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突出问题论文,中国经济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1996年，中国经济运行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1997年继续保持“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态势，为下一步的改革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和条件；但面对良好的经济形势，我们不应该盲目乐观。冷静地观察和研究中国的经济全局，就会发现许多突出的问题，有些还可能隐含着潜在的危机，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还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我们应当居安思危，增强经济发展中的风险意识，认真研究和解决一些突出问题：
1、中国的经济增长仍然是投资拉动型和扩张式的增长， 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投资的下降会迅速地影响到经济增长。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投资浪费成为最大的浪费。
中国从1993年开始，已连续4 年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吸收外资的国家。近几年国外对中国的投资继续保持增长的势头，但增长的速度趋缓。中国40%以上的高储蓄率能保证投资率高达30%以上，投资的增长将快于经济增长，这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从总体上看，中国的经济增长仍然难以摆脱外延扩大型粗放式增长的束缚，存在着过于依赖投资拉动的局限，一旦投资下降或效益不好，就会引起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
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问题十分严重。 第三次工业普查所调查的402种工业产品中，有83%的产品生产能力利用率不足或严重不足，其中有31.6%的利用率在50%以下，如彩电行业生产能力利用率只有46.1%。一些工业生产能力利用率甚至已严重不足，但建设项目依然上马，这在汽车制造、合成洗涤剂、化学农药、中成药、棉纺印染等行业表现得尤为突出。基础设施方面同样存在着较为严重的重复建设，在珠江三角洲有五个新建的机场先后交付使用，相互之间的距离均在200公里以内， 并都靠近香港，而国际航班只在五个机场中的一个机场降落。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造成国家财富的巨大浪费，将会给国民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隐患。
2、国有企业面临严重亏损，下岗失业职工不断增加。 国有企业如何尽快转变机制，走出困境，已成为一个令人高度关注的问题。
国有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加剧，发展后劲严重不足，相当多的企业生产能力利用率低，停产半停产企业和下岗待业职工增多。企业亏损面和亏损额不断扩大，1996年亏损面达45%，亏损额为690亿元， 比上年同期上升45%，38万家企业产成品库存共占用资金5400亿元。全国有18个省区市盈亏相抵后净亏损，有7个行业也是净亏损。 当前国有企业亏损问题依然严重，经济效益总体水平仍然低下，亏损成了国有企业久治不愈的顽症。
当然，亏损面和亏损额不能全面地反映国有企业的总体情况，国有企业的资产总量和增加值还是在迅速增加的，从亏损额相对于销售收入和利税总额的比重来看，还稍有好转。国有企业亏损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主要有负债经营的高额利息付出，效益转移和负担过重等。但国有企业亏损、增长速度落后于其他类型经济却是不争的事实。1997年国有工业增长5.5%，集体工业增长11%，其他类型工业增长14%。 国有经济所占比重持续不断地迅速下降。全部国有资产利润率仅为3.9%， 总资产报酬率仅为3.3%，远远低于银行年平均贷款利率， 国有投资得不到应有回报，增加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风险。全国约有7 %左右的国有工业企业长期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涉及职工750万人，约有2000 万职工在亏损企业工作，还有几百万下岗职工待业，这些都增加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不稳定因素。
3、银行呆帐坏帐增加，形成不良债权，金融风险加大。 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泡沫经济有所遏制，但违规操作仍此起彼伏。
据第五次全国清产核资统计，1995年全国国有金融企业资产总额为73540.6亿元，负债总额69843.2亿元，所有者权益3697.4亿元，资产负债率为95%。不良贷款共有8543.9 亿元， 占全部贷款的21 %。 截至1997年9月底，银行贷款余额70564.5亿元，若以20%计算，不良债权则高达14000多亿元。统计表明，目前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大约为75 —80%，潜亏挂帐如果再冲销资本金，恐怕高达85%左右，其中有30%左右企业的负债率实际已达到或超过100%。 高负债的后果是企业难以还本付息，把风险转嫁给银行，而银行的负债经营面临着潜在的金融风险。
我国累计利用外资超过3000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超过2000亿美元。1996年底， 我国的外债余额为1162.8 亿美元， 其中中长期贷款为1021.7亿美元，短期外债为141.1亿美元，还本付息224.7亿美元。按国际收支口径计算，1996年我国偿债率为6.7%，债务率为75.6%。 虽然外资进入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利大于弊，目前仍保持在安全线以内，但随之可能带来的风险也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国家银行以外的金融机构新增贷款占全部新增贷款的比重已达到30%以上，到1995年底，国内发行有价证券到期兑付后余额已有6000多亿元。我国境内外上市公司已达742家，境内上市公司总市值到1997 年8月底为16434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4%。经过近两年对股票市场、期货市场以及房地产市场的治理整顿，泡沫经济得到有效遏制，但巨额游资仍然蠢蠢欲动。伺机兴风作浪。证券市场的规范化管理亟待加强。
4、外资和外商大量进入中国，抢占中国市场， 推销外国品牌，甚至进行商品倾销。在对外市场开放中，民族工业面临严峻挑战。
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的产品有些填补了国内空白，占领了中国市场，有些产品对国内市场造成较大冲击。目前，外资已开始逐步进入到金融、商业、服务业等领域。
近年来外资进入中国采取了一些新的形式，主要表现为并购股权、输出品牌与产品倾销。一些外国公司对我国倾销产品的情况越来越严重，给民族工业造成严重损害，还造成大量工人失业。
外国公司有目的、有计划地通过各种手段抢占中国市场，排挤国内产品，使国有企业雪上加霜，举步维艰。我国机械设备的国内市场占有率已从10年前的90%迅速下滑到60%以下，纺织、印刷、金属加工等设备的国内市场占有率已下降到50%以下。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中国将进一步降低关税和开放市场，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们的民族工业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对此，我们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对策。
5、市场经济发展受到“市场有限性”的挑战， 企业产品大量积压，开工不足，甚至因此造成企业破产倒闭，“生产过剩性经济问题”愈益突出。
市场经济的发展使我们越来越认识到市场的重要性，买方市场的形成和激烈的国内外市场竞争使我们开始面临日益严重的生产过剩性经济问题。1997年，在613种主要商品中，供过于求的有195种，占31.8%，供不应求的只有10种。许多产品的生产能力利用率不足或严重不足：化肥、收音机、缝纫机、钟表、铜、盐酸、铁合金、塑料、乙醇、大规模集成电路等的生产能力利用率只有70—80%；啤酒、浓硝酸、铁路货车、拖拉机、甲醛、矿山设备、吸尘器、钢材、 合成洗涤剂等只有60 —70%；录相机、洗衣机、内燃机、汽车、彩电、金属切削机床、油漆等在50%以下；日用精铝制品、空调器、复印机、农药、化学原料药、微波炉等在30—40%之间；电冰箱、中成药、电话机、食用植物油、轮胎、自行车、摩托车、食糖、照像机等有四成以上处于闲置。
大量产品处于生产过剩状态，市场积压严重。全国各大商场库存增加，商品购进额和销售额都呈下降趋势。房地产市场面临同样的问题，全国商品房积压更加严重，截至1996年底，商品房积压达到6624.3万平方米，比上年增加1172万平方米，增长近32%，亏损企业比例达到30%，亏损额仍在不断加大。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史表明，严重的生产过剩会导致经济危机，造成大批企业亏损破产和工人失业。生产过剩性经济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6、中国存在着大量的“经济黑洞”，财政能力相对下降， 各种隐形经济滋长蔓延，预算外收入和各种灰色收入等形成中国经济的“两本帐”。
国家财政收入总量上不断增长，但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却不断下降，从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看，亦表现为不断下降的趋势，到1996年已下降为不足30%。财政收支矛盾突出，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表现出膨胀的态势。“八五”时期财政赤字总额1834.4亿元，1996年赤字548亿元。国家债务迅速增加， 1996 年发行国债1967.42亿元， 支付国内外债务本息和利用国外借款安排的重点建设支出合计1314.3亿元。国家财政收入的相对减少和债务的增加，意味着国家利用财政调控经济的能力相对减弱；收入分配格局严重向地方和个人倾斜，逐渐形成一种“尾大不掉”之势。预算外收入成为国家的“第二财政”，据估算，目前各种非预算收费总额可达5000亿元以上。1996年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共查出违纪金额220多亿元。 相当一部分政府部门的收支处于弱监管或无监管的状态，税收征管乏力，流失严重；企业方面缺乏监督和制约机制，资产大量流失；个人方面通过以权谋私、非法经营、偷税漏税等违法犯罪手段获取黑色收入。回扣之风目前几乎弥漫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各个流通环节。据国家审计署调查，目前医药用品销售回扣一般占销售收入的10—13%。据海关总署估计，目前全国每年因走私贩私而损失的国家关税约150亿美元，相当于1200多亿人民币。 有关专家测算，我国隐形经济的规模大约相当于公开经济的20%，也就是说，大约有20%的经济活动是处于国家的管理和监控之外的。预算外资金的失控、大量“小金库”的存在、各种非法收入和灰色收入的迅速扩大，使国家财产大量流失，严重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
7、农业基础薄弱，粮食储备调节困难，乡镇企业效益下降， 农民负担减而不轻，农村市场狭隘，城乡差别显著，农村扶贫任务艰巨。
近几年农业总体形势不错，粮食连年丰收，但农业基础脆弱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小农经济缺乏抗击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的能力，农田水利建设跟不上，科技资金投入不足。国家对农业的投资远远落后于对工业的投资，且绝对量从1990年到1995年还在不断减少，只是1996年有较大幅度增加。1996年，国家对农业投资127.78亿元，对工业投资4891.23亿元，投资比为1∶38.3。
虽然国家建立了粮食储备制度，但作用没有预期的那么大，对市场反应迟缓，吞吐能力差，农民丰收之后仍然存在着卖难现象，各地收购粮食仓储简陋，粮食损害风险很大。农民增产之后增收缓慢，种粮积极性容易波动。中央三令五申减轻农民负担，但一些地区农民负担易增难减，甚至发生增加农民负担，造成农村干群矛盾激化的恶性案件，影响社会稳定。农村仍然有5800万贫困人口，而且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到本世纪末基本消灭贫困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乡镇企业发展经过高速扩张之后，增长势头减缓，效益有所下降。1996年全国乡镇企业实现增加值17700亿元，比上年增长16.5%， 其增长率比上年的26.5%下降10个百分点。城乡差别明显，据测算，我国农民的消费水平与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差距为10年。农村市场狭隘，这就是我国大批商品滞销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工业发展超前而农业发展滞后的矛盾。1991—1996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4.3%，第二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6.5%，其发展速度之比为1∶3.84。1996年，第一产业增加值13550亿元，增长5.1%，第二产业增加值33148亿元，增长12.3%，发展速度之比为1∶2.41，处在相对合理的区间。我国市场工业产品相对过剩、农业产品相对短缺就是上述工业和农业矛盾的反映，工业产品相对过剩与农村市场狭隘密切相关，而农产品相对短缺则成为拉动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长期形成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以及国家对农业、农村和农民取多予少的工业优先发展政策，导致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利益向工业和城市流动，加剧了城乡差别。
8、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城市出现新的贫困阶层， 社会利益格局快速分化。民工潮持续增长，城市下岗职工增加，社会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
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个人数越来越多的“新富人阶层”和待救济的“新贫困阶层”。新富人阶层据估算有400 万户左右，涉及到的家庭人数超过1000万，占总人口的1%。 其中百万元以上财产的至少有100万户，千万、亿万富翁也在不断增加。 特别是其中的非法暴富群体最为人们所不满，主要有走私、贩毒、制售假冒伪劣产品者，金融财务部门的贪污、盗窃、诈骗等犯罪人员，侵吞公有资产的国有集体企业领导，利用职务之便索取巨额贿赂的国家干部等。除了农村还有5800万贫困人口以外，城镇已出现了一个新的贫困阶层，其中绝对贫困人口，即人均月生活费在125元以下的约有1210万人， 占城镇人口的4.4%。这些人主要是企业停产半停产下岗失业职工、 部分退休人员、无依无靠的老弱病残者家庭等。
新富人阶层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迅速崛起并不断壮大的私营企业主阶层，他们中的一些人摆阔斗富，腐化堕落，为老百姓所深恶痛绝。社会贫富差距的加大，对人们的心理造成巨大冲击。大批职工下岗失业和农民负担的加重，使工人和农民成了改革中获得最少而失去最多的两大群体，一些企业经理和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引起人们的强烈不满，极易导致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农民受比较利益驱动外出打工，据1%人口抽样调查测算， 全国农村流动人口约有7000 万人， 其中转移到外省的约占36 %， 即大约有2500万人跨省流动。农民流动具有积极意义，但也隐含着不安定因素，给城市就业带来压力。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城镇下岗失业职工还会增加，预计城镇实际失业率有可能超过8%， 社会面临着严峻的就业形势。
9、改革进入体制创新的攻坚阶段， 新旧体制的磨擦和矛盾加剧，社会权力腐败现象更加严重。市场经济体制还远未建立起来，任重道远。如何正确实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还需要进行深入的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主要立足于释放原有体制的能量、放权让利和促进体制外力量的生长。计划体制外的市场化已取得了巨大进展，由市场形成的价格，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已占92.8 %， 生产资料中占85.3%，农副产品中占83.4%。体制外力量不断壮大，包括农民家庭经济、农村乡镇企业、三资企业和城乡个体私营经济等，都获得了迅速发展。改革已进入体制创新的攻坚阶段，在由计划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我们面临着三大任务：一是国有企业改革，建立公有制经济新体制；二是政府机构职能改革，建立市场经济的政府运作体系；三是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实质上是利益再分配的过程，现在已不再是简单的放权让利，而是让社会经济的每一部分都成为自我发展的主体，都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和义务。但社会的每部分都希望在改革过程中获得最大利益，因此就出现了“无规范的谋利行为”。现在已产生的令人担心的局面是：政府部门、司法机关、科研单位、医院、学校等等都成为获利的主体，为了弥补与体制外部分的收入差距，纷纷通过创收增加工资外收入，已演化成一场“以权换钱”的游戏，“权力腐败”现象在蔓延。这就必然会产生社会利益冲突和社会混乱，加剧新旧体制的磨擦和矛盾，使改革的任务更加艰巨和复杂，改革的难度和风险加大。
二
针对以上这些突出问题，我们有必要克服盲目乐观的心态，在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和呈现良好形势的情况下，始终保持冷静清醒的头脑。同时，在政策上作必要的调整：
1、要保持经济的快速、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必须加大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力度，改革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拉动的状况，走依靠科技进步的内涵式和效益型发展道路。必须对投资进行强有力的宏观调控，通过发布行业、产品和市场、投资信息，制定产业政策，引导和规范投资行为，特别是政府必须控制政府的投资行为，并对投资结果负责。要下决心解决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的问题，甚至必要时要建立投资重大损失的责任追究制度。毛泽东同志曾说过，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对于造成巨额投资浪费的行为，必须追究其法律责任。
2、积极稳妥地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特别要认真总结建立新体制的试点工作经验，研究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企业制度，股份制改造必须在转变企业运营机制上下功夫，坚持从整体上搞活整个国有企业，加快资产重组步伐，走减员增效、下岗分流、规范破产和鼓励兼并的路子，重视解决下岗职工的生活和就业问题，积极实施再就业工程。
3、加强金融监管力度，特别是信贷管理和外资进入管理， 规范金融证券行业操作行为。建立预警机制，适时微调，注意化解金融风险，最终形成国家金融安全体系。
4、全面总结我国对外开放和引进外资的经验教训， 把对外资的引进和管理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实行统一的国民待遇。特别要注意解决地方大肆违规优惠、盲目重复引资的问题，中央必须制定相应的标准和政策，防止在引进外资中无限度地“让市场、让股权、让利益”。要注意保护民族工业，保护民族品牌，区别不同情况制定相关的产业政策，严格划分鼓励、允许和限制的产业范围，加强反倾销斗争。
5、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警惕“生产过剩性经济问题”的发生。大力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实施企业兼并、资产重组和大公司化战略，达到国民经济的结构改组和升级。进一步开拓国内市场，特别是范围广而具有潜力的农村市场。实施出口导向战略，把出口带动经济增长放在优先的位置，牢牢把握市场和贸易这两个经济发展的关键。
6、重新调整国家收入分配格局， 提高国家税收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加强税收征管，增强国家财政能力。整顿社会经济秩序，严格控制各种预算外收入，坚决打击和取缔各种非法收入，加强国有资产管理。进一步改革工资制度，把工资外收入逐步理入工资，使人们的各种隐形收入公开化，并依法征收个人所得税。继续调整国家、集体与个人的分配关系，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作用。
7、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业生产能力的后劲， 增强国家粮食储备调节功能，实施农业保护政策，防止市场粮价波动影响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加快乡镇企业改制步伐，促进乡镇企业快速、持续、稳定发展。进一步调整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的利益分配关系，要更多地向农业、农村和农民倾斜。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加快农民增产、增收和奔小康的步伐，大力培育农村消费市场，不断缩小城乡差距。
8、调整社会利益格局，利用国家再分配的方式促进社会公平， 通过税收调节高收入，建立新的社会保障制度，保证社会低收入群体和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加快农村和城市的扶贫和脱贫步伐，要特别注意防止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在东部沿海地区先富起来之后，要对中西部地区实行政策倾斜，逐步缩小地区差距。在改革中要更多地考虑和照顾到工人和农民的利益，而不能损害他们的利益，这应该成为我们改革的一条基本原则。加强社会失业监控，把解决就业问题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实现社会经济发展“高增长、低通胀、广就业”的目标。
9、配合国有企业改革，转变政府职能， 建立配套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立市场经济新体制的步伐。整顿社会分配和再分配秩序，严格控制国家行政事业单位的获利行为，坚决纠正单位集体以权谋私现象。为了使改革顺利进行，我们需要塑造社会公众积极向上的心态，鼓舞人们艰苦奋斗、开拓进取干事业的精神。我们需要卧薪尝胆，居安思危，审时度势，知难而进，坚定不移地把我们的改革大业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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