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估马克思哲学当代价值面临的两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当代论文,哲学论文,两个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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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有着眼于时代性问题和理论形态问题来寻求价值评估的尺度或视界，才能正确地把 握和评估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然而，以往的历史经验又一再地表明，捕捉和解答时代性 问题，创建和确立马克思哲学的新的理论形态，又有赖于对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的科学评 估。 显而易见，我们在此不可避免地陷入循环。但这不是一般性的逻辑循环，也不是将我们引 向“迷林”的“怪圈”。相反，由该“循环”组成的圆圈运动事实上构成了一条深入马克思 哲学当代性论题的必由之路。
一旦我们踏上这条探索之路，我们便尤需清醒地意识到，时代性问题和理论形态问题对马 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的评估而言，是先于一切并统摄一切的两个最基本的前提性问题，对它 们的分析是新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亟须应对的重大课题，也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 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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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曾经指出，每个时代总有属于自己时代的问题，“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 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9-290页。）马克思这段广为人们引证的话，坦露了马克思哲学的“鲜明的问题意识”。马克思在哲学 观上的重大变革，是以这种“鲜明的问题意识”为先导的。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历程毋庸 置疑地证明了这一点。
马克思早在“莱茵报”时期（1842年）就明确呼唤哲学对时代性问题的关注，强调真正的哲 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 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1页。）。以这样一种“问题意识”深入捕捉并回 答 时代性问题，构成了马克思哲学不同于以往全部形而上学的关键之点。马克思后来回顾自己 思想发展时指出，他在莱茵报时期的实践中“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 ”，而正是这一“难事”推动他研究经济问题。（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32页。）他意识到，为了解决这个“苦恼的疑问 ”，必须从哲学理论形态上将黑格尔颠倒了的关系重新颠倒过来。克罗茨纳赫手稿（1843 年）从市民社会的物质生活关系来说明国家和法的关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通过异 化劳动对私有制社会人与人的关系的分析，可以说是这一思路的产物。这一探索在理论形态 上的重大成就是唯物史观的创立，其代表性文献是1845年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和1845—1846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马克思后来在此基础上所做的进一步探索及其划时代贡献可以表述为：(1)主要地是由于对 时代性问题的关注，使马克思最终突破了旧有哲学理论形态的束缚，创立了“唯物史观”， 进而完成了哲学形态的革命性变更；(2)唯物史观的丰富和发展又必须以之为指导对重大的 时代性问题进行深入捕捉和科学解答，这带来了剩余价值学说的发现，并使马克思哲学成为 一种真正能够把握时代脉搏、洞察历史发展趋势、始终站在时代潮流前沿的“改变世界”的 哲学。
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性变更，正是遵循着“时代性问题”和“理论形态问题”的辩证互 动。马克思恩格斯将这一全新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称做“实践的唯物主义”：“对实践的唯 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 的事物。”（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页。）马克思恩格斯的伟大探索活动无疑是实践唯物主义的经典示范。它意味着， 作为实践唯物主义者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最为反对并极为痛恨的是那种将马克思哲学“现存化 ” 为与“时代性问题”和“理论形态问题”的辩证互动无关的种种教条。这个立场原本是一个 马克思主义者对待马克思哲学的基本态度，它理当成为我们今天评估马克思哲学当代价值的 理论尺度。
应当承认，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是有许多深刻的经验和教训的。回顾150多年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 发展历程，一个重要的经验教训值得认真地记取：什么时候我们坚持“时代性问题”与“理 论形态问题”的辩证互动，我们就能很好地发挥马克思哲学的指导作用；否则，我们就容易 将马克思哲学曲解为凌驾于一切时代之上的现存教条，这无疑折断了马克思哲学捕捉回答时 代性问题的理论“翅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中国当代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中国 “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和前苏东的巨变，从正反两方面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这个 经验教训很值得我们总结。它是我们今天评估马克思哲学当代价值的历史依据。
真实地面对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理论态度及其曾经有过的历史经验教训，我们不难看到，马 克思哲学在“时代性问题”和“理论形态问题”上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实际上构成了马克思 哲学当代价值的“价值基点”。今天有“回到马克思”、“重读马克思”、“走近马克思” 之说，其要旨是以某种方式重新揭示这个“价值基点”。当然这并不是说，以往的哲学家没 能抓住时代性问题或者没有注意到时代性问题与理论形态问题的相互关系，这样说显然与实 际情况不符。我们强调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重点是表明马克思看待时 代性问题和理论形态问题的特有方式和态度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深入分析。我们对马克思哲 学的当代价值的评估必须建立在此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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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们来说，问题还有另外的一个方面。马克思哲学的“原初语境”毕竟不能平移到我们 今天的时代语境上，而如何以马克思的方式解答我们今天面对的时代性问题和理论形态问题 ，显然并不能通过“回到马克思”寻找现成答案，这样的答案也是不存在的。那么，我们怎 样在当今时代性问题和理论形态问题的辩证互动中贯彻马克思精神呢？
这涉及到时代性问题的不同层次。时代性的问题必须转入特定的理论视域才能被捕捉到或 得到应答，它本身就呈现为特定的理论态度和理论形态。不同的哲学运思所关心的问题和创 建的哲学理论形态又可以是极为不同的，有时甚至是完全异质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对马克 思哲学的当代价值的评估，面临着层次极为不同的时代性问题。这里我们只关心最基本的层 次，即在基本理论态度方面构成了马克思哲学革命之真实地平线的时代性问题。追溯起来看 ，马克思与全部形而上学家的根本区别在于：他通过倾覆“整个超感性世界”而终结了那种 与现实生活问题缺乏相关性的全部形而上学，进而使得“时代性问题”真实地进入哲学。这 一基本层次的“时代性问题”只与基本理论态度相关，准确说，应是“马克思如何确立时代 性问题之优先地位”的问题。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第十一条论纲，是这一基本理论态度的“宣言”。这 条论纲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页。）显而易见 ，这里所说的“哲学家们”即“全部形而上学家”。由于他们总是在存在论根基上确立“超 感性世界”的绝对统治权，因而形成了以“抽象永恒本质”为根据律的问题取向或理论态度 。人们指证的那种“表面上能解释一切而实际上什么也解决不了”的解释世界的哲学就是由 此途径生产出来的。它所造成的深度遮蔽，是用“超感性世界”的“问题域”置换“时代性 ”的“问题域”（或者用“超感性世界”的魔镜映现时代性问题）。这样一来，时代性问题总 是以扭曲的而不是以正当的形式得到揭示。我们甚至可以说，在“形而上学处于支配地位” 的时代，在人们欣然接受“超感性世界”统治的时代，时代性问题从来就未曾真实地进入哲 学家的视野。这就是后来海德格尔觉察到的“我们尚未学会思”的困境。
进一步，我们看到，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是通过确立时代性问题的优先地位来穿破形而上学 之秘密的。因为，破除“超感性世界”的统治，与真切地捕捉和回答时代性问题，原本就如 同一个硬币的两面。有学者指证，马克思通过“意识形态”的概念“极富表达力地倾覆了整 个超感性世界”，因而在尼采、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等人之前，“先期终结了全部形而上 学并洞穿了它的秘密”。（注：参见吴晓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与全部形而上学的终结》，载《江苏社会科学》2000 年第6期。）这个观点值得重视。它是从否定性的意义上对马克思哲学革命 及其当代性的深度揭示。当然，它同时内蕴着从肯定性的意义上敞开一种基本理论态度的可 能。我认为，这一基本理论态度，就是为时代性问题的捕捉和回答开辟道路的“实践唯物主 义”。（注：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解，在我国学界一直存在争论。这里只是提出这个观点，详 细的展开留待另文。）它赋予时代性问题（而不是超感性世界的问题）以绝对的“优先权”。唯其如此， 它才是一种“改变世界”的哲学。
我们由此可以深入马克思哲学当代性的“价值基点”，即马克思在终结全部形而上学的意 义上第一次将时代性问题真实地引入哲学。令人深思的是，马克思开创的这一当代哲学视界 ，即改变世界的哲学视界，总是而且一再地为人们所误读。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也因此长期 处于被遮蔽状态。这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不理解或错误地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性质 是关键。因此，评估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必须理解马克思在基本理论态度上确立时代性 问题之优先地位的特有方式——终结全部形而上学。这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关键与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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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有了马克思，我们面临的问题就不再是“第一次确立时代性问题的绝对优先地 位”（这里的关键是“第一次”）的问题。我们不能对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性变更视而不见 ，尤其不能忽略马克思“终结全部形而上学”和“第一次将时代性问题引入哲学”的建设性 或肯定性的理论建树，即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论态度和理论形态。
20世纪西方现当代哲学在终结哲学（全部形而上学）或颠覆超感性世界的运动中，显然对马 克思哲学革命的真实意义严重地估计不足，这使得它们“在一定意义上以及在一定程度上表 现 出马克思的‘缺席’”。（注：参见吴晓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与全部形而上学的终结》，《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 第6期，第53页。）这些孤独的资产阶级哲学家们虽然在否定的意义上击中了形而 上学的命脉，但他们仅限于将这种针对形而上学的颠覆发展为各种“自娱性”的“解构游戏 ”，并在一种“思想的过度放纵”中陷入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泥淖。例如像海德格尔这样 的思想家在这一点上也未能幸免：(1)他认为马克思仍然没有超出黑格尔的形而上学。在一 个讨论班中，海德格尔针对《关于费尔巴哈提纲》的第十一条论纲说：“如果没有黑格尔， 马克思是不可能改变世界的”。（注：费迪耶等辑录：《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哲学译丛》2001年第3期，第5
3页，页下注。）这话全然错过了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真实意义；(2)结果， 他提出的克服形而上学（现代技术是其现实运作）的途径只能是一种类似“精神制胜术”的“ 泰然任之”。这种理论态度在现当代西方哲学家那里相当普遍。由于缺乏一种为捕捉和回答 时代性问题开辟道路的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论视域，现当代西方哲学家在终结全部形而上学和 将时代性问题真实地引入哲学方面都是不彻底的。因此，我们可以说，马克思哲学迄今为 止仍然未被超越。
与这种从外部无视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意义相比，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对马克思哲学当代 价值的估计不足，对哲学理论形态之确立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更为严重。实际情况表明，作为 基本理论态度的实践唯物主义，必须通过特定理论形态表现出来。否则，它只能沦为一种空 洞抽象的说教。由于实践唯物主义是一种为捕捉和解答时代性问题开辟道路的理论态度，其 理论形态必定是历史地或时代地呈现出来的。然而，我们却总是幻想通过预设某种超验结构 来诠释一种本真的马克思学说，这使得马克思哲学在理论形态上屡屡大踏步地退回到近代形 而上学的框架里。
认真地分析上述情况，我们看到两个明摆着的实情：(1)马克思哲学在终结全部形而上学的 意 义上，的确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即“形而上学的超感性世界”不再起支配作用的时代。从这 一意义上说，马克思当之无愧地是当代哲学的开创者；(2)然而，形而上学并没有因此而消 失，它变成了我们生活世界中能够亲历到的“幽灵怪影”，并且常常借着马克思主义的有形 理论“显形”。这两个事实表明，我们面临着更深层次的（与时代性问题相互关联）理论形态 问题，即在形而上学决定性终结的时代，或者换言之，在形而上学只能以“幽灵怪影”的形 式存在的时代，我们如何祛除形而上学的怪影？
我们不可避免地遇到这问题。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示范了由“思想意识方面” 对“形而上学怪影”的祛除（通过意识形态批判），而在《资本论》中他又进一步示范了由“ 日常生活方面”对“形而上学怪影”的祛除（通过对商品的分析）。这两方面的探索，对我们 思考马克思哲学的当代形态意味深长。
我们看到，马克思在他自己的时代，思考时代面临的重重危机或种种问题时，其中最有生 命力、影响最为持久的东西，不是他作出的某种现成的具体结论，而是那种时代性问题真实 地引入哲学、终结全部形而上学并坚定不移地“破除形而上学怪影”的批判精神和反思怀疑 精神。这是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的集中体现。我们今天面临着与马克思极为不同的时代性 问 题，这是毫无疑问的，它必然要求我们在理论形态上从事新的创建。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 哲学过时了。相反，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在时代性问题和理论 形态问题的辩证互动中将进一步得到揭示，当代人类实践在相当广泛的领域将赋予实践的唯 物主义以新的生机，它作为“改变世界”的哲学而走向未来、开创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