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中国如何承受社会阶层的小康之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小康论文,中国论文,之变论文,社会阶层论文,媒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施拉姆在《大众传媒与社会发展》中指出，对任何社会来说，不论发展程度如何，传播总是处于生存的中心位置，每当有危险或机会需要加以报道，有决定需要作出，有知识需要加以扩散，或变革迫在眉睫——信息就开始流动。”（注：张国良：《中国媒介与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因此，在社会大系统中，承担着专业化传播活动的大众媒体作为一级子系统势必会对其他社会子系统的运转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其中大众传媒作为一种对社会各界具有广泛而巨大影响的社会资源，与社会各阶层的关系最为直接也最为密切。这不仅仅因为大众媒体自身的从业者隶属于一定的阶层，更由于其传播活动的作用客体——受众也分布在各个社会阶层之中，其制作的媒介产品也是为特定的受众群体量身定做的。由此观之，媒介与社会阶层在天然上就存在着紧密共生与相互依存的关系。具体表现为：
一方面，社会阶层结构从根本上决定了媒体的发言立场、价值取向和传播资源的调配。因为，凡是有信息传播活动的地方必定会有信息的接收者——受众存在，同时受众早已被证明不是一个个“孤立的原子”，而是分属于一定组织、群体或阶级、阶层；并且“同一社会群体的人们，具有相同的行为规则、价值观念和态度，具有大体相似的反应方式。群体决定其成员选择传播内容与反应的特征。”（注：宋林飞：《社会传播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因此，随着“受众本位”观念的回归，媒体在充分考虑个体受众的意见、观点和需求的同时，也必然充分考虑受众所在组织、群体或阶级、阶层对于整个传播活动效果的影响。“因人施传”、“因群施传”已成为媒体共识，比如电视台可以依据目标受众所处的不同社会阶层对其节目进行定位和策划，像中央电视台根据受众职业分层创办了《金土地》（农民节目）和《当代工人》节目；又依据受众的收入和社会地位分层创办了适合“关注经济改革动态并具有决策能力的社会精英人士”（注：http：//www.cctv.com/program/dialogue/02/index.shtml）收看的《对话》节目和适合普通老百姓收看的《聊天》节目。当然，社会上的各种利益群体（政党、财团、组织、民间团体等）有时也会为了保障和维护自身权益，利用各种方式对大众传媒施加影响，进行控制。
另一方面，媒体对社会阶层的分化、流动、整合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1.媒体为全部社会阶层搭建厂提升整体素质的“信息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尽管还存在着社会成员因受所处社会阶层的影响而对接收到的信息进行“选择性”处理的情况，以及“由于社会经济地位高者通常能比社会经济地位低者更快地获得信息”（注：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所造成的“知沟”，但总体来说，媒体不仅使各阶层成员及时、准确地获得了大量的信息情报，而且还对其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思想、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等的培养。可以说，现代社会中由大众传媒所营造的“信息环境”实际上已经形成一种无形的巨大的教育力量，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社会成员的认知和行为。这也是媒体对社会发挥其影响力和控制力的主要机制。
2.媒体为横向社会阶层的和谐共处设置了化解矛盾的“安全阀”。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任何社会变革总难免会在增加一些人利益的同时损伤另一些人的利益，要实现各个阶层“全赢”的局面——即社会每一个集团都获得利益，社会整体利益上升——不是绝对不可能，但实践起来却是困难重重。“如何调和矛盾，平衡落差，除了政府职能部门的政策调节，完善社会管理保障体系外，媒体在这当中能够承载着很独特而积极的作用。”（注：俞虹：《当代社会阶层变迁与电视传播价值取向》，《当代传播》第6期。）媒体在从事信息生产和传播的过程中，普遍具有“社会协调”的作用。媒体可以通过向受众宣讲政策、引导舆论和对各种权力机关实施监督，将社会的各个阶层、各种环节、各类因素整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统一意见、协调行动，减少或避免对立双方矛盾冲突的产生，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公正与社会公平。
3.媒体为社会阶层的流动提供了动力“加速器”。从全球范围来看，各国现代化的进程势不可挡，而现代化过程的结果之一便是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但同时“社会结构并不是随着现代化进程自然而然得到优化”。（注：段若朋、钟声、王心富、李拓：《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阶层结构变动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一个合理的、优化的社会结构只有通过良性的社会流动才能实现。在这个过程中，媒体可以做到的便是通过对“经济领域的工业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社会领域的城市化以及价值领域的理性化”（注：段若朋、钟声、王心富、李拓：《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阶层结构变动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等现代化内容的持续而大规模地宣扬，使各个阶层的受众产生对更高地位、更高水平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并结合媒体自身对受众日常所进行的“社会化”和“观念现代化”的教育和培养，潜移默化地推动低位阶层向高位阶层流动，同一阶层的成员向该阶层社会评价较高的职位流动（也即通常所说的垂直流动与水平流动）。
（二）
21世纪的中国进入了全国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社会整体阶层状况势必会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发生巨大的变化。2002年1月中国社科院重大课题成果《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一书出版，该书将当代中国划分为十大社会阶层，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和半失业人员阶层。（注：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从目前来看，如此巨大而深刻的阶层结构变化引发的社会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我国各阶层之间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文化等各个领域的矛盾空前复杂起来，其中又以利益矛盾，尤其是大量地、经常地发生在分配领域的经济利益矛盾最为尖锐、最为突出；另一方面我国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流动速度大大加快，阶层的分化与重组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规模和力度。
因此，作为“社会公器”的中国媒体必须责无旁贷地配合国家和政府开展工作，承担起疏导舆论、协调不同利益主体的意见和要求、化解社会阶层之间矛盾的神圣使命，毕竟媒体在塑造人们观念世界的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同时，媒体还应该不遗余力地倡导良性的、有序的社会流动，使“社会正常流动机制”（即使高素质者能够进入上层、低素质者能够被淘汰出精英集团的机制）为广大公众所接受和认同，直至在全社会范围得以确立，从而推动社会成员整体素质的提升，并加快我国社会结构由目前的中下层过大的“金字塔”型向中间大、两头小的“纺锤型”或“橄榄型”过渡。总之，未来中国媒体若想与社会阶层实现真正的良性互动，必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
首先，媒体从业者要对自己在小康社会结构变迁过程中的定位和职责有全新的思考，及时更新观念，与时俱进。毋庸置疑，当代中国媒体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社会阶层变迁的传播者、鼓动者和利益相关者。但我国小康社会阶层构成已经远比以前丰富，并日趋复杂化、细分化。在这种现实背景下，媒体的思维模式必须变一元向度为多元视野，在同质中寻求异质性，最终达成主流与边缘、精英和大众阶层的动态平衡。举例来说，媒体在传播活动中既要时刻保持平民视角，摒弃居高临下的传播状态，善于在“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中拉近媒体与最广大受众群体的关系，同时又可以“适当”地将视线上移——关注那些商界名家、艺术界明星与各行业的成功人士，通过对他们事业、生活等各方面的展示，满足受众对理想生活的期待与憧憬。
但这里有两点需要特别指出，一是媒体多重视角观照下的传播活动绝不能不分主次，“眉毛胡子一把抓”。媒体的发言立场、价值取向和对传播资源的调配要始终服从当下社会整体的阶层结构，把握好“何为主体”、“何为大局”、“为谁服务”、“谁最需要传媒”等一系列虽在技术层面之外又关乎方向、性质的大问题，做到“既见树木，义见森林”。因为从现实来说，当前我国过于庞大的中下层（尤其是底层群众）比起其他群体无论是在工作、生活还是思想和情感等各方面都更加需要媒体给予其帮助、支持和慰藉。媒体如果在传播资源的分配上过分向“高端人群”倾斜，一味“走上层路线”、“城市路线”，就会在无形中丧失自身存在的意义与合理性。比如说“目前我国开办对农节目的电视台只占总数的1％，而且节目播出时长、分布时段和都市节目相比，简直是昙花一现。除中央七套每天播出对农节目达六小时外，其他几家办有对农节目的电视台，如吉林、山东、河北、辽宁及河南等，每周一期的节目一般时长只有30分钟，最长只有50分钟，而且播出时间多数安排在农民根本不可能收看的清晨或者中下午，而农民看电视的黄金时间7：00—9：00或者6：00—8：00，几乎没有—档高质量的对农节目。”（注：胡黎红：《电视与农村发展问题探讨》、《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年，第一期。）长此以往，媒体将在“自我陶醉”和“自我欣赏”中丧失坚实的受众基础。
二是媒体从业者要在积极关注弱势群体、不游离大众的同时，成为中国培育庞大中间阶层的积极有力的推动者。在小康社会的全面建设中，我国中间阶层的壮大将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因为“一般说来，在任何社会中，中间阶层都是维系社会稳定的最主要的社会力量。”（注：李强：《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分层结构》，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而事实上，大部分媒体从业者本身就，归属于这一阶层，因此“他们在价值取向、情感认同与这一阶层具有天然的亲和力。”以及紧密的利益相关性。这就使得媒体可以充分（注：俞虹：《当代社会阶层变迁与电视传播价值取向》，《当代传播》第6期。）发挥自身优势，通过宣传、教育等方式倡导、引领其他社会阶层（主要是中间阶层以下的社会阶层）去追求比自己当下更加理想、更加美好的生活状态。但媒体在这个过程中，务必要把握好“立足当前又适度超前”的尺度，充分估计普通百姓的心理承受能力，防止社会出现逆反情绪。
其次，媒体要熟知并能准确把握和宣讲国家特定时期内针对各阶层的立场、政策、法规，务必确保舆论导向正确。因为从理论上说，大众媒体作为监测社会环境的“雷达”通常会对各种新情况、新变化、新动向保持高度的敏感，但“敏感”并不一定导致“准确”，“速度快”也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方向正”、“效果好”。尤其我国当前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涉及各社会阶层切身利益的问题往往是矛盾、冲突的集结点和引爆点，媒体必须持审慎的态度，吃透相关的政策法规，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之后再发言，发好言，力争使宣传报道有利于各阶层社会成员把准方向，分清是非，有利于社会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例如，我国过去20年，主要是以“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为发展的主题；而今后20年，全面建立小康社会将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正如十六大报告所言：“更要高度重视和关心欠发达地区以及比较困难的行业和群众，特别要使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并积极帮助他们解决就业问题和改善生活条件，使他们感受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温暖。”（注：参见2002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可是媒体如果没能及时调整宣传方向，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还将主要精力放在“一小部分人已经得益于改革、先富起来的人”身上，就有可能伤害广大未富起来的群众的感情和积极性，从而对国家政策的：宣传产生偏差，造成社会的不安定局面。
另外，媒体在“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导向的同时，还要把握好新闻宣传的思想导向、价值导向、行为导向、生活导向、服务导向、审美导向等。”（注：徐光春：《坚持正确导向全面提高素质》，万仕同：《新闻战线》文萃（理论卷），人民日报出版社（1997）。）因为忽视甚至无视这些领域的导向有时也会引发社会阶层间的不满，甚至是对立的情绪。比如，2002年中国媒体先是爆炒所谓“小资”的生活方式，而后又极力宣扬所谓“Bobo族”的不俗格调，俨然一副“普天之下，莫非Bo族，率土之滨，莫非小资”的架势。媒体毫不吝啬版面和强势，浓墨重彩地为普通百姓描绘“高尚生活”的图景，不厌其烦地炮制类似于“小资的N种死法”、“小资必看的十部电影”、“小资女人喜欢的十种礼物”等等没有任何思想价值的文字垃圾。媒介在这场“概念游戏”的跟风中，普遍忘记中国社会的现实“语境”，舍本逐末，在浪费媒介资源的同时，混淆了大众的视听。
最后，媒体在市场化运作过程中，要力戒由于媒介资源分配不公造成非传统意义上的新的社会阶层之间的“信息沟”。传统意义上的“信息沟”可以说主要是由受众一方的差别引起的，也即谁的“经济实力”和“媒介使用能力”强，谁就会获得较多的媒介资源。而市场化的变革却使大众传媒也成为了“信息沟”的缔造者。在“商业利益最大化”的驱使下，所有的大众传媒都变成了和广告商一样具有商业目的和经济逻辑的企业体系，在价值取向上越来越认同“惟利是图”的市场法则，因此，“在一般情况下，那些所谓‘有权、有钱、有点闲’的社会中层以上人群成了媒体竞相追逐的对象。”（注：孙伟：《多重视角中的媒介分层现象》，《新闻大学》，2002.秋。）但大众媒体毕竟是“社会公器”，社会弱势阶层的话语权并不能因其商业价值低而由媒体做主予以剥夺，媒体在追逐商业利润的同时必须兼顾社会效益。
2002年5月12日，中央电视台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开播“西部频道”。然而有数据表明“90年代以来，中国剩余的贫困问题进一步向西部省区集中。居住在中国西部贫困人口的比例从80年代后期的不到一半增加到90年代中期的三分之二以上。”（注：http：//www.help-poverty.org.cn/helpweb2/nong-cunfupin/ncl-a.htm）可见，西部人口的市场购买力远远低于东部发达地区，另据统计，西部十多个省级台的年广告总量不足20亿元，仅相当于央视收入的1/3。（注：张明：《西部频道的人类学意义》，《电视研究》2002年第十期。）很显然，中央电视台作出如此决策并不完全出于商业利益考虑。作为国家级的媒体，中央电视台完全有责任、有义务为我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进营造信息传播的强势，通过在舆论引导、资讯传播、文化普及等方面的长期、大量的投入，央视力图弥补东西部人群的信息鸿沟，缩小不同受众群体占有、享受媒介资源的差距，改变东西部地区信息传播不均衡的状况，提升西部弱势群体的科学文化素质，进而为加快实现西部地区贫困人口的脱贫作出自己的贡献。
总之，在全国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中国媒体与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关系将更加紧密，未来中国媒体品格的提升也在很大程度上将仰赖于它是否有效地协调了各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加速了社会阶层的分化与重组。可以预见，媒体中国只有不断地进行自我修正与创新才能承担起社会阶层的小康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