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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32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 （2006）—0041—09
2006年初，温家宝在新世纪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上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提升国家创新能力、积累智力资本的重要途径，是跻身世界科技强国的必要条件。[1] 随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提出对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等战略领域做超前部署，[2] 表明中国共产党对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高度重视和关怀。然而，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战略地位却来之不易，在党和共和国的历史上，它走过一段艰难曲折的道路。
一
以毛泽东、 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非常重视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1937年，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把科学实验、物质生产、阶级斗争视为社会实践的重要内容。1940年2月， 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指出：“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3]
新中国成立后，党提出了“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4] 的战略目标，明确指出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的关键。发展基础科学对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然而，新中国的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非常薄弱，独创性的科研工作基本上尚未开展，原子核物理学、空气动力学、电子学、半导体物理学等几乎还是空白。1955年3月，毛泽东在全国代表会议上号召：“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5] 1956年1月，周恩来在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提出要认真地而不是空谈地向现代科学进军，必须为发展科学研究准备一切必要条件，并提议由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会同有关部门制定《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以下简称12年科学规划）。在制定这个科学规划纲要（草案）的过程中，关于“自然科学中若干重要的基本理论问题”一项，一开始就存在分歧。有人认为，我国科技发展处于初创阶段，工农业生产和国防建设有大量的科技问题亟需解决，发展应用科学是当务之急，不应再牵涉精力开拓别的领域。也有人认为，建国初发展应用科学是对的，但理论科学作为应用科学的基础，绝不能放松，也要有人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应该正确处理理论科学与应用科学的关系。周恩来从中国科学技术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上指出：“如果我们还不及时地加强对于长远需要和理论工作的注意，那么，我们就要犯很大的错误。没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的研究作基础，技术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质的进步和革新。”[4](p.183) 1959年4月，周恩来在二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基础理论的研究，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6] 1963年，毛泽东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高度上指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7] 他强调“科学实验，主要是指自然科学”。“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科学研究有实用的，还有理论的。要加强理论研究，要有专人搞，不搞理论是不行的。要培养一批懂得理论的人才，也可以从工人农民中间来培养。我们这些人要懂得些自然科学理论，如医学方面、生物学方面”。[8] 1962年底，中央科学小组和国家科委组织对12年科学规划进行全面检查，结果认为，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大体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国家50年代中期的水平，某些重要的基础学科得到发展，原子能、电子学、半导体、自动化、计算技术、喷气和火箭技术等新兴科学技术等，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进展迅速，为以后科学技术和国家各项建设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2～1963年，在周恩来和聂荣臻的主持下，国家科委又编制了《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规划中规定的在1972年以前就要实现的五大目标之一，就是要加速发展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填补这方面重要的空白和充实薄弱部门。[9] 可见，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非常重视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战略地位和作用。
二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在“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大背景下，许多科技界、教育界的知识分子受到批斗，大量图书资料遭到查抄以至毁坏，许多科研设备和实验室被砸烂，管理制度混乱，一些自然科学基础理论，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宇宙大爆炸理论、黑洞理论等受到毫无道理的批判，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工作步履维艰。周恩来对这些现象深感不安。1966年9月7日，在中国科学院辩论大会上，周恩来要求在进行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纲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又要推动其他两大革命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他强调指出，“我们不能看着科学院的尖端科学研究和许多重点实验像现在这样放在一边。凭我的责任来说，我不能够看着这样的情况继续下去。不能在进行文化大革命当中，使我们最紧急、最需要的业务受到影响。”[10]
1970年，周恩来强调，要在广泛深入实际的基础上把科学研究往高里提，搞点基础理论研究，把实践提高到应有的理论高度。[11] 可惜，周恩来的指示在当时难以贯彻执行。特别是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抛出的“两个估计”（建国后17年教育路线基本上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和解放后培养的大批学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成为广大教师和科研人员的精神枷锁，许多知识分子被戴上诸如“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复辟基础”、“理论至上”的帽子。
“九一三”事件以后，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基础理论研究的状况有了转机。1972年，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杨振宁在参观了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后，希望我国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和交流。7月2日，周恩来在接见杨振宁时表示完全赞同他的建议。他说：杨先生说我们的理论太贫乏了，而且我们也不跟人家交流，恐怕这话有道理，你看到我们的毛病了。又说：理论不提高，一是不能总结经验，再回到实践中去，再提高；二是对人家的经验不感兴趣。你有好的意见我们应该听取，不要还是自高自大，我们要是听了当耳边风就很危险。[10](p.533) 杨振宁的建议也得到毛泽东的称赞。[11] 14日， 周恩来在会见美籍华人参观团和美籍华人访问团时，提出应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指导下，在广泛实践的基础上，加强国内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工作。同时，再次称赞杨振宁不久前提出的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和交流的意见。他还对陪同的周培源说：你回去要把北大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10](p.536)
7月20日，周培源写信给周恩来， 反映了教师“普遍的思想情况是不愿搞也怕搞基础理论研究”，“怕挨‘理论脱离实际’的批评”；提出要把我国基础科学赶上去关键在于领导；建议由中国科学院统一领导全国基础科学研究工作，包括综合性大学的理论研究工作，要求发动科学界的广大群众，统一对基础科学工作重要性的认识。[12] 23日，周恩来致信中国科学院和国务院科教组负责人：“把周培源同志来信和我的批件及你们批注的意见都退给你们好作根据，在科教组和科学院好好议一下，并要认真实施，不要如浮云一样，过了就忘了。”[10](p.539)
8月10日，根据周恩来提议，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这次会议不仅包括科学院系统，还包括各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区的科技工作管理部门，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讨论科技工作的会议。会议就加强科研工作、重视基础理论研究等问题展开讨论，并取得一致意见。但张春桥却说，“会议的大方向有问题”，“是右倾回潮”，并要求在会议纪要中写入“黑线专政”。周恩来坚决抵制了张春桥的谬论。后来，这次会议的纪要（草案）经国务院批准，于1973年1月向各省、市、自治区及国务院有关部门作了传达。[10](p.544)
10月6日， 《光明日报》发表了周培源根据毛泽东和周恩来一贯的指示精神撰写的《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文章批评了理论脱离实际的错误倾向、“理论无用论”和“取消理科”的错误思想，阐述了科学实验和自然科学理论的重大意义。文章指出，理和工都是依据客观规律承担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任务；“理与工的关系，实质上是基础学科与生产任务的关系，彼此相辅相成，但各有侧重”，综合大学理科的培养目标是“掌握一定的自然科学理论知识，具备做科学实验、理论分析、概括和计算工作的能力”。[12](pp.970～973) 虽然现在看来这些是基本常识，但在当时却引起轩然大波。这篇文章本来是周培源1972年春应《人民日报》之邀而写的，由于张春桥和姚文元从中作梗，不得不在《光明日报》发表。《光明日报》发表这篇文章后，在张春桥、姚文元的指使下，上海派人到北大秘密调查这篇文章的“出笼背景”，到处打听“周培源的文章是不是总理要他写的？”张春桥指示上海一家报纸：“周培源有后台，不管他的后台多大多硬，就是要批！”[11] 于是，该报接二连三地刊登文章，不指名地对周培源进行“批判”。姚文元还不懂装懂地对“四人帮”的写作班子说，“基础理论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最基础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哪里有自然科学的理论。”他还叫嚣“那些口口声声说要重视基础理论的人，其实最不懂马克思主义”。[13] 在北大的一次群众大会上，“四人帮”的心腹直言不讳地说什么“因为有那么一句话（指周总理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话），有人就大做文章，翘尾巴了”。“四人帮”在北大的亲信也在党的会议上胡说什么“资产阶级权威打着共产党员的旗号写文章向无产阶级进攻，这是阶级斗争的信号”。可见，“四人帮”实际上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把矛头指向周恩来。[11]
三
然而，乌云毕竟遮不住太阳。“左”的错误思想和行为扼杀不了党对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关怀。1972年10月14日，周恩来会见李政道和夫人，主要谈国内教育和科研方面存在的问题。他说：学校学生应“以学习为主”。“对学习社会科学理论或自然科学理论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边学习、边劳动。”“我们总要有一批大学培养的研究人才出来”，在大学教育方面“要迎头赶上”。“如果设想一二十年赶上他们（指发达国家），现在就要搞起。”周恩来要求在座的国内科学家吴有训、周培源、钱学森、朱光亚、华罗庚等人注重研究人才的培养、提高。他表示：无论生产实践还是理论研究，都有待提高；要把研究工作活跃起来，把科技资料交流工作恢复起来。[10](pp.558～559)
根据周恩来的一系列指示精神，北大、清华草拟了一个教学和科研中加强基础理论的初步意见。11月8日，周恩来作了批示：“将北大、 清华两个加强基础科学学习的文件，好好按你们两个大学各自的特点改写一下，再通过教职员和新老学生认真讨论后，然后由科教组审核上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北大进一步作了调查研究，制订规划。1973年3月， 北大提出了一个《关于理科加速培养科学研究人才和加强理论研究工作的报告》。在报告准备期间，“四人帮”的亲信曾到北大借故破口大骂，发泄对周恩来关于加强理论工作指示的不满。在“四人帮”掀起的反对加强基础理论的妖雾笼罩下，这个报告所提出的要求根本无法实现。[11]
然而周恩来关于发展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指示的贯彻在中国科学院取得突破性进展。1972年9月5日，周恩来在会见巴基斯坦总统科学顾问萨拉姆博士时说：“中国科学院有些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在文化大革命中分散了，现在应该把他们集中起来，搞点研究。现在需要提高理论。本来理论是指导实践的，有了经验没有理论还不行，在理论方面我们做得很差。不仅在原子能方面，就是一般科学也是如此。一句话，许多经验，没有理论，忽视理论，这是我最不满意的。”[10](pp.548 ～549) 9月11日，周恩来复二机部四○一所张文裕、朱光亚等18名科学工作者反映国内高能物理研究工作落后、要求改变现状的来信，说：看了来信“很高兴，正是月初我们同见巴基斯坦那位科学家时所要说的话”。“这件事不能再延迟了。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同时又要把理论研究与科学实验结合起来。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的预制研究，应该成为科学院要抓的主要项目之一。”[10](p.549) 之后，周恩来同二机部、中科院负责人研究确定：组建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进行高能加速器的研究，以加强高能物理的研究工作，尽快赶上国际先进水平。[14] 10月5日，周恩来在接见即将赴美访问的中国科学代表团和医学代表团全体成员时再次强调：科学院的研究工作以基础理论为主，也要结合生产；生产部门的研究工作以结合生产实际为主，也要搞点基础理论。[10](pp.556～557) 1973年1月21日，第二机械工业部和中国科学院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联合写出关于成立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召开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预制研究工作会议的报告，提出工作会议应于“二月份召开”。周恩来批示同意。2月，二机部发出通知，将原属该部的四○一所一部和西北二○三所划归中科院领导。之后，中科院召开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预制研究工作会议（香山会议），并正式成立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10](p.574) 周恩来在1975年病重期间，还批准一项高能物理的研究项目。他还多次运用辩证法思想，鼓励高能物理研究所科研人员不断攀登科学高峰。但是，“四人帮”插手中科院，采取种种手段反对高能物理建设项目，掀起批判“理论风”黑潮，谁抓高能物理研究所的工作和基础科学，就给谁乱扣“回潮”、“复辟”等罪名；谁钻研技术、理论，就对谁挥舞“唯生产力论”、“白专道路”的大棒子；他们不准提四个现代化，不准提科学技术现代化，不准搞科学规划。
中国科学院顶住了巨大的压力，根据1972年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纪要的决定，提出《关于编制1973～1980年长远规划的安排意见》，要求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下，力争1980年内，在基础科学理论研究上，为主攻当代某些重大科学课题，打下扎实基础；在自然科学基础资料积累上，做出显著成绩。为此，中科院提出了当代科学研究前沿的三大基础课题（基本粒子、天体演化、生命起源）、若干重要新兴技术、几项基础学科及边缘交叉学科、自然资源调查和基本资料积累、以新的科技成果支援农业技术革命等五个方面的规划。[15] 1974年7月，中国科学院起草的《关于制定我院十年规划工作的安排意见（草案）》提出的奋斗目标是：为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解决一些关键的科研课题，提供一定的科学储备。在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方面，包括在当代一些新兴技术的研究方面，开拓一些新的科研领域，做到有若干较大的突破，有更多的重大科学研究成果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16] 这两个“意见”反映了党对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关注，虽然在当时科技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不正常的情况下，许多都流于纸上谈兵，但仍为后来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做了准备。
四
1975年四届人大之后，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华国锋分管科学院工作。7月，中央决定派胡耀邦、李昌和王光伟到中科院主持工作，加强领导，并要求他们提出科学院整顿工作的意见。7月9日，邓小平召集胡乔木等人开会，针对“四人帮”以哲学代替自然科学的教条主义和以生产斗争代替科学实验的实用主义，强调重视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意义。他说：“在自然科学研究中，现在对基础理论不重视，只搞应用科学，这样要赶超世界水平不行。”[17]
8月，华国锋召集中国科学院的科技人员举行座谈会， 讨论科技战线如何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四人帮”在他们主持编印的《科技工作情况》上攻击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对文化大革命和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不满”的“鸣放会”、“诉苦会”，是“资产阶级复辟夺权的信号”。[18] 面对“四人帮”的淫威和无端指责，胡耀邦等人不为所动。根据华国锋的意见，中科院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起草了《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1975年9月2日，胡乔木将《汇报提纲》改好后，改题目为《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提出科学院十年内科学研究的基本任务是：积极承担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中若干综合性的重大科研任务；开辟一批新兴的科学技术领域；大力发展基础科学研究。提纲还引用了毛泽东关于基础理论研究的若干重要论述，强调科学实验在建设社会主义强国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路线，强调“要加强理论研究，要有专人搞，不搞理论是不行的”；强调“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和“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17](pp.168～172)
8月，毛泽东左眼手术后视力有所恢复。他看了《化石》杂志创刊以来的各期，写了批语，要求印大字本送他。9月6日，该刊编辑部张锋给毛泽东写信，反映办刊的困难和科学院的一些情况。毛泽东给来信加了标题：《一封诉苦的信》，并批示印发在京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毛泽东对《化石》杂志的关心给邓小平等人以极大的鼓舞。邓小平认为“这表示主席对基础理论科学的重视”。[19] 9月，在国务院讨论科技工作的会议上，华国锋等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严肃地批判了“四人帮”破坏科技工作的种种谬论。[20] 9月25日，针对“四人帮”“哲学代替自然科学理论”（即“代替论”）以及有的领导人的疑惑，邓小平指示胡乔木整理一个“毛主席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哲学不能代替自然科学的语录，说明《汇报提纲》在理论上是有根据的，站得住的”。[17](p.87) 国务院政研室很快编写了一份题为《哲学只能概括、引导而不能代替自然科学》的材料。胡乔木又对《汇报提纲》中的相关内容做了修改，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自然科学研究的指导作用，同时强调不注意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区别，以为哲学可以代替自然科学，以为有了哲学就可以不要各门自然科学本身的基础理论，以为不需要依靠辛勤的科学实验和精确的科学论证，只依靠哲学的一般原理就能推演出具体的科学问题的科学结论，也是不对的。[17](p.88) 这些观点像一支支利箭射向“四人帮”的谬论， 引起他们的仇恨。
与此同时，教育部部长周荣鑫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多次谈话，强调我国要实现现代化，科技必须走在前面。科技干部要靠学校来培养。不能离开四化建设这个大局谈教育，小平同志讲，对基础理论要恢复名誉。他说，大学理科向工科靠，等于取消理科。不搞基础理论，那基本粒子怎么办？天体演化怎么办？北大把理科变成了机电系，复旦大学还有胆量，办了两个基础科学理论专业，但被贴了大字报，说是复辟，毛主席历来重视科学实验。现在看来，不搞基础科学，短期内问题不大，十年八年就看出问题来了，国防、国民经济都受影响。[14](pp.300、301) 10月，周荣鑫同李琦等人商量起草教育工作汇报提纲，贯彻周恩来和邓小平的指示，要求正确理解毛泽东的教育革命路线，把打着毛泽东旗帜而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论彻底暴露出来。周荣鑫的举措引起了教育界中“四人帮”势力的极大恐慌。
正当科技和教育领域的整顿紧锣密鼓的时刻，风云突变。1975年10月，邓小平由于转交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控告迟群的信而受到毛泽东的批评。毛泽东认为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由此认为“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21] 11月15日， 中央政治局讨论刘冰等人的告状信。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胡耀邦、胡乔木、周荣鑫、李昌、刘冰等人参加。当周荣鑫发言时，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江青不断插话，实际上形成对周荣鑫的围攻，什么“否定教育革命”、“搞资产阶级教育”、“搞修正主义”、“复辟倒退”等棍子、帽子一齐打来。[14](pp.304～305) 以此为借口，“四人帮”掀起了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之后，《红旗》杂志抛出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炮制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反对恢复基础教学和基础理论研究以及少数有发展前途的中学毕业生可以直接上大学等观点，并含沙射影地说，这是同毛主席关于“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的指示“唱反调”，“另搞一套”，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四人帮”还鼓吹：“这是一个信号”。实际上“四人帮”是拿周荣鑫开刀，为打击邓小平制造舆论和组织上的准备，并且把矛头指向周恩来。之后，“四人帮”之流又长篇累牍地发表了《大是大非问题一定要辩论清楚》（《红旗》1976年第1期）、 《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及《不允许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红旗》1976年第2期）、 《一份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提纲——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人民日报》1976年7月19日）、 《一个在科技界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批判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红旗》1976年第8期）等文章。与此同时，他们还在组织上打击胡耀邦、李昌等人，把周荣鑫迫害致死，改组科学院领导机构。这样不仅使基础科学研究再次遭到破坏，而且整个科技、教育领域又一次陷入混乱。
1975年8月，“四人帮”指使北大、清华大批判组编辑出版了《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三个小册子，集中攻击这三株所谓的“大毒草”。[12]( p.270)“四人帮”叫嚣三个小册子是“不用中央名义的中央文件”，“是毛主席、党中央的重大战略部署”，“无产阶级同走资派的斗争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们说，“对正在走的走资派就是批判”，“这是压倒一切，统率一切的”。[22]
然而历史却同倒行逆施的小丑们开了一个大玩笑。广大群众原来并不知道“三株大毒草”是什么，看了三个小册子之后知道了真相。广大群众说，这三个文件根本不是什么“大毒草”，而是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中国科学院的许多单位在“批判”《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时，纷纷表示看不出错在哪里，还有故意引用《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中的话来讽刺挖苦“四人帮”。大家明白，正是《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说明了什么是正确的科技路线和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也说明了邓小平主持的整顿工作代表了党的正确路线。
五
粉碎“四人帮”以后，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重见天日。1977年1月， 中央派方毅到中国科学院主持工作，清理了“四人帮”的帮派体系，重新建立党的领导机构。3月， 中国科学院理论组连续在报刊上发表了《发生在科技界的一场触目惊心的斗争》、《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推翻“四人帮”对〈汇报提纲〉的诬陷》、《驳姚文元的“代替论”》等文章，揭批“四人帮”的谬论，重新肯定了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以学习《论十大关系》① 为契机，中国科学院召开了一系列专业科研工作会议，批判了“四人帮”破坏科学实验与阶级斗争、自然科学与哲学、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等一系列辩证关系的罪行，要求把颠倒的科技路线、方针、政策、方法再颠倒过来。[23] 以纪念《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为契机，方毅召集老一辈科学家举行座谈会，谴责“四人帮”在科技领域的罪行，批判了他们与毛泽东科技思想相对立的反动谬论使“科技人员获得了第二次解放”。[24]
5月12日，邓小平召见方毅和李昌，就科学和教育问题作了谈话。 他强调：“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行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所以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25] 5月30日，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联合召开会议，听取方毅、李昌和武衡汇报科学院的工作。这次会议强调科学实验是三大运动的重要方面，对科学技术，一要普及，二要提高。会议还决定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由中国科学院和国防科委负责筹备。[26] 6月，中科院理论组、全国科协理论组和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组联合召开了自然辩证法座谈会，比较系统地批判了“四人帮”所谓的“辩证法就是诡辩论”、“自然科学基础理论就是自然辩证法”等谬论。会议要求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加强哲学工作者和自然科学工作者的联系，并有计划地组织编写、翻译和出版关于自然辩证法的各种学习材料、辅导材料和研究材料。
6月20日② 至7月7日，方毅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和中央会议的精神，主持召开了科学院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到会的不仅包括科学院所属各单位，还有有关部委以及各省、市、自治区科技部门的干部和科学家。[15](p.174) 会议传达了中央关于科技政策的最新精神，回顾了新中国科技发展历程，批判了“四人帮”的反动言论。会议还专门论述了加强基础理论科学的观点，强调：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科学研究，认真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科学研究要走在生产建设的前面；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近期需要和长远需要的研究工作，要统筹兼顾；在伟大的科学实验群众运动中，专业科技队伍应当起骨干作用；党的领导干部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同时热心科学，熟悉业务，成为内行。会议讨论了《1978～1985年中国科学院发展规划纲要（草案）》。草案提出包括分子生物学在内的5个重点科研项目和3项重大科学实验工程，即高能加速器、 重离子加速器和大型受控热核反应实验装置。[27]
搞科学发展规划是邓小平一直赞同的。8月， 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说：“过去国家科委搞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的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这个规划到一九六二年就基本完成了，后来又搞了十年规划。我总觉得科学、教育目前的状况不行，需要有一个机构，统一规划，统一调度，统一安排，统一指导协作。”[25](p.52)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1977年12月至1978年1月， 国家科委在中科院八年发展规划的基础上，召开全国科技规划会议，编制了《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长远规划（草案）》。这个规划包括基础科学与技术科学两大部分，确定了108个项目作为全国科学技术研究的重点。1978年3月18日，我国科学史上的空前盛会——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邓小平在开幕式上的讲话宣告了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第二个春天的到来。方毅在工作报告中专门对《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作了说明。全国科学大会是我国科学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标志着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科学技术迎来又一个春天，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也获得又一次新生。
在这样的背景下，1977年九十月间，中国科学院召开了全国自然科学学科规划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国科学院，高等院校，中央有关部、委，各省、市、自治区科技部门共220个单位1200多名代表。 与会人员控诉了“四人帮”破坏基础科学理论研究的罪行，批判了“四人帮”给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扣上“资产阶级学科体系”帽子的错误，驳斥了“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谬论。会议分别就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学、生物学等六大基础学科和各分支学科制定了规划，然后提出了《全国基础科学规划纲要（草案）》。规划纲要提出的分阶段的奋斗目标是：从现在起，在三五年内，科学院和高等学校要初步建立起基础学科研究体系，继续发展一些学科某些方面的优秀成绩和领先地位，扎扎实实地全面地向着赶超世界先进的科学水平进军。在八年内，要建成学科门类齐全，中央和地方互相配合，拥有一批现代化实验室的基础学科研究体系，全面展开各学科的研究工作，在一些学科的某些领域接近和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在基础学科的更多方面做出优秀成绩和进入世界先进行列。到20世纪末，基础科学各分支学科要大部分或绝大部分接近当时世界先进水平，有相当部分赶上当时世界先进水平，个别学科要居于领先地位。[28]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于1979年1月批转了这个规划，并在批语中指出：四个现代化的关键在于科学技术现代化，基础科学是整个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不论从当前还是从长远考虑，不搞基础科学研究是不行的。[27](p.83)
就这样，在中国共产党的关怀下，中国的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历经千辛万苦，走过许多坎坷，终于步入了正轨。
［收稿日期］2005—04—27
注释：
① 《论十大关系》于1976年12月26日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
② 据《人民日报》1977年7月8日记载，这次会议是6月20日开始；《中国科学院》一书记载是1977年6月22日至7月7日，在方毅主持下在北京召开了院工作会议。此处取前一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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