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进士科“止试策”考论——兼及“三场试”之成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进士论文,唐代论文,三场论文,止试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唐代进士科是唐代科举主干和主导性科目，在当时和后世影响最大，也最为世人所关注，有关的谈论和研究也相对充分。有些说法因其由来已久且影响广泛，几成定论。如以为进士科在唐初“止试策”，此外更无其他试项；以为进士科试帖经、杂文始自刘思立之奏，并从此确立了“三场试”制；以为进士科就是“诗赋取士”，等等。然而若细加审察，实或不然。本文拟就唐初进士“止试策”问题稍陈浅见，因其与“三场试”问题相联系，故亦稍及之。
一
唐杜佑《通典》云：“自是士族所趣向，唯明经、进士二科而已。其初止试策，贞观八年，诏加进士试读经史一部。”（注：卷15《选举三》。）五代王定保亦云：“进士科与隽、秀同源异派，所试皆答策而已。……有唐自高祖至高宗，靡不率由旧章。垂拱元年，吴师道等二十七人及第，后敕批云：‘略观其策，并未尽善。若依令式，及第者唯只一人；意欲广收其材，通三者并许及第。’后至调露二年，考功员外刘思元（立）奏请加试帖经与杂文，文之高者放入策。寻以则天革命，事复因循。至神龙元年，方行三场试，故常列诗赋题目于榜中矣。”（注：《唐摭言》卷1《试杂文》，（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标点本，1957年。按：“刘思元”当作“刘思立”。）杜、王两家于唐代典章故事可谓熟知而深谙者，故其说既具代表性和权威性，亦多为论者所本，然其间不无可质疑处：其一，杜氏所言“其初止试策”之“初”究竟至于何时？是贞观八年还是更后？贞观八年加试读经、史，是以试策的形式还是以试帖的形式加入？杜氏皆未明言。其二，若依王氏所言，“其初”应至调露二年，此前之进士试仅“答策而已”。又举垂拱元年吴师道等及第敕批为证，其意若言此时仍为“止试策”。由于刘思立调露二年之奏请“加试帖经与杂文”，才结束进士科止试策的历史。又因则天革命“事复因循”，仿佛又回到“止试策”，直到神龙元年，才变为“三场试”。然而神龙元年以前是否都是“止试策”？进士科加试帖经与杂文是否皆为刘氏所奏？王氏语焉未详。另外，调露在垂拱之前，王氏先述垂拱元年事，后述调露二年事，且加“其后”二字，亦所未当。
杜佑所言进士科“止试策”似指贞观八年（634年）以前， 此说因材料缺乏，目前尚难断定，姑且存而不论。
《通典》卷15关于“诏加进士试读经史一部”的记载，在同书卷17记作“大唐贞观八年三月，诏进士读一部经史。”（注：《选举五·杂议论中》。）《唐会要》卷76《贡举中·进士》作“贞观八年三月三日诏：进士试读一部经史。”足证有诏加试无疑。但这里的“经史”应点断为“经、史”；这里的“读”或“试读”则有其特殊含义，并非通常的阅读或学习之义（下及）。
从叙述顺序和语气上看，“加试”应是对“止试策”的转折，意味有诏加试之后便不再是“止试策”了。那么所加试的“读经、史一部”就应该是以试策以外的形式进行。但徐松《登科记考》对此却持否定意见，他在引录杜佑记载后加按语道：“进士初惟试时务策五道，至是加读经史，仍试以策，非帖经也。”（注：《登科记考》卷1， 中华书局点校本，1984年。）语气坚决，但并没有举出有力的证据。
徐松这个断语是不正确的，他或许未能理会杜氏所言“加试”既有转折之意，则加试后就不应仍“止试策”，此其一；更重要的是，徐松对“试读”的特殊含义似乎缺乏认识。其实“读”本身就是一种考试形式亦即考试项目。《新唐书·选举志上》云：“旬给假一日，前假，博士考试，读者千言试一帖，帖三言；讲者二千言问大义一条。”又云：“凡算学，录大义本条为问答，明数造术，详明术理，然后为通。试《九章》三条，《海岛》、《孙子》、《五曹》、《张丘建》、《夏侯阳》、《周髀》、《五经算》，各一条，十通六。《记遗》、《三等数》，帖读十得九，为第。试《缀术》、《缉古》录大义为问答者，明数造术，详明术理，无注者合数造术，不失义理，然后为通。《缀术》七条，《缉古》三条，十通六。《记遗》、《三等数》，帖读十得九，为第。”可知所谓“读”就是“读帖”或“帖读”，其考试方式是在指定的文章中空出（或帖上）若干帖（一般为三字一帖），令考生连同上下文一并“读”出来。其实就是帖经，区别在于通常所说的帖经是用笔“写”填出来，而“读帖”则是用口“读”出来，前者为“笔试帖经”，后者可谓“口试帖经”。这种试帖方式在国家学馆考试及科举之明法、明算考试中经常使用。杜佑等所言之加试“读”经、史，就应是这种考试形式和项目。徐松未明此意，遽谓“非帖经也”，实误。然则，自贞观八年诏加试读经史之后，进士科已非“止试策”明矣。
傅璇琮先生将杜佑所言解为“现在再加上从经书和史书各一部中出题目，考问经史大义，这仍是试策”（注：《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65－166页。）。此说盖本《登科记考》，其可商者有二：其一，如上所论，“试读经史”就是帖经、史令考生“读”，属试帖之一种，而不应属于试策；其二，傅先生所说“考问经史大义”应即“口问大义”，亦称“问义”，属于另一种考试形式，也与试策不同。如上引《新唐书》所载，“问大义”的考试称作“讲”，不曰“读”。另外，傅先生谓“经书和史书各一部”，若确实如此，则一次考试须“读”经、史各一部中的若干帖，这种经史兼习，显然比“止试策”的难度有所增加。到了开元二十五年《条制考试明经进士诏》（详下），规定进士须帖大经，而能兼精通一史者将特予优待，则“史”的要求相对放宽（或曰转移）。然则不论“试读”为“读帖”还是“问义”，皆表明此时之进士科于试策之外又增加了新的试项。
由上可知，贞观八年以后之进士考试，已有试策和读帖两个试项，此不仅可证徐松断言之有误，亦可证王定保调露二年以前进士仅“答策而已”之非是。实际上，进士科在贞观年间很可能还有试“文”之项目。《通典·选举五·杂议论中》载：“（贞观）二十二年九月，考功员外郎王师明知贡举，时冀州进士张昌龄、王公理并有俊才，声振京邑，而师明考其文、策全下，举朝不知所以。及奏等第，太宗怪无昌龄等名，因召师明问之。对曰：‘此辈诚有词华，然其体轻薄，文章浮艳，必不成令器。臣若擢之，恐后生相仿效，有变陛下风雅。’帝以为名言。后并如其言。”此事亦为《唐会要》所载，其文略同，唯“王师明”作“王师旦”，“王公理”作“王公瑾”，“词华”作“文章”，“其体轻薄”作“体性轻薄”。《新唐书》亦载其事。而《旧唐书》则记昌龄进士及第而未及遭黜之事（注：《新唐书》卷201《张昌龄传》云：“张昌龄，冀州南宫人。与兄昌宗皆以文自名，州欲举秀才，昌龄以科废久，固让。更举进士，与王公治齐名，皆为考功员外郎王师旦所绌。太宗问其故，答曰：‘昌龄等华而少实，其文浮靡，非令器也。取之则后生慕劝，乱陛下风雅。’帝然之。”《旧唐书》卷140《张昌龄传》云：“张昌龄，冀州南宫人。弱冠以文词知名，本州欲以秀才举之，昌龄以时废此科已久，固辞，乃充进士贡举及第……”。）。徐松即据旧书断言“会要、新书皆非事实，今从旧书”。然徐氏断言亦未可定案。对比两《唐书》之张昌龄传可知：旧书所记昌龄其他事迹，皆为新书所取，唯独不取进士及第一事，反而增加应进士试受黜情节。按说新书较旧书晚出，所见材料更丰富，撰写亦更为严谨，故于新增内容，应极审慎；而昌龄进士及第与受黜不第这样截然不同之生平大节，以欧阳修、宋祁等人之博学与谨严，于新书两载其事，必非随意增损，当有其据。因此，就目前材料，尚不足以推翻《通典》、《会要》及《新唐书》之所载。然则，若王师旦黜张昌龄事为实，则所谓“考其文、策全下”就表明其时进士考试于试策之外，已有试“文”矣。
二
王定保将“止试策”之时间下限断在调露二年，盖以是年有刘思立加试之奏。关于刘思立之奏请时间及内容之详细考辨，笔者已有另文（注：见拙文《唐代“常明经”试策考述》，《文史》第57辑，中华书局，2001年。），这里仅述其要。《通典·选举三》云：“至调露二年，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始奏二科并加帖经，其后又加《老子》、《孝经》，使兼通之。永隆二年，诏明经帖十得六，进士试杂文两篇，识文律者，然后试策。”杜佑所言永隆二年之诏，其文现仍完整可见，《唐大诏令集》载之题为《条流明经进士诏》（简称《条流诏》）：
学者立身之本，文者经国之资，岂可假以虚名，必须征其实效。如闻明经射策，不读正经，抄撮义条，才有数卷。进士不寻史传，惟读旧策，共相模拟，本无实才。所司考试之日，曾不拣练，因循旧例，以分数为限。至于不辨章句，未涉文词者，以人数未充，皆听及第。其中亦有明经学业该深者，唯许通六经；进士文理化赡者，竟无甲科。铨综艺能，遂无优劣。试官又加颜面，或容假手，更相属请，莫惮纠绳。由是侥幸路开，文儒渐废。兴廉举孝，因此失人。简贤任能，无方可致。自今已后，考功试人，明经试帖，取十帖得六以上者；进士试杂文两首，识文律者，然后并令试策。日仍严加捉搦，必才艺灼然，合升高第者，并即依令。其明法并书、算贡举人，亦量准此例，即为恒式。（注：《唐大诏令集》卷106《贡举》，（上海）学林出版社标点本，1992年。按：此处的“唯许通六经”似不可解，“经”字疑衍。“唯许通六”与下面的“竟无甲科”对举，后者是指进士科及第等级只有乙第没有“甲科”；前者的“通六”则是指明经科只要“通六已上”便算及第，不再区分等级。《通典》卷15《选举三》云：“自武德以来，明经唯有丁第，进士唯乙科而已。”所说即为这种情况。此段诏文实际是指责过去没能把最好的考生录取到最高的等第。《册府元龟》、《全唐文》等收此诏均无“经”字，为是。）
这里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是《通典》所记“其后又加《老子》、《孝经》，使兼通之”事，先是上元元年（674年）武则天表请， 二年施行；仪凤三年（678年）三月又诏为恒式（注：《唐会要》卷75 《明经》：“上元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天后上表曰：‘伏以圣绪，出自元元，五千之文，实为圣教。望请王公以下内外百官，皆习老子《道德经》，其明经咸令习读，一准《孝经》、《论语》，所司临时策试，请施行之。’至二年正月十四日，（敕）明经咸试《老子》策二条，进士试帖三条。”又载：“仪凤三年三月敕：自今已后，《道德经》、《孝经》并为上经，贡举皆须兼通。其余经及《论语》，任以恒式。”），依时间顺序，乃在调露二年（680年）以前，而杜佑却在其后叙述， 恰好将紧承其后的永隆二年事间隔开来，然后才说到永隆二年之诏令内容。此种安排，如果不是疏误的话，则极有可能是杜佑的有意为之，以使调露二年之奏与永隆二年之诏更清楚地划分开来，以免混为一谈，引起误会。
二是杜佑所记刘思立之奏，仅及“二科并加帖经”，所记永隆二年之诏，方有明经帖经，进士试文之内容，其区别一目了然。从记载的完整性和叙述的连贯性上看，如果思立奏中确有进士加试杂文的内容的话，那么杜佑应该在叙述“二科并加帖经”时很自然地顺势而下，一并说到。他之所以特意分开来记述，又对“调露二年”和“永隆二年”做特别的交待，皆显示了这位深谙当代典章故事的专家兼政要的细致与严谨。杜佑如此处理实际上已经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即刘思立奏中并没有进士科加试杂文的内容，加试杂文是《条流诏》的内容。后人未察此意，而将“加试杂文”记入刘思立之奏，是有所未当的。其原因可能是两事相近而将诏令中加试杂文之内容误属思立所致。
三是刘思立的上奏和朝廷的下诏，显然属两个时间。由于这段时间改元频繁，易致混乱。 据两《唐书》及《资治通鉴》：仪凤四年（679年）六月乙亥改元调露，调露二年（680年）八月乙丑改元永隆， 永隆二年（681年）九月乙丑改元开曜。也就是说：公元679年七月十五日至年底，为调露元年；公元680年一月一日至九月二十三日， 为调露二年；公元680年九月二十四日至年底，为永隆元年；公元681年一月一日至十一月十六日，为永隆二年；其后为开曜元年。刘思立于调露二年四月除吏部考功员外郎，其时尚为考功员外郎“掌天下贡举之职”（注：《唐六典》卷2《尚书吏部》：“员外郎掌天下贡举之职。 ”小注云：“开元二十四年，敕以为权轻，专令礼部侍郎一人知贡举。然以旧职故，复叙于此云。”中华书局点校本，1992年。）的时代，因此，上奏建言乃其职责分内之事；而《条流诏》则是朝廷高层决策者在综合各方反映（包括刘氏之奏）进行全面“条流”之后出台的法令文件，理应较刘氏之奏后出且更加慎重。《唐大诏令集》于此诏下署云“永隆二年八月”。可见，刘思立于出任考功员外郎的当年上言，至次年八月朝廷才下诏，中间历时近一年多。因此，将刘思立上奏的时间说成是“永隆二年”显然不够准确（注：如《新唐书》卷44《选举志上》云：“永隆二年，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建言……”）。杜佑将调露二年之奏与永隆二年之诏分开来记述，最得其实。
四是杜佑在述及调露二年刘思立奏文内容时，只有“二科并加帖经”6个字，二科即明经科和进士科。此前的“又加《老子》、《孝经》， 使兼通之”自然与刘氏之奏无关，“其后”的“明经帖十得六，进士试杂文两篇，识文律者，然后试策”则是“永隆二年诏”的内容，而非刘氏奏文内容。然则进士加试帖经亦为《条流诏》所无，这“多”出来的内容，不会是杜佑的妄加，必有所据。其实际情况可能是，刘思立调露二年的上奏，主要针对明经、进士考试中存在的诸多弊端，建议二科都加试帖经。他的意见引起朝廷重视，在一年多之后颁布的《条流诏》里，只把刘氏加试帖经的建议吸收到明经考试中，又另为进士科增加一个试杂文的项目。显示了朝廷对二科所习所试之项目的斟酌取舍，全面统筹，合理布局。
五是《条流诏》的内容，主要是申明二科取士的基本宗旨和原则，指出二科在施行中所存在的弊病及其后果；然后是颁布新的制度和办法，其要点大抵有：（一）保留原有试项：明经试策，进士试策；（二）增加新的试项：明经加试帖经，进士加试杂文；（三）充实及第档次：符合高第者，应取为高第，不得故意空缺；（四）严格考试纪律，加强管理；（五）明法、明书、明算等科，参照施行；（六）宣布有效期：自即日起，永作恒式。可见《条流诏》并不仅仅是对刘思立奏请的反应和重复，而是一个在全面性、丰富性、指导性等方面都远远大于刘氏奏请的纲领性文件。刘氏之奏请固然意义不小，但《条流诏》的意义更加重大，可谓是唐代科举史上一个具有承先启后地位的里程碑。
显然，《条流诏》所确立的实为“两项（场）试”制度，而王定保的疏误主要在于，他既将刘思立调露二年的奏请视为进士科“止试策”的结束标志，又将“止试策”延伸至神龙元年，仿佛“事复因循”之后紧接着就是“三场试”的开始了。按照他的叙述思路：似乎由于刘思立奏请加试帖经与杂文，加上原来的试策，便形成了三场试。只是“寻以则天革命”，暂置未行，到了神龙元年“方行三场试”，意即不论是未行的还是实行的，都是调露二年刘氏的奏请。王定保的这些误会为后世所沿袭，特别是经徐松采入《登科记考》（注：《登科记考》卷2 调露二年下云：“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奏明经、进士二科并加帖经。又加《老子》、《孝经》，使兼通之。”注云：“《通典》。按此调露二年事，故列于改元永隆之前。按此为帖经之始。”笔者按：此条疏误有二：其一，“又加《老子》、《孝经》，使兼通之”虽为《通典》原文，然其前尚有“其后”二字，为徐氏所略，遂误作调露二年事；其二，帖经仅为刘思立所奏内容，并未实际实行，故不当断为“帖经之始”。又同卷永隆二年下录《条流诏》，其下引述《旧唐书·刘宪（思立子）传》及《唐语林》语，并言思立奏请进士试杂文，徐氏复云：“是因思立之奏，故下此诏。”是有误会与误导之嫌。同书卷4神龙元年下云：“是年， 始定进士科三场试。”注云：“《摭言》。”是从王定保之说也。），影响更为广远。实际上，即使刘思立奏请加试帖经与杂文为实，这两个“新”试项也不会是同时加于进士一科之考试中，而是明经科加试帖经，进士科加试杂文，从而使明经、进士二科都由一个试项变为两个试项，而不是三个试项亦即“三场试”。《条流诏》表述很清楚：明经试两场，先帖经，通然后试策；进士也试两场，先试杂文，通然后试策。所以，不论刘思立奏请内容如何，都应以朝廷的诏令为准，这是不容怀疑的。故调露二年、永隆二年，都不能说是严格的三场试制的开始。
三
永隆二年《条流诏》中并没有进士科加试帖经的内容，其原因可推测为：或者永隆二年以前，进士科可能已有帖经，此诏无须再及；或者此前进士科并无帖经，今诏亦未做特别增加。如系前者，则永隆二年以前进士科已有帖经、试策两个试项，至永隆二年又加试杂文，遂足“三场”之数，则王定保的说法或未全错；如系后者，则永隆二年之前尚无帖经，之后（一段时间里）亦无帖经，只有试杂文和策两项。
但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如前所论，永隆二年以前，进士科于试策之外很可能已有“试读”、和试“文”等试项，并非绝对的“止试策”。而且，永隆二年以前进士科加试帖经，也确曾见诸记载，《宋本册府元龟》云：“高宗上元二年正月敕：明经加试《老子》策二条，进士加试帖三条。”（注：《宋本册府元龟》卷639《贡举部·条制》， 中华书局影印本，1989年。《唐会要》卷75《明经》载上元元年十二月武则天上表，请习、试《道德经》，二年即敕“明经咸试《老子》策二条，进士试帖三条。”）由此可知，杜佑所言二科加试《老子》并非是以同一种考试形式，而是明经科以试策的形式，进士科以帖经的形式。而且这里的“帖三条”，应该是笔试的帖经。只不过所帖之经为《道德经》而非儒家经典罢了。
儒家经典以帖经形式进入进士科考试，也不至于很晚。《唐六典》于“尚书吏部”卷云：“其进士，帖一小经及《老子》，试杂文两首，策时务策五条。”注云：“皆经、注兼帖”。又于“尚书礼部”卷述进士试制时注云：“旧例帖一小经并注，通六已上，然后试杂文两道、时务策五条。开元二十五年，依明经帖一大经，通四已上，余如旧”。“小经”为特有概念，专指《易》、《尚书》、《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四者。《孝经》和《论语》则属“兼通”内容（注：《新唐书》卷44《选举志上》：“凡《礼记》、《春秋左氏传》为大经；《诗》、《周礼》、《仪礼》为中经；《易》、《尚书》、《春秋公羊传》、《谷梁传》为小经。通二经者，大经、小经各一，若中经二；通三经者，大经、中经、小经各一；通五经者，大经皆通，余经各一。《孝经》、《论语》皆兼通之。”）。此处的“一小经”即指其中之一。前引《通典》所言“其后又加《老子》、《孝经》，使兼通之”，仿佛《老子》和《孝经》同时是“又加”的，实则《孝经》和《论语》早在《老子》加入之前就已经进入考试了，观武则天上元元年请求“（《道德经》）一准《孝经》、《论语》，所司临时策试”之表述可知。然则，此“小经”既非《孝经》、《论语》，具体为哪一种经？何时列入进士科考试？现在皆不得其详。
唐人封演云：“开曜元年，员外郎刘思立以进士准试时务策，恐复伤肤浅，请加试杂文两道，并帖小经”（注：《封氏闻见记》卷3 《贡举》，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按：“准”疑作“唯”。）。封氏所言刘思立奏请之时间及内容皆不确，然所言进士“并帖小经”应引起注意，此可推测为：刘思立所奏“二科并加帖经”，或许其原意就是明经科帖大经、中经，进士科帖小经；或许刘氏原意是二科同样帖经，但朝廷最终确定进士只帖小经。由于帖小经并不是很重要，故《条流诏》在表述时便略而不提。此推测若属实，则进士科帖小经亦在永隆二年之后。开元二十五年《条制考试明经进士诏》有“其进士宜停小经，准明经例，帖大经十帖，取通四已上”（注：《宋本册府元龟》卷639 《贡举部·条制》。）之语。《通典·选举三》注文亦谓“旧制，帖一小经并注。开元二十五年，改帖大经。”皆可证进士科确有帖小经，直到开元二十五年方取消。但从《条流诏》“进士试杂文两首，识文律者，然后并令试策”之表述看来，此后即使已有帖小经，似乎尚未成为正式的试项，仍不足以形成严格的“三场试”制度。
还有一条材料，或许可作为推测进士科帖一小经“旧例”之参考。《通典·选举三》云：
开元八年七月，国子司业李元璀上言：“《三礼》、《三传》及《毛诗》、《尚书》、《周易》等，并圣贤微旨。生徒教业，必事资经远，则斯道不坠。今明经所习，务在出身，咸以《礼记》文少，人皆竞读。《周礼》，经邦之轨则；《仪礼》，庄敬之楷模；《公羊》、《谷梁》，历代崇习。今两监及州县，以独学无友，四经殆绝。既事资训诱，不可因循。其学生请各量配作业，并贡人参试之日，习《周礼》、《仪礼》、《公羊》、《谷梁》，并请帖十通五，许其入策。以此开劝，即望四海均习，九经该备。”从之。李元璀作为国子司业，主要是从经学教育布局之合理性方面考虑提出问题和建议的，为了改变儒经修习严重偏废的状况，他请求将《周礼》、《仪礼》、《公羊》、《谷梁》“各量配作业”，并以帖经的形式纳入贡举考试，“帖十通五”，方“许其入策”。而《周礼》、《仪礼》、《公羊》、《谷梁》四经恰有两种为“小经”。如果李元璀所指的“学生”及参试之“贡人”也包括进士科的话，则此材料可作为进士科帖小经之确证。此事在开元八年，到了开元二十五年以后，当人们再提此事时，称之为“旧例”也是可以的。当然这仍只是一种推测，尚须进一步证实。
如前所论，进士科上元元年以后已有帖经，刘思立调露二年又奏及帖经，且帖经确属开元二十五年以前之“旧例”，何以永隆二年《条流诏》不取？其他文献材料亦罕有提及？推想大约是因为这一阶段进士科虽有帖经，但多为“加试”，或系小经，其实行可能并不正规和严格，在考试成绩评定时，大约仍以时务策五道为准，与帖经成绩关系不大，故并不为当时所重。而后世所谓的“帖经”主要是指比较制度化的帖试儒家“正经”（注：《唐六典》卷4 《尚书礼部》云：“凡正经有九：《礼记》、《春秋左氏传》为大经；《毛诗》、《周礼》、《仪礼》为中经；《周易》、《尚书》、《公羊春秋》、《谷梁春秋》为小经。通二经者，一大一小，若两中经；通三经者，大、中、小各一；通五经者，大经并通。其《孝经》、《论语》、《老子》并须兼习。”），故以前的帖小经之类便被忽略不计了。《条流诏》不言帖经，可能就与此有关。
关于永隆二年以前进士试帖经的不够正规和严格，可从《条流诏》约略窥见。诏中说到：“如闻明经射策，不读正经，抄撮义条，才有数卷。进士不寻史传，惟读旧策，共相模拟，本无实才。所司考试之日，曾不拣练，因循旧例，以分数为限。至于不辨章句，未涉文词者，以人数未充，皆听及第……自今已后……日仍严加捉搦，必才艺灼然，合升高第者，并即依令。”可知当时考试积弊之多、之深，其要害在于不严：有法不依或无法可依。像进士科，早在贞观八年（634 年）就已诏加进士试读经史一部，但到此时（681年）仍然“不寻史传，惟读旧策”， 将近50年，改观并不大。这一方面说明主司和考生对“史传”不够重视，同时也表明试策对及第与否具有决定性作用，试策以外的其他试项的无关大局，故举子唯旧策是诵，而置其他于不顾。因此，那种不正规、不严格的帖经之类被忽略不计也就不足为怪了。
上面说到贞观二十二年张昌龄受黜的那次进士科考试可能有“文”与“策”两个试项，刘思立的奏请可能只有二科并加帖经而没有进士科加试杂文的内容。现在可以进一步指出，早在永隆二年确定进士加试杂文的《条流诏》颁行之前，早在调露二年刘思立奏请之前，进士科就已经有了试杂文的先例。所谓“杂文”，《登科记考》卷2 在引录《条流诏》时于“进士试杂文两首”下注云：“按杂文两首，谓箴、铭、论、表之类。”又于显庆四年“进士二十人”下注云：“《词学指南》：‘显庆四年，进士试《关内父老迎驾表》、《贡士箴》’。”此《词学指南》当即王应麟《辞学指南》。《玉海》卷203《辞学指南·表》云：“表，明也，标也，标著事序，使之明白……唐显庆四年，进士试《关内父老迎驾表》。开元二十六年西京试《拟孔融荐祢衡表》，则进士亦试表。”同书卷204《辞学指南·箴》云：“箴者，谏诲之辞，若箴之疗疾，故曰箴。……隋杜正藏举秀才，《拟匠人箴》，拟题肇于此。唐进士亦或试箴。”双行小注云：“显庆四年试《贡士箴》，开元十四年《考功箴》，广德三年《辕门箴》，建中三年《学官箴》。”显庆四年（659年）比调露二年和永隆二年早20多年，这两条材料不仅可以再次证明唐代进士调露以前并非“止试策”，同时还可以证明早在刘思立上奏及《条流诏》颁行之前，进士科已有杂文之试。这也为上文刘思立奏请可能没有加试杂文之推测，提供一个参证。故有学者认为：“永隆二年诏，只是将由来已久的考杂文定为常规。”（注：邓小军：《唐代文学的文化精神》，（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第572页。）不过， 虽然唐代进士科试杂文“由来已久”，但在永隆二年以前，它在进士考试中的地位很可能与试帖经类似，即在试策之外偶尔行之，尚处于不经常、不正规和不重要的状态，亦即尚未制度化。但随着科举考试的不断发展和盛行，这种状态也在不断改变，到了永隆二年前后，已至普遍认同和接受的程度，于是便水到渠成地写入诏令，使其固定化、制度化。既然进士科试杂文已成事实，那么刘思立奏请时不予提及，也是可以理解的。
综观以上讨论，大抵可以得到如下几点认识：
其一，唐代进士科“其初止试策”的“其初”如果仅指贞观八年以前，或许是可能的；但如果所指时期更长，则是不准确的，需要视情况具体讨论。
其二，仅就贞观八年至永隆二年这一期间而言，大抵可以肯定进士科于试策以外，还应有试“读”、“帖经”和“杂文”等项目。虽然实行得不够经常和严格，但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其中的某些试项（如帖经和杂文）被日益频繁地“加试”着，其合理性和可行性渐得认同。永隆二年《条流诏》以前，可能已经存在着实际上的二场（项）试，从而为最终写入诏令奠定了基础。王定保“至神龙元年，方行三场试”的说法，虽然未见有确切的依据，但在永隆二年以后，可能已经存在着实际上的三场（项）试。因为不论是试帖经（如经、史各若干帖）还是试杂文（如表、箴各一），都需要“一场（项）”考试来完成。故可以推想，永隆二年“条流”之后，科举制度逐渐规范化、制度化起来，这样到了神龙元年（705年），经过20多年的实行， 进士帖《老子》或一小经也日趋频繁地“加试”着，遂给人以“三场试”的印象。但真正写入诏令、定为制度的进士科三场试，当以开元二十五年的《条制考试明经进士诏》为准。
其三，永隆二年的《条流诏》，标志着作为制度的进士科“二项试”制的完全确立，它既是对刘思立奏请的参取，也是对既有现实状况的利导，“条流”全局并以法令的形式固定下来。此后直至开元二十五年，进士科虽然只有策和杂文两个法定试项，但同时还在实行着“帖一小经”的“旧例”，它可能是以前的帖读、帖经之类的延续，也可能是开元八年李元璀的建议被采纳者。这显然比那种“自发”的三项试更进一步，虽然尚不是真正制度意义上的三项试，但可以认为它是后者的接近形态和重要过渡。
四
开元二十五年的《条制考试明经进士诏》是唐代进士科“三项试”制度确立的法令标志。为便于比较和讨论，兹全文引录如下：
致理兴化，必在得贤；强识博文，可以从政。且今之明经、进士，则古之孝廉、秀才。近日以来，殊乖本意。进士以声韵为学，多昧古今；明经以帖诵为功，罕穷旨趣。安得为敦本复古，经明行修？以此登科，非选士取贤之道也。其明经自今已后，每经宜帖十，取通五已上，免旧试一帖。仍案问大义十条，取通六已上，免试经策十条。令答时务策三道，取粗有文性者与及第。其进士宜停小经，准明经例，帖大经十帖，取通四已上。然后准例试杂文及策，考通与及第。其明经中，有明五经以上，试无不通者；进士中，兼有精通一史，能试策十条得六已上者：委所司奏听进止。其应试进士等，唱第讫，具所试杂文及策，送中书门下详覆。（注：《宋本册府元龟》卷639《贡举部·条制》，又见《全唐文》卷31。）《条制诏》在唐代科举史上，是继《条流诏》之后又一个具有里程碑地位的法令，意义重大。约而言之，与50多年前高宗《条流诏》注重“学者立身之本，文者经国之资，岂可假以虚名，必须征其实效”的精神原则略有不同，玄宗《条制诏》更加注重“致理兴化，必在得贤；强识博文，可以从政”。也就是说，《条流诏》主要解决的是“学”与“文”的虚而不实问题，其“实”，主要还是就书本知识而言；而《条制诏》则是要通过“强识博文”达到“致理兴化”，主要解决的是现实政治问题，是就举子个人面对现实的见识和能力而言的。正是由于祖孙二人的旨趣不同，使得他们对科举考试弊端的关注重点及相应的改进办法大异其趣。《条流诏》出台了明经加试帖经，进士加试杂文的办法；但《条制诏》所指陈的弊端恰恰由此而来，所谓“进士以声韵为学，多昧古今；明经以帖诵为功，罕穷旨趣。安得为敦本复古，经明行修？”可谓彼一时也此一时也，这些都“殊乖”玄宗“本意”，故“改进”也就从这里开始。
这种改进既有针对性又不失分寸，实际上只是局部的调整：明经科取消了原有的“经策十条”，代之以时务策三道，保留帖经，新增“案问大义十条”。进士科取消了帖一小经的“旧例”，改为帖大经十帖（注：《唐会要》卷76《贡举中·进士》载：“开元二十四年十月，礼部侍郎姚奕走请进士帖《左氏传》、《周礼》、《仪礼》，通五与及第”。看来《条制诏》部分地采纳了他的建议。）；保留试杂文和试策。同时，二科皆增设了一个特例：明经增加“五经”，进士增加“一史”，其及第者“委所司奏听进止”。而进士及第者所试之杂文与策，须“送中书门下详覆”。同时，规定不论是进士科还是明经科，其三项（场）试的顺序都是帖经在前，试策在最后，杂文或问义在中间，每场定去留，亦即只有前一项（场）考试过关了，才有资格进入下一项（场）考试。（注：《文献通考》卷31《选举考四》引宋李淑奏议：“（进士）试一大经，能通者试文赋，又通而后试策”。李淑所言为天宝时情况，应是《条制诏》制度的体现。）
经过这样的调整改进，二科的变化及其意义都很明显：其一，“文”的比重加大了。明经新增的“时务策”较之原来的“经策”无疑更具“文”意；进士新增的帖大经（如姚奕建议的《左传》）也有一定的文学性。而杂文和策须由中书门下“详覆”，则体现了当局对“文”的重视。其二，进士科的难度加大了。《左传》可能是“九经”中最难修习的，连修明经业者都视作畏途，如今却成了进士科的必修课。这个难度，既是相对于以前的进士科而言，也是相对于明经科言，因为一般的明经科只试两经（一大经一小经或两中经），可见改进后的进士科其“经学”要求并不比明经科低很多，其出身者也能通经。而进士科的杂文和时务策的难度却远远高于明经科。其三，难度加大也意味着地位更加重要。中书门下“覆试”杂文及策，既是重视，也是“升格”，因为它们得到了更高部门和官员的关注，也可以看作是一种优待，这样的优待一般只在特例常科和制举中才有。其四，试策的地位更加突出。表面上看，试项的增多似乎会分散对试策的注意力，实际上这更显示出试策的重要。明经增加“时务策”固然可以说明其重要性，进士科试策的原样未动，同样可以说明地位的巩固。如果将此前的试制联系起来看，就可得到下面的变化图式：
一项制：策；两项制：杂文——策；三项制：帖经——杂文——策。这里显示，在唐代进士科试制中，试策不仅是一个最传统的试项，而且是一个最稳固的试项，同时又是一个始终放在最后的试项。由于三场试是每场淘汰制，试策在最后，就如同“决赛”，直接决定着及第与否和及第的等级高低。这是因为决赛所试之“时务策”五道，最能体现参赛者的综合素质与水平，理应引起上下各方对试策的高度重视。
最后，姑且把《条制诏》所定制度称做“新制”，此前试制称做“旧制”。表示如下（见下页表）。
考试内容及第标准
试项 种类
甲科 乙科
旧(帖经)一小经、《老子》兼注或《臣轨》
十帖全通
通六以上
五帖全通
通三以上
（杂文） 箴铭论表诗赋 洞识文律
洞识文律
义理惬当
义理惬当
制
策 时务策
五条全通
五条通四
新 帖经一大经、《老子》兼注或《尔雅》
十帖全通
通四以上
五帖全通
通三以上
杂文诗赋箴铭论表 华实兼举
华实兼举
义理惬当
义理惬当
制
策 时务策
五条全通
通四以上
现就此表稍做说明：
（一）表中“旧制”，主要是指永隆二年《条流诏》以后直至开元二十五年《条制诏》以前的试制，综合各种材料，姑且按三场项列表，当然不是严格的三场试制度。其中《老子》的“五帖全通”系参照明经科帖《老子》的情况，并非定论。
（二）表中所试杂文文体，系据徐松《登科记考》卷2 “按杂文两首，谓箴铭论表之类。开元间，始以赋居其一，或以诗居其一，亦有全用诗赋者，非定制也。杂文之专用诗赋，当在天宝之季”之说，取天宝以前内容。
（三）表中进士试策，通常为时务策五道。《封氏闻见记·贡举》：“（进士）策问五道，旧例：三通为时务策，一通为商，一通为征事。近者商略之中，或有异同，大抵非精博通赡之才难以应。”（注：按：“三通”、“一通”之“通”或为“道”。“一通为商”后疑夺“略”字，而“商略”或作“方略”。）盖“时务”之中仍有区别。封演为唐人，其说当有所据。
（四）表中帖经种类，《通典·选举三》云：“进士所试一大经及《尔雅》……”注云：“旧例：帖一小经并注。开元二十五年改帖大经，其《尔雅》一并帖注。”据《唐会要》卷75《明经》：进士帖《老子》始于上元二年，长寿二年代之以《臣范》（即《臣轨》），神龙元年停《臣范》复为《老子》。又据《通典》：“开元二十一年，玄宗新注《老子》成，诏天下每岁贡士减《尚书》、《论语》策，而加《老子》焉”。至天宝元年方停《老子》，代之以《尔雅》。至贞元元年又以《老子》代《尔雅》。贞元十二年，又恢复帖《尔雅》。
（五）表中“新制”之及第标准，系参考《通典·选举三》“经策全通为甲第；通四以上为乙第；通三帖以下及策全通而帖经文不通四，或帖经通四以上而策不通四，皆为不第”之记载。可见经与策，是主要的量化评价项目，而杂文只能做整体评价。“新制”较之“旧制”对杂文的要求有所提高：除了“义理惬当”依然坚持外，原来只要求“洞识文律”，如今则要求“华实兼举”。但按照《通典》“自武德以来，明经唯有丁第，进士唯乙科而已”的说法，这里的“甲科”，不论是新制还是旧制，都近乎形同虚设。