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任期、盈余质量与真实盈余管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盈余论文,任期论文,高管论文,真实论文,质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盈余质量是公司信息披露的重要组成部分，盈余质量的高低，对于资本市场有效配置资源具有不可忽视的信息传递作用。尤其在保护投资者及反映上市公司质量方面，盈余质量甚至比盈余或业绩更重要(张继袖和陆宇建，2007)。因此，研究盈余质量的决定因素，就显得尤为重要。现有文献认为，盈余质量的高低取决于企业特征(比如业绩，负债水平，成长性，规模等)、财务报告的形式、公司治理和内控、审计、股权市场激励以及外部环境等因素(Dechow等，2010)。另外，根据信息传递理论，已有文献认为盈余质量会影响高管声誉(Graham等，2005)，因此最近研究开始从管理层的个人特征来考察对盈余质量的影响，并认为，高管任期也是影响公司盈余质量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Francis等，2008；陈德球等，2011；Demerjian等，2012)。 然而，现存关注高管任期对盈余质量影响的文献，仅提供了高管任期影响应计盈余管理的证据而忽略了对真实盈余管理的研究。和应计盈余管理不同，真实盈余管理是管理层为了达到特定的盈利目标而改变正常经营活动的行为，因此，真实盈余管理对企业的未来业绩影响更大，风险溢价更多，股权资本成本也更高(Kim和Sohn，2013)。相比应计盈余管理，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更加灵活，并且随着监管的加强和投资者识别应计盈余管理能力的提高，应计盈余管理的可操作空间越来越小，公司的盈余管理手段开始倾向于采用真实盈余管理(Cohen和Zarowin，2010；Landsman等，2012)。因此，研究高管任期对于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就显得更加重要。本文试图从高管任期的视角来考察企业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因素。 和以往应计盈余管理文献的发现不同，本文实证研究发现，CEO和CFO任期与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程度之间并非线性关系，而是U型曲线关系；从真实盈余质量最优化的角度上来说，总经理最佳任期为五年，财务总监最佳任期为三年。同时也发现，CEO和CFO与真实盈余管理程度的U型关系，在非国有企业、两职分开的企业、管理层持股的企业以及业绩较差的企业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高管任期是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中国职业经理人市场和企业高管的任用政策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本文对已有文献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首先，本文选择了高管任期特征这个角度，来研究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问题，补充了公司盈余质量和高管特征研究领域的相关文献；其次，和以往应计盈余管理文献的发现公司盈余质量与CEO任期显著正相关不同，本文研究发现，高管任期与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程度存在U型曲线关系，因此拓展了我们对高管任期和盈余管理之间关系的认识；第三，现存文献分析高管和盈余管理，一般都是集中在CEO，而本文证实，CFO任期对企业真实盈余管理也有显著影响，因此本文补充了现存关于CFO对企业行为影响的文献。 二、文献综述和研究假设 Graham等(2005)根据信息传递理论认为，在职业经理人市场上，高管(CEO和CFO)有强烈动机来建立和维护其声誉来获得显性和隐性的利益，而公司的盈余质量是影响高管声誉的重要途径。因此最近研究开始从管理层的个人特征来考察对盈余质量的影响(Francis等，2008；陈德球等，2011；Demerjian等，2012)，并发现，高管任期是影响公司盈余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Francis等，2008；Cornett等，2008；陈德球等，2011)。 根据Hambrick和Fukutomi(1991)的CEO任期阶段性理论，在高管任期之初，虽然有职业经理人市场通过基于历史任期对其能力的判断，但由于高管刚刚进入该职位，需要一定的时间来磨合企业文化，团队，市场和业务，而其自身也要通过积累公司特殊的知识，其胜任能力尚未达到最高水平。同时由于人力市场对职业经理人能力的评价，在高管任期之初，受其公司业绩影响很大(许晓明和李金早，2007；Oyer，2008)，因此，高管有很强的动机在任期之初进行盈余管理来维持他们的职位和建立声誉。随着任职年限的增加，高管对于企业的了解逐步增加，同时也在企业所处的行业累积了一定的经验，有能力对于企业作出正确有利的判断，高管为建立和维护声誉的动机可能会减少，因此公司盈余管理程度(盈余质量)会随着高管任期的增加而减少(提高)。但另一方面，随着高管任期的延长，高管往往会为了保持经营业绩而采取诸如保守的经营策略，减少研发投入等政策，从而增加真实盈余管理的程度(Grimm和Smith，1991；Miller，1991)。同时，随着高管任职年限的增加，由于职位对其带来的个人利益也不断增加，这些个人利益包括：更大的经营自主权，建立帝国，保护团队，职位的连任及职位变更后更高的薪酬，在职消费以及在职隐形合约带来的利益(Fama，1980；Gibbons和Murphy，1992；Hermalin和Weisbach，2001)。同时随着高管任职年限的增加，权力也不断增加，使得董事会对高管的行为监督减弱(John和Senbet，1998)，这为高管进行真实盈余管理增加了便利。陈德球等(2011)也发现，公司盈余质量与CEO任期显著正相关。因此我们推测，随着高管任期的进一步增加，高管们有为维护其在职位上的显性和隐性利益的动机，也有进行盈余管理的便利，真实盈余管理可能随着高管任职的进一步增加反而增加。所以提出第一个假设。 H1：高管任期和真实盈余管理存在着U型的关系。即任期初期，真实盈余管理程度会随着高管任期的增加而减少，但到达一定年限后，真实盈余管理程度又会随着高管任期的增加而增加。 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由于所有制形式的不同，其管理者所面临的经营压力和经营目标也不同。通常国有企业面临比较严重的政府干预，一方面是政府各级部门干预国企决策，扰乱企业的正常经营(郑红亮，1998)；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的管理层往往由政府任命，因此管理层有强烈的政治诉求和晋升动机。而国有上市公司业绩的好坏不仅与管理层的薪酬激励挂钩，同时还会影响到管理者的政治前途(严建苗和万建军，2002；杨亚达，徐虹，2004)。因此，国企高管可能把政治利益而不是经济利益放在第一位。另外，国企在融资方面受政府特殊待遇，缺乏操纵盈余以达到IPO、增发标准的动机，也很难因亏损退市，缺乏避亏动机(雷光勇和刘慧龙，2006；孙亮和刘春，2008；薄仙慧和吴联生，2009)。而在非国有企业中，因为高管的聘用更趋于市场化，管理者更在乎拥有良好的外部声誉以及公司的业绩，因而可能更倾向于通过盈余管理来提升自身的人力资本价值以及企业业绩表现。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在任期的各个时期，国有企业高管的盈余管理动机弱于非国有企业高管，所以提出第二个假设。 H2：高管任期与公司真实盈余管理程度的关系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 现有研究发现，如果CEO和董事长两职合一，CEO权力较大，会对高管薪酬设计有重要影响。Core等(1999)发现，当董事会规模较大且大多数外部董事由两职合一的CEO实际提名时，CEO的薪酬往往较高，业绩却较差。Bebchuk等(2002)发现高管通过权力建立起有利于自己的各种期权激励条款。卢锐(2007)分析了管理层权力对高管团队内部货币薪酬差距的影响，发现在管理层权力大的企业中，高管团队内部的薪酬差距以及核心高管与全体员工的薪酬差距都更大，但业绩并没有更好。张必武和石金涛(2005)从两职合一的角度研究了管理层权力对高管薪酬和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发现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兼任对高管薪酬水平有显著正影响。 两职合一作为管理层权力的体现，不仅影响薪酬设计，还影响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两职合一使得管理层权力的增大，导致CEO为了薪酬或者声誉而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降低。因为两职合一的CEO，在董事会中占有相对重要地位，他们的才能通过两职合一传递给经理人市场，因此他们为了声誉而在不同任期中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相对较低。张国华和陈方正(2006)以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的研究发现：若企业存在董事长与CEO两职合一，公司的应计盈余管理程度比较低。 鉴于上述理论和实证的发现，我们推测，高管盈余管理的动机在两职不兼任的公司中更为明显，因而提出第三个假设。 H3：高管任期与公司真实盈余管理程度的关系在两职不兼任的公司中更为显著。 现代公司制度中重要的难题之一是因企业管理层和所有者的委托—代理问题而产生的代理成本。企业所有者在为其代理经营者设计薪酬时，为了降低代理成本，让经营者能够更好地经营企业，会把自己的一部分股份转给管理层，即高管持股，从而使得管理层在管理企业时更多地关心股东利益。企业管理层进行真实盈余管理的动机是为了获得更好的短期业绩或者薪酬，但是真实盈余管理作为一种偏离企业正常经营活动的行为，从长期来讲会损害企业的利益，即所有者利益。但是，当管理层作为企业的持股人时，一方面，为了不损害自己的持股利益，高管会更加考虑企业的长远利益，从而减少对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另一方面，由于高管持股的存在，高管的薪酬会更加依赖持股，股票价值成为经理人才能和声誉的另一种体现，因此降低了管理层在任期初期和任期后期，通过盈余管理来获得声誉信号的动机。因此，本文提出第四个假设。 H4：高管任期与公司真实盈余管理程度的关系在高管不持股的公司中更为显著。 高管任期对真实盈余管理程度的影响，还可能受到公司业绩的影响。在业绩相对好的企业，高管就任时通过真实盈余管理的手段来对经理人市场发送信号的动机较弱。而如果高管就任在业绩较差的企业，由于业绩较差的企业相比业绩好的企业往往需要更长时间来改善经营环境，因而高管可能为了追求短期业绩和声誉而进行盈余管理。现有文献发现，在业绩差的企业，为了达到当期的经营目标、分析师对企业绩效的预测，或者将年度经营业绩扭亏转盈，高管会更有动机对企业进行真实盈余管理(Hribar等，2006；Roychowdhury，2006；Gunny，2010)。另外，Grimm和Smith(1991)和Miller(1991)均发现随着高管任期的延长，高管会为了保持现有的经营业绩而采取更加保守的经营策略，降低研发费用的投入。并且这种降低研发费用的行为，在低业绩的公司中，更加明显。因此，我们认为，在业绩较差的公司中，高管更有为了追求短期业绩而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所以提出第五个假设。 H5：高管任期与公司真实盈余管理程度的关系在业绩较差的公司中更为显著。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计 参考陈德球等(2011)的模型，本文利用以下回归模型分析考察CEO/CFO任期对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
因变量REM表示真实盈余管理的程度，REM的值越大表示真实盈余管理程度越大，盈余质量越差。主要解释变量Tenure表示CEO/CFO的任期，以其在职日算起。为检验高管任期和盈余管理程度的U型关系(
)，引入任期的二次项(
)。其他控制变量的定义参见本节(二)。 根据H1，预测CEO/CFO任期和真实盈余管理的关系为U型，即
的系数显著为负，而
的系数显著为正。 为了检验H2～H5，采用分组回归的方法。依次把样本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两职合一的公司和两职分开的公司；高管持股的公司和高管不持股的公司；公司业绩较好的公司和公司业绩较低的公司。然后应用基本回归模型(1)分别对各个子样本进行回归分析。我们预期在非国有企业、两职分开的企业、高管不持股的企业以及公司业绩较低的企业中，高管任期和真实盈余管理之间的U型关系更加显著(即，
的系数显著更为负，而
的系数显著更为正)。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真实盈余管理REM 对于真实盈余管理(REM)的衡量主要是基于Roychowdhury(2006)的模型。Roychowdhury(2006)的模型着重考虑了3种盈余操纵方式：(1)降价促销；(2)减少酌量费用包括广告支出、研发支出、SG&A；(3)过度生产降低生产成本。这3种盈余操纵方式会影响公司单位销售收入的经营活动现金流、生产成本和酌量费用。促销和过度生产会提高单位收入的生产成本，减少酌量费用会降低单位收入的酌量费用，促销和过度生产会降低单位收入的现金流，减少酌量费用则会提高单位收入的现金流。综合考虑这3种盈余操纵方式对财务指标的影响，可以衡量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程度。但关于现金流，本文参照李彬、张俊瑞(2009)的研究，认为对于异常现金流还应该考虑到税收、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及其他与经营活动相关的现金，因为这些都是企业可以通过日常经营活动进行操控的地方。 以下模型(2)～(4)用于估计正常经营活动现金流(CFO)、正常生产成本(PROD)和正常酌量费用(DISEXP)。模型中每一项都除以年初总资产以消除不同公司间的规模差异。
其中
代表企业上期期末资产总额；
代表企业当期营业收入；ΔSales代表企业当期营业收入的变动总额；
代表企业上期营业收入的变动总额；TC代表企业当期的税费开支；EC代表企业当期支付给企业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总额；OC代表企业当期为其他与经营活动相关的活动所支付的现金总额。 另外，用于估计正常生产成本(PROD)的模型(3)是建立在以下模型(5)、(6)的基础上的。模型(5)用于估计正常主营业务成本(COGS)。模型(6)用于估计正常存货变化量(ΔINV)。生产成本(PROD)为主营业务成本(COGS)和存货变化量(ΔINV)之和，目的在于消除不同存货计价方法之间的差异。
需要注意的是，在Roychowdhury的模型中，酌量费用(DISEXP)是广告费用、研发支出、SG&A的加总。但由于中国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科目与美国有所不同，本文借鉴李彬等(2007)和李增福等(2013)的方法，使用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之和来衡量酌量费用。 通过对以上模型进行分行业分年度回归，可以得到经营活动现金流(CFO)、生产成本(PROD)和酌量费用(DISEXP)的正常水平，通过实际值减去估计值得到异常值。
考虑到公司可能会同时使用降价促销、减少酌量费用、过度生产这3种方式，为了衡量这3种方式的综合效果，参考李增福等(2013)的方法构建REM_proxy。REM_proxy的计算公式如下：
REM_proxy也同时表示真实盈余管理的方向。正向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表现在更高的生产成本、更低的现金流和更低的酌量费用，因此正向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程度越高REM_proxy也越高，负向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则反之。本文的研究不考虑正向和负向两个方向，而是考虑综合盈余管理程度，因此回归分析中的REM是以综合衡量指标REM_proxy的绝对值为衡量，即REM=｜REM_proxy｜。 2.解释变量——高管任期 任期(Tenure)：CEO/CFO的任期，以其在职日算起。以CSMAR数据库中的高管姓名整理得来。 任期的二次项(
)：企业高管任期(Tenure)的平方。 3.控制变量 根据已有文献，本文控制高管的其他个人特征以及董事会特征。薪酬水平(Salary)是CEO/CFO当期所获得的货币薪酬的自然对数。持股比例(Share)是CEO/CFO持股比例，以其当期所持有的股份总数除以企业当期的总股数来计算。两职合一(Duality)是指企业的董事长与总经理由同一人兼任的虚拟变量，如果企业的董事长与总经理由同一人兼任取值1，否则取值0。 本文还控制企业特征和产权特征。企业规模(Size)是企业当期年终的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因为当企业的规模太大，为了避免利润太高受到政府的管制，管理层可能会将当期的盈余调控到以后各期来实现(Watts和Zimmerman 1986)。资产负债率(Leverage)是企业当期年末的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的比率。当企业资产负债率过高、有债务违约风险时，为了降低债务成本，企业高管会更有动机进行真实盈余管理(Kim et al.2011；胡志磊、周思维，2012)。本文选择资产收益率(ROA)及每股收益(EPS)来控制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对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企业营业收入变化率不仅是衡量企业业绩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量化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程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本文控制企业营业收入变化率(Growth)。另外我们用企业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Lshare)来控制股权集中度。考虑到国有和民营企业在高管薪酬、持股及任期等方面的差异，控制企业的产权属性(State)。最后用年份(Year)和行业(Industry)虚拟变量来控制宏观经济环境、制度变迁以及行业特征等因素对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 所有变量的定义和说明总结如表1所示。
四、数据来源，样本筛选和描述性统计 (一)样本选取及数据来源 由于我国在2007年实行了新的会计准则，以2008年到2012年间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同时剔除金融和保险行业，公共事业行业，某些行业样本数目不足30个的行业，ST及ST*的公司，上市时间不足一年的公司，财务数据不完整或有其他数据缺失的公司。最后CEO的样本数为6477个样本，而CFO的样本数为5602个。数据来源为国泰安(CSMAR)数据库。 (二)描述性统计 表2列示了样本的描述性统计。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程度的平均值为0.36，而标准差为1.98，说明在我国上市A股企业进行真实盈余活动管理行为存在，而且企业间的差异较大。CEO(CFO)任期均值为3.99(3.918)，说明大部分上市企业的总经理和财务总监的平均任期为四年左右。这和陈德球等(2011)的发现一致。 CEO(CFO)薪酬的自然对数(Salary)均值为12.823 2(12.3382)，中位数为12.8479(12.3631)，而标准差仅有0.8417(0.7894)，说明上市企业的CEO和CFO的薪酬水平总体偏高且相差不大。关于董事长与总经理兼任的虚拟变量(Duality)，均值为0.2202，说明22%的上市企业的董事长与总经理兼任。CEO的持股比率(Share)均值为0.0375，即3.75%，中位数为0，说明上市公司中CEO持股比率较少。CFO的持股比率均值为0.0014，说明CFO持股的现象在中国A股上市企业当中并不普遍。 控制变量方面，资产负债水平的均值大约为48.91%，说明国内上市公司在股权融资和债务融资上奉行中庸政策，即各融一半。而上市企业的平均营业收入变化率(GROWTH)为33.13%，说明2008-2012年期间，大部分公司营业收入都在逐年增长。资产报酬率(ROA)的均值为0.0087左右，中位数是0.0044，说明中国大部分上市企业都是有保盈动机的。State的均值为0.4381，即国有企业占样本企业的43%，说明中国的国有企业仍然占有很大比例。
五、实证研究结果 (一)高管任期对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 表3列示了高管任期对真实盈余管理的回归结果。从表3可以看出，在CEO的样本中，Tenure的系数显著为负(-0.068 7)，而Tenure[2]的系数显著为正(0.006 4)，说明CEO的任期对真实盈余管理程度的影响是U型的。即CEO就任初期，其任期对真实盈余管理程度的影响是负相关的，随着任期增加，真实盈余管理程度变弱。而在任期后期，其任期对真实盈余管理程度的影响是正相关的，随着任期增加，真实盈余管理程度变高。 在CFO的样本中，也出现类似的现象。Tenure的系数显著为负(-0.099 3)，而Tenure[2]的系数显著为正(0.016 2)，说明CFO的任期对真实盈余管理程度的影响也是U型的。 因此，上述结果证实了H1。 根据模型的回归结果，运用求导法则，对任期求一阶导并令其等于0，得出最优的任期为5.3(CEO样本)、3.1(CFO样本)。这说明，高管任期对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最优期限是CEO为5年左右，而CFO为3年左右。即当CEO(CFO)任期小于5(3)年时，CEO(CFO)任期和真实盈余管理是负相关关系，而在5(3)年之后，则是正相关关系。该发现和李龙会和刘行(2011)的研究类似。李龙会和刘行(2011)研究发现，最优CEO任期约为5年，即当CEO任期小于5年时，CEO任期与企业业绩呈正相关关系；而当CEO任期大于5年时，CEO任期的增加则会损害企业业绩。 表3也列示了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薪酬水平指标(Salary)对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总经理薪酬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CEO薪酬越高，越有动机来进行真实盈余管理。这个实证结果与之前的研究(李延喜等，2007；戴云和刘益平，2010；周晖等，2010)结果相一致，说明为了获得更高的报酬，总经理会采取一些偏离企业正常的经营活动的行为，美化企业当期的经营绩效。但是财务总监的薪酬与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程度无显著相关性，说明对于中国上市企业来说，财务总监薪酬与企业的整体经营绩效关系较弱。高管持股比例(Share)的回归系数，在CEO组和CFO组，都显著为负，说明随着高管持股比率的增加，企业进行真实盈余管理的程度变小。这和理论预期一致，说明随着高管持股比例的增加，高管和企业所有者即股东的利益更加一致，鉴于真实盈余管理行为在长期会损害企业的竞争力和未来业绩，因此高管持股时减弱了公司真实盈余管理行为。 营业收入变动额(Growth)与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的程度高度正相关性，公司业绩(EPS)和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的程度也是高度正相关性，说明对于中国上市企业，企业业绩的增长很有可能有真实盈余操弄的成分在里面，这与李彬、张俊瑞(2010)所得出的结论一致。产权性质(State)的系数显著为负，表示相对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的程度较低，和我们预期相符，也和已有研究的观点一致(雷光勇和刘慧龙，2006；孙亮和刘春，2008；薄仙慧和吴联生，2009)，说明国企高管的真实盈余管理动机弱于非国有企业。 (二)产权性质对高管任期和真实盈余管理关系的影响 为了检验产权性质对高管任期和真实盈余管理之间关系的影响，采用分组法对样本进行回归。国有企业的样本为一组，非国有企业的样本为一组。表4列示了回归结果。在国有企业的样本组，我们未能发现高管任期与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程度的显著关系。在非国有企业的样本组，在CEO样本和CFO样本中，Tenure的系数显著为负，
的系数显著为正。 因此实证结果显示，在民营企业，总经理与财务总监的任期分别与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程度成U型关系。回归结果支持假设2，即高管任期对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更显著。 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和表3类似，不一一赘述。
(三)两职合一对高管任期和真实盈余管理关系的影响 为了检验假设3，即两职合一对高管任期和真实盈余管理关系的影响，采用分组回归法。因为两职合一主要是针对总经理CEO，因此选取CEO样本作为总样本，然后分组。两职合一的样本为一组，两职分开的样本为另一组。表5列示了两职合一对高管任期和真实盈余管理关系影响的回归结果。在两职分开的样本组，Tenure的系数显著为负(-0.071 3)，
的系数显著为正(0.007 2)。而在两职合一的样本组，我们未能发现核心高管任期与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程度的显著关系。 因此实证结果显示，总经理任期与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程度的U型关系在两职分开的公司更显著。回归结果支持假设3。 其余控制变量和表3类似，不一一累述。 (四)高管持股对高管任期和真实盈余管理关系的影响 为了检验假设4，即高管持股对高管任期和真实盈余管理之间关系的影响，我们依旧采用分组法对样本进行回归。高管有持股的样本为一组，高管无持股的样本为一组。表6回归结果显示：在高管有持股的样本组，未能发现核心高管的任期与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程度的显著关系；在高管无持股的样本组，在总经理样本和财务总监样本中，均发现Tenure的系数显著为负，
的系数显著为正。 实证结果支持假设4，说明总经理与财务总监的任期与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程度的U型关系在高管不持股的公司里更显著。 (五)公司业绩对高管任期和真实盈余管理关系的影响 为了检验公司业绩对高管任期和真实盈余管理关系的影响，依旧采用分组回归法。以资本回报率(ROA)的均值为标准，均值以上的样本为业绩良好的一组，均值以下的样本为业绩不足的一组。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在业绩较好的样本组，未能发现高管任期与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程度的显著关系。而在业绩较差的样本组，在总经理和财务总监的样本，均发现Tenure的系数显著为负，
的系数显著为正。因此实证结果证实了总经理与财务总监的任期与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程度的U型关系在业绩较差的公司中更加显著。
上述实证结果支持假设5，说明在业绩较差的组内，由于公司业绩相对较差，核心高管在就职初期，为了向职业经理人市场和就职企业，传递其关于能力的声誉，更有动机对企业进行真实盈余管理。而在就职后期，因为在职的隐性利益的存在，高管也更有动机进行真实盈余管理。
(六)稳健性分析 为了验证上述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我们进行了以下稳健性检验。首先，将原模型中的资本回报率(ROA)替换成净资本回报率(ROE)，所得到的回归结果与正文结果类似，证明回归结果依然稳定；其次，又分年度对主要回归模型进行逐年回归检验，结果显示结论依然稳健。因篇幅原因，稳健性分析的结果不在此累述。 现有文献研究高管特征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发现高管任期能影响公司的应计盈余管理行为，但对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尚未探明。本文探讨了中国上市公司高管(CEO/CFO)任期对公司真实盈余质量的影响。 利用2008年至2012年沪深两市A股企业数据，本文研究发现CEO和CFO任期与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程度存在U型关系。即，在高管任期初期，真实盈余管理程度会随着高管任期的增加而减少，但到达一定年限后，真实盈余管理程度又会随着高管任期的增加而增加。研究结果发现，从最小程度减轻真实盈余管理来说，总经理最佳任期为五年，财务总监最佳任期为三年。同时也发现，高管任期与真实盈余管理的U型关系，在非国有企业、两职分开的企业、管理层持股的企业和业绩较差的企业中更显著。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高管任期是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中国职业经理人市场和企业高管的任用政策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本文发现的高管任期与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程度存在U型关系，这为减少现代企业中的高管“急功近利”的行为提供了实证依据。同时，研究发现高管任期对真实盈余管理程度的影响在民营企业、两职分开的企业、管理层持股的公司和业绩较差的公司更显著，说明公司治理和产权性质对减少经理人任期压力有重要作用。
标签：盈余管理论文; 盈余质量论文; 回归模型论文; 薪酬策略论文; 利益关系论文; 国企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