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哲学中的现代人文观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人文论文,观念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4)03-0043-07
马克思创立的新哲学，突破了15、16世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人文主义思潮，不仅未否弃人文主义，而且将它提升到与新的唯物主义哲学相结合的高度，开拓了现代人文主义世界观即以唯物史观为核心的彻底唯物主义哲学的崭新境界，这已为马克思逝世后一个多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曲折历程所确证。当今，为了从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发生的苏联解体等事件中吸取教训，使马克思的哲学发挥其理论优势，以承担起21世纪全球化实践所赋予的艰巨使命，必须弄清马克思的哲学作为新型人文主义世界观的性质，这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所要求的，因为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得理论创新并使之指导新的实践，在理论上靠的是蕴涵着现代人文观念并与新的唯物主义相结合的哲学。而当今的学术理论现状，尽管对“文革”及其以前多年来因排斥人文观念导致的只讲“物”、不讲“人”或讲“人”不到位而使唯物主义扭曲的缺点有所纠正，但其消极影响并未消除。尤其是把唯物主义与“人道主义”截然对立，在哲学历史观和世界观意义上避讳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并囿于一般唯物主义而把它教条化，这无视马克思对西方传统哲学所实现的空前变革，并同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形成明显反差。因此，为结合历史教训和当今实践深化基础理论研究，本文试依据马克思文本、马克思本人的论述，开发其哲学思想中的现代人文观念或人文主义(注：本文之所以使用“人文主义”或“人文观念”一词，而未使用在英文词源上是同一个词(即Humanism或Humane Ideas)的“人道主义” ，并非避讳该词，而是考虑到“人文”是中国古代典籍中固有的词，“人文主义”是中 国哲学研究者包括现代儒学研究者通用的词。虽然中国“人文主义”的“重人与其文化 ”之词义，比西方“Humanism”内涵更丰富更宽泛，但是毕竟其中“重人”、“人本” 或“以人为本”之义切合西方“Humanism”内涵，(参见唐君毅《人文主义之名义》， 载《人文精神之重建》，香港新亚书院研究所，1974年或台湾学生书局，1980年，第59 0-605页)因此使用“人文主义”或“人文观念”一词有利于中西对话，也有利于同至今 仍主张在历史观和世界观上全盘否定“人道主义”的研究者对话，以求同存异、深化“ 争鸣”。)的思想资源，并从历史哲学、政治哲学和哲学核心三个方面予以概述，望切 磋。
一、历史哲学的人文观念
为掌握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精髓，首要的是弄清马克思在历史哲学或历史观层面如何摆脱“抽象人性论”的束缚，如何规定人的本质。1845年秋到1846年5月，马克思在他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通过对青年黑格尔派包括费尔巴哈的唯心 史观的批判，强调自己创立的唯物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 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 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注：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2、67-68、88-90页。)与此同时，他又在后来被恩格斯誉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注：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3页。)《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提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注：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6、60、54、58、57、61页。)以上这些论断都清楚地表明马克思不同意以人的理性、观念规定人的本质，而是把人的本质规定为“物质实践”与“社会关系”，在这方面似为研究者所共识。但是，仅此难以把唯物史观贯彻到底，还需要进一步明确，马克思规定人的本质的“物质实践”与“社会关系”及相关的劳动和交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概念，其设定都是把人及其理性、观念置于“现实历史”基础之上，做到从现实的“物质实践”与“社会关系”出发，解释人及其理性、观念的形成和发展，绝不仅仅是以“物质实践”与“社会关系”的概念取代人的“理性”的概念。如果只是更换概念，“抽象人性论”的思维方式不变，不从现实出发对“现实历史”作具体分析，而从“物质实践”的抽象概念出发推演“历史规律”，颠倒了一般和特殊、抽象和具体的关系，这与从普遍理性出发推演“历史规律”如出一辙，岂不同样把观念或“思维过程”当成“现实事物的创造主”?(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72年第二版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2页。)显然，这同唯心史观“抽象人性论”异曲同工，只是徒具“唯物史观”的概念而已。所以，要把“倒立着的”一般和特殊、抽象和具体的关系再“倒过来”，其关键在于对“人”不能否弃，而应赋予其现实的或具体的涵义。本来，唯物史观的“物质实践”与“社会关系”既是对现实的人、具体的人之本质的规定，其重要意义就在于对“人”赋予现实的或具体的涵义提供方法论，可把它比喻为开启现实的人、具体的人这把锁的钥匙。如无钥匙则开不了锁，但是如丢弃了 锁，钥匙便成为无用之物，如把钥匙当成锁，以“物质实践”与“社会关系”取代现实的人、具体的人，更是荒唐之举。西方传统的人文主义者讲“人”并不错，其错乃在于对人的本质规定有误，而那种只讲“物质实践”与“社会关系”、不讲“人”的人文主 义反对者，并不自觉遵从其“物质实践”与“社会关系”是对现实的人、具体的人之本 质的正确规定，甚至认为前者可取代后者，即以钥匙取代锁，对“人”的扭曲不亚于西 方传统人文主义的“抽象人性论”，因此将其视为“黑格尔主义”的变种并不为过。而 马克思则不同，他把黑格尔“倒立着的”一般和特殊、抽象和具体的关系再“倒过来” 的意向十分明确，其主要内容是赋予“人”以现实的或具体的涵义，尤其强调个体的人 ，即“个人”或“单个人”，当然这不能误解为孤立的个人。相反，马克思是侧重于从 人类社会历史关系上考察“个人”的，即把“个人”作为“现实历史”予以考察，有关 阐释大体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马克思论证“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意在对“现实的个人”的内涵作出规定。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指出：“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即人的肉体组织决定了人要“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生产方式是“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或“生活方式”，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即“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生产决定了人不是孤立的个人，因为“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Verkehr)为前提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2、67-68、88-90页。)可见，离开“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就谈不到“生产”，谈不到“交往”，以“生产”、“交往”为由否定“个人”是不能成立的，如否定“个人”，则本为规定个人本质的“生产”、“交往”也会被扭曲。肯定作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的“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就要承认“生产”是“有生命的个人”的生产，“交往”也是“有生命的个人”之间的交往，那么更重要的是要承认“有生命的个人”不限于“肉体组织”，而是以“肉体组织”为前提，成为具有“生产”、“交往”的能力、知识和价值观念的“现实的个人”，是具有“个性”或人格的“现实的个人”。这就十分清楚地揭示了“人”或“现实的个人”是在同自然紧密联系中展现其区别于“其他自然”的特殊本质的，其特殊本质寓于自身有生命的“肉体组织”以及同作为生存环境的“其他自然”的关系中。因此肯定人的特殊本质，绝不意味着割断与自然的联系，抹煞其现实性，而是为了具体地历史地掌握“人”或“现实的个人”。
第二，马克思断言“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意在强调离开“现实的个人”便没有社会历史。这是1846年马克思针对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的黑格尔主义提出的论断，他分析蒲鲁东为什么要“谈上帝，谈普遍理性，谈人类无人身的理性，认为它永无谬误，认为它永远等于它自身，认为只要正确地意识到它就可以获得真理”，马克思认为蒲鲁东自己给了我们“解开这个哑谜的钥匙”，蒲鲁东“在历史中看到了一系列的社会发展”，发现“进步是在历史中实现的”，但又发现“人们作为个人并不知道他们在做些什么，他们误解了自身的运动，就是说，他们的社会发展初看起来似乎是和他们的个人发展不同、分离和毫不相干的”。由于对历史进步的事实，蒲鲁东无法解释，于是就作出假设，说是一种“普遍理性在自我表现”。对此，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作出自己的解释，集中阐述：“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而对作为“全部历史的基础”的生产力，则在肯定它是“人们应用能力的结果”，“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等等基础之上，强调前后相继，即“每一代人都得到前一代人已经取得的生产力并当作原料来为自己新的生产服务，由于这一简单的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这个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越益发展而越益成为人类的历史。”马克思还强调人们的“物质关系形成他们的一切关系的基础。这种物质关系不过是他们的物质的和个体的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罢了。”由此，马克思即得出结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注：马克思：《致帕·瓦·安年科夫(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31-532页。)以上论述中，马克思明确地认定作为历史基础的生产力是人们的物质的和个体的 活动，而人们的社会关系则是作为这种活动借以实现的形式。显然，这是对社会历史的 现实性给予的规定，表明人类社会历史归根结底是由“个体的人”的活动与发展所构成 的，离开了“个体的人”的活动，就没有“现实历史”。
可见，在历史哲学层面，马克思把人、个人作为物质实践或生产、交往的载体与主体，从根本上摆脱了“抽象人性论”的束缚，赋予人以现实或具体历史的涵义，形成了“现实的人”或“现实的个人”这个最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精髓——“实事求是”的基础性概念。无疑，这为唯物史观奠基，同时也为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变革、哲学创新奠基。如果以“生产力”和“社会关系”揭示了历史的基础及人的本质为由，竟丢弃“现实的人”或“现实的个人”的概念，代之以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概念，那么从抽象概念出发，只能推演出脱离现实历史的“规律”，而不从“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与“个人”的生产、生活出发，绝难掌握寓于现实历史的规律，这是重蹈黑格尔主义把人性归结为“普遍理性”与“无人身的理性”之覆辙，其后果是遮掩了人类历史的真实进程。考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来的失误，特别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以及我国“文革”浩劫，其理论上的教训是陷于教条主义，概源于丢弃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人文观念，使之背离了“现实历史”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二、政治哲学的人文观念
为在实践中掌握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精髓，要进一步弄清在政治哲学层面马克思如何克服空想社会主义的唯心史观，如何批判继承“个性解放”的启蒙思想，把唯物史观的“现实的人”或“现实的个人”基本概念运用于制定以“个性解放”和人类解放 相结合的人文观念为基础的共产主义纲领，开拓了作为历史哲学重要组成部分的新型政 治哲学。马克思对人、个人赋予现实的或具体历史的涵义，包括从与个人发生实际联系 的“整个世界的生产”演变考察个人摆脱束缚和获得解放的进程，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 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即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 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 的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 民出版社，1995年，第294、287、276-277页。)其中还针对“消灭私有制就是消灭个性 ”的误解，断定消灭私有制绝不是消灭活动着的个人的独立性和个性，而是要改变只有 “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注：马克思、恩格 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4、28 7、276-277页。)的现状，使活动着的个人的个性真正获得解放，进而实现“每个人的 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即以“个性解放”为基础的人类 解放。这种人文观念，在共产主义纲领中，不是可有可无、无关紧要的，并且不能将其 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纲领平列，它是共产主义纲领为无产阶级设定的主要奋斗目标 ，也是实现上述各方面纲领的根本保证和现实基础。但是，至今仍有一种意见，把《共 产党宣言》中的共产主义纲领，仅归结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而认为实现“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只是顺便一提的长远目 标，并不是现实条件，因而构不成共产主义纲领必要或重要的内容。这种理解，与否认 唯物史观的“人”或“个人”概念、把唯物史观归结为排斥人文观念的阶级和阶级斗争 理论，其理路相同。然而，如前所述，离开了“个体的人”的活动，就没有“现实历史 ”，排斥了人文观念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因注定要 脱离现实而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架空，甚至导致畸形的“社会主义”。从阶级和阶级斗 争的原则或抽象概念出发推演“历史规律”，颠倒了一般和特殊、抽象和具体的关系， 在导致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的同时，陷入与社会主义相悖的国家主义甚至专制主义。相 反，为赋予共产主义以现实基础，马克思十分重视从与个人发生实际联系的“整个世界 的生产”演变考察个人摆脱束缚和获得解放的进程，有关阐释在《共产党宣言》前后大 体有以下内容：
第一，《共产党宣言》之前，马克思断言“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意在把个人或个性的解放置于世界历史的进程予以考察。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批判黑格尔主义同时阐释的“异化劳动”，即尝试摆脱黑格尔主义，赋予共产主义以现实基础。其理路：在资本主义“私有财产”条件下，把本为人的“类本质”的劳动，包括它生产的产品、劳动活动(“生产行为”)、与他人的关系以至劳动本身都蜕变为外在于工人的“异己”的东西，而共产主义则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这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3-98、120页。)等等，明显孕育着科学共产主义的胚胎。继此之后约一两年的时间，马克 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进一步批判费尔巴哈和布·鲍威尔、麦·施蒂纳的唯心 史观，以此为基础阐释唯物史观和科学共产主义，考察由“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 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使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其中指出 ：“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 力量的支配”，“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马克思 和恩格斯说，这本为经验事实，却被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史观“想象为所谓宇宙精神等 等的圈套”，那么革命使私有制消灭则意味着“如此神秘的力量也将被消灭”。无疑， 正是依据经验事实，马克思作出“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 历史的程度一致的”这样的论断，并预言“只有这样，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 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 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即通过共产主义的革命自觉地驾驭迄今为止都威 慑和驾驭着他们的异己的力量。(注：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 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2、67-68、88-90页。)可见，这既把“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作为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又把与生产的发展相联系掌握个人或个性解放的程度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现实基础，更为明显地展现了把“个性解放”作为共产主义的现实基础，因而成为以《共产党宣言》为代表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和纲领的最基础的内容。
第二，《共产党宣言》之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系统地 考察了人及其个性生成和发展历程，这是对“个性解放”在共产主义纲领的基础性地位 所作的最有说服力的论证，也表明继此之后的《资本论》是对作为共产主义现实基础的 每一个人的“个性解放”所作的进一步深入的论证。马克思从来不全盘否定在人类历史 上生成独立个性的资产阶级社会“物化”的社会关系，《共产党宣言》曾对资产阶级社 会“开拓了世界市场”给予肯定，并以此为基础还肯定了“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 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注：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第294、287、276-277页。)而十年之后，马克思在阐释世界历史上人及其个性发展的三大形态、三个阶段(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4，104-108，104、108-109，104、105、108、106页。)中，进一步肯定并侧重分析“开拓了世界市场”的“物化”社会关系，对独立个性的生成与个人全面发展的积极意义，强调这是不得任意超越的历史阶段。
首先，独立个性的生成：通过商品交换，不断扩大“物化”的社会关系，打破了“人的依赖关系”，既打破了自然经济条件下劳动者对统治者的人身依附，同时也打破了自 然经济条件下狭窄的民族和地域的限制，生成了独立个性，即“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 人的独立性”。尽管扩大了的交往关系和生产关系是“物化”的，甚至是独立于人的人 不能控制的“异化”，但是毕竟摆脱了“人的依赖关系”，而对“物”的依赖又不同于 对“人”的依赖，它是通过个人的独立性或自主性而实现的，所以随“物化”的社会关 系不断扩大，给参与生产和交往的个人提供了越来越广阔的自主选择与发展的空间，直 到“突破”由个人生产和交往所形成的“物化”的社会关系。(注：马克思：《政治经 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 年，第104，104-108，104、108-109，104、105、108、106页。)
其次，个人全面发展：通过商品交换，不断扩大“物化”的社会关系，“开拓了世界市场”，使“单个人与一切人发生联系”，这种“联系”，虽是一种“异化”，“不以单个人为转移”，但“比单个人之间没有联系要好，或者比只是以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服从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要好”，因为它所形成的“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 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使作为“独立个性”之素质的个人“全 面发展”成为可能。或者说，“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 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因为这种生产“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马克思还特别提到这种“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区别于人类发展早期阶段的“单个人”的“全面”，后者正是由于尚无普遍的社会联系，也没有“独立于他自身之外的社会权力和社会关系同他自己相对立”，可说是“原始的丰富”，如留恋于此，等于停留在“完全空虚之中”的“浪漫主义”，因而是“可笑”的。可见，马克思是把“全面发展的个人”当成现代“独立个性”的必备素质和未来“自由个性”的起点予以考察的。(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4，104-108，104、108-109，104、105 、108、106页。)
再次，不得任意超越的历史阶段：马克思认定资产阶级社会“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承前启后的历史阶段，它“既不同于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社会形态又不同于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因为“一切劳动产品、能力和活动进行私人交换，既同以个人之间的统治和服从关系为基础的分配相对立”，“又同在共同占有和共同控制生产资料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的个人所进行的自由交换相对立”。从独立个性的生成和发展来看，马克思还认为这种社会关系的“物化”，“它属于个人发展的一定阶段”，在其发展中“包含着突破它自身的条件”，或“物化”的社会关系“借以同个人相对立而存在的异己性和独立性只是证明，人们还处于创造自己社会生活条件的过程中，而不是从这种条件出发去开始他们的社会生活。”总的说来，在社会关系的“物化”条件下，“人的独立性”和“全面发展的个人”都是自发生成的，只是“自由个性”与每个人获得“个性解放”的起点。而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的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与人类解放相结合的“个性解放”，则有待于社会关系“物化”发展到一定高度才能实现。如马克思所说：“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内部，产生出一些交往关系和生产关系，它们同时又是炸毁这个社会的地雷。”但同时马克思又中肯地警言：“如果我们在现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发现隐蔽地存在着无阶 级社会所必需的物质生产条件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关系，那么一切炸毁的尝试都是唐· 吉诃德的荒唐行为。”(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4，104-108，104、108-109，10 4、105、108、106页。)
可见，在政治哲学层面，马克思批判继承“个性解放”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从根本上克服了“抽象人性论”在人的理性、观念和伦理道德意义上的“人道原则”里兜圈子的缺陷，把“个性解放”置于物质实践的基础之上，使之与人类解放相结合，从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寻觅每一个“个人”都获得“个性解放”、即个性解放和人类解放相结合实现共产主义的途径。无疑，这为科学共产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奠基，同时也为作为科学共产主义之人文基础的新型政治哲学奠基。如果把“个性解放”和人类解放相结合当成仅仅是未来共产主义的长远目标，与现实毫不相干，或者把“个性解放”曲解为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忽视以至否弃其中独立个性、自主人格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现实意义，那么必然会把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架空。分析东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包括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及我国“文革”浩劫，特别是执政党所犯阶级斗争扩大化或“以阶级斗争为纲”错误，其教训即在于在指导思想与纲领上缺失“个性解放”的现代人文观念或未把它置于应有地位，致使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脱离现实历史。所以，如果只把人文主义限于伦理道德上的“人道原则”，则在理论上毫无突破，仅此构不成科学共产主义的人文基础，反而会把个性解放和人类解放截然对立。因其否弃马克思吸取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精华并予升华而创立的新型政治哲学，所谓“人道原则”并未摆脱西方传统人文主义“抽象人性论”的束缚，在这个意义上显然颠倒了精华和糟粕。正因为不明确个性解放和人类解放两者互为前提的关系，而竟以人类解放为名舍弃个性解放，其后果会把人类解放架空，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则因失去根基而解体或变质。
三、哲学核心的人文观念
马克思对西方传统人文主义的突破，不限于历史哲学或历史观层面，更为重要的是在 哲学的核心或世界观哲学层面实现了空前的突破。从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层面来看，如前所述，对“现实的人”与“个体的人”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给予肯定，把个性解放与人类解放、共产主义相结合，等等，这都不限于哲学的应用，而是体现了在世界观哲学层面对西方传统的抽象本体论的超越，或者说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其意 义在于为新的唯物主义哲学之核心奠基。也就是说，在世界观哲学层面，马克思既坚持 物质第一性，又坚持作为主体的人及其实践的能动性，于是便在哲学的核心解决了唯物 主义和现代人文观念的结合问题。马克思创立的新型唯物主义哲学的人文主义性质，就 在于它的核心以人及其实践为基础，这表明它在哲学的对象和功能上都根本区别于西方 传统的唯物主义哲学。
第一，西方传统唯物主义的主要缺陷是不懂得人作为实践主体。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 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 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 身的。”(注：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 出版社，1995年，第56、60、54、58、57、61页。)也就是说，对作为“对象、现实、 感性”的宇宙、世界，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传统哲学，主要是唯心主义哲学，还是讲主 体的，但是往往将其片面地规定为精神主体、理性主体，从而陷于唯心主义。相反，唯 物主义或不讲主体，或把主体归结为感性直观主体，即消极被动地反映客体的主体，实 际上还是不讲主体。如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以人和自然为哲学的最高对象，号称人的 哲学或“人本学”，但是他从人是自然的产物的自然主义观点出发，把人当成自然的一 部分，尽管他的“无神论”提出宗教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或上帝是人创造的，但因其并 不懂得人的实践和人作为实践主体，仍限于把上帝视为人的自我意识，即人把自己的思 维力、意志力和理想等等对象化而成为上帝，所以并未摆脱“抽象人性论”的思维方式 。费尔巴哈哲学名为人的哲学，因囿于西方理性主义本体论传统，未能从世界观哲学层 面或哲学的核心确立作为主体的人应有地位，这使得他的哲学虽为唯物主义，但最终还 是把人视为精神主体、理性主体，所以难免陷于唯心主义。
第二，马克思哲学的最大贡献是在哲学的核心确立了作为实践主体的人的应有地位。这要从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规定的哲学的功能，即“哲学家们只 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注：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 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6、60、54、58、57、6 1页。)予以理解。正是通过实践“改变世界”的功能，使我们深切地认识到对“对象、现实、感性”的理解不能模棱两可，不能只把一部分事物当作实践或从主体方面去理解 ，而对另一部分事物以至整个世界却只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马克思明确地认 为对“对象、现实、感性”一律要首先把它们当作实践、从主体方面去理解，这样便出 自“改变世界”的哲学功能，基于人的实践，在世界观哲学层面或哲学的核心把物质的 第一性与人的能动性统一起来，实现了本体论模式的转换。其关键是把作为实践主体的 人置于哲学的核心，把哲学的对象由“自然世界”或无人的自在世界转为实践基础上的 现实世界。当然，这并非只承认现实世界，而否认自在世界，只是认定作为哲学对象的 “现实世界”远比自在世界更为深广，它不再是与人隔绝、仅仅作为无根据的猜测对象 或想象对象的世界，而是作为不断赋予科学根据的实践对象的世界。对哲学的对象，如 仅限于自在世界，把自在的规律、本体作为最高的追求，则无法把握与人的实践、人的 目的相结合的现实世界的规律，或者只能沿“倒立着的”辩证法，颠倒一般和特殊、抽 象和具体的关系，把本来就凭无根据地猜测或想象的“抽象理性”推演而来的“规律” 错误地当成现实世界的规律。而作为实践对象的现实世界的规律，由于它是以自在世界 为基地并通过实践不断改造和超越自在世界而展现出来的，因此把握它，这是把握自在 世界规律的唯一渠道，也是把握无穷尽的实践所开拓的无限世界或无限宇宙规律的唯一 渠道。
总之，马克思把哲学对象或哲学的核心内容由自在世界转为以实践为基础的现实世界，它对西方传统哲学的重大变革意义在于实现了本体论模式的转换，由追求抽象本体转为探究以人的实践为基础的“本体”，即寓于人和自然、人和人互动的“关系”与“过程”中的现实世界规律。如一味以追求抽象本体的旧模式坚持“物质本体论”，在哲学的核心排斥人及其实践，其结果是重蹈黑格尔主义“倒立着的”辩证法的覆辙，难以走出唯心主义的藩篱。这恰恰使社会文化以及经济、政治、思想诸多研究不能摆脱“抽象人性论”的束缚。甚至坚持以无人的自在世界作为哲学的对象，还会因其无人文精神，具有淡泊人间一切的倾向，难免误入空疏，最终失落，由此滑向唯物主义的对立面，陷于宿命论和有神论的歧途。可见，摆脱不了旧的本体论模式的原因是由于不懂得实践的意义，而马克思则通过对实践的正确规定，在人类思想史和文化史上第一次把新的唯物主义哲学和现代人文观念相结合，把现代人文观念提升为新的唯物主义哲学的核心内容，即在哲学的核心创建了高于“物质本体论”的“实践论”世界观。马克思的哲学，其核心不仅有人，而且人的地位和作用对作为哲学对象的现实世界的存在和发展具有关键意义，它是富有人文精神的新型唯物主义世界观，能够胜任21世纪实践赋予的艰巨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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