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风骨”简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建安论文,风骨论文,简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汉末建安年间在曹操父子的周围，聚集着“建安七子”等一大批文士，他们用自己的诗歌创作反映动乱的社会现实，歌唱统一的理想抱负，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形成了为后人称道的“建安风骨”。但由于学术界对“风骨”二字的含义一直索解纷纭，因而人们对“建安风骨”也就有不同的理解。本文拟就这一问题做一点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
谈到“建安风骨”，人们就会想到刘勰《文心雕龙》的《风骨》篇。但实际上，刘勰在他的这部专著中，并没有直接提出“建安风骨”。最早出现的类似提法是“建安风力”，出自钟嵘的《诗品》。①接着唐初的陈子昂提出了“汉魏风骨”②，李白也有“蓬莱文章建安骨”③的诗句，稍后殷璠在《河狱英灵集》的“集论”中说：“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而真正明确提出“建安风骨”的是宋代的严羽，他在《沧浪诗话》中说：“黄初之后，惟阮籍《咏怀》之作，极为高古，有建安风骨。”那末，究竟什么是风力、风骨和气骨呢？“建安风骨”又该如何正确理解？
“风骨”一词，源于魏晋时代对人物的品鉴，如沈约《宋书·武帝纪》写“刘裕风骨不恒，盖人杰也。”这里的“风”指风采，“骨”指骨相，合在一起是指人的精神体貌。后来，“风骨”被引入文艺领域，特别是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加以专章论述后，为历代诗评家沿用，但含义很不一致。解放后出版的各种文学史教材对此也都有解释，可是说法不一，而且语焉不详，失之笼统。其实，什么是“风骨”还得从刘勰的《风骨》篇中去探消息。此篇的开头说：
《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是以怊帐述情，必始乎风；沈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生焉。
故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捶宇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此风骨之力也。若瘠义肥辞，繁杂失统，则无骨之徵也；思不环周，索莫乏气，则无风之验也。
风是空气的流动，有摇动万物的力量。在刘勰看来，《诗经》中的民歌具有教化和感染的力量，这就是“风”的作用。当然这个“风”不是别的，而是诗歌中流露出来的情志，也就是作者真实深刻的思想感情。这样的感情之“风”同自然界之风一样具有动人的力量。所以刘勰把“风”放到了作文抒情的“必始”位置上。范文澜在《风骨》篇的注中说：“本篇以风为名，而篇中多言气。《广雅·释言》：‘风，气也。’”两者的差别只是情志蕴藏在作者内心未动谓之“气”，表现于文章中而产生出艺术感染力则为“风”。故而刘勰说“意气骏爽，则文风生焉”、“索莫乏气，则无风之验也。”因此“风骨”有时又叫“气骨”。那末文章应有什么样的“风”呢？刘勰在文中用“骏爽”、“凌云”、“清峻”等词来形容文风或文气，意思是说作者必须有昂扬爽朗的思想感情，才能产生文风，具有感人的力量。骨是人体的支架，有坚实的性质，人赖骨而立。故刘勰说：“沈吟铺辞，莫先于骨。”这里的“骨”是指作品中坚实有力的语言，它是作者表情达意的物质材料。对于语言，刘勰认为必须锤炼，使之“端直”有力，才能“文骨成焉”。骨之贵在力，所以“风骨”又叫“风力”。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④，“风”与“骨”的关系也就是“情”与“言”的关系，两者紧密联系、互相依存，成为一个完整的概念。刘勰在《风骨》篇中尖锐批评那种“索莫乏气”、“瘠义肥辞”无“风”没“骨”的文章。他以鸷鸟健飞为喻，反复强调作文应“气猛”、“风遒”、“骨劲”，做到“风清骨峻，篇体光华”，这样的文章才能产生强大的艺术感染力。所以，所谓“风骨”是以端直有力的语言来表达作者昂扬爽朗的情志，具有感人的艺术力量。它既包括文章的思想内容，又包括文章的语言形式，更强调文章感化教育的社会功能。刘勰在论述“风骨”时，曾举潘勖的《册魏公九锡文》和司马相如的《大人赋》为例，可见“风骨”应是各类文章的共同要求。但“《诗》总六艺，风冠其首”，“风”的概念及其作用实由《诗经》中的民歌而来，因此“风骨”一词用于诗歌最为适宜，故已成为我国古代诗论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概念。
二
刘勰在《风骨》篇中虽没有提出“建安风骨”，但他在《文心雕龙》的另外两篇中对建安文学作了精辟的分析，这正是对“建安风骨”的最好说明。
在《明诗》篇中，刘勰指出建安诗人们“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又在《时序》篇中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这两段文字是说，建安时期曹氏父子与“七子”由于亲身遭受流离颠沛的痛苦，同时他们又有磊落的胸怀、卓越的才华，因此以质朴明晰的语言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抒发心中抑郁不平之气，从而形成了“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的独特风格，所谓“志深”，指的是情志真实、思想深刻，也就是意气骏爽的“文风”；所谓“笔长”，指的是以优美的文笔表情达意，也就是结言端直的“文骨”。“梗概”即慷慨，“梗概而多气”是指建安诗文具有悲凉慷慨、刚健有力的风格，正确揭示了“建安风骨”所具有的鲜明的时代特色。
“志深笔长”、“梗概多气”的“建安风骨”，在建安诗人们的作品中有充分的表现。曹操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又是一位雅好诗文、“横槊赋诗，皆成乐章”⑤的文学家。他“外定武功，内兴文学”的历史功绩，使他济世创业的豪迈气概和风流倜傥的诗人气质融为一体，因而他的诗最具“梗概多气”的建安风骨。曹操有乐府二十余首，真实地描绘了汉末的战乱和人民的苦难。他的《蒿里行》等诗被后人称之为悲凉慷慨的“汉末诗史”。《短歌行》、《观沧海》、《龟虽寿》等诗篇抒发了诗人奋发进取的豪情和壮阔的胸襟。历代评论家对其诗几乎是众口一词：“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⑥“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⑦“曹公诗气雄力坚，足以笼罩一切。”⑧这些评论正确地道出了曹操诗歌的风格特点。曹丕虽然也是“生乎乱，长乎军”，但由于政治思想趋于保守，又为宫廷生活所囿，因此他的诗题材较窄，风格纤弱，缺乏风力。刘勰说：“子桓虑详而力缓”⑨，清人陈祚明也认为曹丕的诗“气不充”、“力不及”⑩。“气不充”即情志不深，“力不及”即骨力柔弱。但曹丕的诗亦“志不出于淫荡，辞不离于哀思。”(11)其代表作七言诗《燕歌行》用清新自然的语言把少妇秋夜独居的孤寂、思念丈夫的悲叹、痛苦执着的期待，刻画得细致入微、忧伤感人，仍与悲凉慷慨的时代之音相合拍，具有一定的风骨。
曹植少时就好文学，并怀有大志。只因文人习气太重，且“任性而行，不自雕励”(12)，故而失去曹操的宠爱。曹操死后，曹植备受曹丕父子的猜忌和迫害，年仅41岁便郁郁而死。曹植现存诗八十多首，悲凉慷慨的情调贯穿其创作的始终。他前期的诗歌主要是高唱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慷慨激昂，乐观豪放。如《白马篇》境界恢宏、格调高昂，抒发了诗人积极进取的情怀。后期由于诗人的政治、生活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对社会和人生的深切体验，使他青年时代那种浪漫自负的勃勃雄心和豪迈气概，一转而为悲痛愤激之情。因而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所激起的抑郁不平之气、哀伤忧愤之情成了他后期诗歌的主要内容，慷慨中透露出苍劲和悲凉。他那“愤而成篇”的《赠白马王彪》就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诗人深刻揭露了统治阶级内部骨肉相残的事实，感情深沉真挚，读了感人肺腑。《野田黄雀行》、《七哀诗》、《杂诗》诸篇，除了抒写志不得伸、才不得展的悲愤外，还表现了他渴望得到重用以便建功立业的壮志。这些诗篇突出体现了志深笔长、慷慨任气的“建安风骨”。但曹植与曹操不同，他注重诗的艺术技巧，故钟嵘评其诗是“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13)达到了情文并茂、风骨兼备的境界。
“建安七子”跟曹氏父子一样，亲自经历了汉末的动乱，又有建功立业的抱负，因此他们的作品大多具有建安文学的共同特征，即“风骨”。“七子”中成就较高的是王粲、陈琳和刘桢。王粲的《七哀诗》和《登楼赋》，真实地刻画了军阀混战造成“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社会现实，抒发了自己怀才不遇、渴望建功泞业的真挚感情，极具“建安风骨”。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生动地揭露了动乱年代繁重的徭役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既是一篇对封建徭役制度的控诉书，又是一曲劳动人民坚贞爱情的颂歌。刘桢是一个极有个性的诗人，钟嵘誉之为“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14)他的三首《赠从弟》诗，风清骨峻，动人心魄。谈建安文学除了三曹和“七子”外，还不能忘了女诗人蔡琰。她的五言《悲愤诗》，以“悲愤”之情，叙述自己十余年的不幸遭遇，反映了战乱中广大妇女的悲惨命运，血泪控诉了军阀的罪恶，为建安文学增添了灿烂的一页。
三
“建安风骨”之所以在建安时期形成是当时社会现实和诗歌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
东汉末年，政治黑暗、朝廷腐败、群雄并起、战乱频繁。但跟世界上的任何事物一样，社会动乱也有两重性：一方面它给人民带来灾难，另一方面它又以活生生的现实教育人，起到动员人们起来变革社会现实的作用。建安诗人大多是胸怀大志、忧世济时的文人，社会动乱将他们卷入生活的激流，使他们亲眼目睹国家和人民的苦难，自身也感受到乱离的悲怆。但他们并没有悲观失望，而是在心中蒸腾起一种拯家国于乱离、救百姓出水火的历史使命感，于是迸发出一种慷慨激昂、奋发向上的精神，写出了揭露社会黑暗、歌唱祖国统一的感人诗篇。历史上每逢易代之际，文风常要发生变化，这是时势使然，但个人的作用也不能低估。“建安风骨”的形成，曹氏父子功不可没。鲁迅认为曹操执掌政权的特点一是“尚刑名”，二是“尚通脱”(15)“尚刑名”就是实行严厉的法禁，以创造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尚通脱”就是提倡说真话，造成一种宽松自由的政治氛围。在这种进步思想和政策的感召下，天下人才云集邺下，形成了一个“俊才云蒸”的彬彬盛世。曹丕居太子、帝王之尊位，主持邺下文坛。他反对文人相轻，并著书立说，自觉地探讨文学创作的规律，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著名观点。曹植更是以他那独占八斗的才力，勤奋写作，对建安诗坛作出了杰出贡献。总之，曹氏父子凭借他们的政治地位和自身的创作成就，把一大批文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冲破儒家传统思想的束缚，扫除汉代宫廷文学的不良文风，为建安文学的繁荣和“建安风骨”的形成起到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
“建安风骨”的形成，跟诗歌自身的发展也有密切的关系。我国的诗歌，从《诗经》、《楚辞》到汉乐府，都没有离开民歌的影响。建安诗人从《诗经》、民歌中摄取养料，更自觉地、直接地向汉乐府民歌学习。建安诗人所表现的题材，如社会动乱、军阀混战、徭役苛重、人民流离、思妇哀怨等都是乐府民歌中最为常见的内容。建安诗歌与汉乐府民歌相比，题材更为广泛，内容更为丰富，主题也更加深刻；为了抒发慷慨之言，由乐府的叙事为主转而为抒情见长；诗歌的语言在保持民歌语言明白晓畅、质朴爽朗的基础上，进一步向质文并茂方向提高和发展。胡应麟在《诗薮》中这样说：“魏武‘对酒当歌’，子建‘来日大难’，己乖四言面目，然汉人乐府本色尚存。”正是建安诗人这种敢于创新而又不离“乐府本色”的学习精神，才得以形成“建安风骨”。“建安风骨”的形成，还受到被刘勰誉之为“五言之冠冕”(16)的《古诗十九首》的直接影响：(1)《古诗十九首》作者是一群失意文人，他们从自身的坎坷经历中，激发起对黑暗现实的强烈不满。因此这是一组富有现实主义的怨歌，它是建安诗人慷慨高歌的前奏。(2)皎然在《诗式》中不仅肯定《古诗十九首》“辞精”“义炳”的文学成就，还指出它已“始见作用之功”，即开始注意作品的艺术构思，这为建安诗人走向文学的自觉作了先导。(3)《古诗十九首》是一组主情任气、尤重感兴的抒情诗，它为建安诗人“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提供了有益的经验。(4)我国的五言诗，虽在西汉时就已出现，但在民间发展十分缓慢，《古诗十九首》顺应诗歌自身发展的趋势，出现于东汉末年，为建安时代的“五言腾踊”创造了条件，也为“建安风骨”的形成在形式上奠定了基础。因此建安诗歌和《古诗十九首》有着不可分割的血缘联系。
总之，建安年间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个文学繁荣、成就辉煌的时代，“建安风骨”正是对建安文学成就和特点的高度概括，并成为我国古典诗歌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在后世，当文学脱离现实、走上形式主义的邪路时，“建安风骨”就成了进步文学家、批评家们力矫时弊、唤起革新的一面旗帜。因此，直到今天它仍然值得我们去认真研究。
注释：
①⑦(13)(14)《诗品》。
②《与东方虬修竹篇序》。
③《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
④《毛诗序》。
⑤刘履《选诗补注》卷二。
⑥敖陶孙《诗评》。
⑧刘熙载《艺概》。
⑨《文心雕龙·才略》。
⑩《采菽堂古诗选》卷五。
(11)《文心雕龙·乐府》。
(12)《三国志·陈思王传》。
(15)《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16)《文心雕龙·明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