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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的影子几乎存在于世界各种文化之中，不管是希腊神话还是玛雅文化。然而它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尤为突出。几乎中国的各个地方、各个民族中都能找到蛇的影响力。殿堂壁画、廊柱雕刻、小说戏剧、古代神话，无一不存在着蛇的形象。最有特色的蛇文化现象当属《山海经》这一古书中的记载。此书通篇仅三万一千多字，而蛇的影子几乎贯穿了始终，不仅有以蛇命名的蛇山、蛇水、蛇谷、蛇谷之山等地名，蛇的种类及色彩也千奇百怪、五花八门，有赤蛇、黄蛇、鸣蛇、化蛇……一头两身之蛇、人头蛇身之人、一身九头的相柳氏等等不一而足，令人心悸。这些蛇有的可飞，有的可游，有的作恶多端、残害生灵、触人即死，有的作为人和动物的耳饰。它们大则食象，小则害人，天上、地下，水中无处不在，无处不存，构成一个惊险神秘而又令人毛骨悚然的蛇世界。蛇不仅在神话中出现，在巫术中也占有相当分量，尤其在古巫傩中。巫术也是一种民族文化的源头。蛇在巫术中性质发生了变化，成为了避邪禳灾的权威者。那些巫师的师棍上盘绕着蛇，而那些傩坛中的符咒之奥妙也是蛇的妙用。比如其符，乃是人首二蛇身的中间夹些其它东西，有些符就是几条蛇盘绕在一起，头部都朝着一个方向；许多字符带有或多或少、形状各异的蛇尾。巫师做法时的掌诀也屈如蛇形（注：胡健国：《巫傩与巫术》，图十七物象符～图二十八日月毫光黑暗掌，海南出版社1993年版。），俨然构成了另一个蛇的世界。至今有些道士给死人做法时，念经者持一扇，上面绘有两条蛇，时时护在脑前（注：笔者在青海省湟中县共和乡南村一农家为死者举行的“僧门两道”的“经事”中，曾仔细观察过主持道人，发现他自始至终用一把扇子护在脑前，扇上绘有两条蛇。）。图腾中的蛇已经大大神圣化了。以蛇为图腾并非是古越人的专利（注：蛇是古越人的重要图腾之一，古越人后裔各支系均有崇蛇习俗。明邝露《赤雅》卷上载：“蛋人神宫画蛇以祭。”清《峒溪纤志》称：“其人皆蛇种，故祭祀蛇神。”清吴震方《岭南杂记》说：“潮州有蛇种，其象冠冕南面，尊曰游天大帝。龛中皆蛇也。”见何星亮《中国图腾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4页。），如彝族有蛇族（不勒以支普），僳僳族（fu），怒族（腊乌齐）、白族、藏族（鲁得乃或布列）……都有部落以蛇为本部落的宗族。这些文化与中原文化相互影响，相互吸收、交融，构成了伟大的中华文明，蛇也就成了中华民族的图腾（注：龙即蛇，何星亮先生论述龙的原型为蟒蛇，出自太皞部落。见何星亮《中国图腾文化》第十三章“中华民族的标志和象征：龙。”）。谚语说“树有根，话有因”，那么蛇何以会构成这纷繁复杂而又形式不同的蛇世界呢？究其实质是蛇留给了古人不可磨灭的影响和作用。这个影响和作用到底是什么呢？分析神话、巫术，唯一合理的解释应该是上古发生了大范围的蛇灾，即《韩非子·五蠹》所说的“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日本学者伊藤清司也在他的《〈山海经〉中的鬼神世界》一书中提到“古时，在人们交往的寒喧语中，常有‘无它？’就是彼此询问有没有遇上蛇害。”这个看法很有启发性。蛇灾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使古人们深受其苦，日积月累由对蛇产生的恐惧演变成了对蛇的敬拜。由于上古生产力不发达，对蛇所造成的灾害无法回避，因此记载中出现了见则天下大旱、天下有灾等语句（注：《山海经》中有许多动物是不吉祥的，见则将有灾害。如“又北百八十里，日浑夕之山，……有蛇一首两身，名曰肥遗，见则其国大旱。”（《山海经·北山经》）。“又南三百里，日独山，……其中多区
，其状如黄蛇，鱼翼，出入有光，见则其邑大旱。”（《山海经·东山经》）。还有见鸣蛇则其邑大旱，见化蛇则其邑大水（《山海经·中山经》）等等。）；同时人们也只有乞求蛇（因为万物有灵，蛇也可以接受古人的诚心），通过祭祀、许愿等形式来感动蛇，以减少它们对人类自身造成的灾害。久而久之，这种方式形成了规定，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因子，并不断发展演变。
古时候的蛇害究竟造成了多大的灾难，我们不得而知，但是生产力发展到今天的一则消息，可为此作一注脚。《参考消息》转载了一条1994年12月13日香港《大公报》“关岛蛇多成灾”的报道，说岛上毒蛇平均每平方公里不下12000条，多数蛇长达二至十英尺。它们出入民居，搞得人日夜不得安宁，并使许多孩子被咬伤早夭。毒蛇不但噬断电线，并使生态平衡遭到破坏，几乎使岛上的十多种飞鸟完全灭绝，令蜥蜴与蝙蝠的数量急剧下降。在生产和科技如此发达的当今社会，蛇尚能如此称雄，上古的蛇灾定论当为不谬。《周易·坤》曰：“龙战于野，其血玄黄。”《阴符经》上篇也载：“天发杀机，龙蛇起陆。”《广博物志》引徐整《王运历年纪：“盘古之君，龙首蛇身。”始祖伏羲女娲也是人首蛇身。这些都可以认为是古人葬身蛇口的反映，连英勇的部落首领舜帝也在山林中死于巨蟒之口（注：帝舜为虎图腾的渔猎部落首领。他出入森林，风雨不迷，虫狼不害。关于他的死，又有传说他入森林与害人的巨蟒相斗，不幸牺牲。）。人与蛇的斗争在《山海经》中的篇段记载中也可见一斑：“南海渚中，有神，人面，珥两青蛇，名曰不廷胡余。”《山海经·大荒南经》）“夫夫之山，……神于儿居之，其状人身而手操两蛇，常游于江渊，出入有光。”（《山海经·中次十二经》）前辈专家学者顾颉刚，姜亮夫、萧兵等先生认为中国神话起源于西部，后来东流成了不同的文化形态。如果当真这个定论成立的话，那么万恶不赦的蛇带给古人沉重的精神枷锁及生活上的灾难重压，应当也是推动文化东移（即人口东移）的动力之一。
分析蛇文化的特点，我们发现其中有几个质点，后来的蛇文化现象虽然纷繁，但基本上就是由这些质点建构起来的。这也可以说是蛇文化生成的基本内容了。
蛇与蛙这两个动物，当它们被引入到文化之初，古人就使它们成为死对头，当然这也符合自然界中蛇蛙的现实生活，因为蛇是蛙的天敌。月蚀对于古人来说是件大事，是令古人震惊的自然现象，为了探解这一自然之迷，古人就把蛇与蛙附会上去了：蛙就成了凶神，民间把月中的黑影叫做蟾，也叫兔。《太平御览》卷九零七引《典略》：“兔者，明月之精。”又卷九四九引张衡《灵宪》：“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之以奔月。遂托身于月，是为蟾蜍。”月蚀就是蟾蜍吞月（也有天狗吞月之说）。为了拯救月亮，杀退凶神，人们自然而然想到蟾蜍的天敌蛇，于是人们就有解救月亮出厄运的办法，即中秋祭月。民间称祭月为完月，意思是给月亮消灾，让它完满无缺。中秋月饼的做法就体现了这一点，其中大月饼顶上用面塑造一蛙，周围盘一蛇，蛇头正对蛙，有消灾意。这一形态后来发生了派生、演变和变异，产生了一母多子型，意义上也发生了变化。如河湟地区：有些妇女在月饼中心做一蟠桃图案，然后捏制一条鳞甲斑斑的长蛇，蛇头正对蟠桃，通过献月祈求生一个福寿双全的儿子；有些农业区的藏族妇女在月饼中心面设计三个宝塔图案，周围为十八朵艳花，意即十八罗汉庆三宝；有的妇女在月饼中心捏塑一个寿字，周围作五朵艳花图案，象征“五福捧寿”；有些妇女精心加工成松、竹、梅三种植物图案，均匀分布在大月饼面上，以“岁寒三友”来显示自己的节操。真是妙夺天工，心灵手巧（注：许英国：《从龙凤图腾崇拜看江河源民俗对华夏古文化的传承》，见《青海风俗简志·跋》，朱世奎主编，青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具有宗教意味的西藏石雕石“蛙与蛇”也有同样的含义，一只蛙周围数条蛇围之，上面的经文有祈祷莲花师之意（注：西藏石雕石“蛙与蛇”图案见《中国古代性文化》，刘达临编著，宁夏人民出版社。），实质也是消灾免难之愿。
蛇文化的第二个质点就是自然界的蛇食鸟。民间传说，蛇吸食鸟时头对着天空中的飞鸟，口吐着芯，空中的鸟便飘落下来，羽毛纷落，直落蛇口。代表华夏民族图腾的龙凤实际上就是这一形态，所谓“龙凤呈祥”恰恰是龙凤（蛇鸟）斗。这一文化因子不仅出现在殿堂庙宇的梁柱雕刻上，它在后世的官职礼服的定制上也有体现。例如明朝皇宫中的蔽膝、翟衣，宋代皇后的礼服等，其领、袖、襟、裾或沿边地方都绘有龙，而其它地方全都是鸟儿，形成蛇围鸟之势，既威严，又符合阴阳统一（注：见王宇清勘订：《中华服饰图录》，图190“祎衣示意图”，图191“戴龙凤珠翠冠著、祎衣的皇后图”、图249“翟衣示意图”、图250“蔽膝示意图”等。世界地理出版社中华民国七十三年六月初版。另：周锡保著《中国古代服铈史》中还有九龙四凤冠、龙凤珠翠等也具有龙凤斗的文化意蕴，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第288页。）苗族的芦笙杆是蛇鸟斗最形象的表现，柱顶立一大鸟，颜色鲜艳，一条双角龙蛇从上至下盘绕在柱子上，龙头回望着顶端的大鸟，显得贪婪不己
（注：见何星亮：《中国图腾文化》，图版八“由鸟图腾柱演变而来的苗族芦笙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山海经·大荒西经》：“西海陼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青蛇，名曰弇兹。”《山海经·海外北经》“北方禺疆，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青蛇”等形象的记载都是这一生态现象的反映，睢景臣散曲《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中有“红曲连打着个毕月鸟”的句子：古时皇帝出行要打日月旗，毕月鸟就是神话中太阳里的金乌三足鸟，红圈是一条首尾相连的蛇。神话中是否有这样的蛇呢？《山海经·海外西经》：“轩辕国……在女子国北。人面蛇身，首尾交上。”首尾相交的蛇自然是一个圈，如果这个推论能够站得住脚，那么甲骨文中的日字中间的一点并非是太阳黑子，乃是三足鸟，周围的圆圈即是蛇。后来，龙凤的地位进一步上升，皇帝称为龙，皇后称为凤，美化到了极点。将皇帝之死称为“鼎湖龙去”（注：《史记·封禅书》云，传说黄帝铸鼎荆山下，鼎成，乘龙上天，后人因名此处曰鼎湖。后世遂以“鼎湖龙去”言皇帝之死。），因此人见龙则大吉。《周易》乾卦九五爻辞“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比喻“圣人”有德而登王位。
蛇文化中的第三个质点就是蛇牛斗。蛇牛斗争在实际中是存在的，如果蛇和牛在野外狭路相遇，双方就发起神威对峙起来。如果牛胜了，便将蛇从鼻孔吸入·嚼食，传说牛劲就会大增；如果蛇胜了，则牛当场会死亡，蛇的力量将会大增。蛇牛头的场面是令人惊惧的，多为牧童们亲见。反映在文化中主要是一种图腾战，即以炎帝、蚩尤、夸父等为代表的牛图腾和以黄帝为代表的蛇图腾之间旷日持久的系列战（注：李连荣的论文《西部神系探源》有论述，未刊稿。）。在这种系列战中“和平相处，友好往来是上古各民族之间的基本关系”（注：刘城淮：《中国上古神话·黄帝战炎帝》，上海文艺出版社。）。
人在与蛇长期的相处斗争中，既有受到来自蛇残酷的攻击而遭受灾难的时候，相应地也有取胜的时候，其中古人饰蛇就是令人骄傲的一点。这是蛇文化构成的第四个质点。据说今天印度和非洲的一些民族和部落中仍有饰蛇的习俗。古人饰蛇的习俗尽管时代先后可能不一致，但这一风俗的流传范围是极广的，后人的耳坠可能就由这一习俗演变而来（或受到这一习俗的影响）。《山海经》中直接写到了许多饰蛇者，如夸父、雨师妾、胡余神、于儿神等等，这些神大都两耳饰蛇，双手也擎蛇。随着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兴盛，饰蛇这一文化因子又有了另外的天下，推广到另一个领域，而且影响力极度膨胀。北京著名的东岳庙内的娘娘殿中有九位子孙娘娘分为左中右三组，其中中间一组右边的眼光娘娘的头饰为一条双头蛇，两蛇头垂下，于两耳处各向外伸出，吐下一串穗子（注：刘达临编著：《中国古代性文化》，其中有载九位子孙娘娘服饰。宁夏人民出版社。）。密宗经《尊胜佛顶修瑜伽注仪轨》中云“西南门南，西方水天神，被甲头上蛇头，手把龙索”；《顶轮王大曼荼罗灌顶仪轨》云，“加野纥里缚大明王”其形状“鼻如猿猴，以蛇庄严璎珞”；“无能胜忿怒王”则以“虎皮为裙，蟒蛇为耳当”。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为《摄无碍大悲心大陀罗尼曼茶罗仪轨》中的“军茶利”形象：“白莲承两足，十二蛇围绕，两蛇在颈垂，二蛇绕两膊。八蛇绕八臂，甚大怖畏相。”借助于蛇使神的形象更加恐怖，以达到镇慑人的心灵的作用。饰蛇在后世的普及化最广的当在古代官服上。古代官职的分级不仅在官服官帽的质地色彩上，更主要的是其官帽造型和官服图案上。龙袍惟皇帝穿用，宰相一级则穿用蟒袍。明代沈德符在《野获编》中对“蟒袍”作了诠释：“蟒衣为象龙之服，与至尊所御袍相肖，但减一爪耳，正统初，始以赏虏酋。弘治中，阁臣刘健、李东阳等俱拜大红蟒衣之赐，辅弼得蟒衣自此始。”《续通志·器服略》：“独锦衣卫堂上官，大红蟒衣，亦以赐宰辅及虏酋。”《明史·舆服志》也载：“阁臣赐蟒，始于弘治刘健、李东阳。”可见蟒袍也不是随便人可以穿用的，龙袍与蟒袍除了龙的数量不等外，色彩也不一样。《清通志·器服志》记载：“皇帝龙袍，色明黄，领、袖俱石青色，金缘，绣化金龙九，列十二章，间以五色云，领前后正龙各一，左右及交襟处行龙各一，袖端正龙各一，下幅八宝，主水。裾左右开。”官职越小，官服的色彩和图案越单纯、简单。《皇朝礼器图式》载：“皇子蟒袍用金黄色，片金缘，通绣九蟒，裾四开，其形制达于宗室。王公，有蓝及石青诸色，通绣九蟒，皆四爪，曾赐五爪蟒缎者亦得用之。候以下文武三品、郡君额驸，奉国将军以上，一等侍卫同。文品四，蓝及石青诸色随所用，通绣八蟒，皆四爪。武四、五、六品，文五、六品，奉恩将军及县君额附，二等侍卫以下皆同。文七品则通绣五蟒，亦四爪。武七、八、九品及未入流者皆同。”官职官服的分级好象表示天子就是蛇王，龙袍着身就为皇帝。官吏伏法时脱去官服、摘下官帽就为平民，可定刑行刑，其含义是深远的。
蛇是穴居冬眠动物。《易·
辞》：“龙蛇之蜇，以存身也。”这是因为蛇是冷血动物，温度降低到一定程度便会死去，而气温升高时又复生，所以说蛇蜇是为了存身。古人对蛇生活习性的了解是非常清楚的。冬眠是蛇文化建构的第五个质点。民间俗语：“二月二，龙抬头。”是指到农历二月二（即二十四节气中的惊蜇），天气开始转暖，气温上升，青草要发芽，蛇也渡过了漫长的冬眠期，又得到了复生。传说二月间的蛇精力最旺，行走如飞，且直从草尖上飞过。可见蛇经过冬眠的休息，养精蓄锐，体力达到为一年中的最佳状态。如此分析，不难看出，蛇的生死与太阳有密切关系。这一因子在后世文化中的反映主要表现为蛇对太阳的追求，夸父追日中的擎蛇即为一例，双龙戏珠就是一个特例；民间社火表演中往往有青黄两条龙，在不懈地翻滚着奋力追逐那个象征着太阳的红球，其实质就是追求阳光，是对生的无限渴求，对死的畏惧。青海民间社火一般在春节后十一天时才“开演关”，直到元霄节，再到二月二时特意复演。因有“二月二龙抬头”之说，往往要把龙请到泉水边让它吃水（民间叫饮水），以求它主宰今年风调雨顺，庄稼有成。这个时间恰好也是蛇即将复苏还没有复苏的时候。我国四大传说之一的《白蛇传》，从文化角度也可以解释为（也许是牵强吧）白蛇曾不懈地追求许仙（是太阳的化身），而代表恶势力的法海则千方百计地要拆散他们，其文化意蕴即是防止蛇复苏后再来害人。当然这时人们的审美观念已经发生了转变，其本意应为法海是正义的，而白蛇是妖、害的化身。蛇有蜕皮的生理现象，《西游记》中的孙悟空等人都会变化，一变变出千千万万、万万千千的孙悟空、哪吒，这些想象也许就来自动物蜕皮的灵感。
此外，征服了蛇的人们也把蛇作为食物。最早吃蛇的是夏后（注：《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昔有飏叔安，有裔子日董父，实甚好龙，能求其耆（嗜）欲以饮食之。龙多归之，乃拢畜龙以服帝舜，帝赐之姓曰豢龙。……有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拢豢龙氏，以事孔甲，能饮食之。夏后嘉之，赐氏曰御龙，以更豕韦之后。龙一雌死，潜醢以食夏后。”）。近年来广东的蛇菜又大兴起来，并成为名菜，如“龙虎凤大会”、“竹丝鸡烩五蛇”等等。
通观蛇文化的前前后后，虽然其表现形式多样，但其生成基本上就是以上几种质点的交互发展。比如“夸父追日”即有饰蛇的质点，也有蛇追日求生的质点，其中还有“虹一蛇”观等信仰因素。在整个蛇文化的发展演变中，有两个特点是不容忽视的：第一，蛇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相互影响与交流的产物，没有一种文化形态是不吸收其它民族文化而孤立地纯属于某一民族。这种相互的影响产生了不同的形态。第二，本民族不同地区，不同时期不同的审美观念或审美观念发生变化，往往会使一个故事形态发生善恶对变，并因此而发生变通性和变异性。总之，蛇文化深深影响了中华民族，是中华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分析它、研究它、探讨它对中国人生活方方面面和深度广度的影响，对于促进民族团结、促进社会和经济发展将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