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鲁克管理思想中的政治与社会渊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渊源论文,管理思想论文,德鲁克论文,政治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德鲁克管理思想的影响力广博而深远，被称为大师中的大师。但德鲁克在中国管理领域中的地位可谓是冰火两重天：一方面，在管理实践界，德鲁克的管理理论和思想受到企业管理者的推崇；另一方面，在管理学术界，除了立足咨询和实践的学者们重视他的理论和思想外，大部分从事管理学术研究的学者们几乎不可能在论文中引述他的观点。可以说成功的企业家们没有不仔细琢磨德鲁克管理思想的，而在大学商学院的学者们中没有读过德鲁克著作的却大有人在，甚至有部分学者公开藐视他的思想。这种面对德鲁克管理思想所展现出的矛盾，表面上似乎是反映了管理学术研究与管理实践之间存在着较为严重的脱节，但是本质上更为重要的原因却在于德鲁克对于管理学的理解超出了目前管理学术研究的范畴，他对管理学所肩负的使命是基于如何合法化其保守的自由资本主义观点基础之上的，而不是企业管理本身。如果说哈耶克是在宏观经济层面为市场经济的合法性找到坚实的理论依据的话，那德鲁克则是在微观企业管理层面在做相同的工作。目前，学者们对德鲁克管理思想的评论一般都是从管理职能角度出发，探讨德鲁克所提出的理论和概念的实践意义。由此，本研究尝试从德鲁克本人的政治和社会抱负出发来揭示其管理思想形成的真正本源。 德鲁克这种构建管理理论的模式与其早年接受的教育和经历关系密切。德鲁克1909年出生于维也纳一个富裕家庭，父母在经济和医学领域都有一定造诣。在德鲁克不到5岁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随后他又目睹和经历了经济大萧条、法西斯主义兴起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使得德鲁克的青少年时期一直生活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最黑暗的时刻，因此，对如何改进和完善西方社会一直充满着抱负。据德鲁克本人回忆：1950年元旦，他与父亲拜访熊彼特。熊彼特告诉他们，他本人并不看重别人对他著作或理论的评价，他的目的在于改变人们的生活。在此后8天熊彼特去世了，这段对话对德鲁克的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1]。鉴于此，德鲁克对管理理论的研究视角从来不是从“理解”现实的实证主义角度出发的，而是把“企业管理”当做一种改变社会并使之成为功能更加健全的工具来看待。由此，与其说德鲁克是企业管理的研究者，倒不如说是各种管理方法的发明者以及预言家。 1 德鲁克早期经历对其管理思想中政治与社会抱负形成的影响 大多数情况下，人们阅读德鲁克的管理学著作都是从1954年出版的《管理实践》以及1966年出版的《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开始。德鲁克也自认为这2本书是支撑其管理思想的2根支柱。在管理学史中，学者们似乎更加在意他于1964年撰写的《成果管理》，因为该书奠定了德鲁克在19世纪60年代在战略管理研究领域的地位。但笔者认为，德鲁克所有相关理论深处的思想线索其实早就在他1936年发表的处女作《经济人的终结》以及1942年出版的《工业人的未来》一书中就成型了，并非出自于《公司的概念》，虽然很多学者认为这是德鲁克第一本关于管理的专著。 1.1 欧洲的政治经济危机与经济人的终结 20世纪30年代，西方自由市场社会几乎陷入绝境，一些学者甚至认为资本主义行将就木。而对德鲁克一生影响最深的2个事件莫过于爆发于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1929年波及整个西方社会的世界性经济大萧条。第一次世界大战涉及30多个国家的15亿人口，让欧洲各国的经济和人民生活蒙受了不可弥补的损失，德鲁克家族中也有过半青壮年男子死于战火。这场战争使得自欧洲启蒙以来所秉持的人类社会一直处于进步之中的历史信念崩塌了，德鲁克本人也切身体会到战争使得现代社会沉沦为一个非理性怪物的世界，而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个体不过是一个孤立、无助和没有力量的单子。一战结束后，随之而来的和平也并没有使西方社会的状况有根本性的改善，始于1929年历时4年的经济大萧条再次沉重地打击了西方社会。这一切使得德鲁克痛苦地认识到，即使在和平时期，西方社会也依然被一股不可预测的力量支配着。而对个体而言，这股力量所造成的突如其来的长期失业可以一下子就将原本体面的个体抛离社会而无立足之地。与战争中一样，个体在大萧条中依然是毫无力量和孤立无助的，这对德鲁克而言，意味着建立在经济人为假设的西方现代社会已终结。德鲁克在《经济人的终结》中指出，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使得经济领域在社会中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但这种经济自由主义是以社会的不平等为代价的，从而使得自启蒙时代开始西方社会追求的自由与平等2个最基本概念决然对立。虽然社会的财富大幅增加，但是个人的世界却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在社会中变为完全非理性和毫无意义，因而需要一种新的制度或方案来重新构建西方社会。 1.2 对法西斯主义的批判 从20世纪30年代起，法西斯主义开始在德国、日本以及意大利等地兴起，并对西方传统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了威胁。1936年，德鲁克在美国发表了他的第一本学术专著《经济人的终结》，书中他向美国人民大声疾呼不要对法西斯思想抱有幻想。德鲁克在该书中指出，法西斯主义之所以得以蒙蔽大众的根本原因，就是在传统经济人社会崩塌之后，新的建立在自由和平等信念基础上的社会秩序还未创立之前，它能给在风雨飘摇中的大众提供所需的安定和平等，但是这种安定是以放弃自由为代价的。法西斯主义的所谓平等不过是用非经济的手段来克服自由经济所产生的不平等，其手段只是构建一个等级组织来实施分配的非经济体系。德鲁克指出，法西斯主义精心为德国的工人、农民、中产阶级赋予类似“德国的脊梁”、“民族文化标准承担者”等不同的美妙称号，并构建各种不同的组织以容纳德国社会各个阶层。这个社会发展到最后就形成了一个以国家为单位的严密等级体系，在该体系中工人和农民都被剥夺了自由支配自己劳动的权利，他们既不得罢工也不得辞职；而资本家也被剥夺了获取利润的权利，从而整个德国最终形成了具有高度集权性质的军事组织。德鲁克断言，法西斯主义的社会注定是一个道德崩塌的社会。 在《经济人的终结》一书中德鲁克认为，德国之所以走向法西斯主义社会的根源在于德国现代化进程实际上就是德意志民族的统一过程，因此，民间充满了民粹主义而对民主和自由并不珍惜，而英美两国则与之不同。由此，德鲁克警告美国人民不要走上这条与美国宪法和立国精神不相符的道路。但是德国人民仅仅因为少部分狂热民粹主义分子煽动就会用放弃自由来换去一时的安定与虚假平等吗？这个观点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的。事实却是理性的德国人民是积极支持法西斯主义并全力投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否则纳粹德国不会对世界人民造成如此巨大的危害。德鲁克也敏锐地意识到这个问题。由此，在1942年出版的《工业人的未来》一书中，他运用了很大部分篇幅揭示了法西斯主义在理论上并不是对西方启蒙运动所提倡民主与自由的简单背叛，反而却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因此，具有很大的欺骗性。他指出，希特勒的纳粹理论实际上是构建在卢梭、边沁、达尔文主义以及弗洛伊德等提出的现代思想之上的。尤其是卢梭的有关在理性主义基础上的构建人类自由的思想就是纳粹理论体系的基础，因为该理论允许所谓掌握绝对理性的人有权力及其义务将其掌握的理性强加给其他人，从而将启蒙运动对人类能有拥有完善自身的理性的信念转变成剥夺他人自由的极权主义的理论。此外，以达尔文进化理论为基础的社会哲学以及心理决定主义所提供的理论工具使得纳粹分子相信：通过教育和培养，组织就能够选拔和培养优秀领导者并使德意志民族趋于至善，而最终有一个完美无缺的人——“领袖”将提升到德国社会的最高点，而纳粹理论就在这个极权主义至高点上实现了闭合[6]。 1.3 工业人社会的理想 知识分子的社会价值并不在于他们能否定什么，而在于他们能为未来提出切实可行的新思想。“不能靠社会来拯救”是德鲁克终其一生所秉持的价值理念，自启蒙时代以来所争取到个人权利与自由，绝不能因为其所带来各种巨大的人道灾难所放弃。然而，在实践以及理论2个方面对法西斯主义予以彻底批判之后，如果不能提出符合自身价值体系的社会解决方案，德鲁克的思考也不过就是一个絮叨的伤痕文学而已。鉴于此，德鲁克撰写了《工业人的未来》一书。该书绝对不是仅仅为了给行将灭亡的法西斯德国在理论上再给予彻底一击，更重要的是描绘一个德鲁克心目中的美好新社会。在该书中，德鲁克提出了一个工业社会必须达到的条件：①必须给予工业体系里的个人以社会功能和社会身份，必须将所有个体整合融入一个社会目的，必须赋予个人的目的、行为、欲望和理想以社会性意义，必须赋予组织、制度和群体目标以个人性意义。②工业体系内部的权力必须成为具有合法性的统治，它只能将其权威的来源置于某些道德的原则上，而这些道德原则已经被社会广泛认可为社会和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用来实践这种统治的制度则必须是谋定而后动，特为实现社会的基本目的而组织起来。总而言之，新的社会要将那些本来由社区或国家承担的责任放在企业组织的肩膀上，这才是自由与平等共存的唯一出路。 在某种程度上，德鲁克可以说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只不过他是颠倒阅读马克思的著作。他内心接受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所蕴涵的内在矛盾的剖析，但却认为还存在马克思没有观察到的事物，即管理带来的价值。但在德鲁克1989年以前的著作中这一点几乎察觉不到，这是因为德鲁克避免在理论上与马克思主义正面相遇。这也许就是德鲁克自称是一个敏锐的“旁观者”，而不是严密的理论家的原因。1989年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崩塌，使德鲁克终于可以抒发隐藏在其管理学理论中的政治抱负了。在发表于1993年《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书中，德鲁克直接提出过去一直隐而不发的问题，即如何“打败马克思及其马克思主义”。仔细阅读该书可发现，德鲁克最害怕的词汇莫过于马克思所提出的“阶级”、“贫困化”、“剥削”或是“异化”这样深刻的概念，他声称这都是马克思的空想。在该书中最有趣的是德鲁克对哈耶克的评论。他认为，当哈耶克在1944年撰写《通往奴役之路》时，哈耶克其实是害怕马克思主义起作用而且也认为它会起作用，而在哈耶克1988年发表“致命的自负”时，却声称马克思主义从没有起过作用。这是笔者看到的对这2本哈耶克名著最简洁而精辟的评价，也正是德鲁克自己内心的写照。其实，在西方学术界，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成为西方政治经济学以及其他人文学科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所包含的人道主义精神对后世学者影响深远。鉴于此，如果不了解德鲁克对构建工业人社会所秉持的保守意识形态，就很难把握他发明的诸如“知识员工”、“创新”、“客户价值”以及“目标管理”等很多管理概念背后的真实内涵。 2 德鲁克管理思想中的政治与社会愿景 1943年，在完成《工业人社会》一书后，德鲁克应通用汽车公司邀请，去进行一次为期18个月的公司管理调研。德鲁克当时意识到，一个能够证明工业人社会的可行的“案例”出现了。其实，通用汽车公司是如何运作的对德鲁克而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能从中选择那些符合自身理想的证据，搭建起他心目中能够承担社会责任的公司样板。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当1946年德鲁克出版《公司的概念》一书时，会在通用汽车公司内部引起很大负面反响，以至于该书在通用公司内部成为禁书，不得公开讨论。个中原因其实就是那并非是实际的通用汽车公司，而是被德鲁克按照他的理想并以通用汽车公司之名重塑的公司。为此，通用公司总裁斯隆不得不在退休之后，撰写回忆录《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来还原真实的通用汽车公司。德鲁克也在该书的再版序言中坦诚，他当时在《纽约时报》上撰文评价此书“充满乐趣”而激怒了年迈的斯隆。因为斯隆是非常严肃地回顾历史，而对事实采取不严肃态度的是德鲁克本人。其实，在《公司的概念》一书的初版序言中，德鲁克已经隐晦地提到，出于时间缘故他没有仔细考察证据。这里，笔者需要指出的是，德鲁克也许对证据的处理确实不够严谨，但是德鲁克对未来的思考以及使命感则从来都是严肃的，根据现实来“发明”未来的管理是德鲁克一生管理著述的特点，而且应该说他的关于企业管理的许多先见之明都在随后的发展中得到印证了。德鲁克自己也认为，虽然他在撰写《公司的概念》时，参考和吸收了巴纳德、穆尼等同时代管理学者的著作，但是他是基于政治视角而来观察管理的，这是他的管理思考与其他管理理论显著的区别。《经济人的终结》、《工业人的未来》以及《公司的概念》这3本著作完整奠定了德鲁克管理思想的意识形态基础，而德鲁克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管理思想则是以1954年发表的《管理实践》为开端的。 2.1 创造客户价值的管理 《管理实践》是德鲁克标志性的管理学著作。德鲁克在该书的再版序言中曾经借他人的评论提到，如果只阅读一本他的管理学书籍，那就请阅读《管理实践》。德鲁克认为，他后续的管理学著述不过是对《管理实践》所涉及到专题的详细注释而已。德鲁克在书中提出，管理工作必须包含3个部分：①企业成果和绩效，这涉及到企业存在的目的；②必须形成将员工的因素纳入到企业的组织中；③必须考虑企业的社会影响和责任。德鲁克曾质问主流经济学者们，为什么总是喋喋不休地讨论政府法规如何影响企业经营，却不考虑企业经营会对社会和社区带来何种影响？德鲁克深信，如果企业像经济学者假定的只是利润最大化单位而已，那么20世纪初的“经济人”仍将重新终结这个社会，因此，管理必须承担其延续西方文明的责任。德鲁克进一步提出，西方文明区别其他文明之处就在于拥有人类控制自然的信念，其他文明只是自然的顺从者而已，而企业本身就是这种理性与控制自然信念下的产物，因此，是西方文明的标志。 德鲁克将管理称为“实践”而不是“理论”也是有其深刻的政治与社会意义的，他坚信管理要为绩效负责，所以检验管理有效性的唯一指标也就只能是绩效，而绝对不是知识。这不是德鲁克有意将知与行对立起来，而是反映出德鲁克对当时经济学那些在严格条件下的绝对性知识(基于数学)的厌恶，他相信管理绝对不能是一门精确的科学。鉴于此，“管理实践”的概念并不是要否定存在管理知识而是更加强调这种知识的动态性特点，德鲁克的管理思想在某种意义恰恰强调了行与知的合一，他反对的就是知识分子沉湎于理想王国的梦呓。 在回答企业绩效是什么的问题时，德鲁克的答案颇具创造性，他认为企业目的就是创造客户。如果没有产生有效的市场需求，企业任何活动都是没有意义的，但是现代客户的需求往往连客户自己也不知道。例如，在复印机和计算机被发明之前，客户不会知道自己对它们的需求。如果社会需求是企业创造的，那么企业的社会价值就不可能用剥削或垄断来否定，其存在合法性意义也就不言自明了。德鲁克进一步指出，企业满足创造客户的手段只有营销和创新。前者是针对市场而言，后者则是德鲁克对熊彼特理论的继承。就营销与创新这2项职能而言，德鲁克又格外偏重于后者，因为在他看来持续创新所带来的价值是企业维持其社会价值最具雄辩性的证据。德鲁克抨击那些主张垄断性大企业无需创新的说法，进而提出创新就是企业管理的工作。创新之重要性在信息化的今天也许已经毫无争议了，但是在1954年就能将创新提到如此高度则不能不承认非常难能可贵了。 当然，德鲁克从来没有否定利润对企业的重要性，他本人最怕企业丧失其经济组织的性质，因为这本身就是对自由资本主义的否定。他明确认为，西方国家企业资本的利润能力胜过当时计划经济体系下的企业恰恰是证明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更加有效的证据之一。德鲁克诸多管理著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发明”能够创造利润的管理。也就是说，企业的利润并不是在再分配体系里(剥削里)获得的，而是靠“它的”管理来获得，因此，在德鲁克的话语体系里，创造客户价值与创造企业利润几乎是同义词。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总结德鲁克的管理思想，其实就是孔子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也是德鲁克在20世纪90年代后对资本主义企业的资本化以及高级职业经理人的高薪化持严厉批评态度的原因。而2008年后的西方世界所发生的金融危机似乎也再一次证明了德鲁克对资本主义市场运行机制弱点的洞察力。 2.2 管理者的责任 创造价值是管理必须肩负的任务，但是这个任务最终需要由人来完成，这些人就是德鲁克所称的管理者。德鲁克在1972年出版的《管理：使命、责任和实务》一书中指出，管理是任务也是科学，但更是人的管理，管理失败只是管理者的失败，因为实施管理的是人，不是“力量”或“事实”。德鲁克在《管理实践》中，利用福特公司福特一世的失败为案例，明确区分了传统意义上的监督者和现代意义上的管理者，而福特一世的失败就在于他所任用的是“密探”和“警察”而不是管理者。对于管理者是如何思考和有效实施管理的问题，德鲁克则在《管理实践》中又给出了颇具创造性的答案，即目标管理和自我管理。 目标管理是管理学术界以及实践界都公认的德鲁克对管理学的重要贡献之一。1964年出版的《成果管理》一书是德鲁克对目标管理最全面的阐释。学界一般将该书与1965年安索夫所著的《战略管理》一并看做是现代战略管理领域的开山之作。德鲁克认为，企业目标并不是明显存在以供管理者追求的客观事实，而是需要管理者凭借智慧去努力发掘。这是因为无论成果还是资源都在企业的外部而非内部，是以“机会”的形式存在，因此，企业的成果是靠管理者对外部“机会”的利用来获取，而不是靠企业内部资源的运作。德鲁克认为，衡量目标管理的是效果而非效率。在德鲁克看来，企业目标是动态的，他断言一切现存的东西都在变得陈旧，因此，目标管理的首要任务就是创新而非沉湎于对陈旧的东西进行修补。目标管理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聚焦。这是因为真正能为企业取得经济成果的领域并不多，因此，管理者有责任去发现并配置资源。可以说，在德鲁克的理论体系中，目标管理在创造价值的管理转化为管理者职责之间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 在《管理实践》一书中，目标管理与自我管理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即通过目标来实施自我管理。然而，德鲁克在1966年出版的《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中认为，目标管理本身并不能有效促进自我管理，还需要主动培养自己作为卓有成效管理者的素质，而这些素质是后天可以学习的。笔者认为，《卓有成效的管理者》是德鲁克最具管理智慧的著作。在该书中，德鲁克敏锐地发现，管理者的时间以及智力是最为稀缺的资源，对它们的配置问题是一切自我管理的起点，而其挑战就在于无论时间还是智力常常被组织的惯习以及结构所羁绊，自我管理必须直面这个现实问题。管理成效是反映自我管理的具体指标，因此，管理者在配置时间以及工作重心时，必须时常扪心自问自己对组织的贡献体现在何处？德鲁克发现，自我管理的一个重要挑战就是提高决策水平。他认为，决策的难度并不在于解决问题而在于界定问题，界定问题的关键又不仅仅在于识别问题而在于能不能使做出的决策得以切实贯彻，而执行的结果也需要随着事态的发展被时刻掌控。笔者认为，与当时管理决策领域的领军学者西蒙和马奇诸的著作相比，德鲁克对决策管理的论述不仅简明易懂而且也不离其味。 从管理使命、责任到最后目标管理以及自我管理，德鲁克的管理理论最终形成了从理论到实践的一个完整的闭合体系。但是德鲁克并不满足于论证这个他认为马克思没有观察的“管理”。从1959年发表《未来的里程碑》一书开始，德鲁克就经常提及“知识员工”的概念，他的目标就是试图从雇员层次上论证“阶级”理论的无效性。 2.3 知识员工与雇员社会 德鲁克曾以自问自答的方式解释过一个问题，即什么事件标志着20世纪成为转变的时代，不仅仅意味着西方文明的转变而是世界文明的转变？他自己认为，这个事件既不是日本经济的崛起也不是信息革命，而是美国在二战后通过的《退伍军人权利法案》，正是该法案使得成千上万普通美国人进入大学，从而促进了美国知识社会的崛起。笔者发现为答案而预设问题，大概也是德鲁克的一个写作风格。这样，在回顾德鲁克的理论时就不能不思考，德鲁克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其实，德鲁克本人也觉得将美好的工业人社会构建在管理层的使命感和管理素养上并不是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他观察到，由于美国现代工业而聚集的大批蓝领工人并没有像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觉悟起来推翻资本主义，这使得德鲁克将研究视角转向了企业基层。德鲁克在1994年发表的《一个社会变革的世纪》一文中，详细论述了自马克思去世的1883年到1990年蓝领工人的兴衰历史。他认为在20世纪初，蓝领工人确实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是无产阶级，没有地位、权力和购买力，但已经表现出惊人的组织力量。但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蓝领工人作为群体在西方国家已经拥有强大的社会地位、政治权力和强大的购买力，已经从无产阶级转化为中产阶级。德鲁克认为，无产阶级之所以转变为中产阶级主要是由于工业化以及管理所带来生产效率的大幅提升。20世纪90年代以后，蓝领工人及其工会力量在发达国家迅速衰落，已被日益壮大的知识员工取代了。知识员工崛起的政治意义远大于蓝领员工的福利增长。这是因为在知识经济的今天，知识是一个可与资本相抗衡的力量，知识员工拥有的知识，使其成为与以往蓝领工人不同的人。后者需要以群体形式才能获得的地位与权力，前者凭借知识以个体力量就可以解决，其结果就是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异化”现象在某种意义上也被终结了。西方发达国家实际上已经进入“后资本主义社会”，而这个社会是属于知识工作者的。 德鲁克认为，知识社会就是雇员社会，而雇员社会就是组织社会。这一连串的等式有如几何辅助线般，将德鲁克管理理论引向了“组织”管理。德鲁克在其论著中多次强调，组织是一个现代现象，马克思、韦伯和腾尼斯都没有提到“组织”，即使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大英字典》也没有收录该词。德鲁克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一书中，区分了“组织”与社区或家庭的差异，前者聚焦于行动而后者聚焦于存在；前者聚焦创新而后者则聚焦于保护。由此，德鲁克指出，组织与知识员工之间的关系是可分离的，因此，员工要想维持其在组织中的地位就要终身学习，而组织不能使知识富有成效就无法生存。笔者认为，在这里德鲁克实际上已开始背离他在《工业人社会》中构想的为员工构建新的共同体的初衷了。当然，德鲁克认为，雇员社会其实已经是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社会了。这是因为美国的绝大部分财富已经被养老基金持有了，雇员实际上是某种意义上的企业主人了。德鲁克在后期的很多论述中，开始连篇累牍地论述非营利组织的管理，并且断言管理的真谛实际存在于非营利组织中。鉴于此，笔者认为，构建在知识员工基础上的德鲁克后期管理理论，与前期构建在“不能依靠社会拯救”信念上的理论相比，其中的政治信念似乎消失了。当知识管理如今成为商学院的学术话题而不是政治概念时，德鲁克后期理论的魅力似乎也随之悄然消退了。 3 结论与启示 论述德鲁克管理思想渊源是一项挑战性的工作，因为就连德鲁克自己也几乎没有论及这个问题。从德鲁克的生平来看，他受熊彼特的影响很大，而后者又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其实，德鲁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持的基本立场与熊彼特一致，熊彼特临去世前的感悟与马克思在《德意志的意识形态》中对哲学的展望如出一辙，并且影响了德鲁克的一生。德鲁克的著作中多次提到德国社会学家腾尼斯的名著《共同体与社会》。在这本专著中，可以感受到作者对过去农业“共同体”时代的怀旧情绪，并对“社会”必然来临的无奈。然而，德鲁克却希望在工业化时代于企业内部重新找到新的“共同体”形式，从而给工业时代的工人予以“人”应该有的社会地位和尊严，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德鲁克都是具有使命感和良知的知识分子。从这一点来说，德鲁克的理论是存在矛盾的：①一方面，秉持保守的自由市场价值；另一方面，又深知自由市场对基层人民所带来的伤害。②一方面，反对“靠社会”方式来解决这个矛盾；另一方面，又希望企业来承担“社会”的责任。基于此，德鲁克后期非常推崇日本企业的管理经验，而不是美国企业的经验，正是源于他认为日本企业较好地协调了资方与劳方关系。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资本借助全球化已经超越主权而日益获得更大权利，德鲁克管理理论的基础也开始动摇了，这从他晚年严厉批判企业与华尔街就可以清晰地看出来。雷恩等认为，德鲁克理论的魅力在于建构了理论与实践桥梁，是少数几位能够在企业界以及学术界都能发声的学者。可以认为，德鲁克之所以能够做到这点，就在于他的理论总是构建在对社会有所贡献的良知之上，总是以基于未来的视角来观察管理学科的发展，而这种基于未来的良知，又使得德鲁克拥有一般管理学者所不具备的胆略，这种胆略使得德鲁克具有能够看到并提出超前管理学概念和理论的智慧。 提高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水平不仅需要研究方法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对研究问题的提炼，而后者则更需要研究者拥有为中国管理学创造价值的使命感。其实，西方自近代启蒙以来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一直处于世界上相对领先的地位，因此，西方世界所遭遇的诸多政治或社会危机往往都是人类社会前所未遇的，这种境况促使西方优秀的思想家们不得不直面现实并企图通过自己的研究来理解和改造这个新社会，使其走上更加美好的方向。由此，无论他们所持的观点和立场如何，在他们的著作中都能感受到一股知识分子所应该具有的使命感。中国以其悠久的历史和巨大的人口总量著称，其现代化的道路也是前所未有的。在人文学科研究上，国内学者也有着西方知识界所未遇的问题，即必须处理好借鉴他人先进经验与自我创新之间的矛盾。有学者认为，“五四”以来“半殖民地”的境况给中国学者的思想留下深刻烙印，使他们普遍对中国传统以及现实持有一种否定态度，而对西方社会则存有一种强烈的“他恋”情结，从而使西方尤其是美国社会几乎成为中国许多学科研究的标准。这种情结一方面也许可以帮助国内学者在研究水平上得以迅速提高，但在另一方面也容易使中国学者脱离中国社会现实而提不出属于中国的管理学研究高质量问题。鉴于此，致使国内学者常常停顿在为学术而学术的研究层面上，从而与中国管理的现实世界相脱节。目前，中国的发展现实已经再次震动了全世界。当中国的世界级企业开始相继出现在全球市场上并与对手展开激烈竞争时，却时有遭遇到被污名化甚至自我污名化的境况，这使得中国的企业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遭遇到话语权的困难。究其本质也许就是中国管理学研究过分拘泥于“术”的层面而非思想层面，从而在世界上丧失话语权的结果。鉴于此，中国管理学研究不应该仅停留在纯学术的领域，同时也应该肩负一种使命，来为中国企业管理的现在以及未来提供合法化所需要的思想依据。这可能就是回顾德鲁克管理思想渊源对中国管理学研究最有意义的启示。标签：目标管理论文; 社会论文; 公司的概念论文; 法西斯主义论文; 卓有成效的管理者论文; 工业人的未来论文; 创新理论论文; 经济论文; 社会企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