃圾的洪流，而是进入覆盖全社会的废弃物资源化、还原化循环网络，最终的废 弃物进入无害化处理中心；同时加快科技和工艺的生态化变革，加快可持续供给的清洁 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的过程，加快可持续供给、可循环利用、清洁的或可降解的材料替代 过程，使人类的生产和消费活动既能获得可持续的物质和能源供给，又能使最终的废弃 物能被环境降解自净，从而使整个人类的物质活动纳入到自然的物质循环过程之中。
4.经济发展模式由数量增长型转向质量提高型，经济发展的目标由追求物质产品的无 限增长转向生活质量的全面提高。地球的物质和能量资源都是有限的，在一定时期中， 其可再生的能力也是有限的。但是，长期以来，人们毫不怀疑地追求物质产品的指数增 长，把物质产品的指数增长视为经济发展的同义语或者至少是主要内容，这种追求是不 可持续的。指数增长的迷惑性在于它前期变化缓慢，后期突飞猛进，突变瞬间发生，小 小的、脆弱的地球生态圈承受不了一粒麦子的64次方的指数增长。今天连发达国家都深 深地陷入依赖物质产品的指数增长，一旦这种增长停滞，就会立即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这只能是两极分化的社会结构和畸形文化的痼疾。人类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物质产品的 数量增长是有极限的，但社会发展和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则是无止境的，将经济发展由 数量增长型转向质量提高型，是避免数量增长型突破自然极限而遭到自然和社会双重危 机夹击的必然选择，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
5.建立全球性社会公平机制，消除贫困，弥合两极分化鸿沟，满足全体社会成员身心 健康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和谐。消除贫困，弥合两极分化 鸿沟，不仅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也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前提，是消除“纵欲 污染”和“贫穷污染”的需要。国际社会已完全有能力帮助贫穷国家重建发展基础、消 除贫困，使所有的穷人吃饱肚子，获得安全用水和卫生条件，使所有贫困家庭的儿童获 得受教育和健康成长的机会。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们关心的是“效率”，认为“公平” 会牺牲“效率”，但对56个国家的研究表明，在收入不平等和人均GDP增长之间存在很 强的负相关，有较多公平的国家比具有较少公平的国家有着更好的增长记录[1](P181) 。
6.建立全球性的自然价值评估、绿色GDP核算和绿色贸易规则体系，实行资源共享、责 任分担、有偿使用、浪费和污染付费、受害获补偿的机制和强有力的全球合作、协调机 构，消除战争。建立这种机制和机构，是防止人与自然的对抗不断加剧、防止资源环境 压力加大引起人类社会内部对抗加剧的必然选择。在冷战年代，全球年军费支出最高时 超出1万亿美元，现在也直逼9000亿美元，美国占了一半多。生态圈和人类现在都已承 受不起现代战争的摧残，最终的安全只能是“两个和谐”，而不是竞相发展的杀人武器 ，所有国家都禁止使用并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发达国家尤其是超级大国要带头转换 安全观念，带头大幅度削减军费支出，如果军队对维护社会治安仍属必要，将军费减少 一半就足以满足治安的需要，这样每年就可以将另一半的数千亿美元用于消除贫困、恢 复生态、保护环境、推进科技和工艺的生态化变革。如果再加上消除毒品和削减更加庞 大的“纵欲污染”消费，国际社会就完全有能力每年拿出上万亿美元用于消除贫困和解 决环境问题。
7.建立全球性的适应于两个和谐要求的健康文化、伦理道德及法律保障体系。二战后 ，发端于美国并逐步蔓延至全球的拼命赚钱、疯狂购物、即用即弃、及时行乐的纵欲文 化，已将人类引向物质主义的迷途，将经济导入不消费即衰退的漩涡，将环境逼入加剧 衰退的险境。人类可持续的物质消费，只能是地球馈赠给人类的利息而不能是本金，人 类只能对此量入为出而不能入不抵出。因而，削减物质消费和拓展精神、文化、科学、 艺术消费是今后的必然选择。削减物质消费就要消除浪费和污染性消费，这丝毫也不会 降低人们的生活水平和质量，人类只能追求有利于身心健康的生活，而不是无止境的物 质贪欲满足。人类必须共同努力调整服务消费依赖于自然资源消费、劳动就业依赖于物 质资源流动、闲暇时间与提高劳动生产率成反比的经济结构和文化导向，用几十年的时 间，建成一个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生物多样性自然进化、生态系统自净自复能力增强的 相互促进、协同共生的人与自然和谐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