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谱系的架构与改造——现代文学史中的鲁迅形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谱系论文,文学史论文,架构论文,形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鲁迅是20世纪标志性的文化意象和民族精神资源。长篇累牍的鲁迅研究形成了丰富浩繁的意义之林，承载着建构现代学术框架和知识谱系的重担，成为20世纪文学史、文化史和学术史的重要内容。新旧世纪之交，鲁迅研究的新增长点和新突破日渐减少，也日显“疲惫”，几次激烈的论争，或是肆意谩骂或是坚决捍卫，终致寥寥的无奈状态。不断遭质疑的鲁迅及鲁迅研究使许多人面对鲁迅形象时深感陌生和隔膜，这种状态显然背离了鲁迅研究的初衷。“鲁迅热”的消长固然与文化生态变迁密不可分，但也直接受制于学界阐发的鲁迅形象的内质。因此，有必要从学理上进行反思：学界曾经塑造了怎样的鲁迅？在新的历史境遇中，鲁迅构成精神资源是否会失落？当深入鲁迅形象内核时，可以发现：不同话语模式中的鲁迅形象不尽相同，甚至还有抵牾和碰撞，试图给鲁迅形象赋值的多方努力造成了意义层累，模糊、遮蔽甚至改变了鲁迅的初始面貌，变得迷离和不定，难以认知和把握。20世纪文学史以专业化的知识和体系化的组织将作家、作品、思潮、流派等诸多文学现象整合在一起，集中连续地描述饱含差异和充满矛盾的文学状态，形成确定而统一的历史意识。在颇具自信的文学史叙述中，鲁迅形象既表达了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也显现了强烈的价值冲突，成为现代知识谱系中架构与改造的前沿地带。本文试图通过搜检和解读各种现代文学史中的鲁迅形象，透过累积的意义库存，探寻潜藏的价值评判体系，期冀在这缝隙间勾连起某种历史流脉，为今后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思路。
通观中国20世纪现代文学史作，鲁迅似乎成为史家绕不过的标的。虽然不同文学史依据自身的价值评判标准给出不同的鲁迅形象，详略有别，褒贬不一，但是，几乎所有文学史都给鲁迅留出了相当分量的篇幅和相当注目的位置，只要体例允许，都有专门章节的论述，而且，往往是现代文学史上的首席作家。就目前出版的文学史而言，大致可以分为四种话语体系进行鲁迅形象的构造和改写。
一、革命话语中的形象设计
第一种是1949年建国之前逐渐形成的，革命话语逐渐强化的文学史中的鲁迅形象。革命文学初萌时期，“革命”话语带有浓厚的浪漫色彩，虽然受阶级论影响，依然激情洋溢；这个阶段的文学史写作虽然受到了20年代至30年代盛行的革命思潮的影响，依然充满了个性化的表述。其中影响较大的有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这部史著深受进化论影响，始终强调社会变革对于文学流变的制约和主导作用。王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对文学规律的认知：“本来从事文艺的人，在气质上说来，多是属于神经质的。他的感受性比较一般人的要较为锐敏。所以当着一个社会快要临着变革的时候，就是一个时代的压迫阶级凌虐得快要铤而走险，素来是一种潜伏着的阶级斗争，快要成为具体表现的时候，在一般人虽尚未感受得十分迫切，而在神经质的文艺家却已预先感受着。先把民众的痛苦抖喊了出来。所以文艺每每成为革命的先驱，而每个革命时代的革命思潮，多半是由于文艺家或者由于文艺有素养的人滥觞出来的”①。在此基础上，王哲甫倡导重视文学的自主性和文学家能动性，认为“在外形上，新文学要用明显优美的文字，艺术的组织，自然的声韵表现出来，在内容里要有真挚的情感，丰富的想象，超乎时代的思想，反抗腐烂社会的精神”②。在人文精神和文学形式双重标准下，王专门安排了新文学作家略传，鲁迅是新文学史上作家第一人。在王哲甫设定的文学史视角中，鲁迅无疑是将历史价值和艺术追求两方面成功结合的典范，由此，王对于鲁迅的生平和创作经历、论著、翻译及相关的文学活动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勾勒出作家鲁迅在不同文学空间的立体形象，这是较早给出的多维而丰富的，甚至还未能完全剔除、删减和统一在单一话语模式中的鲁迅形象。
此后的鲁迅形象就日渐突显“革命气质”。李何林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以下简称《思潮论》）出版于40年代，这是以思潮为线索构筑的文学史，其中涵纳了历次影响较大的文学论争和各种代表性创作观念。自然，在思潮史的线性发展为唯一主线的编撰体例中，无法突出个体的创作成果，但对鲁迅研究已经颇有造诣的李何林还是在此书中突出了鲁迅的作用和影响：在《序》中，他设立了鲁迅在新文学的领袖地位，“我们可以说，埋葬鲁迅的地方是中国新文学界的‘耶路撒冷’，《鲁迅全集》中的文艺论文也就是中国新文学的《圣经》。因此，本书引‘经’甚多，以见我们的‘新中国的圣人’在近二十年内各时期里面中国文艺思潮的浪涛中，怎样尽他的‘领港’和‘舵工’的职务”③。与王著相比较，李在《思潮论》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阶级论观点贯彻得更为彻底，他把二十年文艺概括为两种思想的支配，“由一九一七到一九二七是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较多和无产阶级文艺思想萌芽的时代；由一九二八到一九三七年是无产阶级文艺思想发展的时代”④。这种历史时段的划分在建国后的革命史叙述中不断得以沿用。从此后的文学史写作来看，依据阶级论描述文学史为建国后文学史论著的倾向和框架提供了思想资源和有效的学术准备。与二三十年代大多偏重印象解读的鲁迅研究相比较，借用革命系统理论建构文学史描述鲁迅形象，既拥有了较为明确的定位，又缩减了阐释的可能空间。著述于建国前的文学史表达的日渐纯化的“革命”话语，虽然还没有达到建国后的文学史中的鲁迅形象的政治标准，在革命话语中还是有限度地提供鲁迅形象的丰富性，却也逐步确立鲁迅在新文学中的不可替代的地位，同时，这种形象设计为建国后浓厚政治意识形态改写、神化和遮蔽鲁迅奠定了基调。
二、阶级论中的价值定位
尽管建国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家们毅然以社会承担和民族救亡的姿态来界定新文学性质，在同时代的文学史观中显得相当激进，然而，在建国后日渐浓郁的政治氛围中，此前的历史叙述却被视为保守或者过时而受到贬抑。李何林在1950年就对《思潮论》进行了自我否定：“《思潮论》对于抗战前二十年中国新文学的性质，没有明确的指出从开始到末了都是统一战线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学。对于五四时代的领导思想问题，又认为是资产阶级思想占优势，没有看见无产阶级思想从开始就在领导着了。以上二者不过是《思潮论》在两个大的方面的缺点或错误，其他大的小的错误或缺点还很多”⑤。李何林的自我检讨折射了社会体制和文化思潮对文学的压迫，建国之初的文学努力确证新政权的合法性，史家们把著述现代文学史的学术冲动与对阶级意识的强烈认同联系在一起。文学史写作也有了努力的方向，即以阐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的鲁迅意义为最终目的。力陈新文学的革命性和阶级立场的写史风格就成为不可逆转的述史潮流。在无产阶级文艺的框架中，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所有文学史中对鲁迅定位和评判的唯一标尺，所有的阐述和解读都朝着这个既定目标努力，在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的三大家的定论中，确立了革命文艺的先驱者和领导者的鲁迅形象，作为中国新文学史中的旗手，鲁迅形象成为一个文化标志、权力话语的集中表述地带。
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是以阶级分析理论为圭臬对现代文学现象进行选择、辨析的典型文学史作。全书前面四章自觉运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追寻建国前的文艺运动和各种文艺论争，在现代作家阵营内部进行从未有过的严格的阶级分层。在新型的国家话语的文学史中，能够被接纳的作家并不多，鲁迅承荷了政治意识形态的重负。此书名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从章节题目的设置中读者完全能够领会作者对鲁迅地位的推崇，只要是鲁迅的有生之年，文坛上的一切活动都离不开鲁迅的领导。而且，这部史书还安排了整整两章的篇目来谈鲁迅，没有一位作家能与之相较。在所有篇目中，差不多有四分之一的比重与鲁迅的文艺活动直接相关，如第一章中，第二节论述了“鲁迅对于文学革命理论建立的贡献及初期文学革命理论”，第三节又探讨了“鲁迅对于这一时期的文学革命运动的领导以及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文学主张”，在第二章“左翼文学运动（上）”，作者给它的界定是“以鲁迅为旗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活动”。为了树立完全符合当时意识形态理念的鲁迅形象，整部文学史不仅向读者介绍鲁迅，还在不断地解释和阐述过程中对鲁迅的言行进行辨析，以此来消除人们记忆中的疑虑；“鲁迅对革命文学始终没有反对过，在创造社攻击他的时候，他虽然也曾经写过文章来反驳，但他的态度并不是反对革命文学，正如画室所说：‘我们在鲁迅的言行里，完全找不出诋毁整个革命的痕迹来，他至多嘲讽了革命文学的运动（他并没有嘲笑革命文学本身），嘲笑了追随者中个人的言论与行动。相反的，鲁迅这时对革命文学的认识，较之那些革命文学提倡者还要认识得深刻彻底’”⑥，“这次论争却推动了鲁迅更进一步深入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他由进化论走向阶级论，无条件地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和文艺理论，并坚决为之奋斗，终于成为‘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友人以至于战士’”⑦。作者以坚决捍卫鲁迅的姿态论证鲁迅的革命者身份，全力剔除了鲁迅本人气质中与坚决的、果断的革命行为并不完全契合的犹疑的心态，也使得鲁迅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和精神空间不断压缩，而在一次次的“鲁迅保卫战”中，这种“为贤者讳”的好心举动和努力阐释倒成了可以延续的传统。
以新型国家话语整合新文学发展的史著还有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这部近60万字的力作顺应着体制的需要，试图把新民主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等政治话语糅合在“五四”以后的文学史中，以文学现象作为意识形态的表征确证革命文艺历史演进的规律。努力迎合新中国话语模式的《史稿》更进一步扩张了鲁迅形象的符号化和象征功能，鲁迅不仅仅是一个具体的个案，其作用不只是在与其他作家的对比参照中得以呈现，鲁迅成为整个新文学史的方向，具有普泛意义和普世价值，“‘鲁迅的方向’的意义并不仅指鲁迅一个人的方向，而是指从‘五四’开始的‘文化新军’的整个队伍的”⑧，鲁迅在新文学史上的作用似乎冲破了文学创作成果和文学相关活动的局限，甚至超出了其生命的限度和作品的形式，成为在鲁迅之后的新文学和未来文学的“朝圣之都”，成为需要延续的支柱性的精神资源。王瑶在面对文学史实时不断地感受到运用这种先验的理论的力不从心，捉襟见肘，比如，全书体例安排中，鲁迅的创作成果并不十分突出，只是在第三章的第一节论述了鲁迅的小说，第五章的散文第一部分中论述了鲁迅的杂文，第八章的第七部分中谈到了鲁迅的《故事新编》，第六章标题设置为“鲁迅领导的方向”，在具体的章节目录中却不能突出鲁迅的卓尔不群的地位。不过，当鲁迅形象被抽离出来成为“‘五四’革命文学的优良传统”的代表时，鲁迅在新文学中是否参与那些论争，其具体的观点，或者其创作中是否存在与无产阶级文艺思想疏离的具体现象已经不重要了。作为精神领袖，鲁迅在这部文学史中不仅已经成为完美的文化意象，政治理论框架下最有力的例证，甚至初步定型为“文化圣贤”的形象，在此之后，鲁迅的政治神话和英雄传奇色彩都只是继续和更大程度上的夸张，而“文革”中鲁迅形象所承受的造神境遇也就不是匪夷所思的了。
三、政治解禁思潮中的意义重估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学人的激情涌动中鲁迅形象的代言功能再次得以体现。应和着“文革”的结束和社会变革的展开，鲁迅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也成为冲决政治桎梏和封闭思想的一大突破口，这是在新的历史境遇中再度铸造鲁迅形象的学术运动。周扬的《坚持鲁迅的文化方向，发扬鲁迅的战斗传统》的长篇报告中，强调要把学习鲁迅与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密切结合起来。⑨ 与剧烈变化的时代脉搏声气相通，1981年唐弢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三卷本）中将“现代文学”定位于“中国现代复杂的阶级关系在文学上的反映”⑩，表明现代文学史返回文学现场的努力。虽然《绪论》中也设定了现代文学的政治性质，论述现代文学与中国社会历史的关联，但是它显示出现代文学史写作中尽量放松政治唯一的遴选标准的倾向，而代之以宽容的态度。既提出居于主导地位、占有绝对优势并获得了巨大成就的，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11)，又提出现代文学的“复杂的文学成分”。全书依然突出鲁迅在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与五六十年代文学史不同的是，主要落实在鲁迅的创作实绩中，一共有两章分别论述了鲁迅的小说创作和杂文创作，而鲁迅的文艺贡献仅占一节。很显然，如此编排的目的表达了编者对鲁迅形象的定位。在文学史著中，确立鲁迅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因为鲁迅的文学贡献，而不是文艺活动。至于对鲁迅形象的塑造来说，表面上是退缩，事实上却表达了编写者在文学史上对鲁迅形象的坚守，也体现了文学史编写者的专业眼光和本位意识。与前面提到的文学史的编写方式不同，这部文学史是采取集体编写的方式进行的。
对鲁迅形象的再度锤炼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这部文学史中更为明显。用现代文学三十年来概括建国前的中国文学史，本身就说明了编著者对现代文学的理解。三十年仅仅是一段时间，无形中冲淡了多年沿用的现代文学这一概念积淀的浓厚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同时也形成了现代文学与中国历史现代化间的内在联系。“在这本书的历史叙述中，‘现代文学’同时还是一个揭示这一时期文学的‘现代’性质的概念。……这样的‘文学现代化’，是与本世纪中国所发生的‘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教育、思想、文化的全面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相适应，并且是其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在促进‘思想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方面，文学更是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因此，本世纪中国围绕‘现代化’所发生的历史性变动，特别是人的心灵的变动，就自然构成了现代文学所要表现的主要历史内容”(12)。以现代性替代建国后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政治权力话语成为这本文学史的核心理念，因此，文学史的框架有了重大的调整，“吸收最新的研究成果，力图显示本学科已经达到的水平”，重点落实在“对作家（特别是足以显示现代文学已经达到的水平的高峰性作家）的文学成就的论述”(13)，在这样的编撰理念下，增添了许多新的作家和重要的作品，鲁迅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依然稳如磐石，但是鲁迅形象的内涵已经发生了重大变更。鲁迅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学家、革命家和思想家”的三大家定论开始松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对鲁迅的介绍是“鲁迅是20世纪中国伟大的思想家与文学家”，这事实上也包含了在新的理念中对鲁迅形象的新的期待，新的信仰价值和精神寄托。章节的安排上，既保留了鲁迅小说和杂文创作成果，而且以往文学史属于附属地位或者忽略不谈的《野草》、《朝花夕拾》和《故事新编》也有了独立的一节。这种更进一步回归文学史本位的读解引起学术界的共鸣，鲁迅形象的神话色彩逐渐淡化，这部文学史以两章的分量论述鲁迅所有的文学创作成果，并没有粉碎鲁迅形象的偶像定位。《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将鲁迅形象的阐释压缩到文学场域，对此后的文学史写作具有引导作用，鲁迅的政治符号化倾向逐渐弱化的时代，置疑、反思鲁迅形象的声音越来越强烈，鲁迅在文学史上的分量和比例逐渐缩小，多元文化语境中，话语权的切割和分享不断地挑战、整合和修改着鲁迅形象，却始终无法绕过鲁迅形象。
四、海外汉学界的他者解读
在中国大陆不断建构鲁迅形象经典意义的同时，域外，鲁迅的神化升级也是热火朝天，“鲁迅是一个很理想的偶像和旗帜”(14)，但是因为社会环境和认知观念的不同，海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出现分化，或是表达着鲁迅与大陆的主流意识形态间的差别，夏志清就是其中的代表；或是表达对政治意识形态的摒弃，试图以此来抗衡或者颠覆过于强劲的对鲁迅的造神行为，瓦解鲁迅形象的政治道德力量，试图将鲁迅形象设定在文学本体进行考察，其中司马长风的文学史引起了普遍的关注。
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深受另一种意识形态的影响。他把鲁迅置于现代小说的第一人，然而，他介绍鲁迅生平时带有明显的倾向性：“鲁迅是中国最早用西式新体写小说的人，也为公认为最伟大的现代中国作家。在他一生最后的六年中，他是左翼报刊读者心目中的文化界偶像。自从他于一九三六年逝世以后，他的声誉更越来越神话化了。他死后不久，二十大本的‘鲁迅全集’就立即出版，成了近代中国文学界的大事。但是更引人注目的是有关鲁迅的著作大批出笼：回忆录、传记、关于他作品与思想的论著，以及在过去二十年间，报章杂志上所刊载的纪念他逝世的多得不可胜数的文章。中国现代作家中，从没有人享此殊荣”(15)。此番略带调侃和嘲弄的口吻为作者论述鲁迅定了基调，令读者在阅读之前先有思想准备：夏的论述立足于瓦解鲁迅形象的精神内聚力，似乎论者已掌握充分的事实基础，有足够的自信遵循公共理性原则进行鲁迅形象的再造。然而，《中国现代小说史》难以做到不偏不倚地批评，具备了西洋文学专业知识的夏志清在观照中国现代文学时，习惯以西方文学的精神价值来要求中国现代文学，认定中国现代文学由于缺乏西方宗教意识又“摒弃了传统的宗教信仰，推崇理性，所以写出来的小说也显得浅显而不能抓住人生道德问题的微妙之处了”(16)，再加上作者对1958年的中国文坛深有抵触，因此，鲁迅生平介绍之前添加的那一段神来之笔也足以显示其好恶了，这种评价态度与他自己所否定的研究立场一致，“犯了大陆学者同类的狭窄观点的错误”(17)，他对鲁迅小说的推崇和对鲁迅杂文的不屑一顾也并非全是出于文学研究的中立立场。在这部现代小说史中，读者一方面将会对著者对鲁迅小说鞭辟入里的分析而赞叹，另一方面也不禁为著者难以掩抑的不平之气的干扰而遗憾。
与夏志清不同，专治历史的司马长风在《中国新文学史》中则尽量剔除社会道德的标准，单纯从艺术标准重估文学运动和文学创作。司马长风在论述新文学的萌生及日后的流变时就表明了自己对文学的评判标准。“我们反对文以载道，是从文学立场出发，认为文学自己是一客观价值，有一独立天地，她本身即是一神圣目的，而不可以用任何东西束缚她，摧残她，迫她做奴婢做侍妾。因此把文学监禁起来，命令她载孔孟之道固然不可，载马列之道也不可。无论载什么道，都是把她贬成了手段，都是囚禁文学，摧残文学，坚持下去必然造成文学的畸形发展，终至于气息奄奄。”(18) 在文学史的编写体例上，则以纵向变迁为主脉，以作家作品为史实概述现代文学状貌。鲁迅形象和其创作在这部文学史中的位置虽然重要，但不占绝对优势。在这部文学史中，鲁迅被描述为中国新文学运动的领袖之一，中国新文学史上的伟大文学家之一，关于鲁迅的创作成果和其文艺思想也被零散地安排在不同时段和不同的主题中。司马长风在解读文学作品时，也倾心于个人好恶而非公共的评判标准，评述鲁迅的小说创作时，他指出其中多篇小说，“掂在手里都沉甸甸的有分量，都有独立的生命，值得流传。他把小说当作服务人生的手段，这一点虽然减损了作品的成色，但是他在这自设的障碍下，写出了这样声光颇人的小说来，实更显出他拔群的才能”(19)。但是当编写者以文学的纯粹性来审视鲁迅的创作时，便有诸多的倾覆性的表述，他将郁达夫和鲁迅两种不同风格的小说进行比较，“在文学的浓度和纯度上，鲁迅不及郁达夫”(20)；进而还对鲁迅在文学史上地位进行降格评定，“三十年代的文学代表作，应是曹禺的戏剧，……绝不是鲁迅、瞿秋白等人的杂文，当然更不是官方御用的‘民族主义文艺’作品”(21)。司马氏的文学史以实现文学的纯粹性和评判的个性化试图对浓厚意识形态中的鲁迅形象解构和还原，希望树立中性的客观的艺术评判旗帜，但是司马氏遵循的艺术标准本身只是另一种权力话语，这种写作姿态将导致文学史的零散化倾向，鲁迅形象的普遍规律和代言者身份自然弱化乃至迷失在众多所谓的个性化丛林中。
五、多维视角下的整合与透视
作为与时代社会背景直接相关的专业领域，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流变和时空差异自然无法脱离与时代社会的诸多瓜葛，而且撰写者的时代背景、知识结构及价值立场直接形成了文学史著的风格，另外还牵涉到现代文学学术史的变迁。而鲁迅形象在文学史中的嬗变与鲁迅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诸多文学史中的鲁迅形象可能千姿百态，但就目前出版的文学史而言，都是从如下三个维度进行鲁迅形象造型设计的。
首先，关于鲁迅的身份定位。任何关于作家的研究都需要对作家进行定位，相当多的学术研究只是把定位隐含在材料和论证过程中，而文学史中出现的作家、作家的排序都包含着与其他作家的参照对比，排序意味着对作家进行进入文学史的合法性论证，事实也就为作家创作的作品或者文艺活动进行价值评定提供基础和依据。涉及到鲁迅形象，在多种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大致有三方面的重点表述：一、在文学自身的范畴内设计鲁迅形象。这是几乎所有的文学史都无法缺省的表述，在文学史上界定和评价现代作家，鲁迅是无法省略和跨越的。二、在文化史中评定鲁迅的价值，探讨由文学而延伸的文化领域的鲁迅形象。三、在激烈的意识形态中认定鲁迅的立场，这也是当今受指责最多的鲁迅形象塑造方式。20世纪中国大陆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对鲁迅形象的描述，经历了从单一专业领域向多方领域扩张而后又逐渐收缩的过程。较早出版的现代文学史，如陈炳堃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中的鲁迅，“一般人认他为现代中国文学的写实大家，和短篇小说的名手。”(22) 而到了王哲甫的《新文学运动史》中的鲁迅形象就承担了超越作家的社会职能，“总之，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他也是天生的激进主义者。不管反对他的人如何攻击他，他在中国文坛上的地位，将永不会动摇的。在我们这暗无天日的国家里，凡事都是守旧落后的，要找几位头脑清晰，思想急进如鲁迅的革命家真不容易啊！”(23) 再看五十年代王瑶的文学史，鲁迅不仅以他的作品代表了新文化的成就，而且还指引了未来文学的方向，他走过的道路更成为中国现代作家的榜样。鲁迅形象从作品所产生的精神价值到实践活动都赋予功能价值。但到了钱理群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介绍鲁迅时，“鲁迅是20世纪中国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24)。这对于运用了建国后的鲁迅浓厚的意识形态化后，已经是较为中性和理性的表达了。世纪之交出版的朱栋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中对鲁迅的定位更为简略，“鲁迅，是现代小说的奠基人”(25)。与大陆现代文学史中鲁迅形象相比较，海外文学史对鲁迅形象的设置比较单纯，但是也不能排除意识形态的干扰，如夏志清对鲁迅的置疑和批判大多来自意识形态的评判。
其次，关于鲁迅创作成果。在取得鲁迅是现代文学大家的共识前提下，不同文学史对其作品的评价存在很大差异：首先是鲁迅创作的哪些作品成为现代文学典范的问题。80年代之前的大多数文学史，特别是以唯物史观和阶级论为主导思想编写的文学史看重鲁迅的小说，尤其注重其前期的小说，即收录在《呐喊》、《彷徨》中的小说。绝大多数文学史都视《阿Q正传》为鲁迅最杰出的作品，如《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唐弢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都有专门的一节，而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却颇有微词，如谈到《阿Q正传》时，他独辟蹊径地提出，“总括来说，鲁迅如不把阿Q当作一个人物，一开始就以寓言形式，把他写作民族的化身（那篇序自然要砍掉），那么会非常精彩，并且可取消以上所有的批评”(26)。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后的文学史吸收了大量关于《野草》和《故事新编》的研究成果，在增添鲁迅创作成果的过程中也逐渐改变了鲁迅作为文学家的形象，而这两部作品在建国后的文学史中几乎是被忽略的，最多也只是轻描淡写地带过。其次，是关于鲁迅的作品题材的差异和分级。鲁迅创作成果中有两大题材，一是小说，二是散文。鲁迅的杂文与惯见的散文有较大差别，在大陆的现代文学史中，大都首肯“杂文”的称号，这也成为鲁迅对于现代文学又一贡献的有力证明。在具有鲜明政治色彩的文学史著中，杂文的重要作用要更为突出，它直接面对社会现实进行社会批判。在相对理性和多元的文化语境中，小说更为史家所关注。因为它进行社会观照时保持距离，并对社会现实进行过滤和提升。而海外出版的文学史则往往不能认同鲁迅杂文，夏志清就表达了对杂文的轻视：“作为讽刺民国成立二十年来的坏风恶习来看，鲁迅的杂文非常有娱乐性，但是因为他基本的观点不多——即使是发挥得淋漓尽致——所以他十五本杂文给人的总印象是搬弄是非，罗罗嗦嗦”；司马长风则通过艺术标准否定了鲁迅杂文的价值，“其实在那个时代，他绝无意趣写什么散文，也更无意写什么美文，反之对于埋头文学事业的人，他则骂为‘第三种人’，痛加鞭挞。在这里我们以美文的尺度来衡量他的杂文，就等于侮辱他了”(27)。对鲁迅作品迥然不同的评判和遴选结果，一则说明鲁迅作品内在的矛盾和丰富，二则也体现了阐释者本身所持的价值立场和审美标准间的差异。
第三，关于鲁迅的文学实践活动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价值。对于关注文学史的演变发展的文学史著，文艺实践活动催生了思潮的涌动和社团流派的兴起，这些材料很容易成为文学史的节点，因此，在此类史著中所占比重较大，而更关注文学内部结构调整和规律发展的文学史往往比较淡漠实践活动。因此，各种关注运动、思潮演变的文学史，追寻历史发展的线性脉络的文学史中，鲁迅的文艺实践活动较为丰繁。如李何林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中不仅把鲁迅确定为现代中国两大文艺思想家，而且还在第二编的革命文学的论争中，特意突出了“鲁迅的态度”，而丁易的《中国现代史略》中多处突出了鲁迅的在现代文学发展的每一阶段的文艺主张。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将鲁迅称之为“为人生的艺术”的大旗手，“所建理论较通顺，影响也广大”(28)，专门梳理了鲁迅文艺思想的演变过程。相反，更注重文学实绩来形成观点的文学史著对这一方面的评议就比较少，因为这类史著更倾向于把鲁迅视为文学家，更强调鲁迅在现代文学上独特的创造才能而不是“窃火”功能，而后人承传鲁迅的思想也该因作品而产生。就目前发掘的文学史材料而言，鲁迅在现代文学上的实践活动主要体现为三种方式，一是参与文艺论争，二是参与文艺理论建设，三是翻译域外文学。在许多情况下，前两类活动是相互缠结交织在一起的，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后鲁迅在上海的活动。鲁迅的文艺活动作为鲁迅本人的社会历史实践和话语实践，在文学史中的不同待遇都与各史家的具体的写作动机有关，也体现了文学史的话语权力和借用此权力进行操作的叙述规则。
文学史叙述隐含着话语权威。鲁迅形象的身份地位、文学创作和文学实践的三层次体例设置体现了现代文学史特定的历史情境，写作主体的活动方式。按照时段顺序排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多呈“总分”的写作方式，先有一章这一时段的文学概况，文艺思潮和文学流派的全面和整体的呈现，然后是分类题材创作成果的作家作品。凡是采用此种体例编排的文学史，无意间就设置了文学史上作家遴选的标准和价值尺度，隐含着对现代价值理念的认同，甚至以潜在的价值理念设定题材之间的等级、不同风格流派之间的差别。鲁迅处于新文学萌生期，并以小说这种典型的现代文学样式的创作成果著称于世，因此，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就不言而喻了，同样，现代文学史中“前话语”的设置也为今后的读者和论者阐释和解读鲁迅设置了话语的范畴和界线。
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中的鲁迅形象的变迁来自鲁迅研究的丰富和深化，但是文学史写作中的“不虚美、不隐恶”的史家传统使得观点和立场的表达上更中性和克制，而中国现代文学史承担的高校教学的任务又使之更趋通识性，注重在接受主体中的影响。当我们回顾整个20世纪文学的史著时，鲁迅作为不断产生新意义的文化原型，将带来研究之研究后的冷静和思考。当古远清的《台湾当代文学批评史》和董健等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把鲁迅分别置于1949年以后的台湾和大陆的文化场景中进行考察时，不仅仅只是对鲁迅形象的想象和对鲁迅精神资源的开拓，更说明鲁迅及其对鲁迅的研究跨越了多种疆域和界限，已经构成20世纪文化的完整和独立的体系，不断延展的意义空间和精神源头。
注释：
①②(22) 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第13、14、297页，北平成杰印书局1933年。
③④⑤ 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1917—1937》，第14页、《序》、《自评》，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⑥⑦ 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第65、67页，作家出版社1955年。
⑧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第6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
⑨ 参见张梦阳：《中国鲁迅学通史》，第544页，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
⑩(11) 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一）》，第7、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12)(13)(23) 钱理群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前言》、《后记》，第3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14) 王润华：《华文后殖民文学：中国、东南亚的个案研究》，第59页，学林出版社2001年。
(15)(16)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27页、《中译本序》，香港友联出版社1979年。
(17) 古远清：《台湾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第173页，武汉出版社1994年。
(18)(19)(20)(21)(26)(27)(28) 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上卷》5页、《上卷》106页、《上卷》159页、《中卷》21页、《上卷》111页、《中卷》148页、《中卷》138页，香港昭明出版社1980年。
(22) 陈炳堃：《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第270页，上海太平洋书店印行。
(25) 朱栋霖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第29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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