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初期调整科技政策、发展科技事业的决策与措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技论文,初期论文,措施论文,事业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60年代初期，在整个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同时，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科技政策也进行了调整。在正确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坚持发展科技的正确方针以及改进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等方面，党中央作出了更加明确的规定，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措施。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论述和思想。这些对于推动、促进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一、从战略高度认识发展科技的重要性
我们党对发展科技和科技工作者队伍建设历来都是十分重视的。毛泽东说：“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1955年初，他提醒全党要重视科技工作：“过去几年，其它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1956年1月14日至20日，党中央在北京专门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着重研究了如何加强党对科学文化工作和知识分子的领导，以及妥善解决有关知识分子的工作安排和生活待遇等方面的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党中央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毛泽东在会上号召全党加强对知识分子的领导，加强同他们的团结，有计划地在科学技术上赶超世界水平，把中国建设得更好。周恩来在会上就党对知识分子政策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强调指出：我国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同年，我国制订了第一个长期的科技发展规划——《1956年至1967年全国科技发展远景规划》，即“12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这一规划的逐步实施，推动了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特别是使我国一系列新兴技术从无到有，有计划地发展起来。
然而，我国科学技术的总体发展水平，同我国当时农业、工业的发展和国防现代化的需要还很不适应，科技人才在数量上、质量上也与科技事业发展的需要很不适应。科技人才的情况同先进国家相比，更显落后。60年代初期，拥有科学家和受过高等教育的科技人员人数，苏联为250多万人，美国为320多万人，而我国仅40万人左右。要完成“12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提出的任务，努力追赶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无论从当时的需要，还是从长远的发展考虑，队伍的培养、使用都是个关键。
然而，在一段时间内我们在知识分子政策上出现过偏颇甚至严重的错误，因而在实际工作中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不少工农出身的干部对科技人才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同知识分子保持着距离，甚至在政治上歧视他们，对他们安排不妥、使用不当，使一批知识分子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受到严重影响。特别是1957年3月，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断言知识分子为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因此，从反右扩大化开始，知识分子普遍受到程度不同的冲击，很多人特别是各方面的业务骨干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处理。据统计，1957年反右斗争中被划为右派分子的，知识分子占一半左右。到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又继续错误地将知识分子整体划入剥削阶级范畴，这就使得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与党有心理隔阂，关系疏远，不能放手去搞科研。
60年代初期，国际形势对我国的科技发展也不利。我们不仅面临着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封锁，而且苏联对我们也是重重限制。从1959年起，苏联在科技援助方面就开始卡我们。到1960年，赫鲁晓夫领导集团撕毁同我国技术合作的合同，撤走全部专家，停止了对我国一切援助，使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科技工作都受到了一定影响。
在这种国际国内环境下，发展我国科技事业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60年代初期毛泽东就把科学实验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并称为三项伟大革命运动。1963年9月，他在修改《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时增写的一段话中说：“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应当以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同年12月16日，他在听取聂荣臻汇报十年科学技术规划时强调指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并说“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周恩来1963年1月29日在上海科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也明确指出：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五六十年代主管全国科技工作的聂荣臻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从1960年冬天起，组织中国科学院党组、国家科委党组和国防科委党组的一批同志开始进行科技工作方面的调查研究。他们首先调查了中国科学院等科研单位的情况，发现许多科研工作者实际用于科研的时间不足一半，大多数时间用来参加一些与科研工作无关的“政治学习”或义务劳动等。一些党员科研人员用于科研的时间就更少了。有的著名科学家因很少有时间从事科研工作，内心十分苦闷；有的则兼职很多，严重影响了科研工作，而难以出成果。国务院就此发出通知，要求坚决保证科研人员有六分之五的时间用于科研工作。1961年春天，上述单位的调查人员在北京和上海同时召开了专家座谈会。会上许多专家提出科研工作的根本任务不明确，科研人员心情不舒畅。调查人员后来又挑选了几个科研单位进行了半年多的深入调查研究，最后在聂荣臻同志主持下起草了以聂荣臻同志的名义上报的《关于当前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以下简称《请示报告》）及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党组、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以下简称《科研十四条》）。在征询了党内一些领导同志如陆定一、郭沫若、周扬等及党内外一些科学家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又在一些部属科研单位和产业部门组织了讨论和试点实行。
这两个文件上报后，中央很重视。7月6日，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讨论这两个文件。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李富春等。刘少奇在讨论中强调指出，我们要进一步掌握科学技术工作的规律性，不要瞎指挥，不要不懂装懂。关于知识分子“红”与“专”的问题，他认为，空洞地要求“红”有偏向，要纠编，“空谈革命，是带引号的革命”。他进一步指出，各研究所两三年内不搞政治排队。邓小平在会上指出，《科研十四条》在实践中加以修订补充后，可以成为“科学工作中的宪法”。关于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方法，他提出：“要创造一个生动活泼、人心舒畅的局面，以利于出科技成果。党的领导干部要和知识分子交朋友，关心帮助他们。”“领导干部就是要老老实实当好勤务员，为科学家服务，替他们解决困难。”政治局会议讨论后，这两个文件吸收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作了修改，经毛泽东批准，于7月19日以中共中央文件正式下发。
二、端正知识分子政策
60年代初期，知识分子政策方面的调整，主要解决了两个问题，即对知识分子“红”与“专”要求的关系问题和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
关于“红”与“专”问题。《科研十四条》明确提出：“研究机构的根本任务是：不断提供新的科学研究成果，并且在工作中培养出科学研究人才，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明确了这一根本任务，对科研工作者的要求也就明确了，“红”与“专”的关系也就好理解了。
我们党提倡的“又红又专”这一口号，给科技工作者指出了明确的努力方向，对于培养一支优秀的科技工作队伍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但是，从1957年开始的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后，在对这一口号的理解与贯彻上出现了偏差。主要是过分强调“红”而忽视“专”，而“红”的方面要求又偏高偏急、不切实际、不加区别或者片面地以参加政治学习、政治活动的多少作为衡量“红”的标准，至而简单化地把科研工作者划分为“红专”和“白专”，非红即白，给一些积极钻研业务的科技工作者戴上“白专”帽子。这种做法严重挫伤了一批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也严重影响了党对科学工作者的团结、教育工作。
要正确理解“红”与“专”的关系，首先要求明确“红”的标准是什么。《请示报告》针对科技工作者的不同情况，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党外的科技工作者，只要他们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用自己的专门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就应该认为已经初步达到“红”的要求了；至于从旧社会过来的科技工作者，只要有爱国心并愿意同我们合作，也就应该团结和使用他们；而对我们自己培养的年青一代科技工作者，必须严格要求，使他们朝着又红又专的方向前进。其次，《请示报告》指出，“红”与“专”应该是统一的，科技工作者的红，应当在他们钻研科学的实际行动中表现出来。基于这一认识，《请示报告》认为“白专”的提法是不确切的，它很容易使人产生误解，以为只要“专”，就容易“白”，于是科研人员也就不敢“专”了。《请示报告》还要求：“以后不要把‘白专’作为批判用语”，“不要在全体工作人员中进行政治排队。”政治排队，是过分强调“红”的表现，是与又红又专的要求相违背的。至于具体某一个人的政治态度，要根据他的实际情况作出具体分析和实事求是的结论。
关于这一问题，毛泽东1962年1月30日在七千人大会上也明确指出：“对于知识分子，是不是只有革命的我们才去团结呢？不是的。只要他们爱国，我们就要团结他们，并且要使用他们。”这就从宏观上进一步明确了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的政策。
关于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请示报告》及《科研十四条》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广大科技工作者依然存在很多顾虑。1962年2、3月间，国家科委在广州召开全国科学规划会议，文化部和戏剧家协会在广州召开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两个会议都被称为“广州会议”。3月2日，周恩来对两个会议的代表作了《论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重新阐述了他在1956年提出的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结论。
3月4日，周恩来回北京前，陈毅向他汇报他准备在这两个会议上的讲话的大体意思。周恩来赞成陈毅的讲话对知识分子进行充分肯定，并指出，我们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加在他们头上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于是，陈毅在两个会议的讲话中，提出“脱帽加冕”，就是给广大知识分子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上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冕”，并郑重地向广大知识分子行了“脱帽礼”。
3月28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谈到知识分子问题时，他在强调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重要作用和分析了当时知识分子的状况后指出：“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我们应该信任他们，关心他们，使他们很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这可以说是代表中央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作出的郑重而科学的判断。
三、明确发展科技的基本方针
首先，重申了党的“双百”方针。
“双百”方针是党关于学术文化工作的一项基本方针。但是，自50年代后期以后，这一方针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在学术文化界往往把学术问题、工作问题与思想问题、世界观问题、政治问题混淆起来甚至任意引申，搞得不同意见不敢发表，科技文化工作者不敢讲话。某些党的干部粗暴地、轻率地对学术、科学问题做结论，瞎指挥。为了改变这种局面，《请示报告》对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双百”方针确定了三条原则：一是由党来领导，而不是学派垄断；二是四个互相：互相尊重、互相合作、互相学习、互相探讨；三是三个尊重：尊重群众、尊重实践、尊重事实。为了促进科研机构贯彻落实“双百”方针，《科研十四条》提出了七点意见。其主要内容是：划清政治问题、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的界线；在学术问题上，鼓励不同学派和不同见解之间的自由辩论；要发扬民主，对不同学派、不同主张，不要简单地扣帽子、贴标签。中央在转发《请示报告》、《科研十四条》的通知中指出，在学术工作中，一定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戴帽子、不拿棍子、不抓辫子。这样才能造成一种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充分地调动起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使他们能够放心、负责地去做工作。
其次，强调坚持“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
发展科学技术尤其是国防尖端技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是“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中苏科技合作协议被苏联单方面中止后，更使我们党和广大科技工作者认识到自力更生的重要性。聂荣臻在1960年7月3日《关于立足国内发展科技等问题向中央并毛泽东的报告》中提出：苏联在重要关键技术上卡我们，许多科技人员都十分气愤。但是气愤是没有用的，我们要将其转化成为发展科学技术的动力，更加坚决地在科学技术上贯彻自力更生的方针，而不是指望外援。当然，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也绝不意味着要搞自我封锁。相反地，一切国际上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我们都要根据我国具体条件来学习，并且要掌握。
毛泽东、周恩来十分赞同这个报告。周恩来在报告上旁批：“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立足国内。”“一切的一切，主要靠自力更生，这是最基本、最为可靠的。”毛泽东7月18日在北戴河会议上讲话时指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在强调自力更生的同时，党中央又很重视与国外的技术交流和技术引进工作。周恩来指出，我们一方面要学习、购买国际上的先进科技成果，另一方面可以同国外包括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科技交流。当我国的科技事业沿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取得了巨大成就后，毛泽东风趣地说：“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
第三，要求遵循科技工作的客观规律，坚持“实事求是，循序前进，齐头并进，迎头赶上”的原则。
这是周恩来1963年1月29日在上海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提出来的。“实事求是，循序前进”是指要有科学的态度，“齐头并进”是指要有科学的方法，“迎头赶上”则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目标。
实事求是历来是我们党进行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不可能一蹴而就，而要制定实事求是的规划和适当的目标，并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循序前进。齐头并进则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四个现代化要同时并进，相互促进，不能等工业现代化以后再来进行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二是指科学技术的各个门类也要统一部署，同时进行，虽然某一时期可能有所侧重，但总体上还是要齐头并进。总之，只有把“实事求是，循序前进”和“齐头并进，迎头赶上”统一起来，才能比较快地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四、改进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
为了进一步发展科技事业，必须进一步改进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当时主要提出了以下几项措施：
第一，改进科研机构内党的领导方法。
1957年以来，我们党批判了“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党不能领导科学技术”的错误思想，加强了对科研工作的领导，这本来是必要的和正确的。但是在实际工作中，由于过分强调“外行领导内行”，出现了瞎指挥，工作中的盲目性现象越来越多。为了改进党对科研工作的领导，充分调动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多出研究成果，《请示报告》及《科研十四条》主要明确提出了这样几点要求：第一，明确指出科研单位党组织的任务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保证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贯彻，保证研究工作的顺利进行。”其落脚点是最后一句话，这是其任务的根本归宿，这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瞎指挥的出现。第二，对党组织的具体工作方法提出了要求：必须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必须实行领导、专家、群众三结合的原则，应当充分发挥各级行政组织及其领导人的作用。这就可以制止某些党员负责人个人随意发号施令，超越自己的职权，无端于涉科技业务活动，以保证科研计划的顺利实施。第三，要求党的领导干部树立为科研工作、为科学工作者服务的观点，努力改进和做好服务工作。这样做不仅可以密切和改善党的领导干部与科技工作者之间的关系，而且能使广大科技工作者减少工作、生活条件上的后虑之忧。
第二，设立了国务院科学技术干部局。
1964年3月，中央决定设立国务院科学技术干部局，作为负责统一管理科学技术干部的行政机构。科学技术干部局的主要任务是：掌握了解全国科学技术干部队伍中各学科、各专业人员的数量、质量、分布、使用、培养、余缺和配套等情况，根据国民经济建设计划和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要求，合理地配备科学技术力量，并掌握培养计划，以加速科学技术干部的成长。
与此同时，中央还要求各级党委加强对科学技术干部管理工作的领导，要求县以上各级党委管理干部的部门和各级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的人事部门，建立与健全科学技术干部的专管机构或设置专职管理人员，并挑选一批懂得科学技术工作的干部，充实管理科学技术干部的部门。
第三，制定了《科学技术干部管理工作条例试行草案》。
为了加强对科学技术干部的管理工作，仅仅靠设立一个行政管理机构是不够的，还需要制定有关科学技术干部管理工作的法规性文件。中组部会同中宣部、国家科委等部门草拟了《科学技术干部管理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于1964年3月报送中央并得到中央原则同意。这个草案共九章四十条，涉及到对科学技术干部的基本估计及要求、科学技术干部的管理范围以及对科学技术干部的考察了解、分配使用、培养教育、调动任免、提职晋级、奖励惩处、档案管理等多个方面。草案针对当时科学技术干部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强调要加速培养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干部队伍，建立科技干部的晋级制度和奖励制度，充分地发挥科学技术干部的专长，使他们能“学用一致，专业专用”。同时，要求各级科学技术干部管理部门定期检查、适当减免、严格控制科研工作者担负的兼职、社会活动和行政事务性工作，保证他们能集中精力进行科研工作。这些措施，切中科技干部管理工作的弊病。
60年代初期科技政策的调整，使广大科技工作者深受鼓舞。当时普遍生活比较困难，但广大科技工作者还是干劲十足，许多科研单位晚上灯火通明，一片热火朝天。由于确立了比较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正确方针政策，提出了科学的规划和有力的措施，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直到“文革”以前，是比较顺利的，成果也是明显的。这期间，大庆油田顺利建成，第一颗原子弹成功地爆炸，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结晶的研制达到世界领先地位。这一大批科研成果的不断涌现，为我国科技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新的基础。
60年代初期的科技政策的调整，给我们的启示是很深刻的：长期稳定的正确的科技工作方针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和良好的社会环境是科技事业发展的最重要的保障。在科学技术的地位日益重要的今天，我们一定要深刻理解邓小平同志“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使广大知识分子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中大显身手，不断繁荣我国的科技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