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时期西安地区环境变迁研究——2.唐代长安地区的寺观与其对环境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寺观论文,环境论文,地区论文,长安论文,汉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安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最悠久的城市，有周、秦、汉、唐等十几个王朝曾在此建都，长达千余年。其中，又以唐朝时最为辉煌，在当时整个世界也是最繁华的城市之一。唐代长安以其广博的包容性，不断吸收外来文明，使其文化空前繁荣，其中佛教、波斯教、祆教等外来宗教得到较大发展，再加上李唐统治者对道教的尊崇，各种宗教得到更为充分的发展。据宋敏求《长安志》引韦述《两京新记》载，僧寺64，尼寺27，道士观10，女观6，波斯寺2，胡天寺4。因韦述为唐玄宗开元以前的人，故天宝以后所立寺观不在所记之数。《长安志》所记寺观数较《两京新记》为多，共计寺观100所，道观38所。及清代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又有所增补，共计寺观108所，道观40所。据史念海先生统计，唐长安城共计佛寺110余所，道观40余所，两者合计大约160所（朱士光《古都西安：西安的历史变迁与发展》，西安出版社，2003年，第306-307页）。其实这只是长安城中的寺观，在整个长安地区的寺观应该会更多。据孙昌武先生研究，“在长安城及迄今较有一定规模的佛寺就应有二百所以上。此外，还有大量不知名的山寺、野寺、佛堂、僧舍、兰若等”（孙昌武《唐长安佛寺考》，载《唐研究》第二卷，1996年，第19页）。据不完全统计，“有唐一代，长安地区（今西安市境）共建道观62处，连同前代所存共计81处”（樊光春《古都西安：长安道教与道观》，西安出版社，2002年，第76页），是唐代寺观分布最为密集的地区。寺观作为该区域一种独特的景观，它的存在和发展必然会对唐代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等产生一定的影响，本文欲就此探讨长安地区的寺观与其对环境的影响。
唐代长安地区寺观对其环境的影响不能简单地以好与坏来定义，而是要根据寺观活动的不同方面进行分析。
一、建筑寺观对周边环境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中国古代建筑的材料主要是木料和砖瓦，石料是很少的，唐代寺观建筑亦不例外。这样，在木材和砖瓦的使用过程中就可能会造成环境的破坏。当然，人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对自然的开发和利用，合理的开发和利用不仅会促进社会的进步发展，还会保持自然良好的生态平衡；反之，对自然过度地索取则会打破其生态平衡。唐代长安地区的寺观规模已经远远超过了人们正常的宗教活动范围，而采集建筑这些寺观所需的材料，势必会造成对自然的过度索取，从而对周边自然环境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例如，“制砖时的土方工程，尤其是烧窑必然会引起爬虫、蝼蚁和各种地下昆虫的死亡”（［法］谢和耐著，耿昇译，《中国5-10世纪的寺观经济》，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3页），对地面和地下的生物带来灾难。然而，笔者以为最严重的是取土过程中对土壤和原有地貌的破坏。唐代长安地区主要是由大小不等的原组成，而原面相对来说是平坦的，如果取土必然会在原面上造成一些沟壑，而这些沟壑就是日后造成原被切割破碎的主要原因，对此，史念海先生有精辟的论述。而木料的使用，必然会致使对森林的过度砍伐和破坏，导致森林面积的减少，进而又会导致水土流失，从而不利于长安地区整体的环境。
长安如此规模的寺观建筑，所需土木肯定不少，时人也有所记载。《旧唐书·韦嗣立传》：“臣窃见比者营造寺院，其数极多，皆务取宏博，竞崇瑰丽。大则费耗百十万，小则尚用三五万余，略计都用资财，动至千万以上。转运木石，人牛不停，废人功，害农务，事既非急，时多怨咨。”《文苑英华》卷六九八《谏中宗置公主官疏》，辛替否指出：“方大起寺舍，广营第宅，伐木空山，不足充梁栋；运土塞路，不足充墙壁。”以上的记载都说明了所需土、木数量的巨大，虽然没有明确指明寺观和所需土、木取自何处，估计当时所需木材应该取自终南山中。因为这时义谷山道初开未久，正宜充分利用运输，唐长安所需木材基本上都取自该处，寺观建筑用材也当如此。如唐玄宗天宝二年（公元743年），还曾在长安城南开凿一条漕渠，引潏河水入城，水置潭于西市，以贮材木。而《全唐文·长安西明寺塔碑》则指出，建筑西明寺所用木料就是取自终南山，“倾水衡之藏”、“伐南山之枚”。从中可见，唐长安寺观建筑对土、木的取材一般会在长安周边地区，而且这种需求量是巨大的，导致长安附近的木材不足用，不得不到稍远的地区采伐，如唐代在周至、户县、宝鸡、眉县诸境内，分别设立四处监司，各就附近山中采伐。或许，建筑如此众多的寺观所需的木材要对此负一定责任。这些寺观建筑用材相应地对长安地区环境也应有所破坏，只是因为唐代整体环境运行良好，为时人所忽视而已。
二、寺观的经济活动对周边环境产生一定的破坏作用
中国的寺观都有一定的地产，获得的方式有四种：自垦、施舍、国赐和买占。对于许多未垦的土地山林，寺观僧道就可能开荒耕种；贵族、地主以及自耕农也可以捐施田地；国家控制着广大的荒地山泽，可以给寺观作常住田；最后，寺观还可以用购买和占并的方式得到土地。但是，在寺观发展的最初阶段，占有的地产主要是以山地、荒原为主。根据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先生的研究，寺观常常是建筑在那些于水浇田中间的荒芜的岛状地带，那些高低不平的地带、山坡、河谷或山麓。为了更谨慎起见，他又补充说：“在大多数情况下，寺观土地的最早核心部分，是由山地或丘陵地组成的”（［法］谢和耐著，耿昇译，《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18页）。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唐长安地区的寺观也不例外。唐代作为国都的长安虽处于关中平原，但地表也并非完全平整。据史念海先生研究，在唐长安城外龙首原上及其附近的小原，其数目竟多过32处。而龙首原上的小原并不是由于流水侵蚀、切割而分离出来的，只是由于原面不甚平坦，随其高下而有了不同的名称。即使是在长安城内，也有高低起伏，它有6条高岗（史念海《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黄河水利出版社，2001年）。长安城内初建的寺观必然考虑到他们的情趣当会选择里坊偏僻的就四隅之地兴建，而许多寺观就位于这些高处，如玄都观、大兴善寺和大慈恩寺就位于高岗上，还有青龙寺则位于外郭城中的最高处——乐游原上。许多寺观虽建在长安城内，但更多的是建在原畔、山麓地带，如樊川八大寺就位于少陵原畔，草堂寺则在户县圭峰山北麓，香积寺则位于神禾原西畔等等。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唐长安地区寺观最初的土地也应主要是在那些高低不平的地带、原坡、河谷或山麓。不过寺观经营这些土地的方式是以多种经营为特点，在寺观土地中森林、牧场、果圃、菜园等占有很大比重。以后，随着寺观经济的发展，寺观的财产就可以扩大到附近平原地带，最后会兼并农民的土地。对此，谢和耐先生有详细的说明，笔者不再作论述，接下来要说明的是寺观经济活动对其周边环境的影响。
由上可知，唐代长安地区寺观土地的最早核心部分，也应该是在山地或丘陵高低不平地带，而且基本上应在离寺观不远的地方。但并不否认有的寺观田地离寺较远，毕竟这些是少数，如长安慈恩寺的寺田就有在同州的，玄辩就“曾为众差，充同州庄直岁”。还有景云元年，唐睿宗在长安永兴坊建荷恩寺，为寺置普润庄于麟游县（转引自张弓《汉唐佛教文化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尽管寺观经营的方式并不像传统的农民经济那样以种植粮食作物为主，而是采取多种经营方式，如种植树木，发展牧场，培植果树、蔬菜等，但主要还是以后两者为主。因为毕竟寺观经济是在满足自己消费需求后，追求最大的经济利益。种植树木并不是为了自己消费，而是为了经济利益，但是林木获益并不大，所以种植面积也应不大；发展牧场，主要养殖一些耕田和运输的牛，但是经营牧场的必定是实力雄厚的大寺观，普通的寺观是不可能经营牧场的，而且在关中地区很少有牧场。所以，多数寺观主要还是以经营果圃和菜园为主。虽然果圃和菜园相对于粮食作物种植来说对环境的破坏并不大，但是作为一种人为的开发行为，毕竟会对山坡、丘陵等地区的原来的植被、土壤带来影响，打破原本良好的生态环境。而且，在寺观经营的土地中并不否认存在耕田，种植农业作物，本来这些土地就不甚平整，一经耕耘，更容易受到侵蚀，最后会发展成为较大的沟壑，这样对环境带来更大的破坏。更为严重的是，以后随着人口的增长，寺观以其具有免赋役的特权，会招致更多的依附户，这些依附户是以经营农业为生的，所以必定会加大对土地的开垦力度。到时，这些山原、丘陵地区就会成为开垦的对象，会进一步打破长安地区的生态环境，并对以后社会、环境的发展埋下了隐患。
三、寺观景观的营造对长安地区环境有较好的美化作用
虽然建筑寺观、寺观经济活动会对长安地区的环境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寺观本身景观的营造却对其环境有较好的美化作用。赵琴华、秦建明曾说：“到寺观游览，这已成为唐代民间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寺观也就具有了一定的公共园林性质。而寺观本身也非常注重建筑的园林风格和设计艺术”（赵琴华、秦建明《陕西古代园林》，三秦出版社，2001年，第71页）。而这种园林式建筑，对长安地区环境起了不小的美化作用。从传世的文献来看，体现唐代寺观重视绿化、美化环境的材料不胜枚举，但多是记述寺观营造池沼，种植果树、松柏、花草、药材等，下面就以诗歌中的资料来说明。
对长安地区寺观的分析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坐落于长安城内，另一类则是分布于长安周边地区。坐落于长安城内的寺观，非常注重寺院的园林式建设。植树种花，筑池置水，叠山理石，对长安城市环境有较好的美化作用，其性质类似于今天的公园。如：
大慈恩寺，地处长安城南的晋昌坊，这里风景秀丽、环境幽静，是唐代人们游览的胜地。大慈恩寺种植的牡丹和杏花非常多，在长安久负盛名，唐代诗人对此都有称赞，如唐人李君何就有《曲江亭望慈恩寺杏园花发》一首。
大兴善寺，位于长安城的靖善坊，这里树木成荫，环境幽雅，唐人许棠在《同薛侍御题兴善寺松》中曾称赞道：“半寺阴常匝，临坊景亦清。代多无朽势，风定有余声。自得天然状，非同涧危深。”
荐福寺，位于长安城的开化坊，寺内筑池置水，叠山理石，栽植青松翠柏、名花异卉，风景肃静、优雅。唐人李端的《宿荐福寺东池有怀故园》对其景色有所描述：“暮雨风吹尽，东池一夜凉。伏流回弱荇，明月入垂杨。石竹间开碧，蔷薇暗吐黄。倚琴看鹤舞，摇扇引桐香。旧笋方辞箨，新莲未满房。林幽花晚发，地远草先长。”
青龙寺，位于高旷的乐游原上，南对终南山，北有渭河如带，俯视原下，长安风光一览无余。其寺观环境亦非常优美，唐人朱余庆《题青龙寺》描绘道：“寺好因岗势，登临值夕阳。青山当佛阁，红叶满僧廊。竹色连平地，虫声在上方。最怜东南静，为近楚城墙。”
玄都观，地处长安崇业坊，是长安城内最大的道观。寺内花木众多，最出名者为观内桃花，据说桃花开时，满观烂若云霞。唐人张孝标《玄都观栽桃十韵》有“驱使鬼神功，攒载万树红”之赞。
吴天观，位于长安保宁坊，观内花草树木繁盛，景致亦非常秀美。大诗人杨炯在《和辅先入昊天观星瞻》中赞道：“草茂琼阶绿，花繁宝树红。石楼纷似画，地镜淼如空。桑海年应积，桃源路不穷……”
景龙观，位于长安崇仁坊，观内草木丛生，泉池水流不息，为道观增色不少。唐人苏
在《景龙观送裴士曹》描述道：“池傍坐客穿丛筱，树下游人扫落花。云雪长疑向函谷，山泉直似倒流沙……”
而分布于长安周边地区的寺观，本身建筑寺观时就选择在一些人烟稀少、风景秀丽、环境优美的山麓、河谷地区。利用这些优美的自然环境，寺观本身景观的营造会更加完美，从而有利于长安周边地区环境的美化。如：
兴教寺，位于长安少陵（杜陵）原畔，是“樊川八大寺”之一，另有华严寺、兴国寺、观音寺、云栖寺、牛头寺、禅定寺、法幢寺。此地为东西十五里长的黄土塬，原南下临蜿蜒清澈的小河，此处古称樊川。因其地近京城，青山绿水，景色如画。《长安图志》称其为“天下之奇处，关中之绝景”，所以成为京城达官显贵修建别墅和名刹古寺的地区，而建在其上的寺观风景无疑也是极为秀美。
香积寺，位于长安县境内，中日净土宗祖庭。地当终南山子午谷正北神禾原西畔，南临滈河，北接樊川，滈河与潏河汇流萦绕于其西，寺幽而不僻，静而不寂。王维曾作《过香积寺》一首描绘其景致：“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
至于长安周边的道观也是如此，此不赘述。
以上介绍的都是一些著名寺观，在唐代，一般山野小寺也都非常注重林木、园果和花卉的种植。如杜甫《山寺》诗曰：“野寺残僧烧，山园细路高。麝香眠石竹，鹦鹉啄金桃。乱石通人过，悬崖置屋牢。上方重阁晚，百里见秋毫。”刘禹锡《深春》诗中的一首曰：“何处深春好？纯深兰若家。当香收柏叶，养蜜近梨花。野径宜行乐，游人尽驻车。菜园篱落短，遥见桔槔斜。”这里描写的都是一些无名的小寺种植各种果树、花草、药材的情景，反映了有唐一代寺观的整体环境面貌。
虽然寺观只是注重其本身环境的营造，但是客观上对唐代长安地区的整体环境都起了较大的美化作用。特别是在关中平原已经几乎没有森林可言的情况下，寺观营造池沼，种植松柏、果树、花草、药材等无疑对唐代长安地区的环境美化起了重大作用，就如同我们今天在城市建设中营造人工湖，种植花草、树木，绿化环境一样，都起到美化环境的作用。
总之，寺观作为唐代长安地区一种独特的景观，对其环境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按寺观不同的活动，也产生不同的影响，应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分析。建筑寺观、寺观经济活动对长安地区的环境造成一定负面影响，但是寺观本身景观的营造却对其长安整体环境有较好的美化作用。尽管当时人们无意去破坏或美化长安及周边的环境，他们只是利用自然满足其宗教活动的需要。但是今天我们看来，寺观的这些活动客观上已经影响到长安及周边的环境，就如同上面的分析，过度地索取自然（建造寺观、开垦土地等）会造成环境的破坏，而恰当地利用自然 （寺观景观的营造）则有利于环境的美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