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功案件”的考验与应对
□ 孟俭红
1937年10月5日傍晚，革命圣地延安发生一桩血案，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因逼婚未遂，枪杀恋人刘茜，震惊陕甘宁边区内外。国民党借机造谣，把此作为“桃色事件”大肆渲染，攻击和污蔑边区政府“封建割据”、“无法无天”、“蹂躏人权”。
黄克功，江西南康人，1911年出生，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长征中立有大功。当过红军师宣传科长、团政治委员。1937年1月进入抗大学习，毕业后留校，担任第十五队队长。刘茜，山西定襄人，1921年出生，中学接受进步思想，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以笔名刘茜在报上发表短文、宣传抗日。1937年8月长途跋涉到延安，入抗大第二期十五队学习。黄克功与刘茜由此认识、交往。随着交往深入，刘茜对黄克功有了不同认识，二人矛盾纠葛日益增多，刘不愿再与黄交往。黄收到刘的拒绝信后仍来找她，结果都是郁郁而归，便认为“失恋是人生莫大的耻辱”，深陷痛苦不能自拔，最终失去理智酿成大错。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在判决书上认定的枪杀经过是：“10月5日晚带备勃郎宁手枪，威胁恫吓，竟以打敌人的枪弹对准青年革命分子刘茜的肋下开枪，刘倒地未死，尚呼求救，黄复对刘头部再加一枪，刘即毙命。”
黄克功枪杀刘茜案，给中国共产党带来前所未有的考验：中共中央进驻延安仅大半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仅一个月，党中央如何应对这一从未有过的突发事件，维护党的形象？国共刚刚合作抗日，红军刚刚改编为一支世界反法西斯武装力量正式亮相于国际舞台，如何维护军队的形象？全面抗战爆发，如何破解国民党污称的“桃色事件”，争取广大爱国青年来延安？全面抗战急需人才，如何处置屡立战功的黄克功，能否不徇私情，摒弃戴罪立功的旧惯例？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成立才两个月，未经历过如此大案，边区司法能否经受考验？
综上，如何处置黄克功便成为众所关注的焦点。
黄克功案件的发生，根源于延安革命队伍中男女性别比例的严重失衡。1938年前为 30∶1，1941年降至18∶1，1944年4月再降至8∶1，此比例一直维持到党中央逐渐撤离延安。青年女性成为一种稀缺的社会资源。为解决老干部、老革命的婚姻问题，党中央想了很多办法，其一是举办舞会。“当时延安的高级领导人，师级以上军官中80%以上的人都是在这一时期恋爱、结婚、成家、生子，延安对他们是一种温馨、甜蜜的回忆。”赴延安女青年大多来自城镇，形貌气质佳，出众者每天清晨都能在窑洞窗口发现几封求爱信，或是被男士围追堵截，一些人自我感觉也是“稀有和矜贵”。女性的缺乏，导致男性找对象条件很高，有的地方要符合“358团”，意为“35岁以上，8年党龄，其中一位为团级干部”（或“其中一位为团职以上干部，双方都是党员且有3年党龄，年龄之和为50岁”）。为寻得配偶，男性之间争斗加剧，甚至导致刑事案件，黄克功枪杀刘茜即为典型。普通男性的择偶标准则一路放低：“一是女的、二是大脚、三是识字就好。”因此，黄克功案件的发生有其深刻历史原因。
通过统计近几年兵团农机购置补贴机具分档补贴额明细，可以看出对液压翻转犁的财政补贴额较大，每年对不同的机型补贴额都有调整，2017年补贴额度最高的机型是5～6铧、单体幅宽45 cm及以上和7铧以上、单体幅宽45 cm及以上两种，补贴额为6 500元。根据补贴额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出，政府对单体幅宽大、铧数多的机型补贴额度大，这也表明大型宽幅高端液压翻转犁的需求日趋增长。然而，根据团场公布近3年农户购置补贴信息显示，与149.14 kW以上拖拉机配套的进口犁比重在不断加大，在一些地区德国雷肯犁与法国贝松犁已成为大拖的标配。
第六，扩大宣传报道，阐明案件始末，表达党的主张，更广泛地教育群众。10月11日，审判黄案当日，边区高等法院张贴布告，公布黄克功罪状及其处理决定。三天后，也就是1937年10月14日，陕甘宁边区党的机关报《新中华报》头版头条报道了公审黄克功大会的详情，向边区内外宣传此案。担任公诉人之一的胡耀邦也在抗大校刊《思想战线》上发文，阐明公正公开审理此案的意义：“必须使我们全党知道，执行纪律也是教育形式的一种，如果我们开除了一个坏分子，不但不会使我们的队伍减弱，相反的只有使我们党、我们的队伍更加强健起来！”
第四，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抽调精兵强将组成特别审判庭，由陪审员参与，在广场对黄克功进行公开审理，并当众宣读毛泽东来信，群众借此受到法制教育。10月11日，在延安北门外陕北公学大操场举行群众公审大会。抗大、边区保安处、高等法院3人为公诉人；雷经天担任审判长；抗大、陕北公学4人为陪审员。公审分为提起公诉、审讯被告、询问证人、群众代表发言和辩论等环节。最终，雷经天在当众宣读毛泽东来信后，宣布对黄克功处以死刑并立即执行的判决。从效果看，枪毙黄克功的枪声胜过无数宣传和报导，让全国抗战军民以及后人看到共产党人在艰难时刻的正确抉择：坚持从严治党，坚持民主法治，坚持执法如山，领导干部犯法与庶民同罪。
以项目所在位置的地形条件为依据，综合考虑资金筹措状况，在按照“安全、耐久、节约、和谐”原则的基础上开展勘察设计。根据区域各项基本情况，坚持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做好地形选线与地质选线的前提下，注重安全与环保，紧跟省干线公路“畅安舒美路、多彩贵州行”的建设步伐，积极做好沿线绿化，保证景观设计合理性与可行性，努力打造“畅、安、舒、美”的公路工程。
提出使用BIF特征以及加入正则化和核化相关成分分析的方法实现跨年龄人脸识别。对BIF特征采用PCA降维后，采用KR-RCA实现跨年龄人脸识别。
第一，由抗大、陕北公学和边区保安司令部组成联合调查组，迅速破案，查明真相，以稳定人心，粉碎谣言。
第二，组织全民讨论，倾听民情民意。鉴于黄案是前所未有的事件，影响巨大，该作何处理，事关重大。罗瑞卿代表抗大建议中央，在延安组织各单位讨论，广泛听取民意。中央同意抗大意见，并指示边区高等法院审理该案。在大讨论中，有人认为，黄克功自恃对革命有功，无视法纪，草菅人命，如果不杀，少数居功自傲的干部将更加为所欲为，无视党的纪律，因此，应“杀了黄克功，为党敲警钟”。也有人认为，黄为革命流过血立过功，年纪还很轻，在急需人才的国难时刻，给他一次戴罪立功的机会。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成立不到3个月，审判庭庭长雷经天代理院长。他在深入调查、认真取证后，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报告案情和处理意见：“共产党应有铁的纪律，才能够号召更多人民参加伟大的抗日斗争，使这些纲领能够迅速的、普遍的、更加彻底的实现，由于如此，共产党员有犯法者应从重治罪，所以必须对黄克功处以极刑。”
在我国“一带一路”战略大背景下，中俄交往日益密切，国际婚姻发展也日益迅速，如何避免出现婚姻瑕疵对巩固中俄友谊和战略协同具有重要意义。
危机突来，经历幼年挫折、十年内战和长征磨难的中国共产党，此时已逐步成熟，有足够的智慧进行应对。
第五，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向公审大会作题为“民主、法制与共产主义的恋爱观”的重要讲话，阐释怎样正确处理恋爱婚姻与革命的关系，并告知广大群众，任何领导人、干部、战士与群众，在法纪面前都是平等的。公审时，张闻天代表党中央与会，当远处枪响后，他发表讲话，以此教育到会者。张闻天首先讲明婚恋原则：“恋爱是基于双方同意的自由行为。强迫，威胁，甚至用残忍的手段去杀害对方的生命，这绝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行径。黄克功自恃有功，无视刘茜的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应受到法律制裁。”他又指出革命伴侣的条件：“革命队伍里的终身伴侣，首先应该在政治上、思想上有共同的信仰，愿意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志同道合，情投意合才是夫妻间最大的幸福和快乐。黄克功与刘茜，都缺乏正确的恋爱观，以至酿成悲剧，这是革命队伍里的一大不幸，要引以为戒，吸取教训。”他还谈到，妇女解放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影响很不容易清除。男尊女卑、重男轻女、大男子主义、买卖婚姻等，一直是革命与妇女解放的课题。新社会的新女性，已不是男人的奴隶、工具和私有财产。”最后，他特别强调：“任何领导人、干部、战士与群众，在法纪面前都是平等的”。这个讲话从黄案引申开来，再一次表明了党的主张。
第七，毛泽东在抗大讲演，提出革命青年在恋爱时应遵循的“三原则”。黄案处理后，毛泽东到抗大特意作了一场“革命与恋爱”的讲演，指出革命青年在恋爱时应遵循：革命的原则、不妨碍工作和学习的原则、自愿的原则。他要求大家从黄案中吸取教训，严肃对待恋爱、婚姻、家庭问题，要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理想和情操，坚决杜绝类似事件发生。此后，毛泽东多次提到此事，指出作为党的干部，居功自傲、贪图享乐、欺压群众是万万要不得的。
第三，毛泽东代表党中央提出司法建议——不予特赦，依法枪决。黄案当天，罗瑞卿就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愤怒地说：“这样的人不杀，我们还是共产党吗？！”不久，毛泽东就收到黄克功的信：“念我十年艰苦奋斗，一贯忠于党的路线，恕我犯罪一时，留我一条生命，以便将来为党尽最后一点忠心。”经过慎重考虑，10月10日，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毛泽东致信雷经天，批准了对黄克功依法枪决的报告：“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毛泽东特别强调：“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回信是党中央的司法建议，表达了毛泽东的法律思想和执纪从严的决心。
第八，安慰、抚恤刘茜家属。在给雷经天的信尾，毛泽东特意补加上一句“对刘茜同志之家属，应给以安慰与抚恤”。但刘茜一人赴延安，其家人躲避战乱由山西流落外地，无法取得联系，故这条指示未能落实，但它反映了毛泽东考虑问题的周到性。
我国高度重视各种工程的施工建设，在这些项目上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提高基础管理的质量，提高建筑工人的素质。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国智能系统建设的基础管理薄弱，施工组织难以达到国家规定标准，甚至有一部分施工工人不具有专业的知识储备和素质。同时，由于人员分配不合理，在施工过程中也会造成一些施工机械故障，迫使施工方案发生变化。对于建设计划的制定和相关信息的获取仍存在一些问题，不能更有效地调整各部门之间的施工程序，也就无法实行安全管理。人员协调存在问题，不做到专人专岗，一些施工人员常常推卸责任，敷衍了事，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施工进度和施工质量，造成安全隐患。
梳理黄克功案件整个应对处置过程，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革命意志坚定、自我要求严格、从容应对变故、着眼长远发展的党，展示了局部执政时期党的成熟和气魄。
中共妥善应对处置黄克功案，产生了良好而长久的影响。其一，向人民交出了一份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满意答卷。即便从今天司法的角度看，案件的侦破、审理都是经得起检验的。当年世界学联代表团评价说：“边区司法系统中充满了平等与正义的精神。”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评价：“它为将来的新中国建立了一个好的法律榜样。”其二，树立了党和政府的良好形象。在黄克功案发生前一年多的1935年冬，国民党军官张钟麟（即张灵甫）杀妻，却被从轻处罚，后来还加官进爵。两相比较，国内外交口称赞共产党公正无私，纪律严明。全国人民更加清楚地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对共产党及其政权、军队更加信赖。其三，树立了从严治党、依法执政的典范。共产党姓共，就是与民众共享权利，不以特权优待自己；就是不搞官贵民贱，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共产党只有纪律是铁打的，政权才是铁打的。1941年，陕甘宁边区再现肖玉璧案，肖玉璧因贪腐被判处死刑，他不服判决致信毛泽东，毛泽东对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说：“还记得我怎样对待黄克功吧？这次和那次一样，我完全拥护法院判决。”中共以黄克功案筑就了此后公平正义的法律基石。其四，成为应对突发事件、化解重大危机的典范。无论是第一反应、信息公开、领导决策与群众参与相结合，还是公审、判决、善后，都合法合理合情，让人信服，引人深思，中共积极作为，化被动为主动，做出的应对之策虽立足当下，却着眼长远，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应付突变方面的成熟和战略眼光。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和营养剂。80多年前对黄克功案件的审理，至今仍不失为全面从严治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好教材，具有深远的警示与启迪作用：党员领导干部必须不忘初心，始终坚定理想信念，不断加强党性修养和道德修养，切勿留下人生污点，滑下犯罪深渊；党员领导干部必须牢记使命，以身作则，谨慎用权，自觉维护党的形象，切勿擅权特权，破坏党和政府的形象与公信力；坚持从严治党与依法治党相结合，从严治党与依法治国相结合，决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要善于运用典型案例加强警示教育；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要强化风险意识，提高风险化解能力，完善风险防控机制，以充沛顽强的斗争精神，全面提升防范应对各类风险挑战的水平，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策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责任编辑：张李蕾
标签：反“围剿”战争论文; 案件论文; 抗日军政大学论文; 1937年论文; 陕甘宁边区论文; 井冈山斗争论文; 革命圣地论文; 边区政府论文; 国防大学政治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