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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关系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长远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科学发展观的丰富内涵
发展观是从哲学角度对发展问题的诠释，是人们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涉及为什么发展、发展什么、怎样发展即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等问题。科学发展观具有丰富的内涵，深刻的寓意。它和以往发展观的不同，是强调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坚持以人为本，是针对以物为本、以钱为本、以权为本、以神为本而言的。“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和本质，明确了为什么发展，为谁发展，即解决了发展的本质和目的的问题。
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坚持以人为本”，“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解决的是发展什么、怎样发展，即发展的方向和要求的问题。既包括对发展本身及其评价标准的认识，也包括对发展道路及其效果的认识。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由于执政者发展观的不同，会导致发展道路选择的差异及其发展成本和效益的差异。
促进全面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所谓全面发展，是针对片面发展而言的，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物质、政治、精神文明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保持协调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原则。所谓协调发展，是针对失调、失衡发展而言的，就是要做到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五个统筹”；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实现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的有机统一，促进发展的良性循环。
实现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所谓可持续发展，是针对只顾眼前，不顾长远，甚至吃子孙饭，断子孙路的发展而言的，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社会和谐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
实行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的总体要求。统筹兼顾是我们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优良传统。在当前我国社会多样性日益发展的条件下，统筹兼顾尤其显得重要。所谓统筹兼顾，就是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协调好改革和发展中的各种利益关系，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接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团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顺利推进我们的伟大事业。
“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是科学发展观要达到的目标，也是衡量发展是否科学的最终标准。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而实现现代化的目标，都要以是否“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去衡量。十六届三中全会后，深圳、湖州等东部地区将原定的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间推迟，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原定的指标系统对社会发展特别是人文发展的指标考虑不足，份量不重，需要补课、延期。
很显然，上述诸多要素可以从发展目标、本质、动力、条件、机遇、主体、要求、模式、重点、空间、路径等角度去加以考察和研究。但其发展概括起来主要还是五大特征：民本发展、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统筹发展。这五大特征也是科学发展观所要达到的五大目标。
二、现实发展的紧迫需要
科学发展观的形成首先是现实发展的紧迫需要，这种紧迫需要可以从多种角度分析。
1.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并明确提出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等方面的目标和任务。要达到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首先要着力解决改革中逐渐累积的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如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明显强化，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所拉大；地区发展很不平衡；由于社会事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所出现的“一条腿短、一条腿长”的问题；以及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和人口不断增加，资源缺口日趋扩大，生态环境形势严峻等。如不切实解决好这些矛盾和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就会成为一句空话。而要切实解决好这些深层的矛盾和问题，首先必须克服过去在发展观认识上的某些偏颇。这些偏颇突出的表现是“五重五轻”：重经济发展、轻社会发展；重经济总量扩大、轻经济结构优化；重物质财富获取、轻环境生态保护；重眼前利益、轻长远福祉；重物质成果、轻人的价值。正是由于认识上的这些偏颇，不但使得我们在改革中积累的上述诸多矛盾和问题日益加重，也使得我们对改革开放前，曾经取得过的一些比较成功的发展经验和作法如强调建立以预防为主的社会公共卫生体系，建立健全中国的农村合作医疗，加强农村义务教育，加强农村农田水利的基本建设，提高农村抗灾能力等，在体制转轨中有所流失。因此，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也为我们正确地认识和处理这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南。
2.非典疫情的突袭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2003年初，非典疫情的突袭，暴露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某些薄弱环节，特别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一些非典疫情严重的地区严重缺乏传染病医院的现实，暴露出我国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滞后，给了我们直接的启示，引起新一届中央政府对发展观的审视和反思。温家宝总理谈起这场疫情给我们的启示时明确指出：“一个民族在危机中可比平时学到更多。一个民族在灾难中失去的，必将在民族的进步中获得补偿。”通过抗击非典斗争，我们比过去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城市发展和农村发展还不够协调。2003年6月17日温家宝主持召开“加强公共卫生建设，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座谈会，在总结发言中第一次从四个方面阐述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发展观。同年7月28日，胡锦涛在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更好地坚持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同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54周年招待会上，在谈到SARS危机时，温家宝说：“抗击非典斗争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就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整个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坚持统筹兼顾，保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必须坚持人与社会和谐相处，实现持续发展；必须坚持改革创新，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应该成为我们长期坚持的重大指导方针。”这都说明，科学发展观形成的直接动因是抗击非典的启示。
3.突破现实发展“瓶颈”制约的必然选择 据中国社科院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的研究，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矛盾就表现得十分明显。这方面的矛盾突出地表现为四个不平衡。
一是经济结构调整了，但社会结构没有相对的调整。如工业化已进入中期阶段，而城市化还在初期阶段。2002年城市化率为39.09％，比世界平均城市率48％低10个百分点；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2002年我国的三个产业结构依次为：一产14.5％，二产51.8％，三产33.7％；而就业结构为：一产50％，二产21.4％，三产28.6％，就业结构与经济结构不协调。二是经济发展了，但教育、科技、医疗卫生、文化、环境保护等社会事业发展滞后，不协调。从教育和卫生事业看，20多年来，我国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做得较好，但高中阶段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高等教育发展很不理想。1998年，我国普通高校在校大学生只有360万人，适龄青年毛入学率只有6.7％。1999年后连续几年扩招，2003年全国各类高校在校大学生1900万人，毛入学率才达到17％，还只达到1996年世界平均16.7％的水平。医疗卫生事业虽有很大发展，但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一方面是财政投入少，尤其是体制不合理，“重城轻乡”，85％的医疗卫生资源和经费投在城市，农村缺医少药状况严重，原有的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基本垮了。世界卫生组织在《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中，对全世界191个国家和地区的医疗卫生状况进行排名，中国排在第188名。三是管理相对落后，跟不上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要求。改革20多年来，许多城市公共事业设施已初具规模，“硬件”相当现代化，但管理不善。交通拥堵，环境脏、乱、差，空气污染严重，“软件”跟不上。以交通为例，1949年，全国公路通车里程只有8.07万公里，2002年达到176.5万公里。1998年中国只有一条高速公路，2002年已超过2.5万公里，跃居世界第二。但交通管理水平却没有相应提高，各类交通事故频发。四是目前我国已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社会事业的管理体制基本上还没有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改变过来。这方面的改革还在试点、摸索。多数单位效率低，成本高，服务质量差，阻碍社会事业发展社会经济面貌。
与上述矛盾相关，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居民收入差距也持续扩大，城乡失业和贫困问题表现得较为突出。以城乡居民收入为例，东、中、西三大区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之比，1980年为1.11∶0.93∶1.1，1990年扩大为1.26∶0.92∶1，2000年为1.40∶0.94∶1；三大区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之比，1980年为1.28∶1.05∶1，1990年扩大为1.59∶1.19∶1，2000年扩大为1.92∶1.3∶1。中西部发展缓慢的原因主要是市场化率低（东、中西的比例为80％∶50％∶30％），城市化率低（2002年全国的城市化率为39.09％，中西部都比全国平均率低，有的不足30％），所以中西部与东部的差距实质上也是城乡差距。
至于可持续发展中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问题就更为严重。据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的分析，这是因为：第一，我国生态环境先天脆弱。国土面积的65％是山地和丘陵、70％每年受季风影响，33％是干旱或沙漠地区，55％的国土不适宜人类生活和生产。第二，我国人口多，人均占有资源相对少。正如温总理所说：“一个很小的问题，乘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大问题；一个很大的总量，除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小数目。”据统计，我国人均水资源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600多个城市中400多个缺水，110个严重缺水。人均耕地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石油、天然气、铜和铝等重要资源分别只占世界人均水平的8.3％、4.1％、25.5％、9.7％。第三、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还处在由粗放型向效益型转轨的过程中，能源浪费大，有效利用率低，环境破坏严重。无序、无度消耗，迅速透支着宝贵的不可再生性资源。据估计，我国消耗了全球原煤产量的31％，铁矿石产量的30％，钢材产量的27％和水泥产量的40％，而创造出的GDP不足全球的4％。我国每创造1美元产值，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这样的消耗和产出比是难以长期承受的。由于生态的恶化，从上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我国每年沙土化面积从560平方公里增加到2460平方公里，近18个省的471个县、近4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受到荒漠化威胁。人均耕地从1952年的2.82亩减少到2003年的1.43亩，中低产田比例由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2/3增加到90年代的4/5。废水排放总量达439.5亿吨，超过环境容量的82％，七大江河水系劣五类水质监40.9％，75％的湖泊出现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诸如此类的事例无不充分说明，严峻的发展“瓶颈”制约，逼迫我们不得不将原有的发展观加以丰富和发展。
三、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
提出科学发展观，不仅是现实发展的紧迫需求，也是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党一直把发展看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看作为之奋斗的历史使命和紧迫需要。根据当时我们党对国情世情的分析和判断，我们发展观的演进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是1949年建国后的29年。新中国刚成立，我们党就提出首要的任务是解决人民生活中的“吃穿用”问题，实行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四面八方”政策，迅速地巩固了人民政权，恢复了国民经济，并进行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三大社会主义改造。80年代中期我们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之后，鉴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毛泽东写了《论十大关系》，提出了正确处理十大关系，统筹兼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发展方针。党的“八大”明确指出：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在此前后，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向自然开火，向科学进军的号召，要求全党实现由阶级斗争向自然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转变。还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主要依靠国内市场。遗憾的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在发展的指导思想上向“左”的错误倾斜，逐步改变了上述正确认识，走入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歧途，从而导致了10年探索中的曲折，并最终酿成10年“文化大革命”的失误。
二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4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对前一段发展观的科学反思，特别是10年“文化大革命”失误的教训，重新确立了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使我国开始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此后，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拓展和深化，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理论、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及其相应的一整套路线方针和政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阶段性飞跃，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在这两个科学理论体系指导下，形成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分“三步走”基本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观，在发展的指导思想、战略、道路、路线、纲领、目的、动力、主体、精神等方面都立了一整套的章程和作法，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必须实行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三是党的十六大在全面分析国际国内形势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我国新世纪实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第三步战略部署，特别是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任务。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按照十六大精神，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特别是抗击非典的重要启示，明确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
从上述历程中可以看出：如果说上述第一个阶段的发展观，由开始正确到后来误入歧途，是认识上的迷误和曲折的话。那么，第二个阶段的发展观，由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三个重大转变”，则是由发展观的升华而导致的执政理念的一次重大飞跃。第三个阶段的发展观，由过去那种偏重于解决温饱问题、偏重于沿海地区发展、偏重经济建设的发展观，转变到更全面、更高层次、更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发展观，则是由发展观的丰富和升华而导致的执政理念的又一次飞跃。这一次飞跃和前一次飞跃的最大不同是，前一次飞跃是执政理念的拨乱反正，继承的只是开始的成功探索和后来总体上失误探索中的某些正确的思路与作法。而这一次飞跃继承的则是全面的系统的，有些新的思路、理念，如经济和社会发展统筹，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协调等，还是在前一次飞跃中已经酝酿成熟并形成共识的。只不过因为当时的某些条件尚未具备，而未能提升到科学发展观这样的更高层次上去概括。因此，对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要给以全面准确的理解。它并非对改革开放20多年来发展观的否定，而是在继承其基本路线、基本理论、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础上的丰富和升华，是顺应时势发展的与时俱进。
四、世界文明成果的借鉴
近代以来，世界各国的发展观经历了漫长曲折的历史演进，出现过血与火的斗争，还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二战后，人们从历史的反思中，促进了发展观的演进，这种演进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是20世纪50～60年代，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传统发展观占据主导地位，几乎将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但实践证明，这一发展观虽对促进经济增长起了积极作用，却由于经济增长并不能体现收入分配的改善和社会结构的完善，也不能反映技术进步的变化，并没有给人们带来所期望的福祉，反而出现了高增长下的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社会腐败、政治动荡、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学术界将其归纳为“有增长无发展”、“无发展的增长”。于是社会问题开始受到重视，经济学家也开始关注一些“社会指标”，如识字率、教育、卫生保健条件等。
二是20世纪70～80年代，综合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观逐渐成为主流。人们从实践中认识到发展是经济社会各方面综合协调发展的系统工程。西斯尔指出：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所提出的问题是：贫困发生了什么变化？失业发生了什么变化？（收入）不平等又发生了什么变化？如果这三方面都从原来的高水平下降了，这个国家无疑正经历着发展时期。如果这三项中的一种或两种，甚至全部三项都在恶化，即使这个国家人均收入翻了番，也不能说它在发展。有的学者还提出建立包括经济、社会、环境、生活、文化等各项指标在内的新发展价值体系，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出现了多种流派的政策理论和政策主张，其中对世界发展进程影响最大的是两件事。一是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在全世界范围内突出地提出保护和改善环境的问题；一是80年代以来“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倡导。1992年联合国环发大会通过《环境与发展宣言》，标志着世界各国对可持续发展问题达成了广泛共识。
三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联合国提出了“人类发展”的概念，形成了以“人类发展”为核心的现代发展观。明确提出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改善所有人的生活，发展应当以人为中心，经济增长只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自1990年首份《人类发展报告》提出“人类发展”概念后，这一概念的定义逐渐完善，到2001年它的最新概念被定义为：“人类发展涉及创造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中民众可以充分实现他们的潜力并导向同他们的需要和利益相一致的建设性的和创造性的生活。人民是各国的真正财富。发展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民众所珍视的生活而扩大他们的选择。经济增长只是扩大人们的选择的一种工具。拓宽人们的各种选择的最基本途径是进行能力建设。人类发展最基本的能力是享受健康长寿的生活，知识丰富，能够获得体面生活所必需的各种资源并能参与社会共同体的生活。没有这些能力，生活中许多选择将无从做出，许多机会将无从把握。”这个对“人类发展”的新界定，是目前为止对发展目的和本质的最高概括，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首先，它从哲学的层次上摆正了目的和手段的关系，坚决主张将民众置于发展的中心位置，提出发展应当是民有、民享、民治的过程。民众应该成为发展的受益者而不是发展的工具，更不应成为发展的牺牲品；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全球化等都只是人类的发展工具，应当服务于人类发展。其次，它具有高度的综合性，把发展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有机地统一起来。第三，它是多元的开放的，集中地反映了人类关切的各种普遍问题并能容纳新的政策挑战。第四，它具有激励社会运动和指导政策议程的作用，对各国和国际社会有着广泛和深刻的影响。
中国发展是世界发展的一部分，而且是富有特色的重要的一部分。对于世界文明发展的上述成果我们党从来十分关注，并且予以积极的借鉴。即使在“文革”时期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我们党也于1973年召开了全国第一次环保工作会议，并且开始抓计划生育工作。和改革开放同步，1979年我们颁布了《环境保护法》；1981年开始的第六个五年计划，由过去的“国民经济计划”改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反映了发展观念和政策导向的重大进步。1994年中国政府在世界上率先推出《中国21世纪议程》，对实现可持续发展做出庄严承诺。从党的“十二大”到“十四大”，都对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给予高度关注。“十五大”明确提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十六大”规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四个方面的重要目标，其中之一就是：“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科学发展观形成正是对世界文明成果的借鉴与升华。这也是我们党作为世界最大执政党，我们国家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在探索经济和社会发展道路方面，能够顺应世界先进潮流，并且有所创造的一种体现。
五、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科学发展观是深化诸多规律认识的新成果。其突出的表现是：
1.深化了世界现代化发展规律认识 世界现代化发展进程的规律表明，一个国家的人均GDP从500美元至3000美元是发展的关键阶段。在这个阶段里，随着经济发展、社会结构、利益关系诸变数的加大，遇上的矛盾、磨擦与冲击也会增多，各种社会思潮也会剧烈激荡。正如有的学者所概括的：这是一个“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社会伦理需要调整重建”的关键时期。在这样的关键时期有可能出现两种发展结果：一种是搞得好，经济社会继续向前发展，顺利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另一种是搞得不好，贫富、城乡、地区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加剧，生态环境恶化，导致经济社会发展停滞不前，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拉丁美洲和东南亚有的国家就因为对此认识不足，预防不够，出现了经济停滞甚至社会动乱的局面。我国目前正处于这样一个既面临“黄金发展期”，又面临“矛盾凸现期”的关键时期，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正是对这一规律的尊重和把握，有利于我们未雨绸缪。
2.深化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 在改革开放的前10多年里，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现在已经转变为从“有”到“好”，要求其加以完善和发展。这就要将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规律相结合，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之路。既充分发挥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又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防止市场经济的盲目性、自发性，防止和克服其负面影响。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就是我们在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认识的基础上，提出的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3.深化了人与自然发展规律认识 由传统的单一的向自然索取，战胜自然，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转变为顺从和尊重自然，适应自然，尊重地研究把握生态平衡的规律、气候环境变化的规律，自然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的规律，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强调发展经济必须与资源、环境和人口相协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低消耗、高效益的新路。
4.深化了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 科学发展观突出强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人为本，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做到“五个统筹协调”，就是对这一规律认识的深化而带来的执政理念的升华。这方面的新升华将导致一系列的重大转变。如从偏重经济的增长、物质的享用和追求等向以人为本的转变；从单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向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全面协调发展转变；从以经济改革为重心向经济改革与社会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相结合的转变；从以城市改革为中心向城乡统筹协调发展、打破城乡两元结构的转变；从突出强调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向适当强调先富带后富、逐步实现共同致富的转变；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向一次分配注重效率，二次分配强调公平，使绝大多数人能享受公共产品转变等。而要实现这些转变，就必须适应新阶段、新任务的要求，更新发展观念，创新体制机制，改变工作作风，完善政策措施，特别是按照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的精神，大力推进改革，既正确发挥权力的作用，又恰当地限制权力、制约权力、监督权力，防止和克服腐败，实现党政职能的转变。如从政府主导型经济向市场主导型经济转变，解决政府职能缺位、错位与越位并存的问题；从优先于经济目标向优先于社会目标转变，更好地解决失业问题、收入差距问题、社会信用与市场秩序问题，为经济发展创造可靠的持续的发展环境；从审批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变，打破行业垄断，降低金融、电讯、民航、铁路、电力、石化、有色金属等基础产业的市场准入，加快教育、医疗卫生以及市政工程等社会公用事业的企业化改革，建立“统一、竞争、有序的大市场”；从行政控制型体制向依法行政型体制转变，严格依法行政；从权力社会向能力社会转变，弱化权力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强化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使劳动者都能在法律、政策、允许范围内以自己的能力获取资源；从单向控制的行政体制向网络化、扁平型、协商、合作的管理机制转变；从国家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变，变革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已经固化了的“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干部”、“工人”等等的限制，开展社区自治、行业自律、自谋职业，自主创业，树立公民自尊、自立、自强的独立人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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